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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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请求他们给我订火车票或机票，越快越好。
老杜说你不能走。
我问为什么？
老杜说你辛苦了十多天，连在广州玩儿还没玩儿过一天呢！
我说我给我弟弟四处奔波找住处的那一天，就算是玩儿过了吧！
老杜说我正为这事儿生你的气哪！我们并没把你当外人，你怎么可以把我们当外人？你怎么可以碰到难题都不对我们说一声？
看得出来他是真有些生气了。这个精瘦的老杜啊，他生起气来都显得很可爱。
我问，老杜你有没有什么病啊？
他摇头说没有。
我又问那你为什么这么瘦啊？
他苦笑了，长长地叹了口气，说自从负责办刊后，就没轻松过几天……
我说咱俩一见面，看你这么瘦，我就暗暗发誓一定少给你增添麻烦。我说我来广州，并非想到这座没来过的南方的大城市玩儿的。我说我没精力玩儿没时间玩儿也没心思玩儿。我说城市和城市对于我都是差不多的。大城市和大城市对于我尤其差不多。我说我只是想到一个比家里的写作环境好些的地方，摆脱掉纷乱的干扰，能潜心地写一篇小说。我说我的愿望和目的已实现，你们对小说满意，我对自己此行也就满意了。我说我归心似箭。
老杜频频点头。老杜表示充分理解。但是他坚定地说，晓声你广州可以不玩儿，却一定要去一次深圳。一定要去一次沙头角，非去不可。你是作家，你要开拓视野。你要当成一种特殊的商业文化去了解一下。这件事我们做主了……
老杜真是个好人。
晓红也从旁劝说，并且愿陪我前往。
晓红很热心、很虔诚。只是我们相互太尊重了，倒显得彼此矜持了些……
对于这么好的两个人，我能说什么呢？
唯有从命……
老杜怕晓红深圳方面不熟悉，又委托编辑部陈文彬大姐“带队”。
于是第二天我们三人乘火车去了深圳。
深圳林立的高层建筑的确使我非仰视不可，然而未能使我惊异。高楼不过就是很高的楼而已，不过就是金钱的立体结构而已，除了高并不能说明其他的什么。一座城市不但需要高楼，还需要其他的。我想深圳作为一座城市是太缺少其他的了。那也许对于一座城市是很重要的。我想一个人选择深圳这样的城市生活挺不错。但小说家在这样的城市里也许会感到窒息。文学绝对地需要一种文化的传统和氛围来养育。深圳它太新了，新得使人难以寻找到一点儿文化的痕迹。
曾有好心的朋友怂恿我调往深圳——我一经踱入它到处闪耀着马赛克光泽的门户，便从此打消了投靠它的念头。我觉得它和我格格不入。我本能地疏远它，对它怀有戒心，并且抵御它可能对我产生的诱惑。好比抵御一个脂粉气太重的女子可能对我产生的诱惑。也许它肯于慷慨地为我提供住房？可是我猜想我在“她”的怀抱里会感到灵魂无倚。人的灵魂总还是需要一点儿温馨的。所谓现代文明对现代人的损害恰在于此。故现代人匆匆忙忙地拥抱现代文明的同时，灵魂将无处逃遁。现代人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深刻的关系在于——与其说现代人拥抱现代文明，毋宁说现代文明纠缠住现代人。与其说现代文明是现代人的“舞伴”，毋宁说后者更是前者的“舞伴”。如果不是时代跟着人的感觉走，而是人跟着时代的感觉走，那么人是可悲的。人终究还不过是时代的奴隶。最典型的消费城市是最缺少温馨的。“夜总会”和“卡拉OK”里的温馨情调本质上是虚假的。是人付出了真实之后，为了安慰自己制造的。我觉得普遍的深圳人太跟着深圳的感觉走了，而深圳你又在跟着一种什么感觉走呢？你真的就那么感觉良好吗？
那天晚上我在两座立交桥之间迷路了，转了一个多小时，就是回不了我住的招待所。不得已坐上了一辆出租小汽车。十五元坐了五分钟。司机显然有意兜了一个小圈子，否则三分钟也就到了。可是我问他路时，他却不告诉我。晓红同情地说这十五元的车费就由编辑部来报吧。我说完全是我自己的过错，不能由编辑部来报，我没将票据给她。她说晓声你太认真了。我说这些方面我愿意认真。
