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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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是善于借力的人。这一方面是由于李鸿章知道借力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方面借力也可以有效转移矛盾注意力，让自己暂时躲开政治上的是非，从台前退到幕后，从而更有力地推动事情的解决。

1847年，郭嵩焘金榜题名，与李鸿章、沈葆桢等为同科进士。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郭嵩焘曾力劝曾国蕃、左宗棠组建“湘勇”平定叛乱。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郭嵩焘开始接触西方人。他亲自考察了百战百胜的洋枪队和英国人管理的海关。英国人管理的海关，正是当时中国最有效率也最清廉的衙门！

郭嵩焘处理洋务事宜的能力广受赞赏，李鸿章、恭亲王奕等都称他是当时最精通洋务之人。

1875年2月，英国领事人员马嘉理和五名中国随员在云南被杀，这就是著名的“马嘉理事件”。最终导致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

《中英烟台条约》有一条规定，清廷必须“速派钦差大员到英国”谢过。兵部侍郎（副部长）郭嵩焘这个“最精通洋务”的人，自然成了去英国谢罪的最佳人选！当时清廷内部有不少王公大臣与名士还恪守着“天朝上国”的狭隘观念，朝野上下甚至骂郭嵩焘是汉奸！湖南同乡和朋友们纷纷以他为耻，家乡的学生们要烧他家的房子。郭嵩焘的挚友——晚清名儒王湘绮写了一副对联来嘲讽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只有李鸿章为他撑腰，说：“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的号）为最。”

在强大压力下，郭嵩焘几次以告病推托，但都未获准，终在1876年12月从上海登船赴英。他在出使途中五十一天的日记中，记述了所见所闻的西方文明及自己的感想。他把日记按要求寄呈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则以《使西纪程》的书名交同文馆刊行。

在当时的情况下，郭嵩焘传回的信息和观点，触动了保守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士大夫们最敏感的神经，大大超出了国家政治和观念的底线。翰林院编修何金寿上奏折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强烈要求将郭嵩焘撤职调回查办。说：“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

虽然此时郭嵩焘得到了李鸿章的支持，无奈保守势力过于强大，李鸿章并不足以保护如此被动的郭嵩焘。在一片讨伐声中，清政府下令销毁《使西纪程》字版，“永禁流传”。只是因为暂无合适人选，清廷未将其立即召回。

其实，此时的郭嵩焘面临的最大困难还是当时自己班子内部的问题。清政府给郭嵩焘组建使馆班子时是动了心思的。使馆人员的组成是洋务派和守旧派相互角力的结果。守旧派为了制约郭嵩焘，有意安排了一个十分顽固守旧、坚决反对洋务运动的刘锡鸿给他做副手。

来到英国之后，刘锡鸿在监督郭嵩焘上确实十分尽责和卖力。他不顾身份公开在使馆工作人员中到处宣扬郭嵩焘是“汉奸”。接着就时时处处履行他的监督“职责”，到处挑毛病，然后记录在案，向国内打小报告。例如，有次参观炮台，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个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参加其他国家驻英使馆活动，外国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鼓掌，刘锡鸿认为这是大失国体之举。郭嵩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和其他来宾一样翻阅摆在座位前的音乐单，刘锡鸿认为这样有辱身份，应该双手下置端坐，不应翻看东西。

还有，连郭嵩焘待客不用茶水而用银盘盛糖酪、夫妻擅自学习外语、与外国官员不作揖而握手、使馆开茶会让夫人出面、不按中国左为上而学西方人以右为上等等，全都成了郭嵩焘的罪状。甚至在刘锡鸿的小报告中，还上纲上线，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说成是故意向英国人示好而有意“诋毁朝政”，“常有怨望之心”，甚至有里通外国之嫌。

这些“罪状”，总理衙门无法核查，不能全信，又不敢不信，左右为难；同时，面对驻外使臣间势同水火的矛盾，总理衙门也感到难以调和处理，几次征求李鸿章的意见。李鸿章当然是为郭嵩焘辩护，由于他与郭嵩焘的关系尽人皆知，所以他首先不直接为郭辩护，而是借到德国了解中国在德学习军事的“武弁”情况的船政留学生监督李凤苞之口来指责刘锡鸿。

