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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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安徽边界的阴冷夜风中,士兵们都打着冷颤,只有他浑身燥热,仿佛前方有一座希望的火焰山,熊熊炙烤着他。能有这样的感觉,是他和胡林翼共同谋划的方略,提升了他的热血沸腾指数。
在进入安徽之前,他和胡林翼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谋划具体军事行动,最终确定了兵分四路平定安徽的高深计划。
第一路由曾国藩担任指挥官,主力是曾老九曾国荃兵团,由宿松、石牌长驱直入攻安庆;第二路由太湖、潜山取桐城,多隆阿、湘军猛将鲍超担任指挥官;第三路由湖北英山、安徽霍山攻桐城,指挥任务落到胡林翼头上;最后一路迂回向北绕河南商城、固始奔庐州,由李续宾的老弟李续宜担任指挥官。
李续宜得到命令后,莫名其妙,向北迂回到河南是南辕北辙,所以大为质疑曾国藩的高明计划。曾国藩急忙解释说:“这是皇上的意思,其实也不是皇上的意思,而是淮北漕运总督袁甲三的意思,其实呢,也不是袁甲三的意思,而是正在淮北驻军的胜保的意思。胜保是个胆小鬼,担心咱们对陈玉成大军全面进攻时,陈玉成会从淮北突围,他无法抵御,所以才让你绕路,你的主要任务还是保护胜保那笨蛋。”
按曾国藩的分析,第二路最吃紧,由太湖、潜山取桐城,陈玉成必然冒死相救,这还只是外因,内因则是两位指挥官多隆阿和鲍超极不和谐。
这个组合其实不是曾国藩的本意,而是胡林翼的安排。
曾国藩向来反对把湘军划归非湘系将领指挥,所以当胡林翼把鲍超划给多隆阿时,曾国藩不禁气得胡子直抖。若是从前,曾国藩早就和胡林翼大吵大闹一通了,不过自从在老家脱胎换骨后,他没了这种斗气,和气成了他为人处世的主旋律。所以他只是默默地看着胡林翼调兵遣将,四路进攻安徽的大规划成型并付诸实施后,曾国藩也没有说一句话,他赞同这种方略,只是在具体实施上,他心中一直忐忑。
这种忐忑很快变成现实。曾国藩的进军路线虽是走石牌攻安庆,但他前面就是太湖(地在安徽长江之北),也就是说,他必须要攻占太湖,才能继续进兵。太湖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它是由湖北进军安庆的通道,是敌我双方必争之地。与此同时,多隆阿兵团也抵达太湖,并将太湖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虽是隆冬,风里却裹挟着令人作呕的腥气。
曾国藩站在太湖城战场外,捏着鼻子,眉头紧皱。这大概是个不吉利的预兆,两天前,他和胡林翼、多隆阿开了个战前会议。
他怀疑胡林翼是被三河镇之战吓傻了,整个会议上对多隆阿俯首帖耳,毫无主见。
按多隆阿这个半瓶醋的意见,他自己驻军于战场很远的新仓,湘军将领蒋凝学驻军新仓、小池之间,以阻截由潜山而来救援太湖城的陈玉成兵团,另一位湘军将领唐训方把军队一分为二,一部守石碑,夹击陈玉成,另外一半则在他的驻营周围担任警戒。至于鲍超,多隆阿向来和他有世界观的分歧,于是命令他驻军距潜山四十里的小池驿。
多隆阿分配完三人的任务后,洋洋得意地看向曾国藩,他对曾国藩半命令半商量地说:“您的人马最多,有七千人,我看就去围攻太湖城吧。”
曾国藩一肚子不忿,但他有高度儒学涵养,并不发作。当然,这也不是涵养的问题,还有见识。
他知道那三位一定会对多隆阿的计划表示不满。首先是蒋凝学,他不无抑郁地指出,我这哪里是打长毛,简直是在保护多隆阿这蠢货。然后是唐训方,他哭笑不得,老子本来人就少,你还分出一部去给你当保镖,这仗怎么打。最后是大发雷霆的鲍超,鲍超对着胡林翼睁圆了牛眼:“老子驻守小池驿,那地方看着是平地,其实是陷阱,前有子潜山而来的陈玉成,后有太湖城的长毛贼,他们联合发作,我岂不成了肉包子?!”
