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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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老庄之别（5）
六 儒道再评价（1）
六 儒道再评价（2）
六 儒道再评价（3）
六 儒道再评价（4）
六 儒道再评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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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隐士哲学家（1）
儒道之争，也可以说是儒、墨、道三家之争。因为儒墨两家的分歧，主要在仁爱与兼爱。但仁爱也好，兼爱也罢，总之是要做点什么。实际上，墨子虽然与孔子对着干、拧着来，出发点可都是关心天下兴亡，也都愿意为此殚精竭虑，奔走呼号。道家却无意于此。他们虽有主张，却并不游说诸侯，也不设计方案。即便发表意见，也多半是自说自话。因为道家的主张是“无为”，也就是不做什么。不但自己不做，也反对别人做。他们的主张，是统治者也好，老百姓也好，都不要做。这才有了儒道之争的焦点：有为，还是无为。这是道家与儒家的分歧，也是他们与墨家的分歧。也就是说，儒家和墨家都主张“有为”，分歧仅仅在于“做什么”和“怎么做”。道家的主张，却是“不要做”。这样看，道家与儒家、墨家的分歧，比儒墨之争的分歧更大。
问题是，儒墨两家为什么要做，道家为什么就不做呢？
因为他们代表不同的士。前面说过，墨家代表武士（或侠士），儒家代表文士（或儒士）；墨家代表士的下层，儒家代表士的上层；墨家代表士的过去，儒家代表士的未来。武士也好，文士也好；下层也好，上层也好；过去也好，未来也好，总归都要做事。那么，不要做事的道家又代表谁？他们的思想又是谁的哲学？
隐士。道家是隐士的代表，道家思想是隐士的哲学。
什么是隐士？隐士是士的另类。前面说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大体上都是“自由职业者”。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给别人帮忙。比方说，大夫的采邑，就是士来打理的。这样的士，叫“家臣”（前面说到的阳货，就是季孙氏的家臣）。另外，打仗，也要靠士。这样的士，就是“战士”，也叫武士、甲士。打仗要有人冲锋陷阵，也要有人出谋划策，还要有人拉帮结派合纵连横。这样的士，就是“谋士”，也叫“策士”。国家之间不但要打仗，也要谈判，要唇枪舌剑，折冲尊俎，得有人帮着说话。这样的士，就是“辩士”。天子、诸侯、大夫，都要占梦、算卦、看风水，要有人懂医懂药懂房中术。这样的士，就是“方士”。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呢？他们也得有人陪着吃喝玩乐闲聊天。这样的士，就是“食客”。总之，士的任务，就是有事帮忙，没事帮闲，说话帮腔，打仗帮凶。但不管是哪一种，都要做事，也都要依附于高级贵族（大夫、诸侯、天子）。他们都是“毛”，必须依附在一张“皮”上。皮之不存，则毛将焉附，所以他们要关心天下兴亡。隐士却不同。他们谁也不依附，什么事情都不帮别人做，也不为这些事情费脑筋。什么天下，什么人民，什么家国，统统事不关己。如果你拿这些事去请教他，他还要生气。比如传说中的隐士许由，听说尧要让位给他，就跑到河边去洗耳朵。结果他的哥们巢父更生气，说你这么一洗，把溪水都弄脏了，我只好去上游饮牛。这就是“隐士”。
什么人可以做隐士？有本事的人。有本事的人当中，什么人是隐士？不做事的人。所谓“不做事”，也不是什么都不做。耕田、种菜、砍柴、钓鱼之类，还是要做的，否则他们吃什么？他们的“不做事”，其实是“不做官”。不做官也不是“不会做”或者“做不了”，而是“不愿意”。能做，会做，做得了，却偏不做，才叫“隐士”。
一 隐士哲学家（2）
道家，就是这样一些人的代表。道家思想，就是这样一些人的哲学。不过这样一来，就有了问题。第一，儒和侠需要哲学，需要代表，是因为他们做事。做事，就要有理论依据，也要有哲学指导。隐士什么都不做，要哲学干什么？要代表干什么？第二，隐士对于国家大事、天下兴亡，既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你何必说，又有什么可说的？
这就只能说明两点：第一，道家不等于隐士，隐士不等于道家。准确地说，道家不是隐士，只是“隐士哲学家”。他们的立场、观点、态度，是隐士的，因此主张“不做”。他们的社会角色是哲学家，因此不能“不说”。说什么？把为什么主张“不做”的道理说出来。主张“不做”，同时“要说”，这就是“隐士哲学家”，也就是道家。第二，作为“隐士哲学家”，道家其实还是关心国家大事、天下兴亡的。只不过在他们看来，这个社会，这个天下，已经没救了。要救，也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无为”。这就是他们与儒墨两家的根本分歧。因此，所谓“儒道之争”，就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有药可救，还是无可救药；拯救天下，还是拯救自己；积极有为，还是消极无为。
先说第一条。
前面说了，道家代表的隐士们，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和天下兴亡的。那么，是他们认为这事不关自己的痛痒吗？不是。人，是社会的存在物。每个人，都只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中，隐士也不例外。社会状态好，他们的生活也好；社会状态不好，他们的生活也不好。怎么能不关心？怎么能说关心是不必要的？其实，他们的不关心，是认为关心也没有用，这个社会已经无可救药了。既然无可救药，关心它干什么呢？
这种观点，主要是老子、庄子之前那些隐士们的。这些人是道家的先驱，我们不妨称之为“前道家”。孔子的时代，就有这样的人。孔子和他们的关系，大约是孔子对他们很客气，也很敬重；他们对孔子则不欣赏，也不赞成。
不妨举几个《论语·微子》中的例子。比如楚国的“狂人”接舆，就曾经一边唱着歌，一边走过孔子的车子（歌而过孔子）。歌，当然是故意唱给孔子听的。怎么唱的呢？凤凰啊凤凰，咋就这么倒霉（凤兮凤兮，何德之衰）！过去的不可挽救，没做的还能追回（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算了吧，算了吧，那些当权派岌岌可危（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这话意思很清楚：如今这个世道，早就不可救药。你孔某人就算是凤凰，碰到这倒霉的时代，也只能是没毛的凤凰，还不如一只鸡！现在那些执政者早晚要完蛋，你东奔西走找他们干什么！据说，孔子听了立即下车，想跟他谈谈，接舆却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