李凤苞曾先后在江南制造总局、吴淞炮台工程局、福州船政局任职，1876年由李鸿章推荐任船政留学生监督，是李鸿章一手培植的亲信。作为洋务派的一员，他自然与郭嵩焘关系融洽，与刘锡鸿不和，而到德国了解留学生情况时则与刘锡鸿龃龉不断。李凤苞听说自己被任命为要在刘锡鸿手下工作的驻德使馆参赞时大不乐意，于是分别给李鸿章和福建船政大臣吴赞诚（字春帆）写信，表示不愿从命，请代为婉辞。老于权谋的李鸿章立即意识到此事可用，于是在1878年7月18日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信。此信虽短，但对清政府下令同时撤回刘锡鸿、较量双方“打个平手”起了重要作用。

当然，他先要强调李凤苞人品可靠：“监督李凤苞素最谨饬”、往回禀报时从来是只报告留学生学习情况而“不及其他”，但有一次来函却报告说德国的报纸对刘锡鸿一直“颇有微词”，而刘也经常“托病不出”。他强调“语多含蓄，然亦略见一斑”。然后他再谈自己对郭、刘二人的看法：“平心而论，筠仙品学素优，而识议不免执滞，又多猜疑。云生志气非不要好，而性情暴戾，客气用事，历练太浅。其短长互见，谅在烛照之中。”但他提醒总理衙门：“唯目前筠仙兼英、法二使，责任较重”，而且“英人尚无间言”。德国报界对刘锡鸿“颇有微词”与英国人对郭嵩焘“尚无间言”形成鲜明对照。

最后，他婉转但又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由于郭嵩焘刚从伦敦到巴黎，所以总理衙门应致函慰问，虽未明言，但留郭嵩焘免刘锡鸿之意却又极为明确。

但是，朝廷内外反郭力量甚强，纵然李鸿章权倾一时，他的“免刘保郭”之论也根本不可能为清政府接受，只能暂时维持郭、刘现状。但结果仍然是驻英与驻德大臣二人的关系势同水火，满城风雨，无法调和。在郭、刘二人“内耗”日甚一日、反郭拥刘者众的情况下，清政府决定将郭免职调回，不少人还想将郭嵩焘查办治罪。李鸿章知道事情已无可转圜后，又借一位德国人之口说刘锡鸿“职任名望俱卑”，并指刘在德“甚见礼于当路”，因此他能否胜任外交工作大可怀疑。最后他明确说出自己对刘的处理意见：现在可“暂留”，但“将来似宜撤换”。

1878年8月25日，清政府下令将驻英公使郭嵩焘、驻德公使刘锡鸿同时召回，由曾纪泽、李凤苞分别继任。李鸿章虽然没有保住郭嵩焘，但终于还是借他人之力，免除了郭嵩焘回国后进一步被追责的不公正对待。而李鸿章也因为在这件事上处理巧妙，没有因为郭嵩焘跟自己的亲近关系，而让自己对郭嵩焘的偏袒给自己造成不良影响。

6.迎难而上，打破两难的因局

利益的争夺会导致对立，但如果运用得巧妙，对立的双方却能实现合作，共同推动事情向前发展。

在洋务运动开始之初，朝廷与商人之间在利益上是存在对立的。这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以当时长江的航运业为例，当时这些公司为外国公司垄断，但这些公司却有很大比重的华人资本。有关资料表明，当时上海轮船业实际是“华洋合资，华资为主，洋商主持”，不少洋行的许多轮船实际为华商所有。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洋商将相当一部分赚取的利润运回本国，无意在中国境内迅速扩大规模；二是因为在洋行工作的华人，俗称买办，积攒了大量财富，想投资新式企业而得不到清政府的许可。而且，中国官员对“商”一直采取压抑政策，任意勒索刁难，一位中国商人写道：“夫商之不愿者，畏官之威，与畏官之无信而已。”只有依附洋商、挂外国旗，才能避免官员的敲榨。不过，洋商庇护是以丧失许多利润为代价的，所以不少买办希望能独立出来成为真正的“华商”。

官与商之间的对立，阻碍了中国近代商业的发展。如何把两者的利益集中起来，并消弭两者之间的矛盾，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商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李鸿章提出了“官督商办”设想。

官督商办，其实就是借助商人的资本，利用官府的权力，让两者结合，为现代商业的发展提供权力支持的同时，为商业的发展提供资金。

一开始，李鸿章仍习惯任命官员经办此事，饬令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轮船招商局。但朱其昂是官员，根本不善于经营新式航运业，更加上官僚习气浓重，商人避之唯恐不及，根本招募不到商股。

