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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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路又嚣张了!”世铎惴惴不安地跟孙毓汶说:“要杀直隶总督的头,要抄内务府大臣的家。这样子下去,如何得了?”

  “王爷,咱们等着看好了。”孙毓汶说,“莱山有办法。”

  他是从张佩纶慈眷不衰得到明证那一刻起,就已大起戒心。言路嚣张,自然要设法抑制,而擒贼擒王,又得在一批清流班头上动脑筋。第一个当然是张佩纶,第二个是陈宝琛,只要拿这两个人制服了,其余便不难对付了。

  由于慈禧太后和醇王都很欣赏张佩纶的才气,孙毓汶便将计就计,想了极妙的一策。他向醇王进言,法国兵舰侵入厦门、基隆之间,闽海防务吃紧,非派张佩纶筹办福建海疆事宜不可。因为第一、张佩纶才大心细;第二、海防一向由李鸿章主持;闽海防务如果不能得北洋的全力支持,根本无从谈起,而张佩纶与李鸿章的关系极深,必能和衷共济。换句话说,派张佩纶到福建,等于就是课李鸿章以筹防闽海的责任。

  在他的想法,张佩纶此去,书生典兵,必无善果,不但调虎离山,而且也是借刀杀人。万一师出有功,那也很好,无论如何是枢廷调遣有方,比起恭王和李鸿藻用唐炯和徐延旭,岂不是强得太多。

  当然,醇王不会知道他肚子里的打算,只觉得张佩纶确可大用,所以欣然同意。

  于是孙毓汶提出进一步的建议,以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吴大澂会办北洋事宜。

  这就有些匪夷所思了,“陈伯潜纯然书生,诗做得好,没有听说他懂军务。”醇王有不以为然之意,“而且,他江西学政也还没有满任。”

  “不必他懂军务,军务有曾沅甫在,他不懂不要紧。”孙毓汶答说,“曾沅甫也是主和的,对于两江防务,不甚在意,有个陈伯潜在那里坐催,他不能不鼓舞振作。王爷,这就跟在马号里拴一只猴子,是一样的道理。至于学政虽为三年一任,两年就调的也多得是。朝廷用人自有权衡,那怕刚到任就调差,又有何妨?”

  猴子的比喻虽轻薄,倒也贴切,伏枥过久,筋骨懒散,虽骏骨亦成驽下,所以养马之法,常在马号里拴一只猴子,利用它跳踉撩拨,时刻不停地逗马活动,代替溜马的功用。陈宝琛书生虽不知兵,而主战,若是会办南洋军务,自然不容曾国荃偷闲苟安。醇王觉得他的话也不无道理。

  不过,“吴清卿虽说带过兵,打洋枪的准头甚好,比起李少荃来,可就差得太远了。”醇王问道:“何用他去会办北洋?”

  “这跟用陈伯潜会办南洋的作用差不多。李少荃一向不主张用兵,保全和局,这当然是对的,就怕他求和之心太切,万一必得开仗时,暗中阻挠。有吴清卿在那里,至少也是个耳目。”

  “这倒也是。就怕李少荃心里不高兴。”

  “不碍。”孙毓汶答道:“李少荃最敬重王爷,不妨给他去封信。吴清卿到北洋,决不是分他的权,只不过吴清卿也练了两三千的兵,供他驱遣而已。”

  醇王的耳朵软,很容易为人说服,所以经过孙毓汶的一番解释,不以为然的初意,涣然而消。当然,他决不会想到孙毓汶不但是调虎离山,而且还包含着借刀杀人的祸心。曾国荃、李鸿章岂是好惹的?陈宝琛与吴大澂如果自恃清班,傲慢不驯,或者急于图功,不知进退,惹起曾、李的猜忌之心,随时都会上奏参劾,那时欲加之罪,不患无辞,一下子可以将清流投入浊流。

  于是第二天就有上谕:

  “通政使司通政使吴大澂,着会办北洋事宜;内阁学士陈宝琛,着会办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着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均准其专折奏事。”

  见到邸抄的人,包括张佩纶自己在内,无不觉得大出意外,尤其是陈宝琛会办南洋,真是叫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因此,从王公大臣到微末闲员,凡是关心时局的,都以此作为话题。

