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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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意气》

易中天著

简介·

本书所收之文字，大体上都是关于书、读书、读书人、知识分子的，核心则是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也就是做人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含糊不得。因为我们可以不读书，不做学问，不做知识分子，却不能不做人。做人，才是最根本的。

作者简介·

易中天，1947年生，湖南长沙人，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著有《〈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与邓晓芒合作）等著作。近年撰写出版了“易中天随笔体学术著作·中国文化系列”四种：《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和《品人录》。

□读书时间

春来不是读书天——兼论读书的理由

快开春了。春来不是读书天。春天里诱惑太多：“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春天里应该去远足，去踏青。当然，最应该的还是谈恋爱。就连小动物都知道，春天是恋爱的季节。所以，春天即便要读书，也只该读“情书”。

但，春天里读不得书，其他时候就读得么？也读不得的。春来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有蚊虫冬有雪，收拾书本好过年。没什么读书的季节。

读书也未必有什么用。“书中自有黄金屋”云云，不过是一帮穷酸秀才编出来自欺欺人的鬼话；穷酸秀才们总是要编出诸如此类的鬼话来哄骗自己的，否则他们的书便读不下去。当然极个别读书读发达的也有，但这并不能证明读书有用。

因为他们一旦升了官发了财，先前读过的书便都束之高阁了。可见还是没有用。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读书？

或者说，读书的理由是什么？

我不知道别人是为什么。在我自己，则是因为害怕。个人的童年，大约难免是要伴随着恐惧的；如果他还曾经有过在黑暗中独处的经历，这种体验就会更加刻骨铭心。记得小时候，最不喜欢或者说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到了晚上妈妈还不回家。所以，一到太阳下山，我就会站在路灯下等妈妈。那时正好在搞“三反五反”，我妈妈虽然只是一个小职员，也不能按时下班的，因此我常常在路灯下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当时负责看管我的三姨还是个中学生。她这个大姑娘拿我这个小男孩毫无办法，怎么哄也哄不回去，直到她后来学会了讲故事。

讲故事，大概是人类克服恐惧最古老的办法了。

恐惧是人类一种不可磨灭的远古记忆。正如婴儿落地的第一反应是放声大哭，人对世界的第一体验也是恐惧。对于初萌的人类来说，世界是美好的，更是恐怖的。它固然有温暖的阳光，和顺的风雨，可口的野味，却也有狼虫虎豹、凶禽猛兽、水怪林妖。尤其是一到晚上，它就变得狰狞恐怖、阴森残忍、鬼哭狼嚎。赤身裸体一无所有的人类只能躲进洞穴，相互偎依在火堆旁苦熬。不知那漫漫长夜何时才是尽头。

长夜这个概念就是那时形成的吧？如果那夜晚很美好，人们只会嫌“春宵苦短”，不会说“长夜难明’ ”。夜长梦多啊！

这时，一个年长的人开口了。他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知道最早讲故事的那人是谁，但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可以得知，那些被黑暗和恐惧包围的洞穴人将会平静下来，最后安详地睡着，就像婴儿在妈妈的歌声中睡熟一样。正如“诗是我们悲哀时的催眠曲”（格罗塞《艺术的起源》），故事也是我们恐惧时的镇静剂。谁都知道，人们讲故事最多的时候是晚上，而晚上的故事中最吸引人的又是鬼故事（恐怖故事）。黑暗中听一个人讲鬼故事，那种体验是惊心动魄却又极其快感的。几乎没有人能抵御那挡不住的诱惑（太小的孩子除外）。事实上，只有故事中虚拟的恐怖才能战胜生活中现实的恐惧。这是人类运用自己的智慧进行的一场“以毒攻毒”的自卫反击战。向着荒蛮的外部世界，也向着脆弱的内心世界。

故事一讲开头，就止不住了。于是又有了别的故事：神奇的故事，美丽的故事，悲壮的故事，感伤的故事。当然，仍然还有恐怖的故事。

后来，又有了书。有了讲故事的书，也有了不讲故事的书。

没有人会愚蠢到把书等同于故事，但据我个人的经验，读书的爱好却多半开始于听故事。一个人，如果从小就特别爱听故事，那么他长大以后也多半会爱读书我之所以要说“特别”，是因为几乎没有不爱听故事的小孩，但特别爱和一般的喜欢还是有区别。特别爱听故事的孩子不会满足于只听大人讲（大人能讲的故事毕竟有限，何况讲故事的要求也未必总能得到满足），他还会想办法自己找故事来听。最会讲故事的是谁呢？是书。于是，他就会养成读书的习惯，成为一个读书人。如果他不但爱听故事，也爱讲故事，那他就还有可能成为一个作家，一个写书的入。我现在好歹可以算是一个读书人甚至写书人了。但我仍然爱听故事，尤其是爱听鬼故事。我最爱看的书是侦探小说，而看过以后终身难忘的，则是两个英国作家讲的两个恐怖的故事：《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和《隐身人》。记得那是上中学时，一天夜里读完《隐身人》，竟不敢走出房门去上厕所，因为我不知道那隐身人是否就站在门门。也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原来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看得见的东西，而是看不见的东西。书的好处，就是能把看不见的变成看得见的。从此，每当黑暗包围恐惧袭来，我便读书。而且，正是因为读书，我还变得喜欢一个人独处，哪怕窗外北风呼啸，一团漆黑。我不再是路灯下等着妈妈回家的小男孩，也不在乎是不是有很多人和我在一起。当然，我也不一定要读故事书。

