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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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之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云云，就成了既有诱惑力又十分可疑的说法。那么，王安石凭什么能够信心满满地这样说？他的新法又有什么高明之处呢？

[57]以上见《宋史·王安石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黄以周等《拾补》卷三上和卷三下熙宁元年四月乙巳日条及十月壬寅日条。

[58]见《宋史·吴奎传》、李焘《长编》卷二百九、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闰三月庚子日条。

[59]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二月庚子日条、黄以周等《拾补》卷四熙宁二年四月丁未日条。

[60]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二月甲子日条。

[61]见《宋史·唐介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黄以周等《拾补》卷四熙宁二年四月丁未日条。

[62]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元年二月乙卯日条及三月癸酉朔日条。

[63]见黄以周等《拾补》卷三上熙宁元年四月乙巳日条。

[64]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四月丁未日条。

[65]见黄以周等《拾补》卷四熙宁二年二月庚子日条及注。

[66]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元年八月癸丑日条、黄以周等《拾补》卷三下同日条及注。

方案看来不错

王安石的得意之笔，首推青苗法。

青苗法的设置基于一个事实，那就是一年当中，农民最难过是在春天。这时，秋粮已经吃完，夏粮尚未收获，正所谓青黄不接，春耕夏耘又时不我待。因此，农民必须想办法吃饱肚子，否则就会永远没有饭吃。

但是换个角度看，农民又其实有钱有粮，那就是地里的青苗。于是那些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就在这个时候借钱借粮给农民，约定夏粮秋粮成熟后再加息偿还。利息当然是很高的，应该说是高利贷。还钱还粮也一般不成问题，因为有地里的青苗做担保。然而对于农民来说却有风险。如果遇到自然灾害，颗粒无收还不起债，他们就只好卖地了。

土地的兼并，便由此而生。

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青苗法的构想即基于此。简单地说，就是由政府替代富户借钱给农民，相当于国家农业银行以低于民间的利率发放抵押贷款。按照王安石的想法，农民反正要借钱，借谁的不是借？借政府的，安全可靠，利息还低，何乐不为？

经费也不成问题，因为各地都有常平仓和广惠仓。我们知道，当时的农业基本上还只能靠天吃饭，每年的收成也并不一样。结果是什么呢？风调雨顺丰收了，供过于求，谷价就会下跌，伤害农民；灾年米价飞涨，又会伤害市民。农业帝国既然以农为本，以粮为纲，便不能不管。

管理的办法，是政府拿出一笔钱来，在丰年谷贱的时候平价收购粮食，储存于官方粮库，等到灾年米贵时，再平价卖给百姓。这样就能防止富户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做到物价常平，公私两利。这个办法，就叫常平法；专门用来储存平抑物价之粮食的仓库，就叫常平仓。

至于广惠仓，则是用于防灾救济的国家储备粮库，始建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当时，由于地主死亡无人继承等原因，各地都有一些无主的土地，历来由官府出售。枢密使韩琦却建议，将这些土地由官府雇人耕种，所得田租专款专用，救济境内的老弱病残和灾民难民，这就是广惠仓。

显然，常平法和广惠仓，都是用来应急的。

王安石的方案，是变常平法为青苗法，也就是将常平仓和广惠仓的钱，用来做农业银行抵押贷款的本金。这其实并无不可，因为反正两仓每年都必须卖出陈谷，选在青黄不接粮价飞涨之时出售还可以平抑物价，岂非一举两得？

总之，青苗贷款利息较低，农民负担得起；所卖原本库中陈粮，国家负担不重。何况官府借出余粮，可解农民燃眉之急；秋后收回利息，可增王朝国库之资。这难道不是公私两利皆大欢喜？简直就堪称利国利民。

更何况还有实践经验作为证明。一位名叫李参的地方官在陕西任职时就试行过，王安石本人在鄞县也试行过，结果都是农民有饭吃，国库有余粮，好评如潮。[67]