  正在病中的恭王,岂有识不透其中机关的道理?只是不便揭破,但到底是爱才的人,不免替陈宝琛担心。

  “两江可有得热闹了!陈伯潜的福建官话不容易听懂,曾沅甫的湘乡话,有人说象牛叫,两个人怎么能谈得到一处?”他这样对来探病的盛昱说。看似诙谐,实有深意,盛昱当然了解。

  接下来,恭王又论另外两名“新贵”。他认为李鸿章曾经保过吴大澂,所以对新派的这位“会办”,不致有何成见,如果吴大澂能跟北洋衙门的文武官员融洽相处,境况将会比陈宝琛好得多。

  至于张佩纶的新命,无疑地是腾踔云路的开始,“幼樵的身分跟他们又不同。南北洋原有大臣,闽督则并无专办海疆的成命。所以幼樵名为会办,实在是钦差。而况,”恭王笑道,“幼樵的奥援很有力量,不光是朝中的力量。”

  这是指李鸿章而言。所谓“不光是朝中的力量”,意思是说还有北洋水师的实力,以此支援张佩纶,则岂浙总督和船政大臣,亦不能不拱手请他主持闽海筹防的全局。

  “提到这一层,”盛昱忍不住又要直言了,“我最不佩服幼樵。李相诚然是国家柱石,然而凡百作为,闽无可议之处?幼樵以风骨自见,责人务求其苛,何以弹章不及于李相。而且爱屋及乌,连‘李大先生’亦幸免了。这何能教人心服?”

  “李大先生”是说李瀚章,他的官运确是由“李二先生”而来的。恭王笑笑答道:“我佩服少荃的手段,就在这里。能收服张幼樵,实在比如来佛收服齐天大圣还难。如今幼樵会办海疆,更是收发由心了。”

  最后这句话,骤听费解,要细细体味,才能参悟出其中的深意。李鸿章自然要保全和局,但主战的论调抬头,朝命严饬北洋水师投入战场,李鸿章既不能抗旨,又难以挽回,会遭遇极其困难的局面。如今由张佩纶出面筹防闽海,则一切情况都在掌握之中,要和要战,自然收发由心。

  了解到这一层,盛昱倒不免替张佩纶为难,因而问道:“幼樵平日持论侃侃,忠义奋发之气,溢于言表,将来局势变化,果真不免于一战之时,他又如何回护李相,保全北洋的实力?”

  恭王笑笑,这一笑使得盛昱微感不快,因为那有笑他书生不晓事的意味。

  不过笑归笑,还是给了盛昱很明白的解答,当然那有着教导后辈的味道:“你没有到那种位置,也没有做过那种要承人意旨的官,自然没有这方面的阅历。象这种情形,李少荃最善应付,俗语说的是:‘雷声大,雨点小。’又道是:‘只拉弓,不放箭。’拿面子糊弄过去,徐图挽回,十之八九可以奏效。不过幼樵到底不脱书生的本性,是不是肯完全听任少荃的摆布,大成疑问。”

  说到这里,恭王面有忧色。这使人费解,盛昱率直问道:

  “难不成这样子倒不好?”

  “不好!”恭王摇摇头,“李少荃到底才大心细,有他整套的办法,如果肯听他的,必有效验。果然象左骡子那样,一万个不佩服,处处别出手眼,倒也能弄出一个样子来。就怕样样听他,到了关节上自己又有主张,那非偾事不可。”

  这自然是极深刻的看法,但如何偾事,却无从想象。盛昱的心热,颇很想写封信对张佩纶有所规谏,只是着笔颇难,而且清流中他们已分道扬镳,为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也决不会有人认为他的逆耳忠言,出于善意。这样一想,多一事就不如少一事了。

  在张佩纶,却兴头得很,精心构思,撰了一通谢表,以范仲淹、陆逊自拟。接着便打了个密电给李鸿章,请教进止机宜,到第二天李鸿章的复电到达,才递谢表。

  照规矩当天召见。这是张佩纶第二次“独对”,慈禧太后颇有一番奖勉之词,然后谈到对法的和局。李鸿章与法国的代表福禄诺,已经议定中法简明条约五款,前一天刚由总理衙门据情转奏,慈禧太后便以此垂询张佩纶的看法。

