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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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该怎么说话，怎么做人呢？照顾准的思想去说去做，要挨整；不照顾准的思想
去说去做，不愿意。莫非在外面说主流意识形态的话，回家和顾准说“黑话”不
成？那岂不变成两面派了？以顾准之正派耿直，又岂能把子女培养成两面派？
顾准同样两难。
这样一想，问题就不在顾准、汪璧和他们的子女，而在于为什么一个社会只
准有种声音？为什么一个人“一旦因为说出了浅人庸人所不懂的真理，就被置于
万劫不复之地”（王元化《＜顾准全传）序》）？高建国说：“倘若要问当年殴打顾
准的青年，为什么如此残忍？他们必定会说，顾准是头上戴着几顶帽子的坏人。
可是，帽子底下是什么事实？他们却从来没有看见。”又说，许多人只知道要和
“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至于这人是探索者、思想家，还是‘把牛弄死，把
粮食烧掉’的反革命，无需弄清也不许弄清”。我要问的是：难道帽子下的事实
证明他是坏人，就可以毒打？难道当真是“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的反革命，
就该断绝父子关系？我的回答是“否”！就算顾准是那样的“犯罪分子”,也不必
断绝关系，因为这违背了天理人伦；也不能任意毒打，因为这侵犯了基本人权。
不能因为现在证明顾准当年的思想是正确的，就来翻这个案！这仍然是以思想言
论定罪，而思想言论是不能作为定罪依据的。如果因为顾准思想正确，就说当年
不该打他，子女不该和他断绝关系，那么，如果明天又发现顾准思想是错误的，
是不是又可以再给他戴一次帽子，把他从坟墓里拖出来鞭尸三百，然后让他的子
女们再登报声明断绝关系？不能吧？时至今日，我们实在不能再那样看问题了！
为了确保顾准的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大声地说：思想言论的自由，这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任何人都不得剥夺，也不能因为他的思想
言论而给他定罪，哪怕他的思想言论是错误的！
错误的思想言论当然要批判，但只能是对等地讨论。而且必须保证对方的答
辩权；也不能因此就把他关起来，更不能动用私刑。把粮食烧了牛弄死了，当然
要处以刑律，但不必把他打入“另册”，让所有的人都和他划清界线。这些最起
码的法律常识和人权常识，难道还要一讲再讲吗？
八无情未必真豪杰
文章写到这里，不禁感慨系之。做人，实在是很难、很难的呀！在顾准，是
家国难以兼顾；在他的子女，则是忠孝不能两全。难道就没有一个可以通融的办
法，一条让大家都能过得去的道路？
过去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总是很轻松或故作轻松地说，如果熊掌与鱼不可得
兼，那就舍鱼而取熊掌，不要检了芝麻丢了西瓜。其实，事情哪有那么简单。有
时，芝麻的意义也不一定就亚于西瓜，再说我们也不一定弄得清哪是熊掌哪是鱼。
就说“情”,―—亲情、友情、爱情，难道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是可以轻易舍
弃的“鱼”和“芝麻”吗？
一开始，顾准的子女们大约就是这样认为的。那时他们还年轻，既不太知道
自已的斤两，也不太知道“断绝关系”四个字的份量，何况革命热情又很高涨，
外面的形势也是如火如荼。但要说他们事后心里当真很轻松，我也不信。血缘亲
情又不是一根纸绳，哪能说断就断？想必也是牙关咬了又咬，心肠硬了又硬，做
出了极大的牺牲。因此，当他们终于醒悟，终于发现自己背弃的是人间最好的父
亲，追随的是祸国殃民的奸贼，割舍亲情其实是把灵魂抵押给魔鬼，也就是说，
舍弃的其实是“熊掌”，追求的其实是“鱼”,而已是“臭鱼烂虾”时，你想，那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更何况，他们还要为自己的上当受骗而悔恨终身。
因此我以为，今后还是少说些什么“舍鱼而取熊掌”之类的淡活！生命的价
值，情感的价值，是不可以被看得一钱不值、轻如鸿毛的。一个不知道爱惜自己
生命的人，也不会爱惜别人的生命；一个不懂得尊重自己情感的人，也不会懂得
尊重他人的情感；而一个既不爱惜生命，又不尊重情感的社会，决不是健康和美
好的社会，只会是病态和黑暗的社会。因此我怀疑，那些鼓吹任意牺牲自己生命
和情感的说教是不是居心叵测。如果说，在战争年代尚有迫不得已，那么，在和
平年代至少是无此必要。因为这只会害人。既害了个别的人（比如顾准一家），
也害了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
顾准当然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但顾准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能从自已的苦难
中引发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思想者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人生体验，思
想者的思想不可能与自己的经历毫无关系。过去我们总是说“不要纠缠个人恩
怨”，这当然是对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一个人对自己遭受的迫害和不公可以麻木
不仁。一个对自己都麻木不仁的人也不可能对他人寄予同情，而没有同情心，就
