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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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庆、慈宁乃两宫圣母常御之所，如果规制有不妥或是太过陈旧，那么臣等早已请旨重修，哪里还敢等皇上传口谕尽孝心呢？但臣等查慈庆、慈宁两处宫殿，都是三年前建成。臣清楚地记得，竣工之时，臣等去阅视，那真叫一个恢宏壮观，俨然如天宫月宇。皇上口谕发出后，臣又领了许多同僚去观察，发现仍和三年前一样恢宏壮观，俨然如月宇天宫。臣不明白，为何对这样两座天宫进行破坏呢？”

朱翊钧一言不发，额头上都是汗珠。张居正不依不饶：“臣请问，这两座宫殿的规制是有不妥呢，还是太过陈旧？”

朱翊钧被问住了，根本想不出辩解的词汇来。张居正步步紧逼：“况且，半个月前，皇上曾下旨：以后不急的工程，一切停止。今无端就重修两宫殿，是明示忠臣，圣旨不可信。倘若真的下令重修两宫殿，必会引起官员们的吵闹，皇上到时耳根必不能清净。”

朱翊钧终于开了口，底气很不足：“朕只是想向两位皇太后表表孝心。”

张居正立刻接话：“皇上孝顺，天下皆知。如今国用不足，政府极尽节俭之能事，仍显不足。皇上如果真孝顺，就该积福爱民，天下百姓受到您的恩惠一分，就会赞扬您一分。您受到赞扬，两宫太后会非常高兴，让父母为儿子自豪，这就是最大的孝了！”

朱翊钧叹息一声：“先生忠言，朕同意你的话，不重修了。”

张居正又说：“数年之后，两宫宫殿如果敝坏，臣第一个上奏请修。”

朱翊钧微微点了点头，张居正昂首阔步走了出去。虽然让朱翊钧停止了重修两宫的事，但张居正的心情仍很沉重。国家财政虽进入良性循环，可国防民生的花费仍然不小，在有余之时，还要计划如何轻徭薄赋，让百姓安居乐业。他舍不得把辛苦积累的金钱浪费到琼楼玉宇上面，但抗拒了这一次，可能还有第二次、第三次，他能抗拒多久，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表面看，这是朱翊钧想尽孝，但背后李太后必然有明言暗语。这次违背了李太后的意志，是不是个不祥的征兆。张居正一想到这里，马上收了再奔驰下去的思路。他告诉自己：但用此心报国家，不计他人怎么想。

再忤李太后

如果世间所有的事都如张居正那样想，人世就不会复杂了。张居正驳回朱翊钧两宫殿的重修口谕后，又一件很复杂的事摆在了张居正面前。

这件事并不稀奇，张居正已习以为常。李太后信佛，常口诵慈悲之言，而且也身体力行。比如每天数着佛珠念佛，常常买些活物去宫外放生，另外就是不杀生。李太后可非一般人，所以她的不杀生就进行得让人瞠目，这就是：大赦死刑犯。

自张居正执政以来，李太后没少提大赦的事，都被张居正委婉拒绝。可1577年九月到了秋后问斩之时，李太后故态复萌，又提大赦的事，而且意志非常坚决。

张居正思来想去，想不明白为何李太后这一次如此坚决，甚至拒绝了他的求见，非要朱翊钧下旨大赦不可。张居正历来主张“严刑峻法”，这一次没有例外，他也绝不会让意外出现。他求助于冯保，在冯保的帮助下，他极不容易地见到了朱翊钧和李太后。

李太后当然知道他的来意，所以先提另外一件事，那就是朱翊钧的大婚。朱翊钧在1577年已十五岁，已经确定了结婚人选。但有钦天监的官员观了天象上疏说，连续三年只有十二月最吉利，其他月份结婚都很凶险。

李太后一见张居正，马上就把问题抛给张居正。张居正琢磨了一会儿说：“如果真按钦天监所说，今年十二月皇上太小，明年十二月恐怕太迟。所以按我的意思，就在明年三、四月份举行婚礼吧。”

李太后问：“那钦天监的报告该如何？”

