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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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安妮问我，惨白的脸上能看到弯曲的小血管。

“结束了。”我说，我的到来已经说明了结果。

我走进房间，带上门。安妮平躺在床上，她已经闭上双眼等待我的子弹，宽大袖管中的手臂像糕点一样洁白。

“你说有新男友，是骗他的吧？”我给马克22装上消音器，“最近对他说的所有狠话，其实都是暗示，你是有意让俊彦猜到雇主就是你，对吗？”

“为了我，他和家里断绝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让他彻底忘记我，不是吗？”安妮眉间一蹙，仍然没有睁眼。

我笑笑，继续说：“我调查到，你最近投了份意外险，受益人是俊彦。你在利用我的规则，知道吗？”

“我只知道你一定会遵守规则。”安妮微笑，像一个胜利者。

我摇摇头，将马克22顶在她背部，开枪。

安妮的身子猛然颤动一下，枪却没有响。是空枪。

“这一枪，是对你亵渎规则的惩罚。”我去掉消音器，将手枪收入怀中，“活下来的是你。”

安妮诧异地看着我，呼吸急促，明显没有缓过神。

“俊彦猜错了。”我叹道。

“不，应该说他是故意猜错的。”我坐到床沿，“你失算了，即使知道你要杀他，他最终还是选择让你活下来。你低估了他对你的爱，或者说，你的计策原本就很愚蠢。”

“不，不。”安妮浑身颤抖，绝望的五指在床上乱抓，才终于摸到手机打给俊彦。

俊彦当然不会再接了。

“去看他最后一眼吧。”我说，“他非常非常想念你。”安妮已经哭花了眼，匆匆套上牛仔裤飞奔出门。

我从兜里掏出香烟，点燃，然后数了数手掌里的子弹。破天荒地，今天竟一颗也没有用上。

一会儿俊彦搂着安妮，一定会幸福死。

便宜那小子了。

(本文属虚构作品，与现实生活无关)

姐姐的战争

文 / 王云超 某酒企主管 @大蛋蛋的外宅

姐姐和班花是闺密，后来她俩闹翻，打架。班花身手矫健，一把抓住姐姐的头发，打脸颊，嘴里问候我母亲。姐姐被压着头，一边哭鼻子，一边空舞手爪，问候班花母亲。她早已失去控制力，却死死抓着班花一缕头发，捍卫最后一丝尊严。孩子们看热闹，起哄，没有一个过来拉劝。姐姐鼻子被打出血，和泪水掺在一起，顺着松散的头发滴下。班花打累，问候我母亲，松开手。

姐姐抹了把脸，慢慢走回座位，趴下，大哭。

1

姐姐和白富美的这场肉搏在某种意义上像极了她的前半生，堪称完败。

据说她一出生就带着败象。秋末万物破落之际，属相羊，犯女人之讳，阳火命，注定操劳一世。父亲说当年奶奶望着地上的脐带，喃喃道：“老天爷保佑，保佑这闺女能活命。”

姐姐六岁半，逢生平第一关，左鬓生出骨刺，难倒十里八乡的郎中。这根骨刺，仿佛附身妖魔，压得她夜不能寐，眼黑气喘。一家人万念俱灰叩首怨天的时候，她挣脱开母亲的怀抱，跑到院子里，一头栽倒在炉火台上，喷出两坨鲜红的血块。母亲大叫着奔过去，她缓缓爬起来，用小手抹了把脸回头说：“娘，我好像没事了。”

活命的姐姐随后和其他孩子一起背着碎布书包上学去。比起父母在家里无休止的争吵，她显然更喜欢学校，或者说她所有的快乐都来自学校。尽管长相和成绩毫不起眼，可她爱这个地方，爱老师的点名，爱课本扉页的芬芳，爱小伙伴们的嬉闹，直到肩背三道杠的班花因为一把铅笔刀把她揍得稀里哗啦，她才发现这所学校其实并没有她想象中那般爱她。