即使联络了胡雪岩、李振玉等大商人，亦无多大作用，乃至“招股年余，无人过问”。在创始经费中，李鸿章从官款中批拨的费用发挥了重要作用，李鸿章还带头认股五万两。1873年，李鸿章委派广东香山籍买办巨商唐廷枢、徐润分别担任招商局总办与会办，后又将另一名香山买办商人郑观应招纳入局。从此，招商局业务日隆，附股者日多。

招商局股票最初市价仅为票面价值的四五折，随着机构的改组、业务的拓展和收益的增加，股票市价渐涨。至1882年6月9日，招商局原价100两的股票，市场价已涨至247.5两，至同年十月十二日更涨至267两。招商局的成功，带动了民众对于其他公司股票的认购兴趣。当时的媒体载，“中国初不知公司之名，自招商轮船局获利以来，风气大开”；华商因见招商局股票市价逐渐飞涨，“遂各怀立地致富之心，借资购股，趋之若鹜”。这说明，轮船招商局对于中国近代早期股市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鸿章等人急于仿行西方公司制度，还有一个重要动因，即抵制西方公司对于中国民间资本的大肆吸纳。鸦片战争之后，外国洋行开始在中国通商口岸发行股票，吸收华股。在洋商的一再劝诱和洋行丰厚利润的吸引下，通商口岸渐兴华商认购洋股之风。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华商对洋行股票的认购渐趋踊跃。有的洋行股票因供不应求，以致市价溢出原价好几倍。个别洋行鉴于要求认股的华商为数太多，不得不制定了限制条件。

不断高涨的华商附股洋行热潮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大量中国资本流入外国公司，成为外国公司开拓中国市场、侵攘中国利权的重要资本支柱。这种华商资本在中西商战中“非但不能御敌”，反而“倒戈相向”的状况，逐渐引起了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的忧虑，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将华商资本从洋行中吸附过来。创办自己的公司，就是首选办法之一。

创办之初，招商局面临洋商的竞争。李鸿章仍坚持“商为承办，官为维持”的原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提供大力支援。当时沿海和长江航运已为外洋垄断，新成立的招商局简直没有“立足”之地，于是李鸿章为招商局奏准了运送漕粮和一些官府物资的专权。此举是轮船招商局可以建立、维持的关键。在与洋商的激烈竞争中双方大打“价格战”，因此招商局资金一直紧张，李鸿章多次指示拨借官款，有时还规定可以缓息。这些措施使招商局摆脱了困境，不到十年时间，货轮即由初期的四艘发展到三十余艘，总装载量近两万四千吨。经过激烈竞争，轮船招商局在1877年收购了美商旗昌公司的全部产业，包括十六艘轮船和长江各埠及上海、天津、宁波各处的码头、栈房，从而超过英商怡和、太古两家轮船公司。以后它的业务不断发展，先后在烟台、汉口、天津、汕头、福州、广州、香港等地及日本、新加坡等国重要港口增设了分局。

轮船招商局的建立确实达到了“分洋商利权”的目的。仅1873年到1876年间，外国航运公司收入总共损失4923000两，其间中国商人少付给外国商人的费用当在136000两以上。因此，李鸿章后来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曾得意地说道：“创设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入洋商之手者，奚止数千成，此收回利权之大端。”

虽然招商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仍然受到顽固派的攻击。本来，顽固派注重的就不是经济，而要看政治效果。于是，有人奏请“轮船招商局关系紧要，急需整顿”，提出要收归国有，由南北洋大臣统辖。

面对这汹汹群情，李鸿章从容不迫，他上折表明：招商局是依照几年前所定章程经营管理的，当然，这也有提醒朝廷别忘了这些章程当初是经过你批准之意。他强调开始创办时就奏明“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诚以商务应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

不久，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又上奏弹劾招商局，认为企业“归商不归官，局务漫无钤制，流弊不可胜穷”，再次提出要收归官办。这一次弹劾，引起的呼应比上次要强烈得多。

李鸿章知道最为反对者忌恨、最为朝廷所担心的是这类企业对统治者的政权所起的作用究竟是巩固还是削弱，所以他在1881年3月中旬又上折反驳王先谦时，首先详细列举几年来该局的成就，证明正是招商局使洋人在长江水运所得之利大为减少，因此强调“其利固散之于中华，关于国体商务者甚大”，当然使统治者的政权更为巩固。李鸿章的这个论点很明确，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把议论招商局对错的标准上升到整个民族利益的高度，上升到对清政权维护的高度，而不仅仅是其中出现的一些混乱。这样，反对者自然哑口无言。

