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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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高拱自己讲,这个曹大炮之所以敢于跳出来,是因为张居正的幕僚(师爷)曾省吾给他过了话,说:“老曹,皇上病成这样,大事都是冯公公在办,冯公公跟我们张大人那就跟一个人一样。你现在要是去弹劾高阁老,冯公公不用通过皇上就能批下来,事情必定成功。高阁老一下去,我们张大人秉了政,能少得了提拔你吗?”
曹大炮一想,对呀。就干了。
问题是,这么大的动静,冯保一个人是操作不了的。隆庆一定会看奏本,看了后不禁大怒。他病得不清,心情烦躁,火气也就大,下令要处置这个没心没肺的言官。我还没死,就又开始胡说八道了。
拟旨当然还是由冯保执笔。皇上说,他写:“曹大焚这厮排陷辅臣,着降调外任”,给我滚外省去。
冯公公知道曹大焚是张居正在外廷部署的倒高先锋,有心要保曹。拟旨后,趁着还没发出,冯公公赶紧找张居正商量。张居正看了,稍一沉吟,涂去数字,改成“曹大焚妄言,调外任”。意思还是那个意思,但分量要轻多了。皇上迷迷糊糊的,也就批了,曹大焚受的处罚因而轻了许多。
高拱不肯罢休,策动言官反击。反击的排炮中最厉害的,要数御史张集,他的上疏开口就说:“昔赵高矫杀李斯,而贻秦祸甚烈。”把冯保比做赵高了。同时又提起严嵩勾结中官杀夏言的旧事。
张居正一见这到奏疏,知道是在影射他勾结中官,气得脸都绿了。仔仔细细看过,忽然,奋身而起,拍案大怒:“这御史如何比皇上为秦二世!”
冯保是管批文件的,有上下其手的方便条件。他怕张集的奏疏引起连锁反应,便扣了下来,没有发还内阁(留中不发)。为了防止其他人学样子,就派小太监到内阁去散布,说:“万岁爷爷说了,张集如何比我为秦二世?”他本人也四下里散布流言道:“这回皇上发火了。张御史的奏本就撂在御桌上,什么意思不好说,可能是要廷杖处分,削职为民了。皇上还说,廷杖时我便问他:今日谁是赵高?”
冯保也是隆庆非常信任的一个近侍,他的话,不由得别人不信。
恐吓,有时比真的打击还要令人恐惧。
消息传开,人人心中一震。张集更是吓得魂飞魄散,可怜他,只能天天到朝房里去等候着被锦衣卫捉拿。家中也买好了治疗创伤的蝻蛇胆,备好了棺材,就等末日降临了。
张居正身边的人,当然知道这是扯淡。有门客便问:“相爷,这事儿怎么收场?”
张居正淡淡一笑:“先困他几日,让他尝尝滋味。”
张集的奏疏虽然被冯保扣住,但抄本(揭帖)却流传了开来,各衙门的人都看到了。得知张御史要为此倒霉,高派的众言官群情激愤,商量着要直接弹劾张居正,以此作为反制。
张居正的好友、郎中王篆见局面有些失控,便劝道:“张集这个事一日不了,则一日多个话头。眼下舆论如此,怎么能再去激他们?”