如果说接舆的歌还只是暗示，那么，另外两个隐士──长沮和桀溺的话，可就是明明白白的了。有一次，孔子要过河，找不到渡口。正好长沮和桀溺肩并肩在耕地，孔子就让子路去“问津”（询问渡口）。长沮说，驾车的那位是谁？子路说，是孔丘。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释。第一，驾车是子路的事，孔子怎么成了“执舆者”？回答是：因为子路下了车，所以缰绳就到了孔子手里。第二，子路是孔子的学生，对孔子怎么能直呼其名？回答是：因为子路是在对长者介绍孔子。直呼其名而不称夫子，是谦虚，也是对长者的尊重。于是长沮又问：是鲁国那个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那他应该知道渡口在哪（是知津矣）！俗话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长沮这是话里有话。他的意思是：孔夫子不是聪明绝顶吗？他连天下的出路在哪都知道，还能找不到渡口？当然，这话也可以做另一种解释：孔夫子早就知道天下的出路在哪儿了，何必还来问我？两种解释，都通。
一 隐士哲学家（3）
子路碰了个软钉子，只好又去问桀溺。桀溺问：先生哪位？子路说，是仲由。子路的回答也是称名不称字，也是谦虚、尊重。桀溺又问：是鲁国孔丘的学生吗？子路说，对的。桀溺说，现在普天之下都是滔滔洪水，谁能改变，你们又和谁一起去改变（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与其跟着“辟人之士”，何不跟着“辟世之士”？这意思也很清楚：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坏透了，烂透了，根本就不可救药。你们与其像孔子那样，只是拒绝与坏人合作（避人）；还不如像我们这样，根本就拒绝与整个社会合作（避世）。
长沮和桀溺说完，就只顾埋头干活，不再搭理子路。子路没有办法，只好回去报告孔子。孔子听了，怅然说道：人又不能和动物一起生活（鸟兽不可与同群）。不跟人打交道，又跟谁打交道（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如果太平，我也用不着出来搞改革了（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也就是说，正因为世道看起来无可救药，这才需要我们想办法。
类似的话，子路也说过。有一次，孔子在前面走，子路在后面跟，掉了队。为什么会掉队呢？估计是孔子坐车，子路步行，跟不上。这时，子路遇到一位“荷蓧丈人”，也就是用拐杖挑着除草工具──蓧（音掉）的老人，就问：先生看见我老师了吗？荷蓧丈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谁是老师（孰为夫子）？这话也历来有多种解释。有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指荷蓧丈人自己的，也有说是指子路甚至孔子的。这样一来，这句话也就有三种翻译。第一种：荷蓧丈人说，老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哪里认得你们老师？第二种：你们这些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谁是你们老师？第三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也是老师？谁是老师？这三种解释谁是谁非，我们且不去管他，关键是之后子路的议论。子路说，别以为我们不明白。我们主张行不通，那是老早就知道的（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这就有意思。明明知道“道之不行”，为什么还要去推行呢？也有两个原因，一是尽义务，二是有希望。子路说，君子做官，只是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尽到一个士人的责任而已（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像隐士们那样只顾洁身自好，其实是取了小义，乱了大伦。所以“不仕无义”。问题是，如果这社会彻底无救，君子就算做了官，又有什么用呢？说到底，还是认为世道可救，或者希望可救。唯其如此，孔子才开出了救世的药方。
以上就是儒道两家的第一个分歧：天下大乱有药可救，还是无可救药。由此，又引出了他们的第二个分歧：我们应该拯救天下，还是拯救自己？
道家认为应该拯救自己。在他们看来，天下既然已经无药可救，那么，能拯救的也就是自己。这是杨朱的观点。杨朱，是先秦道家第一人。先秦道家有三个阶段，各有一个代表。杨朱代表第一阶段，老子代表第二阶段，庄子代表第三阶段（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可惜杨朱没有留下著作，他的生平也没人知道，只能推测他应该生活在墨子之后，孟子之前。因为《墨子》一书没有提到杨朱，而在孟子的时代他却已与墨子齐名，拥有众多粉丝。《孟子·滕文公下》说，当时杨朱和墨子的学说风行天下（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所有的言论不是赞成杨朱，就是赞同墨子（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这可真是好生了得！
一 隐士哲学家（4）
那么，杨朱有什么主张，竟能够得到如此之多的青睐？
说来简单，也只有四个字：一毛不拔。
杨朱这主张，也有两个版本。一个见于《孟子·尽心上》，道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另一个见于《韩非子·显学》，道是“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一毛不拔的成语，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这就难以让人接受。只要拔一根毫毛，就能够有利于整个天下，这样的事情都不肯做，岂不是太自私、太小气、太不像话了吗？
