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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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复旦中文系的翁世荣、于成鲲、袁越、牛耕老师，皆对我关怀有加。

我老连队小学校的魏校长夫妻待我如亲弟，魏校长去世后我写过《致嫂子》。

我木材加工厂的上海知青刘鸿飞，当年知道我在复旦思想备受压抑，探亲假期间，陪我去他乡下的外婆家住了多日。我曾在《解放日报》发表整版的《上海好人刘鸿飞》，以纪念那份知青情谊。

《知青》肯定是我关于我当年的“同类”的最后一次创作——最大程度呈现“文革”伤害人性与人格的愿望我实现了；将知青们在极左年代寻找人性支点和人格底线的心路程也大致描画出来了。

对于我当年的“同类”们，我也只能做这么多了。

至于斥“滴”们，非是胸怀狭窄殊不能容，而是因为——人人都言网上语言暴力如何可怕，聚蚊可以成雷，攻击如排山倒海，故皆惧之，一旦遭遇，唯忍之。

我偏是不信邪的人。

于是挑战而已。

是的，我挑战网上肆意攻击的红卫兵遗风；统统上吧，我看究竟能咋的！

17． 拐弯抹角的“民意”

近日，读到《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和民意中国网，以“你看好未来十年的中国发展吗”为题，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11405名网友实施的在线即时调查；困惑顿生。

首先声明，我的困惑与调查本身无关。我认为不论“中青报”的调查中心还是两家网站，所做都是有必要、有意义之事。中国在许多时候需要类似的民情、民意调查。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此乃经常之事，并且极有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我所困惑的是调查所呈现的民意状态。

此调查的结果是：

一、最期待哪些领域的问题能够得到显著改善：

排在首位的是“医疗”；排在第六位的是“反腐败”。

二、最有可能阻碍中国未来十年发展的问题依次是：

“贫富分化严重”、“权力不受制约”、“集团利益坐大”……

三、未来十年，公众最期待哪些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反腐机制改革”……窃以为，“显著改善”也罢，“阻碍发展”也罢，“期待改革”也罢，皆是“中国问题”。那么，同是“腐败”，为什么忽而排在第六，忽而被“权力不受制约”、“集团利益坐大”所取代，又忽而成了“反腐机制改革”了呢？

困惑于此也。

这使我联想到两本书、一句话。

第一本书是《中国人的气质》，一位是传教士的美国人明恩薄写的，初版于1890年。作者对我们中国人虽不无偏见和误解，但基本态度还是友善的。书中有一章标题是“拐弯抹角的才能”。举例介绍中国人不喜欢直来直去地谈问题，而善于拐弯抹角地表达态度。比如仆人向主人告假，言乡下的“姨妈”病了，决定辞职，真实的情况却可能是受另外某个仆人的欺负，希望有可能不愿放他走的主人去深入了解，掌握了真相，于是替之解决问题……

这个例子虽然比较“中国特色”，却并非唯中国才有的说话现象。其实，放之四海而皆准。

但作为中国人，窃以为，即使今天，我们中国人也还是经常拐弯抹角地表达意思，习以为常。

第二本书是《你到底要什么？》，苏联的一部小说，“文革”时期曾“内部出版”，供批判用。那时的苏联，权力也乏制约，腐败现象也比比皆是，公众尤其青年对国家前途感到失望与迷惘，却又无可奈何；于是产生了那样一部社会问题小说。

我所联想到的一句话是——在某电视台的一档音乐节目中，嘉宾问已经做了父亲的流浪歌手：“在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和一首属于自己的主打歌曲之间，你首先要什么？”

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得兼。

鱼与熊掌并非永远不可得兼。对于大多数人，只不过不可同时得兼罢了。

中国被诸社会问题所缠绕，公众首先希望解决什么问题；这是个问题。

如果，以上调查再深入一步，将三个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都列出来，那么将分别是：“医疗”、“贫富分化严重”、“收入分配改革”。