张居正沉思一会儿，回道：“帝王之婚礼和普通百姓不同，没有禁忌，就是普通百姓也没有那么多禁忌。我从来就相信阴阳之说。所谓良辰吉日不过是世人的俗尚。真聪明人该据事理之当为，时势之可为。如果拘泥既定习俗和成规，牵强附会，恐怕正是违背上天的意志。皇上是百神之主，一举一动，百神都需俯首听命，怎么可以被区区阴阳判定拘束呢？”

李太后露出笑容，对张居正的解释大为满意，夸赞道：“张先生说得是，就按你的意思，将皇上的婚期定于明年三月吧。”

张居正谢恩，马上进入正题：“国家之乱，全是因有心宽纵。元王朝就是太宽纵，到后来不可收拾。天下之事以为不足虑者，则必有大可虑者。”

朱翊钧没听明白，急忙问：“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

张居正偷偷看了李太后一眼，李太后已收了微笑，正冷若冰霜。他长出一口气，决定说下去：“太后无欲无求，一心向佛，天下臣民敬仰得五体投地。但大赦一事，还要从长计议。”

李太后“嗯”了一声，突然转了话题：“张先生，我记得《论语》中有个人叫季康子，他执政时对盗贼很伤脑筋，于是请教孔子。孔子对他说了一句话，不知张先生可知道？”

张居正当然知道，他肚子里有儒家的所有货：“臣知道。孔子对季康子说，如果您不贪图财物，即使奖励他们盗窃，他们也不会去做的（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李太后点头，别有用心地看向张居正：“您觉得孔夫子这句话如何？”

换作别人，一听说是孔夫子的话，当然双手双脚赞成，但张居正从不这样，他最赞赏王阳明的一句话：“如果一句话能和你的心相切合，那纵然是贩夫走卒说的，它也是真理；如果一句话不能和你的心相切合，即使是孔夫子说的，它也不是真理。”

虽然他还没有搞明白李太后掉书袋的用意，不过他还是认真地向李太后诉说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明君以杀止杀，从未听说过以慈悲治国而能把国治好的。孔子这句不能孤立地去理解。当时鲁国已失政，官不官，君不君，孔子这句话是希望做官的人能克制自己的欲望，并非说在上者没有欲望就可以平息盗贼。人的本性是纵情恣意的，有欲望而不能得到，就会去做盗贼。在上者的表率作用固然重要，可毕竟有限。犯法者必诛，才可让人惧怕，惧怕后才会控制自己的欲望，时间一久，他们才会真的无欲无求。”

李太后笑了，缓缓说道：“我明白张先生的意思了，张先生刚说我无欲无求，看来我这吃斋念佛，对江山是没啥用处啊。”

张居正慌忙叩头：“臣不敢，臣没有这样的意思。”

“快快请起，”李太后也有点慌，“我只是随口一说。”

张居正重新站起，谈到正题：“春生秋杀是天道运行的标志，雨露霜雪是万物发育的缘由。如果一年里，有春生而无秋杀，有雨露而无雪霜，那很难想象这一年会是什么样子。天既然有春生秋杀，明君就该有赏罚予夺。今年秋后问斩的罪犯中，我看到有劫财杀人的，有故意杀人的，有杀无辜一家三口的，这些罪行都是绝灭天理、伤败人伦，为仁义之人所深恶痛绝，老天必欲除之而后快的。老天欲诛之，皇上却要赦之，这岂不是有违天道？”

李太后叹道：“其实啊，我是看到他们被各种刑罚处置时惨不忍睹，很是可怜。”

张居正几乎脱口而出：“那太后可否见过他们杀人之时的惨状？”

“这……”

“太后信佛，佛家说有地狱，据说在地狱中有很多魂魄，无法超生也无法快乐，就是因为他们被冤杀而死，而杀害他们的人还在人间活着。如果我们不杀掉罪大恶极的那些人，怨气充斥地狱，会直冲人间，到那时，恐怕连释迦牟尼来了，都无济于事了。”

李太后想不到张居正会以彼之道还治彼身，顿时没了脾气，思路辗转半天，才又吐出一句连自己都厌恶的话来：“其实呢，我就是想延缓他们几天生命，佛有好生之德……”

说不下去了，张居正及时帮她摆脱了尴尬：“这些人已经司法审核，死刑是难逃的，纵然让他们多活几日也终究一死。但到了该处斩他们的时候却没有处斩，百姓们就会议论纷纷，认为国家法令不行，皇上不遵循天道。民心一动，后果不堪设想啊。”

