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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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见李焘《长编》卷一百九十六嘉祐七年五月丁未朔日条。

[39]据黄以周等《拾补》卷一治平四年四月癸酉日条，司马光受命权御史中丞当天即上书称：天下细小之事，皆未足为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国之要为言。再据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六月戊申日条，当时旱情严重，难民流入京师，司马光还在讲“圣王之政，使民安土乐业而无离散之心，其要在于得人而已”。

[40]据李焘《长编》卷二百九、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是在治平四年闰三月癸卯，任命司马光为翰林学士是在该月甲辰。

[41]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九、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闰三月庚子日条及癸卯日条。

王安石进京

比司马光小两岁的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字介甫，而且跟前者一样也是官员的后代，也是从小就博览群书，后来又考中进士。据说，王安石甚至原本排名第一，只是由于仁宗皇帝不喜欢他考卷中的一句话，这才屈居第四。

犯忌讳的那句话，叫“孺子其朋”。

孺子就是小孩子。春秋时，齐景公跟儿子做游戏，自己嘴里咬着绳子扮着牛，让儿子牵着走。没想到他儿子一跤摔下去，景公的牙齿就断了，从此留下“孺子牛”的典故。

显然，孺子没问题，犯忌讳的是朋。这个字让皇帝想起了朝中的朋党之争，而朋党是最让君主头疼和反感的，尽管仁宗不可能知道，党争还将由于王安石的变法而加剧。

于是皇帝说：有这句话，就不能当魁首。

大家都觉得冤，王安石自己却并不在乎。[42]

这样一个人，当然也不会在乎担任什么官职，长官对自己又有何评价。我们知道，王安石进士及第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扬州任淮南签判，长官则正是韩琦。由于读书写作常常通宵达旦，王安石上班时往往来不及梳洗，便被韩琦误以为他寻花问柳夜夜笙歌。于是有一天，韩琦终于忍不住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年轻人，要上进，不可自暴自弃啊！

对此，王安石的反应是一言不发。[43]

这让韩琦很不高兴，两人的关系也没有改善。后来韩琦罢相离开京师，神宗皇帝曾经问他：爱卿离职，谁可以接替这个位置呢？王安石怎么样？

韩琦断然否定：不可以！[44]

王安石却继续我行我素。按照当时的惯例，他在扬州任签判期满之后，可以回京参加考试，从而成为皇帝秘书班子的成员。王安石却放弃了这个机会，到今天的浙江省宁波市去当知县，又到舒州（今安徽省潜山县）去做通判。他甚至谢绝了文彦博和欧阳修的推荐，一心一意做地方官。

当然，此后王安石也做过京官，但总是不安心，也总是要求调到地方上去，理由则既正当又充分：先父未葬，二妹当嫁，母亲年老多病，自己家贫口众，京师这样开销巨大的地方实在是住不起，恳请朝廷收回成命云云。[45]

◎王安石年谱

时间 年龄 事件

1021（天禧五年）十一月 1岁 出生于今江西省樟树市1042（庆历二年）三月 22岁 进士及第，任淮南签判1046（庆历六年） 26岁 任鄞县知县1051（皇祐三年） 31岁 任舒州通判1054（至和元年）九月 34岁 任群牧司判官1057（嘉祐二年）五月 37岁 任常州知州1058（嘉祐三年）二月 38岁 提点江东刑狱1058（嘉祐三年）十月 任三司度支判官1060（嘉祐五年）十一月 40岁 命修起居注，不受命1061（嘉祐六年） 41岁 为工部郎中、知制诰1063（嘉祐八年）八月 43岁 母卒，归葬江宁1067（治平四年） 47岁 任江宁知府、翰林学士1068（熙宁元年）四月 48岁 自江宁进京，入对1069（熙宁二年）二月 49岁 任参知政事，开始变法1070（熙宁三年）十二月 50岁 任宰相1074（熙宁七年）四月 54岁 罢相，任江宁知府1075（熙宁八年）二月 55岁 官复原职，再次拜相1076（熙宁九年）十月 56岁 再次罢相，判江宁府1079（元丰二年）九月 59岁 封荆国公，人称王荆公1086（元祐元年）四月 66岁 卒