张居正认为有道理,便叫王篆到朝房去跟张集说:“张相公的意思,你就回家吧。你的奏本不准备发下,没事了。”
高拱那边,也不想把事情搞大,毕竟是自己一方的人发的难,万一真的惊了病中的皇上不好。他在朝房间约见了一干科道官员,劝他们以皇上的龙体安宁为重,就此偃旗息鼓得了。
但是高、张两人的矛盾,等于公开化了。时任吏部左侍郎(常务副部长)的张四维,与两边都交好,担心冲突一起大局崩溃,便从中极力斡旋,但不见效。
皇帝的龙体是局势变化的晴雨表,人们盯着的就是这个。一日,隆庆觉得情况稍好,就坐软轿来到内阁。高拱、张居正见状大惊,叩头便拜。隆庆将二人扶起,抓住高拱的手臂,仰望长空良久。北京春天的天空,高朗而阔大。隆庆数次欲言又止,但终无言,默默返身。高拱搀扶皇帝一直走到乾清门,隆庆方说了一句:“你回阁去吧,改日再说。”
张居正在旁,专心留意,见皇上“色若黄叶,而骨立神朽”,知道要不好了。他怕冯保临事不知如何措置,便偷偷写了处理皇上善后事宜的办法十余条,密封后,派办事员去交给了冯保。
此事恰好有人看见,报告了高拱。高拱连忙派人前去跟踪,但密信已进了宫。高拱想来想去,不知张居正搞的什么名堂,越发愤恨。第二天到了文渊阁,便质问张居正:“你昨天密封里说的是什么?天下事不拿来交给我办,而去交给宦官,你什么意思?”张居正愕然,脸不由红了,无法回答,只是干笑。过了一会儿,说:“我每天都和里边交换皇上饮食的情况,高公如何能什么都知道呢?”
高拱想想,也可能吧。遂不再放在心里。
以上这一节,是出于王世贞的描述,当是略有渲染。至于高拱本人在《病榻遗言》里的有关这段回忆,则将张居正描述得更为不堪,说张居正在质问之下,连连求饶,并发誓:“若再敢负心,吾有七子,当一日而死!”不过无论时人,还是今人,都觉得不大可能。
实际情况,可能是千古迷疑了。不过张居正在此时,不太可能像如此嚣张。胜券并非在握,隆庆也并非处于生命倒计时。一切的变化,只是一种可能。从几封私人信函中,可以窥见,他仍是苦闷不已。
春夏之交,天玄地黄。
此时,在他给密友、前礼部尚书潘晟的一封信中,语气颇激切:“自检生平,不敢有一事负国家,不敢有一念负于天下贤士大夫。至于去就,有命存焉!惟静以俟之矣。”(《答宗伯潘水帘》)他只是在等候命运的裁决。
——我以为,自认为机谋马上就要得逞的人,不会有这样的无奈。
在张四维给他的一封信中,也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张居正这一段时间里竟然曾萌生去意:“但有秋杪欲归之谕,令人彷徨无措,宁死不愿我翁出此言也!”——看到您说秋末想辞归,这实在令人惶恐,四维我宁死也不愿先生您说这个话!
张四维后来并不是跟定张居正的死党,他保存下来的这信稿,不大可能润色或造假。这应是张居正在大变化之前的真实心情。
这一刻终于到来,五月二十二日,有消息传出,说“上不豫剧增”,皇上的病加重了。三天后,又闻“上疾大渐”,这即是病危通知书了。隆庆在这一天,召高拱、张居正和四月才入阁的礼部尚书高仪,三人到寝室乾清宫接受“顾命”,要做临终嘱托。
至哀无声。此时隆庆靠在御榻上,皇后和贵妃隔着垂帘坐在床边,太子立在一旁。
高拱一行,肃然跪下。
隆庆颤颤地伸出一只手来,抓住高拱的手,一面看着身边的皇后与贵妃,一面对高拱道:“朕……以天下累先生了……”高拱哽咽,哪里能说出话来。隆庆缓了缓,又说:“今后的事情,与冯保商榷而行。”高拱唯是点头。
隆庆又示意,冯保便朗诵了一遍遗嘱。共两道,一道是给太子的,还有一道,是给顾命大臣的。
给太子的遗嘱,有这样的话:“你要依三辅,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毋事怠荒,保守帝业。”
给大臣的则说:“东宫(太子)幼小,朕今方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
读毕,床前哀声大起。高拱流泪奏道:“东宫虽幼,祖宗法度有在,臣等竭尽忠力辅佐。东宫若有什么障碍,臣不惜死也要排除。望皇上勿以后事为忧……”他且奏且哭,泣不成声。勉强说完,便放声号啕,引得一旁的皇后、贵妃也失声痛哭。
冯保见不是事,使个眼色,两名小太监慌忙扶起高阁老,示意退出。三位大臣遂蹒跚出宫,一路哀哭。
隆庆又熬了一晚。第二天,五月二十六日,崩于乾清宫,当政仅6年。
此后又是丧事、下葬和劝进新皇等一系列程式,到六月初十,皇太子登基,宣布第二年为万历元年。大明第十三个皇帝隆重登场,他,就是明神宗。
在聒耳的蝉声中,京城的老槐树幽香隐隐。天地又是一新,众臣的命运又要有一番很不同的沉浮了。
皇帝死了,全国上下最最悲哀的,莫过于高阁老。隆庆与他,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对模范君臣了。其关系,早已经超越了君臣,而成为生死之交。感物思人,高拱在文渊阁想起不久前隆庆驾临时的情景,悲不自胜。于哭天抢地中,连声叹道:“十岁的太子,如何治天下啊!”