多隆阿自认为这次调度是他高度智慧的结晶,让他大失所望的是,百分之七十五的人都有异议。这让他想起圣贤的一句话: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他看向曾国藩。曾国藩自出山后已成了老好人,这种情况下,曾好人没理由不支持他这个最高统帅。
他想错了。这是大是大非,甚至是人命关天的问题,曾国藩还有良知,绝不可能和稀泥。
他未做过多的深思熟虑,因为他早就考虑得万分透彻,脱口而出道:“大人您的调度很欠考虑。鲍超置于危地不说,连我也会被您害死,我只有七千人,您让我七千人全去攻城,万一有个闪失,我连机动部队都没有。”
多隆阿气冲斗牛,却找不到智慧反驳,而是向胡林翼使眼色,要他帮衬。胡林翼先咳嗽了一下,艰难地开口:“三河镇一役,咱们见识了长毛的厉害,我认为……”
曾国藩插了他一嘴:“胡大人,三河镇战役就是因分兵才导致惨败,如今又要重蹈覆辙?”
“曾大人,你这胆子,啧啧……”多隆阿也插了曾国藩一嘴,而且觉得这一嘴完美无缺地凌辱了曾国藩,因此内心洋洋得意。
曾国藩看向他,目光里如同有锥子:“大人,兵者,生死存亡之大事也,怎可不慎?我向来主张集中兵力,您却分散兵力,仗打起来,有个三长两短,这个责任谁负?”
这显然已不是官场老好人的态度,多隆阿正欲暴跳如雷,一个浑身尘土的探子冲了进来,气喘如牛地说道:“长毛陈玉成兵团来了!”
会场一阵骚乱,仿佛陈玉成率领千军万马就在帐外。多隆阿擦拭着额头的汗,忘记了暴跳如雷,浑身战栗起来:“想不到陈玉成如此之快,诸位赶紧各就各位啊。”
陈玉成来得并不快,曾国藩等人各就各位后,他才抵达桐城。
虽然来得不快,但行动起来却快如闪电。
他一抵达桐城,主力就急行军奔向鲍超的小池驿。没人告诉他这里是敌人防守最薄弱之地,他凭着多年战场经验,把赌注毫不犹豫地押了小池驿。
他暂时押中了。当他的主力五万人围住鲍超,并发起进攻时,鲍超的三千五百人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叫喊,这叫喊中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也有深深的恐惧。
他们凭借有利的地形,一次次击败陈玉成兵团的猛攻,但连被大炮轰得稀巴烂的石头都看出来,鲍超不可能守太久。
多隆阿发现,如果不解救鲍超,他的命运也不可知。所以他不停地派出一千人组成的援军,奔向小池驿。这些援军像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
鲍超被围攻得头昏脑涨,在战斗的间隙,他想睡一会,噩梦总是闯进来。在梦中,他看到李续宾满脸血污地伸出苍白的大手,对他乱抓;张开血盆大口,对他乱咬。这显然不是好兆头,鲍超不停地派出信使,到多隆阿处求救。
多隆阿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去救,有去无回;不去,下一个就是他。在他慌张失措、头疼万分时,曾国藩已迅速做出了反应。
本来,他在围攻太湖城,太湖城中有一万太平军士兵,他的七千人根本就不够。不过这一万太平军有思维定势:守比攻重要,所以虽然数量上有优势,却不肯出城半步。曾国藩抓住这个对手的判断,分出一部去救援鲍超。
这支部队和多隆阿派出的多支救援部队一样,在陈玉成兵团外围就被打得抱头鼠窜。鲍超在小池驿发出阵阵绝望的叹息,他认为,李续宾在地府里很孤独,借了陈玉成的手把他送去和其作伴。
在绝望的空气中,鲍超接到了曾国藩千辛万苦才送来的信。
曾国藩在信上沉着地说:“虽然你处于劣势,但陈玉成也没有绝对的优势,你们是胶着状态。我坚信,过不了多久,陈玉成久战无功,南京城里那个神经病洪秀全就会命陈玉成撤围。你咬牙坚持,坚持就一定能胜利。”
鲍超向来崇拜曾国藩,把他看做正在成为圣人的人物,奉他的话为上天之言,但这次却犯起了嘀咕。湘军打仗,向来以保全自己为第一要务,鲍超此时最好的选择就是放弃抵抗,全线突围,凭鲍超兵团的作战能力,保存实力应该不难。可曾国藩却让他死守,他也知道必须要死守,否则小池驿一失,整个大局将彻底崩溃。
鲍超的内心苦苦斗争纠缠了两天,最终决定听曾国藩的话,死守小池驿。他安慰自己说,曾大人向来都很靠谱,也许是得到可靠消息或者是得了上苍的暗示,所以才让自己死守的。
鲍超大错特错。
曾国藩是在一厢情愿地用谎言稳住鲍超,他和鲍超一样,急切地等待奇迹发生。
人类历史就是这么怪诞,奇迹果然发生。1860年春节那天,陈玉成向小池驿鲍超的驻军发射多枚炮弹,以顶替炮仗庆祝春节。鲍超兵团在炮弹轰鸣声中从土里伸出脖子和手,互相作揖,也庆祝春节。战场气氛除了窒息的硝烟味外,很是融洽。因为炮弹之后,鲍超惊异地发现,陈玉成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开始有秩序地后撤,就如水中的涟漪,渐渐向外扩散。
鲍超以为陈玉成在搞新花样,让他更惊异的是在后面,半个时辰后,陈玉成兵团在小池驿外围消失不见!
