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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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连这样其说不一的解释也有人不同意。他们认为图中所绘并非汴河，也非开封，而是某个卫星城市。还有人认为这幅画不是北宋徽宗年间张择端的写实作品，而是南宋时期某个或某些画家对开封（汴梁）的追忆。[24]
于是，此画成谜。
但，说它是北宋的城市风俗画，应该没有问题。
同样不成问题的是，柳永对这一切恐怕都很熟悉。因为他不但久在开封，还曾客居杭州、苏州、扬州、成都，全都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之地；而他出没的，也无非是风月场所和酒肆茶楼。什么叫市井生活，他应该再清楚不过。
可以作证的，是他的《锦堂春》。
这是有点像“二人转”的唱词，应该是由女艺人来扮演失恋的痴情少妇。相信“女为悦己者容”的她，已经被杳无音信的情郎弄得“坠髻慵梳，愁蛾懒画”；而那个负心汉当初为了博得好感，竟是骗她剪下了一缕秀发的。
然而怎么样呢？得手之后，便再三爽约。
于是，一个收拾那家伙的计划便在她心中形成：下次他若再来，不开房门。即便放他进来，也不上床。直到夜静更深那人心痒难忍时，再细细数落，慢慢修理，一定让他低头认罪痛改前非。这可是只要想想就十分过瘾的。
同样不难想象，演出现场一定是满堂喝彩。
毫无疑问，这样的故事和情感只属于市井小民，这样的民众在《清明上河图》中则比比皆是。别的不说，单是虹桥上看热闹的，就有不少闲杂人等。坐着大客船由汴河进京的丝绸商和观光客，也应该是此类表演的热心观众，就像来到纽约和巴黎的人要去百老汇，看红磨坊。
宋代的娱乐场所叫勾栏瓦舍。勾栏也叫勾阑，原意是曲折的栏杆，宋元时期指瓦舍中的演出棚，相当于戏院。瓦舍也叫瓦子、瓦市、瓦肆，意思是来时瓦合，去时瓦解，易聚易散，逢场作戏，所以用来指市民娱乐的演艺场所。演出难免有色情或情色内容，但勾栏瓦舍变成妓院的代名词，再等而下之地由瓦子变成窑子，则要到明代以后。[25]
开封的勾栏瓦舍为数不少，这是孟元老之《东京梦华录》告诉我们的。该书跟《清明上河图》一样，记录的都是北宋第八代皇帝徽宗时期开封的实况。据称，当时仅东角楼一带便有勾栏五十多处，最大的瓦舍之一“象棚”容纳数千人，其中既有名角的表演，也有各种吃食、货物和杂耍。
杂耍之一是相扑，也叫探搏。从宋画中看，探搏很像日本相扑，只不过运动员没那么胖。另外，宋代相扑还有女运动员，曾经进入皇宫表演。开封瓦舍里也有专门卖假货的商铺和市场，叫何楼，真可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26]
柳永词大受欢迎，丝毫都不奇怪。
据山西晋城宋墓壁画。
但，意义却非凡。
我们知道，中国原本没有“市民”概念。即便有，也不同于西方的市民（Citizen）或古希腊的公民（Polites）。古希腊公民是城邦（Polis）里的人，西方的市民是城市（City）里的人，中国古代的市民却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在历史上更为常见的称谓，甚至不是“市民”，而是“市人”。[27]
市人就是商人，因为商业场所（市场）和商业活动（买卖）都叫“市”。只不过，按照“行商坐贾”的分工，只有长期在固定商业区从事交易的才需要向政府登记。固定商业区就是市井，这样的人就是贾人，他们的户籍叫市籍，带有明显的身份歧视意味。列入市籍的，甚至世代不得为官。[28]
能做官的是士人。士人与市人，有贵贱之分。
然而事情在宋代发生了变化。市籍取消了，征收交易税的机关也移到了城门。于是整个城市在法律上都被看作了商业区，所有的城市居民便都是市民。这样一来，原本与“市人”相对立的“士人”也不可能不变，柳永以士人的身份为市人歌唱便是证明。市井文化的兴起，已势不可当。[29]
那就再到井边去看一看。
[15]以上见（北宋）严有翼《艺苑雌黄》、（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16]柳永《雨霖铃》。
