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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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说“行了”，父亲嫌太少，但母亲接着说出一句话，使父亲犹豫不决了。

母亲说：“只送给一家，其他几家不送，邻里间还不分出远近来了？再者，是人家把茶送回来了在先，咱们又送米过去在后，不是反而闹得双方都不尴不尬的？”

如果给每户邻居都送些米，哪怕一户两三斤，那父亲千里迢迢背回的米也就只剩一小半了。别说母亲多么舍不得了，连父亲也觉得像割肉，而我们几个儿女更舍不得。尽管，大米只不过是四川糙米！

米最终没送。

那包茶，母亲后来送给了别家。

我们两家邻居的关系，并没因而出现裂痕，但两家的大人孩子，心里都留下了隐隐的不悦，只不过都尽量掩饰。

父亲临走时还埋怨我：“你说那么一句干什么啊？”

从此，我与父亲天各一方，每隔多年才能同时与家人团圆，仅两个星期，并且通信也少，因为父亲只不过在“扫盲”运动中识过不多的字，我的信他若不请人读，自己是看不明了的。而父亲又必亲笔回信，仅一页纸而已，字体大且歪歪扭扭，夹杂着错别字。这使我每次给父亲写信，总是难免犹豫不决。

1971年，也是春节前，我从兵团回哈尔滨探家。那个冬季多雪而寒冷，父亲原本是准备与我同时探家的，却没成行——他在家信中写的原因是：“建设任务紧张，请不下假来。”

自从1963年我与父亲一别，我们父子二人已8年没见过面了。而母亲在8年中，已苍老成一个老太婆了。

母亲告诉我，父亲从四川寄回了一斤茶叶，信上说是花8元钱买的头季芽茶，要我在春节前按地址送给某人。那一年我已22岁，还没饮过一口茶水呢！父亲每月最多才能往家里寄40元，自己又节俭得要命，都舍不得花几分钱买食堂的菜吃，一块腐乳下三天的饭，却居然用8元钱买一斤茶，千里迢迢地寄回来送人，我想父亲一定是欠了对方极大的人情。

那天，哥哥疯着，母亲关节炎很重，三弟也下乡了，四弟、小妹没办过重要之事，那一斤珍贵的茶只有我去送了。在当年的哈尔滨，整整一斤四川的好茶，确乎算得上珍贵了。

“动力之乡”在郊区，我家离那儿有三十多里，且交通不便。当年是没有什么出租车的。我先乘公共汽车到了郊区某站，下车后开始步行。由于那一段公路来往车辆少，一尺多深的积雪尚未被压平。我一脚一个雪坑走了二十来里，才终于到达“动力之乡”。在那一带，样式一律的平房和楼群左一片右一片，此片彼片相距挺远。父亲寄给家中的地址上仅写了第几工人宿舍区第几排第几号，而那是根本不能将茶送到的。因为当年的“动力之乡”，是由三个大厂组成的。每个厂又分干部宿舍区和工人宿舍区；多数干部住楼房，多数工人住平房。这些父亲都没写清楚，我忽东忽西奔走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打听出个结果，最后只有气喘吁吁地站立在冰天雪地之中，望着一栋栋高楼、一排排平房，沮丧极了。

到家时，天已黑了。而我将一斤好茶丢在公共汽车上了。

当母亲听我说非但没将茶送到，还将茶丢了，眼神呆呆地望着我，整个人被定身法定住了似的。

许久，母亲才缓过神来，惴惴不安地说：“这可咋办？这可咋办？我猜你爸肯定是遭遇到了特别为难的事，急着求人帮忙化解，不然会舍得花8元钱买一斤茶送人？你知道的，你爸他可是万事不求人的性格啊！这可咋办？儿子这可咋办啊？由谁写信告诉你爸实情呢？咱们总不该撒谎骗他吧？”

父亲的性格我当然清楚，母亲的猜想也正是我的猜想，当然告诉父亲实情才是唯一正确的做法。

我对母亲内疚地说：“妈，别急成这样。急也没用，由我写信告诉我爸。”