看，“最”问题的问题依然在，但“腐败”已不知哪里去了，影子都与“最”不沾边了。

而我，经常听到的最多的民间声音，却恰恰是对腐败的深恶痛绝。故我一向以为，只要进行社会问题调查，“腐败”当必在一二之间。

为什么真切的往往最强的民间之声，一成调查结果，便大大地靠后了呢？

我再次声明，这样来问，也不是针对调查本身的。

我认为，情况可能是这样——更多的公众，受直接困扰的先是诸民生问题。其困扰难以排除甚或加剧的话，于是憎恶腐败的心理变得强烈甚而剧烈。

那么，最后的问题便是：

在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改善了，看病不太难了；一般工薪阶层的工资有所提高了，退休金也增加了；收入分配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革了，底层人过日子的钞票余额多了点儿……

以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态势来看，在往后若干年，逐步完成以上目标是可能的——果而如此，腐败问题究竟还是不是令中国公众“最”恼火的问题了？

抑或，问题对于我们中国人其实只不过是这么一个“分配问题”：只要让我的日子也好过点，别人们的腐败我姑且不说了？

这个问题真的是个问题！

因为，倘大多数公众如此思维的话，便不配有一个不怎么腐败的国家。

18． 帝王思想中的“折光板”

在中国当代史上，毛泽东的伟人地位永远不可动摇。继孙中山之后，无人可与其相提并论。进言之，在中国五千余年的文明史上，“毛泽东”这个名字，使历代帝王将相以及历代杰出的政治人物黯然失色。他的摄政权威超越于一切中国帝王；他的军事谋略堪称中国的另一部《孙子兵法》；他的思想在其逝世后的今天，仍对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头脑，尤其45岁以上的中国人的头脑，发生着先入为主的，同时又依赖难舍的影响。目前“忆毛”书籍和文章的形形色色的作家们、作者们，怀着对毛泽东各不相同的心态，试图达到三个目的：将毛泽东这位曾被神话的领袖“请下神坛”归于“凡人”加以看待；通过对毛泽东的追记“梳理”清楚中国共产党史上的某些重要事件的“内幕”；或者颠覆，起码动摇毛泽东在中国近代史上无人企及的伟大地位。这最后一个目的是最不可能达到的。因为企图否认毛泽东是伟人，正如蔑视泰山是大山一样，动念一出，先自离事实本质远矣。谁都可以认为泰山不是这样的山而是那样的山，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但是谁若否认泰山不是大山，那么他自己并不实事求是的态度首先必遭否认。当然，据我看来，这样的书迟早是会在中国公开出版的。伟人既逝，随着时间的推移，便渐成“历史人物”。伟人的名字一旦完全的历史化了，也就没有了现实中人所享有的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一概起码的“公民权”可言，往往被当作“出版自由”的“一道菜谱”。但这肯定是很久以后才有可能在中国发生的事。并且，仅仅是有可能而已。

因为，即使在彻底商业化的时代中，即使在出版业彻底私有化的现实中，即使在“出版自由”神圣不可限制的前提下，一部实事求是之态度大受怀疑的书，也肯定是没什么价值的。它也许会为出版商带来巨大的利润，但同时也必定会使出版商的名声受损。伟大的历史人物，无不受着现当代人的伦理原则的庇护。即使在美国这么自由的国家，写书的人和出版商，也是不敢轻易拿林肯和华盛顿的名字哗众取宠的。

何况，伟人一旦成为伟人，其地位乃是由历史认定的。与历史的权威性相比，后人的评优评劣，不管多么的公开、多么的自由，也只不过意味着是公开的自由的“私议”罢了。历史的认定对于此，确实“一句顶一万句”。

