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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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奏疏，比较讲究策略，并没有主攻严嵩，而是重点打他的“软肋”——为虎作伥的严世蕃。
他说：严家小子凭借父权，擅自卖官，广收贿赂，致使干部选拔法完全败坏，卖官居然公开叫价。因为有一批小人趋炎附势，竟然把价钱给步步抬高！最高法院科长项某人，花了一万三千金转到了组织部任职；举人潘某人，以二千二百金得了个知州。部里和各郡的小官，都动不动行贿以千以万计，公卿大老就更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了。平时从中担任买官卖官“经纪人”的，居然不下一百多人。其中，严首辅的孙子、家仆、幕客（帮闲师爷）尤为猖獗。
以仆人严年为例，士大夫中的无耻者竟称呼他为“鹤山先生”，首辅过生日，他居然能拿出一万金的寿礼。跑腿儿打杂的都富到如此程度，主人又该如何！尤为骇人听闻的，是严世蕃在丧母期间，聚嫖客，抱小姐，“恒舞酣歌，人纪灭绝”。现在天下水旱频仍（天灾连连），南北多警（有鬼子进犯），但严氏父子，只知道日日搜刮，中央地方各种机构，无不将民脂民膏搜罗一空，以填他们俩的欲壑；如此干法，“民安得不贫？国安得不病？天人灾变安得不迭至？”
英明的皇帝，请您立斩严世蕃的头颅，悬之于市，以作为人臣不忠之戒。要是我上述有一句话失实，甘愿受刑掉脑袋。此外，严嵩溺爱恶子，受贿卖官，也应立刻打发他回老家歇着，还我们一个清廉的政治空气（见《明经世文编》）。
这些话，都是老话，说了十多年了，皇帝充耳不闻。可是这次，见效了。嘉靖阅奏后，“勒嵩致仕，下世蕃等诏狱”（《明史》）。
——勒令严嵩退休，严世蕃下天牢待审。姥姥的，你终于翻船了！
五月十九日，诏旨一下，举国欢腾。
——说来，似我等草民百姓，一生平淡如飘萍，唯有三件事能让我们欣喜若狂：一是连绵多年的战事以我方胜利而告终（譬如“剑外忽传收蓟北”），二是旧朝崩溃、新朝崛起（譬如“满城尽带黄金甲”），三是奸臣垮台、万象更新（譬如“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
余生也晚，只赶上了最后一件。那种解脱感确实无以言表。
罢官一个月后，83岁的老严嵩蹒跚离京，回老家袁州去了。浮华一梦，尽皆成空。这条回乡的路，不大好走啊！
严世蕃被判流放雷州卫，那地方离天涯海角也不远了。其余孙子辈、以及邹应龙折子上点到的恶仆帮闲，系狱的系狱，充军的充军。就连那两个买官的小子也没跑得了，一个死在狱中，一个充军边远卫所。
徐阶顺理成章执政，内阁基本是他说了算。他坐进了原来严嵩的值班室，贴出标语：“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用谁不用谁）刑罚还公论”，显示出新气象来。
当然，他还在思考，严嵩这百足之虫，还没有僵，还要设法再给他来个致命一击。对付恶人，就不能讲妇人之仁。
张居正过去曾经对徐阶的忍让颇为不满，在回乡前的告别信中，甚至有所暗讽。但是徐不为所动，坚持乌龟战略，终于看到了对手败亡。张居正现在当然很服气了，更加留意徐阶的处事之道。徐阶对张的器重，是始终如一的。他有意保护张居正不卷入任何政争，只留在幕后。冲冲杀杀的事情，决不让他干。