虽然“官督商办”的模式后来成为制约中国民族企业发展的瓶颈，但在当时，通过这种折中的方案，既借用了民间的资本，同时又通过政府的力量有效支持了洋务运动初期的发展。

办轮船招商局是一个两难的困局，李鸿章一生当中，都陷入这种两难的局面之中。他必须以他过人的智慧，逐一破解这些困惑着官场与职场的永恒的资源不足的难题。

而他天生是一个调配资源的高手，通过对行政资源的整合与重组，不断创造新的机会，就这样，他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登上他人生事业的巅峰。

第四章 党同伐异，是让自己不倒的重要策略

1.攻守同盟，让对手知难而退

新举措的顺利实施，不论对错都需要取得当权者的支持。

李鸿章深谙此理，因此，在办洋务尤其是在推进修铁路的过程中，一直在积极寻求当权者的帮助与支持。至于他自己，该走到台前的时候，他坚决冲在前面，该幕后运作的时候，也绝不恋战，不管说服反对者，还是拉拢支持者，李鸿章都身先士卒。最终，在李鸿章的积极推动下，铁路终于在大清国的土地上从无到有，修建了起来。

回顾李鸿章第一次提出修铁路的提议，还是借用了别人的名义。

1863年，正在和太平军打仗的李鸿章以上海二十七家英法洋行老板联名的名义，向朝廷建议在上海和苏州之间修建铁路，当然，修铁路的理由也很正当和充分，那就是如果修成这段铁路，清军可以利用它攻打太平军，但当时朝廷对这个建议根本就不予答复。

1874年，英商怡和洋行以修筑马路为名购买土地，修建了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也就是淞沪铁路，铺设的铁轨全部从英国运来，通车之后每天往返六次，乘客满员，但一个月后火车轧死了一名铁道边的看客，引起轩然大波。铁路建设之初，破坏风水，震动祖宗龙脉的流言，就让人心惶惶，如今又闹出了人命，地方乡绅于是便鼓动百姓阻止列车行驶。最后，两江总督沈葆桢只好以28.5万两白银从怡和洋行买回铁路，拆毁了事。

这对一直倡导修铁路的李鸿章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件事情让李鸿章懂得了：铁路好修，但要让铁路真正运转，没有来自朝廷的支持，没有臣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即便铁路修成了，也不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要想得到朝廷对修铁路的支持，李鸿章第一个想到的当然就是慈禧。而要想把慈禧拉到支持修铁路的阵营，李鸿章需要狠下功夫。

为此，李鸿章送给了慈禧一个特殊的礼物：在慈禧所住的北、中、南海，建一条小小的铁路，由法国商人全额赞助。不久，一条长一千五百米的微型铁路落成了，慈禧太后和大臣坐上了六节车厢的小火车，火车晃晃悠悠地在园内绕了一个大圈，比乘马车坐轿子更稳健快捷，慈禧经过这一次切身体验，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她再也不反对修建铁路了。

1880年，李鸿章授意刘铭传上了一份《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这份奏折明确提出：铁路乃自强根本，建造铁路对漕运、赈灾、商务、矿务、厘捐、旅行等都有好处，朝廷可以先造一条北京到清江浦的铁路，以沟通南北交通。

但慈禧的默许，并不意味着李鸿章就可以顺顺利利修成铁路了。李鸿章深知他面对的不是敌人，而是拦路虎和搅局者，要想顺利修建铁路，李鸿章必须找到更多的人支持自己。而他清楚地知道以自己的地位贸然提出修筑铁路的主张，必然会遭到顽固派和政敌的坚决抵制，一旦到了这种地步，这件事情反而不好转圜了。

于是，他就暗地里让别人提出建议，自己则大力声援。而事实是，早在1876年，李鸿章就授意福建巡抚丁日昌奏请在台湾修筑铁路，这次，李鸿章又撺掇自己的老部下刘铭传上了一份《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

慈禧对这份折子端详良久，终于做出了裁示，修铁路“系为自强起见”，令李鸿章等人“悉心筹商，妥议具奏”。得到这一消息，李鸿章大喜过望，随即陈上《妥筹铁路事宜折》，与刘铭传的折子相互呼应，但是他的折子一递上去，顽固派便鼓噪而动，指责他和刘铭传“观该二臣筹划措置之迹，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谋也”，这几乎等于说他们二人是汉奸。