高老自是肺腑之声,可是当时在场的人听了,却不禁面面相觑!
巨大的悲哀简直要压倒了高拱。先帝新丧,主少国疑,整个帝国的担子就压在了他一人身上。
回想起,二月新雪初晴的一天,隆庆召高拱等一行在文华殿议事。皇上死死拉住高拱的衣服,顿足叹息:“怎奈太子小哩!”
又回想起,那天是皇帝为太监的事而郁闷,拉着高拱的手,一路无言。从金水桥走入皇极门,一直走下台阶,坐下喝茶,仍拉住高拱的手。眼望前方良久,才说:“我心稍宁!”
还是那天,君臣俩一直走到乾清宫皇帝的寝殿,隆庆坐下,面露眷恋之情,刚说了几句话,就潸然泪下。此时张居正等人已跟着进来跪下请安,高拱一只手仍被隆庆拉住,无法抽身,只得跟着鞠躬,面对阁僚的跪拜不免大窘。隆庆发觉了,才松了手,高拱连忙跪下,行礼如仪……
往事历历,如在目前。可是,隆庆已经永远地走了。他一走,宫内立刻有了乱象。
先是遗诏里居然会出现“司礼监协心辅佐”的说法,将国事托付给太监,历朝绝未有过。以至外廷一片议论纷纷。
第二怪是,托孤时,由冯保宣读在一张白纸揭帖上写的《遗诏》,那时司礼监掌印太监还是孟冲。一个时辰后,便有新的遗诏传出,命罢斥孟冲,以冯保代之。原来《遗诏》中的“司礼监”竟是为冯保而预留。顾命时笼统地说“司礼监”,悲哀中无人注意,大局已定后,马上就变成了冯保。这不是阴谋是什么?
高拱听到这个任免令后,恍然大悟,又中了张居正和冯保的招了。脱口而出道:“宦官安得受顾命!”
无论是当时人,还是后来明清两代的史家,对顾命时宣读的两份《遗诏》都甚为怀疑,一般都认为是冯保矫诏,假传了圣旨。《明穆宗实录》和《明通鉴》干脆删去“司礼监”一句,《明史纪事本末》则直接说就是冯保矫诏。
冯保现在升了司礼监掌印太监,仍然提督东厂,权力之大,简直惊人了。
地平线在一瞬之间倾斜了过来。
高拱面临的,是一批可怕的对手。就算顾命时的两份《遗诏》并不是冯保篡改的,那么隆庆死后的任免令,肯定是矫诏无疑。死人不可能发号施令。那么,能把这样一份明明白白的矫诏在群臣中堂而皇之地公布,冯保一个人是做不到的。在冯的背后,是另一个新生力量——李贵妃。
当人们醒悟过来时木已成舟!
而能够把这一切安排得天衣无缝的人——不用想了,唯有张居正!