然而王安石越是辞官，朝廷就越是要他做官。双方都很执着，也都有耐心，不惜展开拉锯战。最有戏剧性的，是在嘉祐五年（1060）十一月，王安石和司马光同时被指派修起居注，也就是帮皇帝写日记，两个人竟一齐辞官。结果是司马光辞了五次，最后只好接受。王安石却死活不肯，甚至在诏书送达时躲进了厕所里。信使只好将诏书放在王安石的桌子上，王安石又追上信使退回了委任状。[46]

不过，第二年被任命为知制诰时，就没再辞官。

这样在京师待到嘉祐八年（1063）八月，王安石终于回到又叫金陵的第二故乡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因为他的母亲去世了。也许就在这时，他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词：[47]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48]

据说，当时以《桂枝香》的调式写金陵怀古词的有三十多家，只有王安石这首是千古绝唱。就连才华横溢的苏东坡读了以后都这样赞叹说：那老家伙只怕是野狐狸精。[49]

这首词的艺术成就确实毋庸置疑。不过，我们更多地还是读出了当时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尤其是“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一句，忧国忧民之心可谓跃然纸上。何况“以天下为己任”也原本是王安石赞同的主张。因此，他为什么一再拒绝在中央政府任职，就难免让人猜测不已。[50]

说得过去的解释是他想干实事，不想当闲差。在宁波鄞县（鄞读如银）做知县时，王安石曾经用十三天时间走数百里路进行调研，终于弄清楚了这样一个水源充足之地竟会发生旱情的原因，并且进行了根治。在他的治理下，鄞县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一派安定团结，一片欣欣向荣。[51]

据明刊本《诗余画谱》。

之后在其他岗位上，王安石也表现出实干精神。他在常州知州的任上甚至想开凿一条运河。这事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天气不好和上下级反对）最终无法进行，是非功过也难以评价，但他想实实在在做点事情却毋庸置疑。[52]

王安石是个好官，至少想做好官。

更难得的是，王安石胸中的格局很大。嘉祐三年（1058）十月，他被任命为三司度支判官，也就是国家财政委员会具体负责收支的官员。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中央财政，却立即敏锐地发现了帝国的潜在危机。于是，就像司马光四年后做的那样，王安石也给仁宗写了一封信，同样是洋洋洒洒，下笔千言，历来被看作其后变法的纲领性文件。[53]

万言书的内容十分丰富，让历史记住的是这些话：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54]

也就是说，财政原本不该是问题，成为问题是因为理财无方，理财无方又因为不知法度。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唯一的出路是变法。

这不正是宋神宗要做的事，要找的人吗？

然而皇帝陛下却非常没有把握，因为王安石的倔强是出了名的。他在中央政府任职时，曾经一度被临时差遣去复查京师的刑事案件，结果当即就跟开封府发生冲突。案子说来简单：有个家伙未经同意拿走别人一只鹌鹑，被主人追上当街一脚踢死。于是，开封府将后者判处死刑。

王安石却要翻案。他说：依法，无论抢劫还是窃取都是盗贼。鹌鹑的主人是捕盗，不是谋杀，开封府判决有误。

开封府当然不服，上诉到最高审判机关大理寺、最高复审机关审刑院，两院都支持开封府。实际上，王安石的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抓捕罪犯原本是公安部门的事，民众无权擅杀擅捕，尽管此人也只是失手，没有谋杀的故意。

因此，以过失杀人论罪，才是合适的。

可惜双方都不这样考虑问题。开封府主张杀人偿命，王安石坚持无罪释放，败诉的王安石当然要被问责。不过这时仁宗皇帝已经懒得为这些小事伤神，批示不予追究。但按照制度和惯例，王安石仍必须到宫殿外面谢恩谢罪。