再看免役法。

免役法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差役也叫力役、徭役或者公役，其实就是义务劳动。这是钱粮以外的征收，本意可能是为了弥补低税制的不足，也可能是考虑到民众出不起那么多钱粮，便让他们到官府当差服务，以劳力代税费。

但是这样一来，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民众就不但要出钱而且要出力，实在是不堪重负。事实上，宋代力役的种类也实在太多。有保管公物之役，有督收赋税之役，有追捕盗贼之役，有传递命令之役，不胜枚举。这么多的差使如果都由地主和农民承担，请问那地还种不种了？

摊派也不公平。当时，北宋政府将民众按照财产的多少分为九等，下五等一律免役。表面上看，这当然是照顾到了弱势群体。然而实际上享有特权的，还包括官员家庭、寺庙僧侣、城市居民、行商坐贾和单身男女。也就是说，帝国境内数量可观的家庭和人口，其实都是免于差役的。

这样一来，所有的差役，便都落在了中下层地主和富农的头上。结果是什么呢？是为了规避重役，他们不敢扩大生产规模，不敢增加家庭人口，甚至宁可做单身汉，还有人沦为盗贼。这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当然都十分不利，因此就连欧阳修和司马光等人也认为非改不可。[68]

只不过，这些人只是嚷嚷，拿不出办法。

王安石却有改革方案，办法是改派役为雇役，也就是让民众将其应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由官府雇人当差。原来不服役的官户和寺观则出一半，叫助役钱。如果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大约可以称之为“差役货币化”。

货币化的好处很明显。第一，农家出钱不出力，不耽误生产；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钱，比较公道；第三，忙不过来的人腾出了时间，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则多了一条生路，两全其美；第四，以雇役代派役更便于实现差役专业化，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在不能彻底免除力役的前提下，应该说这是最不坏的选择，我们也不得不惊叹王安石观念的超前。

所以，后来司马光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就连许多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也不以为然。但是对于青苗法，反对派的意见却相当一致，可谓群起而攻之。

攻击的目标之一，是利息。

批评也并非全无道理。前面说过，青苗法作为国家银行的抵押贷款，本金来自常平仓和广惠仓，而两仓本是非营利事业，甚至是国家贴钱平抑物价和救济灾民。现在公然用来放贷收息，性质就完全变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当然，反对派也承认，国家贷款的利率是比较低。然而他们说，利率再低也是放贷。那么请问，朝廷也可以像唯利是图的商人一样收利息吗？五十步与一百步有区别吗？农民青黄不接，政府却来放贷牟利，不是乘人之危吗？

王安石的答辩则未免软弱无力。他说：没错，高息贷款不如低息贷款，低息贷款不如无息贷款，无息贷款不如干脆白送。但是请问，白送得起吗？送不起。常平仓也好，广惠仓也罢，都是有损耗的，也都是要有维护费的。只有靠青苗贷款适当收取利息，两仓才可持续发展。[69]

显然，这里面涉及许多现代人都未必说得清楚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比方说，国家能不能设立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的本金应该从何而来？慈善基金能不能用于投资？政府扶贫应该是给钱还是贷款？贷款又应该是无息还是低息？

永丰库遗址位于浙江省宁波市中山西路北侧唐宋子城遗址内，前身为南宋“常平仓”。永丰库遗址是国内首次发现的古代大型仓库。

在宋神宗的时代，这些问题是回答不了的。

事实上青苗法后来出事，根子也不在这里。也许，苏轼的弟弟苏辙更有道理。他对王安石说：问题不在利息，而在基层。基层官吏经手大笔贷款，很难不做手脚；平民百姓白捡便宜，也未必不会挪作他用。到时候恐怕就麻烦了。

王安石很同意，决定缓缓再说。[70]

可惜此刻变法已箭在弦上，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远远超出了当局的控制能力，青苗法终于由利民变成了害民。本卷开头部分讲到的郑侠所献难民图，就是强制推行青苗法和其他新法之严重后果的真实写照。毫无疑问，这绝非王安石的初衷。教训所在，则只能在第四章回答。

