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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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会争先恐后地去打，至少也会非常起劲地在旁边看，间或喊上一两声“打得好
”
之类的口号。因为“无罪者可先打”，即等于“有罪者不可打”，当然也等于“不
敢打便有罪”。这样，为了向别人证明自己“无罪”，也为了向自己证明“无愧”，
就必须上前去打，而无论那妇人是否果真有罪：中国人为什么必须证明自己“无
罪”呢？
因为中国人没有原罪。一个人，既然“原本无罪”，那就“不该有罪”。倘若
有罪，岂非“不是人”？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罪人”的境遇总是很糟糕，甚至
“猪狗不如”。执法者固然可以对他滥施酷刑，一般老百姓也可以对他肆意侮辱。
因为他已有罪，已“不是人”，自然不必按人来对待，可以把他像野兽一样关在
笼子里，也可以把他像牛马一样用绳子牵着去游街。这时，满街的看客不但可以
像看耍猴的一样去看，也可以向他吐口水、扔污物，有如面对一只垃圾桶。而且，
这种吐和扔，因为等于支持了“打”，所以不但不会被制止，反倒会受到鼓励和
赞扬。
当然，不打，只看，也是可以的。因为看也是一种态度，一种能够证明自己
“清白”的态度，而“身上有罪”或“心中有愧”的人，是连看也不敢看的。比
方说，皇上要办一个大臣的罪，便会说：“你敢抬起头来看朕么？”跪在下面的
大臣，则多半只会回答“不敢，臣罪该万死”，然后又磕下头去。所以，那些被
审判或示众的罪人，是既不敢看执法官，也不敢看同案犯的。他们只能做“低头
认罪”状。
显然，打和看，是两种证明自己“无罪”亦即“清白”的方式。当然，这种
证明也不是无时无刻都有必要。倘若天下大治，举世太平，皇上是“圣主”，百
姓是“良民”，也无妨相安无事，“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但倘若天下大乱，盗贼
蜂起，或者在某个特定的场合（比如在逛百农神殿），已不容置疑地预定了“我
们中间有罪人”的前提，那么，每个人都必须到那有罪或被派定有罪的那个人那
里，去寻找自己无罪的证明，甚或无端地去找出一个或几个“罪人”，来作这个
证明。1957年是这样，19年也是这样。
于是，每到这时，中国人的抉择往往就只有两种：不是挺身而出去当义愤填
膺的打手，便是站在边上去当无动于衷的看客。当然，也还有种可能，就是被当
众揪出，去当被打被看的罪人。总之，打手、看客、罪人，只有这三种角色可供
选择。不过当罪人并非情愿，也就不能算。能算的实在只有两种：要么去打，以
证明自己有“善的正义”；要么去看，以证明自已无“罪的嫌疑”。唯恐别人不知
道自己是好人的便去打，那些不太害怕被看做是坏人的便去看。所以，“同案犯
”
的相互揭发、指责、批判和殴打，有时可能会甚于他人，反倒是那些不相干的人，
会采取旁观的态度。但退场的可能性，则几近乎零。
四有罪的与受罪的
其实，我们岂止不能退场，只怕就连不打不看都不行！因为不去打，也不看，
不是“有罪”，便是“有愧”。
有愧，即默认有罪。
我们不能默认有罪。法利塞人能，是因为他们知道人人都有罪，你有我有全
都有。大哥二哥麻子哥，大家脸上差不多，也就彼此彼此，老鸦不必笑猪黑。中
国人既然已经预先设定人家都是好人，人人都很清白，六亿神州尽舜尧，谁要是
默认有罪，岂非自外于群众，自绝于人民？
法利塞人能够默认有罪，还因为他们都承认（或被认为是承认）世界上除了
具体的罪以外，还有一种抽象的罪，即原罪。原罪是人人都有的，认了也无妨。
中国人没有这种抽象的罪，就只有具体的罪。如果默认有罪，人家就会猜想和追
问是什么罪。在某个特定的场合下，比如在迦百农殿堂上，最大的可能当然就是
和那妇人一样的罪：如她样淫乱，甚或就是她的奸夫。这个嫌疑谁敢背？难怪在
中国传统社会，但凡有“捉奸”之事，打手和看客都非常之多，也非常起劲。当
然，起劲的原因也不光是这一条。我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一书中对此有过分
析，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看。
同样，在“文革”中，在批判“三反分子”、“牛鬼蛇神”时，几乎不费什么
气力，很容易地就弄到了人人上阵、个个都是批判家的地步。道理也很简单：你
不上阵么？你不喊口号么？你不写大字报么？你不在这些“革命行动”中表现出
“革命热情”和“革命义愤”么？那你就和他们一样，也是“三反分子”、“牛鬼
蛇神”。
请问，在那种场合下，又有几个人敢于退场，能够退场呢？也许，还没来得
及退场，就被当众揪出，和那妇人一起，去充当被打被看的角色了。
这样的风险，谁担得起？
看来，原罪还真是个好东西。至少，有了原罪，人就有了一个退路。因为了
不起退回到那“原始罪恶状态”。即便退到那一步，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因为那
是每个人都曾有过的一种状态，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可自惭形秽、无地自容的。难
怪西方人敢退场，因为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中国人就不同了。中国人没有原罪，
