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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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老子和庄子之所以主张反智，主张愚民，就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在他们看来，人类要想幸福，就必须“人如赤子，民如野鹿”。也就是说，社会，最好回到原始状态；个人，最好回到婴儿状态。社会的原始状态，就是人的婴儿状态。你看婴儿，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一点顾忌都没有，多好？所以，一个人，没心没肺，就最快乐。只要没心没肺，就能过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了，想那么多干什么！
这就是老庄的反智和愚民。而且，按照老子和庄子的思路，愚民的结果是愚君，愚君的结果是反智，反智的结果是反文明。既然是反文明，那就不但要反科技、反知识、反智慧，还得要反对一样东西。反什么？反道德。
事实上，老子和庄子也是将知识智慧和仁义道德放在一起，来加以反对的。《老子·第十九章》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这段话，可谓“三绝三弃”。其中，“绝圣弃智”就是不要圣贤，“绝仁弃义”就是不要道德，“绝巧弃利”就是不要功利。利也不要，德也不要，圣贤也不要。儒家和墨家当作宝贝的，道家都不要。而且，在老子他们看来，只有把儒墨两家视为宝贝的东西都消灭得干干净净，天下才能太平，人民才能幸福。
老子不要的，庄子也不要。不但不要，还要讽刺。庄子说，仁义道德是什么？是盗贼也有的东西。在《胠箧》篇，庄子借当时一位江洋大盗的口说：准确地猜出室内收藏的东西，这就是圣明（妄意室中之藏，圣也）；行窃的时候第一个冲进去，这就是勇敢（入先，勇也）；撤退的时候最后一个出走，这就是义气（出后，义也）；知道能不能得手，这就是巧智（知可否，智也）；坐地分赃时人人有份，大家一样，这就是仁爱（分均，仁也）。庄子说，这个强盗遵循的，哪一条不是儒家的道德，哪一条不来自所谓圣人的教导？看来，没有“圣人之道”，好人固然无法立身，强盗同样也不能成功。显然，圣人之道也好，仁义道德也好，是好人和强盗都用得上的，而且强盗还用得更好。因此，庄子得出结论──“圣人生而大盗起”；“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也就是说，只有消灭仁义道德，才能实现天下太平。
这可真是惊世骇俗，与儒家、墨家都翻脸。但这是道家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因为它直接关系到道家为什么叫道家，也关系到道家的“道”究竟是什么。
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
四 道之谜（1）
先说道家为什么主张“不德”。
准确地说，老子和庄子主张“不德”，也不是不要道德。老子说得很清楚，如果“绝仁弃义”则“民复孝慈”（《老子·第十九章》），可见道德还是要的，只是不要儒家的那一套，即仁义礼乐，或者说仁义道德。
道家反对儒家的仁义，原因也很多。比方说，虚伪。至少庄子或者庄子学派是这么认为的。在他们看来，当时的社会和儒家的道德，都极其虚伪。这种虚伪让庄子或者庄子的追随者总是忍不住要讽刺他们。《庄子·外物》说，有两个儒家之徒去盗墓。地面上望风的大儒问：天快亮了，怎么样了？但他不这么说，他要吟诗：“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在下面回话：还没解开衣服呢！这死人嘴里有一颗珠子。但他也不这么说，也要吟诗：“未解裙襦，口中有珠。”接着，那小儒便一边吟诗，一边盗墓。小儒唱：“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陂，音杯，山坡的意思。这诗翻译过来就是：绿油油的麦子呀，长在山坡坡；活着的时候不捐善款呀，死了还含颗珠子干什么？偷人家的东西，还要讲大道理，这“道理”还要用诗来讲，酸不酸呀，虚伪不虚伪呀，是不是“伪君子”呀！
庄子反对仁义的又一个原因，是认为这些玩意违背人性。《庄子·骈拇》就说，仁义大概不是人的本性吧（意仁义其非人情乎）！否则，那些仁者为什么总是很忧郁，总是那么多愁善感呢（彼仁人何其多忧也）？在道家看来，人的本性是天然的，也是自然的。既然是天然、自然的，就用不着刻意，也不能够刻意。野鸭的腿再短，也不能拉长；仙鹤的腿再长，也不能截短。是圆的就不用规，是方的就不用矩，儒家为什么总要弄个圆规和方矩（仁义礼乐）来整人呢？有人说，儒家的仁义也很自然。比方说，父子相亲，难道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吗？对此，庄子的回答是：这就和禽兽没有区别了。《庄子·天运》说，有一次，宋国的太宰向庄子问仁。庄子说，这是虎狼的道德（虎狼，仁也）。太宰说，这话怎么讲？庄子说，虎狼也是父子相亲的，怎么就不是仁？显然，如果认为仁义是道德，那么，人与虎狼没有区别。如果认为人与虎狼有区别，那么，仁义不是道德。
庄子（也可能是庄子后学）甚至还编了一个故事来批判儒家的仁义。《庄子·天道》说，孔子编写了很多书，希望周王室的图书馆能够收藏。子路就出主意说，老聃不是周王室图书馆退休的馆长吗？何不找他试一试？孔子觉得有道理，就去找老聃。老聃却不同意。于是孔子便开始唠唠叨叨地讲自己的著作。老聃说，这样讲，太慢了，请讲要点！孔子就说“要在仁义”。老聃说，请问，你说的这个“仁义”，它符合人的本性吗？孔子说，当然！一个君子，如果不仁，就站不住脚（不仁则不成）；不义，就活不下去（不义则不生）。仁义，当然是真正的人性（仁义，真人之性也），这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吗（又将奚为矣）？老聃又说，请问，什么叫“仁义”？孔子说，怀着一颗爱心，愿万物安乐；爱天下所有的人，没有任何私心杂念（中心物恺，兼爱无私），这就是仁义。老聃说，噫呀！你们这是存心要搞乱人性啊（夫子乱人之性也）！太自私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老聃（其实是庄子）看来，天地、万物、人，都有自己的天性。按照各自的天性去生存，去生活，就很好，就是幸福，甚至就是最高境界（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犯不着人为地再去制定什么规则。人为地、强制性地去规定，去规范，反倒乱了真性情。儒家这样做，无非是自以为是，妄想充当救世主。因此，讲仁义，不但是“乱性”，而且是“自私”（无私焉，乃私也）。
四 道之谜（2）
这里说的老聃，是否就是老子，或者说，是否就是写《老子》的老子？不好说。但老子反对仁义，则可以肯定。老子为什么反对仁义呢？因为在他看来，仁义是道德堕落的结果。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第十八章》）。也就是说，只有当社会出了问题，比方说，六亲不认了，天下大乱了，才会有孝子贤孙、忠臣良将之类的人物出来，人们也才需要他们来做榜样、做典型，以便矫正时弊。相反，如果大家都是孝子，还有孝子吗？如果大家都是忠臣，还有忠臣吗？如果天下太平，“其政闷闷”而“其民淳淳”，还需要仁义道德吗？显然，社会需要孝子，是因为没有了孝；需要忠臣，是因为没有了忠；需要道德，是因为没有了道德。