李太后已被张居正说教得筋疲力尽，抑郁地摆了摆手说：“张先生不必说了，就按法令办吧。”

张居正已看出来，李太后不高兴，而且很不高兴，他必须要给李太后留足台阶，这就是政治艺术。他开口道：“太后如果不忍尽杀，还有个办法。先挑选重罪者杀掉，其余的罪犯等皇上大婚之后再杀。”

李太后仍不高兴，但张居正还是替她的慈悲心考虑了，所以只好装出高兴的样子来说：“张先生太费心了，还是就按法令执行吧。”

张居正敞开嗓子，极为洪亮：“臣遵旨。”

唯有一板一眼地执行法律，民生才可安定，国家才得到保障，这是张居正的治国之道。

第三部 巅峰之后

第一章 不许孝

困境来了

1577年九月二十五，秋高气爽。志得意满的张居正在内阁接到了老家的来信。信并不厚重，摸上去似乎只有单薄的两页纸。他漫不经心地打开信时，右眼突然跳了几下，这不是好征兆。看到一半时，他的脸色已变，果然不是好事：他的父亲张文明在十二天前去世了！

信是他老娘写的，内容凄怆，最后一句话简直让张居正心都碎了：家境凄凉，望尔早归。

张文明其实早就病了，1577年夏天，他就病得已不能走路。当时张居正就想请假回家看望父亲，但被李太后挽留。理由是，此时此刻离不开张先生，况且皇上的婚事临近，张先生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

张居正没办法，索性决定在朱翊钧大婚后再回家。不过这段时间，张居正异常焦虑。他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还是在十九年前。十九年父子不能相见，纵是大逆不道之辈，也不能释怀。那段时间，张居正几乎度日如年，最盼望的一件事就是朱翊钧抓紧时间结婚。想不到的是，朱翊钧的婚事连个鬼影都未见到，老爹就离开了人间。

他捏着信纸，信纸有韵律地颤动。吕调阳和张四维早已察觉到张居正的情绪不对，突然看到张居正眼眶湿润，嘴角抽搐，急忙凑过来看那封信。张四维一目十行，先看完，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叹息。过了一会儿，吕调阳也附和了一声叹息，然后对张居正说：“张大人遭此不幸，我等也很悲痛。希望大人以国家为重，不要过分忧伤。请您先回府歇息，我等即刻上疏皇上。”

张居正已从万分悲痛中清醒过来，但神情茫然，看了看吕调阳和张四维，艰难地站起，把信装好，整理了桌案上的公文，怅然若失地走出了办公室。

吕调阳和张四维很快就将张居正父亲的死讯上报了皇帝朱翊钧。朱翊钧写信给张居正说：“今日知道您父亲已离世十余日，我很悲痛。先生哀痛之情，我能理解。不过天生先生，非寻常者可比。我年纪还小，还希望先生节哀，为江山社稷着想，这是人间最大的孝。”

这封信之外，朱翊钧还赐给张居正很多奠礼，并要吕调阳嘱咐湖北江陵地方官好生照理张文明的丧事。

朱翊钧的安慰并未减轻张居正的悲伤，三天后，张居正咨行吏部，由吏部向朱翊钧递交丁忧的请求。他在家满面戚容地打点行装，准备上路。

“丁忧”是指臣子遇到祖父母、父母的丧事，自得到丧事之日起，不计闰月，守制二十七个月，期满之后复职。

朱翊钧一得到吏部的信，马上跳了起来：“什么？张先生要回家三年？我的婚礼怎么办？谁来给我讲课？国家大事谁来办？绝对不行，张先生不能走！”

吏部官员小心翼翼地说：“丁忧是祖宗之法，礼仪根本啊。”

朱翊钧“哦”了一声，转动了许久眼珠，最后说：“容我再想一下。”

没有人知道他要想什么，因为这五年来，他就没想过什么，他的大脑是张居正。如今没有了大脑，他如果能想出东西来，那就是奇迹。

冯保在想，想得异常深邃，他是一面想一面快马加鞭去了张居正家里。

张居正身穿孝服接见他，冯保屁股都未坐稳，劈头就说：“张大人糊涂啊。”

张居正一愣。冯保不等张居正发问，就说：“你要丁忧，这是轻率，糊涂啊，你不能走！”