不过，这似乎不该是春天里讲的话。

春来不是读书天。春夜里即便闹鬼，那施施然前来造访的，也多半是帅呆酷毙的男鬼或美艳绝伦的女鬼，怕什么呢！

心存敬畏

现在，读书已经是一件很随意的事了。

所谓随意，就是说，读不读，读什么，怎么读，都随各人愿意。当然，我这里说的不包括学文件、查资料、做学问、应付考试等等。在我看来，那叫学习，不叫读书。

读书在古人那里，是一件神圣的事情，至少曾经神圣过。特别虔诚的，或者读特别重要的书，还要斋戒沐浴，焚香净手，把几案擦干净了，铺上毡子毯子，才敢开卷。最起码，也得正襟危坐，恭恭敬敬、规规矩矩地“拜读”。拜读这词现在也用，但谁都知道那是当不得真的客气话。没有谁会对那书鞠躬如也，反倒八成是随便翻翻，甚至压根儿没读过。

这也没什么不好。读书原本是读书人的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过去看外国电影，常见老外一觉醒来，脸也不洗，牙也不刷，坐在床上就吃起早饭来，心里很是不以为然。后来自己也觉得好笑。人家又没在你床上吃，关你什么事？同样，咱们一大早起来，抄起一本书就往厕所里跑，也用不着别人来说三道四。

但，随意归随意，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却总还得心存敬畏。

这份敬畏不是对某个人的，也不是对某本书的。一个人，哪怕他学问大得跟钱钟书似的，也没必要对他点头哈腰。人，无论贵贱贤愚，人格上都是平等的。

然而对于人类的文明，以及那文明的传承方式和传承载体，却应该有恭敬之心。

这也是一个民族有没有出息的标尺之一。日本人就懂得这一点。日本人，不管表面上如何狂妄，不可一世，口气大得让人反感，心底里却总是保留着对某些东西的敬畏。在日本，一些国宝级的文物是必须跪下来看的。小泽征尔甚至说《二泉映月》是应该跪下来听的。中国人就不会说这句话。中国人只会对皇帝、对强权、对能够决定或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比如救苦救难的菩萨或明察秋毫的清官）下跪，决不会对一个什么瞎子拉的什么小曲下跪，何况那瞎子据说还“品行不端”！不把它弄到垃圾车上去做开道的声音，就不错了。

也许，这正是小日本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向全世界叫板的原因之一。

中国人也不是没有敬畏。农村里一直有“敬惜字纸”的习俗，读书人至少也知道敬畏孔孟。但前者是巫术的，就像怕鬼，怕符咒，怕妖法；后者则是功利的，就像小孩怕大人，老鼠怕猫。因此，一旦孩子成了大人，或者知道了世界上并没有鬼，就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了。你看现在一些人，书没读两本，只要混得一两个头衔，大小是个人物，就什么人都敢说，什么事都敢讲，什么场子都敢上去练把式，和当年的“斗批改”有什么两样？这可真是耗子成了精，连猫都敢打！

不是说谁谁谁就批评不得，也不是说只有谁谁谁才有批评权。但搞批评毕竟不是开黄腔，总得要有一条底线。有底线才会有底气。这根底线就是“无知”，或者说，自知其无知，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敬畏。唯其敬畏，才要读书。我在《春来不是读书天》一文中说过，读书原本因为恐惧，对未知世界和陌生世界的恐惧。

这恐惧只有敬畏才能战胜。——先是对鬼魂的敬畏，后来是对神灵的敬畏，最后是对真理的敬畏。对真理为什么要心存敬畏呢？因为真理是天下之公器。它不是哪个人发现的，不是哪个人的私有财产，也不掌握在哪个人手里，只存在于一代又一代人不懈的追求中，而且永远没有穷尽。心存敬畏，就是要明白，任何人都不是真理的化身，已知也不等于全知。和未知领域相比，我们其实知之甚少，没什么可狂妄的。

