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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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那我回到了后天的自我——真正太有失体统了!

对手们中,毫无疑问有属于我的读者那一类文学青年。

他们的目光尤其令我惭愧。

二三分钟后,他们揣着满腹匪夷所思的问号嘟嘟囔囔地离去。我则气咻咻地回家。回家后肝区疼了好一阵子,细想想,若我当众被打得头破血流,大概打了也就白打。倘我将他们中的哪一个的脑袋一铁棍砸得脑浆迸裂,不但要偿命,则文坛又多一野史,社会又多一新闻。总之,结果倒霉的横竖是我……

4. 迷失的阶级

台湾女作家龙应台有杂文一篇,题乃《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今我以切身之体会,提出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人你为什么生气?

年轻的门卫心里为什么不痛快?而我又为什么不能表现得有涵养些?礼貌之至地说句:“明天前门见。”那又幽默得多么得体!中国人,中国人,你为什么潇洒不起来?你为什么幽默不起来?你为什么动不动就生气?你为什么总好像心怀敌意似的气你的同胞?如果幽默是教养,那么潇洒仅仅是风度不也就是气质吗?中国人,中国人,我们好可怜啊!我们天天的、月月的、年年的不知忍了多少气、吞了多少声多少次地隐瞒了自己、多少次地扭曲了自己!而当我们久忍一发之时,却常常难免地为了些许何足挂齿的小是小非,往往为此付出后悔莫及的代价。中国人,中国人,也许只有我们每个人自己内心里才知道、才清楚、才明白我们究竟为什么生气?我们憋了一肚子的气难免会宣泄在别人身上。别人受了我们的气难免不又去气另外一些人,那另外一些人则很可能是卖肉的、收水电费的、公共汽车售票员、换煤气的、理发的、交通警察、公安民警,甚至很可能就是我们的上级、同人、下属……于是他们的气又直接地或拐弯抹角地宣泄在我们自己身上。于是我们每一个人几乎每一天里都莫名其妙地憋了一肚子气。倘说我们都是自己在生自己的气未免滑稽。但若打一个比方,恐怕我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多么像多米诺骨牌现象!似乎每一部分中国人看着另一部分中国人都不顺眼,都来气。轻蔑和憎恶,在中国人之间蔓延。以至于普遍的中国人都多少有那么一点儿轻蔑和憎恶我们自己。我们仿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玩着互相亵渎、互相作践的心理游戏。我们不愿玩这种低劣的游戏。但我们已经患上了玩这一种游戏的“游戏症”,我们渴望受到良好的社会教养。但社会本身已变得厚颜无耻甚至下流。我们对自己、对同胞、对社会都不满意。我们对自己、对同胞都无奈何。中国人,如果你是一位最有头脑的中国人,你能向你自己、向你的同胞解释清楚——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这一句话,简直就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高级注脚。可以认为是誓言,也可以认为是呓语。迷信,从农村包围城市。麻将,从党内搓到党外。足球,在国际赛中连遭败北,而在官场之上却“国脚”辈出。台球乃文明娱乐,一经“中国特色”之后,便成了街头巷尾小痞子们赌博的方式……中国,中国,新纪元之舟刚刚扬帆起锚,普遍的我们的同胞似乎都感染了“世纪末心态”的病菌。

比较一下是有意思的,也是发人深思的。所谓“世纪末心态”,于西方人而言,好比信心十足地上了一次列车,却不知该在哪一站下车!哪一站的停留都是短暂的。绝不等待任何一位下车的人。也绝不等待任何一位上车的人。每一站的站牌上都写着一行字是——上?还是下?不许磨蹭!照西方人的眼光看来,似乎哪一站都不值得留恋,又似乎哪一站都不值得下车。而且那列车是高速列车,而且在运行中不断地增着加速度。尽管豪华,尽管舒适,但不知道应该在哪儿下车,总不是件踏实的事儿。享受也不是享受了,那是由盲目而产生的心理疲劳,那是由惘然而产生的沮丧,那是由沮丧而产生的无所谓。西方的速度使西方人感觉仿佛他们正驰向世纪之末。“世纪末心态”油然而生,归根结底,在西方,它也更是中产阶级彷徨于当代迷失于当代的惆怅……