冯保、李贵妃、张居正,一个新时代的三巨头脱颖而出了。
昔日不可一世的高阁老,其横扫千军的能量随着隆庆的升天,已经丧失了绝大部分。
固执的老头儿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是顾命大臣,我要按既定方针办。先帝以国家托付我,我就不能眼看着人亡政息。
这位直筒子脾气的老相公不知道,忠心是做给活人看的,人既然死了,这件华丽的衣服也就不需要再穿了。一切就剩下赤裸裸的两个字——利益。
他目前还没能意识到的、一个很难逾越的巅峰,已经横亘在他面前了。这就是以往默默无闻于深宫的李贵妃。
在李贵妃这一面,也有着同样的忧虑,那就是“主少国疑”。新皇帝万历,她的儿子,只是个娃娃。就在这年的三月,太子刚刚“出阁就学”。隆庆为他选择了高仪、张四维、许国等14位大臣做讲读,俱是一时名臣。
太子虽小,但聪明知礼。一日,在宫内御道上恰遇高拱等阁臣匆匆出来,他先就彬彬有礼地问候:“先生良苦从政!”众阁臣连忙谢道:“愿殿下勤学。”太子天真地说:“是哩,刚读完《三字经》。”稍顿,又叮嘱道,“先生们先歇歇吧。”一副纯然可爱的样子。
又一日,隆庆兴起,在宫中纵马奔驰,太子见了,连忙劝阻:“父皇,您是天下之主,一个人这么跑,就不怕摔了?”隆庆勒住马缰,久久抚摸其头,大为感动。
太子对嫡母陈皇后亦非常亲近,皇后考问他功课,都能对答如流。因为有了这个小家伙,两宫之间竟毫无芥蒂,宛若一体。
李贵妃出身于顺天府(北直隶)郭县一个平民家庭,她是个典型的“嫁得好”的女人。年幼时,家里为避战乱移居京城。不久,被选入裕王府做宫女,伺候裕王。嘉靖四十二年生了小王子,这是裕王吃了窝边草的结晶。母以子贵,裕王一登大位,就封她做了贵妃。明代的妃共有9级,贵妃仅次于皇后。这个女人就此成为离皇权最近的人之一。
她其实也很可怜,年轻时虽然是亲王老婆,但嘉靖有不认儿孙的怪癖,因此她的孩子生下来好长时间连名字都没有(皇孙须由皇帝赐名),小孩的身份也不能确定。嘉隆两朝,皇帝都不大像样子,朝政多事,她为此压抑得很。特别是隆庆的生活作风不好,那就更无处诉苦了。
孤儿寡母在一夜之间接管了国家最高权力,李贵妃恐怕是忧惧多于高兴。她怕的就是有人侵害他儿子的权限,“惟恐外廷之擅”。也就是怕被蒙,怕大权旁落,怕受欺负。
她贵为天子之母,到底还是小户人家出来的,面临大变局,不免忐忑不安。急需有一个既忠心又能办事的人,作为她和外廷之间通气的管道,同时兼她的意图执行人。
她抓住的这个人,就是冯保。冯保伺候了他们母子俩很长时间,深得信任。
所以,她才毅然决然把冯保破格提拔起来,“同受顾命”,赋予他极高的权力。
她要借此镇住群臣。
外廷却想不到这么多,只觉得祖宗之法怎么就给颠覆了?对于宫内作出的这个决定,都“闻之甚骇”,纷纷说道,阉人怎么能参与顾命?若要顾命的话,也得是皇帝亲口说,冯保他自己拟诏怎么能行?
情与法,在此短兵相接。
高拱,这位百官之领袖该怎么来接招呢?
我们来替他参谋一下局面。对垒的两方,首先挑起争端的,应该说是李贵妃与冯保一方。
坐中军大帐的,是李贵妃。在她一生中,再没有其他任何时刻,需要她像今天这样来干预朝政。她固然是皇帝的生母,但和平常人家一样,仅仅是“庶母”。在她上面,有名正言顺的皇后,永远在名义上压她一头。而在实际上,也存在着压她一头的可能性。甚至,还有更可怕的后果,那就是皇后可以利用某种机缘,一刀切断她与儿子在政治上的纽带,使皇帝的权力完全与她无关。
因此她要奋起,要保持住与血缘一样重要的政治血脉。冯保就是她选择的主将与先锋官,而若想让冯保卖命,只需给这个内廷二把手一个他梦寐以求的东西,就成了。那东西给谁都是给。对贵妃来说,先帝死了,换一个自己熟悉的人做总管家,且能大力维护自己在后宫的至尊地位,又何乐而不为?