但是且慢！杨朱胆敢公然这样说，自然有他的道理。他的主张能够风行天下，也自然有他的道理。据《列子·杨朱》，有一次，墨子的学生禽子（即禽滑釐）问杨朱：拔先生一根毫毛，来拯救天下世道（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干吗？杨朱说，世道可不是一根毫毛就能够拯救的（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说，如果可以，愿意吗（假济，为之乎）？杨朱不理睬他。禽子出门，把这事告诉杨朱的学生孟孙阳。孟孙阳说，你们是不懂先生的用心啊（子不达夫子之心）！还是让我来替先生说吧！请问，如果有人提出，痛打你一顿，给你一万块钱，你干吗？禽子说，干！孟孙阳又问：砍断你一条腿，给你一个国家，干吗？禽子不说话。于是孟孙阳说，与肌肤相比，毫毛是微不足道的；与肢体相比，肌肤又是微不足道的。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但是，没有毫毛，就没有肌肤；没有肌肤，就没有肢体。一根毫毛固然只是身体中的万分之一，但是，难道因为它小，就可以不当回事吗（奈何轻之乎）？
这话是不是杨朱的意思，我们不清楚。因为有许多学者视《列子》为“伪书”，至今仍未弄明白。就算是“真书”，那也是《列子》，不是《杨子》。比较靠得住的办法，是把这里的杨朱和孟孙阳，称为“《列子》中的杨朱”、“《列子》中的孟孙阳”。《列子》中的杨朱和孟孙阳，是不是历史上的那两个人，也许永远搞不清。但他们讲的话，还是可以讨论的。
应该说，这“《列子》中的孟孙阳”，还真是话糙理不糙，也有道理和教训。有什么道理和教训呢？第一，口子不能乱开。你今天可以拔一根毛，明天就能撕一片皮；今天可以挖一块肉，明天就能剁一条腿；今天可以伤害身体，明天就能杀人或者自杀。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口子一开，不可收拾。孟孙阳问禽滑釐，拿一条腿换一个国家行不行，禽滑釐为什么不回答？因为他很清楚，下面的问题，就是“砍掉你的脑袋给你整个天下”，那也能同意吗？
第二，局部不可小看。没错，整体利益确实大于局部利益。就连“《列子》中的孟孙阳”，也说“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省矣”。但这决不意味着局部利益就不是利益，就是可以随便牺牲的。因为整体不过局部之和。你不把局部利益当回事，今天牺牲一个，明天牺牲一个，最后整体利益也没有了。不要说什么“大河不满小河干”，事实是：长江、黄河都由涓涓细流汇集而成。所有的泉水、溪流、小河都干了，长江、黄河还有水吗？
这两个道理用于社会问题，就能推导出第三个教训：别把小民不当人。或者说，不要动不动就以“国家天下”的名义，任意侵犯和剥夺人民个人的权利。个人之于国家、天下，或许有如毫毛与肢体、全身，但难道因为他们小，就可以不当回事吗（奈何轻之乎）？小民也是人，小民的生命也是生命。只要是生命，就要尊重，就要珍惜，哪怕他轻如毫毛。谁要把我们这些小民当作毫毛，随随便便就拔了，对不起，不干！
一 隐士哲学家（5）
显然，杨朱所谓“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只不过“极而言之”，并非当真是只要拔一根毫毛，就能够有利于整个天下，也不干。因为“世固非一毛之所济”，哪有只拔一根毫毛就能有利于天下的呢？说穿了，不过是下套，先哄骗我们献出一根毫毛，然后哄骗我们献出肌肤和肢体，最后哄骗我们献出生命。因此，对付的办法，就是把话说透，说到底，说到极点：别说要我的命，就算只要一根毫毛，也不给。
何况杨朱不但说过“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还说过“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而且这两句话是连在一起的，全文是“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牺牲个人来满足社会（损一毫利天下），不对；牺牲社会来满足个人（悉天下奉一身），也不对。社会和个人是对等的，谁也不能损害谁。只有个人和社会都不受损，都不牺牲，才是“天下大治”。这就是杨朱思想的完整表达。这样的思想，怎么能叫“极端自私”？
更何况当时的情况，不但是要求小民们牺牲个人（损一毫），而且牺牲个人的结果，竟不过是牺牲整个社会（悉天下）来满足另一些个人（奉一身），这才叫“极端自私”！问题是，这种极端自私的行为，却又是打着“大公无私”（利天下）的旗号来进行的。因此，为了矫枉，只好过正，即为了否定“悉天下奉一身”，只好连“损一毫利天下”也一并否定。也就是说，你想“损人利己”吗？对不起，我“一毛不拔”！
看来，杨朱的思想是被曲解了，杨朱本人也被妖魔化了。这也并不奇怪。思想的传播有一个规律，就是“简单化”。因为只有简单化，也就是说，只有把深刻的思想变成通晓明白、简单明了、一听就懂、琅琅上口的短语和口号，才能得到最广泛的传播。这可是有风险的。由于语言的多义性和理解的多样性，这些简单的说法很容易被曲解。如果这种“简单化”的工作还是由论敌、对手或者不怀好意的人来做，就很有可能被“妖魔化”，比如共产主义就曾经被妖魔化为“共产共妻”。杨朱思想的命运，也大约如此。“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的观点，如果被删去后半句，就已是片面，已是歪曲；如果再被简单化为“一毛不拔”，那么，想不被妖魔化，都不可能。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孟孙阳的那句话：你们是不懂先生的良苦用心啊（子不达夫子之心）！
实际上，杨朱不但主张“一毛不拔”，同时还主张“天下为公”（详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他也不反对天下大治，更不反对天下太平。只不过在他看来，这不能靠牺牲个人来实现。因为所谓“天下大利”，正是无数“个人小利”的总和，这就叫“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因此，只有每个人的生命都不受伤害，每个人的利益都不受损害，天下才能大治，也才叫大治，这就叫“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这就是典型的道家思想了，即“无为而无不为”，或者说“不利而无不利”。所有人都不损害自己，那就没人受损害；所有人都不做牺牲，那就没人做牺牲。一个既没人受损害，又不需要有人做牺牲的社会，岂非太平盛世？
问题是，这可能吗？
儒家认为不可能，墨家也认为不可能，只有道家认为可能，而且应该。于是，他们便又有了第三个分歧：积极有为，还是消极无为。
二 从杨朱到老庄（1）
消极无为，是道家的重要思想，也是道家区别于儒、墨、法三家的紧要之处。儒家主张推行仁义，墨家主张推行兼爱，法家主张推行法治，他们都要做些什么。道家却主张什么都不做，而且认为越做越糟糕。只有什么都不做，才能实现天下太平。