历史，常常会让人一声叹息。

也许，这就是熙宁变法时的北宋政局：一位奋发有为的新君，一个锐意改革的大臣，一套看起来不错的新法，一群德高望重的反对派。这些因素搅在一起，想不发生悲剧都不可能。变法之路，注定艰难、曲折而坎坷。

王安石该怎么办？

[67]见《宋史》之王安石传、李参传。

[68]请参看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69]以上争论见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所引各书。

[70]见《宋史·食货志上四》。

第二章

一意孤行

失败的开端

王安石刚刚开始着手变法，就挨了一刀。

事情发生在熙宁二年（1069）五月，呼啸而来的则是时任御史中丞的开封人吕诲。三个月前，王安石履新副宰相参知政事，正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却被最高监察机关的实际长官狠狠告了一状，当然出人意料也引人注目，就连对王安石变法多有怀疑的司马光也大吃一惊。

司马光是在上班途中与吕诲不期而遇的。当时，他正要去皇家读书的资善堂讲学。尽管正史没有记载吕诲此刻是否穿戴了监察官员的法袍法冠，但司马光显然看出他今天将会有所作为，于是便问他求见皇帝要干什么。

吕诲答：弹劾王安石。

司马光愕然：此人众望所归，为什么弹劾？

吕诲也愕然。他叫着司马光的字说：难道君实也是这种看法吗？王安石虽然名气大，却固执己见，不通人情，喜欢听小人的吹捧，容不得不同意见。这样的人，做个翰林学士还马马虎虎。如果成为宰辅，非弄得天下大乱不可。

司马光沉吟片刻：中丞说的这些也许是实，但是目前却并没有明显迹象，为什么不能等等再说？

吕诲答：今上即位不久，年富力强，朝夕相处日夜谋划的只有两三个大臣。如果用人不当，后患无穷。这可是心腹之患，紧急抢救尚且唯恐不及，哪里还能等待？

司马光默然。[1]

据徐海荣主编《中国服饰大典》第27页。獬豸是古代传说中的神羊，因其善判断曲直，因此獬豸冠为执法官所戴。吕诲所戴法冠应为此类。

吕诲不再与司马光寒暄，大义凛然地走进宫中。他当然很清楚，王安石现在红得发紫，唱反调不会有好下场。事实上吕诲也由于这次弹劾而被罢免，两年后又因病退休。他在病假条中说：臣原本没有大病，只因为不幸遇到庸医，乱下汤药，这才弄得不可收拾，真是教训惨痛啊！

谁都听得出，他是话里有话。

司马光得到消息，立即赶到吕诲府中探望，吕诲却已经闭上了眼睛。然而听见司马光的哭声，这位忧国忧民的监察官员居然一下子坐了起来，双眼直视司马光说：天下事还有希望。君实呀君实，你要努力，你不能放弃！

说完，他颓然倒下，再也没有醒来。[2]

可以说，吕诲是拼了命跟王安石作对。

吕诲的弹劾后来被许多人追认为有先见之明，因为当时王安石还没有露出他的峥嵘，吕诲却从一个细节看出此人的霸道和可怕。事情说来简单，有几位官员被贬职，其中包括担任翰林学士者。按照惯例，翰林学士的任免文件必须由宰相起草，王安石作为副宰相却擅自拿起笔来。宰相富弼原本就对朝政心灰意冷，此番更是气得称病不朝。[3]

作为御史中丞，吕诲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破坏政治规矩的事情。正如另一位官员所言，重要的不是那几个人的升降和去留，而是此例一开，权臣窃弄权柄将成为可能，维系政局稳定的体面、传统和祖宗家法则会荡然无存。

可惜宋神宗和王安石对此浑然不觉。或许，稳定在他们眼里也可以理解为沉闷。这种沉闷是令人窒息的。血气方刚的宋神宗不能容忍，锐意革新的王安石也不能容忍。更何况两人正在改革的兴头上，都不觉得这样一个程序问题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皇帝甚至在朝堂上出示了吕诲的奏折，然后询问赵抃和王安石：外面议论纷纷，你们知道吗？