在中国人,于我们黑眼睛、黄皮肤的同胞,情形刚好相反。中国人的心理问题出在普遍的中国人想寻找到某一个车站,想拥挤上某一次列车,手中却没有票,连一张站台票也没有。每一个车站都拥挤。每一节列车厢都拥挤。每一站能上得去列车的都是少数。每一站被抛弃在站台上的都是多数。每一次列车都标明着“直快”、“特快”。每一站都有广播员以鼓舞人心的热忱饱满的语调不厌其烦地连续广播:“前程似锦、前程似锦、前程似锦……”于是人们从这一个车站奔向那一个车站。于是人们从那一个车站奔向下一个车站……前程似锦、前程似锦、前程似锦……挤不上、挤不上,似乎永远挤不上!……只要能挤上去,不管到哪儿都行啊!普遍的我们的同胞那份儿焦灼啊那份儿唯恐被永远抛弃在站台上的委屈啊,真是无法形容!西方人的“世纪末心态”,属于坐在车上的人们的心理症状。中国人的“世纪末心态”,属于拥挤在站台上的人们的心理症状。西方的情形是,站台上的人,冷漠地无动于衷地望着车上的人们,心想——你们究竟又能被载到哪儿去呢?无论你们被载到哪儿去,和我们又会有什么区别呢?中国的情形是,车上的人,侥幸地、得意扬扬地望着站台上的人们,心想——拜拜,我们先走一步啦。你们捺点儿性子等到下一个世纪吧!在西方,有钱就能上车。在中国,有权就能上车。在西方,人们监督着警惕着千方百计限制着权力可能对于金钱的支配和污染。在中国,人们监督着、警惕着、千方百计限制着金钱可能对于权力的支配和污染。在西方,更是有权的人也抱怨金钱万能。在中国,更是有钱的人抱怨权力万能。其实,中国式的“东方直快”或“东方特快”,离开始发站——落后的中国并未太远。中国人的“世纪末心态”是本世纪中国人心态的超前感染。是一类妄想型心理症状。如妄想型精神病人以为地球人业已全部登上火箭就要去过神话般的宇宙生活,而自己将会被阴险地遗弃在地球上。最根本的区别,西方人的“世纪末心态”是人类的精神危机现象。中国人的“世纪末心态”是人类的物质危机现象。物质分配之不合理,使普遍的中国人怨声载道。当他们将目光望向政府,希冀获得公正时,他们仿佛看出来了,政府似乎没有良策。人民无奈,政府也无奈。于是人民只有沉没于无奈的渊底。在那深深的渊底他们积聚着他们的愤懑。

那一种“太平盛世”般光景,是多么的虚假!那一台台的轻歌曼舞、燕语莺啼,真乃长歌当哭啊!

中国人,你,如果你不是一个迟钝了思考的中国人,你老老实实地回答别人,也回答你自己!难道你竟没有过那种翻江倒海、石破惊天的预感吗?

那一台台轻歌曼舞、燕语莺啼之中,只有两首歌在我听来词遏行云,曲挫白雪!那就是《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和《一无所有》。前者无奈得悲怆,后者悲怆得无奈。那乃是下里巴人们的“天问”!我能理解小青年们听时为什么顿足和高吼,却无法理解女歌星们唱时何以笑靥盈盈……

还有一首歌,歌词是这样的:

亚细亚的孤儿,在西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上,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中,有白色的恐惧……

没人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母亲,这是为什么道理……

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几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轰轰烈烈生生死死,中国之“下里巴人”们归根结底为的是一件事——等富贵,均田地。诚如毛主席诗词所写照——“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这一纯粹农民的平等意识因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大国,统治了几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头脑。而现实似乎使人感到——平等愈争愈少,愈争愈眼见的成为不可能。普遍的老百姓觉得现实耍弄了他们,仅仅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出现在他们的家庭里,并不能使他们的失落感趋于平衡。“相对贫困”使不平等的裂缝分明地愈来愈深广,种种不平等现象呈现出咄咄逼人的狰狞,民心崩散宛如沙器成沙……

迷乱、癫狂、咽泣、呓语、呐喊、吼叫、呻吟、低述……某些流行歌曲所传达的,最能说明是时代本身的情绪。我常在充耳不绝的流行歌曲中写我的《雪城》。

八月里炎风灼灼的时候,犹豫地思考我还要不要写完这篇文字……

5.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龙年岁初,某一天,满走廊几条嗓子同时喊我的名字。最先是女人的声音。女人的声音被一个男人接庄,振聋发聩地传给一个孩子。那孩子的声音尖利得使我捂上了耳朵。走廊太长,公共电话在走廊中断。全体居民都是义务传唤员,你传我来我传他,极其负责。

