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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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打死他们的人其实是暴民。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的暴民而已。

这难道同样不也是暴行吗？

那么干的难道不是暴民吗？

比之于将人活活打死的暴民，后者们罪轻一等。但即使罪轻一等，也还是罪轻一等的暴民。

“文革”十年中，暴行罄竹难书，暴民几乎哪一座城市、哪一个乡村都有。

暴民行暴需要“正当”的口号，当年“正当”的口号是“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如果今天有谁自辩他或她当年的暴行是由于“太革命了”，难道不是混账话吗？

我认为，暴民大抵都是天生的，是基因决定的坏种。

世道再乱，社会再不公平，但郑老栓不会成为暴民的。他即使日子过不下去，一横心投身革命了，他都不会是暴民。即使他后来又叛变了革命，出卖了同志，成为可耻的叛徒，他也还是成不了暴民。

闺土是那种即便打死他，他也不肯成为暴民的人。

连阿Q也不会成为暴民，不论对小D、小尼姑、吴妈，包括假洋鬼子、赵老太爷，他都是下不去狠手的人。若有时够狠，他也就不是阿Q了。他的基因决定，他对一切人都下不去狠心狠手的。他最大胆了，也就只敢调戏一下小尼姑，以及趁乱抢几样富人家的东西。

小D自然也断不会成为暴民。

鲁讯笔下，只有一个人一发生骚乱便会趁势而上，便是《药》中的牢头红眼睛阿义。

我读《药》时，感觉他有暴民基因，尽管鲁讯只写到他几笔。

红眼睛阿义正是那种矛头上可插人头自取其乐的人类坏种。

他矛头上插的可以是夏瑜的头，也可以是阿Q、小D、郑老栓的头。只要官府宣布谁有罪，监斩官说：“喏，那颗人头赏你玩儿去吧！”便正中他的下怀。倘哪路“革命军”得势，将县官老爷、赵老太爷及假洋鬼子砍了头，他也会喜欢玩他们的头。若世道乱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那么他肯定会欺负小尼姑、吴妈、假洋鬼子的夫人们的。倘她们反抗，他会眼都不眨一下地杀了她们，并砍下她们的头玩。一时兴起，八成还会奸尸。

在有秩序的社会，不管是多么不堪忍受的秩序，哪怕给他一个牢头做，他都会有一种在“体制”中的傲慢，有限度地行那一“体制”默许之恶。一旦那“体制”连牢头都不给他做了，他则会不但恨那“体制”，也恨几乎一概看似活得比他强点儿的人。

此时的他是反社会的。

他的基因会经常怂恿他干狠事，行大恶。

但他有自知之明，会竭力克制，伺机而动。

他明白他需要一股强大势力所呼喊的口号。

骚乱有时体现为一种貌似强大的“势力”。

那么，不管骚乱之众喊什么口号，他都会跟着喊，且喊得比别人都响。

口号本身对红眼睛阿义其实没什么重要。

重要的仅仅是，他须通过他那时的喊表明——他是骚乱之众的“自己人”。在众多的“自己人”中，他狠起来、恶起来，觉得会有支持者。倘他那时还当着牢头，准是看客。还将替官家注意，哪些人喊口号喊得起劲儿。因为连牢头都做不成了，才盼着那场骚乱。

骚乱由于有了他这种人的参与，往往的，必演变为暴乱。

不久前，我行在一条街的人行道上，那人行道摆满了供食客吃海鲜的排档餐桌椅。有两个五六岁的小孩子追逐于其间，引得一黑壮汉子大怒。他对两个五六岁的孩子，一串串大声骂出极肮脏的话，那是我的笔不能写出来的。

他心中有我不可能知道的一股恨。

然而我发现，他短粗的指上戴着极大的金戒。

那家海鲜馆颇有名气，真的底层人是不在那儿消费的。

我立刻联想到了红眼睛阿义。

而两个五六岁的孩子被吓得怔怔地呆住了。

我又想，倘底层人们组织游行，正当表达自己的诉求，那汉子必会带着他那股邪火，口号喊得比谁都响，以伪装底层人的“自己人”。倘底层民众情绪失控，那汉子肯定会趁乱下狠手，行恶事。

于是骚乱成为暴乱。

红眼睛阿义就在“民”中，兴许就在我们附近——爱国的人们也罢，反腐败的人们也罢，要求社会公平、正义或直接要求涨工资的人们也罢，瞪大双眼，警惕他们啊！千万不要因他们和自己们喊同样的口号而误以为他们是“自己人”。他们是给底层抹黑的家伙！

当他们一旦打、砸、抢、烧、杀时，全社会的共识应是——他们是一切人的敌人！

13． 不甘于当“花瓶”的政协委员

算来，我以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身份参政议政，已有十五个年头了。

起初五年，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人们都知道的，政协委员履职的方式主要是议政。议政非清谈也，更非空谈。议就是要坦率谈出政府工作中存在的不足，问题所在；并及时反应公众对政府服务的种种合情合理的希望、诉求。也能给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最好。仅仅指出不足、问题，督促政府各部门尽量予以解决，亦可。