张居正自然明白老师的苦心，也决心有朝一日大干一场。
狂歌袅袅天风发，未论当年赤壁舟。
这诗，写于严嵩垮台的当年秋天，也还算是有些鸿鹄之志吧。
朝局一步步地在好转。徐阶不愧是一代名相，他当政之后，平反了一些冤案，嘉靖一朝原先的戾气有所缓和，锦衣卫不再频频出动，人们为了国事也敢于讲话了（朝士侃侃）。对付嘉靖，他也有办法加以疏导。皇帝的乖僻性格，慢慢有所改变，对徐阶竟然“谆恳如家人”。
另一边，此时的严嵩，在家里还做着东山再起的好梦，不时的给皇帝送去点儿祝寿颂辞和鬼画符。皇帝毕竟念及他几十年的苦劳，时时流露出有所不忍。严嵩便向皇帝近侍行贿几千万金，令他们揭发那个蓝道行的“非法活动”。结果蓝道行被下狱，死在狱中。垮了台的严嵩，居然顺利报了这一箭之仇。
严世蕃也没有去卫所报到，而是在半路上潜回了老家。他不思悔过，反而收留亡命徒，抢女人、劫商旅，横行不法。又召集了工匠几千人大造府第。
此事被南京巡江御史林润得知，就上疏称：严世蕃收留江洋群盗，日夜诽谤时政，蛊惑人心。又以建屋为名，召集勇士四千名。市面上人心惶惶，都说要出大乱子，形势难以预料。
嘉靖看到折子里说严世蕃居然要谋反，不禁震怒，立刻下令第二次逮捕严世蕃，解到京城问罪。
其实，谋反是不大可能的，工匠也不是什么勇士。但是，不用这阴损一招，又怎能斩草除根？诸臣把严嵩的那一套，也学的差不多了。
严世蕃却不怕，在监狱里放了话出来：“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
他凭的什么呢？
在这最后的格斗中，已是严世蕃在与徐阶较量。那老严嵩害人的本领，也不过是倚仗皇帝恩宠，暗地里做手脚杀人。一旦摆出堂堂之阵，倒也看不出有什么作为。
严嵩下野、严世蕃逃回原籍后，严家最忌惮的，是徐阶。那徐阶知道事情尚未完成，照旧示之以弱。严嵩派亲随去徐府打探，徐阶只说：“没有严公，哪里有我今日。忘恩负义的事情，我做不来。”并且连连致信问候，一如往昔。这伎俩不仅瞒过了严嵩，连聪明绝顶的小严也着了道，松口气道：“徐公不我毒。”——老徐不会害我们。从此在家招兵买马，肆无忌惮。
老徐大概只在心里笑吧：不如此，你们怎会在临死前猖狂一跳？我又怎能抓住把柄“毒”得了你？
待小严进了诏狱，知道是上了徐阶纵虎归山的当，但他自有主意。在监狱中接见严氏旧党，密嘱：“贪污一事，皇帝不在意，死不了人，你们放心好了。聚众造反，查无实据，你们可以当众吹风，让法官在定案奏稿上删去谋反一节。告诉他们，杨继盛、沈炼案才是关键，不列入罪状，岂能扳倒严氏？”喽罗不解，小严笑道：“杨、沈两案，毕竟是皇上主裁，要翻案，那就是揭了皇上的面皮，触怒天颜。我等自然可以解脱。”喽罗恍然大悟。
一提起要为杨、沈翻案，京中群情振奋。刑部尚书黄光升等“三法司”（即：刑部——最高法院；都察院——中央监察部；大理寺——复审法院）首长果然中计。将杨、沈两案写入罪状，拟成奏稿，准备要搞死严世蕃。
为此，他们三人前去向徐阁老讨教。徐阶只要过草稿来看，看罢一笑：“法家断案，谅无错误。请你们进内厅里面来谈。”
进得内室，屏退左右，关好了房门，徐阶问：“你们的意思，是想救严公子活命吗？”
三人争相答道：“小严一死都抵不了罪，岂能让他活？”
徐阶道：”既然想要小严的命，那么为何要牵入杨、沈两案？“
大理寺卿张守直道：“用杨、沈事，正是要他抵死！”