这是有道理的，也是很深刻的。的确，一个社会，如果个个都是好人，人人都有道德，就不需要特别提倡道德。请大家想想，什么时候最喜欢嚷嚷要道德？礼坏乐崩的时候。什么人最喜欢嚷嚷要道德？装模作样的人。李零先生说：“满嘴仁义道德、礼义廉耻的人，一般都很缺德。”（《人往低处走》）这话我很赞成，也深有体会。至于老子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也不奇怪，因为符合他的辩证法。按照老子“明道若昧，进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的逻辑，最高的道德，一定看起来不是道德，是“不德之德”。
实际上老子也是这么说的。在什么地方？第三十八章。这是《老子》的《德经》第一章，也是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第一章，极其重要。在我看来，它就是道家的“批儒总宣言”。在这一章，老子把为什么不要仁义礼乐的道理讲透了。所以，我们要重点分析这一章，看看老子究竟怎么说（下引不注者均见此章）。
第三十八章一开始就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什么意思呢？意思很清楚：最高的道德，就是用不着道德（上德不德）。正因为用不着，反倒有（是以有德）。下等的道德，是生怕失去道德（下德不失德）。正因为怕失去，反倒没有（是以无德）。也就是说，你越怕没有，就越是没有。你不怕没有，反倒不会没有。那么，大家又为什么生怕没有呢？因为它已经没有了。没有了又怎么办？找回来。怎么找？一靠仁，二靠义，三靠礼乐。显然，仁义礼乐，都是道德堕落以后才冒出来的东西。这样的东西，能是好东西吗？不能。这就好比一个人，被毁了容。你再做手术，做得再漂亮，也无法恢复真容了。
所以，最好的仁义礼乐，也只能算是“下德”，不是“上德”。上德与下德有什么区别？上德的特点，是“无为而无以为”。下德的特点，是“为之而有以为”。什么叫为？就是人为，也就是做。什么叫以为？就是心里想做，而且刻意去做。所以，上德，就是彻底的无为，不做，也不想做。下德呢？或者做，或者想做，或者既想又做，还刻意去做。因此，下德也分三个层次：仁、义、礼。仁、义、礼，也分上下等。上等的仁，是“为之而无以为”，即行动有为，思想无为。上等的义，是“为之而有以为”，即行动有为，思想也有为。上等的礼，则是“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什么意思呢？应，就是回应、呼应、跟着做、照着办。攘臂，就是卷袖子、伸胳膊。扔之，就是拉扯。所谓“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就是不但行动有为，思想也有为，并刻意为之；而且，如果别人不回应，不呼应，不跟着做，不照着办，还要卷起袖子伸出胳膊生拉硬拽，强迫别人做。这还是“上礼”！如果是“下礼”，就不知糟糕到什么程度了！
四 道之谜（3）
显然，在老子这里，德、仁、义、礼，是由高到低、从好到坏的四个层次。德最好，仁次之，义再次，礼最坏。老子说，礼，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就是忠信的淡化，祸乱的开端。社会一旦必须讲礼，那就势必天下大乱。礼乐制度，岂能不批判？
不过这样一来，也就有了两个问题。第一，礼，为什么就这么坏呢？第二，如此之坏的礼，又是怎么冒出来的呢？
第一个问题，只要列出表来，便一看就明白了：
上德 思想和行动都无为
下德 上仁 行动有为，思想无为
上义 行动有为，思想也有为
上礼 自己思想、行动都有为，还强迫别人有为
由此可见，在老子看来，无为才有德，有为必失德。越是有为，就越是失德。礼最有为，所以最失德，也最坏。
那么，这个最坏的“礼”，又是怎么回事？老子认为，是道德沦丧的结果。而且归根结底，是最高道德沦丧的结果。最高道德是什么？是彻底无为的“不德之德”，也就是“上德之德”。可惜，它后来没有了。失去了德，就只好讲仁，这就叫“失德而后仁”。后来，仁也没有了。失去了仁，就只好讲义，这就叫“失仁而后义”。再后来，义也没有了。失去了义，就只好讲礼，这就叫“失义而后礼”。到了讲“礼”的时候，就很糟糕，就不可收拾了。这可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当初不丢掉“德”，多好！
这就有了第三个问题：德，又是怎么丢掉的呢？老子的说法，是因为失去了“道”。失去了道，就只好讲德。这就叫“失道而后德”。后面的事情，就是不可遏制地滑坡：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最后是礼坏乐崩，天下大乱。看来，说到底，根本的原因，还是“失道”。因此，解救道德沦丧的唯一办法，就是回到“道”。
那么，什么是“道”？
要弄清楚什么是“道”，先得说清楚什么是“德”。因为道与德是相对的。没有德，也就无所谓道。德，甲骨文的字形，是一只眼睛在看路。看路，当然是直直地看过去。所以，德有“直”的意思，也读如直。它也可以写作双人旁加直，即路走得正；或者上面一个直字，下面一个心字，即内心正直。还有一种写法，是上直下心再加双人旁。无论哪种写法，都从直得声。孔子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就因为德与直有关系，可以玩这个文字游戏（请参看李零《丧家狗》）。
德的第二个意思是“得”，得到的得。德，有两个读音。一是读如直，意思也是直；二是读如得，意思也是得。从哪里得来的呢？路上。德的字形，就是一只眼睛在看路么！路，也就是道，合起来叫“道路”，只不过大的叫道（大道），小的叫路（小路）。这就是道。德，则是看路的眼睛，以及眼睛看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德，就是从“道”那里得到的东西；道，则是能够让“德”有所得的东西。老子从“道”那里得到的东西（德）是什么呢？无为。由此推论，道，也是无为。所谓“回到道”，就是回到“无为”。
这一点，老子自己说得也很清楚，比如《三十七章》就说“道常无为”。而且，道不仅无为，甚至根本就是“无”：无名，无欲，无声，无形。这些都没有问题。问题是：回到无为，就是回到哪里去？无为的社会，又是什么社会？
四 道之谜（4）
这就要弄清楚来龙去脉。前面说过，老子的“德”，是从“道”那里来的。那么，老子的“道”，又是从哪里来的？有人说是想象出来的，我不太同意。一个人，怎么可能凭空想出一个“道”来，还说得头头是道呢？陈鼓应先生说，老子的“道”，其实是“他在经验世界中所体悟的道理”（《老子哲学系统的形成》），这个我同意。比如“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就可以在经验世界得到证明。怎么证明？西周初年，周公讲德；春秋晚期，孔子讲仁；战国中期，孟子讲义；战国晚期，荀子讲礼。这不正好就是一个由德而仁、由仁而义、由义而礼的过程吗？所以有人据此认为，《老子》一书是战国末年的作品，要不然怎么讲得这么准？岂不真成了神？这就暂不讨论了。反正，历史上既然真实地存在着德的时代，仁的时代，义的时代，礼的时代，那么，道的时代，也应该是曾经有过的。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社会，就是老子“道”的来源。