电话是作家张承志打来的。他刚调至海军创作组不久,他的家也刚搬到海军大院去。他原先的家我去过,比我的居住条件强些,却也强不到哪儿。他的老母亲暂住在他二姐家,她二姐家在新街口,自然是离我不算远的。他在电话里求我为他拦一辆出租汽车——下午两点左右,他要到他的二姐家去,将他的老母亲和他的女儿接回海军大院过春节……

放下电话,回到家里,却见一瓶改稿的红墨水,从我的写作“专桌”上掉在床上——床单中间便开了一朵偌大的红牡丹。泼墨画似的……匆忙之间,也不知我怎么就将红墨水瓶碰倒了。

十二时半左右,我踱出北影大门,站立在两条单行马路之间,招手拦车。

不知不觉的,我又有半个多月没出过北影厂大门。食堂、办公室、家——三点成一线,绞住了我的活动范围。半个月没出过北影厂的大门,却也从未感到憋闷。写作和科研是深居简出而不使人感到无聊的事,所以才值得热爱吧?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南来北往的出租小汽车,每三五分钟驶过一辆,十之六七无人搭坐。有时几辆衔接驶过,但任我频频挥手,竟无一辆肯停。四十分钟过后,我焦急起来。昨夜一场大雪,路面非常泥泞。据说,清晨有清路车撒了盐,怕的是雪被压实,路面滑,造成交通事故。

北影出入的熟人,见我伫立街心,问:“站这儿干什么啊?”

我答:“拦小汽车啊!”

“拦小汽车?就你这样?回家去换身衣服!”

那一日我穿了件很旧的蓝“棉猴”——已经是羽绒服时代,蓝布“棉猴”就不免令人有恍如隔世之感,何况很旧。脚上呢,一双旧皮鞋,没鞋带——图上床下床方便。鞋和裤腿,被车轮溅满了污点。多日没刮脸,胡子特长。还肩背一个褪了色的士兵挎包——装的是承志要借的几盘古装武打录像带。整个儿一副上访者的形象。我想人家的话是不无道理的——大概以为我真是上访者,会耍赖不付车钱。于是匆匆赶回家,脱了“棉猴”,换件不常穿的风雪衣。临出门,想了想,将几包“长乐烟”塞入兜里。又想了想,翻出几本所剩不多舍不得再送人的小说集——自己的。用根塑料绳捆扎了,拎在手里。

重新站在马路中间,十分钟后拦住了一辆出租小汽车。

“师傅……”

“去哪儿?”

“海军大院……”

“不去!”

“师傅,师傅,我说得不对!先去新街口,再去海军大院……”

“包车?”

“这……多少钱?”

“一天一百八!算你半天,给九十吧!”

我寻思尽管张承志付车钱,尽管他是有些稿费积蓄的,九十也太多了呀!不替他还还价,有慷他人之慨的嫌疑,也觉得怪坑他的。

“师傅,你看这样行不行——四十五!海军大院不算很远啊!”

话未说完,车已开动。

“师……”

眼睁睁的,车已驶出了几十米……

旧蓝布“棉猴”换成风雪大衣。我知自己肯定不再像“上访者”,何况据我所知,这些年有情绪上访的人也不多了呀!信心不但未受挫,反而无比坚定。倘我今天连这么一个小忙都帮不上承志,我也太办不成什么事啦!而主要的是,天寒路滑的,承志的老娘和女儿,可怎么跟随他回家去呢?

这个忙是无论如何要帮成的。我不信我帮不成。二十分钟后,又拦住了一辆车。我想我必须改变一下洽谈方式。

“师傅,求您帮助啦!”

“到哪儿?直说!”

“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位朋友,是位作家。写过许多优秀的作品。比如《黑骏马》啦,《北方的河》啦、《绿叶》啦、《大坂》啦……”

“我问你到哪儿!”

“海军大院!”

“ 啰里啰唆的,不去!”

“师傅,您别急!千万听我说完——他老母亲有病!他女儿也有病!他自己……常年的病号!今天这么一天,我不替他拦住一辆车,他们可就回不了家啦……”

我急急地说,生怕对方不耐烦起来。我当然不是咒承志,是除了这么说,不知该再怎么说,才能感动对方。

对方分明地已不耐烦:“你这个人怎么这么 啰唆啊!我这又不是救护车!”

我火了:“你就成全人一次,于你有什么损失呢?”

“滚你妈的!”

骂声还未落地,车如箭而去……

我怔愣了一会儿,看一眼手表,更急了。返回厂内,借辆破自行车,直奔北太平庄出租汽车站。商场前,马路边,停着四五辆出租小汽车。一辆接一辆地问,一概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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