中国的学术界却似乎缺少这个传统。在中国古代的“圣贤”们看来，真理是可以穷尽的。岂止是可以穷尽，而且是已然穷尽。唐尧虞舜，文王周公，“先王之道备矣”。只要掌握了那一套，就是圣人，一一人人皆可为尧舜嘛！那么，我是尧舜我怕谁？即便当不成尧舜做不了博导，流氓总做得了吧？那么，我是流氓我怕谁？

没有了敬畏，也就没有了底线。除了怕强权、怕暴力，什么都不怕，还怕你几个读书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连只鸡都杀不死的，怕你个鸟！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也不可能真正在乎自己；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人，最后就什么都不是；而一个民族如果什么都不敬畏，那就不但难有长进，没准连家底都保不住。一提起帝国主义的掠夺，我们就义愤填膺，却不肯想想，我们自己又烧了多少毁了多少？就在前不久，那个定海古城，还不是说拆就拆了？胆大包天嘛！更可怕的还是“建设性破坏”；一哄而上的“现代建筑”，形同垃圾的“城市雕塑”，言之无物的“学术成果”，铺天盖地都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毫无敬畏之心。什么房子都敢盖，什么房子都敢拆，什么人都敢画图纸，什么人都敢写文章，什么颠三倒四着三不着两的话都敢讲。只要自大褂一穿，也甭管什么人，都敢在病人身上动刀子。当然，随便读完什么书，也都敢发议论。

还有什么，比这种无所顾忌更可怕呢？

因此我以为，一个人，一个读书人，一定要有所敬畏，哪怕你一不信神二不怕鬼，哪怕你站着撒尿躺着读书。

谁是最有知识的人

读书人，又叫知识分子。顾名思义，也就是有知识的人。

有知识的人受人尊敬，知识就是力量嘛！即便不是什么力量吧，至少也是体面。一个人，有知识，天上地下，过去未来，问什么知道什么，说什么像什么，或不管别人说什么都能插上一嘴，还能说得头头是道，自然让人敬重、佩服。这就有面子，就左右逢源，里外光鲜。所以，不管读过几本书，有没有知识，也都要做有知识状。就连那些星们，答起记者问来，也说自己的业余爱好是读书，尽管其中一些人其实是更爱泡妞或者拍写真照的。如果这人又有个博士学位，或高级职称，那就更“牛”了，非得表现出自己“天上知一半，地上全知道”不可。

反正不会有人像苏格拉底那样宣布自己无知，哪怕他是一个苏格拉底专家，一个讲希腊哲学的教授。

苏格拉底这人也真怪，居然说出“自知其无知”这样一点也不世故的蠢话来。

你说他谦虚吧，他说他是雅典城里最有智慧的人；你说他狂妄吧，他又说他的智慧只不过是知道自己无知。这简直就是开玩笑！最有智慧的人居然是最无知的人，那么，最有知识的岂不成了最没智慧的？难怪愤怒的雅典公民要用民主的方式把他送进阎王殿了。其实，苏格拉底并没有说智慧就是无知，而是说，智慧就是知道自己无知。知道无知和无知不是一个概念。一个人，如果连自己无知都不知道，那是真无知。如果居然知道自己无知，就不无知了，因为他至少有自知之明。因此，我们可以说，苏格拉底不但是最有智慧的人，而且也是最有知识的人；有知识，才会知道知识是不可穷尽的。世界上没有人全知。全知全能的上帝也不知道因特网嘛！正因为没有人全知，这才要对知识、对真理心存一份敬畏，有此敬畏，才有对知识和真理的探求，知识和真理也才会和我们一路同行，如果你什么都知道了，什么都能解释，还读什么书、搞什么科学研究呢？

所以，苏格拉底和别人讨论问题（这是他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并不要求一定要得出一个最终的结论，反倒更喜欢得不出结论。大家都理屈词穷，大家都山穷水尽，也就皆大欢喜。皆大欢喜，不是因为大家都摆平了（这是中国人的想法），而是证明人的认识能力确实有限，没有人无所不知。能意识到这一点，就算是达到了最高智慧的境界。其实，不要说苏格拉底的“自知其无知”，便是一般意义上的“无知”，有时也是获得知识的必要条件，知之甚多和习以为常反倒可能是深入理解的大敌。我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只有‘无知’、‘陌生’而引起的‘好奇’，才能让开放的心灵去直接感受来自生活本身的声音，然后去寻找各种表达的概念。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年版）从而由无知而有所知，但其前提，却是“自知其无知”中国的传统正好相反。读书做学问，是为了证明自己无所不知。中国的读书人最耻言无知。说人无知，无异于挖人祖坟。但不说别人无知，又如何证明自己有知？所以又非说不可。于是，一旦发现别人的文章里有了“硬伤”，就幸灾乐祸，奔走相告，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那意思是说，你不是知识分子吗？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这回露马脚了吧？看你还敢再牛逼！不是说发现了错误也要装糊涂，也不是说不能指出别人文章里的硬伤。给作者提个醒，那是与人为善；公开说出来，也可以一正视听。但也用不着像瞎猫逮住了死耗子一样，硬拿这耗子证明自己不瞎。被逮住的则往往死不认账，有的还要硬说这是盗版集团的阴谋。想想真是何苦！也就是写作时小心点的事。查个词典，核对一下出处，不明白的地方问问人，别望文生义自作聪明，不就行了？万一当真错了，也只有认错。硬伤就是硬伤，硬邦邦地在那里，谁都看得见，赖什么呢？不过，设身处地替他想，不赖也不行。一认账，就不是“知识分子”，没有安身立命的本钱，靠什么混饭吃？