王安石却说：我无罪，不谢！

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台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便发出公文进行催促，催促不果又进行弹劾，王安石仍然不肯。朝廷也拿他没有办法，只好将他换了一个职务和差遣了事。[55]

所以，神宗要召王安石进京，便很怕他不来。

韩维却告诉皇帝大可放心。他说：王安石是一个有志于安邦定国经世济民的人，并不甘心终老山林。何况陛下初登大位，励精图治思贤若渴，天下之人谁不争相效力？如果诚心诚意以礼相聘，王安石怎么会不来？

神宗说：爱卿先打个招呼，试探一下，怎么样？

韩维说：那他就肯定不来了。他这个人，是只能用道义去说服，不能用利益来引诱的。请陛下圣裁。

神宗欣然同意：好！就照你说的办！[56]

王安石也终于再次来到东京开封。

[42]王安石生平见《宋史·王安石传》，孺子牛故事见《左传·哀公六年》，王安石未中状元事见（南宋）王铚《默记》。

[43]见（两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44]见《宋史·韩琦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九月癸卯日条。

[45]请参看王安石《辞集贤校理状》。

[46]见李焘《长编》卷一百九十二、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五十九嘉祐五年十一月辛亥日条。

[47]江宁因“江外无事宁静”而得名，隋代县治在今南京市朝天宫一带，五代时为金陵府治，北宋改称江宁府。

[48]王安石《桂枝香》。这首词或题为《金陵怀古》。

[49]见（南宋）杨湜《古今词话》。

[50]以天下为己任，始见于王安石《杨墨》一文。

[51]见王安石《鄞县经游记》《宋史·王安石传》。

[52]反对王安石开凿运河的主要是司马光的哥哥司马旦，请参看《宋史·司马旦传》。此事的是非可以见仁见智，这里不讨论。

[53]如《宋史·王安石传》即称：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54]见《宋史·王安石传》，另请参看李焘《长编》卷一百八十八、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五十七嘉祐三年十月甲子日条。

[55]见《宋史·王安石传》、李焘《长编》卷一百九十七、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嘉祐七年十月甲午日条。

[56]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九、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闰三月庚子日及癸卯日条、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七。

不二人选

第一次见到神宗，王安石就让皇帝极为振奋。

我们故事的这位主角，是在熙宁元年（1068）四月觐见皇帝陛下的，当时的官职是翰林学士。神宗问：朕想要实现天下大治，爱卿认为第一步该怎么办？

王安石说：选择道路。

宋神宗问：学习唐太宗，如何？

王安石答：要学就学尧舜，学什么唐太宗！

二十一岁的皇帝大吃一惊，有点热血沸腾。

后来，神宗与王安石单独谈话，感慨地说：唐太宗一定得有魏徵，刘备也一定得有诸葛亮，才能有所作为。

王安石答：那两个人，也没什么了不起。

神宗又吃了一惊。[57]

诸葛亮和魏徵都不放在眼里，这个王安石，究竟有多大本事，竟敢如此狂妄？

皇帝心里没底，众人议论纷纷。

第一个明确反对王安石的，是为韩琦打抱不平并与韩琦同时罢相的参知政事吴奎，理由也很充分。吴奎说：臣与王安石曾经是同事，深知此人遇事迂阔，一根筋认死理，从来不肯自我反省承认错误，在开封府“鹌鹑案”中的表现就能说明问题。因此，如果重用此人，必然紊乱朝纲。[58]

另一位副宰相唐介也说：王安石不堪大任。

神宗问：哪方面不行？才华吗？学问吗？能力吗？

唐介说：都不是，是性格有问题。他这个人，爱好读书却钻牛角尖，志向远大却不切实际，一门心思只想改变祖宗家法。如果用他做宰相，非把天下搞乱不可。

神宗又问侍读学士孙固：王安石可以做宰相吗？

孙固说：王安石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担任翰林学士绰绰有余，做宰相却要有度量。此人心胸狭窄刚愎自用，听不得不同意见，容不下不同派别，恐怕并不合适。[59]