两位副宰相都说：不知道。

于是皇帝宽慰王安石说：吕诲恐怕是受人指使，并不能理解爱卿做事的良苦用心。

王安石却还是提出辞职。

宋神宗当然不能同意，将那辞呈原封不动退回。王安石则一面谢主隆恩，一面称病求退。这样几个来回之后，皇帝终于在宫中见到了看起来萎靡不振的王安石。

皇帝说：吕诲太不懂事！仔细问他，又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来。这一定是中书省有人挑拨离间。爱卿放心，你我君臣心心相印，绝非随便什么人就可以动摇。

王安石并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皇帝的说法，他只是不无忧虑地指出，宰相富弼和曾公亮恐怕顶不住流言蜚语，也未必愿意革故鼎新。这样下去，变法难，求治也难。

神宗愁容满面。[4]

那时的政坛无密可保，谈话内容很快就传了出来。事情很清楚，王安石不但没被扳倒，反而有可能更加得势。这就意味着大宋的朝廷从此不得安宁，风暴倒是指日可待。在即将到来的风暴中，百年帝国弄不好就会支离破碎。

吕诲当然不能坐视不管。

事实上此人一生正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尽管这也是王安石的主张，但更是当时士大夫的共识。所以，吕诲此前还弹劾过韩琦和欧阳修。现在，王安石的问题显然比这两位更加严重，吕诲便决定重磅出击，高调弹劾。[5]

弹劾的奏折洋洋洒洒，开宗明义就说：大奸似忠，大诈似信，而王安石就是这样的人。接下来，吕诲列举了王安石的十大罪状。平心而论，这十大罪状基本上是小题大做再加捕风捉影，根本没有说服力。可惜在当时，危言耸听和无限上纲是士大夫们进行政治斗争的惯用手法，吕诲也给王安石结结实实地扣上了这样的帽子：外示朴野，中藏巧诈。

结论则很简单：

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

罪名如此之重，王安石只能再次提交辞呈。

这时，应该是熙宁二年五月三十日，也就是王安石面见皇帝的第二天。神宗的反应也很迅速，他立即封还辞呈并且下诏说：昨日朕已面谕爱卿，今天却又收到奏折，实在让朕吓了一跳。天下之事需要改革的不止一件两件。如果每件事都要这样折腾，那还怎么治理国家？爱卿只要考虑如何做好本职工作就行，用不着理睬那些胡说八道！[6]

皇帝态度明朗，提交辞呈的就只能是吕诲。

不过，神宗并不想处分吕诲。他对宰相曾公亮说：如果将吕诲贬职外放，只怕王安石心中不安。没想到王安石立即回答说：臣早就以身许国。只要陛下处分得当，臣绝对不敢沽名钓誉，假装避嫌，假装清高，干预人事安排。[7]

王安石说这话时，心中一定充满怨恨。

神宗无奈，只好罢免吕诲。

接替吕诲的，是翰林学士、开封知府吕公著。[8]

吕诲失败了。但这并不是他个人的失败，而是所有反对派的失败，同时也是变法派的失败。事实上，王安石的胜利是表面上的。他虽然保住了职位和权力，而且职位还会再上升，权力也会再加大，却失去了人心。包括被他引为知己推荐给皇帝取代了吕诲的吕公著，后来也要跟他翻脸。

可以说，这是一个失败的开端。

这就必须找出失败的原因，也必须从四个月前说起。

[1]见《宋史·吕诲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六月丁巳日条。

[2]以上见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八吕诲劾王安石条、《宋史·吕诲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六月丁巳日条及卷六十八熙宁四年五月甲午日条、黄以周等《拾补》卷四熙宁二年六月丁巳日条。

[3]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五月癸未日条，同时请参看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八吕诲劾王安石条、黄以周等《拾补》卷四熙宁二年五月癸未日条。