[17]此说流传甚广，可参看祝穆《方舆胜览》、曾达臣《独醒杂志》、陈元靓《岁时广记》等，但葬地其说不一，仅供参考。
[18]分别见柳永的两首《定风波》。
[19]见（北宋）张舜民《画墁录》。柳永《定风波》中“针线闲拈伴伊坐”一句也作“彩线慵拈伴伊坐”。为方便读者，此处不用张舜民所引“彩线慵拈伴伊坐”句。
[20]所引见柳永《望海潮》，事见（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
[21]见（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22]此说见《史记·平准书》张守节《正义》。关于“市井”一词的得名，还有其他五种说法，这里不讨论。
[23]请参看（日本）野岛刚《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
[24]请参看（日本）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日本）野岛刚《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
[25]对瓦舍的解释见（南宋）吴自牧《梦粱录》。
[26]以上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李合群《〈东京梦华录〉注解》及所引司马光《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
[27]中国古代已有“市民”一词，如（东汉）荀悦《申鉴·时事》即有“山民朴，市民玩”的说法。古希腊“公民”的概念，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注。
[28]请参看《史记·平准书》。
[29]以上请参看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
椅子与包子
井边那家药铺里，应该有椅子的。
药铺叫“赵太丞家”，看来是老字号，也是大药房，还很可能有官方背景。因为太丞是太常寺太医局的长官，也就是宫廷办公厅保健局的局长。何况该局长还姓赵，说不定跟皇家有什么关系，这才被画进了《清明上河图》。[30]
这样的药铺在开封城内很是不少，而且专业化，比如山水李家专司牙科和喉科，银孩儿、柏郎中家小儿科，大鞋任家产科。当然，这些药铺同时也都是诊所。[31]
赵太丞家可能是专科，也可能是全科。店里打出的广告虽非包治百病，却也五花八门，丸散膏丹都有。图中来看病的女人怀里还抱着孩子，说明这家诊所没准也看儿科。
不过，那女人似乎是坐在长凳上。
“赵太丞家”位于主干道，来往人流密集。这一部分属于《清明上河图》的高潮至尾声部分，在全幅画面的左侧位置。
这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宋是中国人坐姿的转折期。唐宋以前，古人是席地而坐的。即便贵为天子，也是双膝着地跪坐在草席上，因此有席位、主席、列席等说法。魏晋时有了胡床，是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双腿垂地而坐，在唐代也开始流行。于是五代南唐的《韩熙载夜宴图》中，便什么样的坐具和坐姿都有，甚至还有盘腿坐在椅子上的。[32]
但，凳子和椅子大行其道，应该是在宋。
这同样可以从《清明上河图》中看出——开封许多店铺里都有桌子和长凳，而在席、榻、胡床的时代，是只有低矮的几案，没有桌子的。宋代甚至还有一种奇怪的坐法，就是在榻上放椅子。可见椅子取代榻，也是一场革命，而且要到将首领称为“坐第一把交椅”才算成功。
从此，时代精神不在榻上，而在椅上。
椅上与榻上，有什么不同？
榻是席的升级版。席，有坐席，有卧席。卧席到了韩国和日本就变成榻榻米。榻榻米可卧可坐，榻也一样。只不过前者铺在地上，不可移动；后者如果是木制的，则可以移来移去，最轻便的还可以在不用时挂起来。[33]
木制的榻有大有小。而且一般地说，小而低就叫榻，只能坐；大而高的则称床，可坐可卧，就像东北人的炕。实际上我国北方的火炕，很可能就是从土榻发展而来。[34]