这种观点，老子有，庄子也有。这里说的“老子”，就是《老子》一书的作者。《老子》一书的作者是谁，没人能够肯定。以前有说是李耳或老聃的，也有说是太史儋或老莱子的，至今也没弄清楚，我们且不去管他。《老子》一书写于什么时候，也不清楚。但我赞同许多学者的看法，应该成于孔子之后，庄子之前，比墨子和杨朱还要晚一些。《老子》其书，也有各种版本。过去流传的版本，都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却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高亨、池曦朝先生认为，前一种是道家传本，后一种是法家传本（《试谈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老子〉》）。这个我们也不管，还按大家熟悉的版本来。总之，诸如此类的笔墨官司，我们都不在这里打，随大流。反正本书所说的“老子”，就是《老子》一书的作者。至于他是谁，这里暂不讨论，后面我会谈点看法，也只是仅供参考而已（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三节）。
庄子是什么人，却大体上是清楚的。庄子名周，字不详，大约生于公元前369年，卒于公元前286年，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与孟子同时而稍晚。庄子是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当过蒙地的“漆园吏”。这“漆园吏”是什么意思？是漆园这个地方的小吏，还是看管漆树园的小吏，也不清楚。我们只知道，庄子一生都很穷，长期住在“穷闾厄巷”，也就是贫民区。他也经常没有饭吃，饿得面黄肌瘦。有一次，庄子大概实在是饿得受不了啦，就去向监河侯借米。这位“监河侯”，按照唐代学者成玄英的说法，就是魏文侯。魏文侯说：可以。寡人正好要收税。税金收上来以后，借给你三百金（很多钱），行吗？庄子一听，鼻子都气歪了。庄子说，鄙人来的路上，有一条鱼困在车辙里，向我求救。鱼说，我是东海一名小官（东海之波臣），现在困在陆地上，快要死了。先生能不能弄一小盆水（斗升之水）来让我活下去？鄙人说：可以。鄙人正好要去游说吴越之王，我让他们把西江引过来救你，行吗？鱼听了鄙人这话，冷笑一声说：那先生就到干鱼市场去找我吧！
这个故事，见于《庄子·外物》。《外物》是《庄子》的杂篇之一，而杂篇又出于庄子后学之手，其中不少是寓言。所以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我们并不清楚，也不打算处处区分庄子和庄子后学。但庄子一生穷困潦倒，并不荣华富贵，则可以肯定。其实庄子要想富贵，也有机会。《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就说他曾经拒绝楚威王的拜相。这事《庄子》的《秋水》（外篇之一）还有更详细的描述。《秋水》说，当时楚国两位大夫千里迢迢来到濮水（在今河南省濮阳县），找到正在河边钓鱼的庄子，转达楚威王的意思，说是我们大王想把国境之内的事来麻烦先生（愿以境内累矣）！这意思很清楚，就是要请庄子当楚国的国相了。庄子没有直接回答，一边继续钓鱼，一边头也不回地问：听说贵国有一种神龟，死了三千年。贵国的大王宝贝得不得了，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地珍藏在庙堂之上，有这事吧？那么请问：作为一只乌龟，它是宁愿去死，留下骨头享受荣华富贵（死为留骨而贵）；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巴里打滚（生而曳尾涂中）呢？两位大夫异口同声地说，那还用问吗？当然是后面那种。庄子说，二位可以回去了，我会继续拖着尾巴在泥巴里打滚的。
二 从杨朱到老庄（2）
类似的说法，杂篇中的《列御寇》里也有。《庄子·列御寇》说，有人想聘用庄子，庄子对使者说：先生见过那用来做牺牲的牛吗？披着绸缎，吃着好料。可是，等到它被牵入太庙，准备杀了来祭祀祖宗时，它就算想做一只孤独的小牛（孤犊），还能够吗？
我们还可以讲一个故事来证明庄子的这种想法。这故事也记录在《庄子》的《秋水篇》，说的是庄子和惠子的事情。惠子就是惠施，大约生于公元前370年，卒公元前310年，宋国人，与庄子同时，两人还是好朋友，也都是先秦诸子中的代表人物。不过庄子是道家，惠子是名家；庄子不做官，惠子做大官。惠子曾经当过魏国（也就是梁国）的国相，还随同魏惠王（也就是梁惠王）朝见齐威王，使魏齐互尊。《庄子·秋水》说，惠子当了魏国的国相，庄子去看他。这时，有人对惠子说，庄子来，是要夺你的相位。于是惠子大为恐慌，派人在全国境内搜捕庄子三天三夜。庄子听说，就去见惠子。庄子说，南方有一种鸟，叫鹓鶵（音渊除，凤凰的一种）。这种鸟儿，不是梧桐不栖，不是竹实不食，不是甘泉不饮。它从南海飞往北海的时候，有一只猫头鹰正好抓住了一只死老鼠。见鹓鶵从它头上飞过，以为抢饭碗的来了，就对着鹓鶵一声“吓”。现在，老兄也要因为你的梁国来“吓”我吗？
其实这话说得还算客气，更不客气的话记录在《列御寇》。《列御寇》说，宋国有一个人叫曹商，被宋王派遣出使秦国。去的时候，宋王给了他几辆车子；回来的时候，因为得到秦王的赏识，车子增加到上百辆。这人回到宋国，就去见庄子，对庄子说：住在贫民区（穷闾厄巷），编着草鞋子（困窘织屦），饿得面黄肌瘦（槁项黄馘），这是鄙人比不上先生的。但是，与万乘之主只不过见上一面，就能得到上百辆车子，这是鄙人的一点点长处。庄子说，是啊是啊，鄙人知道秦王的规矩。秦王有病找医生，能够把他的痈呀疖子呀弄破治好的，赏车一辆。如果用舌头去舔他的痔疮，就能得到五辆。可见，事情越下作，赏赐就越多。先生究竟为秦王做什么了，居然得到这么多车子？
显然，在庄子看来，再高的官位，也不过一只死老鼠；靠投机取巧巴结上司而升官发财，则等于舔痔疮。即便是堂堂正正地被聘做官，也等于是死得只剩下骨头，还不如像乌龟那样拖着尾巴在泥巴里打滚，或者做一只孤独的小牛。这是什么人的观点？隐士的观点。前面说过，所谓隐士，就是“有本事”却“不做事”，或者说“不做官”。庄子有本事，是没有问题的。他不肯做官，也是肯定的。所以，庄子至少在思想上属于隐士这一类人。
老子呢？司马迁说是“隐君子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不过司马迁说的老子，却未必是《老子》的作者。《老子》一书作者的身份，其实是搞不清的。我们只能猜测他是隐士，姑且算作“疑似”。不过，真正的隐士（比如前面说到的荷蓧丈人），恐怕是连话都不会多说的，更不会和别人辩论。所以，严格地说，老子和庄子都顶多只能算是“隐士哲学家”。既然如此，那么，对于同为“隐士哲学家”的杨朱的观点，他们的态度如何呢？
当然会赞成或者同情。
二 从杨朱到老庄（3）
