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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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失守的奏报尚未到京，北京先已从外国的电报中，得知详细情形。朝廷大震，言路大哗，翁同和与在京的曾国荃，主张设法转圜求和，但以清议愤激，连恭王都不敢附和了。
醇王左右的人献议，仿照吴长庆朝鲜平乱的办法，以“越南嗣王被弑，祸乱方殷的理由，”降旨派两广总督张树声，“统带兵勇，直赴顺化，相机勘定，令该国择贤嗣位。”
此外又派吴大澂帮办广东军务，北洋水师统带丁汝昌听候张树声调遣。加上已到广州，正在虎门布防的彭玉麟和左宗棠所派，已在中途的王德榜一军，足可与法军大大地周旋一番了。
但是，请缨气壮的张树声忽生怯意，打了个电报回京，说越南顺化海口，久为法军占据，广东亦并无军舰可以运兵。如果由钦州越十万大山到越南，路僻难行，仍旧打算绕道广西龙州出镇南关。同时李鸿章亦舍不得放丁汝昌到广东。不是不舍丁汝昌，是舍不得丁汝昌所统带的七艘兵舰，因而以北洋密迩京畿，根本重地，不能不严加防守作借口，提出异议。
这一下，不惜一战的计划，大大打了个折扣，而且也很明白地显示出来，战守大计，关键是在李鸿章身上。恭王当然不愿打仗，但有醇王在，不便公然倡议，便动用他预先埋伏的一着棋，跟李鸿藻谈妥，派张佩纶到天津，跟李鸿章当面商谈。问一问他，如果跟法国开战，到底有没有致胜的把握？
“怎么谈得到把握？幼樵，你亦是知兵的，倒想想把握在那里？”李鸿章说：“唐、徐二人，照我看，无甚用处，不过你们大家捧他，我亦不便多说什么。”
“老世叔！”张佩纶只好老实请教：“然则计将安出？”
“难，难！将来不知如何了局？坏事的就是刘永福，偏偏又加上一个大言炎炎的唐薇卿，局势搞僵了。”李鸿章又说：“唐薇卿出关之前，先去看曾沅甫，沅甫大加激励，资助行装，才得出关。然而沅甫现在持何论调？你在京里总知道。”
“我也是听翁叔平所说，翁曾颇为接近。”张佩纶答道：“曾沅甫的论调，大致三点：第一、宜恤民生；第二、越事不可动兵；第三、听言宜有选择，不可轻发。”
“这三点，确是有道之言。民生宜恤，实不其然？直隶现在闹水灾，如果还要征遣调发，民命何堪？越事本不宜动兵，可见这话不是我一个人说。至于听言宜择，当然是指言路而言。老世侄，清议有时不免误国，前东党祸，不可不鉴。你我世交至好，我说这话，你不要动气。”
如果是别人说这话，张佩纶非动气不可，但对李鸿章，只有报之以苦笑。
“局面实在很难，朝里的情形，我亦晓得，醇王‘见人挑担不吃力’，总有一天会后悔。这是后话，眼前不必去谈它。照上头的意思看，逆耳之言，未见得有用。幼樵，你倒说，兰荪是怎么个打算？”
李鸿章说话，一向有条理，但这几句话，杂乱无章。张佩纶不知他用意何在？想了一下，依然只好求教：“原是要跟老世叔讨个主意。”
“我的主意没有用，曾劼刚在巴黎，跟法国政府闹得很僵，想越事能在巴黎了结，已成奢望，如今只有坚持待机。”
“坚持待机。”张佩纶将这四个字重重念了一遍，连连点头。
“如今大家都谈洋务，到底有多少人懂得外国？”李鸿章在张佩纶面前，倚老卖老，以发议论作讽劝：“我们天朝大国，唯我独尊的念头，早该收拾起来了。并世东西洋各国，敢于欺侮人，也不全靠船坚炮利，人家也讲策略、讲道理。虽然国情不同，万国公法，是必得守住的，不守万国公法，他国纵使想帮忙也帮不上。所以，我们跟人家办交涉，要请人帮忙，想蹈瑕乘隙拣人的便宜，要先懂万国公法，不然处处授人以柄，到要讲理的时候，就讲不过人家了。目前，这一层上头，真正没有几个人懂，真教我着急。”
“老世叔这话，”张佩纶说，“自是有感而发，不妨明示，我们在总理衙门，也好留神。”
“凡事总要先朝坏处去想。两国交战，常有之事，不过总有和的时候。从古以来，几曾见两国之间，数十年干戈不息？若有其事，亦必是两败俱伤。”李鸿章说，“现在谈到越事，我说句粗鲁的话，你们是拆烂污的人，我是替你们揩屁股的人。
不过拆烂污也有拆法，总不能拿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
说到这里，张佩纶大为动容，七分惶恐，三分羞恼，正一正脸色，带着责问的语气说：“老世叔何出此言？”
“你不明白是不是？说到这上头，我明白，曾劼刚更明白，他为什么一再打电报回来，说是只好暗中接济刘永福？他的主张对不对不说，这样做法是有深意的，为了将来议和，法国抓不住中国的辫子。”李鸿章说到这里停下来问道：“幼樵，你说法国在越南用兵，有些什么好处？”
“无非割地赔款，沦为附庸。”
“割地有之，赔款如何？越南赔不出兵费，真所谓‘不怕讨债的凶，只怕欠债的穷’，法国难道就空手而回？”
“莫非……，”张佩纶恍然大悟，“莫非法国要将赔兵费的责任套在中国头上？”
“正是！”李鸿章点点头说，“你算明白了。人家千方百计要套上来，你还伸长脖子唯恐他套不上，岂不是太傻？目前调兵遣将的廷寄，颇有泄漏出去，落在新闻纸的访员手里，大登特登的。将来交涉追究到责任，我们自然可以不承认。但如说下诏宣战，或者用‘明发’激励军民，煌煌上谕，天下共见，要想赖都赖不掉：那时候人家求索兵费，请问何词以对？”
果然，照李鸿章所说，如果公然宣战，脱不了责任，岂不是拿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张佩纶大为领教，当即表示：
“以后我在总理衙门，这方面倒要下点功夫。”
“对了！正该如此！”李鸿章很欣慰地说，“我可以送你几套书，着实是经世致用之学，幼樵，你在总理衙门跟洋人打交道，总要记住四个字：站稳脚步。尤其是讲到交战，千万不可先开衅。万国公法上最讲究这一点，切记！切记！”
就这样长谈了两日，张佩纶才知道军务一无把握，回京复命，不敢再一意主战。指派岑毓英派兵直赴越南京城顺化定乱之议，不再提起。事实上岑毓英亦不敢冒失，上折表示异议，说云南是西陲的门户，关系紧要，而且出关伊始，军心未定，不便舍近图远。这条“奇计”，就此搁置了下来。
转眼新年。皇帝临驭，正逢十年之期，慈禧太后亦整整五十岁了。皇帝亲政、大婚、太后万寿三件大事，已有人在谈起，只是边疆不靖，不敢公然谈论。所以尽管新年里风和日丽，上上下下却都打不起兴致。
也许，唯一的例外是曾国荃，到底得遂心愿了。
正月十二，两江递来一道奏折，左宗棠奏请开缺。他的眼疾相当严重，上年十月里就曾上奏辞官，奉旨赏假三月调理。假满未见痊可，在这个时候，自然以引退为上策，奏折中的话，相当恳切。为了表示坚决求去，还加了一个“择人自代”的夹片：
“两江地大物博，全赖得人而理，而人才由历练而成。如果质地端方，志趣向上，则制治有本，将来成就，亦必卓有可观。
窃见安徽抚臣裕禄，操履笃诚，宽宏简重，懋著才猷，在疆臣中实罕其比。
漕督臣杨昌濬，守正持平，性情和易，而历任繁剧，均得民和，臣与共事多年，知之最深。
前两广督臣曾国荃，任事实心，才优干济，遇中外交涉事件，和而有制。去任之日，粤中士庶，讴思不替，远人敬之。”
保举人才有“正陪”之分，刊在第一名的，自然是
“正”。慈禧太后亦知裕禄其人，他是咸丰初年，湖北巡抚崇纶的儿子。崇纶有两个儿子，老大叫裕德，德胜于才，有名的不通的翰林，读《史记·封禅书》，茫然不解，称之为“仙书”。但是老二裕禄，却是旗人中的能员，以笔帖式当到司官，外放为热河兵备道，升调安徽藩司。同治十三年就当安徽巡抚，年纪还不满三十。
那时安徽有个土豪，就是为胜保招抚的李世忠。此人虽然官拜提督，而贼性不改，盘踞淮扬，陆通盐枭，水通湖匪，声势惊人。因为他原名兆寿，所以外号“寿王”。
李世忠有个死对头，就是陈国瑞。但陈国瑞是醇王的爱将，有此奥援，自然占了上风。因此，李世忠益发仇视官府，有起事造反的密谋。但两江多湘淮百战的老兵，一旦有警，荷戈而起，占不了便宜，所以李世忠改在河南招兵买马。
日子一久，风声外泄，裕禄密疏请诛李世忠，以绝后患。
朝命相机办理，郑重告诫，不可打草惊蛇，激出变故。
由于李世忠的党羽众多，裕禄当然不能公然进剿，与幕友密议，定下了一条智取之计。正好李世忠由河南回安徽，经过安庆，裕禄便下了个帖子请他赴宴。
酒到半酣，裕禄取出密旨，叫人念给李世忠听，同时埋伏着的亲兵一拥而上，缚住李世忠，就在督署后园一刀斩讫，买棺盛殓。等一切妥帖，才通知李世忠的家人，说是奉旨处分，但为顾全李家颜面，不必明正典刑，对外只说筵前暴毙，此外还有一笔抚恤。问李家的意思如何？
李家还能有什么话说？蛇无头而不行，乌合之众的党羽，难道还敢纠众造反？李家反倒感激裕禄的曲曲周全。一场隐患，消弭无形，裕禄的处置，朝廷激赏，同官推服，就此出名。安徽巡抚一当十年不倒，并且能将左宗棠敷衍得推心置腹，荐以自代，手腕也真不弱了。
因此，慈禧太后在准许左宗棠开缺，赏假四个月的回籍养病的同时，就派裕禄署理，并兼置办理通商大臣。
左宗棠有荐贤的附片，外面并不知道。因此，这番朝命，颇予人以突兀之感，也可说是意外之感。两江总督几乎可说是疆吏中第一要缺，裕禄的资望，实在不足以当此重任。虽说主持东南海防的南洋大臣，并未派裕禄兼署，意示朝廷将另简重臣接替，但是南洋大臣究竟不比北洋大臣自成局面，如非由江督兼任，便很难有所为。
另一方面，亦有人以为当此局势艰难之际，左宗棠引退，迹近畏难躲避，言路上不满的更多，上折“请旨责以大义，令其在任调理”。这也就等于表示，在这个时候应有负威望的元勋镇守两江。“闻鼙鼓而思将士”，于是从慈禧太后到军机大臣，一致认为应该让曾国荃去当两江总督。
曾国荃署江督，裕禄回任安徽巡抚的上谕明发时，岑毓英已经出关，王德榜在湖南永州招募的八营新军，将到龙州，而法国军队，分分水陆两路逼近北宁，大战爆发在即了。
岑毓英是十一月里由昆明启程，八抬大轿，缓缓行去，走了半个月才到蒙自。由此往南，进入越南边境，路上就苦了，一路披荆斩棘，抵达保胜，跟云南巡抚走马换将，唐炯回省，岑毓英接替主持防务。
行辕设在一座关帝庙内，地方不大，岑毓英每天就在大殿上召见部将，接见越南官员。细细询问之下，才知道局势不妙，于是星夜拜折，陈明困难：
“山西既失，越事愈加棘手，法人可由兴化、宣光分道犯滇，且兴化城在江边，形势山西尤为难守。宣光无兵驻守，更属堪虞，必须面面兼顾。而由蒙自至兴化，陆路一千六百余里，由开化至宣光，陆路一千二百余里，即有蛮耗至保胜，亦有四百余里，皆偏僻小道，路极崎岖，沿途人烟稀少，猛兽甚多。军士裹带行粮，披荆斩棘，跋涉维艰。自蛮耗至保胜，虽水路可通，仅有小船二三十只，可装兵三四百人，往返一次，必需十余日。若由保胜水路至兴化，往返必需三十余日，欲速不能，臣焦灼万分。再三筹划，只有水陆并进。爰派记名提督吴永安统带三营，驰往开化。督同前派分道出关之副将陈安邦等三营，共合六营，由河阳驰赴宣光，择要驻防。其余总兵马柱、雷应山等各营，由蒙自陆续进发，臣带亲兵小队，驾轻舟先行前进，于十二月十一日驰抵保胜。与唐炯面商分布，意见相同。现据记名总兵丁槐，参将张永清等禀报，已于兴化城外扼扎防堵。主事唐景崧所带兵勇，自山西退至兴化，已于十二月初四日绕道撤回北宁。南将刘永福驻兴化，惟大炮全行失落，各项小枪，亦多遗失。兴化上游之清波、夏和等县，教民纷纷变乱，文报几至阻塞。臣等现切嘱总兵丁槐等多方预备，严密附守。又派知县李艳枝等二营往清和、夏波驻扎安民，并分给湖永福快枪子药，俾资整顿，令其严束所部，恪遵纪律。又行文南官，革除苛政，收拾民心。俟总兵马柱等各营到时，臣毓英即亲往兴化一带，查勘布置。一有头绪，即由兴化旁出宣光，督促提督吴永安等，相机前进，并与广西抚臣徐延旭联络会商，和衷共济，仰副圣意谆谆告诫之至意。其保胜、兴化一路，滇军与刘团共事，须得两军信服之员，驻扎调和，拟将臣毓英胞弟，二品顶戴分省补用道岑毓宝调来，协同照料。”