此必须抵死不认。其实，一两处错儿又算得了什么，万岁爷身上还有三五个龙虱呢！但在中国，就是不许你有三差两错：要么你全知，要么你全不知！稍有一两处不知，就等于什么都不知。

于是，为了证明自己全知，就得拼命炫耀、卖弄、掉书袋。甭管写什么文章、一定都得引经据典，前三皇后五帝，东日本西印度，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包括道听途说间接知道的）都抖落出来，就像装了玻璃门的“两脚书橱”，大步地在街上走。好在科技进步了，再厚的书也能刻成光盘，不怕肚子小装不下。只要装那么三五片，也就“满腹经纶”。这也没法子。中国的学问，历来就是这么个做法，因为真理一早被发现，知识已然穷尽，“先王之道备矣”，没后生小子们什么事。所以“朝闻道”，则“夕死可也”，连活着都没了意义，还做什么研究？也就是比赛谁知道得多。比来比去，比到钱钟书，冠军决出来了。钱先生三朝元老八国联军，外语都会好几门，中国书更是没有没读过的，你比得了？比不了，就去找小军的碴，或者问一句“你见过杀头么”，顺便一巴掌砍在王胡脖子上，让他瘟头瘟脑好几天。反正，得让大家伙儿知道，咱也是知道事儿的。如果别人不知道咱也是知道事儿的，或以为咱们什么都不知道，那书岂不是白读了？

总之，读书人，知识分子，就是有学问，知道的事情多。别人知道的他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他也知道，就是不知道他自己。王朔管这些人叫“知道分子”。至于他老弟是什么分子，我们就不知道了，也许只能叫“不知道分子”吧！中国有知道分子，有不知道分子，知道自己其实无知的知识分了，好像不太多。

不知怎么，忽然想起段广告词：

乐百氏，知道不知道‘了哎呀，不就是者喱吗？哪那么简单呀！是没那么简单。

“青年必读书”质疑

有知识的人都希望别人有知识，读书人也都愿意别人读书，至少是愿意别人知道读书好。但要说“开卷有益”，不少人心里就会犯嘀咕，心想古今中外的图书汗牛充栋，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哪能不识好歹一勺烩了？要是该读的没读不该读的读了，岂不误人子弟？最好是请那年长的、有学问的、见多识广的、一眼就能看穿是白娘子还是白骨精的，给筛选筛选，甄别甄别，定个盘子指条道，免得年轻人误入歧途，坏了自己的前程。

于是就有了“青年必读书”。

我丝毫也不怀疑导师或准导师们开列诸如此类的单子是一片好心，也绝对相信这些单子不会离谱到哪里去。毕竟有资格开书单的，即便不是什么泰山北斗吧，好歹也是高楼路灯，总归有些分量，而一个人平时说话做事哪怕再随便，这时也断然不敢马虎。因为一不小心，单子没开好，弄得舆论哗然，不但会被吊销导师或准导师的“营业执照”，没准还会背上“贻误青年”的罪名，岂是开得玩笑的事？然而可疑之处也正在这里。

为了保住自己的学术名声，为了显示自己的学术水平，为了体现书单的学术分量，也为了“百年树人”，这一“千秋大业”，导师和准导师们选择的，十有八九都是经典名著。什么《论语》啦，《孟子》啦，《史记》啦，《汉书》啦，《诗经》啦，《楚辞》啦，要不就是《古文观止》啦，《唐诗三百首》啦，再加《水浒》、《红楼》、《三国》、《西游》，或者其中的某些章节段子，总之是大家伙儿熟得不能再熟，谁都知道是好东西的东西。想想这也是没法子的事。世界上的好书那么多，总不能都罗列出来。为了保证书单的权威性，不至于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只好挑顶尖级的说。结果，挑和不挑，说与不说，没什么两样。就算导师和准导师们推荐的书目，咱们先前并不知道，这推荐仍然可疑。可疑之处就在于：你说我该读的，我就一定读得到、读得懂、读得进么？经典名著有两种：一种是历史上有地位，现在却只剩下博物馆的意义的；另一种是不但在历史上有地位，而且至今仍有生命力的。如果是前一种，就没有推荐的必要。比如司马相如的那些大赋，什么《子虚》、《上林》之类，无疑算得上是经典名著，但恐怕连导师和准导师们也没读过。即便导师和准导师们读过，而且至今仍有生命力，咱们也未必就该读。因为咱们有咱们的事要做，咱们有咱们的路要走，并不都打算当导师和准导师。