此时皇帝还小,远谈不上亲政,皇权实际上是落在了寡妇手里。中国古代的帝国制度上,永远会有这么一个漏洞,任何英明的皇帝也没办法纠正。寡妇太后没有执政经验,担心势力单薄,就会引入外戚干政。限制了外戚之后,起用宦官,又引起宦官干政。为了打压宦官,又导致权臣跋扈,严重的还要篡位,总之是乱糟糟——没有谁能管得好你们皇家的事。
陈皇后由于性格的关系,没有野心。这倒减少了问题的复杂性。这个倍受先帝冷落的皇后,今后有一个情同姐妹的贵妃罩着她,不给她难堪。她也就心满意足了。这决定了她基本成了贵妃的同盟军,对贵妃的崛起予以默认。
至于上窜下跳的冯保,严格来说,只是个小角色。他虽然也有欲望,但这个欲望是在与贵妃的欲望方向一致以后,才能实现。而且,他升掌印太监是依例早该实行的,即使在此期间跃升,也并不为过。
他们各自都有可以让人理解的动机。
这一伙,唯一公然违规的地方在于,将太监列入了顾命行列。
这一点,高拱后来咬定是出于冯保擅自“矫诏”。私怨蒙住了他的理性。这诏不仅是李贵妃参与“矫”的,而且隆庆肯定是同意了的。可以仔细看看托孤那天的全过程。有据可查,让冯保参与顾命,隆庆完全知道,甚至可能就是隆庆的意志。动机何在?是为了将来制约高拱?是为了让内廷在他死后由强人来治理,以免发生混乱?还是什么?不得而知。
原因,亦是千古迷团。
但,要注意,即使宫内的一伙违背了祖制,也只是间接在向外廷挑战,而并不等于直接宣战。由高拱主持外廷的格局,他们这一方大概在目前还没有胆量来试图改变。大行皇帝(死了的皇帝)尸骨未寒,《遗诏》言犹在耳,他们有所顾忌。
此时张居正的态度,实际上很暧昧。他并不是后宫这一营垒里的一员。他所做的,无非是给冯保一个大大的支持,务必不要使冯保倒台。因为冯保确实可以在内廷对高拱进行制约,起码在奏疏上,就可以扣住不发还内阁票拟,给你捣捣乱。如此,就能减轻高拱对他张居正的压力,使得这个郁闷次辅的生存环境宽松一些。
“三巨头”也好,“铁三角”也好,他们的勾结,是因各自的利益找到了一个交汇点。而并不是信念的一致。
高拱如果看清了这一点,就不应该对“违背祖制”有过激的反应。道理在于,一,大明是人家的大明,不管隆庆如何托孤,你也成不了人家的一家人。人家想干什么,只要不直接触犯你的利益,不妨可以装一装近视。
二是,如果你让了这一步,那么对方在道义上就有亏。中国哲学曰:“做贼心虚”。他们就有可能对你也做一些让步,使你有意外所得。
其三,是不应该对冯保的蹿升太过意气用事。局势今非昔比,决战不一定有决胜的把握了。你不妨就让他跳,他陡然蹿红,难免要乖张。也许不用你出手,自然有看不过的替你收拾他。
其四,中国哲学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隆庆死了,但隆庆时代的文官体系毫发无损。你高拱领袖外廷,如果在小皇帝的治下继续兢兢业业,不出什么毛病,李贵妃立足未稳,想无端就干掉一个首辅兼首席顾命大臣,基本是不可能的。她犯不着去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
他们这一伙,走了一步违规的棋,只要你不逼他们,接下来自然会相安无事。
这时候,高阁老最正确的战法,就是不战。尤其要避免决战。
如果万一有别的人要收拾冯保,你就可以出来摆平了。这样,政治得分就有可能最多,首辅的地位也就江山永固了。
但是,中国哲学又说了:“既生瑜,何生亮。”在咱们的河南,偏就出了这么一个死倔死倔的高老头。
忠君,忧国,恪守礼法,嫉恶如仇。孔孟在他那儿,是一字不能改的真经。他决不低头,他不会审时度势,他也不想装聋作哑。
你说他器量狭小?娘的,没屌的家伙都和我堂堂首辅平起平坐了,还要我讲器量?真是中国哲学里讲的“只许那什么什么、不许那什么什么”了!无耻,无耻之尤啊!
