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书农小说网友上传整理清秋子作品明朝出了个张居正全文在线阅读，希望您喜欢，一秒钟记住本站，书农的拼音（shunong.com）记住本站加入收藏下次阅读。

吃罢饭，高拱负气，不肯去坐驿车，还想登上骡车。送别的亲友再三相劝，说皇上的恩典不好违背，他这才去坐了官家的车子。

他离开了旋涡的中心，京中仍未平静。

此时正在家养病的另一位顾命大臣高仪，听说政变发生，大惊，但也无法，惟有终日叹息。很快病情加重，呕血三日，于六月二十三日病故。

高仪为人清廉淡泊，家里遭火灾后竟无钱重修，寄居在他人屋舍内。死后，险些因家贫而无法下葬。

时穷节乃见。吏部左侍郎（常务副部长）魏学曾，看不得自己的老师被如此陷害，挺身而出，公然声称：“皇上新继位，为何就驱逐顾命大臣，且诏书出自谁手，不可不明示百官！”他又约诸大臣一起前往张居正家质问。诸大臣不愿去，张居正也以患病避而不见。后来，因这件事魏学曾被降调南京任右都御史，最终，自己辞职了。

还有张四维，当时正在外地公干，闻讯大惊，在返京途中走到北直隶的获鹿，即改道前往邯郸，见到了归家途中的高拱。老同事自是一番欷嘘。后张四维又数次给高拱写信，叮嘱老上级万万谨言慎行。官场险恶，什么事都难料。

他在信中说：“邯郸一别，匆匆若失，今已一月矣。京中人情事态，俨然如隔代，不忍见，不忍言！”他再三告诫高拱，“且闭门谢客，绝口勿言时事，过几月再说，如何？”殷殷之情，流露纸上。

朝中皆狗眼，独有高士鸣。

高拱是个经历过几仆几起的政坛大老，且一贯是有仇必报。朝野间很多人对驱高也甚觉突兀，不平之气弥漫上下。所以像冯保者流，不能不考虑到，万一高老东山再起，自己的脑袋还稳不稳就不一定了。所以这样的局势，对高拱来说，仍是十分险恶。“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未必仅仅是好友的担忧。

高拱其人，总体上看还是个磊落之士，忠君忧国，大哉其行！尤其是他对于宦官干政的忧虑，有相当惊人的先见之明。这一次的所谓落败，无非是时不利兮，“非战之罪也”。中宫、内廷、以及他的强势同僚，都不耐烦有个跋扈的前朝大老压在他们头上。三方牢固结盟，且机巧百出，实出乎高拱意料。在政争中，他的本来优势已随隆庆而去，却又不能审时度势，仍生活在权力幻觉中，将三方一起得罪。尤其“矫诏”一说，直指李贵妃和小皇帝的权力合法性。结果触动机括，一朝覆亡。

他虽有分化对方的想法，却未能全力以赴，反倒成了泄露机密之举，激成冯保势必对他施以致命反击。

一代权臣，就这样败在了并无大开大阖手段的宦竖手里。

高拱忠而近迂，他不明白：国家者，谁之国家？一家一姓而已！人家自喜小人弄权，人家不怕自坏长城，人家甘受大厦倾倒、子孙授首的后果，与你又有何干？仅逐你出都门自去逍遥，已是很给你面子了！

当然，忠义之士也自有天助。高拱的直道而行，赢得了许多人的尊重；他因尽忠而失势，也引起了许多并未受过他恩惠的人的同情。这是一种道义上的潜在屏障，人心，不完全是可以随意踩踏的。无数并不相识的人，不约而同，起而对高拱进行了有力的保护。

就高拱的结局来说，即使以“狗眼”视之，也还强于夏言、严嵩，以至后来的张居正。

只是高老自己想不开，此番羞辱，终生难以化解，归乡以后一直抑郁难平。《病榻遗言》大抵就是在这种心境下的抒愤之作。

往事越千年。其实“留得清白在人间”远比当日居高位的风光，来得更久远和有价值。高老完全可以瞑目了。

高拱走了，宫中终于获得一片清平。两天后，小皇帝万历单独召见张居正，正式开始了新政治框架的运作。

这就是著名的“平台召见”。

会见地点在乾清宫对面的云台门后方，这地方就叫做“平台”，是皇帝召见大臣的地方。

十九日一早，有太监到张家，宣召入宫。张居正此时中暑未愈，仍在家休息，闻召立刻赶到宫中。这时候，比平常的早朝时间还要早一些。万历小皇帝已坐在平台等候了。

万历让他跪到自己的宝座前，安慰道：“先生为父皇陵寝，辛苦受热了！”稍顿，又说，“但是国家的事太重要，你能否在办公室好好调理，就不要请假了吧。”