这是岑毓英重视刘永福，苦心布置的一着棋，因为刘永福与滇军并不和睦，这是阵前大忌。而此外的困难还多：
“闻此番法人以全力经营，又加越南各处从教匪党，已有一万数千人，船多炮利，势颇猖獗。滇军既无轮船，又少大炮，挽运更难，必须广东、福建水师有兵轮攻击越南海防，以分贼势；广西、云南增兵添饷，通力合作，水战陆战，各尽其长，方可迅图恢复。而广东、福建各有应守海口，不识兵轮，能否分拨？臣等不敢妄拟，应如何办理，出自圣裁。”
由广东、福建调拨兵舰，自水路进击，也是徐延旭的希望，无奈事实上办不到。朝廷接得岑毓英的奏报，对这个要求，根本不提。但“边外备军，必当有所统摄，以一事权”，所以明定边防各军，包括徐延旭的部队，统归岑毓英节制调度。
当然，岑毓英所最看重的是黑旗军，而刘永福所最看重的是唐景崧。因此，岑毓英将唐景崧请到保胜，替他制了全副冬装，补送薪水，每日设宴，奉为首座。这一番刻意笼络，使得唐景崧感激涕零，自告奋勇，为岑毓英去向刘永福规劝，与滇军和衷共济。
刘永福受尽官军的气，提起来就会咬牙切齿，所以唐景崧不得不用手段，摸透血性男儿的性情，苦劝以外，责以大义，甚至言语相激。近乎灰心的刘永福肠子终于又热了起来，表示暂时一切都隐忍，等好好打一两场胜仗，大家再算帐。
经过这一番疏通，岑毓英开了年才乘舟东下，驻扎距兴化三十里的嘉榆关，刘永福由唐景崧陪着来见。岑毓英阴鸷沉毅，城府极深，知人处事，另有一套不易测度的手腕，他看刘永福是个草莽英雄，想用“七擒孟获”的办法来收服他。
因此，等刘永福一到，先临之以威，材官亲兵摆队，刀枪如林。但刘永福倒也不大在乎，虽微有怯意，并非见了武器害怕，只不过象新郎官拜堂，觉得过于受人注目而已。
当然，岑毓英摆这个场面，是为了衬托他对刘永福的降尊纡贵，降阶相迎，亲热异常，口口声声喊着刘永福的号：“渊亭、渊亭！”刘永福是预先听唐景崧教导过的，称他“大帅”，也行了大礼，岑毓英逊席相谢，长揖相答。
“我本来可以早一天到的。大前天下船，忽然天昏地暗，疾风暴雨，看样子船都会沉，只好上岸。”岑毓英神色自若地说：“到了前天下船，又是这个样子，看来是有灵异，我就叫人取了一张黄纸来，亲笔朱书四个大字‘诸神免参’。向空焚化以后，渊亭，你知道怎么样？”
刘永福老实答道：“我不知道。”
“说也奇怪，就此云开日见，风平浪静，才开的船，不过耽误了一天工夫。渊亭，”岑毓英似乎很认真地说：“你下次出门，如果遇着这种情形，不妨照这样子做，自然化险为夷。”
这意思是说，刘永福将来也会象他那样，封疆开府，当到一品大员，冥冥中有诸神呵护。刘永福自然懂他的恭维，却不觉得高兴，反而深深叹口气。
“渊亭，你何以长叹？”
“大帅！”刘永福答道：“我决没有大帅的福分，生来是苦命。”
“我也是，从小父母双亡，是姑母抚养长大……。”
接下来，岑毓英便又谈他的身世，却离不了鬼话。如何七岁得病而亡，如何身到森罗宝殿，如何不肯喝“孟婆汤”，如何一提岑毓英的名字，阎王大惊失色，呵斥小鬼乱提贵人，又如何令判官送他回阳？
刘永福静静地听着，两个人的脸，除了肤色极黑相同以外，表情大异其趣，一个十分起劲，一个相当落寞。岑毓英看看不大对路，收拾闲话，谈到正题。
“渊亭，你现在有多少人？”
“三千二百多。”
“编不了多少营。”岑毓英看着唐景崧问：“你看呢？”
刘永福在上谕上称为“刘团”，认作团练，而边臣的奏折上称他为“南将”，现在要正式改编为官军，这是唐景崧早就跟刘永福谈过的。
于是唐景崧陪着刘永福星夜拔营南下，驰援北宁。第二天到了山西北面三十里的屯鹤地方。此处泸江、洮江、沱江，也就是俗称绿水河、红水河、黑水河的三水交会之处，所以又名三江口，向来是商贾辐辏的交通要冲，如今因为法军已占山西，市面极其萧条，无法补充给养。刘永福便即下令，即刻渡过沱江，向东而去，近在咫尺的法军竟未发觉。
到了北宁，刘永福不肯进城，十二营都驻扎在离北宁七里的安丰县，由唐景崧带着十几名亲兵，去见黄桂兰和赵沃联络。
黄桂兰和赵沃在军前都称统领，两军分治，一右一左。轮官位，黄桂兰是提督，比赵沃这个道员大得多，但文官的品级比较值钱，而且赵沃是徐延旭的亲信，所以北宁防务，是外行的赵沃作主。而赵沃又信任一名副将党敏宣，此人是绿营中有名的一块“油抹布”，既脏且滑，唐景崧对他早具戒心，见赵沃时有他在座，淡淡地不甚理他。
“我身子不好，又多病痛，万里投荒，真不知所为何来？”
赵沃一面咳嗽，一面吞吞吐吐地说。
见他那副形容憔悴的样子，再听他这番有气无力的言语，唐景崧的心，先就凉了一半，然而不能不勉励他几句：“大敌当前，还要仰仗庆翁的威望……。”
“什么威望？”他摇着手打断了唐景崧的话，“营官士兵，骄蹇不法，桂军的饷又比滇军来得少，实在很难带。老兄，我真想让贤了！”
听口气还当唐景崧有意来取而代之。这就话不投机了，而且看样子也谈不出什么名堂，唐景崧敷衍了一会，随即起身告辞。
黄桂兰却不如想象中那么不堪。他是李鸿章的小同乡，一口浓重的合肥土话，听来非常刺耳，不过此人倒知书识字，出口成章，所以话还不难懂。加以长身修髯，仪表不坏，唐景崧对他的观感，比对赵沃好得多。
他的号叫卉亭，所以唐景崧称他“卉帅”，略作寒暄，请教战守之计。
“薇翁明达，想必已有新闻，赵庆池左右有小人，多方掣肘，教人很难展布。”黄桂兰首先指责党敏宣，接下来谈他的做法：“我带右军，只能量力而为。布置大致还算周密，北宁城坚可守，等王方伯楚军出关，再议进取。”王方伯是指王德榜，他以前的官职是福建藩司，所以称他方伯。
“卉帅，法国军队愈逼愈近，楚军怕一时到不了。”唐景崧答道：“恕我率直，我看北宁战守两不可恃。备多力分，扎营太散，呼应不灵，不能战。”
“我原主坚守。”
“守亦甚难。北宁城虽坚，如今法国的大炮不同了，一炮轰进城，请问守军何处藏身？”
黄桂兰听见这话，不由一愣，掀髯问道：“那倒要请教，计将安出？”
“最好在离城数里地以外的要隘处所，开掘‘地营’，以守野为守城。”
“什么叫‘地营’？”
“地营”是滇军的规制，掘地为坑，深约六尺，大小视地势而定，坑内四周安上木柱，高出地面一尺许，柱间空隙，作为枪眼。柱子上面再铺木料，上覆泥土。这样不但低不受炮，而且远处了望，不易发见，可以瞒过敌人。
“想得倒不错。”黄桂兰问道：“出路呢？”
“出路在坑后面，开一条斜坡路入坑。坑口加木栅，放下木栅，只要一个人守在那里，坑内就没有人出得去，可免溃散之弊。”唐景崧很起劲地说：“如果人多，可以多开数营，地下开槽，各营相通，弹药粮秣，亦不妨贮存在地营里面。地营之外，又可以开明槽，高与人齐，宽约五尺，长只一丈，每一丈就应该有转折。为什么呢？太宽则炮弹容易打中，不过就打中了，也只是这一丈之地受损害，这就是一丈一转的好处。”
“既有暗槽，又何用明槽？”
“明槽是为了便于侦察敌情。全在暗坑，敌情不明，亦不是好办法。”唐景崧又说：“地营之外，最好用槎丫树枝，用藤裹缠，密排三层，这就是古时候的所谓‘鹿角’。倘或在地营四周，埋上地雷，更是有备无患，不过总要远在本营二十丈以外，才不致于炸到自己。”
书生谈兵，居然头头是道，但黄桂兰却听不进去，认为这样的做法太离奇，也太费事，所以大摇其头。
“我决心负城而守。”他固执而显得极有信心地，“我有四营人，法军没奈何我。”
又是个话不投机的。唐景崧这时打定一个主意，自己先踏勘四处，决定了战守方略，直接向徐延旭建议，请他下令赵黄两统领照办。
两天以后，唐景崧由北宁出发，向东北到镇南关外的谅山，去见广西巡抚徐延旭。
徐延旭是山东人，字晓山，咸丰十年的进士，分发广西当知县，以此起家。他跟鹿传霖是儿女亲家，而鹿传霖是张之洞的姐夫，就跟唐炯是张之洞的大舅子一样，以此渊源，得为清流所保荐。徐延旭虽有能员之名，亦是早年的事，如今既老且病，却为清流看成伏波将军马援，期望他在镇南关上再树铜表，真正有苦难言。
“北宁保不住了！”徐延旭黯然长叹，“唉！赵庆池、黄卉亭误我太深！”
一句话没有完，闯进一个人来，看模样不过一名小武官，却旁若无人地大声说道：“怎么样，我说陈得贵不行吧？扶良失守了！”
唐景崧久闻徐延旭有个心腹听差，由军功保案中弄到一名把总，平时常奉主人之命，到各营传话，大家都叫他“老韩”，此人猖狂无礼，喜欢任意批评将领，而徐延旭资以为耳目，颇加信任。现在看他的样子，想来就是老韩了。
果然，徐延旭仓皇问道：“老韩，你慢慢儿说，是怎么回事？”
“法国兵攻扶良，陈得贵把炮台失掉了。”老韩说道：“请北宁派援兵，黄统领又不肯马上发兵，耽误了好久，才发了三营守城的兵去救，走到半路上，听说扶良垮下来了，赶紧又逃回北宁。”
“糟糕了！”唐景崧在一旁听着，不觉顿足失声，“北宁完了！”
“怎么、怎么？”徐延旭急急问道：“何以见得？”
“那里有守城的兵，可以远援六十里外的扶良的？倘或一败，就回不得城了。如果开城相纳，敌人正好跟踪而至，等于开门揖盗。黄军门这样用兵，北宁岂不危乎殆哉？”
“说得是，不过，有黑旗军在……。”
“说什么黑旗军？”老韩大声插嘴，“人家根本就不肯打。”
“不会的！”唐景崧有些发怒，瞪着老韩，不客气地叱责：
“你凭什么说这话？”
“是真的嘛……。”
“老韩，”徐延旭不能不尽敬客的道理，向哓哓声辩的听差喝道：“你先下去。”
徐延旭当然知道刘水福对桂军的憾恨甚深，虽然奉命驰援北宁，但未必肯听自己的命令。所以嘱咐总办营务处的道员黄彭年，跟唐景崧去情商，托他到北宁去督战，好策动黑旗军出队抵挡法军。
这是义不容辞的事，唐景崧慨然允许，立即去见徐延旭辞行。但是徐延旭却又迟疑了，因为唐景崧上承慈眷，是朝廷所很看重的人，上次山西失守，谕旨中特别关切他的下落，此番如再失陷危城中，对朝廷似乎不好交代。
“北宁危地。”徐延旭迟疑着说，“你不去也好。”
“没有不去的道理。我马上就走。”
于是徐延旭特选了几匹好马，让唐景崧带着亲兵，即刻赶往北宁。事后想想，还是怕刘永福负气不肯出兵，便又亲笔写了一封信，拔一枝令箭，派老韩与一个姓关的千总，传令刘永福即刻出战。
唐景崧星夜急驰，第三天到了距离北宁不远的郎甲地方，这里设着粮台，军火辎重甚多，消息应该容易打听。但问起来只知道北宁以东的涌球山顶，已为法军所占领，扼住了北宁的退路，情况极其危急。唐景崧忧心如焚，连夜渡谅江。再想渡涌球江到北宁时，得到消息，北宁已经失守，败军无法撤退，赵沃和黄桂兰行踪不明。
黑旗军呢？唐景崧判断情势，刘永福一定往北退守保胜一路，在桂军，当然要守郎甲，自己也只有先回郎甲再说。
到了郎甲，从间道逃回的溃卒口中，得知北宁的详细情形。法军由扶良大举进犯北宁时，赵沃和黄桂兰各领亲兵，督促守城四营在城东十里迎战，双方僵持不下，而黑旗军在后路观望。黄桂兰派人求援，刘永福的黑旗只招展了一会，就让法军起了戒心，攻势顿见缓和，但是刘永福却不肯有进一步的行动，亲持令旗，在各营巡视，只勒兵不发。前营黄守忠忍不住想出队，也让刘永福喝止住了。
事急无奈，黄桂兰悬犒赏二万两银子，刘永福置之不理。就在这时候，法国炮舰驶入涌球江，拉炮上岸，曳到涌球山顶，居高临下，轰击北宁。一连三炮，都打入北宁城内，市面大乱，越南的北宁总督张登憻，仓皇而遁。后方有变的消息传到阵前，军心大乱，赵沃和黄桂兰想全师而退，已办不到。
逃是逃回城了，但想守已守不住，黄桂兰一看这情形，关起房门，悬梁自尽，为他的部将救了下来，提着广西提督的大印，匆匆扶他上马，退向北宁以北的太原。第二天，刘永福的十二营亦退到太原，见了黄桂兰自不免愧歉。他的意思是想让黄桂兰和赵沃吃点苦头，到最危急时，才出兵相救，一则报宿怨，再则炫耀黑旗军的战力。那知后方突变，而前方的四营又太无用，以致误丧北宁。
在谅山的徐延旭，对刘永福还抱着极大的期待，而捷报未至，老韩却已回来缴令了。
“回来得这么快？”徐延旭问：“信投到了没有？”
“没有。”
徐延旭大惊：“为什么不投？”他定睛看着老韩，有了新发现：“你怎么搞得鼻青眼肿的？”
这是为关千总揍出来的伤痕。两个人走到谅江，听得对岸已有炮声，老韩胆怯，不敢渡江。
“你不去随你，俺去。”关千总将手一伸：“你把抚台的信跟令箭给俺！”