鲍超猛然惊醒:“曾公说过,坚持一定就能胜利,看来曾公比诸葛亮还神奇。”
曾国藩得到陈玉成撤军的消息后,忘记了身边有如云的谋士,忘记了曾大人本应保持的庄重,一跳三丈高,狂呼乱叫:“天不亡我们,天不亡我们。奇迹啊,奇迹!”
世上没有绝对的奇迹,陈玉成匆忙从小池驿撤军,是因为洪秀全要他撤军。洪秀全要他撤军的原因是,他想在长江下游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攻势,击破围困南京多时的清军“江南大营”,以此消除南京的心腹大患。于是,陈玉成被迅速召回。
这就是奇迹发生的原因,站在太湖方面看,它拯救了鲍超,拯救了曾国藩,拯救了湘军,乃至大清帝国。但如果换到南京角度看,这次奇迹,注定了下面大清的厄运和曾国藩的好运。
解救左宗棠
陈玉成的撤军是彻底的,太湖城和潜山的太平军守军都冲出城外,嗅着陈玉成兵团的气息撤回了南京。清军和湘军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安庆的这两座前沿阵地。
曾国藩和多隆阿、胡林翼想不到胜利来得如此容易,立即改变原来四路进兵的计划,重新部署。多隆阿率清军进攻桐城,曾国藩则攻安庆,李续宜兵团则变成总预备队,随时对进展缓慢的人进行支援。
多隆阿把最硬的骨头——安庆——扔给曾国藩,曾国藩竟欣然接受。连他本人都对自己的行为莫名其妙,胡林翼提醒他,进攻安庆就等于在进攻长毛的老巢南京,你一人能应付得来吗?
曾国藩不知哪里来的干云豪气,说道:“凡事何须瞻前顾后,只要奋勇向前。”
虽是这样说,但曾国藩却谨小慎微,像个大姑娘走夜路一样。他对前线指挥官们提出四点意见。
一、抵达安庆城下,先围困两面,绝不可合围。必须先占据连通湘军其他部队的集贤关、桐城、青草塥之路,通往枞阳、庐江的长毛的后路,可不必扼死,令其可出可入。等兵力强大,再图合围。我们现在不能通水师,将来应该设法通之。
二、集贤关必须扎营以通粮道,百人不成就千人,总之要保证集贤关的通道。
三、青草塥是我军援应之地,要多派探子来往,越熟悉情况越好,桐城处也是如此。
四、粮饷弹药应如何接济,要步步看清。至于攻打安庆的日期,不可轻率而定,没有十足的把握,不得妄动。
以上四点,体现了曾国藩的军事风格:稳定压倒一切,不先求胜,先求立于不败之地。
由此也可看出,曾国藩是个毫无灵性的人,至少在战场上,他的表现没有亮点,毫无激动人心的表演。然而正如世人所说,平平淡淡才是真。曾国藩正是靠了这种平淡无奇的军事风格,后来创建了光芒万丈的功业。
遗憾的是,在一些天赋异禀的人眼中,曾国藩的军事风格简直比缩头乌龟还不如。这些天赋异禀的人中就有左宗棠,当时他正在曾国藩的大营中。
左宗棠能在曾国藩大营,是曾国藩拯救的结果。此事要从左宗棠的性情说起。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多年,深得骆秉章的信赖,骆秉章让他放手去干,于是本有的狂傲性情,加上外因的推波助澜,把他塑造成了“舍我其谁”“一意孤行”的狂人。
湖南全省官员都发现,骆秉章只是个图章,左宗棠才是真正的湖南巡抚。
左宗棠也真把自己当成了湖南巡抚,对湖南官员吆五喝六,指手画脚。假的若想成为真的,肯定会出事。
某次,永州镇总兵樊燮因有事找骆秉章,骆秉章和从前一样要他去找左宗棠。樊燮就去找左宗棠,但没有和从前的官员一样向左宗棠请安。
左宗棠咆哮如雷:“武官见我,无论大小,都要请安,你是怎么回事?!”