那么，这是什么时代，又是什么社会呢？
原始时代，氏族社会。
原始氏族社会，确实是曾经有过的。到了战国时代，可能还有一些记忆或传说。比如编纂成书于西汉的儒家著作《礼记》，就描述了这个社会。《礼记·礼运》说：那个时候，人们选举贤良和能干的人担任领导（选贤与能），讲诚信，爱和平（讲信修睦）。所有人都不仅仅只亲爱自己的父母（不独亲其亲），不仅仅只疼爱自己的孩子（不独子其子）。所有的老人都能得到赡养（老有所终），所有的壮年都能找到工作（壮有所用），所有的儿童都能得到抚育（幼有所长），鳏夫、寡妇、孤儿、没有子女的老人、残疾人，也都能够得到照顾（皆有所养）。男人有职业（男有分），女人有归宿（女有归）。东西随便放，用不着藏起来（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气尽量出，却并不为自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因此，没有人会去搞阴谋诡计（谋闭而不兴），也没有小偷出没，强盗横行（盗窃乱贼而不作），家家户户都不关大门（外户而不闭）。这就叫做“大同之世”（是谓大同）。后来，大同之世结束了。所有人都只亲爱自己的父母（各亲其亲），只疼爱自己的孩子（各子其子），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货力为己），领导人的职位世袭也成为制度（大人世及以为礼）。人们建起城池来保护财产（城郭沟池以为固），确定礼义来管理社会（礼义以为纪），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关系（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并根据这一整套伦理道德规范，来建立制度（以设制度），划分领地（以立田里），豢养爪牙（以贤勇知）。正因为成就功业都是为了自己（以功为己），所以阴谋也有了（谋用是作），战争也有了（兵由此起）。这就叫做“小康之世”（是谓小康）。
这样一说，就很清楚。《礼记》所谓“大同”，就是道家“道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的前提，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所谓“小康”，就是道家“德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的前提，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大道既隐，就是“失道”。失道而后德，所以有周公的“以德治国”。到春秋时期，礼坏乐崩了，这就是“失德”。失德而后仁，所以孔子讲仁。到战国中期，孔子这一套也不行，这就是“失仁”。失仁而后义，所以孟子讲义。到战国后期，孟子这一套也没人听，这就是“失义”。失义而后礼，所以荀子讲礼。请大家想想，这样说，是不是都讲通了？
更有意思的是，在“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后面，紧接着还有一句“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就是说，一旦从讲仁、讲义堕落到讲礼，就不可救药了。为什么呢？因为仁、义、礼虽然都是“下德”，但仁是下德之上，义是下德之中，礼却是下德之下，是“下下德”。事情到了“下下德”的份上，那道德的含量也就微乎其微。事实也是如此。战国后期，旧道德的崩溃已不可收拾，无法挽救。整个社会，差不多都是道德沦丧，信义全无。比如楚国，原本是与齐国联合，共同抗秦的。然而，公元前313年，也就是荀子诞生的那一年，楚怀王却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合同，联秦反齐，原因是秦相张仪许诺他六百里土地。可是，等到楚国当真与齐国断交，张仪却耍赖说只答应了六里地，没什么六百里。楚怀王怒不可遏，发兵攻秦，结果在第二年被秦军打得落花流水。韩国和魏国听说，也发兵袭击楚国，怀王这才收兵。怀王是见利忘义，张仪是坑蒙拐骗，韩魏则是趁火打劫，都没有道德和道义可言。这个时候，再来讲仁义礼乐，就滑稽可笑了。于是荀子的学生韩非便不再讲礼。讲什么？讲法。这可以叫“失礼而后法”。荀子的礼与韩非的法有什么区别？区别就在荀子的礼还要讲道德，韩非的法却一句道德都不讲，只讲利害，只讲功利，只讲算计，只讲权谋。具体情况，我们将在下一章告诉大家。
西周封建，道没有了；春秋晚期，德没有了；战国中期，仁没有了；战国晚期，义没有了；战国末年，礼也没有了。这可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或如九斤老太所说，一代不如一代。照这样发展下去，只怕最后是连人都没有了。这当然不行，必须急刹车。急刹车以后怎么办？老子主张开倒车，退回到远古时代和氏族社会。因为只有原始氏族社会才是“无”：无阶级，无矛盾，无斗争，无智慧，无道德，无政府。
这就是道家之道：无。或者说，无为。这是道家思想的核心范畴，也是道家之所以叫做道家的原因。因此，如果说，一个“兼”字，区别开儒家和墨家（儒家讲仁爱，墨家讲兼爱）；那么，一个“无”字，就区别开儒家和道家（儒家讲有为，道家讲无为）。至于他们的是非得失，我们第六节再讲。
无为，是老子和庄子的共同观点。但是，老子和庄子也有区别。比方说，为什么无为，或者说，无为要达到什么目的，他们的想法就不一样。正是这一区别，使老子和庄子成为不同的两个人。我们现在就来比较老庄，然后再去比较儒道。
五 老庄之别（1）
老子与庄子的不同之处很多。
首先，老子寡情，庄子善感。老子这个人，基本上是不动情的。我们读其书五千言，几乎都是冷冰冰的话。比如《老子·第五章》开头那段话，就很冷酷。这话的原文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音除。刍狗，有两种解释，一种说是草和狗，还有一种说是用于祭祀活动的草扎的狗，相当于现在的花圈。祭祀的时候，刍狗披红挂绿，郑重其事地供在那里。活动一结束，就被随随便便地扔在路边，任牛踩，任马踏。总之，刍狗就是始用终弃，或不必看重的东西。
刍狗既然是这么个东西，那么，所谓天地“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以百姓为刍狗”，也就是天地和圣人不把万物和百姓当回事了。正因为不当回事，所以是“不仁”。这一点，所有的学者都没有分歧。问题是这种“不仁”究竟对不对？有的学者认为不对，因此认为老子这句话是批判。也有的学者认为对，因此认为老子这句话是肯定。我的看法，是这句话本身对不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老子自己怎么想。他会怎么想呢？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圣人”一词在《老子》书中大约出现二十多次，或者说圣人应该怎么样，或者说圣人能够怎么样，都是肯定的语气，没有一次是批判的，难道本章就例外？实际上，只有庄子才骂圣人，老子就不，因为两书中的“圣人”并非同一概念。庄子说的“圣人”，是儒家的。老子说的“圣人”，是自己的。自己的圣人，怎么会批判？批判天地就更不可能，“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么！天地既然不能批判，则天地“以万物为刍狗”就是对的。事实上也对，因为天地不能仁爱。为什么不能？因为天地无情，“天若有情天亦老”么！天地不老，就证明天地无情。“无情”则“不仁”。天地“不仁”既然是对的，那么，依照人类效法天地的原则，“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也是对的。