因为那一斤茶的丢失，1971年的春节，我们全家谁都过得高兴不起来。8元钱一斤的四川好茶也只不过是茶，我们和母亲高兴不起来的主要原因是一种大的担忧——父亲他究竟遭遇到了什么事，使他这个从不求人的人非求人不可？

回到连队，我才给父亲写信。我在信中实话实说，承认那包茶被我丢失了，接着用一大段文字细写我寻找地址上的人家多么多么不容易，我认为那种客观原因也是必须让父亲了解的。再接着，批评父亲粗心大意，自己应该将地址搞详细了嘛。最后，询问父亲究竟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是否超出了自己克服不了，非求人相助不可的程度？如果并没超出，那么还不如自己迎难而上克服过去为好。那些话，反倒有一种儿子教训父亲的意味。

1971年整整一年内，父亲没回信。我明白，我伤了父亲的自尊心，他生我气了。

转眼到了1973年夏季，我又一次探家。而父亲，也终于与我同时探了一次家。那一年是我下乡的第五个年头，屈指算来，我与父亲整整十年没相见了。

父亲已秃顶。我印象中那个身体强健的父亲，变成了形销骨立的老父亲，两眼却还是那么炯炯有神。也唯有此点，仍能显出他倔强又正直的老工人的性格。

父亲又带回了一斤好茶。

他要亲自将茶送给据他所说的“一个好人”。但他出示的地址，还是两年前使我白辛苦了一次的地址。

我说按照那个地址他肯定也会白辛苦一次，他却一意孤行，没法子，我只得相陪而往。

一路上，我和父亲都矢口不提两年前被我丢失了的那一斤好茶。我也没因两年前写给父亲那封信而向父亲认错，因那么一来，就会提到那一斤被我丢失的好茶。而父亲也没解释什么，更没训我，仿佛两年前我们父子之间根本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

我和父亲用了更长的时间寻找“一个好人”的家，却没找到。那天很热，我和父亲心里同样着急，我们父子俩的衣服都被汗湿透了。回家的路上，我忍不住埋怨了父亲几句，惹得父亲光火起来，站在路旁冲我吼：“我是你父亲！我做什么事自有我的道理！你不埋怨我不行啊？”

我也冒火了，大声顶撞：“我哥哥生病了，我已经是家里实际上的长子，你究竟遇到了什么事不必也不应该瞒我！我有权知道！”父亲气得举起了巴掌，几乎就要扇我一耳光。

团圆的日子里，父亲一直生我的气。到他回四川的前一天，他的气才终于消了些。我往列车站送他时，他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到该告诉你知道的时候，当然就会告诉你。但也许，一辈子都不告诉你，也不告诉你妈，更不告诉你弟弟妹妹！”

父亲将他带回的一斤茶又带回了四川，怕留在家里，母亲收藏得不好，糟蹋了。

他的话，使我心怀不安地离开了家。

1977年春节前，我从北京回到了哈尔滨。当时，我已经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名编辑，而父亲已经退休了。父亲是63岁才退休的，因为家中生活困难，单位照顾他晚退休3年。

雪后的一天，父亲命我陪他将他再次从四川带回的那斤茶给他所言的“一个好人”送去。那斤茶，第一次带回哈尔滨时是绿的，再次被父亲带回时，已是褐色的了。父亲舍不得一次次花钱买，便请四川茶厂里的茶工将那斤茶焙成了干茶，那样就容易保存了。我提醒父亲：“如果还是原先那地址，不去也罢。明明找不到却非去，何必呢？”

父亲表情深沉地说：“有新地址了。现在的地址确切无误，今天咱们一定会找到他。”

路上，父亲告诉我，“文革”开始不久，他这名获得过许多奖状的老建设工人，竟被不知何人写的一封信揭发成了“伪满时期”的“汉奸特务”。因为父亲会说几句日本话，档案里又有在日本药店当过小伙计的记载，所以造反派们对揭发深信不疑。