前面说过，杨朱的观点，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老子怎么说呢？老子的说法，是“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第十三章》）。庄子又怎么说呢？庄子的说法，是“贵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庄子·在宥》），几乎如出一辙。在这里，贵和爱，都是动词。放在第一个字，叫“动词前置”。若，按照《小尔雅·广言》的解释，就是“乃”。所以“贵以身为天下”，就是“贵自身超过贵天下”；“爱以身为天下”，就是“爱自身超过爱天下”。如此，老子这句话，也包括庄子的话，就可以这样理解：重视自己超过重视天下，爱护自己超过爱护天下，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请参看高明《帛书老子校注》）。甚至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托付天下。
这话恐怕不少人听了都会吓一跳。有没有搞错？可以托付天下的，难道不是那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志士？难道能够是把自己看得比天下还重的“自私鬼”？这些人，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把天下交给他们，放心吗？
其实，如果了解道家，尤其是熟悉《老子》一书，就会发现这是典型的“老子式思维”。老子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样的？是“正言若反”（《老子·第七十八章》），也就是反过来思考问题，反过来表述观点。这样一种“反向思维”，在《老子》一书比比皆是。比如“明道若昧，进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老子·第四十一章》）。也就是说，明白就像隐晦，前进就像倒退，高尚就像卑下，洁白就像污黑。按照这个逻辑，当然是“大公若私”、“为公若己”，越是重视爱护自己，就越是可以托付天下。
问题是我们不能只顺着老子的逻辑来，还得看有没有道理。依我看，老子的说法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天下不是某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也是每个人的天下。所以，重视爱护天下，就是重视爱护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而且，这种重视和爱护，就应该从自己开始。古人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同样，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不重视、不爱护，怎么能指望他重视别人、爱护别人，重视天下、爱护天下？不信你看那些视死如归的“侠客”或者“江湖好汉”，自己脑袋固然别在腰带上，别人的脑袋又何曾放在眼里？显然，只有首先尊重自己，才能尊重别人；首先爱护自己，才能爱护社会。真正贵天下、爱天下的，也一定是贵自己、爱自己的。
结论是：爱护天下，请从爱护自己做起。
这样一说就清楚了。爱护天下，既然必须从爱护自己做起。那么，要拯救天下，也就只有先拯救自己。如果人人爱护自己，人人重视自己，或者说“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则“天下治矣”。
不过这里仍有问题，因为老庄的说法与杨朱并不完全相同。老庄的“贵以身为天下”和“爱以身为天下”都是前提，最后还是要“寄天下”和“托天下”，只不过“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庄子·人间世》），先救自己，后救天下而已。杨朱所谓“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则不同，是说只有当所有的人都不需要做出牺牲拯救天下时，天下才真正太平了。但仔细想想，这种表面上的不同，也就不成问题：如果人人都可以寄托天下，天下还需要寄托吗？人人都可以拯救天下，天下还需要拯救吗？或者换一种说法也行：如果人人都不需要被人寄托，天下还需要寄托吗？人人都可以拯救自己，天下还需要拯救吗？
二 从杨朱到老庄（4）
这就有了第二个结论：最好的天下，是不需要拯救和寄托的。
这也正是庄子的观点。在《大宗师》篇（《天运》篇也有），庄子说，泉水干了（泉涸），鱼儿们一齐被困在陆地上（鱼相与处于陆），相互用湿气呼吸（相呴以湿），相互用唾沫滋润（相濡以沫），哪里比得上生活在江湖之中，自由自在，彼此相忘，互不相识呢（不如相忘于江湖）？众所周知，相濡以沫，一直被视为我们民族的美德，庄子对此显然也并不否定。然而在他看来，这并非最高境界。最高的境界，是根本用不着这样。因为相濡以沫的前提，是泉水干了（泉涸）。那么，泉水不干，岂不更好？所以我曾经说，我无比敬重见义勇为的人，但决不希望人人都成为这样的英雄。因为一旦有见义勇为，就同时意味着有灾难和犯罪。从这个角度讲，能够“相忘于江湖”，确实比相濡以沫还好。人人“相忘于江湖”的社会和时代，就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的社会和时代。因此，杨朱的说法与老庄并不矛盾，反倒顺理成章。这样的思想，当然不能简单地否定。
于是又可以得出第三个结论：谁都不用管谁，才叫天下太平。
问题是，这可能吗？
可能，但没保证。风调雨顺，丰衣足食，国泰民安的时候，确实可以“各人自扫门前雪”。而且，如果每个人的“门前雪”都打扫干净了，也就用不着去管别人的“瓦上霜”。不过这要有一个前提，就是青山长绿，泉水长流。可惜，谁也不能保证那泉水不干。没有人祸，还有天灾么！也因此，我们仍必须高度肯定相濡以沫，肯定见义勇为。何况春秋战国时期，人祸也并不比天灾少。频繁的战争，频繁的动乱，频繁的宫廷政变，哪一天消停过，又哪有什么“相忘于江湖”？恐怕只有“相斗于战场”。这才有了众多思想家的争鸣，即都希望为这个有病的社会和动乱的时代，找到一个医治的办法和救助的出路。
那么，道家对当时的社会状态满意吗？