1993年，姐姐十三岁，上了乡中，迎来初恋。她连初恋都毫不起眼，而班花的男朋友是全年级女生的梦中情人。这个长相酷似林志颖的男生酷爱拉帮结派打架斗殴，每次斗殴，后面都跟着上百人的围观队伍。尘土扬起，“志颖”打赢，高昂头颅目不斜视地走过人群，众喽啰在一旁紧紧跟随，他突然甩一下头发，人群中几个姑娘失去重心。

“志颖”这样的好汉，一般都避免不了被开除的命运。会考结束后班花也离开乡中，两人挑了个好日子鞭炮齐鸣地订了婚。“志颖”的爸爸与我父亲同年，名大喜。大喜四两白酒下肚，开始散德行，深情地望着我父亲说：“老哥，咱做亲家吧，只要你一句话，我就找人退亲去。”父亲轻轻拍了拍大喜的肩膀说：“放你的屁。”

2

1996年，父亲下岗，再找不到好营生。母亲起早贪黑去工业区打工，挣四口人的嚼谷儿。作为一家之主，她动了不让落榜女儿复读的念头。眼睁睁两个娃娃都大了，母亲力不从心。姐姐想接着读，她坚信只有死死抓住上学这条路才能打赢出身，只有高学历和体面的工作才能挽回她的尊严。她含着眼泪一家一家去求亲戚，这才有了读高中的机会。

其时，姐姐年逾豆蔻，出落得亭亭玉立，引成片男生觊觎。闺密们私下都有男友，她却不敢恋爱，她怕恋爱，怕恋爱影响她那本来就一般的学习成绩，她甚至没有勇气接受男生的目光，在日复一日的拮据与自卑中变得越发冷漠。

“王雅莉！”理科班的毛毛在二楼扯着嗓子喊，王雅莉却不敢应声，低着脑袋加快脚步。她的心怦怦乱跳，分不清厌恶还是不安。“王雅莉！”毛毛又扯着嗓子喊，整个楼层开始骚动，女孩子偷笑，男孩子帮腔，甚至有人吹起口哨。王雅莉心跳若崩忍无可忍，一脚踩烂地上的情书，仰首回敬一句：“喊你妈！”

楼层更加骚动，女孩子哈哈大笑，男孩子集体起哄，这下该毛毛露怯，他涨红脸蛋，呆傻僵硬，不知如何收场。

毛毛活该挨骂，他这两嗓子不仅让王雅莉出了大名，也让王雅莉最好的闺密心碎了一地。整个文科班都知道程墨暗恋毛毛，可毛毛却当众向别人扔了纸飞机，程墨只好申请调了宿舍，再没勇气见王雅莉。

高考结束，姐姐失利，分数只过了当地的邢台学院。程墨留下复读，她铁了心要报考和毛毛一样的大学。姐姐另一名闺密葛青考取北大声名大噪，四年后又进党校学习，一飞冲天。

据说2002年程墨给姐姐写了一封很长的邮件，内容不详，姐姐亦未回复。2007年，程墨和毛毛在石家庄离了婚，她不得不独自办理离婚手续，因为老公和自己的一个学生跑了。姐姐对我说：“程墨挺可怜的，付出了那么多，毛毛却从来没有爱过她。”

2000年暑假，我回老家帮老乡盖新房，工地上邂逅传说中的“志颖”。可叹“志颖”，怎么会有沧桑，所以再不是年轻的模样。他认出我是谁的弟弟，拖动二百斤的身体走来，想说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只递了根烟了事。“志颖”子承父业开了班车，妻子在村里小学做民办老师，过着微不足道的乡下小日子。

世间太多故事，其实都没有胜者。

3

葛青对我说：“除了钱，没人能打败你姐姐，这女人性格太硬了。”

可她偏偏是个穷人家的姑娘，钱是她的心病，钱是她的梦魇，她如愿以偿上了高校却逃不开人生的头号大敌。那是家里最困难的时期，我也上了高中，家里却只有一个人工作。为了不让我借钱读书，她将全部课外时间用在兼职上，家教、刷盘、发传单。