父亲讲得很平静，我却听得惊心动魄——那是我这个“红五类”的儿子根本想不到的事。

我心疼地低声说：“爸，其实你当时承认了也没什么。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父亲说：“那不行。我如果承认了，你1974年还能上大学吗？我如果承认了，咱们家不就一下子变成‘黑五类’家庭了？你们能一下子承受得住日后的种种歧视吗？我如果承认了，继续逼我揭发别人，那我又该怎么办？所以当年我只能横下一条心，诬陷在我头上的事，打死也不承认。”

父亲的话使我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

我和父亲并没再去“动力之乡”，父亲引领我来到了近郊的一处公墓。在一块木碑上，刻着“一个好人”的姓名。父亲说：“就是他，咱们山东的一个人。也是我17岁那年到东北以后，给过我许多爱护的人。当年是他介绍我到一家挺大的日本药店去做小伙计的，而我经常向他汇报日本人尤其日本军人到药店去开药的情况。当年我就猜到了他是‘抗联’的人，解放后他当上了一个县的武装部部长。‘文革’中，四川的造反派来到哈尔滨向他搞外调，巴不得由他证明我千真万确曾是‘汉奸特务’。那时他自己也进了‘牛棚’，但他将那些造反派顶得一愣一愣的。他说，你们想要从我这儿得到证言的事，完全是胡说八道！所以，造反派们才不得不结束对我的隔离审查，你才能够顺利地上了大学，咱们家才没成为‘黑五类’家庭。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喝茶的习惯，但我总得表达一种心意吧！除了茶，我也再没什么更好的东西值得从四川带回来送给他啊！”

父亲将那包从四川带回来又带回去退休后再带回来的茶和一瓶白酒，恭恭敬敬地放在坟前。

我说：“爸，这么放这儿不行，会被看到的人拿走的。”

不由自主地，我跪下了。

我将白酒浇在茶包上，用打火机将茶包点燃了。我和父亲一样，既是一个不喜欢喝酒的人，也是一个不喜欢饮茶的人。

父亲已于十几年前去世了。

如今，茶已成了中国人之间普遍送来送去的见面礼，而且包装越来越考究，甚至到了不必要的极其奢华的程度。

而今天，我时常回忆起父亲与茶、我们全家与茶的那一段往事……

10． 一个有恩于我的人

虽然，我已经六十余岁了，但对于黄宗英，我还是得称前辈。因为她今年已经八十八岁，长我二十四五岁呢。事实上，前辈这一种称谓相当中国化。即使在我们中国，也相当的古代，还多少具有点儿江湖意味。在当下生活中，我们已不太听得到“前辈”这一称谓了，似乎只有在武侠片中还听得到。据说网上挺流行，也同样只不过出现在网络上的后武侠小说中。并且，网络本就是很江湖气的地方，十之七八的网主们的名字，不论男女，也都挺江湖气的。

我和黄宗英都是中国文坛上的人。以我的个人感觉而论，亦觉中国之文坛，往往也江湖气弥漫。倒不是由于文坛上一向的是是非非给我以江湖气浓的感觉，实际上外国之文坛，比如西方吧，也每是风生水起、是非频发的，但却并不给我以江湖气浓的印象。为什么我们中国之文坛，给我以江湖气浓的感觉呢？大约是由于我们中国之文坛拉帮结派，形成团伙的风气较盛的缘故吧？除了这一缘故，还有另外的因素吗？肯定是有的。那又是些什么因素呢？我还没想清楚，此不赘述。

但我犹豫再三，决定在此文中及文内称黄宗英为前辈，并不意味着我对具有中国古代特色的称谓情有独钟，更不意味着我对中国文坛之江湖很认同。恰恰相反，我嫌厌任何所在的江湖气，也从未属于过任何或大或小的“圈子”。