内阁学士张家骧上疏说，铁路有三大弊端：一是洋人可能借此深入中国内地；二是百姓可能不愿意；三是白白浪费国家资金。李鸿章很快复奏朝廷，指出修建铁路有九个好处，并建议任命刘铭传督办铁路公司事宜。

虽然李鸿章提出了九个修建铁路的好处，但顽固派的阻挠依旧，其中反对最激烈的是刘锡鸿。如果说其他反对兴修铁路的顽固派因为不曾走出过国门、不知火车为何物，仅仅是徒发空论，危言耸听尚且情有可原，可那刘锡鸿曾经担任驻英国副使，与外国交往多年，更曾有过坐火车的经历。本该支持修建铁路的他却以知情者的身份上疏说，火车是西洋的玩意儿，中国万万不可仿照学习，修筑铁路有不可行者八条，无利者八条，有害者九条。

最后，清廷饬令刘铭传仔细推敲修路的利弊后再做决定。由于反对者力量强大，而洋务派又很难从“道德”和“意识形态”层面反驳顽固派的诘难，所以，清廷于1881年2月14日发布上谕：“迭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着毋庸议。”

这次讨论以洋务派的失败而告终，这让李鸿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势力还无法对抗顽固派。

李鸿章一边暗中积蓄着力量，一边等待着时机的到来。失败的经验让李鸿章转而寻求朝中有力的支持，明确表示希望由奕直接出面“主持大计”。

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战争中暴露出海军调度协调的问题，同时陆军调兵遣将行动迟缓的严重问题也暴露出来，清廷也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重新考虑是否应当修铁路。这时，李鸿章觉得时机来了，于是重提修铁路之事。奕以前对修铁路也曾“习闻陈言，尝持偏论”，反对修路，但经中法之战，又“亲历北洋海口，始悉局外空谈与局中实际，判然两途”，于是支持修路的态度更加坚决。10月12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简称“海军衙门”），以醇亲王为总理，庆郡王奕劻、李鸿章为会办，曾纪泽为帮办。

在这种较为有利的条件下，李鸿章得以继续拓展他的铁路修筑事业。

李鸿章的成功，就在于他该退居幕后的时候就退居幕后，该到台前的时候就到台前。并且，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李鸿章拉拢意见一致的人，结成攻守同盟，这样不仅壮大了自己的声威，也让反对者知难而退，促成了自己的成功。

2.袒护部下，才能赢得部下的拥护

当部下出现过失的时候，是主动检举，还是帮其周旋遮掩？这是一个比较纠结的问题。

做人，尤其是作为领导，不能太刻薄，也不能太死板。虽然一个人结党营私是不对的，但对部下尽应有的呵护，则是作为领导的责任。

李鸿章的淮军之所以成为铁板一块，与李鸿章对部下的极尽袒护是分不开的。

其实，在曾国藩幕府的时候，李鸿章这个特点就显露出来了。

湘军元老李元度在守卫徽州时，因贪功心切，违背曾国藩“只可固守，不可出城决战”的告诫，率军出城，与进攻徽州城的李世贤太平军对阵，大败失利后又率先逃跑，造成全军溃散，徽州失守，门户顿开，致使曾国藩驻守的祁门危在旦夕。李元度惧罪，不敢前往祁门，在外躲避了一个月，不得已才回到大营，却并未戴罪听候处罚，而是私下向粮台索要欠饷，径自回湖南去了。治军严明的曾国藩大怒，再也不顾往日的情分，决心挥泪斩马谡，准备向朝廷参劾李元度。

李元度原为曾国藩的门生，咸丰三年（1853）便充任曾国藩的幕僚，其资历仅次于曾国藩的老友郭嵩焘、刘蓉等人。咸丰四年（1854）冬，曾国藩被太平军大败于九江、湖口，羞愤之下投水自尽，被李元度等人救起，强行搀架，送入罗泽南的大营，李元度对曾国藩有过救命之恩。而且在曾国藩处境最为艰难窘迫之时，就连郭嵩焘、刘蓉等人都避而不见，唯有李元度不离左右，共度危局。二人患难与共长达六七年之久。

