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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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分寸还是有所不同：除身为“一方父母”的陶铸外，共产党这边，最受陈

寅恪欢迎敬重的是陈毅。陈毅得到的情感回报是“肃然起敬”。次为杜国庠。他

得到的回报是“道不同然相知高谊仍在”。胡乔木也不错，他得到了“中国传统

为师者的那一份慈爱”。郭沫若的情况比较微妙。毕竟双方都是才高八斗、学富

五车的人，也都不是等闲之辈。然而，一个是“马列主义史学”的代表，一个是

“资产阶级史学”的重镇，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又都风流儒雅德高望重，也就只能

寒喧多于交流，在谈笑风生的背后仍是格格不人了。郭对此其实也有清醒的认识，

谓之“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虽是笑话，却有深意存焉。

不过郭沫若这个“戏言”的水平之高，却也不能不令人叹服。郭属龙，陈属

虎，两人又观点相左，当然是“龙虎斗”;郭耳聋，陈目盲，两人又立场不同，当

然是“马牛风”。但如此之巧对〔绝对〕，大约也只有郭沫若才想得出。故龙争虎

斗唇枪舌剑之余，也未尝没有惺惺相惜。尽管十年以后，郭沫若还是在其新著《李

白与杜甫》中对早已含冤去世并无还手之力的陈寅恪杀了个回马枪。

最惨的是康生，他吃了闭门羹。康生其实也应该算是“读书人”的。他是毛

泽东身边的“大秀才”，读过很多书，文笔极好，书画俱佳，艺术品位也很高，

而他的大奸大恶在当时还尚未暴露无遗，或不为外人所知。无论从哪方面（政治

地位或文化修养）讲，他都应该见得着陈寅恪的，却被拒之门外。1949年以后，

康生哪碰过这种软钉子？于是他就来了个“软着陆”，只用轻飘飘两句话，就让

《论再生缘》的出版几乎成了永无期日的事情。

比康生待遇稍好点的是周扬。周扬本来也是要吃闭门羹的，只是因为看陈序

经的面子，不想让陈序经太为难，陈寅恪才勉强答应见周扬。但周扬在中山大学

东南区一号二楼上显然没吃到什么好果子。“陈寅恪的态度是挑战式的”，而一向

辩才无碍的周扬则显得底气不足、几无招架之功。尽管如此，回到招待所后，周

扬仍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因为他总算见了陈寅恪一面。当然，他对陈寅恪的感

觉也和许多人一样：“有点怪。

”

比康生更惨的是某些学人。他们遭到了陈寅恪的讥讽甚至痛骂。早在

1952

年，陈寅恪就写诗讽刺他的那些北国同仁，还特地把这首诗寄给北京大学的教授

邓之诚：“八股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

时。

”这显然是讽刺从

1949年到

1952年短短三年间，学人们纷纷“弃旧迎新”、

“弃暗投明”，放弃轻车熟路的旧研究方法，生吞活剥马列主义，炮制新八股。

其中，便不乏年事甚高者。比如辅仁大学校长、历史学家陈垣，

1949年时六十

九岁，当然是“白头学究”了。1953年底，陈寅恪又当着汪簇的面，连续两天

怒骂那些加人了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喻之为“自投罗

网”。据说，陈寅恪大动肝火，“态意评点人物，怒说前因后果，极其痛快淋漓”。

看来，陈寅恪对所谓“时尚”，所谓“新学”，已是积怨甚深，对那些一心想要“眉

样入时”的“读书人”，也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

这就决不只是什么个性孤傲、性格怪僻了。

四人品与气节

陈寅恪的这种态度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反又对现政权，反对共产党，反对马

列主义。其实不然，倘若如此，他为什么不去香港、台湾，为什么同意担任全国

政协委员，还要和杜国庠、冯乃超这些共产党人交往，他甚至也不是什么社会活

动都不参加。1954年

5月

3日的“敬老尊师座谈会“他就参加了。还戴了大红

花，这也是一种”时俗“么！怎么并无反感，反倒欣然？这里面一定还有更深一

层的原因。陈寅恪的政治态度一直是个谜，他好像谁都看不惯。袁世凯当大总统，

他讥为巴黎选美：“花王哪用家天下，占尽残春也自雄”；张群组阁，他讥为妓女

作秀：“催妆青女羞还却，隔雨红楼冷不禁”；国民党长江防线失守，他也幸灾乐

祸：“楼台七宝倏成灰，天堑长江安在哉”。但如果你认为这是因为向往新中国，

或是怀念旧上朝，恐怕就错了。他在回忆洪宪称帝一事时说，当时不少文人都对

袁某人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让他深为道德的沦丧而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