  “和局务宜保全,请皇太后圣明独断,执持定见。”张佩纶的声音,清晰有力。接下来便解释必须保全和局的原因:“越南的军务,到此地步,已无可挽救。现在法国调集军舰,打算攻我台湾基隆,夺取煤矿,又要想夺我福建船厂,果然狡谋得逞,既不缺煤,又有船厂可以修理军舰,它们就可以一直撑下去,非索赔大笔兵费,不满其贪壑不止。所以如今的上策,是先了结越南的纠葛,全力筹防闽海。不然,兵连祸结,益发难以收拾了。”

  “唉!”慈禧太后叹口气,“越南的局势,弄到这样,提起来真教人不甘心。唐炯、徐延旭太不中用!”

  “唐炯、徐延旭当然有负圣恩,不过事权不专,督抚又不能同心协力,自难免失利。”张佩纶停了一下又说,“南方的防务,实以广东为重镇,广东的接济,能够源源不断,前方才可以放胆进兵。臣以为越南军务失利,不尽是唐炯、徐延旭的过失。”

  这话的言外之意,是在攻击张树声,慈禧太后自然明白,不过这时候不愿将话题扯得太远,所以没有再提广东。

  “张佩纶,你平日很肯留心时局,如今派你会办福建海疆事宜,总要筹个长治久安之计才好。”

  这话正碰到张佩纶的“满腹经纶”上,因而很响亮地答声:“是!”然后略停一停,大谈海防:“我中国幅员辽阔,海岸东起奉天、锦州,南到琼州、廉州,绵延万里之长,本来就防不胜防。加以俄国占据海参崴,想攻我混同江;英国取香港,法国取越南,葡萄牙取澳门,三路进逼广东;日本袭击琉球,志在台澎,形势对我更为不利。现在西洋各国在红海开运河,辟了一条捷径,而且安设海底电线,信息极快,一旦有事,征调军舰,极其方便。在我国,只能调集陆军,扼守海口,而在外国,进则有利,退则停泊在大海之中,我军望洋兴叹,不能追击,所以对他们并无害处。主客易势,劳逸不同,是我们最吃亏的地方。”

  这番侃侃而谈,言之成理而颇有创闻的陈奏,慈禧太后深为注意,“照你这么说,我们中国就没有法子防备了?”她怀疑地问,“总不致于吧?”

  “事在人为。”张佩纶答道:“水师宜合不宜分,宜整不宜散。同治年间,丁日昌奏请设立三洋水师,原折下督抚重臣议奏,左宗棠以为洋防一水可通,一有警报,兵轮可以齐集支援,倘或强划为三洋,名为各专责成,其实各不相关。李鸿章也说:‘沿海口岸林立,处处驻扎重兵,不但耗费浩繁,而且备多力分,主张全力扼守要害’。这都是老成之言,必在圣明洞鉴之中。”

  “是的,我记得他们当初是这么说。督抚的习气,向来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剿匪也好,对付洋人也好,一出自己的疆界,就撒手不管了。文宗在日,最恨各省这个样子,现在就是南北洋,争械争饷,也都不免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你这次到福建,务必跟总督、巡抚、船政大臣和衷共济。同为朝廷办事,办好了大家有功,一件事办坏了,共事的人,说这个有罪,那个反倒有功,是断乎不会有的事。”

  “是!”张佩纶加重语气答道:“臣必谨遵慈谕,任劳任怨。”

  “沈葆桢创办船政,很有效验。不过现在要制洋人,总还得另有一套办法。总理衙门跟北洋已经商量过这件事,你总知道?”

  “是!臣是知道这件事的。李鸿章跟总理衙门常有信使往来,反复讨论,现在意见差不多一致了。”张佩纶略停一下,用很有力的声音说:“欲求制敌之法,非创设外海兵轮水师不可,欲收横海之功,非设立水师衙门不可。”

  “你是说专设一个衙门管理水师?”

  “是!西洋兵制,水师都设海军部,兵柄极重。”张佩纶说:“总税务司赫德在总理衙门谈论军事洋务,亦劝我中国设立总海防司。水师既然宜合不宜分,宜整不宜散,自然宜乎专设水师衙门,统筹调度。”

  “设衙门倒没有什么,不过多用几个人。创设外海兵轮水师,只怕不是一两百万银子所能办得了的,这笔经费,从何而来?你们想过没有?”