即便这样，她的名字依旧和其他贫困生一起出现在学校的催款栏中，她不敢看那块板子，她是邢台学院有史以来唯一一个欠着学费和贷款利息的校学生会主席。

她变得外向，作风干练，言语刻薄，骑着一辆二手自行车风尘仆仆地奔波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只要人家脸不是太臭不拖欠工资，她就帮人家干。她舍不得去食堂吃饭，写了个简易营养食谱钉在床头。她自己动手剪头发，并将同宿舍所有女生的发型剪乱。

大学恋爱公开化，她没有心思，或者说没有时间。学生会的学弟暗恋她，不敢表白，仿佛任何男生在她面前都会失去胆量。表姐婚礼，表姐夫的发小，肉嘟嘟，对她一见钟情，遭到婉拒。肉嘟嘟不甘心，每隔半月必回邢台探家，探家必呼姐姐。校门口，姐姐说：“你来干啥？”肉嘟嘟说：“没事，回家，顺道看看你呗。”姐姐说：“回家吧。”肉嘟嘟说：“嗯。”如此数年，孜孜不倦。

我问王雅莉，为什么选择肉嘟嘟，王雅莉讲了个故事。话说肉嘟嘟也算个官二代，父母在机关任职，他中专毕业，找不到工作，又不想和其他机关子弟一样落得个啃老名声，一怒之下和我表姐夫去北京做保安，月薪一千，管吃管住管制服，干五年，携五万现金归来。肉嘟嘟的妈又疼又气，当场就把儿子给打了。

肉嘟嘟赢了，他以不可思议的执著和令人发指的节俭打动了王雅莉。王雅莉说服母亲，一分彩礼钱没要，风风光光嫁给了他。但在大多数人眼里，王雅莉的出嫁充满了投机色彩，她考上了肉嘟嘟父母所在单位的公务员，尽管她在一百多个竞争者中笔试第一名，面试部分仍由公婆出面请客送礼搞定。

毕业合影那天，校门口来了个人，姐姐和表姐一起出去迎接。毛毛平静地对姐姐说他要和程墨结婚了，希望姐姐周末参加他们在老家的婚礼。姐姐说周末就要大考肯定去不了。毛毛在远处突然把车停下，站出来，关掉车门，对着天空扯着嗓子喊了一声“王雅莉”，然后头也不回地钻进车走了。表姐说：“这男的谁啊，怎么这么逗啊。”姐姐抹了把脸，笑着说：“一个傻小子。”

4

参加工作后的姐姐接了母亲的班，掌控起全家的财政。每到年底，她会做好一份几页的家庭财务报表给我。我一次也没看过，她收起来说：“你不爱看没啥，但我必须得做。”她继承了母亲当年的勤奋和省俭，却远比当年的母亲强硬和专制，她严格控制全家人的零花钱。两个家庭，九口人，几乎都要看她的脸色行事。

姐姐依旧恋着娘家，一身警服气场强大地迈过故乡的老街，接受每一个巷口每一位长辈的问候和赞许。乡亲们来串门的越来越多，母亲骄傲地炫耀这是女儿给买的那是女儿给买的什么都是女儿给买的。父亲喝酒后被人打，她带领派出所一帮干警冲到对方家里，直到对方赔礼道歉。家乡的人去监狱探监找她通融，事后她将人家送的购物卡硬生生退回，她在故乡人面前始终保持一种胜利者的姿态。

2007年，我大学毕业私自进京谋生，她旗帜鲜明地站在父辈一边与我开战。她逼我回老家工作，逼我回迁户口，逼我相亲，逼我买盐。我怒道：“买个屁盐！你大小也算个国家干部，承蒙党和人民教育多年，就这点觉悟。”她乐了，乐完继续板个脸说：“少废话啊，人家都买你凭什么不买，你买不买？”