徐阶笑道：“杀杨、杀沈，都是严嵩巧妙利用皇上的旨意。可是皇上英明，能承认自己不对么？你们这奏章一上，皇上必然疑心是法司借本案张扬他的过错，要发脾气。你们这几位，恐怕就有不测，反是那严公子没事，骑驴款款出都门去了！”（《明史•严嵩传》）。
三法司首长这才如梦方醒，连忙请徐阁老指示。徐阶便拿出自己写的草稿，让三人看了。三人不由得叫好。当即让严府的文书誊清，三人盖了大印，封好送上去了。
徐阶的这个稿子，只字未提杨、沈冤案，重点有三个，一是说严嵩的亲信罗龙文与著名的倭寇头头汪直“交通”；二是说严嵩听信江湖术士的话，以南昌有王气，于是造起豪宅，规模不亚于皇宫；三是说他勾结“宗人”（旁系皇族），窥伺“非常”机会，聚集亡命徒，“北通胡虏，南结倭寇，诱致外兵，共相响应”。
这次嘉靖感到十分震惊，令再次核实。
皇帝不愿意被蒙，也很难相信严阁老会堕落至此地步。
徐阶揣着圣旨出了长安门，叫了三法司的首长到自己家，再写奏本，曰：“事已勘实，其交通倭寇，潜谋叛逆，具有显证，请亟正典刑，以泄人神之愤！”（《明史纪事本末》）
密室定案书，就这样出笼了。可怜权奸严嵩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交通日本”。
徐公的这次谋划，连同书吏在内，天地间只有五个人知道，断无任何泄露的可能。中国的政治，多出于密室，就是类似于此。严世蕃在监狱中哪里能知道其中内幕，只听说是黄光升等拟的奏疏已将杨、沈案列入，不由大喜。按照他以往对皇帝心理的揣摩，折子上去，不出十天，他就可骑驴走出城门了。
他与同案的罗龙文关在一起，两人谈得高兴，买通狱卒叫了酒来痛饮。小严此时，只是恨当日为何不取了徐阶的首级？十分怨恨父亲养虎遗患。眼下，只有等圣眷恢复，再来收拾那个老滑头及其同伙。
不想，第二天，三法司的主官前来提堂，徐阶也在座。堂上甩给他看的，就是那个写有三大罪状的奏疏。严世蕃读了，面如土色，连呼冤枉，嚷道：“徐公！徐公！你定要我父子死吗？”
徐阶冷笑，将压抑了十多年的恶气，一口呼出：“哼，自作孽，不可活！”
这就是“再勘”的真实过程。再过一日，即有旨下，“命斩世蕃、龙文于市”。两人听了，相觑愕然，只有抱头痛哭。不一会儿，家仆闻讯赶来，叫赶快写遗书交给严嵩。小严浑身颤抖，竟不能书一字。
不多时，有监斩官到，一声大喝，命捆绑起来，押赴西市——任是有多少才情，以及往日的风花雪月，都毕了！
京师民众闻听消息，无不欢天喜地，纷纷携了酒到西市法场去看行刑。严氏的名声太坏了，人人皆恨。那仇恨，已超出了利益层面，变为民众情绪的宣泄口。这也是徐阶敢于这样做的一个民意背景。
徐阶彻底斗败严氏，显然是有猫腻在内，胜之不武。但面对可能的猖狂反扑，为了自己和同僚的身家性命，不如此，又能如何？
此次小严的丢命，说明一个规律：恶人逼人太甚，同时他自己也就走在了悬崖边上。可见，凡事不能做绝，才是硬道理。
史家对于徐阶的这个玩法，多持有原谅态度。手段并不重要，目的才是一切。
圣旨中还有一条，就是将严嵩削职为民，并命江西巡抚（省长）和按察使（省政法主官）负责抄家。此次共抄得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余万两，另外还有珍奇异玩价值数百万银。这些财富，足可抵大明中央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且后世有人认为：严家的资产应该远不止这些，仅严世藩瞒着严嵩私藏的黄金，就有十多窖。抄家所得的财富与前代的宦官刘瑾相比，尚不算十分惊人，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被有意压低，或者在地方官执行的时候，流失了很大一部分。