  “臣等亦曾筹议,沿海共有七省,外海兵轮水师,既然一军应七省之防,则七省合力供水师一军之饷,亦非难事。所难的是,怕七省督抚,各持门户之见,不肯通力合作。”

  “这倒不要紧。谁要是不肯尽力,朝廷自有处置的办法。”慈禧太后想了好一会,用沉着有力的声音吩咐:“你好好写个折子来。一条一条,越详细越好。”

  “是!”

  “你这次到福建,虽说会办海疆事务,身分是钦差,福建的船政也可以管。”慈禧太后又说:“你赴任以前,不妨先到天津找李鸿章谈谈去。你不是跟李鸿章很熟吗?”

  “是!臣与李鸿章世交。”

  “你见了李鸿章,告诉他:朝廷待他不薄。多少人参他,我都压了下来。他也该激发天良,好好办事。”慈禧太后又说:“有人骂他是秦桧、贾似道,这话虽然过分,李鸿章也不能没有警惕。保全和局不是含混了事!”

  “是!”张佩纶说:“臣见了李鸿章,一定将皇太后操持的苦心,细细说给他听。”

  “现在国家多事,有好人才一定要让他出头。你向来遇事肯留心,可知道有什么能干的人?”

  张佩纶已听说有人保举江苏江安粮道张富年、浙江宁绍台道薛福成、安徽徽宁池太广道张荫桓,已分饬三省巡抚转知来京,听候召见。张富年他不熟,薛福成和张荫桓是知道的,都是干练通达,可办洋务的人才。但薛福成是慈眷正隆,已调任顺天府尹的薛福辰的胞弟,为恐慈禧太后疑心他有意迎合起见,所以只提张荫桓。

  “据臣所知,安徽道员张荫桓,虽非科举出身,很读过些书。以前在山东服官,阎敬铭、丁宝桢都很器重他。此人熟悉海防、商务,勇于任事,若蒙圣恩拔擢,臣料他不致辜负委任。”

  “嗯,嗯!也有人这么说他。”慈禧太后说道:“另外有才干的,肯实心办事的人,你也该随时替朝廷留意。”

  奏对到此,告一结束。张佩纶退出宫来,第一件事便是将召见情形,专函告知李鸿章。信到之日,正好李鸿章与福禄诺签订简约;一共五款,第一款是:中国南界,毗连北圻,法国约明,无论遇何机会,如有他人侵犯,均应保护。表面上好象尊重中国,实际上是法国变相取得越南的保护权。李鸿章当然懂得其中的奥妙,但他只求不赔兵费,其余都好商量,至于条约的文字,只要没有刺眼的字样,就可以瞒过言官的耳目。因此,画押以后,奏报朝廷,曲意解释:

  “自光绪七年以来,曾纪泽与法外部总署,暨臣与宝海、特利古等,往复辩论,案卷盈帙,均无成议,愈办愈坏。迨山西、北宁失陷,法焰大张,越南臣民,望风降顺,事势已无可为,和局几不能保。今幸法人自请言和,删改越南条约,虽不明认为我属邦,但不加入违悖语意,越南岂敢借词背畔?通商一节,谕旨不准深入云南内地,既云“北圻边界”,则不准入内地明矣。兵费宜拒一节,该国本欲讹索兵费六百万镑,经嘱马建忠等,历与驳斥,今约内载明,不复索偿,尚属恭顺得体。中国许以北圻边界运销货物,足为中法和好互让之据。”

  这“通商”范围与“兵费宜拒”,是朝廷特饬办理和约的要旨,另外还有一点,是要保全刘永福的黑旗军。这牵涉到北圻撤军,最费周章,简约第二条,就曾规定:“中国南界,既经法国与以实据,不虞侵占,中国约明将北圻防营,撤回边界。”但刘永福是否肯撤,大成疑问。

  刘永福和黑旗军的出处,是李鸿章最伤脑筋的一件事。几乎上到太后、下到小民,内而军机处、总理衙门,外而驻法使臣曾纪泽,都认为刘永福和他的部属,对国家不但过去大有功劳,将来还大有用处,所以从马建忠自上海陪福禄诺北上准备与李鸿章议和之时起,就不断有人上奏,包括张佩纶在内,无不要求保全刘永福。慈禧太后和醇王当然会顺应舆情,在指示李鸿章议和宗旨的四款密谕中,最后一款就专为维护刘永福而言。