张居正连忙叩头承旨（为万岁爷服务！）。

万历想了想，又语重心长地说：“凡事还要先生尽力辅佐。父皇说过，先生是忠臣啊。”

张居正感动得再三叩头，几乎不能仰视，伏在地上说：“臣蒙受先帝厚恩，担任顾命，怎么敢不竭力尽忠？我以为，今天国家的要务，就在于遵守祖制，就不必乱改动了。至于讲学、亲贤、爱民、节用，都是为君之道的首要任务，望圣明的皇上留意。“

万历认真听了，而后说：“先生说的是。”

张居正又说：“现在天气暑热，望皇上在宫中慎起居、节饮食，以保养龙体，万寿无疆。”

万历说：“知道了。（环顾左右）来呀，与先生酒饭吃！”

这次召见，万历还赏赐给张居正白银50两、丝绸衣料面子、里子各4套。明朝皇帝历来较为小气，赏赐一般都是象征性的，甚至很寒酸。这次出手已是很大方了。

这是新皇帝与新首辅的正式接轨。大明帝国的机器，开始重新启动。

谢恩回到内阁后，张居正马上写了一道《谢召见疏》呈上，无非是表示效忠。其中对小皇帝再次提出了一番希望，其中有两条非常重要。一是“亲贤远奸”；这里的“贤”指的是他自己自不必说，“奸”则特有所指，就是那些惯于兴风作浪的言官。二是“宫府一体”；这是他非常重要的执政理念，也就是他希望，目前形成的权力“铁三角”要长期保持默契，不能搞成两张皮，甚或尖锐对立。皇权与内阁行政权，应该互相支持与谅解，而不是互相牵制与抵消。这一点，在他的“江陵柄政”时期，做得相当好。

正是满城尽带黄金甲之时，万历首辅张居正踌躇满志，踏进他独自一人的文渊阁。盼顾之间，觉天高地阔，万里江山都在股掌之中。

这一年，他48岁，距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得中已有25年。宦海沉浮长安道，真是甘苦自知。

值此秋风浩荡日，将唾壶击缺，于冈上振衣，快哉，快哉！

——人岂能一生无为如蝼蚁！

这真是太神奇了。当历史在一个转弯处时，他突然看到：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纵马驰骋吧，再没有什么障碍可以阻挡你了。

人世的代谢，欲望的交错，把一个千年罕有的机会推到了张居正面前。

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只要稍微有所不同，“万历新政”就绝对不会以张居正的名义流传后世。

在漫长的官场生涯中，张居正的隐忍谦抑、曲为周旋，今日终于有了回报。中国的地方哲学有曰“仰脸老婆低头汉”，意谓这两者都是不可轻视的角色。男人的隐忍，有时是包藏着致命锋芒的。任何将这种隐忍视为软弱可欺负的人，都将为之付出代价。

张居正一贯的退守姿态，使他能保持冷静，客观判断彼此实力，且有从容心态等待成功一搏的机会。

历来有大成功者，决不会是一个志骄气浮的人。

他终于一跃而上。

但是在这里我要强调，专制皇权下“无权就无法改变世界”的规律，迫使张居正不得不阿附宦官，杂以权术，以此换来施展政治抱负的空间。这一点，是他一生中的一个污点。不仅为当时的清流士人所不齿，也为后世百家所垢病。这是他的名声在此后的四百年中始终不彰的重要原因。

白璧有玷，无须隐讳。政治道德上的这种卑污，是任何理由都不能原谅的。

人不爱惜羽毛，自会辱及后世。

中国人都是无神论者，不相信有最终裁判，不相信有拔舌地狱，不相信有阎罗判官，更不管他娘的身后名声。难道，如此就可以在生前放手作恶了么？

中国的哲学，固然有五花八门的原则，但有一条历史定律百试不爽，永远有效。那就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张居正的误区，足以让后世人审慎思之。

当然，有一个悖论也在这里。就张居正的个案来说，如果他当初珍视操守，赞同高拱，对冯保的擅权和李贵妃的越位持抗争态度的话，其结局，也将与高拱一样“被风吹雨打去”。因而，就不再会有此后“万历新政”的辉煌与施展他个人治国方略的机会。

那样的话，大明帝国与后代史家是否会感到深深的遗憾？

卑鄙，当它成了成功的通行证之后，选择还是不选择？这个命题，充满了历史的迷思。

　十、天上掉下来一个“王大臣”