我曾对两件事特别关注——一是出租车司机们享受国家所规定的主要长节假日期的权利问题，如“十一”长假、春节长期。但这一件事多次征求各方意见后，并未正式写过提案。因为在委员中看法其实也不统一。出租车司机这一特殊行业，与出租车公司之间所签订的劳务合同具有特殊性，其出勤与否、休息与否、有着相当大的灵活性。而这一灵活性也就是相当大的自主性，包括了长节期日在内。所以，这一关注后来我自己放弃了。

二是国企高层管理者的高工资和高奖金问题。

这里所言之国企，是指北京市政府所直接任命高层管理者的公有制企业。他们既是企业高管，同时也是政府向企业派出的干部。某年北京市“两会”期间，我听说有一家公有制性质的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年终奖金居然七百余万元。于是试图深入调查了解，却极难获得第一手材料。因为那属于“企业机密”。但凡是询问到的人，皆言之凿凿七百余万元奖金属实，却也都言那是“奖励条约”明文规定了的，属“合理合法”所得。并且，当年“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主张乃是主流声音，我的质疑有“左”的嫌疑，附合者寡，也只得作罢。

但我的质疑并未打消，后以文章方式多次批判此现象。

我认为，所谓国企“高管”，一级国企也罢，二级国企也罢，他们首先是国家干部、党员。他们的工资以及奖金，理应限制在符合中国国情的范围之内。若高出普遍国企员工工资近百倍、百余倍，不可能不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抵触情绪。

2002年我调入北京语言大学后，被公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同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区别在于，某届某级政府的产生，须经“人大”代表们表决通过方为合法，固直接参政的特点更显然些。而政协委员的素质，则主要体现于监督的自觉和议政的水平。

在两届十年区“人大”代表之履职期间，也有两件事给我留下较深印象——一是，某年区政府的财政报告显示，上一年政府行政办公经费，年终余额近两亿元，这使代表们连发追问：钱没花完是什么原因？是否证明当初的预算高了？中央政府一再号召各级政府要成为节约型政府，预算为什么还往高了定？既然事实证明定高了，下一年的预算又为什么反而更高？区政府干部只得一番番解释，但代表们不依不饶。最终，当年财政预算报告，仅获“原则通过”。

关于两会代表、委员，不过“花瓶”而已的说法，我知久矣。我自己也每认为，不管自己多么认真，只不过是想不仅仅做“花瓶”的“花瓶”而已。那件事给我一种教育，即如果大家都不仅仅满足于做“花瓶”，则监督作用是会逐渐发扬光大的。

第二件事是——海淀区内，有一处老旧商场，多年前被拆除了，说是要盖一处更大的商场，以满足人民群众的购物需要。但旧的没了，新的迟迟不见动工。我那一代表小组内，有人询问何时才能盖起新的。我默听问答良久，倍觉蹊跷，不禁拍案猛起，大声曰：必有腐败！并希望以全组名义，联合别组，要求主管副区长在全体代表会上做出详细汇报。

全组肃然，都认为我的要求并不过分。

但问题是，主管副区长当时病了，不能全程到会。

会后不久，闻其已被双规矣。并且，最终因受贿落马了。

我的体会是，不甘于当“花瓶”，便不是“花瓶”。重要的是怎么当的想法。患得患失，那就会每每三缄其口，确乎成了“沉默的花瓶”。自己当“花瓶”，还莫如看选美节目。两会上沉默寡言，还莫如干脆不当，在家中睡觉养生。

我属于“两会”上每每出言激烈的委员。故我的发言，记录员通常很难整理。往往我说了五分钟甚至十分钟，他们最后只打出几行来给我过目。我的话常带刺，不那么中听。他们出于对我的爱护，自作主张地替我删除。我理解他们的好意，难为死他们了。

我拍过桌子，甚至骂过娘，甚至与我们民盟的领导也针锋相对地辩论过。

但凡是接触过我的人都会承认，生活中我是多么言语温和的一个人哪。

我在两会期间按要求谈过一两次文化。

而我的自由发言，主要谈的是腐败问题、贫富悬殊问题、社会公平问题、共享改革成果问题。

我知我一向被视为有“异质思想”的人。

并且我一再强烈要求，仅仅包容我这类人本身是不够的，更要包容我这类人的“异质思想”。

其实我这类人的“异质思想”的核心那也不过就是——改革尚未成功，改革必须继续，深入，故中国仍须努力！

我的体会是——政协委员者，国家的复眼而已；重耳而已；社会观察员而已；警报员而已。将民间实况带到两会上的民间良心的使者而已。

14． “悲观”是一剂镇静药

我曾许多次地，与从草根到精英到大学教授到学子们的许多人讨论过我们中国的现在和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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