当然，坐榻如果大得像床，上面也可以放几。
桌子却是跟椅子配套的。宋以前，直到隋唐五代都没有这个词出现。因为人在榻上，无论跪坐、盘腿或斜卧，均只能使用低矮的几案。结果正如《韩熙载夜宴图》所示，由于习惯使然，不但榻前，就连椅前置放的也是几。[35]
我们今天坐在椅子上、桌子前，是宋的文化遗产。
轿子也一样。轿子又叫肩舆，很早就有。因为它由车子演变而来，是人抬的无轮辇车，所以也叫步辇。但在唐代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中，李世民是坐在榻上的；而《清明上河图》中的轿子里面，则显然是椅子，不是榻，尽管合法地普遍使用这种交通工具要到南宋高宗之后。[36]
这个变化，也延续至今。
不要小看这变化，因为这是身心的解放。实际上，席地而坐是拘谨的，通常要求双腿弯曲，膝盖着地，臀部坐在脚后跟上，双手放在膝前。头部要正，不能左顾右盼。如果是肃坐，可抬头，恭坐和卑坐则都要低头。[37]
如此坐姿，当然很累，这才有了榻和床，可以盘腿或者斜卧。但，这毕竟是非正式的姿式，也不够舒服。真正舒服的还是坐在椅子上，尤其是靠背椅和扶手椅发明之后。至于配套的桌子，则显然有利于解放脑力劳动的生产力。审案的官员端坐桌后，惊堂木一拍，也很气派威风。
气派是必然的，舒适也是必然的。事实上，使用桌椅之后，家具的尺度将随之增高，室内的格局也会相应变化，这是可以从南宋画家刘松年的作品中看出的。
结果，是市井之中也遍布桌椅。
从《清明上河图》看，摆放桌子板凳的地方多半是饭庄和酒家，而宋代餐饮业之发达则毋庸置疑。一般民众光顾的小吃摊供应馒头、馄饨、小菜和小酒，为达官贵人和暴发户服务的大饭店更是芳香四溢，水陆杂陈。据南宋吴自牧《梦粱录》统计，当时杭州城内，仅市面上常见的菜式就多达三百三十五款，还不包括鲍、翅、熊掌之类。小吃店里和街头巷尾挑担叫卖的糕点、零食和甜品，则有七十多种。[38]
但，各阶层都爱吃的，是包子。
包子就是有馅的馒头，据说是诸葛亮的发明，叫这名字则开始于宋，吃出花样来也在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二月丁酉太子诞生，真宗皇帝便蒸了包子遍赏群臣。王公大臣领回去掰开一看，里面的“馅”竟是金银珠宝。[39]
这样的包子，也就他们赵家有。
达官贵人的包子也好生了得，豪门大族甚至有专门蒸包子的厨房。徽宗年间，有人买了一个小妾，自称是太师蔡京府上包子厨房的。那人很高兴，便让她蒸包子，她却推辞说不会。那人问：你既然是包子厨房的，怎么不会？
答：妾是包子厨房专管捋葱丝的。[40]
呵呵，这才真是“低调的奢华”。
不过，如此食不厌精的蔡京最后却是饿死的。因为此人是有名的奸臣，所以在流放的路上有钱也买不到吃的。关于他的故事，施耐庵的《水浒传》说过，本中华史下一卷《王安石变法》也还要再说，这里且说苏轼。[41]
苏轼是有名的吃货，东坡肉据说就是他的发明，弄不好便会中毒的河豚也是他的爱物。有一次，一个朋友备了河豚请他到家里来吃。一家人躲在屏风后面，想听这位“拼死吃河豚”的美食家做何评论，苏轼却只管吃不说话。正当大家感到失望之时，此公却喊了一句：也值得一死！[42]
好嘛！时代精神不在刀尖，而在舌尖。
上图左为宋墓壁画中的包包子场景，右为宋代厨娘形象。均据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舌尖上的赵宋美不胜收，更值得一提的是服务。当时开封的各大酒楼，分工极为精细。一旦承办宴席，从布置会场到迎来送往都有专人负责。用孟元老的话说，就是“主人只出钱而已，不用费力”，就连“椅桌陈设”都不用操心。更让人满意的是，饭店也“不敢过越取钱”。[43]
服务到位，讲究也多。比如南宋杭州的规矩，是客人进了酒肆坐下，店家要先下“看菜”，也就是样品。问清楚需求之后，再正式做出来上桌。样品其实也很精美，因此常常有外地人见了就下筷子，结果让店家暗地里嘲笑。[44]
土包子，就是这个意思吧？
这一点都不奇怪。一方面，在王朝时代，所有时尚都由帝京领风气之先；另方面，两宋也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的城市经济繁荣期。这种繁荣的实况、原因和影响，将在