曾国藩弹劾李元度，遭到李鸿章的坚决反对。

李鸿章认为此系忘恩负义之举，于是率全体幕僚为李元度求情。曾国藩不为所动，李鸿章则声言，如曾国藩坚持参劾李元度，将不为其草拟奏疏。曾国藩仍坚持参劾，表示你不草拟，我可以自己亲自草拟。李鸿章认为曾国藩此举，气量太小，寒了大家的心，所以愤然离曾国藩而去。

李鸿章替李元度出头，还有替人打抱不平的意思，但在处理鲍超与刘铭传的关系上，则是存在明显的偏袒了。

太平军失败以后，捻军重整旗鼓，日渐壮大。鲍超会同淮军刘铭传在湖北尹隆河（尹隆河战役）夹攻东捻军。

铭军追至京山下洋港，侦察到东捻军驻地，鲍超亦率霆军到达臼口镇。刘铭传致函鲍超相约次日兵分两路，霆军从臼口自西向东、铭军从下洋港由北向南，两面夹击以收全功。东捻军也探知清军动向，遵王赖文光便设计以箭射书于刘铭传：“鲍妖勇略，非汝所及，汝何不与鲍妖合，至明日辰刻同来战，顾以孤军驻下洋港，宁非送死？！”刘铭传得信大怒。

次日清晨铭军提前一个时辰全军尽出，以前后马队，夹护步兵辎重，浩荡南下。到了一处名叫宿食桥的地方，东捻军以少量步队正面迎战，刚一接战，又做不支而退之状，引敌来追，千余马队向北包抄袭击铭军后路。东捻军数万人，重重包围，渐渐逼紧，唐殿魁率部拼力死战，直至短刀肉搏，身负重伤倒地为东捻军马队踩死，铭军整个儿崩溃了，刘铭传此时方寸大乱，只由二百余亲兵拼死保护着，欲在乱军中夺路而走，然而始终突不出去。刘铭传和他的幕僚及亲兵，陷在重围之中，以为无法逃生，索性脱下冠服，退入废窑，坐以待毙。

此时，鲍超率霆军杀到。其实鲍超已按时到达战场外围，鲍超发觉淮军和东捻军已经开打，他对战况也还不甚明了，只从探马的不断回报中，得知铭军逐渐处于下风。鲍超发现铭军此刻是纷纷溃败，“辙乱旗靡，驼马满野”。这时捻军两翼的马队，渡河的还不多，大部分在尹隆河南岸对付唐殿魁右营残部，以及追杀四下溃散的左、中营铭军，但中路捻军，渡河逐北的人数已有一两万，乌合蚁聚，遍野皆是。

而此时赖文光一见霆军将近，随即不顾疲劳，不整军阵，兵分三路猛攻霆军。“万马潮涌，奔腾而上”。鲍超见状也兵分三路应战，但每路又分主攻和策应，以提督唐仁廉部为左路，提督邓训诰部为援军；提督谭胜达部为右路，总兵杨谦万部为援军；他自领提督宋国永部为中路，提督曾成武部为援军；而以总兵杨德琛的马队为游击之师，迂回包抄东捻军的后路。

尹隆河战役，双方损失都很大，东捻军先胜铭军，后败于霆军，阵亡或溺死者几达万人，被俘者八千有余。清军方面，刘铭传部损失大半，战后李鸿章将树军剩余六营兵马尽数补充铭军，铭军修整达两月之久。

此次战役，因为刘铭传贪功心切，冒险突进而差点导致全军覆没。但原湘淮军将领之间颇有芥蒂，湘军中战力最为强悍的是霆军，淮军诸营自程学启战亡后，铭军跃为劲旅。自淮军郭、张部相继败北，鲍超甚为轻视淮军，他“自谓宿将，自剿灭长毛以来战功最多。刘省三后起，战绩不如霆军远甚，乃亦比肩为一军总统？！”

刘铭传自负“才气无双，不居人下”，认为“鲍春霆有勇无谋，仅偏裨之才，唯靠胡、曾所护至此耳，闻其名出己上，心尤不甘！”战前，刘铭传召集众将计议：“度我军之力可以破贼，若会合霆军而获捷，霆军必居首功，人亦谓我因人成事，不如先一时出师，待歼此寇，使彼来观，亦当服我铭军之能战也。”正是因为刘铭传要争首功，遂使赖文光的激将法成功。