爱因斯坦、毕加索、海明威、雨果、罗丹、雪莱、拜伦、李斯特……我们可以举出几打世界的伟人和名人，被当代人严肃地或并不严肃地，认真地或并不认真地，有根据地或根据并不充分地，甚至主观臆想地怀有恶意地推断为同性恋者、心理变态者、乱伦者、情感卑俗猥琐者、艺术剥削和剽窃者……应该承认，外国人比中国人写人物传记要严肃认真得多。以上那些伟人和名人，也确有各自的污点和劣点。但是污点和劣点，并不能动摇他们在历史中依然是伟人和名人的地位。

历史的“头脑”所记住的，永远是有缺点的，包括有污点和劣点的伟人和名人，而将“完美”的普通人的名字一概地予以忽略。

对历史而言，人最大的“缺点”是普通。

对普通人而言，伟人和名人最大的“缺点”是不“完美”。

但在历史的专门词典里，从来不收入“完美”这一词条。

中国人正在开始明白历史是对的。毛泽东也正在开始以不“完美”的伟人形象重新被普遍的中国人所承认。

到目前为止，林林总总的“忆毛书籍”和文章所要达到的第二个目的，只达到了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而这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也仅仅是在某些次要事件方面达到的。这些事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内幕”性，不过鲜为人知罢了。

鲜为人知的事是许多人不知道，但只要有想知道的愿望就可以知道的事。

“内幕”虽也是许多人不知道，但同时又是许多人想知道甚至一定要知道而难以知道的事。

可以这样认为，到目前为止，一切标有“内幕”字样的关于回忆毛泽东的文章和书籍，都根本没有任何“内幕”性可言。也对“梳理”清楚中国共产党史上的重要事件毫无宝贵的认识价值。这一方面是因为，有资格作为历史见证人的人们在毛逝世后依然活着的二十年间，仍由于种种原因讳莫如深，“话到唇边留三分”，甚至话到唇边留七分留八分留九分，结果将真相带到了棺材里去。另一方面，或者有些见证人也说出了一些真相，但记录为文的人心有所虑心有所悸，笔下“遗漏”了；或者记录为文的人也如言所写了，但在发表和出版前被终审者慎删了。

但我们毕竟经由那些文章和那些书知道了一些以前所不知道，现在已被允许知道和了解的事。

唯有第一个目的显然达到了——将从前神化了的毛泽东“请”下了“神坛”。那些文章那些书，大抵是毛泽东身旁当年的工作人员们所写的。或由他们口述，文人记者们记录整理的。因他们的文化程度不同，工作性质不同，与毛泽东接触的方式不同，回忆的角度不同，那些文章和书的认识价值也便有高低之分。除了少数文章和书涉及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治国主张，以及在重大事件过程中的心路的微浅痕迹，更多的文章和书籍只不过大量地、相似地、重复地“展出”了毛泽东的日常生活片段给人看。并且，又大抵充满着对毛泽东的敬爱与缅怀之情。由于他们非常熟悉日常生活中的毛泽东的性情特点和喜怒哀乐，其真实性几乎是不容置疑的。又由于敬爱与缅怀格外真挚，感情色彩很浓，读来十分温馨亲切。某些影视作品，常从那些文章和书中直接“借用”塑造毛泽东艺术形象的素材。某些扮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也常从那些文章和书中吸收“营养”。那些文章和书，通力描写了一位在日常生活中俭朴、风趣、平易近人而又体恤人、一向乐观而又有时多愁善感、爱读书又爱谈古论今引经据典的毛泽东。

这些当然都是真实的毛泽东的一面。但仅仅是一面而已。

这些也是普遍的中国人从前所不知毛泽东逝后很感兴趣的。

那些文章和那些书，满足了普遍的中国人间接贴近地感觉毛泽东的心理愿望。

但是，作为共和国同龄人的我，多么希望中国能出现一部关于毛泽东的、其认识价值如美国的麦克阿瑟晚年所著的关于“越战”问题的权威性的书啊！

我认为我的希望，也代表着许多中国人，尤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想法。

同时我也明白，在近五六年内，希望只能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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