  己之所受,恰是敌之所恶,李鸿章知道法国人在这一点上是不肯让步的,如果中国政府不将刘永福视作官军,依据五款简约第二款,从北圻撤退,法国就会当“土匪剿办”,这那里是保全之道?当然,刘永福自己知难而退最好,无奈这是不可能会有的事。至于李鸿章个人对刘永福的观感,倒跟法国人差不多,第一是痛恨,恨刘永福捣乱闯祸,害得和局难成;第二是轻视,断定刘永福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李鸿章就滇、桂边境的整个局势来看,认为刘永福是一块被重重围困,杀不出路来的“孤棋”。但是孤棋有两只“眼”亦可“做活”,从前的两只眼是唐炯、徐延旭,这两只眼现在变了自身不保的“假眼”,但可能又找到另外两只眼,一只眼是岑毓英、一只眼是唐景崧。

  因此李鸿章在开议之初,就有一个打算,关于刘永福的出处,唯有在和约中不谈。然而何以不谈又必得有番话搪塞朝旨和清议,所以复奏的措词,很费了些苦心:

  “至刘永福黑旗一军,从前法兵单寡之时,屡殪法将,法人恨之,必欲报复。上年曾纪泽迭与该外部商论,由中国设法解散约束,而法廷添兵攻取,意不稍回。去冬克山西,黑旗精锐受伤甚多,已受大创。今春刘永福募四千人援北宁,亦不战而溃,其御大敌何怯也,华人专采虚声,佥欲倚以制法,法人固深知其无能为役。此次福禄诺绝未提及,我自不便深论。将来该国另派使臣,若议及此,当由岑毓英、潘鼎新酌定安置之法。”

  这是极言刘永福不能“御大敌”,且为敌轻视,不值得保全。接下来,便想借重朝廷的力量,先解决刘永福,免得将来发生冲突,自己经手和约,脱不得干系:

  “目下和议已成,法人必无反复,法兵必渐撤减,滇、桂边防各军,亦宜及早切实整顿,凡不得力之勇营,应逐渐裁减,汰无用而留有用。闻刘永福所部,冗杂骚扰,与越民为仇,实为边境后患。拟请旨密饬云南、广西督抚,严明约束,酌加减汰,预筹安置妥策,俾无生事滋扰,则保全者多矣。”

  这道奏折与议定五款简约,同时上达御前。慈禧太后与当政王大臣倒都没有话说,但言路大哗,朝旨命李鸿章应该博采群言,不可稍执成见。这一来,李鸿章心存畏惧,跟福禄诺还有些附带的口头协议,就不敢奏报了。

  附带的协议是由简约第二款而来的。这一款前段规定:“中国南界既经法国与以实在凭据,不虞有侵占滋扰之事,中国约明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但是,中国“防营”何时调回呢?福禄诺提出要求,沿广西边界的,限简约生效后二十天内撤回,在云南边界的,限期则放宽一倍,是四十天撤回。虽未达成协议,但无论如何是经手谈和的人,必须了清的首尾,而李鸿章因为清议不满于简约内“未将越南为我藩属一层,切实说明”,不敢再谈撤兵,所以隐匿不以上闻。

  好在这到底是简约,根据第五款规定,三个月以后“悉照以上所定各节,会议详细条款”,在清议觉得还有挽回利权的机会,认为不妨到时候再说话。在李鸿章则认为三个月以后还可以说明经过,此时不说不妨。

  就这样,对法和议就算糊里糊涂结束了。

  正在这时候,张之洞奉召到京。在山西三年,操劳过度,所以年未五旬,而须发多白,越显得是忧国荩臣的丰采。一到,照例宫门请安,当即召见。慈禧太后手里压着一个张树声因病请开两广总督缺,专治军事的奏折,要看张之洞的奏对如何,再作道理。

