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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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次我也失了定力，喝了一两多。那一两多白酒使我醉了七分，以至于在回学校的路上，同学们不得不轮番搀扶我。到了复旦门外，同学们见我脸仍红着，不敢搀扶我入校门，唯恐我在醉意之下失控，对什么人脱口说出“反动”的语来。几名同学轮番搀扶着我，在复旦大学后院墙外走来走去，直至我吐了，脸色由醉红而煞白，并保证自己绝不会说出任何一句不合时宜的话，才共同回到学校里。

不久，“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果然来势汹汹地展开，紧接着开始追查所谓“政治谣言”的来源——即之前关于毛主席批评“四人帮”的“谣言”。然而，我的几名好同学谁也没出卖林予。

那之后我没再沾过一滴酒，直至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各界人们走上街头庆祝人民的胜利那一天。

我起初是跟着复旦大学的学生队伍走的，后来遇到了两名同济大学的来自兵团的学生，边走边聊，在去往当年上海市委领导人家住地的人流中，竟也走散了。游行的队伍是要去往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等在上海的家，至于去干什么，其实都是盲目的。独自一人“随波逐流”的我，走着走着又遇到了一名当年同连队的知青，叫尤典春。他是当年哈尔滨五中老高三知青，二胡拉得很好，曾是五中某造反团的宣传队员，到兵团后不久，由连宣传队员而团宣传队员而师宣传队员。我俩关系一直不错，他调到师宣传队后，随队回一团演出，还去木材厂看望过我，并与我留下了合影。意外相见，自然是令我俩都很高兴的。他说他已于两年前病退返城了，接父亲的班进了某工厂，当上了采购员，到上海是为单位进行采购的。那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他要请我吃饭。我看出他不愿与我匆匆分别，也看出了他因“四人帮”的垮台高兴无比，便由他了。

在连队时，大家都叫他“老尤子”，我也仍叫他“老尤子”。他引我进入一家小饭馆，说今天是全中国人民都万分高兴的一天，咱俩怎么也得喝点儿啊！

我知道当年他的家庭出身存在某种问题，但究竟什么问题，从没问过，不清楚。我还知道，如果不是家庭出身问题，他早已调到沈阳军区文工团了。虽然他不可能再成为沈阳军区文工团的团员了，但我想他是有个人理由高兴的。

那一天，我也特别高兴，确实有种获得第二次解放的感觉——思想获得解放的感觉。所以，我情不自禁地说：“那就喝点儿吧。”

不料“老尤子”酒量特大，一瓶一瓶又一瓶，开第十一瓶啤酒时他居然还没喝倒！我只喝了一瓶半，那么他喝了九瓶半！期间去了一次厕所，回来跟没事儿似的。但我却是在他一劝再劝之下喝了一瓶半的，那一瓶半啤酒使我俩离开时，我几乎站不起来了。天已黑了，他搀着天旋地转晃晃悠悠的我不知走到哪里时，我迈不动步子了，只得背靠人行道边的一棵大树坐下了。而他也守着我坐下了，吸起烟来。

当他将我送到复旦大门前时，天已微明了。

那一次我虽醉了，却没吐。那是我唯一虽醉无悔的一次，因为自“文革”开始以后，我从没那么高兴过。

后来，我分配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11年多的时间里再没沾过一滴酒，不论何种酒。

再后来，我调到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不久，父亲的去世使我经历了亲情重创。我其实并没机会怎样地孝敬过父亲，我极怕对母亲同样丧失此种后悔莫及的机会，再次将母亲接到了北京。

母亲是能饮二三两白酒的。父亲是个滴酒不沾的人，母亲起先自然也闻酒侧身，但后来连酒都凭票才能买到以后，母亲反倒开始饮酒了。因为若家中并无饮酒人口，酒票是不给发的。而对于好饮之人，酒票在当年比粮票还宝贵。父亲远在外地，哥哥患精神病，母亲一个弱女子操持风雨飘摇的穷家贫户，为难事多多，求人是家常便饭。求人须送礼，送礼必花钱，而家中最缺的是钱。于是酒票就成了不必花钱却又颇受欢迎的礼。为了能发到酒票，母亲得证明自己是饮酒者。为了证明自己是饮酒者，起先闻酒侧身的母亲开始饮酒。饮过几次酒的母亲，感受到了酒能浇愁，酒能解忧，结果有时也是“馋”酒的。故家中也每有一瓶廉价白酒，母亲实在苦绪成结时，便背着我们偷偷喝一口。对于那时的母亲，酒是药。父亲退休以后，因为他不喝酒，甚至也见不得家人喝酒，母亲便戒酒了。我们都知道那对母亲是不容易的事，但因为都习惯了顺从父亲，便只能委屈母亲。