不会有对社会和人生的终极关怀。
问题在于超越。
顾准超越了自己的苦难。他没有纠缠于自己为什么会从革命者变成“革命”
对象，为什么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具体原由。在他看来，这一切无非是因为
没有很好地解决“娜拉走后怎样”这个课题。这个课题是伟大的鲁迅提出来的。
在当时的进步青年都为娜拉的出走而一片欢呼时先生面对一群热情而幼稚的新
潮女生，却不无忧虑地问道：“走了以后怎样？”先生说：“伊孛生（即易卜生）
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伊学生是
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这实在是冷静而深刻啊，可惜
真正听懂了听明白了听进去了的人微乎其微。结果，直到邓小平以“实事求是”
的精神重新设计新中国的建设蓝图之前，我们还一直在做诗：“数字指标升火箭，
一天等于二十年”;“水稻产量何惊人，已闻亩产几万斤”;“钢铁产量见风长，
速度令人难设想。”总之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要什么就有什么，喜欢
谁便是谁，“芙蓉国里尽朝晖”,“六亿神州尽舜尧”。事实呢？事实是从
1959年
到
191年，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相当于一个加拿大。顾准自己在商城县，就
不断看见死人。诗意终止的地方，就是理性分析和冷静思考启动的地方；而苦难
和灾难对于思想者来说，则是思想飞跃的突破日。顾准反复思考：为什么乌托邦
越是美丽，一落实到现实中就越是残忍？他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
”
“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既然我们承认，
我们的双脚只能牢牢地站立在大地上，站立在人间，就得承认所有普通人的权利，
承认每个人的“人之常情”是天然合理不可扼杀的东西。人间毕竟不是长着翅膀
的天使们飞来飞去的地方。我们需要同心协力建设家园，也需要相亲相爱共享天
伦。甚至可以说，爱的权利，体验、表现、交流、传达情感的权利，也是每个人
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它甚至还是人之为人的表征。因此，即便英雄人物，也并
非无情无义、铁石心肠。“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试看与风狂啸者，
回眸时看小菸莵。”就连老虎，也有舐犊之情呢，况乎我等“家雀”?
更何况，革命的目的，社会主义的目的，难道不原本就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吗？
人类的幸福中，难道不包括获得爱情和享受亲情吗？不能把个人的幸福和人类的
幸福对立起来。人类是由一个又一个的个人组成的，没有每个个人的自由，就没
有全人类的自由；没有每个个人的幸福，也不会有全人类的幸福。因此，从这个
终极的意义上讲，情感就不是“鱼”不是“芝麻”，它也是“熊掌”、也是“西瓜
”
呢！一个人如果自愿放弃和割舍亲情，那是他自己的事。但如果有人对你说，放
弃和割舍你的个人情感这点子“绿豆芝麻”，就能抱个大金娃娃，或者就能进人
“人间天堂”，那你可就得小心了！他即便不是一个居心叵测的阴谋家，至少也
是一个没有头脑的糊涂虫，要不然就是被某种狂热的“信仰”冲昏了头脑的人，
就像那些邪教的“教主”和“信徒”们一样。
好在人是聪明的。犯过一回错误，该不会再犯第二回。何况明白人也越来越
多。顾准的家庭悲剧，大约可望不再重演。
现在让我们回到顾准。
九做人，才是最根本的
我曾经一遍遍问自己，有些话，有些事，顾准能不能不说、不做？结论是不
能。1962年秋，顾准曾在苏州和张秀彬、徐文娟夫妇彻夜长谈。在说到历次运
动和极左路线造成的种种灾难，说到“大跃进”和“共产风”时，顾准悲从中来，
愤怒地喊道：“老和尚不出来检讨，不足以平民愤啊！
”表妹徐文娟闻言大惊失色，
这不是“犯忌”吗？顾准当然也知道这话有“违碍之处”，但他不能不说。因为
他在商城县之所见，不是什么“形势大好”，而是哀鸿遍野，人争相食。他亲眼
看见老百姓一个个被活活饿死，生计无着，求告无门。如果他不说出来，天良何
在？
不能说，又不能不说。这是矛盾所在，也是痛苦的根源。
这种痛苦于知识分子为尤甚。因为知识分子非他，乃是社会的良知与良心。
如果知识分子发现了社会的错误，看见了社会的不公，也装聋作哑，视而不见，
充耳不闻，甚至昧着良心说假话，那就愧称“知识分子”，没脸在世上做人。但
是，面对社会的错误和不公，知识分子又是最无能为力的、百无一用是书生。他
一无权，二无势，三无财，四无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又能干什么？唯一能
做的，也就是把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想说出来吧？叫他不说，哪里做得到？
因此，该说还得说。而且，还得说真话，不说假话。这里说的“真”，不是
真诚，而是真实。“文革”中，有多少人“真诚”地说假话啊！以至于事后一想
起来就羞愧难言，一一不仅为“假话”,更为“真诚”（请参看本书《忏悔与做人》）。
显然，真实才是更重要的。你可以不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必须真
实，这也是一条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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