  当然,召见的用意,是他早就得到了消息的。仕途有几个关键,一跳过去,就是龙门,道员擢监司,巡抚升总督都是,张之洞心里有数,早就有所筹划,因而奏对甚称懿旨。

  问到越南的军事,他不必为他的至亲唐炯辩让,亦不必攻讦张树声,只说目前滇桂边境的用兵,两广总督的职司就象剿捻时候的两江总督一样。当年曾国藩坐镇江宁,全力为前方筹办粮台,李鸿章得无后顾之忧,方能成平捻之大功。如果现在两广总督亦能多方调度,要械有械,要饷有饷,源源不绝地输运边境,则前方将士,无虞匮乏,自然可以严申纪律、效命驰驱。

  这话在慈禧太后自然觉得动听。张树声出身淮军,对边境支援,厚此薄彼,已有许多人说过话,最近张佩纶还曾提到。张之洞翰林出身,与湘淮俱无渊源,而且勇于任事,教他到两广去筹划粮饷,当然可以不偏不倚,大公无私。

  然而粮饷又从何而来呢?张之洞亦早已想好一条路子,不过这条路子不宜陈之于庙堂,更怕清议抨击,不能不严守秘密。所以只含含糊糊地答奏,广东的富庶,天下知名,所患者经手人侵吞中饱,只要肯实心整顿,多方爬梳,弊除则利自生。

  这番话又是慈禧太后所爱听的,因此,不到三天,就有明发上谕:“张树声准开两广总督缺,仍着督率所部,办理广东防务。两广总督着带之洞署理。”

  清流大用,至此极盛,李鸿藻门下两张都是门庭如市,红得发紫了。

  二张的大用是李鸿藻的一大安慰,更是一大希望。从三月十三“降二级调用”到现在一个半月,始终未有后命。这表示还有滥保唐炯、徐延旭一案未了,要等这两个人解到京里,审问定罪,看情节可以不予察议,才会补用。当然这也不是坏事,无官无职不必上衙门,也就不致于难堪。能这样“闭门思过”过一年半载,等张之洞在广东、张佩纶在福建,大展长才,更邀慈眷之时,合疏力保,一下子就可以开复原官,岂不比降补内阁学士,再循资升转强得多?

  因为如此,他反倒不愿吏部具折题补。好在吏部两尚书,一个是接自己遗缺,久在弘德殿同事的徐桐,一个是翁同和的把兄弟,跟自己的关系也极深的广寿,都可以照他的意思行事。只是虽已罢官,门庭并不冷落,尤其是两张,几乎没有一天不到宣武门外,曾为严嵩故居所在之地的绳匠胡同李宅长谈。

  这时的张佩纶,已经遵照慈禧太后的面谕,上了一个“请设沿海七省兵轮水师,特派重臣经画”的奏折,这所谓“重臣”,当然是李鸿章,而将来不管水师衙门设在京师,或者天津,李鸿章只会兼管,不会专任,专任之责,必定落在自己身上。所以“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在他看来只象某处黄河决口,特简大臣为钦差去踏勘实情,就地指示该管督抚防堵那样,不过三五个月工夫,就可以返京复命。然后就会奉旨会同李鸿章筹办水师衙门,管七省的海防,也有七省的协饷可用,那时以“学士行边”,艨艟环护,万里乘风,固非范仲淹梦想所能到,而书生典兵,“少年负重”,更可能如吕蒙之荐陆逊。李鸿章如果内召,或者进军机,或者管总署,当然会荐以自代。

  在张之洞知道此去广东,军事非己所长,不妨推重彭玉麟,事成则收和衷共济的美名,事败亦尽有人分责分谤,要全力以赴的,只是筹饷,而筹饷的捷径,则是开赌。

  不久,张树声上了一个奏折,首先就说:

  “两次督粤,几及三年,空怀报国之诚,曾乏济时之略,涓埃靡效,抱疚难名。特粤事利弊,臣竭蹶请求,粗悉原委,谨撮举大略,为皇太后、皇上陈之。”

  以下分吏治、军政、理财、民风四大条,民风一条中,提到广东的赌风:

  “赌之名目甚多,至不可胜计。今白鸽等票,比户有之,虽部议加重罪名,而嗜赌成为风俗。几以禁令为违众拂民之事。闱姓一项,臣于光绪六年会同抚臣裕宽察看复陈,请严禁投买,以肃政体,而杜漏卮,言之已详。比以经费支绌,屡有借军需之说,巧请开禁者。臣坚持理财正辞,禁民为非之战,未敢为所摇也。”