这就有点恐怖了。天地“不仁”也就罢了，圣人怎么能“不仁”，怎么能把百姓当作刍狗呢？原来，所谓“以百姓为刍狗”，并不是要践踏人民，蹂躏人民，迫害人民，只不过不爱而已。不爱也不是恨，而是不爱不恨。说得再准确一点，就是“不管”。统治者或领导人不管，老百姓就自由了，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以自然的方式生活。男耕女织，早出晚归，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显然，所谓“以百姓为刍狗”，不过“无为而治”。这当然也有他的道理，可惜话说得太难听。看来，老子在提倡寡欲的同时，也寡情了。
与老子相比，庄子就要感性得多。学术界公认，《庄子》一书，是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看的。就说一般都认定是庄子本人所著的“内篇”，文学性就极强。比如“北冥有鱼”，比如“庖丁解牛”，比如“庄生梦蝶”，都脍炙人口。你看他写自己的梦，道是“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庄子·齐物论》）。栩栩（音许），就是欣然自得的样子。蘧蘧（音渠），就是惊醒诧异的样子。梦见自己变成蝴蝶时，就像真是蝴蝶了。翻动着两只小翅膀，在花丛里飞呀飞呀，那份惬意，只用“栩栩然”三个字就表现无遗。等到突然一下醒来，发现自己还是自己，不是蝴蝶，那种无法言传的若有所失，也只用“蘧蘧然”三个字就尽收笔下。这样的文章，老子不可能写，也写不出。
五 老庄之别（2）
当然，作为道家，庄子也赞成“不仁”，而且比老子有过之无不及。老子只是主张，也只是对百姓“不仁”。庄子却是身体力行，对自己、对亲人“不仁”。据《庄子·至乐》，他的太太去世，好朋友惠子前来吊丧，却发现庄先生正“箕踞鼓盆而歌”。箕踞（音基巨），就是两腿伸直岔开，形如簸箕；或者屈膝张足，总之是一种傲慢的坐姿。鼓，就是敲打，弹奏。盆，就是瓦罐。也就是说，庄子不但毫无悲痛之情，还以一种傲慢的姿势坐在那里，一边弹奏瓦罐，一边唱歌。惠子就认为太不像话。惠子说，人家跟你过了一辈子，生儿育女，现在老而亡故，你不哭就已经是无情，还要唱歌，不是太过分了吗？庄子说：唉！不是这样的呀！她刚刚去世的时候，我又何尝不悲痛？只是想到一个人的生命，从无形到有形，又从生存走向死亡，这生老病死，不就像春夏秋冬一样吗？现在，她安安静静地在天地之间踏踏实实地睡了，我却在这里鬼哭狼嚎，不是太不懂得生命的真谛了吗？所以就不哭了。请问，这是无情吗？不是。不但不是无情，而且还是深情，是“情到深处人孤独”。
看来，对于同一问题同一结论（比如“不仁”），在老子那里可能是逻辑推理，在庄子这里却多半是人生体验。这也就是老庄的第二个区别，即“老子讲逻辑，庄子重感悟”。所以，老子的道与庄子的道，虽然都是“无为”，也都“不可说”，但又颇不相同。老子的道是干巴巴、冷冰冰、硬邦邦、无情无义、没滋没味的，因为它是逻辑。庄子的道，却是生动鲜活、充满情感、有声有色、可以感知的。在庄子那里，道不可说，却可以体验，就像风。在《齐物论》，庄子说，你听过风的声音吗（而〔尔〕独不闻之翏翏乎）？那天地之间喷将出来的气，就叫做风啊（大块噫气，其名为风）！这风不吹则已。一旦吹起来，那是一呼百应，地面上所有的孔穴都会发出声音。前面的吹着，后面的跟着；前面的唱着，后面的和着（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如果是微风，它们就轻轻地哼（泠风则小和）；如果是狂风，它们就高声地唱（飘风则大和）。可是，风一停，就万籁俱寂，一点声音都没有了。然而，这时你去看那些树呀草呀叶子呀，大的也好，小的也罢，不都在那里尽情摇摆吗（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它们的摆动虽然不同，但在摇摆，却是相同的。这就是“道”啊！
这可真是诗意，而这种诗意是老子没有也不会有的。因为老子的工具是逻辑，老子的结论是推理。推理是冷静的，靠理智；感悟是体验的，靠慧根。所以我个人的体会，是读老可以得智，读庄可以得慧。这是把智与慧拆开了讲。其实这两个字原本就有细微差别。比如智力、智商、智术、智囊，这些词里面的“智”，就不能换成“慧”。同样，慧心、慧性、慧眼、慧根，这些词里面的“慧”，也不能换成“智”。可见智慧云云，智与慧并不相同。从“智育”、“智谋”这些词看，智，是可以通过教育来学习、传授、掌握的东西，是能力（智力）、方法（智术），属于社会。慧，则是气质（慧性）、天赋（慧根），或者非同一般的特殊能力（慧眼、慧心），属于个人。它不能授受，只能启迪。老庄之别，即在于此。所以读《老子》可以治国，读《庄子》只能修身。
五 老庄之别（3）
的确，《老子》一书中不乏权谋，《庄子》一书中则充满灵慧。这就是老庄的第三个区别，即“老子多权谋，庄子多灵慧”。权谋用于政治，灵慧用于逍遥。当然，庄子是不是真逍遥，比方说，饿得要向别人借米的时候，逍遥不逍遥，我们不知道。但他内心深处是向往逍遥的，也浪漫的。有一次，惠子跟他讲：魏王送给我大葫芦种子，我种了下去，结果长出能装五石米那么大的葫芦。这东西可没什么用。用它来盛水吧，皮薄，盛不住；做瓢吧，要那么大的瓢干什么？我就把它砸了。庄子说，你也真是！你就不能用它做“腰舟”（相当于现在的救生圈），把它绑在身上在江湖之上飘？
前面这个故事，记载在《逍遥游》。《逍遥游》属“内篇”，一般都认为是庄子本人所作。所以这故事反映的，就应该是庄子的真实心态了。还有一个故事也是在《逍遥游》，也是惠子和庄子的故事。这故事说：惠子对庄子讲：我有一棵大树，主干木瘤太多不合绳墨，支干弯弯曲曲不合规矩。它长在路边，木匠们都不屑一顾。这就像你的言论，大而无当！庄子说，哈！这还不好办？你把那棵树移栽到无人之乡，旷野之处，然后无所事事地在它旁边转悠（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自在地在它下面睡觉（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就行了吗？看来，庄子是连自己的学说有什么用都不在乎的，能不逍遥吗？
老子就没有那么逍遥了。他其实很关心政治，总在为统治者出谋划策，讲圣人应该这样，圣人应该那样。比如“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二章》，比如“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老子·第二十二章》，比如“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老子·第四十七章》），等等。我们知道，老子所谓“圣人”，并不是孔子、孟子那样的“道德先生”，而是“圣明的统治者”或“英明的领导人”。所以，老子讲的这些话，便都是“为君主谋”，甚至是“权谋”。