不满意，甚至更不满意，早就不满意了。孟子推崇尧舜，墨子推崇大禹，庄子则是连尧舜禹都要否定。在庄子看来，事情就是从尧舜禹开始坏起的。而且，追根溯源，这笔账还得算到三皇五帝头上。在《天运》篇，庄子编了一段老聃与子贡的对话，可以看作儒道之争的一个案例。这故事讲，子贡问老聃：三皇五帝治理天下的方式虽然各有不同，但享有盛名却是一样，为什么先生偏要说他们不是圣人呢？老聃说，年轻人，你靠近一点，我来告诉你。黄帝治天下，还算行，因为他让人心纯一（使民心一）。这个时候，大家都是平等的，一样的，谁也不把自己的亲人看得比别人重要。即便亲人去世，也不特别悲痛。帝尧就有问题了。他治天下，让人们亲亲（使民心亲）。结果是每个人都只亲爱自己的亲人，疏远别人，人与人之间就有了隔阂。帝舜的问题又大。他不但让人们区别亲疏，还让人们互相竞争（使民心竞）。小孩子生下来五个月就会说话，一点点大就知道区别人我，害得许多孩子都早夭。夏禹的问题更大。他治天下，让人心变坏（使民心变）。人人都用计谋，个个都害别人（人有心而兵有顺），还认为理所当然，是杀盗贼而不是杀人（杀盗非杀人），是为了天下而不是为了自己（自为种而天下耳）。结果是什么呢？是“天下大骇，儒墨皆起”，世道人心大乱，儒家、墨家都跑出来了，蛊惑人心，害人不浅。究其所以，就因为“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奇怪！事情不是从尧舜禹开始坏的吗？怎么怪到三皇五帝那里去了？原来问题就出在“治”上。有三皇五帝的“治”，就一定有尧舜禹的“乱”。这就是道家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有治必有乱，治为乱之源。
二 从杨朱到老庄（5）
由此可见，儒、墨、道三家的社会观和历史观可谓有异有同。相同的是，他们都认为当时的社会出了问题。不同的是，他们对出问题的原因看法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孔子和墨子认为是缺少爱，老子和庄子认为是瞎折腾。
老庄是反对折腾的。老子有句名言，叫“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第六十章》）。小鲜，就是小鱼。烹煎小鱼，应该怎么样？文火慢熬。小火，少油，慢慢煎。水过地皮湿，火到猪头烂。功夫到了，鱼骨头都酥了。如果频繁地用锅铲翻，还不得翻成渣子？治理国家，也如此。不要折腾，不要胡整，不要好高骛远好大喜功。《老子·第七十五章》说：老百姓为什么肚子饿？就因为统治者收税多（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老百姓为什么难治理？就因为统治者做事多（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老百姓为什么不爱惜生命，就因为统治者太想万寿无疆（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既贪生怕死，又贪得无厌，当然就有为，就折腾，就做事多。做事多，怎么就难治呢？因为“君有为，民多欲；君行暴敛，民多盗贼”，这是“历史之必然”（高明《帛书老子校注》）。想想也是。君是人，臣也是人；官是人，民也是人。你能攻城掠地，我就不能偷鸡摸狗？你能横征暴敛，我就不能多吃多占？这可真是“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庄子的说法就更有意思，他告诫统治者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庄子·胠箧》说，人们为了防贼，总是喜欢把自己的柜子、箱子、袋子用绳索捆得紧紧的，锁扣锁得牢牢的。这也顶多就能防范那些小偷小摸。要是来个江洋大盗，扛着柜子、拎着箱子、提着袋子就跑。哈！他还生怕你绳索捆得不紧，锁扣锁得不牢。统治者也一样。他们筑城墙，建军队，设政区，立法度，讲道德，怎么知道就不是为那些“窃国大盗”准备的呢？
所以，正如最好的社会是不需要任何人拯救的社会，最好的管理、领导、统治，也应该是看不见的。这就叫“太上，下知有之”，也有版本写作“太上，不知有之”。太上，有人说是远古，也有人说是最好，其实都一样。因为在老子和庄子看来，最好的时代也就是最古的时代。不知有之，就是民众根本就不知道还有领导人；下知有之，则是民众仅仅知道有那么一个领导人而已，并不发生什么关系，等于没有。这是最好的。次一点，是领导人和老百姓相互讨好，叫“亲而誉之”。再次，是统治者威胁老百姓，老百姓害怕统治者，这叫“畏之”。最差的，就是统治者侮辱老百姓，老百姓仇恨统治者，这叫“侮之”（《老子·第十七章》）。事情到这个份上，那就是乱世了。
老庄所处的年代，就是这样一个乱世。乱的原因，在老庄看来，则是统治者和老百姓都在瞎折腾。老子和庄子都认为，从尧舜禹，到夏商周，整个天下的历史，就是一部自以为是、自作多情又自讨没趣的“折腾史”。频繁的战争和奢靡的生活固然是折腾，制度的建立和道德的建设，甚至包括科技的发明和文明的进步，也都是瞎折腾。只有把这些统统废除、抛弃，人类才能回到他们理想中那个最美好的时代和社会。这就是老庄的主张：无为。
那么，他们的“无为”又有什么内容呢？
三 无为之谜（1）
老庄的无为，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寡欲、愚民、反智、不德。
前面说过，在老庄看来，社会动乱的原因是瞎折腾。为什么会瞎折腾呢？因为多欲望。欲望也无非两条，一是名，二是利。庄子说，过去一些名臣被杀，就因为好名；小国被灭，就因为好利（《庄子·人间世》）。因此，庄子告诫人们：“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庄子·应帝王》）也就是说，不要追求功名，不要充当智囊，不要承担重任，也不要卖弄聪明。岂不知，聪明反被聪明误。卖弄聪明，承担重任，充当智囊，追求功名的人，从来就没有好下场，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呆在家里，淡泊宁静的好。
个人如此，国家亦然。《老子·第五十七章》说，一个社会，禁忌越多，人民越穷（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器械越多，国家越乱（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技巧越好，怪事越多（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越明，盗贼越凶（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总之，“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河上公章句《老子·俭欲第四十六》）。多欲，就不知足；不知足，就瞎折腾。越折腾，天下就越乱，事情就越多，麻烦也就越大。
所以，一个人，如果迫不得已君临天下，那么，最正确的态度“莫若无为”（《庄子·在宥》）。展开来说，就是“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子·第六十三章》）。什么叫“为无为”？为，就是追求。为无为，就是“以没有追求为追求”。什么叫“事无事”？事，就是动作。事无事，就是“以没有动作为动作”。什么叫“味无味”？一般都解释为吃没有味道的东西，喝白开水，但我认为可以把“味”理解为“成就感”。这样，才能与“为无为，事无事”连成一气。先有追求，这就是“为”；然后有动作，这就是“事”；最后有成就感，这就是“味”。味无味，就是“以没有成就感为成就感”。这也就是虚、静、淡。“为无为”就是虚，“事无事”就是静，“味无味”就是淡。淡就没感觉，静就不折腾，虚就不存欲望。相反，有欲望就会有追求，有追求就会有动作，有动作就会有成就，有成就当然就会有成就感，有了成就感又会更有追求。因此，不但不能有追求，不能有动作，也不能有成就感。
