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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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带头造农村干部的反，因为他们曾很不好地对待过他。

阿Q造反造得出了名，就被城里的造反派请去，当上了“农宣队”的小头目，趾高气扬地占领城里的文化和教育阵地。

阿Q从没听说过什么“上层建筑”。城里的造反派们告诉他——就当成当年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的家吧！

于是阿Q立刻就明白了什么是上层建筑。

那时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已经死了。

阿Q也很少回未庄去了。

他喜欢城市，喜欢“上层建筑”占领者那种优越感。他很是学会了一些革命的话语，也能说起来一套一套的。有时手痒难耐，便扇“臭老九”们的嘴巴子。扇彼们的嘴巴子，那种感觉尤其的好。因为彼们以前的地位，比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高多了，而且又都是文人。阿Q本能地痛恨文化，因为文化是他骨子里压根儿没有的。想有很难，不是能抢得来分得来的。某种据说是好东西的东西，在别人的脑袋里，抢不来也分不来，这使他恨。

“妈妈的，嚓！……嚓！……”

阿Q时常想砍下“臭老九”们的头，将手伸入他们的头里掏一把，看那种叫作“文化”，据说是好东西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

但只不过时常那么一想罢了。

终究，阿Q并不特别凶残。有时装出凶残的样子，却是下不去狠手做很凶残的事情的。

他只不过心里面缺乏同情。

他最狠的时候，也只不过就是扇别人嘴巴子。

“文革”一结束，阿Q成了“三种人”，须老实交代他在“文革”中的罪行。

那时的阿Q又未免可怜了。

他终究只不过扇过别人的嘴巴子，而且没文化，而且又是“翻身农民”，故对他清查了一阵子后，又将他释放了，并没被真的定为“三种人”。

阿Q自是千恩万谢，表示一定要痛改前非的。

但他其实并无忏悔意识。

没文化的人不一定就绝然没有忏悔意识。忏悔意识也往往是人性善根的枝叶。

阿Q虽非凶残之徒，心灵里却也没有什么善根。

他的忏悔是一种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明智。连高等动物也有的明智。

如今，阿Q已经很老很老了。

他太能活了。他没什么养生之道的。但偏偏就是太能活，而且活得还极健康。奇迹之所以是奇迹，是没什么科学道理可解释的。

阿Q的性能力很强，使他的女人为他生了不少儿女。他的儿女们分散在全国各地，替他生了不少孙儿女。儿女和孙儿女们，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他的种种基因。

回忆成了阿Q如今活着的基本内容。

“想当年……”

阿Q经常对儿女及孙儿女们话说从前。说时表情极庄重，绝无丝毫戏说的意思。

未庄的人生经历他是不说的。

“文革”前他的史事种种他也没多大情绪说。那一时期没他的什么光彩，连与众不同的苦难也没有。

他基本上只回忆他占领“上层建筑”的事迹。

“妈妈的，那年月真过瘾！那才是中国人最好的年月啊！……”

那也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却又不说在那年月，他冲锋陷阵地占领“上层建筑”，也主要是为了不再干他从没热爱过的农村劳动——他不再干还给他记全工分，秋后照分粮菜，造反派们且每月发给他两元“革命补贴”。那很划算。

但这种“革命动力”的真相，他是绝不说一字的。

他一开始“想当年”，某些儿女及孙儿女就转身离开了，有的还忍不住与他争论。

他们都是些接受过文化所化的儿女及孙儿女，对于“当年”，颇知道一些了，也都有自己的想法了。

“你们懂什么？那年月就是好！……”

斯时阿Q就极索寞了。

6．患有“贪占强迫症”的官员

一位出版社的编辑朋友来到家中，交换过对我即将出版的一部书稿的意见后，话题一转，不知怎么就谈到了中国当下的腐败。据朋友言，网上曾有一则消息流传——某省一不大不小的官员，除了接受行贿现金外，更喜欢接受房产。十余年间，已得房产近二百处。