老子的“权谋”，说来简单，无非三条：一是“无为而治”，二是“后发制人”，三是“以弱胜强”。《老子·第七十八章》说，天底下，没有一种东西比水更柔弱（天下莫柔弱于水）。但要说攻击坚强，也没有什么能够超过水（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再坚固的城池，洪水漫过来，也没有了。再坚硬的石头，水不停地滴，也能滴穿。这叫什么？这就叫“弱之胜强，柔之胜刚”。最柔弱的，就是最坚强，也最有力的。相反，最坚强的，则是最脆弱的，最没有力量的。所以《老子·第七十六章》说，军队太强大，就会失败；树木太茂盛，就会遭殃。为什么？树木太茂盛，大家都来砍伐；军队太强大，所有人都与你为敌。这就叫“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用老百姓的话说，就叫“树大招风”，或者“出头的椽子先烂”。
最后的胜利既然永远属于柔弱的一方，那又该怎么办？装傻充愣，后发制人。《老子·第六十八章》说，善于当兵的，不英武（善为士者不武）；善于作战的，不愤怒（善战者不怒）；善于胜敌的，不与敌人交锋（善胜敌者不与）。这是有道理的。别人还没动手，你先跳起来，龇牙咧嘴，张牙舞爪，浑身的毛都竖起来，做不可一世状。这是什么？是刚出道的小公鸡。相反，会打仗的，遇到真正的对手，一定不会示威、示强，只会示怯、示弱。比如战国时齐魏马陵之战，孙膑战胜庞涓，用的就是这个办法。当时孙膑对齐国的统帅田忌说，魏国的军队，一向瞧不起我们齐国，说我们齐国的军队是胆小鬼。那就让他们这样认为好了。请将军下令：进入魏国后，第一天挖十万人吃饭的灶，第二天挖五万人吃饭的灶，第三天挖三万人吃饭的灶。果然，庞涓追过来，看见这些一天比一天少的灶，哈哈大笑说，说我早就知道齐国人贪生怕死，却没想到他们进来才三天，就逃跑了一大半！于是抛开大部队，自己率领小股精锐部队深入敌后。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庞涓在马陵中了埋伏，全军覆没，自己也自杀身亡。而且，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孙膑还事先在设埋伏的地方写下了一行字：庞涓死于此树之下。请问，孙膑和庞涓，谁是高手？
五 老庄之别（4）
看来，老子所谓“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其实就是“兵道”了。实际上，所谓“敌进我退”，所谓“以逸待劳”，所谓“以退为进”，所谓“以守为攻”，都是这个理儿。尤其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必须这样。曹刿说得对：“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左传·庄公十年》）一个人的气是有限的，总共就那么多。鼓完了，也就没有了。所以，要让敌人“泄气”，就得先让他“鼓气”。这也是老子的主张。《老子·三十六章》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也就是说，你要想让对方收敛，就先让他张扬；你要想让对方削弱，就先让他加强；你要想废除对方，就先让他兴起；你要想剥夺对方，就先暂且给予。总之，必须先让对方扩张（张之）、强势（强之）、兴起（兴之）、得到（与之），然后才能收敛、削弱、废除、夺取。这，难道不是权谋？
当然，《老子》一书虽然多有权谋，那也是高级权谋。比如“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老子·第五十七章》），就很有道理。兵不厌诈，故“兵以诈立”，这就是“奇”。国有常法，故“国因法治”，这就是“正”。若要天下归心，则还得清心寡欲，清净无为，这就是“无事”。这也是道家的一贯主张。但无论怎样取天下，总归还是要取。所以，老子的无为，其实是假无为。他嘴巴上讲“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子·第六十三章》），骨子里却是“为有为，事有事，味有味”。只不过在老子看来，要想“有所为”，必先“无所为”，或者装着“无所为”。因为按照老子的辩证法，矛盾对立的双方，总是相互转化的。你越是想得，就越是没有；越是不想，就越能得到。“没有”到什么程度，就能“占有”到什么程度。“后退”到什么程度，就能“前进”到什么程度。如果什么都不去想，那就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得，什么都能有。这一点，老子倒不避讳。《老子·第三十四章》说：圣人“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第二十二章》说：“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三章》更干脆说：“为无为，则无不为矣！”据说，这就叫“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可见老子的“无为”，其实是“有为”，甚至是“大有作为”。它甚至不过是重拳出击之前的收回胳膊，难怪有那么多的“有为者”会喜欢《老子》了。
这就是老庄的第四个区别，即“老子假无为，庄子真无为”。庄子一生，不知把多少送上门来的功名利禄拒之门外，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这件事，一般都理解为庄子的清高。其实庄子不是清高，而是透彻。也就是说，作为哲学家，庄子想明白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人活着，为什么？是为了有名吗？不是。在《天道》篇，庄子曾经假借老子的话说，你管我叫牛，我就跟着你把自己叫做牛；你管我叫马，我就跟着你把自己叫做马（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有什么关系呢？那么，是为了有用吗？也不是。在《人间世》，庄子讲：有一棵树，奇大无比，许多人都去看它（观者如市），只有一位大木匠不屑一顾，说这是没有用的东西。晚上，树就来跟他说话，说我要是有用，岂不早就被你们砍掉了？正因为我什么用都没有，这才活到今天。这正是我的大用啊！
五 老庄之别（5）
显然，在庄子看来，有名有用，都没有意义。因为他们都不是生命的目的，也不是人生的价值。前面说过，庄子是主张逍遥的。《庄子》的第一篇，就是《逍遥游》。所谓“逍遥游”，也就是真实而自由地活着。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再说（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三节）。这里要说的是，正因为庄子主张逍遥游，主张真实而自由地活着，所以，他向往的生活，是旷野之处有一棵没有用的大树，却能够“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是腰上绑一只没有用的葫芦，在江湖之上飘；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在河边钓鱼，钓不钓得到无所谓。我相信，当庄子这样逍遥的时候，他也一定想明白了另外两个问题：世界上什么最可宝贵，什么最有价值。什么最可宝贵呢？生命。什么最有价值呢？自由。这两个问题合起来，就可以表述为这样一句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的价值在于自由。