樊燮也是个暴脾气,他指着左宗棠的鼻子,喷道:“老子是二品大员,你不过一个小师爷,我向你请安?你疯了吧。”
左宗棠最忌讳别人提他的师爷身份,这是典型的对自己身份的不自信,他果然疯了,根本不管樊燮是练家子,上去就抽了对方一个大嘴巴。
还未等暴怒的樊燮从椅子上站起来还击,左宗棠又一脚踢翻了椅子,樊燮闹了个四仰八叉。就地一滚,要扑上来和左宗棠玩命,旁边的卫士们急忙拉开他,左宗棠才算没有丢丑。
本来,站在左宗棠角度来说,他得了便宜,此事就该到此为止。他却心气难平,怂恿骆秉章弹劾樊燮。当时地方上的军官,毛病多如驴毛,骆秉章随便找了些樊燮的罪过进行弹劾,樊燮的军服就被剥了。
樊燮为官多年,纵然再无头脑,也会结交一两个好朋友。
樊燮一脱下军服,他的一个好朋友拍案而起,此人非比寻常,正是湖广总督官文。官文对樊燮说,“左宗棠算个鸟,你去告他,我给你撑腰。”樊燮二话不说,一道状子送到了北京。他说左宗棠是“劣幕”——不是劣质幕僚,而是恶劣幕僚,还说左宗棠一官两印,嚣张跋扈,湖南官场尽人皆知。
咸丰闻听大怒,发出谕旨,命湖北官员钱宝青去湖南彻查,如果情况属实,就把这个“劣幕”就地正法!
骆秉章慌得直转圈,左宗棠还强作镇定,对骆秉章的惊慌嗤之以鼻。骆秉章自遇到左宗棠以来第一次训斥起左宗棠:“你呀,圣旨已下,钱宝青正在来长沙的路上。人家指责你那些事有几件是假的?你被砍头,还会连累我!”
左宗棠惊愕地张大嘴巴,骆秉章不管他嘴巴张多大,跑进书房去写求救信了。这些求救信中,曾国藩就非常荣幸地收到了一封。
在骆秉章的求救人中,本没有曾国藩。曾国藩虽然和左宗棠和好,但当年他守孝期间,左宗棠痛打落水狗的一幕,肯定还在曾国藩内心深处刻有印记。骆秉章不相信人性本善,纵然曾国藩不会在此时对左宗棠落井下石,也会袖手旁观。
让他大感意外的是,曾国藩竟然快速地回了信,并且要他转告左宗棠,必死力相救。
这是一种什么胸怀?骆秉章以为左宗棠知道这件事后会感动、羞愧地落泪。想不到,左宗棠只是一笑,说:“你们太小题大做啦,我本无事。”
有事还是无事,恐怕他心里最清楚。曾国藩更是心知肚明,庆幸的是,钱宝青是他的弟子,曾国藩以老师的身份向钱宝青求情,钱宝青当然要卖曾老师这个面子。左宗棠这才毫发无损地离开了湖南长沙。
站在湖南边界,举目四望,内心凄凉。他不知该去哪里,突然想到被樊燮举报的事,不禁仰天长叫:“我要去北京,到皇帝面前说个清楚。”
这意思是,他要去北京做一回自我剖白和辩护!