拂去利益之争的表面,说到底,他还是有血性的。
高老,中国哲学说:“勿以成败论英雄。”有无数的人,知道你是好人。人与禽兽,相差几希?会识文断字?会张口说话?不!就是这么一点点血性!
此时的高拱,既看到了潜在的危机,也不免失之轻敌。对新崛起的掌印太监冯保,他根本没放在眼里。嘉隆两朝多少元老都被他赶下了擂台,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太监,又有多少战斗力?但是冯保的突然冒出,又使高拱看到了中官勾结后妃、压制外廷的迹象,这是动摇国本的勾当啊!多少历史惨剧,就由此而发生。风起青萍,不得不出手了!
宦官,宦官又是什么东西?
英宗时的王振、武宗时的刘瑾,为害之烈,至今士人思之胆寒!
高拱检点了一下自己的阵营,六科十三道的言官、六部九卿的大老,都还能用命。号令一发,狂澜涌起,不怕你个小小的冯保淹不死!
他先向两位阁僚做了工作,但遗憾,都未能有如愿的效果。
高仪本是由高拱引进的,原想他应乐于从命,但尽管高拱慷慨陈词,高仪却只是态度模糊。老家伙老了,不愿多事。仅是对高拱说:“公说的对,自是大丈夫事!但祸福难料,我不敢赞同,也不敢劝阻。”
高拱又忽发奇想,想争取张居正加入。毕竟是士林中人,对他晓以“君国大义”,不可能不起效果。张居正此时正奉命在天寿山考察大行皇帝的葬地。为了表示诚意,高拱特派心腹韩楫前去与张居正通报,相约“建不世功,与公共之”。张居正很难想象高拱竟会幼稚到这种程度,他不好有别的表示,只说:“此功何止是百世啊!”
韩楫走后,在暑天野外奔走了几日的张居正,头痛欲裂。高、冯斗法,他本可以坐收渔人之利。但是,高拱如果胜了,自己的状况不会更好,反而有可能更糟。去年的下半年,高拱曾风闻,张居正收了徐阶家人贿赂的三万两银,所以才为徐阶百般回护。怪不得!高老头忍不住,当面讥讽了张居正。
这真是无妄之灾!张居正急的指天发誓,“辞甚苦”(估计是“我受贿我就是王八”之类)。高拱才觉得过意不去,略作道歉而作罢。
两人裂隙,严格说就从此事而来。张居正万分愤慨:堂堂大国首辅,竟疑神疑鬼到这种程度,又如何共襄大业?他和冯保的走近,也就是自此时起。
在官场中一贯“粗直无修饰”的高老,就是这样痛失同盟军的。
对张居正来说,假如冯保能在这一回合里取胜,情况就将大为不同。起码高拱的力量会受到有力压制,为他张居正腾出一个大大的空间来。而做进一步设想,假如高拱就此翻车,那么外廷的事情,冯保和李贵妃是不能直接来操作的,必须要有一个素有人望的大臣顶上。
这个人,非他张居正莫属。
因此,高拱的所谓“百世大业”,他张居正怎么能搀和?张居正清楚,高老的攻势一旦发动,就将是惊涛骇浪般凶猛。他必须马上通知冯保,不能坐以待毙。
京城与昌平的大道上,快马疾如流星。
冯保知道这消息后,自会有他的一番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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