我称黄宗英为前辈，只因一点，她年长于我不是几岁、十几岁，而是二十四五岁。如果她是男姓，我当按中国习惯称她为“黄老”，或“宗英老”。但她是女性，并且我了解，她有一颗永远年轻的心。那样一颗心即使某一天停止了跳动，前一分钟也必定还是年轻着的；所以我不愿在对她的称谓之中加入“老”字。事实上，此前不论当面或背后，我一向是称她“宗英老师”的。那么，在这一篇短文的题目中和文内，一如既往地称她为“宗英老师”，岂不是更亲近吗？那是的。但我内心里，对她始终是怀有很深厚的感恩情结的，而我写此文所要表达的，正是那种随着时间的推移竟变得越来越难以忘却的感恩情结。我怕亲切抵消了感恩。即使仅仅抵消了一部分，那也是违背我写此文之初衷的。我读某些具有感恩色彩的文章，包括那些和我这篇文章的初衷一样的文章，每使我产生一种变味的印象，就是由于称呼似乎太亲近了，写到后来，感恩的元素少了，亲近的成分多了，结果感恩被亲近所稀释，仿佛便更是一篇记录友情的文章了。何况，尽管黄宗英前辈每次见到我，对我的态度无疑是亲近的，见面也无疑令她感到高兴，但若论到友情的话，其实我们之间反而并没什么值得书写的内容。

真的是这样。

前辈黄宗英，她是一个有恩于我的人。

我写此文之目的，也完全是为了以记录性文章的方式来公开表达我对她的感恩。

我在“文革”前就知道黄宗英的大名了。她的报告文学《小丫扛大旗》，当年在收音机里广播过。我家没有收音机，我是从中学同学家的收音机里听到的，当时给我以特别满足的语言享受。是一位女朗读员朗读的，她的声音圆润而豁亮，仿佛唱着歌的泉水从山涧流淌而过，携带着悠扬的回声。以现在的美文标准来看，《小丫扛大旗》的文学并不能算极好。但在当年，女报告文学作家凤毛麟角，黄宗英又是演员出身的报告文学作家，长期浸淫于电影界，置身于上影厂这一特殊的文艺单位，经常接触皆有丰富经验的导演、演员们；再加上她善于观察生活的一双慧眼，几乎可以说天生地从生活中捕捉细节的能力；她自己坦率、快乐的性格，发自内心的以赞颂时代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为己任的使命感，等等因素，使她极善于将笔下人物写得“活起来”的同时，也极善于营造弥漫在字里行间的生活气息。她写一篇报告文学如同导演在执导一部电影。她笔下的人物，不分主次，一概都能恰到好处地在她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凸显角色的作用和魅力。当年，中国的收音机里，最经常播出的是根据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改编的评书。那些评书更偏重的是故事，对文字之感染力是不太在意的。

总而言之，《小丫扛大旗》使我这一名中学生第一次领略了生动活泼的文字被女性好听的声音所朗读的美感。

我便记住了“黄宗英”这个名字。

但是我后来成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名知识青年，与《小丫扛大旗》这一篇赞颂中国最早的一批下乡知识青年的报告文学没一点儿关系。

后来我初中毕业了。

后来“文革”开始了。

在1967年的冬季，哈尔滨市的某电影院，连续几天放映“反动电影”，曰“批判观看”。是由哈市几所大学的“造反派”们发起组织的放映，某几所重点中学的“革命师生”也得到了一些票。我所在的第二十九中学是一所普通中学，但那一年我与一名三中的高三男生成了朋友。三中是重点中学，他是“红五类”，由他给过我几次票，于是我得以看到了几部以前不曾看过的电影，包括赵丹主演的《十字街头》、《武训传》、《林则徐》、《李时珍》。

我至今认为赵丹主演的《林则徐》、《李时珍》，演技炉火纯青。这两部电影中，他主演的林则徐尤见功力。并且一直认为，以后不论再拍多少次《林则徐》，“赵丹化”的林则徐恐怕无人可以企及了。我也至今特别喜欢《十字街头》，觉得那一部电影中的赵丹，大演员的天赋已被他充分证明。那时的他，其实身上已兼具卓别林式的黑色又温暖的幽默和金？凯利式的即兴表演的机智。可我当年却并不喜欢《武训传》，至今也还是喜欢不起来。武训这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办义学的极虔诚、极执着的愿望自然是无私的、可敬的、令人感动的。但他所实行的向富人“集资”和募捐的方式，就是不惜以自身为“靶”供人羞辱，“打一拳三个钱，踢一脚五个钱”的方式，对于受西方文学影响特深、人格尊严意识特强的我，是实难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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