我认为，这就是庄子哲学的核心。庄子一生，也在实践着他的哲学。为了生命和自由，庄子把很多问题都想得很开，把很多事情都看得很淡。比方说，在孔子那里极为重要的“名”，在庄子这里就无所谓。他也不在乎自己有没有用，甚至没有用更好。相反，如果为了生命之外的东西去死，在庄子看来，那就可悲了。为此，他连儒家极其推崇的“以身殉国”、“舍生取义”也予以否定。在《骈拇》篇，庄子说，历来就有人为了生命以外的事情去死。小人为了利益，士人为了名誉，大夫为了家国，圣人为了天下。这些人，事业不同，名声也不同，但在违背天性伤害生命这一点上，是一样的，都不可取。由此可见，庄子把个体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它甚至高于道德追求、民族大义、国家利益、社会理想。
庄子的可贵正在这里，庄子的问题也在这里。在那样早的一个时代，庄子能够切身体会到人的“不自由”，并对这“不自由”进行批判和反抗，是可贵的。但将自由理解为或解释成不做事，不作为，则是他的局限。他不知道，自由从来就不是天赋，也从来就不属于自然，只属于人类。唯人知自由，唯人能自由，因为人做事。于是，人就有了“自由意志”。正因为有“自由意志”，他才能进行选择。比方说，为了民族、国家、他人，放弃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孟子所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因此，见义勇为、赴汤蹈火、为国捐躯等等，并非如庄子所说，是对自由的否定。恰恰相反，如果是出自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是他心甘情愿的自由选择，那么，就正是对自由的肯定。在这里，“自由意志”四个字，是极为重要的。
当然，我们不能以这样一种现代观念来苛求古人。而且，由于庄子是那样地注重人的个体生命和自由精神，他的哲学便充满了聪慧和灵气，让人读后心驰神往，久久不能忘怀。我同意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庄子哲学，是可以看作美学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庄子对后世的影响主要在文学艺术领域，道理也在这里。
这大约就是老、庄的区别了，即老子“以无为求有为”，庄子“以无为求无为”。这正是一种辩证的关系。而且，按照辩证法的逻辑，它还将发展为第三个阶段，即“以有为求无为”。我们知道，这就是禅宗。
不过这已是后话。现在要回答的，是前面提出的那个问题：儒道两家谁是谁非？
六 儒道再评价（1）
前面说过，儒家与道家的根本分歧，就是“有为还是无为”。那么，道家为什么主张“无为”呢？原因也有三个：古无为而今有为，道无为而德有为，天无为而人有为。所以，儒道之争，也就是古今之争、道德之争、天人之争。两家的是非，亦在于此。
先说“古今之争”。
说儒道之争是古今之争，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先秦诸子中真正主张与时俱进的，只有法家。道家和儒家，还有墨家，都主张回到过去，只不过老庄退得更远而已。所以儒道两家的区别，也仅仅在于“远古还是近古”。主张“复古”，则是一样的。
这并非没有道理，更不是没有原因。原因就是对当时的社会状态不满意。不满意现在，就会想念和向往从前。这是很正常的心理，也很普遍的心理。问题是，当人们想念从前向往从前的时候，他们往往只记得住从前的好处，记不住从前的坏处，而且那好处也往往被放大。也就是说，当人们把过去的时代描绘得无比美好时，这种描绘是不准确的，不真实的，至少也是不全面的。
就说原始氏族社会，果真有那么好吗？未必。比如《礼记》说，那时“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在氏族、部落内部，可能是的。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之间，就不是了。是什么呢？是频繁的战争，频繁的掠夺，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本部落的领袖，开始可能是选出来的，后来就慢慢变成世袭了。部落联盟的领袖，就更是打出来的。黄帝不是和蚩尤打吗？炎帝不是和黄帝打吗？谁的武力最强，谁就能当老大。甚至氏族、部落内部，也没他们说的那么好。什么“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残疾“皆有所养”，也就丰衣足食的时候勉强能够做到。如果遇到灾年，或者青黄不接，则往往是老人被抛弃，婴儿被杀死，甚至被吃掉。这是人类学家研究的发现。为什么呢？穷嘛！口粮不够，只能先保证青壮年，因为他们是生产力。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也一样。那是因为物资匮乏，根本就没东西可偷，闭什么户，又哪有遗可拾？
所以，不要把原始社会想象得太好，文明、富裕、发展、科技进步，也绝不是导致罪恶的原因。贫穷、愚昧、落后，才是万恶之源。历史证明，人类越是发展，越是文明，战争就越少，犯罪也越少。你看现在世界上的战争有多少？没多少吧！为什么呢？文明了嘛！龙应台先生讲，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台北街头两辆自行车相撞都要打架。现在呢？小轿车撞了都没事。大家客客气气交换一下名片就分手，剩下的事情自然由律师和保险公司去打理。可见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也就是硬道理。
原始社会既非道家想象的那么美好，也非道家所说的那么无为。事实上，竞争从来就存在，甚至存在于动物世界。许多群居的动物每到发情期，雄性之间就要竞争，就要打斗。胜利者妻妾成群，失败者孤家寡人。当然，动物之间的这种竞争比较“费厄泼赖”（费厄即不穷追猛打，泼赖即不过分认真），也就是讲究游戏规则，正大光明地进行比赛，就像体育竞技。胜利者并不将对方置于死地，而是分出胜负就住手，明年开春再重来。这点比人类好，也比较像春秋时期的战争，不为已甚，见好就收（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第四节）。可见问题并不在于“有为还是无为”，而在于应该为人类的竞争，制定公平合理、文明和谐的规则。儒家的讲“礼”，其实也就是强调规则和文明。所以孔子才主张“从周”（《论语·八佾》），主张“为东周”（《论语·阳货》），主张“克己复礼”（《论语·颜渊》）。因为西周也好，东周也好，战争和竞争，相对而言还是比较文明的。
六 儒道再评价（2）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所谓“古无为而今有为”是不成立的，但这并不等于道家的主张就没有道理。我们要问：道家的“无为”，主要是对谁说的？对统治者，或者说领导人。统治者或领导人“无为”，又有什么好处呢？老子说得很清楚：“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也就是说，君无为则民自为，君不治则民自治，君不给则民自足。统治者什么都不做，老百姓自己就会做，这就是“自为”。统治者什么都不管，老百姓自己就会管，这就是“自治”。统治者什么都不给，老百姓自己就什么都有了，这就是“自足”。自为、自治、自足，这是老子的希望。自为、自治、自足，就自由。这是庄子的追求。