【欲扫天下先扫庭院】

从那无上荣光的平台上走下来，张居正并没有骄狂不可一世。正如他在隆庆五年担任会试主考时说的那样，一流人才必须“严乎内外，审于施应，既不沾沾以自喜，亦不汲汲以从时”（《辛未会试程策》）。干大事，就要有干大事的头脑。他从这一刻起，每走一步，都是精心所为。

有很多的事，他要一件件先理清好。理清完了屁股底下的事，才能安安稳稳去阔清天下。

首先一件事是“正名”。张居正费尽心机夺来首辅位子，就是要干事的。要想干事的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孔子的话，有用的不多，最有用的可能就是这句。

在平台召见的时候，张居正于感激涕零中也没忘申明要“遵守祖制”，这就是在做“正名”的工作。什么叫“祖制”？在当时条件下，就是高举朱元璋的旗帜。

朱老皇帝在没当皇帝的时候，把人间的苦都吃遍了。为了避免儿孙再吃二遍苦，他制定了一整套国家制度，应该说，绝大部分还是有利于朱家江山永固的。但是将近200年下来，这套“洪武祖制”几乎被他的后代扔了个精光。尤其正德、嘉靖两朝，皇帝为所欲为、宠信佞臣，制度毁坏得也就相当彻底。国号虽然还叫“明”，跟朱老皇帝的那个“大明”已是相去万里了。朱老皇帝那会儿，贪污60两银子以上就要杀头剥皮，到嘉靖年间，凡有能耐的，哪个不捞他个200万两？

张居正要扫清天下的颓糜之风，就必须改革现行的做法。但如果他提出要创新制，全体官僚可能都要蹦起来跟他作对。他就是有天大的能耐，也免不了到头来做个王安石第二。

因此他只说恢复祖制。

恢复祖制，听起来没有那么刺耳，官僚集团暂时不会视他为异端。但是，只要改革动起来，不可能不砍到官僚集团的肉。当官僚们群起反扑时，“恢复祖制”就成为道义上的挡箭牌。贪官污吏们的那些道理，拿不到桌面上来，所以无法在道义上压倒他。

这就是“朱元璋旗帜”的妙用。

第二件事，是要好好培养小皇帝，在培养的过程中，还要让小皇帝不知不觉把绝大部分皇权让渡给他张居正。要改革，仅有相权是远远不够用的。若想压服百官，你必须百分之百代表皇帝。明代的皇权与相权，实际一直在互相制约和争斗，甚至许多言官就是靠这种争斗来吃饭的。张居正不想把自己的才智都花到与皇帝斗其乐无穷上。因此他在平台上向皇帝提出的一个要求，就是“宫府一体”。什么是“一体”？说白了，就是你得听我的。

万历年间的沈德符说：“柄国者，非藉手宫掖，安能久擅大权哉？”他说的是首辅必须借助宫内来强化自己的权力。张居正则做得更彻底，他要把皇帝的权力全拿过来。

上天也非常照顾他，让他摊上了个娃娃皇帝。娃娃不会做皇帝，自然就要由他首辅来担任“帝师”。在张居正担任老师的过程中，君臣之间的权力转移就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皇帝本人也不觉得有什么怪异，反而认为自己遇到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大忠臣。

当然，张居正培养小皇帝，也不全是为了功利目的，他认为这是国家的根本大事。如果小皇帝缺乏教养，成了个武宗那样的混混儿，恐怕大明又不得安宁了。

张居正一点一点地教育万历怎么当皇帝。

第一就是要视朝，去开朝会。也就是“有事启奏，无事退朝”那种碰头会。在过去，明朝的皇帝不上朝、不见群臣，几乎成了遗传病。“君臣不相接久矣”，小人进谗言、使诡计，也就“始得行乎其间”。可以说，后来大明亡也就亡在了这个病根上。道理很简单，皇帝常和大臣接触，对于外廷才有所了解，才不至于造成宦官势力借皇权压倒外廷的局面。外廷不受气了，才能好好地管理国家。

君臣要想常见面，就要坚持早朝制度。明代上朝的时间很早，在每天天亮之前。皇帝和大臣都要起五更爬半夜的，极为辛苦。正德皇帝（武宗）和嘉靖皇帝就是因为吃不了苦，才怠工的。张居正在这上面做了折衷，说皇帝是小孩子，就不必天天早朝了。每一旬只要三、六、九日上朝，其余日子就不上了。

万历没费事就同意了。他小时候聪明懂事，知道这是坚持“朱元璋旗帜”的基本要求，从此一直坚持了15年。这样，就使外廷和皇帝始终有一个沟通机会。宦官的作用，在万历初年被大大削弱了。