那些年，我经常想，等什么时候母亲单独和我生活在一起了，我一定要在家中常年备有各种酒，使母亲什么时候想喝就可以喝到。而且，要经常由我这个视酒如同毒品的儿子陪饮。

孰料，母亲单独和我一家生活在一起，竟始于父亲病故的那一年。到了春节，我将一瓶“五粮液”摆在了桌上。

母亲看着问：“是好酒？”

我边开酒边回答：“还是好酒中的名酒。”

母亲却幽幽地说：“放一边儿去，我不喝。你父亲去世不久，你哥哥在精神病院里，你又患过肝病，饮酒对你不利。那我自己喝得有什么意思呢？听妈的，收起来吧。”

我理解母亲的心情，默默将那瓶“五粮液”又按上了盖子。来年夏季，六七月份，我的一名兵团战友张福俭开着车来找我。他是《求是》杂志的发行处处长，预先跟我约好的，要载我去与另几名兵团战友相聚，而我将约好的事忘了。

那时快到中午了。

我为难地说不能去了，得做午饭，做好了也不愿将老母亲留在家中独自吃饭。

那一年母亲78岁了。

福俭说：“做什么饭啊，让大娘一起去嘛！”

我问母亲愿不愿一起去？

母亲乐了，说愿意。

78岁的母亲，已腿软，很少下楼到户外去了。那时，母亲高兴的样子使我这个儿子意识到，我是多么自私，多么没尽好儿子的义务啊！母亲又不是只鸟，怎么可以整天被关在家里呢？再忙也得经常陪母亲到户外活动活动啊！就从今天开始啊！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表态：“妈，跟我一起去！今天您可得喝点儿酒，我也要陪您少喝点儿！”

坐在车里的母亲，从摇下玻璃的车窗望着街景，脸上的表情可高兴、可神气啦。

聚餐地点在一家清静的小店，选在那儿主要是为另几位兵团战友考虑的。那天不是星期日，他们下午还须上班，那里离他们的单位近。

小店的空调开得极低，我有颈椎病，又只穿了件短袖背心，一进门，顿觉周身僵紧，连打了几个寒战。

有人居然还带去了一瓶茅台！

我对母亲说：“妈，你立刻要喝到名酒中的名酒了！”母亲是听说过茅台的，乐得合不拢嘴。

一小盅酒刚刚咽下，相聚的愉快气氛刚刚开始，我又连打几个寒战，胃里顿时翻江倒海，自知不好，急忙离座，却已迟了，没能跑到外边吐去，吐在了一个墙角。如果只吐在一个墙角，还则罢了。那是神经性呕吐，根本没办法忍住的。紧接着，连另外三个墙角也吐脏了。而我短袖背心的前襟，更是脏得一塌糊涂，几乎全湿了。包括母亲在内，大家都目瞪口呆。

局面变成了那样，聚餐根本没法进行下去了呀。别说聚餐没法进行下去了，就是饭店的服务员也非常不高兴啊！一边捂着鼻子清除，一边埋怨不止。福俭赶紧脱下他穿在衬衫里边的背心给了我，我天旋地转地又坐入车里，福俭嘱咐司机一定要扶我和母亲上楼。那次聚会是他张罗的，他不能也随之一走了之啊！我与母亲坐在后排，我觉出母亲握着我一只手。我说：“妈，对不起，儿子今天太扫您兴了。”母亲说：“别说话，安静着，妈心疼你。”

我扭头看母亲，见母亲脸上淌着泪了。

母亲的手一路都握着我的手。

那以后，母亲背着我，将家里的几瓶酒都送给邻居了，有时客人拎来一瓶作为见面礼的酒，母亲也会出面恳拒之。于是，我家成了名副其实的“无饮酒者之家”。单位夏季发箱啤酒，我也干脆不往家搬，当场分给同事们。

两年后，母亲回哈尔滨，轮住弟弟妹妹家中。

又两年后，母亲病逝于哈尔滨，生前没再提过一个“酒”字。

如今的我，在应酬场面上，也居然能喝一两小盅白酒了。但诚实地说，仍不能感觉到酒本身带给我的乐趣，总希望从从容容地、缓斟慢饮地喝次酒。不是想那样独饮，也不是想与三五好友共饮，而是希望能只与一人对饮，饮到二人都微醉而止。