老韩不肯给，不然对徐延旭无法交差。“不行！”他悍然答道：“信是交给我的，我说不投就不投。”
“拿来！”关千总脸一沉，“你不识相，别怪俺不客气。”
“你敢怎么样？”老韩比他还狠，“莫非还敢揍人？”一句话未完，脸上狠狠着了一掌，“你当俺不敢揍你！”关千总下面又是一脚，将老韩踹倒在地，一面拳打足踢，一面骂道：“入你奶奶的！揍你个小舅子。徐抚台瞎了眼，尽用些忘八蛋。俺，”他将头上的大帽子取下来，使劲往地上一摔：“俺不做他的官了。俺去投滇军。”说完，他重又捡起大帽子，掸掸灰尘，戴在头上，大踏步沿谅江往北，去投岑毓英。
这是很丢脸的一回事，老韩当然不肯实说，好在关千总已投滇军，撒谎不怕拆穿，便支吾着答道：“路上不好走，摔了一跤。”
“信呢？”徐延旭指着他的手问：“你拿的什么？”
“信没有投。我想了又想，不投比投好。”
“什么？”徐延旭气得脸色发白，“是你做主，还是我做主？
也、也罢，你先说个道理我听听！”
“我自然有道理。”老韩象青蛙想拒捕似地鼓起了肚子，“我怕信里有骂老刘的话，投了惹他发火，所以不投。”
“嘿！”徐延旭连连顿足，“你真是自作聪明！我骂他干什么？我信里是许他的花红，克复北宁，赏两万银子。你、你，”他揎一揎衣袖，一只指头直点到老韩的鼻头上，“你误了我的大事！我可再容不得你了。”
老韩一听这话，心往下一沉，看来是要军法从事。照平日言听计从的情形看，却又不致于如此。不过，无论如何已闹了个大笑话，传出去不好听。事急无奈，只有横起心在没道理中找出一个道理来。
“那知道是这么一封信？平常提起刘某人就骂，谈到黑旗军也骂，人家自然当这封信里没有好话。”说完，将信和令箭往徐延旭怀里一塞，昂然而去。
徐延旭没工夫去理会这件事，接二连三派出探马去打听前方的情形，兵败的消息亦接二连三地报到谅山。郎甲一失，辎重尽弃，越发枪法大乱。一会儿要改变营制，抽调精锐，重新编组；一会儿要责成各军，划地分守；一会儿要调动各军，改变防区，只见他一个人如掐了头的苍蝇似的，奔进奔出，仓皇万状。
惶乱之中，亦有定见，那就是星夜奏劾败将，在呈报北宁失守的奏折中，附了三个夹片：第一片严劾陈得贵失却扶良的炮台；第二片参黄、赵二人“弃地先逃”；第三片弹得不错，赵沃的副将党敏宣，所领六营，不战而退；党敏宣以找寻右路统领赵沃为名，星夜后撤，真正是“弃地先进”。
赵沃和黄桂兰辗转逃回谅山，两个人住在一起，闭门思过，不见外客。不久，黄桂兰接到两广总督衙门一封文书，紫花大印，是张树声的亲笔，痛骂他丧师失律，将淮军的面子丢得光光。黄桂兰看完信烧掉，默无一言，到了半夜里，吞了一牛角盒子的“洋药”倒在床上，闭目待死。
很快地为家人所发觉。黄桂兰的部属，一半抽“洋药”，一半带眷属，他本人亦带着姨太太在营里，发觉他寻了短见，一面急救，一面去告诉同住的赵沃。
“不用来叫我！”赵沃在屋中答道：“黄军门约我一同寻死，我正在写家书，还没有到死的时候。他志在必死，你们不必救他，救亦无用。”
果然。黄家请了医生来急救，黄桂兰拒不受药，延到第二天中午，一命呜呼。
北宁失守的电报，是由李鸿章发到总理衙门的，语焉不详，而徐延旭却有个奏折到京，说北宁并无警报。这是二十天以前的事，相隔未几，何致有此突变？军机大臣相顾惊疑，只等恭王来拿主意。
恭王从大病以后，就不大入值，要来亦常常晚到，这天直到午前十一点钟才坐轿进宫。看了一电一折，半天不响。
“先拿电报递上去吧？”李鸿藻问。电报已经由军机章京另外用正楷抄了一份，预备用黄匣子呈上御前。
“北洋的消息也未见到靠得住，这么三两句话，连个失守的日子都没有，上头问起来，怎么回奏。明天再说好了。”
到了明天，北洋大臣李鸿章又来一个电报：“北宁十五失守，华兵亡者无数。”不说“官兵”或者“我军”而说“华兵”，可知所根据的是外国新闻纸的电报，而“亡”之一字，大家却都知道，不是死亡之亡，是逃亡之亡。
恭王不曾入值，上头却已在叫起，而北洋的第二个电报又到了，证实北宁确于二月十五失守，又说徐延旭株守谅山，并以北宁无警，拒绝“刘团”请援。
“怎么办？”李鸿藻面色凝重地说：“赶紧把六爷请来吧！”
“来不及了。”宝鋆摇着手说，“咱们上去。”
“上去得有个说法……”
“说什么？”宝鋆抢着说：“早就知道不能打的！事到如今，反正总要有人倒霉，第一个当然是徐晓山。”
说完，他领头先走，进养心殿行了礼，当面递上电报。慈禧太后勃然色变，“怎么说？”她的双眼睁得极大，“到底把个北宁丢掉了！徐延旭一再上折子，说北宁不要紧，问到大家，亦总说守得住，弄到临了，是这么一个结果，再下去不就应该丢云南、丢广西了吗？”
“镇南关是天险，一夫当关，万人莫敌，法国兵大概不敢进犯。”宝鋆又说，“徐延旭措置乖方，请旨严谴。”
“这自然要严办。不过就杀了他又何济于事？你们总要有个切实办法拿出来才好。”
“事情总归于和局……。”
“和，和！”慈禧太后厉声说道：“除了议和，你们就不会办别的事吗？”
宝鋆碰了个大钉子，面色灰白，额上已见了汗，只是连连碰头，没有话说，于是李鸿藻开口了。
“北宁一失，不独云南吃紧，广东琼州的防线，亦要当心。臣的意思，一方面责成岑毓英督促徐延旭戴罪图功，极力进取；一面饬知张树声、彭玉麟实力筹备，严密防范。”
慈禧太后不作声，好半天才很不情愿似的说了声：“也只好这样了。”
“是！”
“我看徐延旭不行。”慈禧太后又说，“得要找个人替他。”
徐延旭的底蕴已经大白，粉饰推诿，一无是处，其人本就既老且病，如果军务方面不行，其他就没有用处了。这样的人，自然应该立刻解职，但谁是继任其职的适当人选？只为此难，所以从宝鋆到翁同和都不开口，现在慈禧太后一口说破，枢臣不能不承旨办理。
“张佩纶、张之洞都曾力保徐延旭、唐炯，不想如此辜负圣恩！”宝鋆答道：“容臣等与恭亲王商议了，再回奏请旨。”
“对了！还有个唐炯，上年擅自进关，就跟临阵潜逃一样，可恶得很，应该跟徐延旭一案处分。”
宝鋆答应着，先拟旨分寄云南岑毓英，广东张树声和彭玉麟，给了徐延旭革职暂留顶戴的处分。然后宝鋆约了李鸿藻，添上一个张佩纶，一起去见恭王，商议广西和云南两巡抚的调动事宜。
“人是有。不过赤手空拳，那个肯去？兵在何处，将在那里，枪炮子药何在？这些不替人筹好了，请问，”恭王环视一周，眼光落到自己身上：“叫我也不肯去。”
“现在该是掌兵权的重臣效命的时候。”李鸿藻说：“左季高总算难为他，已经派了王朗青，李少荃的淮军，也该出出力才是。”
“就是这话。”恭王深深点头，“我看和也好，战也好，都少不得一个李少荃，自然也少不得淮军。”
于是顺理成章地决定了正率军援桂的淮军将领，现任湖南巡抚潘鼎新接替徐延旭，再就近调一个早就当过云贵总督，因案革职，光绪六年复起的贵州巡抚张凯嵩接替唐炯为云南巡抚。
“王爷，”张佩纶说道：“法国索兵费六百万镑，此事所关非细，总不宜授人以柄？”
“何为授人以柄？”
“崇地山的前事可鉴。当年逮问崇地山，俄国以为按万国公法，是敌视该国的明证。如今与法国正在议和，而以与法军开仗失律的疆臣革职，另简将领接替，岂不明示我国不惜周旋到底并无求和的诚意。倘或法国公使以此质问，颇难自解。”
“这倒也说得是。”恭王踌躇着说：“难道不作调动？这对上头又如何交代？”
“好办得很！”宝鋆接口，“不用明发，不必知照吏部就是了。”
“疆臣调动，不用明发，”恭王大摇其头，“从无此例。”
“事贵从权。”宝鋆大声说道，“而且例由人兴。”
这话似乎有些强词夺理，但除此以外，别无良策，恭王便看着其余两个问：“你们看呢？”
李鸿藻不作声，张佩纶亦不作声，宝鋆的办法，算是在沉默中确定了。
“此外呢？”恭王又问：“宿将中还有什么人可以起用？”
“宿将甚多，但要人地相宜。”张佩纶说，“第一要与淮军有渊源；第二要能耐蛮瘴。不然无用。”
于是不约而同地想起了黄桂兰的前任冯子材。他与张国梁同时，当咸丰初年，江南大营解体，张国梁阵亡，何桂清仓皇从常州逃走，李秀成席卷吴中时，只有他始终扼守镇江。但既不展湘，又不隶淮，派系不同，自受排挤，熬了好多年才当到广西提督，却又因徐延旭，跟他不和，彼此互劾，徐延旭占了上风，冯子材解职，改用黄桂兰接了他的位子。于今徐、黄兵败，相形之下，自然见得冯子材高明了。
但是，冯子材的年纪到底大了，是不是老当益壮，肯不肯复起效劳，都成疑问。所以一时未作结论，要看看西南边境的情形再说。
边报其实是可想而知的，关外败退，关前坚守，倒是京里的情形想不到：清流内讧。
由于张佩纶的气焰太盛，清流之中，早就暗树壁垒。反张的是小一辈的名士，隐然以谦恭下士，谨饬自守的翁同和为宗主。其中知名人物推盛昱为首，其次是福州王氏弟兄。哥哥叫王仁堪，字可庄，光绪三年的状元，弟弟叫王仁东，字旭庄，虽还在读书，却已是响当当的少年名士，他最看不起张佩纶，因为张佩纶搏击满朝，而独独亲附李鸿章，不是欺善怕恶，便是趋炎附势。
北宁失守，在王仁东看，当然是张佩纶误保唐、徐的罪过，少年气盛，不免在稠人广座之间，大加指责，同时觉得本乎爱人以德的道理，想劝张佩纶以“徒采虚声，滥保匪人，贻误大局，自请议处。”去了两次，张佩纶不见，一怒之下，决意绝交，正在写信的当儿，来了一个熟客。
这个客人就是张树声的儿子，外号“清流靴子”的张华奎。自从张树声贸然奏调张佩纶不成，两下结了怨，而张树声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时，朝鲜内乱，张树声不听李鸿章不轻用兵的告诫，指派吴长庆渡海平乱，且因得袁世凯的力，处置得宜，益发遭李鸿章的忌，所以张、李亦有貌合神离的模样。这一下，越发要防张佩纶有受李鸿章的指使，有所攻击，因而张华奎代父谋干，一心想去此心腹大患。
然而张佩纶不但上蒙慈眷，且有极硬靠山李鸿藻，所以要去张佩纶，必先去李鸿藻。张华奎认为时机到了，拟了一个奏疏来看王仁东。打开稿子一看，写的是：
“唐炯、徐延旭自道员起擢藩司，不二年即抚滇，桂，外间众口一词，皆谓侍讲学士张佩纶荐之于前，而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保之于后。张佩纶资浅分疏，误采虚声，遽登荐牍，犹可言也，李鸿藻内参进退之权，外顾安危之局，义当博访，务极真知，乃以轻信滥保，使越事败坏至此，即非阿好徇私，律以失人偾事，何说之辞？”
才看了第一段，王仁东就明白了，“劾李相不如专劾丰润。”他说。丰润是指张佩纶。
“是！”张华奎答道：“擒贼先擒王。”
王仁东点点头，将整个折子看完，徐徐问道：“蔼卿，你有什么主意？”
“我先请问，旭庄，你看这个折子怎么样？”
“清流见重于人，不独在于见识文采，尤在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王仁东又发了议论：“象张篑斋，处处说得嘴响，只遇到李合肥，就闪转腾挪，曲意回护，这算什么名堂？这个折子自然痛快。”
“那么，再请教，怎么递上去？”
“你看呢？”
“令兄如何？”
王仁东知道，他那位老兄的态度不如他激烈，未见得肯依从，倘或不肯，自己一定要争，伤了手足的友爱之情。再以清流中的地位来说，他老兄虽是状元，分量究竟还不够，够分量的有一个人，却无把握。因而答道：“你先摆在我这里，等我琢磨琢磨，行不行？”
“有什么不行？”张华荃又试探着问：“近来跟盛伯羲常过从否？”
王仁东笑笑不答。心里更打定了主意，所见相同，决定找盛昱出面。
为了言路大哗，无不以为唐炯、徐延旭丧师辱国，因而朝旨革职拿问，责成新任云南巡抚张凯嵩和广西巡抚潘鼎新派员解送刑部。这两道上谕，依照张佩纶的意见，不“明发”，用“廷寄”。当然，知道的人很不少，对此不满的人亦很多，朝廷刑赏，必须明白宣谕，示天下以至公，那有这样偷偷摸摸的道理。
就为了这个缘故，盛昱认为军机的失职，非比寻常。他本来就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想法，此时越发觉得该轰轰烈烈搞一下，于是关紧了书房门，改好了张华奎的原稿，亲自誊清，密密固封，递入内奏事处。