可见，以是否堪称经典名著为标准，或以导师、准学师们的阅读经验为标准，都很可疑。但，不以这两条作标准，又还能有什么标准呢？没有。所以，所谓“青年必读书”，也就整个地成了一件可疑的事情。

根本的可疑之处还在于，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一种书是所有人都“必读”的？我的看法是没有。有部分人必读的（比如党员必读、干部必读），没有一切人必读的。世界上的书有两种，读书，也有两种。一种是“谋生”的，一种是“谋心”的。前者讲“学以致用”，后者求“心有所安”。所以谋生的书（比如教科书）就非读不可，也可以而且应该开列“必读书目”。谋心之书则不然。为谋心而读书，只是为了能够心安理得地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心安，则安，不关别人什么事。并非所有人都能自觉地意识到读书乃为谋心，但肯定有不少人并不为谋生而读书。他们读书，只不过爱书。然而，对于真正的读书人来说，爱，却远比“应该”重要。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曾有过自己的“初恋”。一个偶然的机会，为一本书所吸引，从此与书结下不解之缘。这样一种“一见钟情”，完全是在不经意中发生的，却也就“定了终身”。他或她将终身与书为伴：哪怕他或她并不教书、写书或编书，却比许多教书、写书、编书的更是读书人。因为他们有一份发自内心的爱。

爱，是不能强迫的，也是不能代替的。在真爱面前，任何说教和指点都是荒唐。所以，真正的读书人将拒绝一切自以为是的“谆谆教导”。他们宁肯像游牧民族那样，自由自在地在草原上漫游，碰到什么是什么，逮住一本读一本。如果不喜欢，就扔到一边，全然不管那些书是不是属于“必读”的范围。：这虽然很让导师和准导师们伤心叹气不以为然，但我以为，只有这样的读书，才是真正的读书；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真止的读书人。

那么，导师和准导师们就当真无事可做了么？有的。如果他也是个真正的读书人，同时还是个明白人的话，他可以做也最应该做的，就是把自己对书的那份爱传达出去，让所有的人同感此爱，而不是代替别人去爱。读书有如恋爱，对象得自己找，包办是不行的。能做的顶多也就是说上这么一句：你看这些书多好看、多可爱呀，不想读读吗？这当然也要开出一系列名单，但不能叫“青年必读书”，只能叫“可爱的书”，或“我喜欢的书”。

而且，在书单的后面，最好还有一句话：

随您喜欢！

书生意气

书生意气这词，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实际上意气这玩艺，原本就不大说得清。意气风发是好的，意气用事就不好。

正如书卷气很好，书生气就不怎么好。事物总有两重性，意气也一样。

问题是，怎么一说到意气，便会想到书生呢？！大约也因为只有书生才会意气用事吧！

政治家是不能意气用事的。生意人也不行。政治家如果意气用事，其结果不是天下大乱，便是自取灭亡。生意人意气用事，则非赔个精光不可。至于在官员身边听喝，在老板手下打工，则更是闹不得意气。在田里种地，在厂里做事，多半也闹不得。算来算去，可以闹点意气的，也就是书生。因为书生一不种田，二不做工，二不经商，四不从政。即便谋生，也无非教书写书，终归是和书本打交道，没其他人那么多实际的考虑。所以，从来就没有“商人意气”、“政客"意或其他什么什么意气，只有“书生意气”。

书生也就是读书人。不过，也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叫书生。叫做书生的，似乎只有那些年纪轻轻少不更事的青年学生。老一点的，就得叫学者或是导师了。

