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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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乎他所作的研究是否有用，是否入时：“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
”
他也不太在乎自己的著述是否能名垂千古；“名山金匮非吾事，留得诗篇自纪年。
”
但他对自己身后这些著作的命运还是在乎的：“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
辞。”他还不是“满不在乎”。
陈寅恪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做到并不在乎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没有意义。
意义，这是我们绕不过去的最后一道弯，迈不过去的最后一道坎。我可以不要名，
不要利，不要有用，不要别人承认，但我总不能不要“意义”吧？连“意义”都
没有，我做它干什么？
然而陈寅恪却似乎把“意义”看得很淡，一再宣称自已不过“聊作无益之事，
以遣有涯之生”。这话理所当然地被许多人看做是自嘲、反话、激愤之辞，或表
现了他的痛苦和无奈。我们当然已无法确知陈寅恪说这话的真实想法，但我宁愿
把它看做一种彻底，一种为了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而悟到的彻底，尽管
彻底得很无奈。
彻底是很重要的。彻底才无碍，才无羁，也才无所畏惧。因为所谓“自由思
想，独立精神”看重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也就是说，它并不在乎你想
的是什么，有没有意义，只在乎你之所想是不是独立自由的，是则是，否则否。
你想的东西再没有意义，只要是独立自由地想出来的，就是“自由思想”。反之，
即便再有意义，也不是。
从这个角度来看陈寅恪的许多“自嘲”、“自贬”、“自损”，我们就会有别样
的体会。1952年，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出版，陈寅恪为该书所作之序却被
人删去。陈致信杨树达先生云：“拙序语意迂腐，将来恐有累大者，今删去之，
亦未始非不幸也。”陈此处之听谓“迂腐”自别有意味，但陈寅恪的著作中从思
想到行文均不乏“迂腐”甚至“陈腐”之处，恐怕也是个事实。问题是，“迂腐
”
难道就不是一种声音，就该灭绝。如果“迂腐”该灭绝，那么，和“迂腐”沾边
的，比如陈腐、陈旧，还有刻板、呆滞，是不是也该灭绝？如此推论下去，请问
又有什么不该灭绝？
意义也一样。如果没有意义就不能存在，就该灭绝，恐怕世界上的人早就死
光了。你想，这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能说出有意义的话，又有多少人句句话都有
意义？何况一个问题或一句话有没有意义，原本就是不大说得清楚的事情。杞人
忧天数千年，天并没有塌下来。那么，杞人还该不该忧天，杞人忧天还有没有意
义？哥德巴赫猜想猜了那么多年都没能猜出来，究竟有多少意义，还要不要再
猜？实际上，科学史上许多课题开始时是没有什么意义，或看不出什么意义的。
正因为历史对无意义表现了宽容，才有了今天科学长足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
极少数的“有意义”其实是靠众多的“无意义”来支持的。没有“无意义”就没
有“有意义”。比如在我们看来，吃蜘蛛是没有意义的（其实皮洛耶人就吃），但
如果没有人吃蜘蛛（也包括吃别的“不能吃”的东西），我们今天也不会吃螃蟹。
更何况，如果我们今天以“没有意义”为由不准别人想某个问题说某句话，
那么，明天别人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不准我们想某个问题说某句话。你可以这样
限制我的思想，我也可以那样限制你的思想，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大家都不能自
由地思想。而不能自由地思想，其实也就等于不能思想。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自由思想或发展学术）讲，我们都得肯定“无意义
”
的意义。而且，为了彻底，为了确保思想的自由，我们还得否定意义的追求。
否定意义的追求，有这个必要吗？既肯定“有意义”，也宽容“无意义”，难
道就不好就不行吗？果真如此，当然很好。可惜，如果我们的口号如此，就不会
有人去做“无意义”的事了。有意义的事不做，却去做无意义的，谁会这么傻？
那么，大家都去做有意义的事，又会怎么样呢？就会放弃“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因为一件事有没有意义，不是你自己个人说了算的。要么是社会大众说了算，要
么是权威人士说了算。只有当他们认可了你的意义，你的所作所为才是“有”意
义的。显然，这就必须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以他人的标准为标准，哪里还可能
有什么“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总是“毛”，总想附在某张“皮”上，就因为
他们总想有意义。在中国，纯粹的知识、学问，从来就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它
服务于现实，比方说能够安邦治国或者富民兴国时，才可能被认为是有意义的。
