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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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所学的知识总算派上了用场。这不能简单地看做是周先生为自己“附逆”行
为所作辩解的“托词”，而应看做是他的真实想法。周先生是读过旧书的人，从
小满脑子灌输的就是“修齐治平”那一套。按照这一套说教，一个人之所以要读
书，是为了修身；之所以要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学以致
用，服务于政治，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
家”，实现的不但是一个读书人的人生价值，也是知识学问的自身价值。相反，
有一肚子学问却没人看重赏识，没有用武之地，那是最让人难熬的。这时，如果
来了个买家，而且是大买家，你还不赶紧卖出去？
甚至还有自己送上门的，比如冯友兰就是。冯友兰也是参加了“梁效”的，
因此也和周一良一样，颇为情议所不容。说起来冯先生也是海内大儒，怎么会如
此糊涂？其实，与其说是“糊涂”，不如说是“自觉”。对此，夏中义的《九谒先
哲书》有很好的分析。我同意他的观点：冯先生是颇有些“圣人情结”的。他的
理想，是要成为“当代中国的孔夫子”,成为当局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首席顾问。你
既然打算通过权力中枢来施展“为王者师”的抱负，就得先让权力瞅着你顺眼；
而讨好权力之捷径，则莫过于“顺着说”。这当然无妨看做一种策略，却也是一
种危险的游戏。因为无论如何，“顺着说”和“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是不能兼
容的，而顺了第一回，就会有第二回、第三回。结果，一路顺将下来，冯先生几
乎已不知道自己是谁。最后，“国师”没当成，反倒当了“梁效”。冯友兰守不住，
周良守不住，我们就守得住?
第三是“耐不住”。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其实就是坚守个人立场，
不以社会的好恶为好恶，不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那好，你既然已经“自外于群
众”，也就不能指望别人在乎你、看重你，把你当回事，也不能指望别人理解你、
赏识你，听你那一套。总之，选择了独立自由，就只能走一条孤寂的道路，你能
耐得住这份寂寞么？
就算耐得住吧，也还有道坎儿不大容易迈得过去―一你可以甘于寂寞，“不
求闻达于诸侯”；你可以孤芳自赏，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但你总要吃饭吧？连陈
寅恪都感叹自己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咱们比他就更不如。吃的、穿的、
住的，都是“人家”的，而且并不富余。一旦“人家”不给了，咱就会衣食无着，
咱就得扫地出门。我在《你好，伟哥》一书中说过：人们总喜欢骂中国的学人和
文人没有骨气，却常常忽视一个现实问题：他们每个月就那么几个小钱，上有老
下有小，又要养家又要糊口，头顶上那几片瓦和脚底上的立锥之地都是单位上的，
看病吃药哪怕就几片阿斯匹林也要靠单位报销（说得不好听也就是讨），你叫他
如何硬得起来？
的确，要想有思想的独立，必先有人格的独立；而要想有人格的独立，又必
先有经济的独立。大家都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但鲁迅先生能够“吃了人家的
也不嘴软”，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他不必餐餐都吃人家的。这才能坚持思想言论
的独立自由。问题是，鲁迅先生可以靠稿费版税养活自己，又有多少学人能靠学
术研究获得经济上的独立。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真是谈何容易。还是陈寅恪自
己说得好：“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
七最是文人不自由
文人不自由，学人更不自由。
学人为什么就更不自由呢！因为文人可以只发牢骚而学人总要做事做学问。
要做事做学问，就要有条件；而如果你非要坚持什么“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这些条件便很可能与你无缘。正如夏中义所说：“事情很明白，当你不思依傍权
力，则权力所支配的种种恩惠也就不再赐你，而其制控的诸多不便或不幸倒可能
如鬼魂缠你。
”（《九谒先哲书》）比如同是研究《再生缘》，郭沫若可以尽阅当时
所能看到的珍贵资料，包括北京图书馆馆藏、郑振铎捐赠的“海内孤本”，陈寅
恪就看不到。他只能凭记忆搜索，请助手查找，最兴师动众的也不过是靠“私谊
”
请外地的学生帮忙，条件差到哪里去了？郭沫若可以在全国学术界众所瞩目的
《光明日报》上以“排炮”的方式发表一连串文章，陈寅恪却只能以“偷渡”的
方式，由章上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出境外刊行，事后还要被追查，境遇之悬殊
又何以道里计？结果，尽管郭沫若是在
1960年经人介绍读了陈寅恪的著作后，
才心血来潮要研究这个课题的，却能迅速地使之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而陈
寅恪的《论再生缘》虽然早在
1954年便已完稿，却只能如陆游所咏之梅花，“释
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根本无人问津。
这可真是天壤之别。有权，就是比没权好哇！所谓“权”，并不等于或只是
政治权力，也包括学术权力。它可能是一种行政权力，也可能只是一种话语权力。