其实学者也好，导师也好，仍是读书人。其所以云者，无非不但“知书”,而且“达理”。达什么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是文章，如此而已。可见是不是书生，不光看读不读书，也不光看年纪大小，还得看通不通世故，如果年纪一大把，仍然一点世故都不懂，那就还是书生一介。相反，如果少年老成精明练达，那就不大像是“书生”，而且也多半没什么“意气”。可见，所谓“书生意气”，就是只懂“书”，不懂“事”的意思。只懂书，不懂事，是很容易犯傻的。因为这样的人常常“认死理”。个人，一旦只认“死理“（书上讲的道理），往往就不大认得“活理”（人情世故）了。所以，一个读书人，如果在某件事上犯了傻，人们就会说他“毕竟是书生”。然而，一个读书人，又是不能没有一点“书生意气”的。读书人怎么就不能没有“书生意气”呢？因为读书的目的原本就是养气。养什么气？意气。什么是意气？意气就是真性情。“由来意气合，直取性情真。 ”（杜甫）性情相近，也叫意气相投。性情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吗？为什么还要靠读书去养？因为真性情是很容易丧失的。功名利禄富贵荣华之类且不去说他，至少诸多的现实问题你总不能不考虑。生活是很实际的。在现实中求生存的人也不能不实际一点，何况趋利避害原是人的本能？谋生的艰难，名利的计较，时时都在消磨着我们的真性情，或以其利，或以其害，或以其“挡不住的诱惑”，或以其“顶不住的威胁”。名僵利锁，霜剑风刀，不堪重负的人一路踟蹰前行，坎坷曲折，身心交瘁，其真性情又能所剩几何？所以，别看“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一旦走进社会，往往就会换了一个人。能够保有这份“书生意气”的，其实并不太多。看来，真性情实在很难保存在现实生活中。由是之故，它便只能保存在书本中。实际上，人类之所以要有书，尤其是要有那么多哲学书和文学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自己的精神有所寄托，灵魂有所安顿，真性情能有一个地方存放，或者能有一个时候重温。因为哪怕你为生活计，不能不把真性情遮掩起来，但，夜深人静时，你总还可以读书。

于是，书，便成了真性情的寄寓之地，而意气也得靠读书来滋养。大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吧，书便每每和剑联系在一起。“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高适）;“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温庭筠）。书生和剑客一样，都不能没有意气。剑客重然诺，轻生死，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侠肝义胆全凭一股气支持着。书生也一样。真正的书生，上马杀贼，下马草檄，慷慨陈词，仗义执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才叫“书生意气”，这才叫“书生本色”。

所以，一个人，如果没了真性情，就不配叫做读书人了。

同样，一本书，如果不是用真性情写的，就不是好书，甚至不能叫书，不配叫书，顶多只能叫做“伪书”。不是说读书人就高人一等，更不是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不是的。我要说的只是，世上不能只有读书人，也不能没有读书人。正如一个读书人，不能动不动就意气用事，但也不能一点书生意气都没有。人类是有分工的。分工不同，角色也不同。政治家有政治家的任务，生意人有生意人的作为，知识分子也该有知识分子的本色。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与良心。他的历史使命，就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以超功利的态度对社会人生进行独立的思考，并且该说话时就说话，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要做到这一点，又岂能没有书生意气？

因此，不要嘲笑书生意气。相反，对那些不为利害所动，不为世故所淫，也不为世俗的议论所左右，依然故我地保持着书生意气的人，我们还应该发自内心地敬重，哪怕他学问并不多，说得并不对。我坚信，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能对书生意气持有一份敬重，那就一定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强大的国家，昌盛的民族！

无聊才读书

当我接受彭程先生的邀请，为《书摘》杂志的《三家书谭》栏日写这一组文章时，忽然发现自己其实已经很久没有读过书了。这似乎讲不过去。自已好歹也算一个读书人。论职业，亦非官非商，是个教书匠。所谓营生，无非教书写书。

教书写书的人不读书，岂非笑话？但这又是实情。教书写书当然要和书打交道，却多半不过翻书、查书、找书甚至抄书而已，也就是做笔记、查资料、找论据、核对出处。这些事，功利性、目的性太强，而且有一搭没一搭，实在算不得读书。

真正的读书却是超功利、无目的的。不拘什么时间，也不拘什么地点，甚至不拘什么书籍。床头厕间，车上树下，经典名著，武侠小说，随便拿起一本，闲闲地读开去。读到会心处，拍案叫绝；翻到困倦时，倒头便睡。这真是一种享受。这份心境，这份情趣，这份快意，而今安在哉？

问问其他朋友，情况也差不太多。经商从政的不必说。他们要赴酒宴、赶饭局、谈生意、套近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上下打点，左右斡旋，哪有闲空又哪有闲心读书？打工的，上班的，白天要拼死拼活，晚上要泡吧泡妞，要上网，要蹦迪，也没多少心思去读书。都市的空气充满欲望与诱惑，人生的道路布满危机和陷阱。人人行色匆匆，个个步履艰难，“一路上的好风景没仔细琢磨”，更遑言读书了？

读书，已经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了。

从前，我们是多么爱读书啊！“文革”中，没什么书可读，弄到一本《金光大道》或是《艳阳天》，也会有如饥似渴的感觉。要是能弄到《红岩》或《李自成》，更非得彻夜不眠不可。那时的夜很漫长。了无趣味的批判会开过以后，年轻的精力便无从宣泄，只好把手头仅有的几本小册子翻了又翻，以至于倒背如流。