万历小皇帝视朝，这在当时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明代正德、嘉靖、隆庆三朝，没有一个皇帝是正经上班的。现在可算有个有模有样的皇帝了，虽然刚脱了开裆裤。小万历对各种奏疏都看得很仔细，有前后矛盾的、格式不统一的，都能看出来，亲自予以批驳。他亲笔拟的批复，文字上有理有据、温文尔雅。不像他的一些老祖宗，动不动批个什么“拖出去着狗吃了”、“先打了再问”之类的流氓语言。

他处理事务，颇近情理。先帝的遗孀恭妃派人把宫中的金壶偷偷拿回家去，被守门太监举报。万历批示道：“她家贫，赐给她一百金。但先帝赐她的器具，则不能拿出去。”又有文华殿角门的础柱突现“天下太平”四个字，擦都擦不掉。内阁认为是祥瑞，请他去看。万历去看了看，一脸的不高兴：“假的！”智力比他祖父不知高了多少倍。

就连当时的朝鲜使臣，也在情报里告诉他们的皇上：“天朝民情欣甚，都认为皇上年虽幼冲，决非隆庆之比。”

小皇帝有励精图治的苗头，张居正就抓紧了教育。万历对他也是事事依赖，开口闭口“元辅张先生”。好一对融洽的师生！

这一年，时近年关的时候，张居正在给皇帝讲课后趁机提出，服丧还没期满，春节就免了宴会为好，宫里的元宵灯会也别办了。

万历点头称是：“烟火昨天我就下了指示，不要办了。”

张居正又说：“这不光是尽孝道，也是节财俭用，乃皇帝之美德也。”

结果这一年春节宴会停办，节约银两七百余。

到第二年，万历实在是想看灯会，就试探道：“元夕螯山烟火是不是祖制啊？”

张居正知道他的鬼心眼，便正色道：“嘉靖中偶然有，但那是为了敬神，不是为了娱乐。隆庆以来，年年举办，靡费无益。现在咱们新政应当节省。”

冯保见小皇帝心切，就提议等以后手头不紧了，偶尔办一次也无妨。万历很高兴，接着话头说：“就看一次吧。”张居正决不让步：“搞一次就要十万金！天下民力枯竭，财政部计无所出。还是省省吧。”

万历听了，马上回心转意：“朕极知民穷，如先生言。”（见《明神宗实录》）　

——读史至此，草民不禁泫然欲泣。十一岁的小孩子皇帝，尚知体恤民穷，而况成人乎!天理良心，安在哉，安在哉！

万历的素质强过乃祖乃父，张居正自信孺子可教，所以第二件大事就是要叫他好好读书。

本来，大明祖制中包含有皇帝的培训方式，分两种——经筵和日讲。经筵是短训班，分春秋两季各三个月，每旬逢二的日子开讲。场面比较隆重，由勋臣和大学士主持，六部九卿、翰林、祭酒担当主讲，科道官员等也来陪读。讲完了课，大伙还可享用一顿丰盛的宴席（吃不完要打包回家），所以叫“经筵”。日讲是常课，随时举行，由大学士和讲读官主讲，君臣可以讨论，实际上成了小型碰头会。

到武宗时候，这些全都被废弃。连着几位皇帝都懒得读书。张居正现在决心要把这恶习扭过来。他定了一个课程表（《日讲仪注》），规定小皇帝除了上朝之外，其余每天上午都要来听课，除非大寒大暑或者风雨，全年一天不停。而且说干就干，八月份就开日讲，到第二年元年新春正式开经筵。

这年底，张居正让讲读官弄了一本图文本的《帝鉴图说》，是讲历代帝王“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呈给万历做课外读物（此书现在市场上还有刊行的）。万历看到有图，大喜，连忙翻开来看。他也真够聪明，不等张居正解说，自己就能讲出里面十之四五的内容。此后，这本看图说话就放在了万历的座右，每天日讲完毕，就由张居正解说，每天如此。

小皇帝上课，张居正不仅经常到场，还亲自担任主讲。他重点让万历学的，是《大学》和《尚书》里的“尧典”、“舜典”，还有《资治通鉴》。这是要把小皇帝往圣人方向培养了。君臣这么一开课就是10年，大家都很投入，经常“谈经终日竟忘疲”（张居正诗）。