慈禧太后打开来一看，事由是：“为疆事败坏，责有攸归，请将军机大臣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以振纲纪而图补救。”不觉瞿然动容。近来论越事的折子不少，大多痛斥唐、徐，弹劾军机大臣的却还仅见。
因此，她命宫女剔亮了灯，聚精会神地细读。第一段是责备张佩纶，牵连及于李鸿藻，再下去就谈到恭王了：
“恭亲王、宝鋆久直枢延，更事不少，非无知人之明，与景廉、翁同和之才识凡下者不同，乃亦俯仰徘徊，坐观成败，其咎实与李鸿藻同科。然此犹共见共闻者也，奴才所深虑者，一在目前之蒙蔽，一在将来之诿卸。北宁等处败报纷来，我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将唐炯、徐延旭拿问，自宜涣大号以励军威，庶几敌忾同仇，力图雪恨，乃该大臣等犹欲巧为粉饰，不明发谕旨，不知照内阁吏部，夫一月之内更调四巡抚，一日之内逮治两巡抚，而欲使天下不知，此岂情理所有？”
慈禧太后不自觉地叹了口气，接着再往下看：
“该大臣等唯冀苟安旦夕，遂置朝纲于不顾，试思我大清二百余年有此体制欤？抑我中国数千余年有此政令欤？现在各国驻京公署及沿海各国兵船，纷纷升旗，为法夷致贺。外邦腾笑，朝士寒心，奴才窃料该大臣等视若寻常，未必奏闻也。”
看到这里，慈禧太后便问：“李莲英呢？”
李莲英正在分派慈禧太后出宫随行的太监和宫女，听得传唤，飞快而至，等候示下。
“各国使馆，这几天都升旗了没有？”
这话问得人摸不着头脑，东江米巷的使馆他亦见过，记得是升着五颜六色的旗子，但这几天是不是升旗可就不知道了。
他当然不敢也不肯回说“不知道”，答一句：“奴才马上叫人去瞧。”
“快！我等着回话。”
李莲英答应着出了长春宫，找到一个骑马骑得极好的御前侍卫，传宣懿旨，限他半个时辰去瞧了来回话。
“不用去瞧，是升着他们的国旗。”
“你怎么知道？”李莲英责备他说：“年轻轻的，别的没有学会，就学会躲懒。”
“李大叔，不信你亲自去瞧！洋人的规矩，除了下雨飘雪，每天一早升旗，上灯下旗，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这个样，错不了的。”
“不会错？”
“错了，你老凭我是问。”
李莲英谅他不敢撒谎，便点点头说：“好吧！你别跟人说什么。”
虽有了结果，他却不立即回长春宫，将自己的事情料理停当，取出李鸿章所送的一个金表看了一下，够了用快马去一趟东江米巷的工夫，才去回奏。
“跟佛爷回话，英国、法国、日本、美国、俄国，各国使馆都升着他们的国旗。”
“真的有这回事！”慈禧太后带着恨声，接着倏然抬眼：
“德国呢？”
这是数漏了一国，但不能说没有看明白，也不能答得迟疑，不然就是差使办得不够漂亮，李莲英毫不含糊地答道：
“没有！”
慈禧太后深深点头，“我想也不会。”她自语似地说：“德国跟法国不和，自然不能替他们高兴。”
李莲英听在耳朵里，摸到一点门径了，原来“佛爷”问各国使馆可曾升旗，是要打听各国使馆可是为法国高兴？这当然跟越南打仗有关。这一阵子慈禧太后的脸色没有开朗过，此时更见沉重，不能惹她生气。因而特地告诫所有能在慈禧太后说得上话的太监宫女，格外小心，问到外头的情形，不可多话，更不可瞎说。
其实，最后的告诫是过虑，慈禧太后连跟李莲英都懒得说话，她心里只不断默念着盛昱的话：“有臣如此，皇太后皇上不加显责，何以对祖宗？何以答天下？惟有请明降谕旨，将军机大臣及滥保匪人之张佩纶，均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认真改过。”
这样想着，已快上轿出宫了，忽又改了主意，转脸对李莲英说道：“先到养心殿！”
这自然是要召见军机，苏拉飞快地传旨叫起。军机上四大臣微觉诧异。这天因为恭王奉旨到东陵普祥峪为孝贞太后三周年忌辰上祭，原已传谕军机，不必见面，忽又叫起，是何大事等不到明天呢？
“只怕盛伯熙的折子上说了什么？”宝鋆猜测着说，“此君好久没有说话了，听说今天的折子是他亲自来递的，而且还在朝房里不走，似乎打算着有他的‘起’。不管了，上去再说。”
等见过了礼，慈禧太后开口便问：“北洋有电报没有？”
“没有。”
“有也不会有什么好消息！”慈禧太后的声音极冷，脸也绷得极紧，“边疆处处多事，督抚都是一样，无非空话搪塞。钱花得不少，左手来，右手去，户部库里空的时候居多，谈了几年的海防，效用在那里？”她的两把儿头上的黄丝穗子，尽自晃荡，“我好些日子没有舒舒服服睡过一觉了！一想起来，不知道将来有什么脸儿见祖宗？”
最后那句话，比一巴掌打在人脸上还厉害，从宝鋆以次，不由得都取下帽子碰头，局促得抬不起脸来。
“越南的局面不知道怎么收场？战也不是，和也不是，就这么糊里糊涂，一天一天混了过去。怎么得了？”
“奴才等奉职无状。”汗流浃背的宝鋆很吃力地答奏，“虽说内外的难处很多，总归军机难逃失职之咎。奴才等实在无地自容。”
“也不能怪你们。多少年来积习难返了。”慈禧太后欲语不语地，终于叹口气说：“你们下去吧！”
跪安退出，一个个神色都不自然。口中不言，心里却都惊疑不定，不知道慈禧太后这番严厉的责备，到底因何而发？
“盛伯熙的折子下来了没有？”宝鋆忽然问起，将军机章京找了来问。
“没有。”
“言路上还有谁的折子？”
军机章京查了来回报：山东道御史何崇光有一个奏折，亦还没有发下来。同时又带来一个消息，说慈禧太后原定这天出宫临幸寿庄公主府赐奠，临时改期，改到明天了。
寿庄公主是醇王同母的妹妹，行九，所以通称为“九公主”，同治二年出降，十四个月以后就守了寡。这是慈禧太后指的婚，她内心不免歉然，又因为她是醇王的胞妹，特加优遇，由和硕公主进封固伦公主，赐乘杏黄轿。但这些荣典，并无补于寡鸾孤鹄的抑郁情怀，终于一病不起，在一个月前薨逝。
慈禧太后在九公主初薨时，已经赐奠过一次，这一次是因为二十七天期满，金棺将奉移墓园，再度亲临奠酒。事先传谕醇王，在九公主府传膳。这是示意要醇王开举，当然奉命唯谨，但时间过于局促，府中的厨子备办不及，只有托李莲英设法，花三千两银子，调集长春宫小厨房和御膳房的膳夫，利用现成的水陆珍肴供奉。
这天九公主府中，亲贵除了恭王以外，几乎都已到齐，站过班等候分班行礼，谁知李莲英传懿旨：无须进见，各自散去。当然醇王因为还要进膳，是不能走的。
这一切安排，都是为了便于单独召见醇王，见面先将盛昱的奏折交了下来，同时说道：“你看看，该怎么样才能让他们‘戴罪图功’？”
醇王接折在手，匆匆看完，内心起伏激动，讷讷然答道：“盛昱的话，正是臣心里的话，‘我皇太后皇上付以用人行政之柄，言听计从，远者二十余年，近亦十数年，乃饷源何以日绌，兵力何以日单，人才何以日乏？’别的不说，只说法国好了。天津教案到如今十四年了！当时大家能够知耻发奋，整顿军备，培养人才，到如今又何致于要用唐炯、徐延旭、黄桂兰这些废物，又何致于张树声要派兵到顺化，竟因没有铁甲轮船不敢到越南海面？以往如此，将来亦好不到那里去。年富力强的时候，不能为朝廷出力，年纪大了，更没有指望。皇太后如天之德，要责成他们‘戴罪图功’，以臣看来，实在很难。”
“嗯！”慈禧太后在心中考量，有句话要问出来，关系极重，得要仔细想一想，所以这样说道：“你好好去琢磨琢磨。
这个折子我先留下。”
“是！”
“明儿一早你递牌子。”
这表示下一天还要召见，进一步再作计议。醇王等伺候慈禧太后传膳已毕，起驾还宫，赶回伞子胡同的新居适园，吩咐下人：“马上请孙大人来！”
“孙大人”是指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京朝大员中，跟醇王亲近是出了名的。孙毓汶因为咸丰末年在山东济宁原籍办理团练，抗捐经费为僧王所劾，革职充军，恭王为此深恶痛绝。后来虽以报效军饷，开复原官，却始终不甚得意，直到光绪四年丁忧服满进京，方始迁詹事、升阁学、转侍郎。这自然是醇王的力量，他本人亦并不讳言，只表示“非杨即墨”，既然恭王对他“有成见”，那么亲近醇王也是很自然的事。
其实，他是看准了醇王的“太上皇”的身分，必有一天发生作用，所以刻意奉承。而预期的这一天，毕竟到了！“王爷，”他说，“上头的意思不就很明白吗？这个折子单单只给王爷一个人看，就是只打算听王爷一个人的话。”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我的情形跟‘那面’不同。”醇王说的“那面”是指恭王。
醇王自从次子入承大统，非分的尊荣为他带来至深的警惕，自分闲废终身，曾上疏自陈心迹：“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而清议言路，懔于明世宗“大礼议”的教训，深恐醇王将来会以皇帝本生父的地位干政，纷纷建言裁抑，十年以来，仿佛已与实际政务绝缘。如今虽静极思动，但要想如恭王一般以亲贵领军机，却决不可能，这就是与“那面不一样”的地方。
孙毓汶当然知道这层道理，但他另有一套说法：“朝廷少不得王爷，成宪亦未见得不能变更，只有找几个肯听话的人，一样能大展王爷的怀抱。嘉谟鸿猷，有益于国，为天下共见共闻，三、五年以后，水到渠成，谁曰不宜？”
这番话听来暧昧，其实不难明白。他是劝醇王用一般傀儡，自己在幕后牵线，隐操政柄。三、五年以后，皇帝亲政，大权在握，要请本生父执政，则亦无非就已成之局，化暗为明而已。
想到深处，醇王怦怦心动，他始终认为民气可用，而选将、练兵、筹饷如能切实整顿，成效自见，大可跟洋人见个高下。只为恭王过于懦弱，谁都知道他没有跟外敌周旋的决心。既然如此，整顿军备，毫无用处，自然因循观望。倘或换一个发扬踔厉的局面，人心一变，鼓舞向上，那时候大申天讨，倒要让大家看看，到底谁行谁不行？
想得极美，但做起来不容易，“谁是肯乖乖听话的？”他说：“只怕连贵同年都未必肯。”
这是指的翁同和。一想到他，孙毓汶心里就不舒服，家世仿佛，而才具自问不知比他高出多少，但论功名殿试逊他一筹，屈居人下，已是莫大憾事，论仕途，为帝师、当尚书、入军机，又那来这么好的运气？相形之下，自己太委屈了。
不过他亦很机警，知道醇王很敬重翁同和，不敢过分攻击，因话答话地说：“翁叔平不脱贵介公子的习气，又自负是状元，崖岸似高，外谦而内傲。王爷早就看得很明白了。”
“是的。”醇王踌躇着说：“连他都不能如人之意，那就难了。”
“是！很难。若要不难，必得走这条路。”孙毓汶的声音异常沉着：“其实也只有这条路好走。”
“什么路？”
“全班尽撤。”
醇王一惊！“你是说军机全班尽撤？”他问。
“是！”
“从雍正七年设军机处以来，还没有全班尽撤的成例。”
“怎么没有？”孙毓汶说：“辛酉那年不是吗？”
辛酉政变是特例，醇王摇摇头：“那不同！”
“例由人兴。”孙毓汶说：“而且也得顾六爷的面子。”
“这话怎么说？”
“只看咸丰五年的例子，六爷一个人出军机，那碰的是多大的一个钉子？唯有全班尽撤，算替六爷分谤，他的面子才好看些。”
“这倒也是。”醇王深深点头，“不过，对上头总该有个说法？”
“当然。王爷不妨这么说……。”
孙毓汶密密教了醇王一套话，还有最重要的朱谕底稿，便由他在适园的香斋中，闭门草拟。弄了一个更次，方始就绪，送请醇王过目。
接到手里一看，是这样措词：
“现值国家元气未充，时艰犹巨，政多丛脞，民未敉安，内外事务，必须得人而理，而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之枢纽。恭亲王奕-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谓昧于知人。本朝家法綦严，若谓其如前代之窃权乱政，不惟居心所不敢，实亦法律所不容。”
虽是开脱的语气，仍觉太重。醇王到底还有手足之情，不比孙毓汶看恭王是冤家，所以踌躇着说：“似乎不必这样子措词。”
“非此不可！”孙毓汶用平静而固执的声音接口，“近支亲贵尊长，而且前后领军机三十年，不这样子措词，岂不显得皇太后不厚道？”