曾国藩听到这个消息,慌张失态,急忙向胡林翼明示:留住左宗棠,去了北京,就等于掉进了官文的陷阱。
曾国藩考虑得非常周到,他自己不劝左宗棠,是怕左宗棠那怪异的自尊。左宗棠一向瞧不起他,这个时候他出来劝阻,只能是给左宗棠去北京火上浇油。
胡林翼按曾国藩的指示写信给左宗棠说:“你万不可北上,因为陷害你的人并不会因为你离开骆秉章的幕府而善罢甘休,他或许正在四处布置,你去北京,等于是自投罗网。”
这封信对左宗棠的人生起了关键作用。其实他去北京只是气愤难平的吆喝,根本毫无底气。如今有这样一封信到来,他迫不及待地停止了北上的脚步,一扭头,南下了。
在南下的途中,他四顾茫然。其实在当时的环境下,除了曾国藩外,他再无可投奔之人。但他毕竟是左宗棠,去投奔一个从来就没瞧进眼里的曾国藩,心里还是解不开这个结。
胡林翼的信又适时地到来,信中左旋右转地谈来谈去,最终归结到一点,曾国藩需要人才,您恰好是最出色的人才,您若不去,曾国藩恐难施展;您若去了,曾国藩必心花怒放,如虎添翼。您可以离开他,但他绝对少不了您。
显然,信的内容是曾国藩的意思。他就怕左宗棠放不下面子来投奔他,于是才费尽心机让胡林翼出马。
左宗棠来了,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曾国藩的军营。他不是真被那封信说动了,而是一心想做出点露脸的事的他在当时实在无处可去。
左宗棠昂首阔步地一进辕门,曾国藩的心情就如同当年曹操闻听袁绍的心腹许攸来投奔,忘记了穿鞋飞奔而出一样,但他还是挤出点时间穿上了鞋,因为他几个月才洗一次脚,味道很浓。
他跑向左宗棠,几乎是扑了过去,给左宗棠来了个炽热的熊抱。左宗棠有点受不了,这欢迎的礼节太隆重,显然超出了他的想象。
二人就那样熊抱着,走进帐篷,互相让座,几个回合后,左宗棠发现如果他不先坐,那二人会一直让到明天天亮,于是索性坐下去。
曾国藩也一屁股坐下,开始交谈。
这种交谈据说持续了二十多天,左宗棠被曾国藩的热情感动得眼圈发红,双手直颤。
然而,二人的蜜月相当短暂,当曾国藩在设定围攻安庆的军事计划时,左宗棠马上露出不屑来。不过,他只是嘀咕了几句,并未奔放地发作,因为他还惦念着曾国藩的救命之恩。
他实在看不出曾国藩有什么伟大前途,按他智慧结晶的总结,曾国藩最高也就混个巡抚。无论是他,还是其他人,即使是曾国藩本人,也从未想过,他竟然能混到傲视江南的两江总督高位。
洪秀全助力曾国藩
只有相信运气在人生中的巨大威力,才算是真正懂得何谓人生。
与生俱来的灵性和后天的努力固然重要,但运气比这些还要重要。曾国藩的运气就是太平天国高层在1860年年初的脑洞大开。
八个月前,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gān)从香港辗转来到南京,洪仁玕和洪秀全不同,二人都信奉上帝,但洪仁玕是标准的基督徒,曾在多名西方传教士那里学习基督教教义。他是个很有灵性的人,不仅领悟了上帝的本意,而且还将其发扬到社会现实中去。
他一见到洪秀全,看到南京当时岌岌可危的模样,就大发感慨说,“这个上帝的国度竟然衰弱如此,上帝知道会垂泪的。”感慨之后就精神抖擞地拿出了他的计划:要想破南京之围,不可力攻,只可智取。
这个智取并非来源于上帝,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围魏救赵:先攻杭州,杭州是清政府财源之泉,清军必救,而解救的军队只有正在围困南京的江南大营;江南大营的军队必分兵去解救杭州,我们再回军猛攻江南大营,清军可破,南京之围可解。
洪秀全听了这神出鬼没的计划,心花怒放。计划迅速被实施,这就是陈玉成兵团被慌张从小池驿召回的原因。
这个计划的诱人之处在于,清政府、包括曾国藩都不曾预见到,已经江河日下、守势多于攻势的太平天国竟会大举进攻,而且是最被清政府重视、防御最强的杭州。
1860年3月中旬,李秀成兵团悄无声息地突然出现在杭州城外围,浙江巡抚罗遵殿吓得屁滚尿流,慌忙向江南大营求救。江南大营总指挥和春果然中计,派出骁勇无比的悍将张玉良援杭。张玉良带走了江南大营最精锐的一支队伍,李秀成大喜过望,急速从杭州回兵南京,并会合陈玉成等太平天国将领,轻而易举地击破毫无抵抗能力的江南大营,和春仓皇出逃,太平军乘胜追击。
两江总督何桂清焦急如焚,何桂清才能有限,若在太平盛世,还能胜任总督之职,但乱世下,他只能靠运气。
命运之神并未眷顾他,江南大营的溃败,和春的逃跑,让他心里冰凉似水。太平军攻占丹阳时,何桂清一日向北京写数封求救信。他写的求救信越多,失守的城市就越多,苏州、无锡、常州等名城的败报一封接一封而来。
后来,何桂清已没有心情写求救信了,他开始不停地逃跑,最后逃到了海上。海上虽风波汹涌,但毕竟没有血肉横飞,何桂清终于过起了消停日子。
曾国藩却不消停起来。其实早在李秀成攻杭州外围时,曾国藩虽未对安庆发动攻势,却丝毫没闲着。咸丰得知太平军攻杭州城后,马上命令曾国藩和杨载福水陆东下,借此分散太平军对杭州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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