2012年，这个女人突然变得温和了许多，或是多年操心过度，榨干了她最后一丝跋扈。她偶尔会在跟我吵架失败后略带伤感地说：“你看我是不是有点老了，也有白头发了，是不是更年期要来了？”我说：“别别，您才三十五，更年期早着呢。”她说：“你到底啥时候才能结婚！”

某日，全家人在院子里聚餐。席间父亲说前些天遇到大喜了，晚景凄凉，老两口被儿媳妇赶到养老院居住，窗破无人修。我顺便问起：“如果当年你和班花那场架你打赢了，会是怎样？”她说：“那时候小孩子一个，懂个屁。”

姐姐带女儿开车送我去火车站，边开车边唠叨：“是，咱家那时候是穷，是受过不少欺负，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不能总像个孩子似的看不起老家人。你不回来工作，没关系，但我告诉你，外面的朋友再多，毕竟心上跟你隔着一层，老家的人再不好，毕竟和你水土一脉世代同处，那种埋在心底的情分儿是你在外面找不到的。”

回京后，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姐姐离婚了，她的公公婆婆丈夫女儿都抛弃了她，连工作都丢了，她重新变回当年那个无路可走的穷姑娘。我把她接到了北京，帮她找工作，帮她物色男伴。她不想工作，对男人也死了心，我就养她一辈子，守她一辈子，直到她比我先老去，直到她比我先糊涂。我坐在床边给她喂饭，她撑开皱纹边吃饭边瞪眼瞧着眼前这个老头子，瞪了半天，认出我是谁，然后望着窗外说：“蛋，下雨了，咱娘怎么还没回来。”醒来后，我哭得一塌糊涂。

我给姐姐打电话说：“刚才你在梦里可惨了。”

“我过得好着呢，乱梦个屁，我说你到底啥时候才能结婚！”

站在三十岁的门槛上

文 / 邓安庆 作家 @浮尘录

二十九年前的今天，妈妈生下了我。现在妈妈在老家，我在北京。每一年我回一次家。他们都永远在那个老屋里，而我总是从一座城市换到另一座城市，出发的地方总有不同。打电话回家，他们问我在外面过得好不好，我说好啊，吃得饱穿得好。我问他们好不好，他们说好啊，天气好收成好。他们总问我吃饭了吗，说着说着又问我吃饭了吗。吃饭好像是第一等的大事情。他们生在饥荒的年代，爸爸小时候在全家出去讨饭时差点被卖，他们总是忘不了饥饿的感受。最新鲜的一次，是跟九岁的侄子通话，过去他在我印象中只是一个模糊的小孩，现在他却能清晰地表达。我问他转学的事情，问他有没有朋友，我其实也很想跟他说：“九岁时，你的爷爷奶奶去了外地，我第一次学会了站在凳子上拿着锅铲做饭。”

我们的生活交集得越来越少，一年一次的回家，主题渐渐变成催婚。无论什么话题都会转到结婚的事情。一次我忍受不了这样的重复，便说：“我有我的生活。”妈妈在电话那头质问：“你怎么这么自私？你考虑过做父母的感受吗？走在垸里，跟人家说话，人家问起你的事情来，我都不好意思说什么。”我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我尝试费力地讲我的世界、我的想法、我的得到，他们茫然地回应着。他们在那个永恒不动的小村庄里，听着一个在远方不断流动的声音。我不敢说任何不好的事情，被中介骗，被人骂，被偷了东西，这些司空见惯的外乡事件，都能引发他们的担忧。但是他们一定会转回来说：“你要赶紧找个女人结婚！”

我想三十年的生命中，我最常感觉到的是一个场景：我在一个小箱子里，手和脚都缩着，无法伸展开来。上学时，我担心交不起学费，担心被别人同情和嘲笑；上班后，我担心被炒鱿鱼，老是被失业的噩梦惊醒。当我跳出来看自己，我看到的是一个自哀自怜的形象：母爱缺失，总把自己放在一个需要关爱的位置上。因而去屈从，去讨好，生怕人们不爱我。我开着各种玩笑，又留心人们的反应。我想做父母的乖孩子，也想做工作中的好同事。在我的内心中，我压抑着自己。我想过的人生，坦荡而肆意的生命，总是因为我内心的恐惧而止步。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看着一个日渐趋向衰老的肉身，内心常有自我厌恶感。