小家伙天资聪颖，触类旁通。看到《帝鉴图说》上说宋仁宗不喜欢珠宝，他就脱口而出：“国之所宝，在于贤臣。珠玉之类，宝之何益！”这认识水平比他爹可是强了一百倍。张居正连忙跟进，进行荣辱教育：“明君就是要贵五谷而贱金玉。金玉虽贵，但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区区一点点为价却不低，徒费民财，不适于用。《书经》上说‘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就是这个意思。”

万历马上想了起来：“是啊，这宫里的阿姨们就是好化妆。朕在年节时赏她们东西，常常要节省一点，她们的话就多，什么‘能用爷爷你多少啊？’朕就说了：‘你们可知道，如今国库里还有多少啊！’”

张居正不由感慨万端：“皇上，您只要能这么想，就是国家的至福啦！”

说完这事情，万历又提起，刚才讲官还讲了秦始皇销毁民间兵器的事。他问：“这始皇帝好像很笨啊。木棍就不能伤人了吗，销毁兵器有什么用呀？”

张居正答道：“治理国家，只有在对百姓施恩德和廉政上下功夫，才能凝聚民心。天下要是有什么乱子，往往出在你防范的重点之外。这大秦帝国，就是几个小兵倡乱，豪杰并起，才亡的。所以最重要的是‘人和’啊。”

万历听到这里，不觉肃然！

张居正施行的帝王教育，抓住了一个根本，就是要让万历明白：你们朱家凭什么拥有天下？

印尼民间哲学有曰：“河里的青蛙，是从哪里来？”

搞不懂这个，迟早会把江山断送掉。

这方面最好的教材，莫如本朝朱老皇帝的作为。张居正建议万历读一读朱老皇帝自己写的《皇陵碑》。这是一篇歌谣体的自传，是明朝人忆苦思甜的最佳读本。万历看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对张老师说：“先生给的《皇陵碑》，朕览之数遍，不胜感痛！”

　张居正便启发他说：“自古以来的圣人，没有一个像咱们圣祖吃那么多苦的。那时候他四处盲流，甚至到了无以糊口的地步。老爷子、老太太去世，竟然买不起棺材。这是上天要圣祖拯救苍生，才让他如此备尝艰辛的。圣祖自淮右起义，动机就是为了救民啊！登了大宝以后，他把所有缴获来的珍奇异宝都毁掉，穿的依然是旧衣服。三十年克勤克俭如一日，到了成仙的那一年，还要召集农村基层的老农与“粮长”，问他们民间疾苦。你知道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只有以‘天心’为自己的心，才能创造宏图大业，传到皇上您这儿。”

万历心服口服：“朕不敢不效仿祖宗，全赖先生辅导。”

张居正又拿隆庆做比照。他说，先帝喜欢做新袍子，穿一次就扔。“所费甚巨，皆取之于民。皇上能节约一件，则民间就会有数十人能穿上像样的衣服。皇上如果随便做一件豪华衣服，民间就会有数十人为之受冻。您不能不念及于此。”

这个说法，虽然是对自己的老爹有非议，万历还是“深以为然”。

万历完全为张居正的博大精深所折服，对张居正执弟子礼，毕恭毕敬。张居正偶尔肚子疼，万历也要亲手调一碗辣汤奉上。张居正患病在家，万历就会马上派太医院御医前去诊断，又亲自包了一包药，派太监送去，守着张居正服下然后回来复命。

万历后期曾任大学士的于慎行回忆说：“盛暑讲课时，皇上要先站到张相公站的地方，试一试温度凉热。冬天讲课时，皇上要给张相公在地上铺一块毯子，怕相公的腿着凉。”

君臣若此，同心谋国，实为古今所未有！

这一和谐关系，基本贯穿整个“万历新政”时期。从这个时候看，万历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中兴之主”。至于张居正死后，万历突然恩断义绝、而且完全背弃了早期努力的原因在哪里？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朱东润先生强调张居正对万历的教育失之过苛，造成了小孩子的逆反心理。而黄仁宇先生则以为，是万历在张居正死后发现了张并不是道德完人，由于失望而心生怨恨。这两种说法，影响甚广，几成定论。

说起张居正的身后事，现在人人都在嚼这两块馍。

但我个人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夸大了心理感受的作用。倒是韦庆远先生在这方面的观点更接近事实。他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万历在大婚以后（万历六年）道德大滑坡，与张居正的期望形成尖锐矛盾。二是，成年之后的万历，在由谁来掌握最高权力的问题上与张居正发生了冲突。

这个说法，才有可能是问题的实质。这里暂且按下不说。

　　如果觉得明朝出了个张居正小说不错，请推荐给朋友欣赏。更多阅读推荐：清秋子小说全集：明朝出了个张居正， 大秦究竟多彪悍， 点击左边的书名直接进入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