[4]见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八吕诲劾王安石条，黄以周等《拾补》卷四熙宁二年五月癸未、丁亥、甲午日条。

[5]见《宋史·吕诲传》。

[6]吕诲的疏文在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八吕诲劾王安石条、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中，均系于熙宁二年五月丙戌王安石辞职之后，黄以周等《拾补》卷四移至五月丙戌之前，系于五月癸未日条。但通读《纪事本末》全文，尤其是神宗所谓“昨日已曾面谕朕意”云云，可知吕诲此疏当在五月丙戌王安石第一次辞职之后。具体时间顺序是：五月癸未，翰林学士郑獬出守杭州，吕诲上奏反对，神宗向赵抃和王安石出示吕诲奏折。丙戌，王安石辞职，被宋神宗封还奏折。丁亥，王安石称病不朝，宋神宗令宦官召入。甲午，王安石面见宋神宗，吕诲再上奏折弹劾王安石，王安石再次提交辞呈。乙未，宋神宗下诏称“昨日已曾面谕朕意”云云。六月丁巳，吕诲罢官。

[7]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六月丁巳日条。

[8]见《宋史·神宗本纪一》、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六月丁巳日条。

风满御史台

熙宁二年（1069）二月极不寻常，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富弼和王安石分别被任命为宰相和副宰相。两项人事变动一前一后，头天富弼拜相，次日王安石履新。我们知道，宰相和副宰相合称宰执，都是中央政府的班子成员。那么，这两项任命为什么不在同一天发表？其中难道没有奥秘？[9]

当然有，只不过很少有人注意。

实际上富弼的任命本身就很奇怪。正如我们在前一章说过的，他在神宗即位之初给出的建议是无为而治，跟王安石的主张正可谓南辕北辙。更有趣的是，富弼话音刚落，三天后王安石就在首次见到皇帝时发表了要学就学尧舜，用不着学唐太宗的豪言壮语。这样两个人，怎么可能搭班子？[10]

然而神宗偏偏就这样做了。

显然，这应该不是皇帝的一时冲动。相反，此刻的神宗恐怕很清楚，一个新老并用的“国务委员会”才是他最需要也最放心的：新人可以推进改革，老人能够维持稳定。年轻的皇帝虽然锐意革新，却并不希望他的帝国动荡不安。

于是，他想到了富弼。

富弼跟前任宰相韩琦、现任宰相曾公亮一样，也是三朝元老。而且，如果说作为北宋兵书《武经总要》主编之一的曾公亮是军事科学家，那么，主持了庆历二年（1042）对辽谈判的富弼则是杰出的外交家。当时，契丹来势汹汹向大宋索要土地，朝中文武个个谈虎色变，避之唯恐不及，宰相吕夷简则趁机向仁宗“推荐”与自己不和的富弼。欧阳修担心富弼有去无回，提出反对，富弼却进宫对皇帝说：主上之忧就是臣下之辱。臣愿意出使北朝，不敢贪生怕死。[11]

结果，富弼为双方争取到八十年的和平。[12]

这样的大臣无论威望还是忠诚度都毋庸置疑。何况富弼既不像曾公亮那样力挺王安石，也不像韩琦那样明确反对王安石。让他和曾公亮一起担任宰相，按说能够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当然，为了表示对老臣的礼遇，宣布王安石的任命要迟一天。应该说，这是如意算盘，也是合理安排。[13]

但是结果怎么样呢？

事与愿违，熙宁二年并不平静，以后也一样。

◎熙宁二年（1069）有关事件一览表

月 日 事件

二月 初二 任命富弼为宰相

初三 任命王安石为副宰相

初九 司马光请求外放，不许

二十七 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陈升之、王安石领衔吕惠卿为条例司成员

三月 十六 苏辙为条例司成员，提出去三冗主张四月 十一 副宰相唐介卒

二十一 条例司派出巡视员

五月 十八 吕诲弹劾王安石

二十一 王安石提交辞呈，神宗封还

二十二 王安石称病不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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