哈！这不就是所谓“小政府，大社会”吗？只不过，这样一种主张，并不能靠倒退来推行，而只能靠发展来实现。也就是说，只有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这种方案才是可能的。这就是我们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再说“道德之争”。
前面说过，道家主张“无为”的第二个原因，是“道无为而德有为”。这话有一定道理。因为道是规律，德是方式。规律本身当然无所作为，方式却不能没有可操作性。问题是，在道家那里，不但道无为，德也无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么！相反，在儒家那里，不但德有为，道也有为。因为儒家的“道”，是“有为之道”。他们的“德”，当然也是“有为之德”。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说儒道之争是“道无为而德有为”呢？
原来，在儒家和道家那里，道与德有三重含义。一，道是规律，德是方式；二，道是远古，德是近古；三，道是理想，德是现实。道家认为，规律高于方式，远古好于近古，理想优于现实，因此取道不取德。儒家则认为，“大同之世”既然不复存在，“道的时代”既然已经一去不复返；那么，能保住的，也就是“德的时代”；能建设的，也就是“小康社会”。保住了德，也就保住了道。这种态度，无妨叫做“保德以求道”。儒家“保德以求道”，道家“取道不取德”，结果是道家极力推崇“道”，儒家极力维护“德”。道家取道，所以叫“道家”；儒家取德，就应该叫“德家”。实际上诸子百家的命名也不统一。道家和法家依主张（崇道或依法），名家和阴阳家依对象（研究名实或者琢磨阴阳），儒家依身份（儒者），墨家依创始人（墨翟），真是五花八门。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改过来。
取道与保德，有什么不同呢？前者理想，后者现实；前者大气，后者实在。取道，就是一种“要做就做最好”的理想境界。如果不是最好，就宁肯不要。这就是大气了。道家是向往“大”的。在《秋水》篇，庄子曾这样描述“大”的境界。庄子说：秋天，雨水随着时节降临（秋水时至），大小川流都汇入黄河（百川灌河），黄河之水变得非常之大。站在岸边和水中的沙洲上隔水相望，分不清对面的牲口是牛是马（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这时，黄河之神（河伯）就“欣然自喜”，认为普天之下的美都在自己这里了（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可是，当他顺着河流来到北海，“东面而视”时，却发现北海之水浩渺无边，远远望去，不见际涯。于是，河伯一改自鸣得意的态度，眺望大洋，对海神（北海若）发出感叹说：今天如果没到您的门口，那可就危险了。我将会永远被得道之人嘲笑呀（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望洋兴叹”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
六 儒道再评价（3）
听了黄河伯的话，北海若怎么说？北海若告诉黄河伯：海虽然大，却不是最大的。与天地相比，我们北海就像高山之上一块石头一棵树（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哪里就能算作“大”？四海之于天地，不过大泽一孔（垒空之在大泽）；中国之于四海，不过大仓一粟（稊米之在大仓）。这样看来，则五帝的禅让（五帝之所连），三皇的纷争（三王之所争），儒家的忧患（仁人之所忧），墨家的操劳（任士之所劳），都小得像马身上的毛（毫末之在于马体）。至于伯夷自以为清高，孔子自以为博学，不也都像你从前一样，是自作多情吗？
所以，老子和庄子都认为，我们千万不能被现实的、世俗的东西所蒙蔽。那些东西，都是“小”，只有“道”，才是“大”。老子为什么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老子·第十二章》）？不但因其“欲”，而且因其“小”。绘画、音乐、美味佳肴，就算再好，也比不上黄河吧？黄河之神尚且要“望洋兴叹”，那些东西又算什么呢？要知道，只有“天地之美”、“道之美”，才是“大美”啊！
那么，天地之美和道之美为什么是“大美”？因为天地和道“无为”。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所以它“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老子也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方无隅，大器免成”（《老子·第四十一章》）。为什么是“大器免成”而不是“大器晚成”呢？因为“晚”不是“无”，“免”才是。事实上，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写的就是“大器免成”（高明先生编为第四十章）。这恐怕就是《老子》一书的原字。如此，则前面四句话就可以这样翻译：最美的音乐没声音，最美的绘画没形象，最方的东西没棱角，最大的器物不用做。这应该是符合老子思想的。当然，说“大器晚成”，也通，即“后发制人”，但总不如“免成”彻底。
道家大气，儒家实在，因为儒家取德。这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现实精神。在儒家看来，侈谈“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没有用，保住“德的时代”，建设“小康社会”，才切实可行，也必须扎扎实实去做。方式，是要讲究可操作性的。以德治国，更是需要操作。这就必须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现在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所以儒家务实。比如孔子，就很朴素、平实和温润。读过《论语》的人，都不难有此体会。我们知道，先秦儒家三巨头，风格是不一样的。孔子平和，孟子霸气，荀子严谨。但即便气势磅礴如孟子，辩才无碍如荀子，所论也都实实在在，没有东拉西扯之说，不切实际之言。就算难免空想，也想得实在，可操作。比如孟子的理想社会，就不过“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孟子·梁惠王上》。所以，孔子的药方虽然治不了当时社会的病，却在后世被当作了宝贝。为什么呢？贴近生活，讲求实际，多少管用。我的看法，儒家的药，比如仁义道德，比如以德治国，就像黄芪、党参、枸杞、茯苓，六味地黄丸。救不了命，但经常吃点儿，能补身体（比如补肾），也能防些不大不小的病（比如防感冒）。这就是“实在”所使然。
六 儒道再评价（4）
道家大气，儒家实在，我们该学谁？我个人的态度，是欣赏道家，赞成儒家。或者说，做人学道家，做事学儒家。做人斤斤计较，就委琐。做事好高骛远，就虚浮。所以做人要大气，做事要实在。大气不是夸夸其谈，而是豁达大度；实在也不是婆婆妈妈，而是脚踏实地。因此，我是主张儒道兼修的。就连墨家和法家，也都有可取之处。不过这也是后话。
现在说“天人之争”。