这一招很厉害！一般人主张“无为”，顶多也就想到不要有追求，不要有动作。然而老子却直捣黄龙，将人类“有为”的深层原因连根拔起。我们知道，人之所以要做事，并不都为生存所迫，也并不都为名和利，也有不为这个的。那他为什么？为成就感。就算为名为利，也希望同时有成就感。所以，成就感，是人最大的“欲”，也是人最难以克服的“欲”。只有把这根儿都拔了，才能真正做到“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老子的老辣之处。
问题是人不可能没有追求，没有动作，没有成就感。因此，老子使用他“正言若反”的思维方式，来了个“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告诉我们不妨“以没有追求为追求”，“以没有动作为动作”，“以没有成就感为成就感”。结果还是有追求、有动作、有成就感。而且，按照他“明道若昧，进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的逻辑，没有追求的追求，就是最高的追求；没有动作的动作，就是最好的动作；没有成就感的成就感，就是最大的成就感。这样一来，你还有什么话说，又还有什么遗憾？
三 无为之谜（2）
这就是所谓“消极”了。不要以为消极就不好，消极并不是贬义词。实际上，消极与积极，要看人和事。有些人要积极，有些人要消极；有些事要积极，有些事要消极。比如城市规划，我就主张消极，即不是规划干什么，而是规定不干什么。比方说，什么东西不能建，什么地方不能动，哪些水系要保留，哪些建筑要保护。红线图画出来，坚决执行，就可以保证子孙万代不受祸害。这就是“消极规划”。为什么是“消极”呢？因为好像什么都没规划。但这种“什么都没规划”的规划，才是最重要的规划。
同样，统治者或者领导人，在和平时期，也是消极一点好。至少，决策要谨慎。最要不得的就是好大喜功大有作为：先是设计一个宏伟蓝图，然后大兴土木或者大动干戈，最后沾沾自喜。其结果，弄不好就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甚至伤筋动骨，祸国殃民。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他们多欲而有为。宏伟蓝图就是“为有为”，大动干戈就是“事有事”，沾沾自喜就是“味有味”。纠正的办法，则是提倡“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消极治国。比如西汉初年，一方面因为天下初定，民生凋敝，统治者不能不克制自己的欲望；另方面也因为他们推崇黄老，以道家学说为国家意识形态，于是便无欲以静，与民休息。结果是什么呢？是造就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
所以，不要轻易否定“消极”二字。要知道，就连治病，也有“保守疗法”么！看来，问题并不在于积极还是消极，而在于科学还是不科学。积极是科学的，就积极；消极是科学的，就消极。比如某件事情可能有负面影响或者不良后果，就消极一点；某件事情能促进科学发展，就积极一点。总之，实事求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
当然，老子他们的“消极无为”，并不是这个意思，他们也不知道“科学发展观”。道家只是敏锐地感觉到，统治者“积极有为”不是什么好事，因为“有为”的背后往往是“多欲”。老子说，欲望这东西，是很害人的。比方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五彩缤纷让人眼花缭乱，最后是变成瞎子；鼓乐齐鸣让人双耳失聪，最后是变成聋子；山珍海味让人口味败坏，最后是变成呆子；骑马打猎让人心花怒放，最后是变成疯子；奇珍异宝让人蠢蠢欲动，最后是变成贼子。欲望这东西，是不是很坏？更何况，上多欲则下多贼。所有人都欲壑难填，整个社会物欲横流，天下非乱不可。
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纠正呢？
也只有两个字：寡欲。
首先是统治者要寡欲。《老子·第五十七章》说：统治者无所作为，老百姓就会潜移默化（我无为，而民自化）；统治者喜欢清净，老百姓就会走上正轨（我好静，而民自正）；统治者无所事事，老百姓就会逐渐富裕（我无事，而民自富）；统治者清心寡欲，老百姓就会善良纯朴（我无欲，而民自朴）。统治者自己“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百姓就不会浮躁，不会动乱，不会多欲。这就叫“无为而治”。
为此，老子提出了“无为而治”的“三不原则”，即不要选贤任能，不要器重宝物，不要展示欲望，原文是“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不尚贤，就是不推崇有德有才。因为一旦推崇，人民就会向他们学习，争着做这样的人。这就有了欲望，也有了竞争。为了寡欲，为了不争，就只好连“德才兼备”这样公认的贤良之士，也不推崇。不贵难得之货，就是不把那些珍禽异兽、奇珍异宝当回事。因为你宝贝它们，别人就会想着来偷。如果把它们看得一文不值，谁又会盗窃呢？不见可欲，就是不炫耀那些可能引发和激起贪欲的东西。这里的“见”，读如“现”，意思也是显示、显现、表现。看来，老子也很清楚，欲望这东西，其实是人人都有的。能做到的，也就是不去勾引和诱惑。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所以，千万别去提醒贼。谁会提醒呢？说到底多半还是自己。自己有了好东西，生怕人家不知道，到处炫耀，可不就把贼引来了？相反，如果统治者自己不去勾引诱惑，老百姓就不会蠢蠢欲动。这就叫“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老子·第三章》）。总之，作为一个高明的统治者，一定要“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二章》）。只要统治者自己清心寡欲，不瞎折腾，天下自然就会太平，这就叫“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第三十七章》）。
三 无为之谜（3）
问题是欲望这东西，也就顶多能克制，不能消灭，也未必应该消灭。比方说你可以不要物欲、权欲，总不能不要求知欲吧？但是，如果保留某些欲望，那就什么欲望也都消灭不了。因此，为了消灭某些欲望，只好不管合理不合理，统统消灭，包括求知欲。
于是，寡欲的结果必然是愚民，愚民的结果也必然是反智。