我大愕。

尽管，对于当下官员之腐败，我的感觉已完全麻木，几亿、十几亿、几十亿、上百亿甚至几百亿的贪污受贿现象，早已无动于衷，连点儿脾气也没有了。人民币也罢，美元也罢。仿佛中国本就是一个大公司，一概财富都属于他们的，所谓贪污受贿，只不过是彼门分配红利的另一种方式而已。

但当时，我竟不由得一愕。

房产又不是鞋子、不是名表、不是金条；面积那么大的东西，不像名画可不时欣赏，珠宝可经常拿在手中把玩——要那么多房产空置着干什么呢？

朋友代答：升值后卖嘛。

我说：那还莫如直接要现金。

朋友代答：人民币不是一直在贬值嘛。继续贬值看来是大趋势。而房产，却是还要升值的。以长远眼光看，要房子肯定比要现金好哇！

我一时无言。

良久，忍不住嘟囔了一句：名下那么多房产，怎么填那份官员们每年填一次的“财产申报表”呢？

朋友代答：二百来处房产，并不全都归在他一人名下啊。老婆名下有，儿子名有下，父母、岳父母，七大姑八大姨，三叔四舅，全家族的人都挂名，每人名下不过才二三十套呀！

那时刻，朋友仿佛就是贪官本人了，他的话替彼们说出多乎哉、不多也的意味。

我又哑口无言。

朋友与我相对苦笑。

送走朋友，独坐发呆。一时想不大明白——我与朋友都是忧国忧民的人，当然也都是憎恨腐败的人。打从何时起，我们这样的两个很爱国的中国人，对于雷人的腐败现象，都变得完全的没了脾气呢？

真的，不但当时我并没听得义愤填膺、血脉贲张；他说得也极平静，就像聊换季时节天气的冷暖。

也联想到了我的一位教授同事对我讲的事，她说——她读大学时，班里有名同学，给大家印象颇佳的一名同学，忽一日被发现有偷窃行为。偷的既不是别人东西，也不是什么贵重之物，而是一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东西——他专偷食堂里为同学们盛饭菜盛汤的塑料盒、碗。那是校方听了学生会的意见，每天为方便学生免费提供的。集中在一处地方，像纸巾一样随便使用的。食堂的人总是觉得每天被用的塑料盒、碗逐渐变少了，一直奇怪。直至有人意外发现，在那名同学的一切可以藏匿的地方，包括上了锁的箱子里，占为己有的六七百个之多。

那名同学被医院诊断为“占有强迫症”。

毕竟只不过是值不了多少钱的东西，校方并没处分他。老师和同学也很同情他，无一歧视者，患了古怪的病嘛！在大家的友爱和关怀之下，他的病渐渐好了。

又联想到，八十年代初，“文革”中自己也被整得很惨的周扬，平反后痛定思痛，公开发表文章提出了“异化”问题。而胡乔木主动向上边请示，遂发起一场对周扬的再批判，使他至死又丧失了言论自由和自我辩护权。

现在看来，周扬是有深刻思想的。他对中国共产党仍将面临的执政考验是看得准的。而胡乔木当年那场对周扬的再批判，也显然是相当“文革”的。

我们中国在摆脱了“文革”之后，现如今，分明的，又被另一种病魔附体了。仅就干部队伍而言，“异化”之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所谓“异化”，借用医学术语来说，叫作“器质性病变”。“器”者医学上指，人体脏器也。病变发生于病灶，久而久之，使之病态严重。若治标不治本，必发展为癌。

从前也病，现在也病，首先都是病在“干部”。区别乃是，今天老百姓不叫他们干部了，而与时俱进地叫他们“官员”或“官吏”了。

于是我又联想到一部外国电影《索多玛120天》，这也是一部由好莱坞方面投资、由意大利导演拍摄的电影，改编自一部同名小说。小说有副书名，曰“放纵学校”。时间背景为18世纪，地点为瑞士山中某城堡。而电影则将时间背景后移为20世纪“二战”末期；地点虚构为意大利北部一个叫作“萨罗共和国”的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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