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君主还是民主，这在许多人看来是至关重要必须力

争的，而陈寅恪以为其次。那么，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

是道德，是人品，是气节。

1964年

5月，陈寅恪向自己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蒋天枢托以“后事”，并写上

了带有“遗嘱”性质的《赠蒋秉南序》一文。在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里，陈寅恪

称自己虽“奔走东西洋数万里”而“终无所成”。现在又“奄奄乖死，将就木矣”

,

但也有足以骄傲自豪者，那就是：“默念平生因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

告慰友朋。”也就是说，他陈寅恪一生之最为看重者，不但不是金钱地位，甚至

也不是知识学问，而是人品与气节。

事实上陈寅恪愿意与之交往或表示敬重的，不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

无派，都是人品极好的人。陈毅，光明磊落，直率坦诚；傅斯年，为人正直，疾

恶如仇；刘节，秉性梗直，宁折不弯；冼玉清，一生清白，遗世独立。有意思的

是，他们多少都有些脾气。比如陈序经为人是很谦和优容的，但当有关当局强迫

他加入国民党时，他把“乌纱帽”惯在桌子上：“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

就不做这个院长。”又比如杜国庠一生为人宽厚平和，但面对极左思潮也会拍案

而起，气愤地表示“批判陈寅恪批得太过分”！因此他们也都往往会做“傻事”，

说“蠢话”。比如刘节就曾在

1958年“大放厥词”：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

“一起发疯”倒是真！这种“逆言”也是说得的？但他实在忍不住。当然，他们

多半也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没有好下场是明摆着的，甚至是他们“自找”的：“文化大革命”中，刘节

听说“造反派”要批斗陈寅恪，竟奋然表示愿意替代陈先生上台挨斗，并视为一

种荣耀。如此“不识好歹”,“自讨苦吃”，如此“螳臂当车”,“以卵击石”，还

能有什么好结果？然而，明知没有任何好处，同时也于事无补，他们却偏偏还要

做；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品质的高贵。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陈寅恪“吾道不孤”!

然而陈寅恪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还有更深的想法。在

1950年正式刊行的《元

白诗笺证稿》一书中，他谈到这样一个历史惯例：但凡新旧交替之时，总有人占

便宜，也总有人吃大亏。那些乖巧的小人，“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而那些

刻板的君子，则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为什么呢？就因为其时新旧

道德标准和新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有的人善于利用形势适应环境，有的人

则无此“乖巧”而已。

显然，陈寅恪是把自己的某些“老朋友”，看做了“乖巧的小人”。

于是我们大体不清楚了。为什么陈寅恪对杜国庠那样和自己“道不相同”的

共产党人信任敬重，对某些先前的“同道”反倒蔑视而戒备？就因为前者“气节

不亏”。陈寅恪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他当然不会不知道在那个时代，坚持马列

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要担怎样的风险。那是要掉脑袋的！所以，新中国成立以

后，他们大讲马列主义，就不但可以理解，而且也理所应当。他们“本来”就是

马克思主义者么！

那些“眉样入时”的“白头学究”们却“原本”不是。“不是”当然也可以

变成“是”，但要看怎么个变法，以及为什么要变。如果是自己通过学习研究，

改变了观点，倒也理属正常，无可厚非。然而一夜之间毫无思考，就来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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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大转弯，便很可疑。在陈寅恪看来，这不是降身辱志，便是投机取巧。但不

论何种情况，都是“变节”。气节一亏，则其人不可取矣！

事实证明，陈寅恪的看法并不完全正确。1949年以后，中国学人的改变立

场观点，宗奉马列主义，有的是“曲学阿世”，有的不是。汪籛就不是。他属于

“心悦诚服”的那一类。否则，当他自告奋勇充任“说客”，南下广州请老师进

京时，就不会那么天真了。汪籛碰壁五羊城以后，受到不少埋怨。比他年长的其

他陈门弟子都认为他不该用“官腔”和先生说话，更不该惹老师生气，甚至有人

痛斥他“不知天高地厚”。这实在是冤哉枉也！汪籛对恩师的敬仰和感激是终其

一生的。正因为“感恩戴德”，他才会那样说话。因为他对马列主义的服膺是真

诚的。事实上在汪籛的学术研究中，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陈寅恪的治史方法浑

然天成，了无陈寅恪所痛恨的“贴标签”的痕迹，文风新颖，令人耳目一新。这

难道不是好事？正因为此，汪籛和陈寅恪谈话时，才会充满了“时俗”的口吻。

在他看来，弟子发现了取得了真经而不与先生分享，那才是不道德。

历史的悲剧或悲剧性也正在这里：汪籛和陈寅恪都是真诚的，道德的，而双

方的格格不入却一至于此。一个要“革命”，一个要“守节”，这一场冲突是在所

难免的了。问题是，陈寅恪为什么要对汪籛发那么大的脾气，以至于说出“你不

是我的学生”这样的话？

答案也许就在由汪籛笔录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面，在这篇自述中，陈寅

恪说：“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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