第二天我们一人带了两个面包去沙头角。九点半到达。通过检查站，我们便融入了小小一条街的人流，不时彼此呼唤才能免于失散；我提议还是分开行动，都自由些。陈大姐和晓红同意了。我们确定下午四点在检查站外相聚。
我半小时便走完了那条街，什么也没买，没什么可买的。我在一家书店转了几分钟，希望发现一两本别处买不到的书，却连这一小目的也落空。那条街上最多的是衣服，女性们的时装或准时装。我没看出款式有什么别致的，漂亮的女人绝对不是非穿漂亮衣服不可的女人。衣服首先因女人漂亮才漂亮。时装因穿它的女人的风格才具有了风格……
我又用了半小时第二次走完那条小街，便觉得再没兴趣走第三次，时间却还早着哪！
幸而我发现在“我们”这半边街的后方，有电影院。放映的是我们北影的一部影片——在我记忆中似乎是《飞镖黄天霸》。
黄天霸就黄天霸了！在北影我没看过。编剧又是作家张弦，就在这儿看看吧。
于是我买票进入电影院。空荡荡的，才百十来观众，尽管是新片。
看完《飞镖黄天霸》，买了两个杧果吃，时间仍早得很。就又买了一张票，又看了一遍《飞镖黄天霸》。
编剧张弦和导演李文化，真是该感激我这么热心为功夫片捧场的观众啊！
看完第二遍《飞镖黄天霸》，饿了，找了个僻静地方，吃掉两个面包，我就毫不留恋地离开沙头角，出了检查站。检查人员见我手中连个塑料袋都没拎，大大地起了疑心，对我的士兵书包非常之认真地检查，不过字典、身份证、一本《世界之窗》、一包烟。
他翻我的身份证，朝我笑笑：“作家？”
我也笑笑。
“什么都没买？”——他好生奇怪——“这里的金首饰是可以买一两件的。内地不是抢着买吗？”
我说：“下次来再买吧。”
沙头角——我没情绪再来了。
那么一条小破街，没给我留下什么特殊的印象。
我买了一本《世界之窗》，坐在自行车棚——一块砖头上看。跟看自行车的老头儿聊起来，得以混入老头儿的小屋子，殷勤地向他接连敬了两支烟，进而被允许躺在他的小竹榻上。
枕着我的书包，我睡着了。
出门在外半个月，那一觉我睡得最安稳、最香甜。
醒来一问老头儿，五点半多了。赶快告辞，就往相聚的地方跑。老远便见陈大姐焦急地举目四望——晓红又回到沙头角那条街上找我去了……
她们以为把我丢了呢。
一会儿，晓红从检查站口出来，为找我找得满头是汗……
她问我到哪儿去了？
我说早就出来了。
陈大姐问我有什么收获、有什么感想？
我说在里边看了两遍我们北影拍的《飞镖黄天霸》，在外边睡了一觉。
陈大姐顿足道：“嘿，你呀！辜负了老杜一片心意。我看就凭这一点你成不了大作家！”
晚上，我和晓红冒雨买返回广州的火车票。结果只买到了两张。
在深圳火车站，离开车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我自告奋勇去补票——当日当次的票已卖光。
陈大姐说可以上车补票。书生气十足的晓红说似乎车站执行规章很严格，不可以的，还是先找站长之类人物批个条才稳妥。晓红她根本不是那种很闯荡的女性。我也没那股闯荡劲儿。但我是男的，我想这种事儿应该我去办。作家呀作家，在许多时刻，普遍的总那么不愿说出自己是作家。不说，人家也就没来由地非照顾你一次……
我又没手表！
在我对几位像站长其实并不是站长的人磨嘴皮子的时候，那一次列车已进了站。陈大姐对检票的说了几句陪同一位作家等等的话，人家也放行了。可是她们又找不到我……
待我沮丧地回到检票口，列车已开走。
晓红问：“怎么样？”
我说：“没门儿！”
她叹了口气：“唉，你这个男人啊！陈大姐几句话，检票的就高抬贵手了！”
我说：“那好啊！”
她说：“好什么啊？陈大姐在车上等，我在这儿等，车已经开走了！陈大姐的票在我这儿，她在车上还得再补一张票……”
她亮开手掌——两张昨夜冒雨买的票，在她手中攥得湿漉漉的……
她苦笑道：“都作废了……”
我惭愧地说：“我真笨……”
我很惭愧自己在这些方面真是太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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