张居正不禁有点恼火：冯保这禽兽下面没了，孝心也被连带割了吗？死了老爹还不回去，那和禽兽有何分别！

不过这时，张居正没有心情生气，只是淡淡地说：“回家守孝，这是传统，也是制度，我岂敢违背？”

冯保气急败坏：“张先生真不能走，如果你走了，皇上怎么办，国家朝政谁来处理？”

张居正仍是一副淡淡的口吻：“我只回家三年，以三年事父，终身事皇上，忠孝两全。”

冯保冷笑：“张先生真是奇思妙想，您这一走就是三年。说句不好听的，就是您在，还有人觊觎您的位子，您这一走，恐怕很难回来了。”

张居正不置可否。冯保指着窗外内阁的方向：“张先生恐怕还不知道吧？您还没离开京城呢，吕调阳就在内阁堂而皇之地接受翰林们的道贺了。您现在静下心来，仔细聆听，应该还能听到他们的欢声笑语呢。”

张居正悚然。明制，首辅去位三日之后，次辅便可将座位从内阁的右边搬到左边，翰林院学士们和内阁僚属都要穿红袍到内阁道贺，这种道贺意味着次辅升级为首辅。吕调阳是老实人，并没有搬椅子，可仍美滋滋地接受了翰林学士和张四维的祝贺，这群人有说有笑，打破了五年多的内阁严肃气氛。

冯保见到张居正的脸色渐渐难看起来，是冷酷而非悲伤，所以添油加醋道：“您总说吕调阳是老实人，可在权力面前，病猫都成猛虎。纵然吕调阳没有异心，张四维呢？纵然他们二人都没有异心，三年之后人事变迁，您敢保证应付得了吗？”

冯保的话没错，帝制时代，人亡政息是定律。政治场中，人走茶凉也是定律。纵然将来回来仍能掌控大局，可五年来的努力必会被继任者连根拔起，没有人愿意自己五年来的辛苦白费。

张居正只犹疑了一会儿，在冯保饥渴般的期盼中脱口而出：“可惜我已让吏部递交了丁忧申请。”

冯保腾地从座椅上站起来：“只要张先生有心，剩下的事交给我！”说完这番话，冯保一个利索的转身，自信满满地走出张家。

望着冯保的背影，张居正长长地叹出一口气。这口气的味道极为复杂，是老爹还是权力，连张居正自己都不清楚，到底是哪种味道更重些。他只知道冯保是个有本事的人，只要答应下来的事，没有办不了的。

冯保从张居正家出来后，就跑回宫中见李太后。他把张居正的憔悴先说一遍，然后就说到张居正的丁忧，最后加了一句：“张先生不能走！”

李太后兰心蕙质，当然明白冯保的意思。这位女中豪杰当即拍板：“那就把张先生留下！”

冯保谨慎地问道：“不知皇上的意思是？”

李太后看了冯保一眼，这种事她李太后就能做主，但她从冯保的眼中看到了另外的意思。是啊，朱翊钧从年龄上来说已不是小孩子，很多事应该征求下他的意见了。

朱翊钧有意见，意见就是，张先生应该不能走。

李太后听了朱翊钧的意见，大为不满：“可曾下旨挽留？”

朱翊钧摇头。

李太后气不打一处来，怒道：“那你还等什么！”

朱翊钧愕然，小声道：“朕不知该如何挽留。”

李太后也愣住：“是啊，丁忧是祖宗法制，皇帝也不能违法啊。”

冯保适时地说道：“皇上，可夺情。”

“夺情？”朱翊钧和李太后看着冯保，冯保的胖脸洋溢着光芒。

“夺情”，通俗而言，就是要臣子不许丁忧。在明代历史上，有太多的先例。也就是说，皇帝用“夺情”留下丁忧的大臣符合祖制的传统，自然也就符合法律。

于是，张居正就回不去家了。但张居正来了劲，非要回家。于是他和皇室上演了一场“回不回家”的拉锯战。

不许回家

张居正在冯保去他家的第二天就收到朱翊钧的圣旨。朱翊钧说：“您受先皇所托辅佐朕，朕如今年幼，您怎可说走就走？守孝当然要，可君恩尤重。折中一下，给你四十九天假，你在北京守制。”