想起大学刚毕业的时候，还留在上学的那座城市上班。那时候的女友打电话叫我回学校。她在车站等我，然后带我去了餐馆。推开门，坐了一屋子的人，生日蛋糕摆在桌子的中央。我内心激动而惶恐。从来没有人给我办这么热闹隆重的生日宴席，面对这么多的祝福我不知道怎么去回应他们。亲密的情感，从来不是我熟悉的。从小我独自一人面对这个世界，我一个人接受，一个人消化。忽然有人对我这么好，我有点手足无措。后来我离开那座城市，在另外的城市里找工作，找到又被开掉，吃不饱饭，房租也交不起，我没有告诉她。那时候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把积蓄一部分给了哥哥，另外所有的都打给父母，留下几百块钱熬到下个月发工资，有点倾家荡产之感。我总记得上大学时父母向亲戚借钱给我上学，他们一百一百地凑钱的场景让我终生难忘。我也记得母亲当时在山上因结石疼得直哭，还要去地里干活。我想也该是我回报的时候了。我终究不能完全按自己意愿生活，我的一部分是他们的。我出生时，七岁的哥哥跑到地里去叫我爸爸，然后跑回家放鞭炮。现在他三十七，我妈妈六十，我爸爸六十一。哥哥是做生意的，欠了钱，跟媳妇儿吵翻，跟生意伙伴闹僵，现在他不见了足足半个月。当我的人生走进三十岁的门槛，这是我碰到最糟心的事情。我内心一直存着这个想法：他一定是好好地活着的，只不过压力过大，就躲了起来。但如果他真的出事了，我就要承担起我两个侄子的抚养责任，也要照顾好我的父母。我做好了这个打算。既然生活就是这样反反复复，我没必要悲观，平平静静地尽我的责任就好。我三十了。

哥哥失踪前的几天，问我妈妈：“你是不是更喜欢你的小儿子啊？他又懂事又听话。你看我的两个儿子，我跟他们妈妈吵架，老大就杵在那儿绷着脸不说话，小的就会到他妈妈那边笑笑，再到我这边笑笑。你看弟弟不就是像我那个小的那样吗？”我妈妈生气地说：“我对你们都是一样地疼爱！”妈妈告诉我这件事时，我说：“他是担心你们会嫌弃他。”妈妈那边激动地说：“他是我儿子！我怎么会嫌弃！”当我三十岁时，我会想起他的三十岁，也会想起我爸爸的三十岁。我们一个个穿过这个时间的节点，奔赴未来的生活。我常常为我父母而心疼，他们养育了两个他们无法理解的孩子。他们至今在期待一个安全而平坦的人生。哥哥最后一次电话跟我说：“我在家，根本不敢看妈妈的眼睛。她的眼睛叫人害怕。”

以前没有电话时，每回收到在外读书的哥哥来信，爸爸都要回信。常常是他和妈妈在房间剥棉花，我趴在桌上拿着纸笔，他口述一句我写一句。经常是这样开头的：我儿，收到你的信了；结束的话也是固定的：钱省点花，好好读书，出来为国家社会多做贡献。妈妈会添一句：饭要吃饱！我也会添一句：带点书回来看！现在虽然我不写信了，但是我会不断发短信给他：“我想生活总是这样，坏一点，好一点，再坏一点，再好一点，好好坏坏之中，人变得坚韧起来。就这样，不至于好到哪里去，也不至于坏到哪里去。时间继续往前走，日子继续往前过。在反复折腾中，对于人生的各种境遇，世态炎凉，人情冷暖，都有了丰厚的体会。领受属于我生命的独一份，并去过好它就可以了。”我希望他能看到这段话。而我最希望的是看到他回的短信：“弟弟，我没事。祝你生日快乐。”