这些事，现在想来，竟有恍如隔世之感。

不读书，是因为忙。读书，则是因为闲。

也就是说，无聊才读书！

人生难免无聊，也难得无聊。人这东西，命太贱。让他忙个不停，他说受不了，累死人了；当真闲下来，没什么事可做，又觉得无聊。无聊，也就是没意思。

忙的时候，顾不上有意思没意思。反正不管有没有意思，该做什么你还得做什么。闲下来，没什么非做不可的事，就得有点意思了。如果到这时还不能意思意思，那么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所以，无聊的时候，也就是人觉得应该有点意思的时候。人生是应该有意思的。不想有意思那叫“醉生梦死”,活得没意思那叫“行尸走肉”。

所以人生也难得无聊。什么叫做“有意思”？有意思，就是既有意义，又有趣味。光有趣味不行，光有意义也不行。一些枯燥无味的工作，比如数学运算，之所以被某些人（比如数学家）做得津津有味乐此不疲，就因为他们从中做出了趣味；而许多人在看完了无聊的肥皂剧以后仍然觉得无聊，则是因为这些电视剧实在没有意义。无聊是不能靠无聊去打发的。用无聊打发无聊，只会更无聊。因为无聊并非当真没事可做（真没事可做，你总还可以去睡觉），而只是没有非做不可的事；要做事，又不是非做不可，这事就得有点意思了。也就是说，无聊就是意义和趣味的阙如。或者不如说，无聊，是意义和趣味的寻求。

这就要找点有意思的事干。

有意思的事很多。比如下棋、钓龟、看足球。这都是很有趣味又多少有些意义的事情。球场和棋盘有如战场，鱼钩的沉浮也动静有常。下棋、钓鱼、看足球，无妨看做人生的另一种体验、反思和回放，不少人常能从中悟得人生的真谛。至少，它们不会让你觉得这段闲暇的光阴是白过了。所以孔子在说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时，又跟一句：“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看来，就连他老人家，也认为下棋什么的，总比啥也不干的好。

但，最有意思的还是读书。

读书为什么是最有意思的事情呢？因为读书是既有意义又有趣味的。当然我说的是那些有意思的书现在一些人总喜欢把著作和图书简单地分成所谓“严肃”和“通俗”两类，这其实是既不科学也没道理的。在我看来，世界上的书只有两种，一种是有意思的，一种是没意思的。没意思的也有两种，一种是没意义（或者说没思想），一种是没趣味。没趣味的看不进去，没意义的看了也白看。为了某种现实的需要，比方说为了参加考试或应付检查，人们也会硬着头皮去读那些面目可憎的八股文章，但不会有人在无聊的时候读它。这时人们宁肯去读那些无聊的三流小报和通俗杂志，因为它们至少还有点趣味不过，读过之后，多半仍是无聊。实际上，没意思的东西是不会真正好看的。而一本书只要好看，就多少会有点意思，哪怕那意思并不明显。要想书有意思，首先得人有意思。也不光是写书的人要有意思，读书的人更要有意思。认真说来，世界上没有没意思的事，只有没意思的人。人没意思，再有意思的书，也读不出什么意思来。

但那前提，却是闲暇和无聊现在的人都很忙，很少有无聊的时候，所以现在的人也很少读书。

有所不读营养学家总是告诫人们不要偏食。生活经验也告诉我们，一个人身体好不好，主要看两条：一是能不能吃，二是能不能睡。身体健康的人，甭管什么地儿，硬床软床，高枕低枕，倒下就打呼噜；也不管什么吃食，粗粮细粮，荤菜素菜，都能香喷喷地吃下去，也都能消化，不闹肚子，更不会没了胃口。正所谓“吃饭倍儿香，身体倍儿棒”，却未必是托了“蓝天六必治”的福，那叫身体素质好。

身体素质看吃饭，心理素质就看读书了。

心理素质好的人，大约都是精神方面的“杂食主义者”。这话反过来也对。

或者说，反过来说更对。一个人心理素质好，往往就因为他“杂食”，没有禁忌。

我坚持认为，一个从来就只读种书或一类书的人，都难免死心眼。最好是什么书都读，不“忌口”，文雅的说法叫“博览群书”，也叫“开卷有益”。不过，我还是有所不读。

实际上，几乎所有人都是有所不读的。比如何满子先生，就不读武侠小说。

何满子先生无疑是博览群书的。否则，他老人家的学问怎会那么好？但对武侠小说，却“疾恶如仇”。我在《你好，伟哥》一书中说过，武侠小说这玩艺，略似于香烟和麻将，有人吸有人不吸，有人打有人不打，均属正常。吸烟打麻将的不必说人家“不会生活”，不吸不打的也不必说别人“自甘堕落”。何先生不读武侠小说，自是他老人家的自由，我们管不着。提起这档子事，只不过想说明“有所不读”也是人人皆然。