战后鲍超派人押着铭军失去的辎重和两千多名被救出的兵士外加上在战场上捡到的刘铭传的顶戴送还到铭军大营，以此羞辱刘铭传。又致函李鸿章：“省三殉矣。省三得头品顶戴，穿珊瑚细珠为帽结以示异于众，今获于贼手，其殆死乎？”给了淮军很大的难堪。刘铭传大丢面子，恼羞成怒，耍起无赖本色。一面参劾本家族侄、左营统领刘盛藻轻敌浪战，以示自己“大公无私”；一面倒打一耙，报称鲍超违约误期，将战败的责任转嫁他人。

李鸿章因为鲍超羞辱淮军，加之有意袒护刘铭传，遂按刘铭传奏折上奏，以至于清廷严旨斥责鲍超：“误由鲍超未照约会分路进剿，致令刘铭传骇退挫败，鲍超更不得辞咎。”鲍超原以为“功高，冀邀褒奖为荣”，根本没想到会受此严责。因此抑郁成疾，心灰意冷，回乡养病。霆军也被编遣，所部三十二营只留十四营，由唐仁廉统带，纳入淮军体系。

李鸿章对这件事的处理，有失公允，但作为一个领导来讲，是有义务罩着忠于自己的部下的。如果一个领导不能代表和维护自己部下的利益，那就只能让部下寒心，也换不来部下死心塌地的追随。

作为政治手段，李鸿章的做法是无可厚非的。李鸿章的这种有意偏袒，不仅为淮军保住了颜面，同时也保住了刘铭传，为自己保住了一条臂膀。

3.无毒不丈夫，婆婆妈妈做不成大事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常人如此，更何况李鸿章。李鸿章是一个做什么事都一定做到底的人。

从到上海雇用洋人洋枪“协防”初次与洋人打交道开始，李鸿章逐步走上了参与全局性外交决策之路。李鸿章是“借师助剿”的支持者和身体力行者，但他又担心洋人尾大不掉，后患无穷，所以一直坚持对洋人组成的“常胜军”要“权自我操”，谨防“太阿倒持”。他的方针是“于调停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要想“裁制控驭”他们殊非易事，李鸿章就头痛地将他们称为“磨难星”。他使尽种种手段，用他自己颇为得意的说法是“痞子手段”，最终“过河拆桥”——达到了利用他们镇压太平天国然后又将其迅速遣散的目的。

后来，“常胜军”统帅华尔身亡，白齐文走马上任，终为李鸿章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白齐文于1836年出生，生性喜欢冒险，少年时就有到东方创立一个帝国的梦想，青年时开始周游世界。来到中国时正赶上华尔在组建“洋枪队”（后改名为“常胜军”），白齐文就做了他的副手。华尔在1862年九月被太平军打死后，清政府任命白齐文管带“常胜军”。白齐文性情暴烈，与李鸿章及一些地方官屡有激烈冲突，被李鸿章免职。

白齐文被免职后心有不甘，几经努力想官复原职，但均被李鸿章严词拒绝。愤愤不平的白齐文转而于1863年七月初从上海赶到苏州，投奔太平天国，一方面想报复清政府对他的“不公”，一方面仍借机实现少年时代的梦想。到苏州后，太平天国慕王谭绍光接见了他，表示接受其投诚。太平天国将他的名字改译为“白聚文”，成为太平天国的“洋兄弟”。当月下旬他又回到上海，招集旧部陆续前往苏州转为太平天国服务。

八月初，他约定曾在清军小炮船“高桥”号当船长的钟思和其他几个人在青浦抢夺“高桥”号小炮船，驶回苏州，为太平军服务。谭绍光对他颇为信任，挑选了两千多人交他训练，但因外国军官人数不够只训练了一千多人。不久，他到天京谒见忠王李秀成，想要一支部队归他指挥，并可单独行动。李秀成对他款待非常热情，并让他住在天王府中，临别时又隆重设礼相送，但未答应他要独立指挥权的要求，命令他仍只带领自己原有的一小队人马。

由于白齐文在“常胜军”官兵中威望较高，其中一些人也想投奔他。对此，李鸿章和戈登都大为紧张，加紧了对“常胜军”官兵的控制。

李鸿章在1863年八月向朝廷报告说：“现在苏州贼势亦蹙，吴江复后我军进步较快。唯白齐文回沪，闻已密投苏贼，招募外国流氓百余人陆续投往，并有代购洋枪炮情事，英国文武各官皆走相告。”他强调已经“札行”美国驻沪领事，要其尽量抓捕、解办白齐文，“并商令戈登、程学启等严为防备，通饬前路营卡一体查拿”。由于清方防备严密，白齐文几次为太平军大批购买军火的努力均未能成功。