这样一说，醇王不作声了。接着再往下看：
“只以上数端，贻误已非浅显，若仍不改图，专务姑息，何以仰副列圣之伟烈贻谋？将来皇帝亲政，又安能臻诸上理？若竟照弹章一一宣示，即不能复议亲贵，亦不能曲全耆旧，是岂朝廷宽大之政所忍为哉？言念及此，良用恻然。恭亲王奕-、大学士宝鋆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姑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兹录其前劳，全其末路。”
以下就是一段空白。因为一二品以上的大员有过失，臣下不得妄拟处分，所以从恭王开始，对所有的军机大臣，都是只拟罪状：
“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内廷当差有年，只为囿于才识，遂致办事竭蹶。
兵部尚书景廉，只能循分供职，经济非其所长。
工部尚书翁同和，甫直枢廷，适当多事，惟既别无建白，亦不无应得之咎。”
这三小段之下，都留有空白，预备让慈禧太后自己去填注处分。接下来又这样说：
“朝廷于该王大臣之居心办事，默察已久，知其决难振作，诚恐贻误愈深则获咎愈重，是以曲示矜全，从轻予谴，初不因寻常一眚之微，小臣一疏之劾，遽将亲藩大臣投闲降级也。”
再下面便是一番激励的话，用“将此通谕知之”六字作结。
于是第二天一早，醇王坐轿进宫，遵照慈禧太后的指示，递了牌子，等候召见。这天是三月初十，慈安太后三周年的忌辰，除了特派恭王赴东陵普祥峪上祭以外，皇帝在景山寿皇殿行礼，因此，原来仿照同治的故事，皇帝未亲政前，应该随同太后召见臣工，而这天却缺席了。这是慈禧太后特意的安排，跟在九公主府传膳同一用心，为了要避开皇帝召醇王“独对”，免得泄漏机密。
当然，头一起还是召见军机，只谈了一件事，就是徐延旭在二月十四驰报北宁无恙奏折。慈禧太后只是连连冷笑，未作任何指示就传谕“跪安”了。
等军机一退，立即传召醇王，养心殿东暖阁门窗紧闭，殿前殿后由李莲英亲自带人巡视，深恐有人接近窥探。
这样严密的关防，军机处自然不知道，但只听说醇王独对将近一个钟头之久，而且盛昱、何崇光、刘恩溥等人的封奏，都未交下来，是什么事触犯忌讳，留中不发？因而宝、景、李、翁四大臣，都有预感，怕要出什么大风浪，只盼恭王能早早赶回京来。
再下一天，何崇光、刘恩溥的折子都交下来了，非常意外地，所奏竟是无甚关系之事，而盛昱的折子始终未发，这就越显得有蹊跷了。甚至连盛昱自己都有些惴惴不安，怎么样也猜不透慈禧太后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而了解政情，善观风色的还纷纷向他打听，这是极有关系的大事，他自然只字不肯透露。
因为如此，他在考虑，有个应酬是不是要去？去了必有许多人问到他的封奏，不但不胜其烦，而且穷于应付。不去则又失礼，更怕有人猜疑他是“故意”不到，越发会惹起好些无根的揣测。
想来想去，决定还是去。因为一方面固然要表示中怀坦荡，另一方面实在也想打听打听消息，或者可以对自己的这个折子会引起什么结果，窥知端倪。
这天三月十二，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文煜为他的儿子志颜完婚。文煜在咸丰初年以办江北江南大营的粮台起家，是旗人中有名的富户。上年胡雪岩的阜康银号倒闭，据说倒了他一百多万银子，为邓承修严词参劾，结果查出三十六万两，朝旨责令捐银十万两，以充公用，并由顺天府按照官款，如数追出。一场风险，不仅大事化小，且因不费分文，直可说是小事化无。另外的存款，拿胡雪岩所设一家规模极大的药店胡庆余堂作抵，所损无多，因而非常高兴。这场喜事，也就大为铺张，贺客上千之多。
上千的贺客中，最为主人所看重的，不是“王爷”而是“都老爷”，有“铁汉”之称的邓承修，虽然弹劾过文煜，却仍旧为他奉作上宾，亲自作陪。谈不到片刻，只听支宾的听差，高声传呼：“盛老爷到！”这就不但主人，连贺客亦无不注目了。
盛昱是肃亲王豪格之后，亦是天潢贵胄，加以少年名士，自视甚高，所以虽是水晶顶子的五品官儿，那昂然直入的气派，却不下于一品大员。
在喜堂上行过了礼，由主人亲自领着到西花厅。款客之地七八处，西花厅的“门槛”最高，专门接待清流名士，不怕官爵再高，如果不是正途出身而腹有诗书，就不敢踏进门去。
盛昱是翰苑后辈，但从宾廷憔悴罢官，回到镶蓝旗营房，领一份钱粮度日，每天徜徉西山，寻诗觅句，自遣愁以来，他就成了八旗名士的领袖，声光极盛。加以他那个折子留中不发已有四天之久，料知必有惊人的陈奏，因而一进花厅，立刻就被包围了。
大家都在探问，不问的只有王仁堪、王仁东弟兄，再有个人倒想问，只是没他说话的分儿，此人就是张华奎。他是北闱的举人，以等候会试为名，替他父亲在京当“坐探”，平时虽奔走清流之门，却没有谁当他一个读书人看待，能够踏进这座花厅，已近乎“僭越”。他也知道名士中脾气不好的甚多，胡乱插嘴，会受呵责，搞得下不了台，所以自己知趣，只远远坐在一角，伺候颜色。
但是，他的消息却比任何人都灵通，因为他有宫里的线索。盛昱的折子，将他的原稿改动了多少，他不知道，但慈禧太后在九公主府及养心殿两次召见醇王，关防严密异常，却是他知道的。参的是李鸿藻跟张佩纶，何须垂询醇王？如果醇王入见，与此事无关，那么盛昱的折子又何以四天不下？是不是盛昱改动原稿，又加上什么花样，或者措词过于激烈，会引起什么大风波，搞得一发不可收拾？
为此，他相当不安，曾经跟王仁东谈过，想托他去打听。王仁东不愿这么做，只推托事忙，一时没工夫去见盛昱，此刻盛昱就在这里，请他便中一问，有何不可？
这样盘算着，便找到一个机会，将王仁东拉到一边，说知究竟。王仁东是防着他有此一举的，心中早有预备，“你别傻！”他说，“众目睽睽之下，拿他调到一边咬耳朵，人家心里会怎么想？这件事，我们大可在旁边看热闹，不必理他。”
张华奎却没有他那份闲豫的心情。上次为了奏调张佩纶，弄巧成拙，结成冤家，此番暗中“打虎”，倘或不能得手，反扑相噬，必非敌手。但是，这些顾虑却是难言之隐，无从跟王仁东明说，只好唯唯称是。
“走！”王仁东拉着他说，“他们在谈两广的边务，你也去听听，看跟令尊在家书中告诉你的情形，有什么不同。”
于是两个人慢慢走到西首，只见炕床上坐的是“寿阳相国”祁嶲藻的儿子祁世长，刑部右侍郎而为“小军机”魁首的许庚身，两旁八张椅子上，东面是邓承修、刘恩溥和盛昱；西面是翁同和的得意门生汪鸣銮和王仁堪。椅子还空着三张，却没有人去坐。王仁东和张华奎也象有些站着的人一样，扶着椅背。倾听许庚身在谈越南的局势。
军机上行走的人，自有等闲所不能知的消息，而他又一向掌管军务，凡是指授方略的廷寄，大都由他拟笔，因而对于越南的兵力部署，地理形势，相当熟悉。加以他的言语极具条理，娓娓言来，令人忘倦。
正谈得起劲时，文煜家的一名听差，悄然趋前，躬身说道：“许大人！七王爷请。”
许庚身很从容地点一点头问：“七王爷在那儿？”
“在楠木厅。”
“我知道。我认得地方。说我就去。”
“是！”
许庚身正谈到黄桂兰服毒自杀，生死未明之际，站起身来，拱拱手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星叔、慢走！”祁世长拉住他说，“你把黄桂兰的一条命留下。”
“赵沃见死不救，那里还会有命？”说完，许庚身举步出厅，去见醇王。
于是大家又谈赵沃，接下来谈徐延旭、谈唐炯，责备自然甚严。对于保荐唐、徐的张佩纶，亦有不满之词。
由张佩纶谈到张之洞，祁世长透露了一个消息：“听说张香涛内召，还要大用，看来只有此君得意。”
巡抚大用，自然是升总督，而要调升，当然是调到西南多事之区。岑毓英并无过失，应该不致于有调动，然则是两广了。
张华奎转念到此，异常不安，格外留神细听，只听刘恩溥笑道：“张香涛‘八表经营’，自然志在四方，陛见之日，也许会请缨杀敌。果然如此，不知朝廷作何处置？”
祁世长想有所言，但看了张华奎一眼，便即缩口。这一眼，越让张华奎心里发毛，再也待不下去，悄悄抽身，溜出文宅去打听信息。
奔走到晚，只打听到一个很奇怪的信息，内奏事处传懿旨，命御前大臣、大学士、六部满汉尚书，第二天“递牌子”。这是慈禧太后有所宣谕，但何以不由军机承旨，内阁明发，而要面谕？这一不寻常的举措，莫非与盛昱的折子有关？
第二天一早打听，还有奇怪的事，传集御前大臣、大学士、满汉尚书的“大起”中，独独没有武英殿大学士宝鋆、协办大学士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工部尚书翁同和。军机大臣都不在召见之列，令人很快地想到辛酉年秋天，两宫太后召见王公大臣，出示朱谕，诛黜全班军机大臣的故事。
到了中午，终于有了确实消息：军机全班尽撤，朱谕中定的处分，恭王是“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全俸，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是“原品休致”。
李鸿藻和景廉的处分最重。都是降二级调用，两人相比，李鸿藻又吃了暗亏。因为景廉是尚书，从一品降二级照例调补为内阁学士，李鸿藻是协办大学士，正一品降二级应为正二品，但文官中的正二品，只有太子少师等等东宫官属，此是加官赠衔，向无专授，因而亦只能去当内阁学士，变成降三级调用。
最便宜的算是翁同和，“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只是不论如何，逐出军机处总是宦海中的绝大波澜，而全班尽撤，向无先例，不但身历其境的人目瞪口呆，就是旁观者亦觉得惊心动魄。
“想不到惹出这么一场大风波！”连张华奎都是面无人色，向王仁东抱怨：“不知盛伯熙还说了什么？他的折子到现在没有发下来，一定有不足以示天下的话在内。”
“是啊！我亦奇怪。走！看他去。”
盛昱家园林清幽雅致，牡丹尤负盛名，阳春三月，正当盛放。主人风雅好客，年年此时，排日作文酒之会，至于三五知好，对花引觞，更几乎日日如此。然而这一天却是例外，盛昱短衣负手，低头疾步，偶而拈花，却不是微笑而是长吁。
在门前却又是一番光景，热闹与清冷大异其趣。朱谕一传，震动大小衙门。同治四年恭王被谴，不足与此事件相比，拿辛酉年杀肃顺一事来相提并论，对政局的影响差相仿佛，而予人的突兀之感，只多不少，因为肃顺将有大祸，事先有明显的迹象，而军机全班尽撤，连军机大臣自己都如在梦中。
因此，大家探索真相的兴趣，也格外浓厚。而唯一的线索，只是盛昱一奏。他的话能发生这样的作用，一方面见得他的笔厉害，一方面也可以想见他如何为慈禧太后所重视？清流建言，多蒙荣宠，现成的两个例子：张之洞以詹事府五品的左庶子，十五个月的工夫，由升补翰林院侍讲学士而超擢二品的内阁学士，外放山西巡抚；张佩纶则更由右庶一跃而署理三品的左副都御史，以后又派为总署大臣。如今盛昱也是位列清班的左庶子，以彼例此，将被大用是可预见之事，这个将爇的“冷灶”，不可不烧。再有些人是专为要打听他的折子中说了些什么话，这不仅出于对朝政的兴趣，而且也关碍着个人的利害得失，因为可超而知的是，他既能劾罢全班军机，自然曾痛论朝局，其中必定列举许多腐败的例证，如果为他的笔尖儿扫着，便得早筹避祸之计。就因为这些缘故，访客络绎不绝，而门上奉命，一概挡驾。当然，王仁东跟张华奎是例外，他们是不须通报的熟客，一看门前车马塞道，径自敲开花园边门，在建于假山顶上的月台，见着了盛昱。“真是臣门如市，臣心如水。”王仁东笑道：“高致真不可及！”
“唉！”盛昱叹了口气，怔怔地望着来客，竟说不出话。
见他是这样的神情，张华奎悄悄拉了拉王仁东的衣服，示意他说话谨慎。王仁东当然也看出盛昱的心境，不敢再出以轻松戏谑的态度，试探着问说：“折子始终没有发下来？”