问题是，不读什么？

这事搞不得问卷调查。一问，十有八九会说低级庸俗的不读，思想反动的不读，黄色下流的不读等等。这些话，也十有八九靠不住。你看地摊儿上，低级庸俗的无聊小报无聊刊物无聊图书何其多也。书商报贩兜售这些玩艺，并非自己无聊，不过是为了赚钱。但倘若这些东西是没人读的，他们哪有钱可赚？这事也不能去问导师和准导师。他们的回答，也差不到哪里去，而且禁忌更多。在那些喜欢开列“必读书目”的导师和准导师眼里，其实只有一种书是可读该读的，那就是“有用的书”。所谓“有用”，倒也不一定是“实用”，比如烹调裁剪养生化妆之类（我们的导师和准导师还不至于这么乏），多半是指精神方面的“有用”。比方说，能够励志啦，长知识啦，提高修养啦。导师和准导师都多半只读这一种书或这一类书，所以他们也多半乏味。

我的标准却不同。我读书，不问有用没用，只看有趣没趣。有用的书当然也要看，但那叫翻、查、用，不叫“读”。读书原本因为无聊，无聊原本因为没意思，这才要读书，叫“无聊才读书”。如果所读之书还是没意思，那么，读它做甚？因此，我有“三不读”：一本正经的不读，不知所云的不读，装腔作势的不读。

一本正经的书怎么就读不得呢？不是说正经就不好；正经不好，难道不正经才好了吗，写书的人，不能不正经，也不能太正经，更不能一本正经。一本正经，跟开会做报告宣读文件似的，那书就没法读了。所以，为读者计，或者说，为我这一类“无聊才读书”的读者计，写作的时候，最好不要一本正经。忘了是哪位人作家说过，只要一想到“我要写文章”，那文章准写不好。如果想“我要放屁”，结果定是自己和读者都很舒服。自己和读者都很舒服的事不做，偏要整得大家都不舒服，那不是犯傻是什么？

其实，世上有严肃的调侃，也有认真的扯淡。一本书有没有价值，一个作家是否严肃，与他的文笔并没有关系。严肃是骨子里的事，用不着挂在脸上。反倒是，那些一脸正经的，骨子里往往是扯淡，尽管作者很认真。但，认真的扯淡，比不认真的扯淡还坏。不认真的扯淡因为不认真，大家都能看出是扯淡，也就无伤大雅。认真的扯淡则因其认真，人家不敢存疑，反倒先存了几分敬重之心。及至发现不过是扯淡，却悔之晚矣，岂不糟糕？所以我对那些一本正经的书，便干脆敬而远之，以免上当受骗。

认真扯淡的书，往往也让人不知所云。因为既然是“淡”又要认真去“扯”，则除了煞有介事地弄得谁都看不懂以外，也没有别的法子。因此我对那些不能用通晓明白的话把事情说清楚的书，也是敬鬼事神而远之的。我不相信世界上有说不清的事儿弄不明白的道理。说不清，是自己没弄明白；没弄明白，则是智商太低。以其昏昏却想使人昭昭，这样的书就算硬着头皮写出来了，能读吗？拉大旗作虎皮，以艰深饰浅薄，既是装神弄鬼，也是装腔作势。当然，装腔作势的种类很多。有装潇洒的，有装纯情的，有装深沉的，还有装疯卖傻的。不过，最多的还是装正经。正经不是人的天性，所有的正经都是“装”出来的。或如邓晓芒教授所说，只不过是在“表演人生”（《灵之舞》）。可惜，大多数人都不肯承认这一点。结果，越是不肯承认，就越是要刻意去“装”。最后，就变成了装腔作势。知道正经都是“装”出来的，那他就是个明白人，他的“正经”也就不必再装，更不会去装明白。何况也装不了。因为明白不明白，是你自己的事。

装得再像，不明白还是不明白。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同样，明白说明白，不明白说不明白，是真明白，也是真性情。是真性情，就顾不上考虑什么正经不正经。是真明白，就不会让人不知所云。当然，他也用不着装腔作势。所以，我的“三不读”，其实也就是非真性情真明白的书不读。我在《书生意气》一文中说过，“一本书，如果不是用真性情写的，就不是好书，甚至不能叫书，不配叫书”；而那些连作者自己都不明自的书还去读它，岂不是存心让自己从明白变成糊涂？我想，总不会有这么蠢的人吧？

开卷何必有益

开卷有益是一句老话。正因为是老话，因此可疑。老话怎么就可疑呢？因为

一句话要想成为“老话”，恒久而不变，四海而皆准，除非什么都没说，或说了

也等于没说，这才搁哪儿都不碍事，换什么朝代都管用（或都不管用），一万年

前说对，万年以后说，也对。要不然，从盘占开天，女娲造人，前三皇后五帝，

商汤武周文王，到现如今改革开放，什么事都与国际接轨，世道人心变了多少，

哪有一句话能活那么长寿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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