由于无权独立指挥大部队，只能指挥自己那支不到一百人的洋兵和“高桥”号小炮船，白齐文的能力和作用都备受限制。眼见局势对太平天国越来越不利，他向李秀成提出放弃苏州、天京，集中力量全力北攻的建议。这确是太平天国当时挽回败局的正确战略，故为李秀成采纳，并在苏州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提出，苏州失陷后李又赶回天京向天王洪秀全面奏，但此建议被洪秀全坚决拒绝。

白齐文率领的“洋兄弟”不到百人，在与清军的战斗中伤亡日增，最后只剩下四十余人，且大半负伤患病，许多人要求离去。白齐文请示谭绍光后，同意他们离去，在1863年十月中旬给他们发了盘缠、路凭，并准备了一些船只，而对少数自愿留下的则“相待如初”。

几天后，白齐文旧病复发，也提出回上海治病。对他的要求，谭绍光也痛快地答应，并担心他在路上会被李鸿章俘获杀害。对此，白齐文回答说戈登保证他平安回到上海。白齐文走时，谭绍光以隆重的军礼相送，并用自己的轿子和卫队将他送到前线两军相交处，同时还给戈登写了一封信，说明白齐文病重，希望戈登能将其平安送到上海治疗。

这一切都使白齐文深受感动，到上海后他就在英文《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声明自己“直到此刻为止，仍然没有丝毫背叛太平天国的意念”。美国驻沪领事怕他在中国招惹是非，急忙将他送到日本横滨治疗，不许他再回中国。病好后他曾两次返回上海，又两次被美国领事强送回日本。

1864年春，他又从日本潜回中国，因上海一直对他严密防范，这次他改从宁波登陆，终于成功。此时天京告急，白齐文在暗中招募队伍、租雇轮船，想去解天京之围。消息传出，清方大为紧张，加紧了对他的防备，他的意图终未实现，天京不久即被清军攻陷。1865年春，白齐文听说太平天国余部、侍王李世贤驻兵福建漳州，于是前往投奔。

但在距漳州咫尺之遥的厦门附近，被已得消息的厦门海关俘获，送清军郭松林部关押。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翻译中国人细仔和英国人克令，他们一行被押送至福州监狱。

抓到白齐文，李鸿章与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大为高兴，认为去掉一心头之患，他们认为“闽中贼匪未平，又距海口甚近，设有疏虞，关系非浅”，因此决定将白齐文从福州起解，押往苏州。1865年6月25日，据李鸿章奏报说，船行至浙江兰溪县汇头滩时突遇大风大浪，白齐文、细仔、克令及一些负责押送的中国官兵“舟覆溺毙”。

此事很是蹊跷。因为白齐文是美国人，按照近代中国与美国及其他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触犯刑律的外国人享有领事裁判权，清政府无权审理，因此清政府无权审理白齐文案，只能交美国领事审理。李鸿章当然知道这些，他自然不会把白齐文交给美国人。

而李鸿章在刚刚抓到白齐文时给朝廷的《拿获白齐文片》中写道，“查白齐文穷凶极恶，迭次甘心助贼，情罪重大”，“此次由郭松林营中拿获，若当时作为对敌杀死，可省葛藤。该提督等因系洋人及税务司公同盘获，无法消弭，既经解闽讯办，恐未便即予骈诛”。他遗憾没有机会将其作为战斗中的敌人打死，承认由于当时还有捉拿白齐文的其他洋人在场，郭松林才“无法消弭”。

但他仍不甘心，向朝廷请示“应否由臣咨覆左宗棠即将白齐文正法，余犯解交该领事严办。抑俟敕下总理衙门与美公使反复申明情节，诘以如何严办或治以死罪，使其不能置辩之处，均候旨饬遵，臣未敢擅便。”对白齐文那恨之入骨、必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之心跃然纸上。

李鸿章做事，向来不拖泥带水。白齐文的存在，对李鸿章始终是一个威胁，而上天既然赐予了李鸿章这样一个好机会，李鸿章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无毒不丈夫，要做就要做到底，婆婆妈妈做不成大事，做事婆婆妈妈的人自然也不会在政坛上立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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