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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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脸，便抓紧时间搞翻译，还天真地幻想着今后能用这些稿费补贴子女。至于一
次次的找寻，一次次的联络，一次次的托人传话，就更不在话上。现在，他已经
病入膏肓，行将就木，就是想“害人”也害不了啦！在这人生的最后日子里，他
多想看看自己的子女呀！哪怕只看一眼也好啊！
被老友陈易称为“英雄肝胆，儿女心肠”的顾准，此刻几乎只剩下这唯一的
一个心愿了。他的另一个心愿——完成宏大的研究计划，已无法实现。但不能再
写作，是没有法子的。再见子女一面，总是可以想办法的吧？这个念头如此的强
烈，以至于顾准咬紧牙关，又做了一件违心的事。在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后，
在他朋友们的强烈呼吁下，经济研究所决定给他摘掉“右派”帽子，但前提条件
或者说必须履行的手续，则是在一张预先写好“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
的认错书上签字。这对顾准，无异奇耻大辱，同样将死不瞑目。因此，尽管来人
反复说明，他们完全出于好意，顾准仍倔强地表示，承认错误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他不需要、也不在乎摘什么帽子。但是，当他听朋友们说，“如果你摘了帽，子
女们就会来看你”时，顾准忍痛含泪用颤抖的手签上了这个死都不肯签署的文件。
他流着泪对骆耕漠、吴敬琏说：我签这个字，既是为了最后见见我的子女，也是
想，这样也许多少能够改善一点子女的处境。这可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顾
准的这份痴情实在感天动地，就连经济所“革委会”的负责人也动了恻隐之心，
去信给顾准的幼子，要他们来医院护理。
然而得到的答复是：不来，不来，就是不来！顾准的幼子顾重之（一个才二
十出头的年轻人）回信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
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
”“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决不能跟着顾准
走的，在这种情沉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
毫也不认为是过分。
”
他们终于一个都没来，恩断义绝，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
顾准的家庭悲剧，无疑是当时千万个家庭悲剧之例；与“有问题”的父母“划
清界线”，也是当时带有普遍性的一种行为，而且受到肯定和鼓励。问题是，并
非所有“黑帮”、“走资派”、“三反分子”、“牛鬼蛇神”的子女配偶，都和他们断
绝关系。刘少奇的没有，邓小平的没有，陈寅恪的没有，钱钟书的没有，我认识
的一些人也没有。就算声明“划清界线”、“断绝关系”，也不过是明断暗不断，
或者在运动初期揭发批判，运动后期又重返家庭。至少，在其弥留之际，总要来
尽点人子的义务。正如顾准怅然慨叹的：“人都快死啦，还怕受什么影响!”像顾
准子女这样“绝情”的，还真不多见。
原因究竟何在？是他的子女不好吗？不是，顾准曾对他的“小朋友”徐方（咪
咪）说：我的子女，那可是叫花子吃老鸭——个个好哇！是他们当真来不得吗？
也不是。军宣队发了通知，经济所“革委会”也希望他们来，政治上还能有什么
问题？再说顾准的告别仪式，长女顾淑林和长子顾逸东也去了么！难道活人见不
得，死人就见得？到医院去护理病人是“划不清阶级界线”，参加告别仪式就是
“阶级立场坚定”？讲不通嘛！那么，是他们和父亲没感情吗？更不是。顾准是
不怎么管家顾家。早期工作忙，没时间；后来当右派，没资格。何况被隔离审查
和送去劳改又有好几次。但不等于子女们就从未得到过父爱，更不等于对他们父
亲的死活就无动于衷；参加告别仪式那天，顾淑林和顾逸东特意提前一个半小时
赶到协和医院，等着向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姐弟两人抱头痛哭，“心
中的哀伤难以言传”。事后，顾逸东把一切责任都揽了下来：“过去的事情，都是
我这个做兄长的责任，请求世人不要责怪我的弟妹。”可见，他们既非无情无义
之人，也非品质恶劣之人，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又实在难以让人接受和理解。
是不好理解。再怎么说，顾准也是他们的爹呀！没错，当时的顾准确实又“黑
”
又“脏”，谁沾边谁倒霉，但也不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顾准的弟弟陈敏之、老
朋友骆耕漠、弟子吴敬琏等等就没有回避（顾准病危时他们都在床前陪伴），就
连张纯音的女儿咪咪（徐方），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也和顾准成为朋友。就在
顾准的子女拒绝来医院看望护理他时，远在兰州的咪咪却给她敬爱的顾伯伯写信
说：“我就是你的亲女儿。”两两对比，难道不发人深思吗？难怪当顾淑林和顾逸
东参加告别仪式时，一位老先生看他们的眼光，会“像刀子一般”。
我们不想责备谁，我们也没有资格责备谁。我们自己在那个荒唐年月里干的