那人，便是我的母亲啊！

9． 父亲与茶

父亲是从不饮茶的。

我想，他年轻时大约也在什么场合饮过几次茶的吧。当然，那天他肯定被失眠所折磨了，结果再就畏茶如畏虎。

正如酒于父亲也是如此。

1963年冬季，春节前，父亲从四川辗转数千公里回到了家。四川是他支援大三线建设的最后停驻地，他背回了一个自己缝作的特大的帆布袋，里边剩有二十几个冻得很硬的大米面馒头、三双从工地上捡的劳保鞋、十几双线的劳保手套、四顶兔毛帽子、几件毛线背心、五十来斤四川大米。父亲背着这些东西，首先要从山岭间搭来往于工地的运输卡车去到乐山；再从乐山乘长途公共汽车到成都；从成都乘列车到北京；从北京转乘列车到哈尔滨。

当年的中国列车，最快时速也就80公里，而通常的时速是60公里。从四川到哈尔滨，父亲经历了五个整天。一名建筑工人的探亲假是不能享受卧铺的。当年一名乘客即使买的是有座票，在长途列车上其实无座可坐也是司空见惯之事。因为当年列车超载很正常，有时超载人数甚至过半，而有些城市的列车车站干脆售的就是无座票。

春节前是客运高峰时期，许多要赶回家过春节的人能买到一张无座票已觉相当幸运。正是列车经常严重超载的时期，列车上往往这么广播：“各位乘客，本次列车由于超载，决定取消座号，请乘客们发扬社会主义风格，互相谦让，轮流而坐。男同志应该照顾女同志，成年人应该照顾老弱病残及儿童……”

父亲不但是成年人，而且是穿工作服的、受人尊敬的工人阶级之一员，他一路上当然会自觉发扬社会主义风格。换一种说法那就是，五个整天里他肯定经常是站在列车里的。

父亲回到家里时，双腿浮肿得一按一个坑，却那么高兴。二十几个冻得很硬的馒头中，有半个上边留下了父亲的牙印。三双劳保鞋是翻毛水牛皮的，每一只都有磨破处，也都被父亲用皮片儿补好了，那是他从工地上捡的，带回来给我、哥哥和三弟穿。三双由父亲补过的劳保鞋，对于我们兄弟三人的脚都未免太大了。线手套也是父亲从工地上捡的，也都由父亲补过了。而毛线背心，则是父亲将捡到的但破得没法补的手套拆成了线，再用染料染了，一针针织成的。有母亲一件，还有妹妹一件。四顶兔毛帽子却是新的，是列车经过西北某站时父亲在站台上买的，我们兄弟四人一人一顶。父亲最后从大帆布袋里取出的是一个牛皮纸包，有包一斤蛋糕的纸包那么大。

他将纸包递给母亲，叮嘱说：“这是茶，在咱们东北是稀罕东西，哪天要分给邻居，放好，千万别沾水。”

1963年我已经14岁了，还没见过茶。但从读过的小说里知道，茶是南方有身份人家待客的饮料。

第二天，父亲和母亲一块儿将茶分成十多份，一一用红纸包好。红纸是我替母亲买的，5分钱一张，母亲让我买了两张。母亲本是要用红纸亲手做拉花的，而父亲坚决主张用红纸包茶，说那才显得心诚。我在一旁裁红纸时，母亲一味絮叨些舍不得的话。母亲陪着父亲，挨家挨户将茶送给邻居，回家时都满脸高兴，我想那足以证明，收到茶的邻居们也是都很高兴的。初一上午，全院孩子们大串门儿。在我们那个大院儿，拜年首先是由小字辈开始的。

一户邻居家的大婶问我：“除了茶，你爸还带回了什么好东西呀？”随口一问的话。

我说：“还带回了五十多斤大米呢！”也是随口一答的话。

就见大婶和大叔交换了一次意味深长的眼神。那是一户和我家关系最好的邻居。

我当时觉得大叔、大婶的眼神很奇怪。

初二晚上，和我家关系最好的邻居家的女孩来到了我家，将用红纸包着的茶原封不动退送给我家了。女孩代她爹妈说，她家没人喜欢饮茶，好东西别白瞎了。

在我看来，那是一件挺正常的事。几年也见不着一次茶的哈尔滨人，对待并不留下吃饭的客人的礼节分为三个等级——白开水、白糖水、红糖水。至于茶，其实并不比红糖水的规格更高。所以既然不喜欢饮，再给我家送回来挺自然的。女孩走后，父亲和母亲满脸困惑了。

父亲说：“别是因为有什么事使人家不高兴了吧？”

母亲说：“一向处得很好啊！”想了想，问我初一去拜年时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没有。我就将我在邻居家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因母亲之问感到冤枉。

父亲一拍脑门说：“错！错！怎么没想到也送些大米给人家？”

1963年中国许多省份发生旱情，水稻严重减产。全哈尔滨市的居民，由每人每月二斤大米减少到了一斤。那女孩的姥姥、姥爷都是南方人，他家的大米从来不曾为过春节攒下过。

母亲此时也想到了这一点，后悔极了，而父亲已搬出米袋子往一只盆里倒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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