“就是不发不好！唉，”盛昱又叹口气，“我好悔！”
这句话使得两位来客的心都往下一沉，听他的话，似乎是说他们俩害了朋友。王仁东性情比较褊急，当时便神色严重地说：“伯熙，我不明白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你悔些什么？”
“我悔我太轻率。无形中受人利用。”
“什么？”王仁东越发沉下脸来质问，“谁利用了呢？”
见他声色俱厉的样子，盛昱一愣，细细看了看他的脸色又回想了想彼此的对答，不由得哑然失笑：“我不是说你们。
你们不会利用我，我也不会为你们所利用。”
这是很凶的一个软钉子，藐视之意，十分明显，但因话答话，没有什么不对，张华奎深怕彼此的话，越说越僵，赶紧从中解释。
“大哥，”他一直用这样亲热而尊敬的称呼叫盛昱，”旭庄完全是爱朋友的一番意思。这样的至交，即使有什么事要请大哥主持公道，亦一定明白相求，如何说得到‘利用’二字？
所以旭庄气急了。”
“原是如此！”盛昱为了表示待友的诚意，招招手说：“两位请随我来。”
到了他那间插架琳琅，四壁图书，布置得极讲究的书斋中，盛昱从红木书桌的抽斗中，取出“折底”来给王仁东看。是张华奎的原稿经过删改的，一看事由，只涂掉了三个字，原文是：“为疆事败坏，责有攸归，请将军机大臣李鸿藻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以振纲纪而图补救事”，涂掉了李鸿藻这个名字，便变成劾及全班了。
然而通篇大旨，还是以劾李鸿藻为主，谈到恭王的只有一句话，说用潘鼎新、张凯嵩，“恭亲王等鉴于李鸿藻而不敢言，”是说恭王鉴于李鸿藻轻信张佩纶滥保唐炯、徐延旭之失，而不敢起用新人，以为用潘、张是“就地取材，用之而当，固不为功，用之而非，亦不为过，滥誉之咎，犹可解免。”
“这也不算苛责。”王仁东诧异，“何以恭王会获以重谴？”
“就是这话罗！”盛昱使劲挥舞着手说，“现在我才想通，上头跟这个，”他做了个七的手势，“早就打算去恭王了。只是定乱安国的亲贵，理当优礼，怎么样也说不出不要恭王当国的话，正好有我这个折子，一语之微也算是抓住了题目。你们想想，我不是受人利用了？”
“原来如此！”王仁东才知自己误会得不识高低，既感安慰，亦觉自惭，勉强笑道：“这倒是我拿我自己看得太高了！”
在难堪的沉默中，终于由张华奎道破了藏在每人心中的一个疑问：“醇王会不会进军机呢？”
“谁知道？”盛昱紧接着用很有力的声调说：“倘有其事，我一定上折子力争。”
“不知道这趟会不会有人替恭王讲话？”
这一问，使得盛昱深感兴趣。然而细细想去，却又不免失望，恭王遭遇严谴，头一次同治四年，是惇、醇两王仗义执言，第二次同治十三年，是文祥全力斡旋，两次回天，只因为都是“闹家务”，第二次近乎儿戏，所以易于排解。而这一次看起来是兄弟争权，但题目上争的是国事，争的是公是公非，没有人敢说慈禧太后的决定不当，要求收回成命，否则就是干预大政，僭妄太甚。
这样想着，便不住摇头：“不会的！没有人敢讲话，也没有人好讲话。”
“解铃系铃，只怕大哥倒是例外。”张华奎试探着说。
盛昱心中一动，倏然举目，看着王仁东问道：“你以为此举如何？”
王仁东也觉得军机全班尽撤，未免过分，连带使翁同和受池鱼之殃，内心更为不安。但如慈禧太后慎选贤能，果然胜于已撤的一班，那末此举就是多事了。
他认为自己的想法是正办，所以毫不含糊地答道：“即使要这么做，也还不到时候，且看一看，是那班人来接替？”
“这也说得是。”盛昱问张华奎，“你的耳朵长，可曾听说？”
“这自然是由醇王来拟名单。”张华奎答道：“我看孙莱山一定有分。”
“孙莱山？他还没有出京？”
湖北郧西县有一名姓余的秀才，为一个姓干的书办痛殴至死，知县包庇书办，草菅人命，言官参劾，朝旨特命孙毓汶会同内阁孝士乌拉布赴湖北查办。这是十几天以前发的明旨，而且孙毓汶和乌拉布已经“陛辞请训”，现在听张华奎的语气，孙毓汶似乎未走，所以盛昱诧异。
“我也今天才听说。”张华奎答道：“孙莱山这一阵子，都是整日盘桓在适园。”
盛昱深深吸口气：“原来是他为修私怨捣的鬼！那就越发令人不平了。”他说，“两位请为我去打听打听。这件事，我难安缄默！”
看样子盛昱已决心要反过来为恭王说话，王仁东不明白他出尔反尔的态度，何以如此坚决？不免私下要问张华奎。
张华奎平日最留心这些事，自然知道，“也难怪盛伯熙，他实在太冒失了。他是肃王的七世孙，算起来是恭王的侄子……。”
“这我知道。”王仁东不耐烦地抢着说：“你只说他为什么前后态度大不相同？”
“因为恭王待他很不错。盛伯熙上恭王府是不必通报的，王府里的人都叫他‘熙大爷’。你想，以后他怎么还有脸上恭王府？”
“搞成这样的局面，真是始料所不及。”王仁东怅惘不甘地说，“滥保匪人的张幼樵，倒安然无事，更令人气结。”
“慢慢来。”张华奎说：“从前有人测字问休咎，拈得一个‘炭’字，卜者脱口答道，‘冰山一倒，一败如灰’，他的冰山不是倒了吗？”
“看着再说吧！你倒去打听打听，看军机是那班新员？打听到了，直接给盛伯熙去送个信。”
“今天大概不会有信息了。有朱谕总也是明天早晨的事。”
经过彻夜的碾转反侧，盛昱决定要做个“解铃人”，弥补自己轻率系铃的咎歉。
于是一早起身，连浇花喂鸟的常课都顾不得，匆匆漱洗，立即进入书房，铺开纸笔，捧着一盏茶出神。这道奏折颇难措词，构思久久，方始落笔：
“为获谴重臣，未宜置身事外，请量加任使，严予责成，以裨时难，恭折仰祈圣鉴事：窃奴才恭读邸钞，钦奉懿旨：将恭亲王等开去军机大臣差使，仰见宸谟明断，尽义极仁。伏念该亲王等仰荷圣恩，倚畀既专且久，乃办事则初无实效，用人则徒采虚声，律以负恩误国之条，罪奚止此？犹复曲蒙高厚，许以投闲，该王等苟有人心，宜如何感激，在廷诸臣苟有人心，宜如何奋勉！惟是该王等既以军国重事，贻误于前，若令其投老田园，优游散局，转遂其逸之念，适成其添卸之心，殊不足以示罚。方今越南正有军事，筹饷征兵，该王等于档案尚为诸练，若概易生手，圣躬既恐烦劳，庶务或虞丛脞。况疆事方殷而朝局骤变，他族逼处，更虑有以测我之深浅，于目前大局殊有关系。
宝鋆年老志衰，景廉、翁同和小廉曲谨，断不能振作有为，力图晚盖，均无足惜。恭亲王才力聪明，举朝无出其右，徒以沾染习气，不能自振。李鸿藻……。”
写到这里搁笔踌躇。为了救恭王，必须有个陪衬，平心而论，自然还是李鸿藻。但救李鸿藻不是救张佩纶，所以这两句“考语”有一番斟酌，要明说李鸿藻，暗指张佩纶，方合本心。
偶尔抬头一望，不觉一惊，是张华奎悄然坐在那里，便讶然问道：“你什么时候来的？我竟一无所觉。”
“来了一会了。见大哥正在用心的时候，叫管家不必惊动。”
“你来得正好！有个稿子，你不妨替我斟酌斟酌。先听听消息，今儿总该有明发了，军机是那些人？”
“我先念副集唐诗的楹帖你听。”张华奎朗然念道：“丹青不知老将至！”略停了一下又说：“这里头就有了两位了。”
盛昱想了一会，疑惑地问：“是阎丹初、张子青？”
“是的。”
盛昱接着问：“下联呢？”
张华奎应声吟道：“云山况是客中过。”
“云山、云山？”盛昱攒眉思索了一会，“想来是乌少云、孙莱山。孙莱山入抠廷，是在意中，乌少云则匪夷所思了。”
“乌少云不相干。这无非拿他们湖北查案来凑个对子而已。倒是领枢的人，真正匪夷所思，你请猜一猜，猜着了我广和居做东。”
“自然是亲贵？”
“那还用说！”
盛昱一路想，一路说道：“不会是五太爷，心泉跟适园很处得来，不过人太沉静，也从未任过烦剧，莫非是老劻？”
“五太爷”就是“五爷”惇王。心泉是“老五太爷”绵愉之子贝子奕谟的号，亲贵中的贤者，好学能文，有百觥不醉之量，但决非庙堂之器。老劻就是奕劻，因为与慈禧太后外家是“患难”之交，最近也很红，最近有由加郡王衔正式晋封为庆郡王之说，论经历倒也有领军机的资格了。
“都不是。”张华奎说，“是礼王。”
这是太不可思议了。礼王世铎不但谈不到才具，而且根本就没有王者气象，曾以敌体待李莲英，对跪相拜，朝中诧为奇闻。这样的人，何能执掌政柄？
“我不信。你一定弄错。”
“有上谕为证。”张华奎从靴页子里，取出一张白纸，递了过去。
接来一看，写的是：
“奉朱谕：礼亲王世铎，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学习御前大臣，并毋庸带领豹尾枪班。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均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侍郎孙毓汶，着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完了！”盛昱顿足长叹：“真想不到搞成怎样子的局面。
什么人不好用？用礼王！”
“这还不容易明白，礼王听醇王，醇王听上头。所以用礼王即所以自用。”
“这说不定是李莲英出的主意。”盛昱又指着名单说：“阎丹初锐意进取，志气不殊盛年，倒也罢了。张子青今年七十四，媕娿取容，何所作为？难道竟不疏辞吗？”
“白头相公，自古有之。何必辞？”
“这真是所谓‘丹青不知老将至’了！”盛昱看着名单又说：“拿‘腰系战裙’来抵景秋坪，廉谨倒也相当，用张子青抵李兰荪，贤愚不肖，相去就远了。还有，许星叔何以没份？”
“你算算人数看，满二汉三，已经多了。再说，军机向来忌满六个人。”
“嗯，嗯！”盛昱微微冷笑，“这里头夹了个阎丹初，格格不入，我看此老恐怕不安于位，迟早必去。”
“是啊。大家也都奇怪，不知道一缸活泼可爱的金鱼之中，何以放下一条黑鲡鱼？”
“好一个‘一缸活泼可爱的金鱼’！”
盛昱相当激动，说了这一句，坐到原来的位子上，对着未完的奏稿，按捺心神，拈豪沉思，想好了批评李鸿藻的话，下笔疾书：
“李鸿藻昧于知人，暗于料事，惟其愚忠，不无可取，国步阽危，人才难得，若廷臣中尚有胜于该二臣者，奴才断不敢妄行渎奏，惟是以礼亲王与恭亲王较，以张之万与李鸿藻较，则弗如远甚。奴才前劾章请严责成，而不敢轻言罢斥，实此之故。可否请旨饬令恭亲王与李鸿藻仍在军机处行走，责令戴罪图功，洗心涤虑，将从前过错，认真改悔？如再不能振作，即当立予诛戮，不止罢斥，如此则责成既专，或可收使过之效，于大局不为无益。奴才愚昧之见，恭折沥陈，不胜战栗待命之至！”
写完，将笔一丢，看着张华奎说：“你替我看一看！”
张华奎早在旁边看清楚了。张佩纶未有处分，自不免失望，但攻倒李鸿藻，亦等于是挫他的气焰，应该适可而止。不过盛昱解铃系铃，再为李鸿藻请命，他觉得大可不必。只是干预盛昱的建言，可一不可再，而且“昧于知人”这句话，虽指唐炯、徐延旭而言，也未尝不是暗责李鸿藻过分信任张佩纶，因而更不愿再多说什么。
然而就事论事，却不能不进忠告，“礼不如恭，张逊于李，尽人皆知。上头既然这么进退，当然通前彻后想过，无烦陈词。说不定正是要用他们‘无用’这个短处。我看，回天甚难！”张华奎略停一下，“文章虽恳切，却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我知道，坏处是徒然得罪礼、张二人。我不在乎！”盛昱使劲摇着头，“连恭王都得罪了，我还怕得罪那一个？”
“这么说，就递吧！我来替你抄。”
张华奎一面缮折，一面在寻思，这个局面断乎不是这批人能顶得下来的。慈禧太后到底也是精明强干，能够分别贤愚的人，等大局更坏，那班人搞不起来时，还得恭王跟李鸿藻内外相维来收拾烂摊子。
因此，恭王的冷灶不能不烧。现在看盛昱的意思，上这个折子，不是指望慈禧太后会收回成命，无非补过的表示而已。既然如此，何不表示得更明白些，切实些？
打定了主意，便等写完折子，校对无误，帮着封缄完毕，才又说道：“劾恭王是为国，没有人敢责备你不对。不过，大哥，私底下你还该上恭王府去一趟才是。”
盛昱一愣，两眼眨了好一会，突然一拍桌子，倏地起身：
“你说得对！我马上就去。”
“这才显得你襟怀磊落。”张华奎又问：“平时上恭王府，是公服，还是便衣？”