荒唐事还少吗？有什么资格对别人说三道四？但事情却必须搞清楚。为了历史的
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找出原因并引以为训。
那就恕我不恭了。
七两难选择
依我的猜测，子女们不愿见顾准，倒未必是自私（怕受牵连和影响），多半
也是心里有一份怨恨（这点想必他们现在不愿意说出来）。所谓“怨恨”，也未必
是因为顾准“害”了他们，而多半是因为顾准“害死了”他们的妈妈。顾准的妻
子汪璧是在
198年
4月
8日服毒自杀的。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她
194年在家
中帮顾准销毁积存多年的手稿、笔记一事被揭发，因此遗书上有“帮助反革命分
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的字样。其实，早在
197年她与顾准离婚之前，就已经
有了自杀的念头。“文革”刚爆发，她就受到顾准的诛连而被批斗，既是“走资
派”，又是“狗右派的臭婆娘”。后来又被当众宣布开除党籍，而这一切又都无不
与顾准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汪璧就是顾准“害”死的。汪璧被逼死
后，几个顿失庇护的孩子哭得昏天黑地，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只好姐弟几
个相互帮衬搀扶着，料理了母亲的后事。这个时候，那个“害死”妈妈的顾准在
哪里呢？可曾来看过亡妻一眼？可曾来为丧事出过一把力？可曾来安慰下痛失
慈母的儿女们？没有。
这当然不能怪顾准。当时，他也在千方百计打听家人的情况，甚至在为家人
攒钱攒粮票。但他被牢牢地管制住了，一点消息也得不到。他同样叫天天不应，
哭地地不灵。可惜这些情况子女们都不知道，知道了也末必能抹去心头的阴影，
至少是，一边是很少回家，却不断给家里惹麻烦添乱子带来灾难的父亲，一边是
受尽惊吓、含辛茹苦把自己拉扯大的母亲，做子女的站在谁一边，将心比心，还
不难理解吗？子女们毫不犹豫也别无选择地站在了汪璧一边。
汪璧的立场，就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汪璧也是个老党员，
早在三十年代就参加了党领导的地下革命斗争。六十年代她帮顾准“销毁罪证”
时手法熟练动作敏捷，就因为她当年用这办法对付过特务。对于这样一个老党员
来说，党的立场就是她的立场，党的思想就是她的思想，党要她奔向何方她就奔
向何方。因此，当一个足以逼死人的两难问题摆在她面前时，她的内心世界就分
裂了。这个问题就是：要革命还是要顾准，跟党走还是跟顾准走，相信毛主席还
是相信顾准？她当然是要革命的，顾准也要革命。这本来不成问题，他们是“革
命夫妻”么。问题是，一个人是不是革命，并不由他自己说了算。顾准说自己是
革命者，别人却说他是“反革命”，而这些“别人”又据说代表党。这一下，汪
璧就像哈姆雷特一样，不知道该生还是该死。甚至就像祥林嫂一样，连“死路一
条”都没有（请参看本书《忏悔与做人》）。诚如顾准次子顾南九（高粱）事后回
忆所说：“她实在是没有一条好路可以走啊！"
汪璧一开始也想两全，但即使她愿意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和政治前途，子女
呢？难道让他们也沦入万劫不复的地狱黑牢？倒是做父亲的顾准想得“周到”。
19年，当他看到孩子的思想与自己尖锐对立时，为了保护子女的前途，爽性
与汪璧议定，今后就让子女把他作为“反党右派”来看待，让子女和主流文化融
为一体，他甚至很少回家或不回家，以确保子女和自己划清界线。由于同样的原
因，汪璧也痛苦不堪地同意了丈夫的决定。她只是衷心祈望：“顾准能逐步向组
织靠拢，而组织上则逐步谅解顾准，于是，一切又恢复常态。
”
然而她盼来的却是失望。顾准并没有“逐步向组织靠拢”，反而越走越远；
组织上也没有“逐步谅解顾准”，反倒越整越凶，最后，连刘少奇、邓小平、陶
铸这样党的最高层领导都被打倒，她一个“右派老婆”、“反革命家属”，又能有
什么指望？
汪璧自杀了。留下的是无法弥合的裂痕。
从六十年初便已和顾准“划清界线”的子女们，此刻已再也无法理解他们的
父亲，站在他们的父亲一边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算下来他们已冷冻了十
四年，已是“积重难返”。看来，顾准当年的决定实在是错了。本来，顾准是可
以争取自己的子女的。至少长女顾淑林，“一向与父亲平等地讨论问题”，而且“善
于思考，爱钻研”，怎么就不能好好谈谈？张纯音也坦诚地对顾准说：“孩子们今
天对你的态度，你自己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你以前只对他们说社会上那些
‘正面’的话，而我对孩子说真话。我告诉孩子，右派分子其实是受委屈的好人，
还带她去见了几个右派。”结果，张纯音养育了咪咪这样的好女儿。这个好女儿
不但没有和张纯音“划清界线”，还成了顾准的“女儿”。
然而转念一想，恐怕还是不行。就算顾准和子女们说真话吧，他们能理解吗？
就连汪璧，其实也理解不了嘛！她自杀前对顾准好，一是夫妻情分，二是凭直觉
相信顾准不是“坏人”，再就是还有改变情况的一线希望。至于顾准的思想，她
未必理解赞同。但顾准是思想家。没有顾准的思想，就没有什么顾准。不理解顾
准的思想，也不会认为他是“好人”。再说，如果子女们理解并赞同顾准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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