  慈禧太后和军机处,对张树声交卸以前上这样一个奏折,用意何在,颇为困惑,是自陈政绩,有意恋栈,存着朝廷可能会收回张之洞督粤成命的万一之想呢,还是因为他有几件参案在查办,先侧面为自己剖白?无从明了。不过在任三年,直到今日来“述职”,无论如何是太迟了。因而上谕中颇致不满,说广东“积弊至此,张树声在任数年,何以不早为整顿,直至交替在即,始行陈奏,实属任意诿卸。着张之洞于到任后,将一切应办事宜,认真经理,总期有利必兴,无弊不革,以资治理而重地方。”

  看到这道上谕,张之洞才松了口气。张华奎为了他父亲丢官,必会设法报复,这一层只有张之洞心里明白。那道奏折中提到禁赌,就是有意跟张之洞为难,料想他筹饷之道,不外开赌,希望以义正辞严,可以诉诸清议的论调,堵塞张之洞所想走的那条路。

  料倒是料中了。张之洞私底下的打算,确是如此,赌风之盛,原不止广东一处,但唯有广东的赌,因为参合西洋发行奖券的规则,可以从中抽捐。最有名的一种赌,名为“闱姓”,以国家的抡才大典,作为赌徒卜利的凭借,主事者多为地方上有势力的绅士,设局卖票,凡遇大比之年,等榜发看买中姓氏的多寡,以定胜负。大姓如区梁谭黎,买中了不足为奇,出奇致胜在买中僻姓。于是有力者便有操纵之法,打听到僻姓的举子,暗底下为他找枪手,通关节,此人榜上有名,就是他多买中了一姓,自然胜人一筹。

  其次是“白鸽票”,放出一群信鸽,看它飞回来多少?猜中为胜。这当然更易操纵,胜负无凭,博者不悦,因而又改良为“山票”。

  山票是用千字文起首的一百二十个字,猜买以十五字为限。每次开三十个字,全中就是头彩,同中同分。这比白鸽票漫无准据的,自然易于措手,因而每次山票可以卖出数十万张,全票每张银洋一元五角,分为十条,每条一角五分,但如中彩,可以分得数万圆之多,因而广州虽极穷的人家,亦买山票。如果在其中附加若干,作为军饷,是一笔轻而易举,源源不断的可靠收入。

  山票之外,还有“铺票”、“诗票”。铺票以店铺招牌不同的一百二十字来猜射,诗票则以五言八韵诗一首卜胜负,章程与山票大同小异,都是可资以筹饷的财源。

  这些情形,张之洞早就打听得清清楚楚,胸有成算,不便明言,只等到任以后,奏请施行。一成钦案,清议即有指责,而生米已成熟饭,不怕阻挠。何况取之于公,用之于公,只要付托得人,涓滴不入于私囊,则问心无愧,亦应可邀得清议的谅解。

  不道张树声一奏,几乎直抉其隐,自不免吃惊,更怕朝旨赞同其说,降谕继续禁赌,那时要挽回就很不容易了。

  因此,张树声碰了个大钉子,在张之洞实在是不亦快哉!虽然朝旨中责成他“有利必兴、无弊不革”,但这“利弊”不妨就国家而言,开赌既可以筹饷,则是利非弊,并不违反上谕。

  两张的新命以外,朝廷还有一番奖进人材的措施。阎敬铭升了协办大学士;张荫桓奏对洋务,颇中慈禧太后的意,因而开缺赏给三品卿衔,派在总理衙门行走;刘铭传和鲍超正将复起;而左宗棠眼疾已愈,特召进京,仍旧当军机大臣,并以大学士管理神机营,且为体恤老臣起见,上谕左宗棠不必常川入值,免派一切差使。

  和议虽成,朝廷的一切措施,在醇王上获慈禧太后的鼓励,下得左宗棠、彭玉麟及清议的支持之下,仍是朝着整军经武的方向在走。这与李鸿章的做法,并不冲突。因为李鸿章主张和议,是要争取足够的时间来建立海防,这与醇王的看法是相同的。

  但是,急进的法国军人,不容中国有从容部署的机会,李鸿章与福禄诺所订的和约,很快地起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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