天，就是自然。自然无为吗？无为。自然界没有自由意志，岂能有为？故天道无为。就连孔子，也说“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可惜人不是天，人道也不是天道。人，既是自然的存在物，也是社会的存在物。“鸟兽不可与同群”（《论语·微子》），人的社会性比自然性更本质也更重要。所以孔子认为，人不能无为，也不能只讲天道，不讲人道。甚至明知事不可为，他也主张去做。据《论语·宪问》，有一次，子路在鲁城的外门（石门）睡了一宿（估计是没能赶在关门前进城）。第二天早上，看城门的小吏问子路：你从哪里来？子路说，从孔子那里来。那小吏说：啊！就是明明知道做不到，却偏偏还要去做的那个人吗（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可见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差不多已是众所周知。
对于孔子的这种精神，我是由衷地敬重。要知道，就连那些“可为之事”，某些人都是不屑一为的，何况原本就“不可为”？不是说孔子样样都对，但这种精神值得敬重。没错，孔子那个时代，确实是问题成堆，积重难返，正所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论语·微子》）。然而，正因为人心世道坏成这个样子，才更需要有识之士挺身而出，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如果天下太平，世间有道，当然可以坐在家里高谈阔论，著书立说，或者在旷野上种棵大树，“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庄子·逍遥游》）。但是，现在树都快倒了，你还睡得着吗？既然睡不着，那么，即便明知以一己之躯扛不住这棵树，也得去扛啊！
何况这个社会总要有人做事，不能都去做隐士。都去做隐士，人类社会就真成动物世界了。不要以为隐士就清高。有真隐士，有假隐士。真隐士真清高，假隐士假清高。区别真假的标准，就看他们说不说话。真隐士是不说话的，要说也是自己说，不强迫别人同意。对他们，我也敬重。最可鄙的是那些冒牌货。自己不做事，还不让别人做。谁要出来做点事情，他们就泼冷水，放冷枪，横挑鼻子竖挑眼，一百个不乐意，一百个不顺眼。这种人，八成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或者站着说话腰不疼，要不就是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清高”。
社会既然总要有人做事，就得提倡做事的精神。而且，为了把话说透，说到底，还得提倡“知其不可而为之”，至少也要肯定、支持、敬重。因为只有当“不可而为”都受到敬重时，那些“可为之事”才会有人去做。实际上，人的一生不可能什么都不做，他总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问题是何所为，何所不为。如果选择的标准只是可与不可，那就只有功利没有道德了。前面说过，道德是必须有超越性的。在这里，人们需要超越的，便正是那个“可”字；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就恰恰具有这种道德的超越性。
六 儒道再评价（5）
这就是“德”了。何况儒家虽然主张“有为”，却并不主张“有求”。他们是“有为而无求”，即不问收获，只问耕耘；只重过程，不重结果。正如子路所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也就是说，他们并非不知道事不可为，或事已难为，甚至一开始就没打算成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那又为什么要去做呢？道义使然，责任使然（行其义也）。显然，他们的“有为”，不是为了别的，只是由于道德本身的要求，只是为了实践自己的道义和责任。因此，如果说他们有所求，那也是只求问心无愧。
问心无愧、尽心尽力以后，儒家便把事情的成败交给了命运（天命）。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总之，做，是我的本分，也是我的责任。至于主张能不能推行，主义能不能弘扬，理想能不能实现，都听天由命吧！
这就是儒家的“天命论”，曾经遭到墨家的批判。墨家认为，如果赞成这个理论，必定是统治者“不听治”，老百姓“不从事”，大家都消极怠工，这就“足以丧天下”（《墨子·公孟》）。其实这是歪曲，或者是误解。你想，就连明明知道做不到的事，孔子都还要去做，怎么会主张消极怠工？可见孔子的“信命”，并非不努力，更非不负责，只是不对结果抱幻想，认死理。在决定一件事做不做之前，也不问可否，不求成功。只要是该做的事，就义无反顾地去做，全心全意地去做，尽心尽力地去做。至于成不成功，那是老天爷的事。这就叫“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请问，这是宿命论吗？
既然不是宿命论，为什么还要讲“天命”呢？原因也很简单。我们知道，人类的实践能力是有限的，任何人都不能保证事事成功。何况孔子他们要做的事情，原本就是不大可能成功的。这就需要解释，也需要安慰，还需要有个说法。怎么解释？怎么安慰？什么说法？在当时的条件下，恐怕也只有归于“天命”。因此“听天由命”云云，说到底，不过主张“随遇而安”。其实到了“随遇而安”的境界，也就无所谓命不命的了。怕的是“遇而不安”，这才要讲“天命”：命里有，不拒绝；命里没，不在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该怎么办，还怎么办。这怎么能说是宿命论呢？
正因为孔子的“天命论”不是“宿命论”，这才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也就是明明知道不可能成功，还是要做。为什么做？不求如愿，但求心安。显然，在孔子看来，事情有两种。一种是应该的，一种是可能的。应该做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应该做又可能成功的，一种是应该做却未必成功的。对于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来说，只能选择“应该不应该”，不能考虑“成功不成功”。成功不成功的问题，交给“天”。墨子则认为，既然要做事，那就一定要成功。不成功，做它干什么？那么，不能成功怎么办？请鬼神帮忙，交给“鬼”。这就是儒墨两家的三大分歧之一：天命还是鬼神。第二章第五节没能展开说，这里做个补充。
于是我们看到了儒、墨、道三家的异同之处：第一，道家讲天道，墨家信鬼神，他们都不讲天命；儒家则讲人道，信天命，不信鬼神。第二，道家（准确地说是庄子）无为而无求，儒家有为而无求，墨家有为而有求。第三，道家无求而同于道，儒家无求而得于德，墨家有求而求于鬼。所以，儒道可以互补，儒墨就难。其实后世对墨家表示了同情的，不是儒家，也不是道家，反倒是法家。法家是儒、墨、道三家的继承者，也是他们的批判者，还是新学说的主张者。法家对于三家，是都有继承，也都有批判的。
那么，法家继承了什么，批判了什么，又主张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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