“除了婚丧喜庆，或者逢年过节致贺，总是穿便衣。”
“那还是便衣为宜。”
盛昱接纳了建议，不但穿的便衣，而且是很朴素的黑哔叽夹袍，直贡呢马褂，带一顶同样质料的瓜皮帽。这就颇有小帽青衣，待罪听训的味道了。
一到大翔凤胡同鉴园，王府的护卫下人，都不免“另眼相看”。他们也隐隐约约听得传闻：“王爷碰了大钉子，都只为熙大爷上了个折子，不知说了些什么？”再看到盛昱这副气象萧索的打扮，与平日裘马翩翩的丰采，大不相同，越发有种异样的感觉。
当然，在表面上跟平时毫无分别，依旧殷勤接待。盛昱却反不如平日那样潇洒，要先探问恭王此刻在做些什么？
“有三批客在，都是客气的客人。总得半个时辰，才能敷衍得走。熙大爷先在小客厅坐吧。”
恭王的小客厅是专跟熟人闲叙的地方，没有几个人能到得了那里。如今听下人这样说法，至少可以证明，恭王对他并没有太大的恼怒。不然，纵使不会象荣禄得罪了醇王，太平湖府邸的门上奉命拒而不纳那样予人难堪，亦决不会仍然视他为王府的熟客看待。
意会到此，虽觉安慰，但更愧歉。在小书客房里也就不会象平常那样，摩挲观赏恭王新得的砚台或字画，而是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望着窗外，在琢磨恭王对自己的态度。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听得怪里怪气的一声：“王爷到！”
盛昱正在出神，蓦然听这样一喊，不由得一惊，略一定神，才想起是廊上那只白鹦鹉在作怪。抬眼望去，垂花门口果然有了影子，便抢上两步，到门外迎候。
恭王的步履安详，神态沉静，等他行近，盛昱垂手叫了一声：“六叔！”
“你来了多久了？”恭王一面问，一面进了屋子。
“有一会了。”盛昱答应着，跟了进去。
到了里面，恭王就在窗前一张坐惯了的西洋摇椅上坐下，听差的送了茶，悄悄退了出去，顺手将帘子放下。春日迟迟，蛱蝶双双，炉烟袅袅，市声隐隐，是好闲适的光阴，但盛昱却无心领略，不等出现要令人窒息的沉默，便站起身，向恭王面前一跪。
“六叔！我特地来请罪。”
“言重，言重！请起来，请起来！”
恭王亲手来扶，盛昱抓着他的手说：“六叔，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说好！我心里难过，我闯这场祸，对不起列祖列宗。”
听得这话，恭王的脸色沉重了，“你起来！”他的声音带着点嘶哑，“你不必难过。迟早会有这么一天。”
这是真正谅解的话，对盛昱来说，自是绝大的安慰，答一声：“是！”起身又问：“六叔，不知道见了我的原折没有？”
“还没有看见，听人说了。你的折子没有。”恭王说道，“我在军机眼总署二十三年，国事如此，自然难辞其咎。”
“话虽如此，我亦太苛刻、太操切了。”盛昱不胜扼腕地说，“激出今日的局面，实在意想不到。赎愆补过，责无旁贷，我一定还要上折子，只怕力薄难以回天。”
“不必，不必！”恭王正色劝道，“无益之事，何苦枉抛心力。”
“六叔！”盛昱固执地，“我一定要试一试。”
恭王大为摇头，是那种自觉劝告无非废话，懒得再说的神气。
“六叔！”盛昱仿佛好奇似地问，“难道事前竟一无所闻？”
“今日的局面，由来久矣！”恭王率直答道：“你七叔处心积虑已非一日，让他试一试也好。今天我听见一句南方的俗语，很有意思，‘见人挑担不吃力。’这副担子等他挑上肩，他就知道滋味了。”
“这一层，我就不明白了。本朝的规制最为严整，军机承旨，机密异常，事权不容假借，七叔未有任何名义，如何过问枢务？”
“现在那里还谈得到规制？”恭王苦笑，“垂帘又岂是家法？”
“这……，”盛昱愣了半天说：“这我就更要力争了。不过，我也实在想不出，七叔如何能在暗中操纵？”
恭王笑笑不答，换个话题问道：“近来看些什么书？”
“在重温春秋三传。”
“喔！”恭王走向书架，抽出来几个本子，“我这里有些抄本，你不妨带回去看。”
盛昱每次来，总要带些书回去。有时看完送回来，有时经年累月留着，其中颇有精錾孤本。恭王却从不问一声，无形中便等于举以相赠了。
看到书架，盛昱不由得想起恭王相待之厚，内心益觉惶恐，因而也就无心检阅那些抄本的内容。恭王却好整以暇地跟他大谈春秋之义，心神别有所属地应付着，颇以为苦。
幸好，有人来解了他的围，是王府的门上，送进来一批文件，大半是表示慰问的应酬信，恭王看过丢开。拆到宝鋆的一封信，门上说道：“宝大人府上的人，在等着回话。”
恭王不答，将信看完了，顺手递给盛昱，“宝佩蘅也太过分了。”他说，“你看看。”
信中是约恭王逛西山，说预备了“行厨”，又说要跟恭王分韵赌诗。兴致显得极好似的，当然是故意要做出得失不萦于怀的闲豫之态。
“这，”盛昱率直答道：“未免近乎矫揉造作。”
“正是这话。”恭王深深点头，转脸对门上说：“你跟来人说，我这两天身子不舒服。”
这就是回绝的表示，门上答应着退了出去。恭王继续看信，其中有一封看得很仔细。盛昱探头略一张望，发现字句中有“双抬”的地方，不由得加了几分注意，因为这必是提到上谕，才会用“双抬”。
看完，恭王默无一言地将信递了过来，盛昱的疑问有了解答。军机章京送信告知：已有慈禧太后的朱谕，军机处遇紧急要件，着即会同醇亲王商办。
“这不成了太上军机大臣了吗？”
“先帝龙驭上宾的第二天，议上皇帝本生父的尊号，定议仍为醇亲王，加世袭罔替。我当时说过一句话以‘但愿世世代代，永远是此称号。’今天，我还是这句话。”
恭王的意思很明白，但愿“太上军机大臣”，不会成为“太上皇”。然而皇帝未亲政前已经如此，亲政后，又谁会知道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因此，他决定本乎初意，上疏力争。朝士中亦颇有与他持相同见解，主张预作裁抑的，这更加深了盛昱的决心。回家以后，立刻拟了个奏稿：
“钦奉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着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俟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钦此！仰见皇太后忧国苦心，以恭亲王等决难振作。以礼亲王等甫任枢机，辗转思维，万不得已，特以醇亲王秉性忠贞，遂违其高蹈之心，而被以会商之命。惟是醇亲王自光绪建元以后，分地綦崇，即不当婴以世事，当日请开去差使一节，情真语挚，实天下之至文，亦古今之至理。兹奉懿旨入赞枢廷，军机处为政务总汇之区，不徒任劳，仰且任怨，醇亲王怡志林泉，迭更岁月，骤膺烦巨，或非摄养所宜。况乎综繁赜之交，则悔犬易集，操进退之权，则怨讟易生，在醇亲王公忠体国，何恤人言？而仰度慈怀，当又不忍使之蒙议。奴才伏读仁宗睿皇帝圣训，嘉庆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奉上谕，‘本朝自设立军机处以来，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者。正月初间，因军机处事务较烦，是以暂令成亲王永瑆入直办事，但究与国家定制未符。成亲王永瑆，着不必在军机处行走’等因。钦此，诚以亲王爵秩较崇，有功而赏，赏无可加，有过而罚，罚所不忍，优以恩礼而不授以事权，圣谟深造，万世永遵。恭亲王参赞密笏，本属权宜，况醇亲王又非恭亲王之比乎？伏恳皇太后懔遵祖训，收回醇亲王会同商办之懿旨，责成军机处臣尽心翊赞。遇有紧要事件，明降谕旨，发交廷议。询谋佥同，必无败事。醇亲王如有所见，无难具折奏陈，以资采择，或加召对，虚心廷访，正不必有会商之名，始可收赞襄之道也。”
稿子是拟好了，但一时还不能递。因为前一个“获谴重臣未宜置身事外，请量加任使”的拆子，递上去以后，还没有着落。果然感格天心，恭王能够复用，那么会同醇王商办，也未始不可，因为有恭王从中裁抑，醇王或他的左右，纵有异谋，亦必不能实现。
等了五天，消息沉沉。前一个折子一定是“淹”了，盛昱觉得不必再等，毅然决然将后一个折子递了上去。
慈禧太后看到这个折子，觉得话说得有道理，要驳很难有堂堂正正、理直气壮的理由，只好留中不发。但是第二个折子却又到了。
此人是个蒙古名士，名叫锡钧，字聘之，镶白旗人，光绪二年丙子恩科点的庶吉士，现任翰林院编修，兼充日讲起注官，照例得以专折言事。
“奴才知醇亲王决疑定计，一秉大公，断无游移畏葸之弊。所虑者军机处为用人行政之枢纽，机势所在，亦怨讟所丛，醇亲王既预其事，则凡紧要事件，枢臣会商，即非紧要事件，枢臣亦须商办。若令醇亲王时入内廷，圣心固有未安，若令枢臣就邸会商，国体亦有未协。况事之成败利钝，本难逆暗，万有一失，枢臣转得所借口，在醇亲王不避嫌怨，即归过于己，亦所不辞。第恐颂王之功者多，规王之过者少，即有忠直敢谏之臣，念及朝廷有难处之隐。亦无不括囊，于是揣摩之辈，窥此窍要，媚王左右，蔽王听闻，百计营谋，不售其术不止。即王不堕其术中，而以尊亲之极，值嫌疑之交，以视王之初心，似未相副。奴才以为事与其难处于后，何如详审于今。”
这番议论，比盛昱的折子，更来得透彻宛转，但亦更难折中协调。依然只有留着再说。
不想第三个折子又来了。这次是个汉军，名叫赵尔巽，字公镶，号次珊，也是下五旗的正蓝旗人，同治十三年成进士，点翰林，现任福建道监察御史。他的见解与锡钧相仿佛，词气却更锐利。慈禧太后将这三个折子并在一起看，看出异样来了。这件事反对的都是旗人，反而平日动轧上折的那班汉人名士，倒默无一言，岂不可怪？
不论如何，已经有了三个折子，如果不能明白宣谕，一定还有讲话的人。奏折留中，本是不得已的事，一而再，再而三，毫无表示，倒显得仿佛有难言之隐，输了理似的。因此，她决定将这三个折子都发了下去，交军机议奏。
就这几天的工夫，军机处的办事规制，已出了新样。醇王自然不进宫，军机处掌权的是照多少年来的规矩，不是首辅问到，不得发言的“打帘子军机”孙毓汶。张之万向来善说模棱两可的话，额勒和布沉默寡言，而礼王世铎只有一样差使，居间将发下来的奏折及孙毓汶的话传到适园，请醇王拿主意。这样的办事方法，叫出一个名堂，名为“过府”。
“这都是‘那边’指使的。王爷，你想，”孙毓汶说，“怎么汉人都不说话？”
“那边”是指恭王，世铎当然明白。不过他向来任何人都不肯得罪，所以听得这话，不愿附和，只这样问道：“莱山，你只说怎么办吧？最好写封信，省得我传话说不清楚。”
首辅干的差使，比新进的军机章京还不如。额勒和布听在耳朵里，觉得很不是滋味，然而也只有摸摸发烧的脸而已。
孙毓汶的感觉，跟他却好相反，当仁不让而得意洋洋地答道：“当然是‘应毋庸议’。此中委曲，外人岂能尽知，朝廷又何能尽行宣宗？等我亲自来‘票拟’。”
‘票拟’是明朝内阁所用的成语，代皇帝批答奏章，属于宰相及秉笔司礼太监的职掌，孙毓汶用这句成语，俨然以首辅自居。世铎听了亦觉得不是滋味，无奈一方面醇王信任，另一方面自己也真拿不出主意，只好装聋作哑，坐在孙毓汶旁边，看他提笔写道：
“钦奉懿旨：据盛昱、锡钧、赵尔巽等奏，醇亲王不宜参预军机事各一折。并据盛昱奏称：嘉庆四年十月，仁宗睿皇帝圣训，本朝自设立军机处以来，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等因钦此，圣谟深远，允宜永遵。惟自垂帘以来，揆度时势，不能不用亲藩进参机务。此不得已之深衷，当为在廷诸臣所共谅。”
写到这里，孙毓汶停笔问道：“王爷，你看我这段意思如何？”
“我不大明白。你说给我听听，回头七爷要问到，我好有话说。”
“这是指当初‘诛三凶’，不能不用恭王领军机，是不得已之举，大家不都体谅朝廷的苦衷吗？”
“是啊！这是以前的事了，现在干吗又提一笔？”
“当然要提。以前不得已，如今也是不得已，大家体谅于前，又为什么不能体谅于后？”
接着，孙毓汶又提笔写道：