嘉靖对严嵩居然如此贪财倒是很感意外。至此，他对严嵩仅剩下的那一点点怜惜，也全都消散了。
据说，在抄家时，严嵩恳求巡抚大人给他留一些药品。
大人问：“可有能治刀剑红伤的药？”
严嵩答：“有，有，多乎哉！”
大人遂正色道：“请问那东西能否治好杨继盛颈上的刀伤？”
严嵩只能无语。
天道轮回，夫何言哉！
严嵩侥幸没死，但在政治上已经等同死亡，断无复生的可能。
他的几个孙子和那些恶仆，全部被判刑、流放。严嵩孤独一人被驱逐出门，房产被查封。
此后的生涯里，据说他曾经靠乞讨为生。
一年多以后，87岁的一代奸雄，在家乡墓地一间看守坟墓的草屋里，咽了气。也有人说他是寄居在一位故旧家里死去的。
在这凄风苦雨的一年时间里，足够他回味往日辉煌的了。他无数次想过的，也许只有一个问题——打了一辈子鸟的人，为何被鸟啄瞎了眼睛？
五、内阁门外的最后一级台阶
【难忘的嘉靖四十五年】
徐阶是个思维缜密的政治大佬，在他的囊中，揣了许多棋子。自他担任首辅以来，他就一粒一粒地在布子。而张居正，是他最中意、且又是最后的一颗棋子。他的这种眼力，使他在晚年得益不少，否则，下场不会好于严嵩太多。这我们在后面就能看到。
他对张居正的栽培，处处都有心机。当年他提拔张居正担任国子监司业，使张在众多监生中有了威望，这是在为张居正积蓄做大事的资本。明代由监生入仕而任各级干部的，有一定的比例。在他们中间，酝酿出一种“谁人不识张江陵”的气氛来，到日后，必会有用。
嘉靖四十二年，也就是严嵩罢相的第二年，徐阶又把张居正的位置挪了一挪，推荐他去参与重校《永乐大典》，同时又让他担任修撰《兴都志》的副总裁，实际主持全盘工作。总裁是老徐自己和另一位大学士袁炜。
这是一次精心的安插，目的是为了能让张居正在嘉靖皇帝那儿有个深刻印象。
这所谓的“兴都”，就是湖广的安陆，这地方在嘉靖一朝非同小可。这里是嘉靖的亲生父亲兴献王的封地。嘉靖继位，是由于武宗（正德皇帝）无后，从旁支选了一个入继大统的。当了皇上后，他忽发奇想，要把自己死了的老爹也封个皇上，在执政初年，狠狠的闹了一场“大礼议”风波。这本来就是胡来，没有任何法统依据，但他终于力压群臣如了愿。
兴献王成了皇帝了，安陆也就改了名字叫“承天”，同时还有一个尊称叫“兴都”。《兴都志》（又名《承天大志》）是嘉靖为自己的“正统”出身造舆论用的，所以每一篇稿件都要亲自过目。
张居正在编辑这部《兴都志》的时候，荣耀是荣耀，却发挥不了什么才能。写的东西，无非是马屁文章。有人明知是马屁文章也要随时欣赏，所以只好胡吹。比如，把兴献王比做周文王，什么“我献皇帝，天纵圣哲……迈于周文”，这基本是胡说八道。又称嘉靖乃“今之尧舜”，就更是令人瞠目。不错，确是尧舜。但是，是假冒伪劣。
张居正才是真正的“天纵圣哲”，能来写这种玩意儿，证明他已历练得有点功夫了。在一个疯人充斥的世界里，你也得做一个疯人才显得比较正常。
那个与徐阶两人同为阁老的袁炜，是个最著名的“青词宰相”。张居正写的稿子，他要死劲删改后，才能递上去。袁炜后来病死了，张居正的稿件直接拿上去后，嘉靖并不十分满意，认为吹得还不够——鬼都不看的东西，却要耗费很多精神来写！
嘉靖四十三年，《吹牛大志》总算写完了，徐阶立马又挪动了张居正一下。让他任右春坊右谕德（虚衔），实职是裕邸讲读（裕王府的讲官，从五品)，给皇子当老师去了。嘉靖那时未立太子，所生八子死了六个（都让太上老君给召去了）。裕王是现存仅有的两位之一，而且是长子。按照立长原则，裕王是皇位第一继承人。