第三章展开讨论。但可以肯定，变化是从首都开始的，影响也是从首都扩散的。京师，是全国城市的样板和标杆。
开封和杭州，当然最有话语权。
因此，那些“首善之区”的居民，便完全可以把自己看作城里人，把其他地方的统统看作乡下人，哪怕后者是封疆大吏，前者却不过是贩夫走卒和市井小民。[45]
没错，他们是城市的主人，不管身上有没有刺青。
[30]请参看《宋史·职官志四》。当时太医局的编制有丞、教授和九科医生，共三四百人。
[31]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
[32]请参看朱启新《文物物语》，朱瑞熙等《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33]对此，《后汉书·徐稚传》有记载，王勃《滕王阁序》“徐孺下陈蕃之榻”说的就是这件事。
[34]请参看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
[35]隋唐五代都没有“桌子”一词，见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的考证。
[36]请参看朱瑞熙等《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37]请参看（西汉）贾谊《新书·容经》。
[38]请参看林乃燊《中国古代饮食文化》。
[39]见（南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三。
[40]见（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补遗》卷六。
[41]关于蔡京之死，见（南宋）王明清《挥麈后录》。
[42]见（南宋）孙奕《履斋示儿编》。
[43]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四，同时请参看林乃燊《中国古代饮食文化》。
[44]见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六《酒肆》。
[45]请参看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
刺青者
宋人酷爱刺青。
刺青就是文身。这是世界各民族都有的习俗，我们也不例外。实际上，甲骨文的“文”字，就是“文身之人”的象形。也就是说，有文身的人，才有“文”这个字，也才有了文采、文艺、文化、文明等等一系列概念的诞生。
这可真是意味深长。[46]
可惜人人身上刺青，却是在原始社会。这一点，世界各民族概莫能外。因此，正如本中华史《从春秋到战国》一卷所说，文身在华夏民族眼里是野蛮人的习俗，为先进文化和正人君子所不齿。只是到了宋，这种习俗才死灰复燃，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甚至成为英雄好汉的标志。
比如“九纹龙史进”。
“九纹龙史进”是梁山好汉中排位第二十三的“天微星”，“九纹龙”的诨名即来自其身上所刺的九条青龙。上图为明代画家陈洪绶所绘“水浒叶子”中的史进形象。第二排所列为甲骨文中的“文”字，也是纹身人的形象。甲骨文字形据《甲骨文编》。
史进当然是小说人物。但，施耐庵的《水浒传》显然比罗贯中和毛宗岗父子的《三国演义》靠谱。何况文身一事在宋代可谓史不绝书，甚至还有各种专业名称，比如刺青又叫刺绣，文身又叫锦体，文身师叫针笔匠，等等。
最夸张的，是“花腿”。
花腿就是从臀部开始，双腿刺青直到足部。当时开封的习俗，是每逢佳节便要游行。跟在妓女队伍后面的，多半是纨绔子弟。为这些轻薄少年牵马的，便是花腿。可见花腿其实是阔少和衙内的马仔。只不过，宋人并不可能裸着身体招摇过市，他们那布满刺青的臀部和双腿又给谁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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