愚民，是道家政治思想的重要一环。就在前面说过的“三不原则”后面，老子紧接着就提出了他的愚民政策。老子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老子·第三章》）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简化人民的思想（虚其心），填饱他们的肚子（实其腹）；削弱人民的志向（弱其志），强壮他们的身体（强其骨）；永远让民众没有知识没有欲望（常使民无知无欲），让自以为是的人不敢胡作非为（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也就是说，肉体生存是必须保证的，物质需求也是必须满足的，精神生活就免谈，思想文化更是要不得。一句话：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哈！这岂不是喂猪喂狗、养马养牛吗？《老子》一书，基本上是韵文。所以，我也把这个观点总结为一句押韵的话：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舒舒服服，变成动物。
这个观点，庄子也有。庄子心目中的“至德之世”，也是不推崇贤良（不尚贤），不使用能人（不使能），统治者就像树上的叶子，老百姓就像地上的麋鹿，叫“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庄子·天地》）。这不就是“动物世界”吗？说得好听，大约也可以叫做“回归自然”。这可是儒家和墨家不赞成的。想想墨子怎么说？墨子认为不能“天下大乱，若禽兽然”（《墨子·尚同上》）。孟子又怎么说？孟子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可见儒墨两家都反对把人类社会变成动物世界，这也正是他们与道家的分歧。
那么，道家为什么要把人民变成动物呢？因为在他们看来，所谓“太平盛世”，就应该是浑浑噩噩的。老子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老子·第五十八章》）也就是说，统治者稀里糊涂，老百姓就纯朴敦厚；统治者明察秋毫，老百姓就心怀鬼胎。可见为了做到混沌一片，不但要愚民，还要愚君，而且首先要愚君。
这一点，也很明确。老子说，从古至今，善于奉行“道”的（古之善为道者），都不用“道”来开发民智（非以明民），而是用来愚民（将以愚之）。因为国家之所以难以治理，就因为老百姓懂得太多（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所以，要治国，就要愚民；要愚民，就要愚君；要愚君，就得反智。如果一个君主雄才大略，聪明绝顶，还要把这聪明用来治国，那他就是一个“国贼”。相反，如果他傻乎乎的，或者装聋作哑，甚至装疯卖傻，那就是天下和国家的福气。为什么呢？因为上有所好，下必效焉。统治者心明眼亮，老百姓不也跟着聪明伶俐起来？所以，就算装，你也得糊涂。这就叫“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老子·第六十五章》）。
由此可见，道家的愚君，归根结底是为了愚民。为了愚民，又不惜反智。这正是后世统治阶级愚民政策的思想来源之一。但我们必须讲清楚，后世的政策，是只愚民不愚君。他们也不愚官，反倒要求官员饱读诗书。这就不好把账都算到道家头上了。要知道，道家的观点，是民也愚，官也愚，臣也愚，君也愚，最好上上下下都是一群糊涂虫。
三 无为之谜（4）
都是一群糊涂虫又怎么样呢？就“上如标枝，民如野鹿”了。这就是人类原始的生存状态。因此，道家不但反智，还要反文明，尤其是科技文明。《庄子·天地》说，有一次，子贡途经汉阴，看见一位老人在浇菜园。这老人挖了一条隧道进入井中（凿隧而入井），用水瓮装了水，再抱着装满水的瓮从隧道里出来，去浇菜园子（抱瓮而出灌）。子贡说，先生这不也太费事了吗？为什么不用水车呢？用水车，事半功倍呀！老人的脸一下子就变了，然后冷笑一声说：一个人，如果用了投机取巧的器械，就一定有投机取巧的事情（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投机取巧的事情，就一定有投机取巧的用心（有机事者必有机心）。你以为我是不知道有水车呀？我是不屑于用（羞而不为也）！哈！幸亏庄子没有生活在今天。他要是生活在今天，看见我们的这些电脑呀手机呀，还不得气晕过去！
庄子的这个思想值得注意，它绝不是简简单单一个“反对科技文明”就可以打发的，其中有很深刻的东西需要我们思考。比方说，科技文明果真就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吗？在科技进步的背后，就没有人类付出代价吗？浇园老人说得对，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有了机心，就心性不纯（纯白不备）；心性不纯，就心神不宁（神生不定）；心神不宁，就无法与道同一（道之所不载）。结果，我们原本要追求的幸福，可能就反倒没有了。
没错，人类不能没有科技进步，科技进步也给我们带来许多好处。至少，它能使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快捷，更有效率，也更安全和舒适。但是，为了这些方便、快捷、效率、安全和舒适，我们也付出了代价。比方说，自从有了复印机，许多学生就不会记笔记了；自从有了照相机，许多画家就不会画写生了。有个段子说，现在的人为什么“言而无信”？答案是因为有电话。又有人说现在的人为什么不会写情书？答案是因为有短信。电话好不好？好。当时就能对话，不用望穿秋水么！可视电话就更好，不但能听到声音，还能看见样子。但是，好不容易才收到一封书信的那种欣喜若狂，没有了。捧在手里反复阅读的那份感觉，也没有了。当然，短信也可以保存，也可以拿出来反复看。可是，现在的短信，比得上当年的情书吗？没错，你也可以把短信写得精彩一些，漂亮一些，问题是，现在干什么都是匆匆忙忙的，还有那份心境吗？当我们坐在飞机上，像一件特快专递的包裹被运送时，还有“细雨骑驴出剑门”的情趣吗？微波炉热就的方便食品里面，能够有妈妈的味道吗？俗话说，物以稀为贵。当一切都变得方便、快捷、有效率时，我们还会觉得珍贵吗？
可见，凡事都有两面性，有得也就有失。我们不能因为科学技术有了进步，就沾沾自喜，忘乎所以；也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一边享受现代科技文明带来的好处，一边抱怨它的不足。毕竟，科学技术不是万能的，它不能包办我们的一切，更不能包办我们的幸福。幸福不是科学的话题，也不是科学的任务。在自然科学之外还必须有人文学科，道理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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