徐阶的这个安排，用心良苦啊。
张居正这个人，写阿谀奉承的奏章写不好，如果爱听马屁的嘉靖再多活个十年二十年，可能也就把他给埋没了。那种玩意儿，也确实得脸皮够厚才写得出来。
譬如那个擅长此道的大学士袁炜，看见发生日偏食，一件本是不吉利的事，他偏要上奏祝贺，说：食仅一分，与没发生差不多，因此臣等不胜欢欣。还有，听说皇帝养的猫死了，又赶忙写悼词，说那是“化狮为龙”。——简直晕死！
唉，读书人，你为什么不羞耻！
而张居正的才学见识，却是实实在在的。在裕王府讲读，也就是给裕王讲课，“王甚贤之，邸中中官亦无不善居正者”(《明史•张居正传》。就是说，裕王很善待他。王府中的太监也无不和张居正友好。据说，他讲课的时候，“必引经执义，广譬曲谕，词极剀切”，讲得非常到位，裕王往往目不转睛地盯住张老师，以表示崇高的敬意（《文忠公行实》）。王府的侍从大太监李芳对他也极尊重，经常向他请教书中道理，谈话往往涉及到天下事。
这一段实践，也见出了张居正的本事——善于和太监们周旋。他后来执政时，与在内廷掌实权的太监关系处理得很不错，从这里就看出了苗头。
裕王的弟弟是景王，两人都不是太子，于是关系就很微妙。嘉靖原来立过太子，但是死了，按理裕王就该晋封太子，但嘉靖听信了道士陶仲文的话，相信所谓“二龙不能见面”的说法，就长期不见裕王，不重新立太子，反而对景王很欣赏。而景王想要夺嫡的动向，在宫中已不是什么秘密。严嵩当国时，倾向的是景王；而徐阶、高拱等则是拥裕一派。那时，谁也说不清楚将来的变化，干脆就赌吧！反正到时可以据理力争。看来，徐阶把张居正安排到裕王身边，也是冒了一定风险的。
所幸，嘉靖四十四年，景王也蹬腿儿了。裕王才算坐稳了皇位继承人的椅子。这个结局，注定了阿里巴巴的大门迟早要对张居正打开了。因为依例，东宫（太子府邸）的讲官，是一定要被任命为阁臣的。
徐阶对张居正的前途下的这一注，就这么赢了。
张居正进入裕王府侍讲，应该说是接替了另一个非凡人物，就是高拱。这也是一条人中之龙。在某种意义上，他简直就是张居正的一个翻版，志趣、才干、抱负、见解，无一不同。只不过跟夏言一样，刚有余而柔不足，所以，没有张居正那样的好运气。最终，只是一颗惊鸿一瞥的政治流星，直到晚年还为此愤愤不平。
高拱比张居正年长十多岁。他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仕途经历跟张居正一模一样，学而优，则仕。17岁乡试夺魁，嘉靖二十年中进士。选了庶吉士，两年后当了编修。
王世贞说他“刻苦学问，通经义，务识大指，为文不好称词藻，而深重有气力。”（《嘉靖以来首辅传》）看来，也是一个务实的人。裕王府刚一建立的时候，他就出任侍讲，一干就是九年，为岌岌可危的裕王出了不少死力。裕王待他，视为最可信的人（王深倚重之）。
当时景王也想当皇帝继承人，朝野流言四起，人心汹汹。裕王整天胆战心惊，不仅嘉靖有时侯疑心他不轨，连首辅严嵩也敢于欺负他，竟然派了小严来责问高拱和另一位讲官陈以勤：“听说你们殿下对我们家大人不大满意啊，是怎么回事？”高拱等人都竭力做了周旋。
高是性情中人，对权势熏天的严嵩也不大在乎。一次严嵩作寿，傲然出场，百官躬身迎候。高拱就笑出声来，说：这场面，叫我怎么想起了韩愈的《斗鸡诗》——“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待”。言罢，全场笑倒一片，严嵩也只能是哈哈。娘的，成鸡了我！