也就没了退路。因为你既然原本无罪，那就不该有罪。这就正如在江湖上，如果
你从未失手，那就次次不能失手；如果你不曾被杀，那就再也不能被杀。于是，
你就必须不断地去拼，去杀人，不能因一时的“心慈手软”毁了自己的“一世英
名”。同样，如果你是通过整治别人来证明自己“革命”的，那你就只能“继续
革命”，继续整人。忏悔？忏悔什么？一旦忏悔，岂非承认自己有罪？那就不但
现在不是人，连先前也不是人，一辈子不是人。难怪那些整人的人，那些“文化
杀手”不愿意忏悔了。岂但不忏悔，而且往往是整过一回人的，下回还整人，一
辈子整人。即便没有整人的气候环境了，也不会金盆洗手。一有风吹草动，马上
重操旧业，甚至迫不及待地跳将出来。
这大约也是由不得自己的事。所以，江湖上，越是资格老、名气大、功夫好
的侠，越是会感到自己“身小由己”。也所以，这些侠们会真诚地告诫自己的子
弟或弟子，切切不可妄入江湖。因为一旦踏入江湖，就再也没有退出的可能。
但，身在江湖之外，就不必有退路么？
一般地说，江湖之外，风险当然要小得多。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是不会感
到“无路可退”的痛苦和可怕的。但这决不等于退路之于人，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事实上重要的并不在于有没有路可退，也不在于是否一定要退场，而在于有没有
退场的权利。要不要行使这个权利，或有没有必要去行使它，是一回事；有没有
这个权利，是另回事。因为所谓人生，原本就是由个个具体的“现场”而构成的
“现实”。我们既然没有“原罪”作退路，也没有“来世”作归宿，那么，我们
就只能生活在这一个个具体的“现场”中。当然，大多数现场并不可怕，也不难
受，没有退场的必要。然而，谁也不能担保，我们就一定不会被身不由己地逼入
某一特殊的现场。那么，届时我们又将如之何呢？
那就只能要么去打，要么去看。打，可能下不了手；看，可能看不下去。阻
止打和看，又可能导致自己的被打和被看。剩下的两条路，大约也只有“赶紧溜
出去”和“装做没看见”了。装不了糊涂的就溜，溜不出去的就装，都做不到就
只好麻木。现在许多人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情痛斥中国知识分子在强权和暴政
面前的麻木，却很少有人想到这麻木也有一半是逼出来的。
其实麻木也不容易。在“文革”中，麻木，或曰“政治态度不鲜明”，也是
要受批判的。这时，如果继续麻木，装疯卖傻，等着你的就只有批判会和疯人院
了。躲起来也不行。因为“你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正所谓“树欲静而风
不止”。躲又躲不掉，逃又逃不脱，又没法昧着良心参加打和看，连“麻木不仁
”
都不行，请问，这是不是受罪呢？比这糟糕的还有：我们还可能被逼上场去成为
被打和被看者，甚至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来给别人看。如果说这已经够惨的了，那
么，更惨的还在后头：有的人，甚至可能连那份资格都没有，只能被“晾”在场
上不死不活，那才叫“活受罪”呢！
别以为这是无稽之谈或危言耸听，祥林嫂和“文革”中一些人的遭遇，就是
证明。
五样林嫂的故事
祥林嫂的故事，想必大家都很熟悉。
祥林嫂是好人。世界上，比祥林嫂更好的人并不多，然而这个好人的命却并
不好。也无妨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比祥林嫂命更苦的。少妇丧夫，原本就是不
幸，她居然丧了两回；寡妇有子，原本尚属万幸，她居然又死了儿子。如此之多
的不幸加诸一人，任谁也难以承受，而她居然也挺了过来。从这一点看，我们还
应该说，祥林嫂不但是好人，而且还是坚强的人。至少，不是那种心胸狭隘，一
点小事就想不开的人。
所以，祥林嫂后来的失魂落魄、胆战心惊，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惴惴然如过
街之鼠，以致沦为乞丐，形同僵尸，就不是因为自己心理脆弱，完全是被人逼的。
其实，祥林嫂是很认命的。她对生活的要求也不高，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
清清白白做人，并不企求她所付出的都能有相应的回报。但似乎连这一点小小的
愿望，命运都吝于满足。打击接踵而来，罪名无辜而加。这个天底上最好的人，
终于一再地被视为“不祥之物”和“不洁之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只值得烦
厌和唾弃”。尽管在这全过程中，她没有一丁点过错，完全是身不由己，但她也
仍然甘愿把这一切，包括命运的不公和他人的不公，都独自一人承担下来。她只
希望在她认命兼“认罪”以后，人们能给她一条生路，一个能够“赎罪”的办法。
她听信了柳妈的话，用自己两年的血汗钱，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给千人
踏，万人跨”，就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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