无法隐居的人

文 / 毛利 专栏作家 @毛利

2009年，我在北京待了整整一年，到最后一个月，我觉得情况糟透了。天气太冷，脾气逐渐变坏，我和朋友在三里屯的小酒吧喝酒，已经没有任何男人给我们买酒。某一天我站上药店的体重秤才发现，男人绝不是好心肠的瞎子，我们只好寂寞地自掏腰包，互相请对方喝一轮。

圣诞节前后某天，我穿着羽绒服（暖气不足）躺在出租屋的床垫上，翻着一本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翻到第五页我决定打包行李滚出北京，也去找个地方隐居一次，彻底地，净化身心，戒掉电话网络各种不良习惯。我想象自己从那个缥缈无人的山谷中出来时，已经是个如苍井优一样明亮纤细干净的女孩，而不是眼下这副臃肿肥胖痴呆的模样。

实话实说，如果你漂亮，有人追，买得起橱窗里的名牌包，你肯定不会跟我一样想去大山里待一阵。当时我穿着羽绒服腾空一跃，先去左家庄的小百货店，买了四个蛇皮袋。一袋子书，一袋子衣服，一袋子鞋，一袋子败家玩意儿。跟室友打招呼，下个月开始不住了。再跟我妈妈打电话说要把所有东西寄回去，她大喜过望说：你要回家了？我说是的，不过回家前要先去哪儿玩一趟。

在收拾房间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发现，这个世界真是物欲横流，一个女人居然需要这么多东西，吃的用的喝的玩的，没完没了无穷无尽。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过上传说中的隐士生活——吃得很少，穿得很破，睡的是茅屋，在高山上垦荒，说话不多。这不是存心找罪受，而是像吃惯了红油火锅，热切地盼望着吃几顿清粥小菜。

这一次，我的背包里只有换洗内衣和洗漱工具，一条备用牛仔裤。当天晚上在网上买了一张去云南的机票，既然要住很破的房子，最好还是找个温暖点的地方。

云南冷得要命，刚到大理我就在大街上买了条披巾，不可思议的是，我在人民路碰到一个北京的朋友，我们马上跟在簋街一样，快快乐乐地点了大救驾玫瑰炒鸡蛋、风花雪月啤酒。吃完躺在客栈里，觉得屈辱万分，飞越千山万水，居然还是摆不脱脑满肠肥的宿命。

幸好客栈老板娘说鸡足山有几座小庙，的确有人在那修行。有人插嘴说，鸡足山上的庙实在太破，连电都没有，也没信号，一个女的去，有点危险。又有人说，干吗不去苍山上的无为寺？那里有一星期的武术修行班，很多外国人去，学点打坐、马步、三脚猫功夫，挺不错的。

我拎着包，在大街上找了一辆黑车，告诉师傅去无为寺。他说六十块我说四十块，最后以五十块钱成交。那天下午大理的天气好极了，晴空万里，爽朗无风，小鸟喳喳叫，想到马上要跟这个世俗的世界暂别，已经开始涤荡心灵深处的污垢。去的路上相当幽静，一条山路往上开，除了偶尔冲下来辆小面的，连个闲逛的村夫都没有。司机默默无语，我一路看着景色越变越绿，激动得努力控制住情绪。

到达无为寺，背上行囊，在后门碰到两个和尚，正从面包车上卸进口红提，我问他们武术在哪儿学，他们指了个方向。我边走边想：这群和尚吃得真好，也罢，第一次隐居不宜太激进。

庙里果然有几个外国人，一个金发姑娘热情地问我是不是也来学功夫，她说走，我带你去报名。我跟着她走在曲曲绕绕的小径上，觉得此处甚好，甚幽静，甚是适合短期休养。传说中的武术修行班放在一个破破烂烂的小院里，几个外国人在里面练着马步，一个面带笑容的和尚看到我问：你是中国人吗？我点头，他随即告诉我：对不起，我们这不收中国人。