中国的读书人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济世热衷于做官？就因为只有这样，“无意义”
才能转换为“有意义”。所以，与其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政治情结”，不如说
他们有一种“意义情结”。
于是，为了使“无意义”转换为“有意义”，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有意无意、
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附在某张“皮”上。因为单独的“毛”没有意义。单独的“毛”，
无根无底飘浮不定，风一吹来就满天飞，不要说别人看着没劲，自己心里都不踏
实。
然而知识分子之所以是知识分子，不仅因为他有知识，更因为他是“分子”，
既是极少数，又有独立性。如果附在某张“皮”上，那还是“分子”吗？王瑶先
生说得好：“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显然，要想无愧于知识分子的称号，
就得坚持独立立场；要想坚持独立立场，就不能附在某张“皮”上；要想不附在
某张“皮”上，就不能太在乎意义能不能实现。但意义如果不能实现，即等于没
有意义。因此，当我们决定选择和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时，就得先问自
己一句：你能不能豁出去连“意义”都不要？
意义其实是最难豁出去的。但“若为自由故，意义亦可抛”。因为你如果连
意义都可以豁出去不要，那就没有什么豁不出去的了。正如一位诗人所说的——
船完全被撞破之后，也就不会沉没了。它的，每一块零散的木板，将永远漂浮在
海上。
要谈陈寅恪，就必须先把这些问题都想清楚。我们想清楚了吗？
□忏悔与做人
一忏悔引起的话题
上个世纪末，中国的文化人忽然讨论起“忏悔”来了。
事情是由余杰的一篇文章《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引起的。一个人看不惯
另一个人，或对他有意见，要批评他，甚至揭他的老底，原本也很平常。只因为
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是名人，便一时间弄得沸沸扬扬，其间不乏戏剧性情节。比
如起先是小余横刀立马，军前叫阵，颇有“手持钢鞭将你打”的气势，但转眼间
却在成都魏明伦的客厅里和大余握手言欢谈笑风生，并表示“佩服余秋雨的胸
襟”，还共同讨论起“保护文明和走向社会”的问题了。此案三位当事人，年纪
大点的两位，一位是剧作家，一位是戏剧理论家，年轻的那位又初出茅庐，这两
年正被人哄抬得有些找不着北，哪里架得住这一来二去？因此所谓“和解”云云，
便颇为可疑。被称作“扯淡的范例”（刘洪波），或“两个戏子骗了一个孩子”（韩
石山），也不足为奇；果不其然，没过多久，二余又重新开战，仍然是谈忏悔问
题。只不过不再是在客厅里喝着盖碗茶谈。一个原本非常严肃的话题，居然以这
种近乎搞笑的方式被“炒”了起来，这可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不看不知道，世
界真奇妙。”幸亏后来又有一些严肃的学人参加了进来，这才没有完全变成场闹
剧。
学人们的意见似乎也很分歧：有说“忏悔绝对必要”（徐友渔）的，也有说
“忏悔是个人自由”（于坚）的。如果看报只看标题，我们会很便当地把他们分
别归人两派：徐友渔是赞成余杰的。因为忏悔既然绝对必要，余秋雨当然应该忏
悔。于坚则是维护余秋雨的（事实上于坚文章的副标题也是“为余秋雨，辩”）。
因为忏悔既然是个人的自由，则余秋雨是否忏悔，又关你余杰什么事？苟如此，
则他们的意见，也没太大的意思。
然而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
实际上徐友渔也好，于坚也好，都没有就事论事。如果仅仅纠缠于余秋雨在
“文革”中干了哪些事，或干没干某些事，并由此得出他该不该忏悔的结论，是
很没有意思的。余秋雨在“文革”中是有错误，但既非罪魁祸首，亦非罪大恶极。
别人都不忏悔，凭什么要他个人忏悔？何况谁在“文革”中就没有错误？在那个
“全民皆兵”也“草木皆兵”的年代，有几个人能不“披挂上阵”，谁又胆敢“抚
叛徒的尸身而哭”，和“伟大领袖”或“革命群众”唱对台戏？不要说没那个胆
子，只怕也没那个见识，没那个念头！
因此，如果余秋雨该忏悔，那么差不多全民都该忏悔。全民的忏悔，合理不
合理先不说，操作起来就有问题。徐友渔也说：“说到底，忏悔是个人的事情，
是强求不来的。”硬要强求，恐怕就只好动用暴力。就像在“文革”中那样，把
一个又一个“罪该万死”（即“理应忏悔”）且“死不改悔”（即“拒绝忏悔”）的
人揪出来，再押上台去。故于坚说：“集体的忏悔，如果要操作，只有专政。”这
岂不又重新回到“文革”了?对“文革”的忏悔却必须以回到“文革”为前提或
结果，岂非悖谬？
同样，如果余秋雨可以不忏悔，当然大家也都可以不忏悔.大家都不忏悔，都
“记吃不记打”，我们这个民族要到何年何月才能真正觉醒和成熟起来，从根本
上保证“文革”或“文革”似的动乱、荒唐不会“过七八年又来一次”?“一个
没有忏悔、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没有自我意识、没有时间性、没有历史的民族
”
（邓晓芒《灵之舞》），也是一个没有长进、弄不好就会重蹈覆辙的民族。我们并
不想成为这样一个民族；因此忏悔是绝对必要的。就连余杰要求（或希望）余秋
雨带个头，也未尝没有一点道理，只不过他找错了人：那么，到底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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