后来他离开王府去任国子监祭酒，裕王送了他很厚的礼，且难舍难分，“哽咽不能别”。以后王府里无论大小事，裕王都要派了太监去问高老师。一次，想老师想得厉害了，就让太监送去一幅字，写着“怀贤”两字；不一会，又派人送去了两个字，是“忠贞”二字。世态炎凉中，高拱显然当得起忠贞之士的名号。
张居正几次都和高拱凑到一起，在裕王府，是同僚；在国子监，也在一起；修《永乐大典》，又在一起。他都是担任高拱的副手。对高拱，以兄长事之。
两人气味很相投。当时人评价是“谋断相资，豪杰自命”。且又“相期以相业”，也就是彼此鼓励，将来一定要入阁，好好干一番。
两人对嘉靖朝的弊政，都看得很清楚。官场废弛，边防涣散，民力疲惫，他们心中是有数的——等老子们上手再说吧。
每读史至此，草民我不由得感慨丛生。想我们年轻时，也都有雄心大志，不说想上凌霄阁之类，心想未来做一名督抚，总还是小菜一碟吧。哪里知道，命运全不由你自己把握，甭说督抚，就是“以科长、处长相期”，也大都一梦黄粱。有那极少数梦成了的，也差不多快累吐血了。
几百载之下，遥想当年公瑾式的人物，凭栏处意气风发，真是徒有羡慕，徒有羡慕啊！
在相对祥和的气氛中，堪堪来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这一年，有几件大事值得一书。
严嵩被扳倒后，政坛说是祥和，实际嘉靖的老毛病没改多少，照旧是装神弄鬼，且愈演愈烈。皇帝好什么，臣子就忽悠什么。那时候，各地都争献“祥瑞”（上天赐给的吉祥物），比方什么冬至甘露、乌龟蛋、白毛雀，硬说都是出自皇帝老祖宗陵墓上的。
嘉靖欣然接受，不疑有他（谁还能怀疑拍马屁的？）。一有祥瑞，礼部官员就赶紧奏请，让百官给皇帝上祝贺的帖子（进贺表），又告太庙（把那些玩意儿放到祖宗庙里供着）。
事情越闹越离谱。一次，嘉靖在晚上坐着发呆，一回身，看见身后桌子上有一只新鲜桃子，就问：桃从何来？贴身太监善于拍马屁，灵机一动，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符合牛顿定律）。嘉靖大喜：“哦，天赐也！”立即下令举行五天的谢恩大典。庆典还没完，第二天，“天上”又掉下一个桃来，而后，宫中养的白兔、白鹿又接连生崽儿。真是好事连连啊，朝中为此忙了个不亦乐乎。
太监见嘉靖确实糊涂了，就干得更起劲，没两天，又放了几颗药丸在他床上，也说是天上掉下来的。
那嘉靖也不想一想，就算天上能掉桃子和药丸，深深大殿，它也没法从窗户进来、拐着弯掉你桌上啊！人独揽大权久了，总有点儿白痴。
这桃子就是太监从宫外菜市场买的，也可能是没收小贩的，拿来给皇帝尝鲜。张口一撒谎，收不住了。至于白兔、白鹿产崽儿也是偶然，动物生孩子也是到日子就生的事，跟人无关。
嘉靖感觉良好，认为这吉祥三宝，“天眷非常”。太上老君那是特别地看好我呀（见《明世宗实录》）。
但有人不看好，谁？就是那个后来大名鼎鼎的海瑞。海瑞那一年是户部云南司的小官，管的是钱粮财税之类的事，宫内外乱七八糟的祥瑞事件，本与他无涉。但他实在看不过了。
嘉靖四十五年二月，他上了一份疏奏《治安疏》。这里要说明一下，此“治安”非彼“治安”，不是说社会的治安状况太差了，到处男盗女娼，而是劝告嘉靖要好好治国、安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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