是以什么样黯然的心情离开了无为寺？现在我已经记不太清楚，总之就是又气恼又丢脸。走出庙门一看，黑车司机还在那里，我问他你怎么还在，他说这里不收中国人呐，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一路都默默无语。他说：你下山吗？我也下去，这回收你三十。

我不可能像比尔·波特写的那样，到终南山顶，找一个无人居住的茅房，就着两袋面粉过一个冬天；我也不可能像梭罗一样，孑然一身跑到湖边自己造个房子住。我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跑到一个没网的地方待几天，感受下脱离世界的感觉，可我居然因为是个中国人而被拒绝了。下山后客栈老板娘听说了这个消息，立刻说，那和尚每晚都去坏猴子酒吧喝酒，你要不要过去跟他喝两杯联络下感情？没准就让你去了。不，我这辈子都不打算再去无为寺。

后来我发现想找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住着，听上去很简单，找起来真难。到处都是人，诺顿那样乡下的地方，只要有一个背包客说那里很好，马上整条街都是揣着单反的哥们。一个不太熟悉的朋友跟我说，你可以去杭州乡下，空气好极了，现在人也少。我琢磨了几番，觉得那里没准有郁达夫笔下《迟桂花》的气息，有点蠢蠢欲动。朋友说，帮你打听好了，那里的农家乐一个房间一天收三百，你是我朋友，去一个月给六千就行。

如你所知，我很穷，听到这个消息我甚至后悔放弃了北京两千块的出租屋，其实拉断网线在里面进行一番辟谷运动，没准也能收获大块大块的孤独。不过这种人出现在城市里，看上去都像标准精神病。

两年后，我终于有了一个机会。那一年我无意中去了修行大本营，印度的瑞诗凯诗，大名鼎鼎的瑜伽城。大把和我一样想要由内而外洗洗肮脏心灵和肥腻身躯的闲人，聚集在那儿。没费多大工夫，就找到了一家ashram（隐修所），那里没有网，没有电视，没有信号，没有交通工具，离小镇步行需两小时。房间里只有一张床铺、一个水杯。在这里既不允许抽烟喝酒，也不允许高声喧哗，甚至连聊天都最好避免。你只需要做一件事，冥想。

冥想的内容还是人类终极问题，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我对禅学一无所知，正式开始修炼前，蹲在清澈的恒河边，吸了一根印度草烟。那是本地人用烟叶做的，吸着吸着想起王小波写在云南拿这种烟叶抽，一把火燎光眉毛，呵呵乐了。那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在冥想上不会有什么出息。

终于过上了梦寐以求的与世隔绝的生活，我们从早上五点开始打坐，七点练瑜伽，九点散步冥想，中午休息，下午再练一堂，到晚上又是打坐冥想。我本应沾沾自喜，可是两天后的一个下午我终于明白这次地方是对了，但时机不对。隔壁的墨西哥女人告诉我，她来这儿是因为和法国男朋友分了手，问我，你呢？我说我刚交了男朋友，他很好，在工作。

你想他吗？

想，何止想，我的每一次冥想都成了大段爱情与动作电影回放。于是这一场本该深入灵魂最深处的探寻，因为我满脑子心有旁骛，最终每一分钟，都在眼巴巴渴望回家。

修行结束的那个下午，我兴高采烈，乘了第一辆的士出山，又叫了一辆昂贵的出租车去火车站，随后飞也似的，离开了印度。我的男朋友在机场等我，问我修炼得怎么样。

那一刻我只觉得做个普通人已经相当满足，一个人若非碰到大起大落，实在犯不着跑到山里拼命冥想“我到底是谁”。爱情没收所有清高，当时我只想跟他一起吃红油火锅。

直到这份恋情褪去热情，我才又一次，像回忆亲妈一样回忆那一年在印度，早上湿冷的空气，山中宁静的小道，五平方米小屋内的独坐，林间瀑布的冥想……

不过我知道，再一次跑去隐居，只要在门口放块巧克力蛋糕，俗人立刻又能觍着脸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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