比如能批给你一大笔科研经费，为你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大开方便之门，让你看
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等等，运用的是行政权力；说一不二，一言九鼎，“说你行
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则是在运用话语权力了。话语
权力也很厉害呢！它能决定一个人在学术界混得怎么样，能不能混出个名堂来，
甚至混不混得下去，同样堪称“生杀予夺”。君不见，多少有着真才实学的人默
默无闻，多少有着真知灼见的著作埋没不彰，而某些平庸之辈的平庸之作甚至狗
屁不通的东西却被捧上了天，就因为后者掌握了话语权力而前者没有么！
行政权力与职位有关，话语权力与地位有关，但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两者之
间往往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瓜葛和猫匿。长期以来，中国的学术活动尤其是学术评
价（评奖、评职称、批课题等等），一直在行政化的体制下运作。而且，随着所
谓“量化管理”的推行，学术的体制化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体制是不由分说的。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体制也是一视同仁的。无论谁和体制作对，哪怕脱离休制，
都将一事无成，甚至连饭都没得吃。
这里面也没有什么世道公不公的问题。世道从来就不是为少数坚持“自由思
想，独立精神”的人设立的。它只为那些愿意“入时合流”的人设立，也只为他
们服务，给他们好处。你既然不愿意，那就别到我这里讨什么“公道”。在这一
点上，它只问“是否”（纳入体制），不问“亲疏”（血缘交情），因此不是“不公”，
而是很“公”。
所以，你不能和体制对着干。你得自觉地纳人体制，在体制规定的轨道上运
行。比方说，你得先去读个学位。而且，光有硕士学位还不行，还得有博土学位。
然后，你得去评职称，从助教、讲师、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当了教授也还不行，
现在教授也分等呢！比如“博学”（博士生导师），据说就比普通教授高一等。要
不然那些“博导”们为什么会把这头衔印在名片上，就像把名牌商标留在西服袖
口上一样？不过现在“博导”也如过江之鲫了。东西多了就不值钱。所以你还得
去争取别的头衔，比如能够决定别人能否升职、得奖、当博导的评审委员。总之，
你得去当学术界的“大佬”。到那时，你就“牛”了，你写的书再破也能出版，
你写的论文再臭也能发表，你随便申请一个什么鸟课题都会批准，有着花不完的
钱。你将坐着飞机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飞来飞去，讲学做报告或者参加评审
会，放的每一个屁都很香，看着谁不顺眼就把他给灭了，就像阿
Q革命成功以后
那样：“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
”
这确实很有诱惑力。当然，为此你得先做一点点事情。比方说，你得想方设
法每年都发表点论文。其中所谓“权威刊物”多少篇，“核心刊物”多少篇，都
是有定数的。你得想方设法去获奖。其中“省部级”多少，“国家级”多少，也
是有定数。还得去申请课题。这些课题是哪一级的，有多少钱，在评定你是否能
当教授、当博导，是否能获得重要岗位津贴时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最后，你
还要填许多表：评职称要填表，报课题要填表，申请博士点、重点学科，申请博
士生导师、重要岗位津贴也都要填表。这些表几乎每年都要填，而且要填一辈子。
还有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当你申请这个申请那个时，必须投其所好，不能由着自
己的性子来。比如申请课题，那是有“指南”的。你想做的不一定在“指南”里，
在“指南”里的你又不一定想做。但能不能申请到课题，却是你能不能升教授、
当博导、成为学术界“大佬”的先决条件。所以你只能放下手中想做的题目，去
做你不想做的事情。这没有什么价钱可讲。相反，你还得挖空心思去对号入座。
请注意，以上所说，只是按照制度规定必须去做的事情，尚不包括诸如此类
的“诗外功夫”和“画外功夫”。经常到领导和前辈那里“走动走动”，请学术权
威和社会名流题写书名或作序，邀齐了哥们儿姐们儿来吹吹拍拍等等。还请注意，
上述过程有可能是漫长的，没完没了的。因为即便你当上了什么，还会有更高一
级的什么等着你去当。何况在你争取当什么的时候已欠下了一大笔人情债要还。
于是，当你把这一切都打点停当，踌躇满志准备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情时，恐怕就
会发现你——其实已经不是自己了。
那时候，还说什么“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呢？
八豁出去，就能了
其实，有些事，也不过就是“一念之差”。就说前面那些东西吧，当真想通
了，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学术地位吗，不就是话语权力吗，不就是科研经费
吗，不就是岗位津贴吗？不就是当教授当博导，吃香的喝辣的，坐飞机住宾馆，
在主席台前排就坐，放个屁都有人鼓掌吗？我们能不能不要？不要，你可就管不
了我啦！平时我们总说豁出去了，豁出去了，也就是说，豁出去，就能“了”。
问题是你豁不豁得出去。
陈寅恪不能说是完全豁得出去的人，但至少部分地豁出去了。比方说，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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