这道圣旨很快在朝廷引起反响，伶俐的户部侍郎李幼孜彻夜不眠，全方位考虑这件事。第二天，他就上了一道奏疏，声称国家离不开张首辅，所以必须夺情。

李幼孜的奏疏并未吸引张居正的眼光，因为他正把全副精力用在写奏疏上。在这道奏疏中，他虽然还说回家丁忧，也说了“臣用三年时间事父，用终生事君”的话，可语气已不十分坚定。他说：“皇上您说‘父制当守，但君恩尤重’，我怎敢不斟酌这两件事的轻重呢？”

朱翊钧再发“夺情”圣旨：“朕顷刻离您不得，怎能长待三年？况且先生紧系社稷安危，不能离开，也不要再固请。”

以今天的眼光看，人家死了老爹，你用权力不让人家守孝，这显然违背客观人性。但在中国古代，君父之恩是相等的。况且张居正自己也说过这样的话：“真正的君子，澡心浴德，以整个身心侍奉君王和亲人。在家事亲，在庙堂事君。事君就要鞠躬尽瘁，不能说劳苦；事君时，这副身体就是君的，亲人先放一边。当离开庙堂回到家中，这副身体就是亲人的。”其实这段话是说，事君和事亲一样重要，所以事君所以事亲，要看你身在何处。

在李太后和朱翊钧看来，张居正身在庙堂，又受先皇所托，就该把“事君”放在第一位，其他一切事都要退后，即使是他死爹的事。站在张居正的角度考虑，抛掉对权力的欲望因素，他也不能离开。“主少国疑”，他怎能轻易拂袖离开？

可理性在很多时候都会败给人性，张居正思来想去，终于违背朱翊钧的圣旨，又上奏疏，请求回家守制。这道奏疏陈情哀哀，是一篇绝妙文章。

他对朱翊钧说：“臣尚有老母，年亦七十二岁，素婴多病，昨有家人到，致臣母意，嘱臣早归。田野之人，不知朝廷法度，将谓臣父既没，理必奔丧，屈指终朝，倚间而望，今若知臣求归未得，相见无期，郁郁怀思，因而致病，则臣之心，益有不能自安者矣。皇上方以孝养两宫，何不推此心以及臣之母乎？”

针对朱翊钧说“顷刻不能离卿”的话，张居正说道：“臣之不肖，岂真有卓荦超世之才，奔逸绝尘之力，惟皇上幸而用之，故臣得尽其愚耳！今在廷之臣，自辅臣以至于百执事，孰非臣所引荐者？观其器能，咸极一时之选。若皇上以用臣之道而用诸臣，诸臣以臣心之忠而事皇上，将臣平日所称圣贤道理，祖宗法度，此两言者，兢兢守之，持而勿失，则固可以端委庙堂而天下咸理。是臣虽去，犹未去也，何必专任一人，而使天下贤者，不得以各效其能乎？”

说完这一大段，张居正加重语气，说回家守制并非是求得解脱，没有忘记先皇托孤之事，自己精力还旺盛，报国的时间很多：“愿赐臣归葬，使得身自负土，加一篑邱陇之上。过此以往，死生惟陛下所用之，臣死且不朽矣。”

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朱翊钧的圣旨更为诚恳动人：“连日不见先生，我心若有所失。四十九天犹嫌太长，何况是三年？先生平日所言，我无一不从，今日这件事，您就从了我这一回吧。”

朱翊钧这次是铁了心要把张居正留住，他和吕调阳与张四维说：“张先生即使再上一百本，我也不准。”说完这句话，他看了吕、张二人一眼，意味深长地说，“官员们要知道朕的心。”

这是个积极的暗示。朱翊钧此时希望的就是有官员站出来，为他对张居正“夺情”擂鼓助威，推波助澜。其实不必吕、张二人故意传播皇上的心思，多日以来，所有官员都明白，张居正的“丁忧”要泡汤了。

皇上既然已发出积极的信号，一向鼓吹为君王排忧解难的臣子们没有理由还大眼瞪小眼。于是，御史曾士楚和言官陈三谟陆续上疏，请留张居正。

明眼人一听到这二位的名字，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曾士楚和陈三谟都是张居正的言官，多年来没少给张居正排忧解难。如今他二人先后跳出来，说明这里面有问题啊。据说，两人上疏请留张居正后，“人心顿死，举国若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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