“本月十四日谕令醇亲王奕譞与诸军机大臣会商事件，本为军机处办理紧要事件而言，并非寻常事件，概令与闻，亦断不能另派差遣。醇亲王奕譞再四推辞，碰头恳请，当经曲加奖励，并谕皇帝亲政再降谕旨，始暂时奉令。此中委曲，尔诸臣岂能尽知耶？至军机处政事，委任枢臣，不准推诿，希图卸肩，以专责成。经此次剀切晓谕，在廷诸臣，自当仰体上意，毋得多渎。盛昱等所奏，应毋庸议。”
写完封好，并在原折一起，连同其他“紧要事件”，“寻常诸事”的章奏，一起打个“包封”，由世铎“过府”去“取进止”。
对于盛昱等人的奏折，醇王另有看法，“这是因为军机上，汉人用得太多了，他们有点挂味儿。”他说，“肃顺自然该死，不过用人不分满汉，这一点不能不说他眼光独到。当年僧王不喜汉人，尤其不喜南边的汉人，可是他带兵这么多年，造就了什么人才？如今咱们要保住大清江山，还非重用汉人不可。就拿眼前来说，中法交涉不能不借重李少荃，越南的军事，也不能不起用湘淮宿将。咱们旗人的军队，除非我亲自带神机营到前方，还有什么人能用？再讲指授方略，我跟你老实说，我也只能靠许星叔，不说别的，只说那一带的山川形势，咱们旗人当中，就没有人能弄得清楚。”
世铎唯唯称是，毫无主张。醇王亦不愿跟他深谈，依照自己的意思，施展汉人恩威并用的手段，奏请将刑部侍郎许庚身派在军机处“学习行走”，专管军务。同时改组总理衙门，以奕劻“管理总署事务”，约略等于恭王以前的地位。宝鋆、李鸿藻、景廉所空下来的三个位子，派了阎敬铭、许庚身，以及翁同和的得意高足，内阁学士周德润接替。
越南战事失利的责任，自然也要追究，一连发了两道密谕。第一道是：“前已有密旨令潘鼎新驰赴广西镇南关外，备旨将徐延旭拿问，并令王德榜传旨将黄桂兰、赵沃革职拿问。现计潘鼎新应已抵广西，着该抚派员迅将徐延旭解京交刑部治罪；并着潘鼎新会同王德榜将黄桂兰、赵沃溃败情形，切实查讯，如系弃地奔逃，即行具奏请旨惩办，毋庸解交刑部。已革总兵陈得贵，防守扶良炮台，首被攻破，副将党敏宣，带队落后，畏缩不前，均着即在军前正法。其余溃败将弁，一并查明，分别定拟，请旨办理，毋稍徇隐。”
第二道是：“云南边防紧要，迭经谕令唐炯出关督率防军，坚守边疆门户，乃该抚并未奉有懿旨，率行回省，置边事于不顾，以致官兵退扎，山西失守，唐炯不知缓急，遇事退缩，殊堪痛恨。前已密谕张凯嵩驰赴云南，传旨将唐炯革职拿问，现计张凯嵩应已至滇，即着派员将该革员迅速解京，交刑部治罪。”
廷寄到达广西、云南，唐炯和徐延旭俯首无语，遵旨将逮，不会有什么变故，但是王德榜却大为紧张。因为党敏宣全师后遁，不但所部三千五百人，屯在谅山，而且黄桂兰服毒自杀，所节制的两万人，目前亦在党敏宣掌握之中。陈得贵是冯子材的旧部，手下虽只一千人，却是打不散的子弟兵。如果公然宣旨，逮捕党敏宣、陈得贵就地正法，势必引起叛乱。因此，接到廷寄，秘而不宣，只召集了极少数的部将，商议对策。
有个千总叫宁裕明，湖南衡阳人，却投身淮军，又辗转归入王德榜部下，机智骁勇，是大将之材，这时自告奋勇，愿意擒党敏宣来献。至于陈得贵，到底只有一千人，王德榜决定包围缴械，说不得要“硬拚”了。
商定步骤，分头进行。宁裕明只带了一名马弁出镇南关，直投党敏宣大营，声称奉王德榜之命，邀他到龙州会商筹措军粮的办法。
这是当时军中第一大事，党敏宣自然该去。他也防到有什么不测之祸，自具戒心，不过对镜自照，气色不变，他精通星相之学，自己算自己的命，当死于刀下，所以每逢打仗，望敌先退，这时候又算了流年，认为能从北宁逃出来，灾星已退。而且看到宁裕明单骑来迎，料想无他。就这样，为防万一，还是带了两把手枪防身。
等到一进镇南关，守关稽察出入的一名把总，上前迎接，宁裕明一下马便嚷着：“快快备水洗脸！先洗脸，后吃饭，请你赶快预备。”
一路仆仆风尘，天气又热，饥渴交加而汗出如浆，那名把总很会办差，很快地备好了大桶凉茶、大批蒲扇，热水新手巾。党敏宣的几十名亲兵，解下武器，洗脸的洗脸，喝茶的喝茶，乘凉的乘凉，戒备全弛。
党敏宣这时已被请到关上休息。宁裕明一看时机已到，努一努嘴，他的随从马弁，立刻从背后捷步而上，将党敏宣的双手一抄，反剪在背。守关把总直扑而前，夺下他的两把手枪，扔到宁裕明面前，捡起一看，子弹已经上膛，“保险”也都拉开了。
“宁裕明！”党敏宣知道着了道儿，脸色苍白，语声却能保持镇静，“你叫你的人放手！”
宁裕明根本不理，亲自动手替他扣上一个“口勒”，让他不得出声，接着另外来了两个人，拿麻绳将党敏宣捆得结结实实，从侧门抬上一辆黑布围裹的棚车，疾驰而去。
然后宁裕明才向党敏宣的亲兵宣布：“党副将已经奉旨逮捕。大家愿意‘吃粮’的，照旧当兵，不愿意当兵的，按路程远近发盘缠回家。”
亲兵们面面相觑，接着交头接耳商议了一会，都说愿意照旧吃粮。
“照旧吃粮的跟我走……。”
“怎么？不出关回原地方？”有人抢着问。
“吃粮那里都一样。”宁裕明说：“你们不要出花样，武器让我暂时收着，跟我到了龙州，自然发还给你们。”
事起仓卒，不知宁裕明还有什么布置？倘或不听命令，惹恼了宁裕明，翻脸不认人，白白送了性命，未免不值。因而都乖乖地缴了械。
将党敏宣解到龙州，陈得贵亦已被捕。潘鼎新在贵县接了巡抚大印，已经进驻龙州。所以一切都由他主持，党敏宣自知难逃一死，俯首无语。陈得贵却大为不服，说扶良一战，他苦战半日，其他各军都作壁上观，袖手不救。又说扶良炮台撤守，奉有“黄统领”的将令，果然呈上一张“手谕”。黄桂兰已经服毒毕命，死无对证，而字迹却象，到底真有这道手谕，还是出于伪造？已莫可究诘。
“好了，”潘鼎新说：“有人告你克扣粮饷，总有这回事吧？”
听得这话，陈得贵知道自己死定了，勃然变色，大声说道：“天下十八省，那里有不克扣军饷的营官？要我的命，我给，这样的罪名，我不服。”
“服不服，谁管你。既然承认克扣军饷，那就情屈命不屈了。”
于是五月初一那天，党敏宣和陈得贵，骈肩被斩，正法军前。虽无补于前方的士气，却激励了广西的民心。
在京里，和战大计，踌躇难决。慈禧太后与醇王自然渴望大张天威，但孙毓汶表面迎合，心里却早有了定见，能和不能战。清流则因李鸿藻的挫折，同时鉴于唐炯、徐延旭的有名无实，不敢再放言高论，因此，主战的论调，反倒消沉了。
恰好粤海关税务司客卿，德国人德璀琳得到法国驻越南的统帅福禄诺的同意，出面调解，打了个密电给李鸿章，说中国愿和，可以请法国止兵。慈禧太后与醇王心虽不愿，但亦无奈，只好责成李鸿章“保全和局”。孙毓汶和许庚身商量拟定的密旨，告诫“李鸿章再如前在上海之迁延观望，坐失事机，自问当得何罪？此次务当竭诚筹办，总期中法邦交，从此益固，法越之事，由此而定，既不别贻后患，仍不稍失国体，是为至要。如办理不善，不特该大臣罪无可宽，即当此总理衙门王大臣亦不能当此重咎也。”
这样措词是瞒过慈禧太后和醇王，以及搪塞清议的一个障眼法，在严峻的责备之中，暗示李鸿章可以放手办事，只要能和就行。
但是法国却另有打算，派出八艘军舰，过厦门向北而去。做过崇厚使俄参赞的上海道邵友濂辗转得到消息，急电总理衙门告警。在此以前，法国军舰曾开到基隆，派人上岸测绘地图，强要买煤，因此，这八艘军舰的目的何在，是很容易明白的。
这一下又要备战了。而所谓“备战”，新政府与恭王当政之日的做法，并无两样，无非发一道“六百里加紧”的“密谕”，通饬有关省份的督抚“力筹守御，务臻严密”。再就是“闻鼙鼓而思将士”，醇王想起一批宿将。杨岳斌是决计不肯复出的了，无须问得，四川的鲍超，安徽的刘铭传，应该可用，传旨丁宝桢和李鸿章察看近况复奏。
这时军机全班尽撤的大政潮，已经平伏。张佩纶早在政府改组之初，就上了一个折子作为试探，说是“枢臣不兼总署，窒碍难行”，说“恭亲王为朝廷懿亲，各国亲与立约，服其威信；是以二十年来外侮迭出，卒能化大为小，化有为无者，军机大臣兼总署之明效也。”用意是为恭王复起开路，希望提醒慈禧太后，主持洋务，还预恭王，让他重回总署。既回总署，则又须重回军机，后者才是这个折子的本意，用心甚深。
谁知为恭王试探，没有成功，意外地张佩纶本人倒试探出一个足以欣慰的迹象。折子一上，当天就有明发，派军机大臣阎敬铭、许庚身在总理衙门行走，足见得张佩纶的慈眷犹盛，说话一是一、二是二，如响斯应，威风如昔。
因此，从三月底邵友濂的电报一到，备战的密谕既发，他立刻又闭门谢客，写了一通洋洋洒洒，不下三千言之多的奏折，畅论设防与谋和的关系与方略。
奏折中的警语是：“即欲和，亦须赶紧设防。防军强一分，敌焰必减一分，防饷惜一分，赔兵费转加一分。”以下又分列设防六事，对李鸿章似贬实褒，说“李鸿章办理洋务，最遭诟病，而能战能和，缓急足恃者，亦仅仅北洋一处。”对张树声，则报张华奎鼓励盛昱掀起轩然大波之怨，很放了两枝暗箭，说越南军务的军火，本“责成张树声经理，乃该督仅能自顾东防。即如此次滇军所需军火，该督以在梧州者留待潘鼎新；而以在广州者，应解滇军，略一转移，岂不直捷？臣实百思不得其解。”意思是军火有好有坏，好的留给同为淮军的潘鼎新，坏的解交漠不相关的岑毓英。以下提到奉旨主持琼州防务的彭玉麟，请求“饬下张树声，同心合力，无掣其肘”，攻讦得更露骨了。
这个奏折颇为醇王所重视，承旨所发的密谕，完全引伸其义。同时召集廷议，咨询和战大计，张佩纶又慷慨陈奏：“夫中国以平粤捻、定新疆之余威，二十年来，师船火器，糜饷以巨万计，出而保一越南不能，非唯疆场诸臣之咎，老成宿将及凡有血气者，当亦羞之。今事机孔迫，宵旰独忧，危急艰难之际，而内外诸臣，犹复涂饰观听，不能推诚相与，安望其以后之卧薪尝胆哉？然则今日之事，和与不和，当以敌情兵力为定，法言可许则和，不可则不和，兵力可战则不和，不可战则和。”
这段议论，字字打动慈禧太后的心。当然也有她不以为然的，特别是翰林院代奏编修梁鼎芬的一个奏折，引起了慈禧太后的震怒——梁鼎芬主张杀李鸿章。
梁鼎芬籍隶广东番禹，是粤中名儒陈澧的学生。陈门高弟，最有名的三个人：江西萍乡的文廷式、广西贺县的于式枚，再有一个就是梁鼎芬。这三个人的交情也最厚，厚到于梁甘让艳福于文道希，因为这两个人跟翁同和、潘祖荫一样，都是天阉。
三个人当中梁鼎芬的年纪最轻，但科场很得意，光绪六年中进士、点翰林，年方二十二岁。他的房师是湖南人，名叫龚镇湘，有个侄女儿，从小父母双亡，为母舅家所抚养，龚小姐的这位母舅就是做《十朝东华录》的王先谦。
龚镇湘看中这个门生年少多才，托王先谦做媒，将侄女儿许了给梁鼎芬。龚小姐美而能诗，又画得一手花卉，梁鼎芬敬之如佛，特题所居为“栖凤苑”，然而名为双宿，实同孤栖。隔了两年文廷式赴北闱进京，住在梁家，不知如何协议，梁夫人做了不居名义的文太太了。
三年散馆，梁鼎芬当了编修，也是名翰林之一，其时广东在京的名士，以李文田为魁首。但是，这样一位通人，却深信风水星相，他的“子平之术”，在京里名气甚大，这年为梁鼎芬排八字，算他二十七岁必死。
梁鼎芬算算只有一年可以活了，大起恐慌，便向李文田求救，可有禳解之术？李文田告诉他：除非有什么大祸发生，不然不能免死。
大祸从何而来？想来想去想通了，“祸福无门，唯人自召”，不妨自己闯一场大祸。恰好廷议和战大计，便拿李鸿章作题目，上折说他有“可杀之罪八”。奏折写成，为他的舅舅所发觉，极力阻止，而梁鼎芬执意不从。他的想法是：此折一上，多半会得充军的罪名，既可以禳解免死，又可落个直声震天下的大名，一举两得，十分合算。只是这个打算不足为他人道而已。
果然，慈禧太后震怒之下，要重重治梁鼎芬的罪，而阎敬铭要救他，说他书生之见，不足计较。多方劝解，慈禧太后才不追究，不过心里已记住了梁鼎芬的名字。
此外还有许多折子，大都主战。最有力的两个，一个是邓承修领衔，连名的八个人，都是清流，另一个是浙江道御史圣裔孔宪谷领头，列衔的更多，主战以外，还论筹饷之道，主张以内务府的经费，全部移作军饷，至于宫廷的供应，只要责成内务府大臣师曾和文锡以私财承办，就绰绰有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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