其实，这也正是韩琦的主张。事实证明，韩琦和孙固等人所言不虚。后来王安石刚刚成为副宰相，果然就跟同僚们弄得很僵。每次意见分歧，他不但固执己见，还会金刚怒目暴跳如雷地吼叫说：你们这些人，错就错在不读书！

另一位名叫赵抃（读如变）的副宰相忍无可忍，不得不反唇相讥：不知道尧舜的时候，皋陶都读什么书？

王安石哑口无言。[60]

这当然是后话。但正如我们在第四章将要细说的，本次改革不但一败涂地，而且后患无穷，原因之一就在于王安石的性格有问题。可惜他自己毫无感觉，这些意见皇帝也听不进去。结果直接的损失，是活活气死了副宰相唐介。

唐介是湖北江陵人，也是仁宗朝就与包拯齐名的清官和直臣。这样一个人，当然无法忍受王安石进京不久便以翰林学士的身份越权干预朝政，而神宗在宰相们请示决策时也总要先听王安石的。因此唐介对皇帝说，既然翰林院可以取代中书省，那就让王安石主持中央工作好了，他请求辞职。

神宗却不置可否。

于是很快，这位副宰相便与王安石势同水火。

唐介质问：你的主张，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反对？

王安石答：因为你们结党营私。

忠心耿耿仗义执言的唐介被指责为朋党，气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背上长出肿瘤不治身亡。神宗前往吊唁，赠送了藏在宫中的唐介画像，上面有仁宗皇帝的亲笔题字。人们这才知道，这位耿直的三朝元老其实有何等分量。[61]

显然，反对王安石的，并非小人。

◎王安石变法前有关事件一览表

治平四年（1067）

月 日 事件

九月 二十三 任命知制诰、江宁知府王安石为翰林学士二十六 韩琦和吴奎被免去宰相和副宰相职务二十八 御史中丞司马光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熙宁元年（1068）

月 日 事件

二月 十二 神宗向文彦博等人表示不可不改革三月 初一 神宗对文彦博等人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四月 初四 诏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八月 十三 王安石与司马光辩论

十四 神宗与王安石单独谈话

二十三 神宗与王安石单独谈话

十月 初三 神宗与王安石单独谈话

熙宁二年（1069）

月 日 事件

二月 初三 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

二十七 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变法正式开始那么，神宗为什么还要重用王安石？

从上面的年表不难看出，这不是皇帝的一时冲动。直截了当的原因，是改革迫在眉睫。熙宁元年，也就是神宗即位第二年二月，神宗就对宰相文彦博说：天下敝事甚多，不可不革。文彦博唯唯诺诺。三月份，皇帝又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你们要努力！[62]

结果怎么样呢？没有下文。

不难想象，当神宗皇帝在四月份见到王安石，亲耳听见他说希望自己成为尧舜之君时，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怎样的感觉。尽管神宗谦虚地表示，这样高的标准让他感到力不从心，却也满怀希望地说了很重要的一句话：可悉意辅朕，庶几同济此道。[63]

翻译为现代汉语就是：只要你全心全意地辅佐朕，我们君臣说不定还真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宋神宗和王安石，可谓一见倾心。

何况朝廷早已暮气沉沉。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时，中书省宰相副宰相五人，曾公亮老气横秋，富弼称病不朝，唐介不幸逝世，赵抃叫苦连天，只有王安石生机勃勃，时人称为“生老病死苦”。不重用王安石，宋神宗依靠谁？[64]

即便如此，皇帝也还是考虑再三。

有一次，宋神宗跟王安石谈话。他说：朕知道爱卿已经很久了，不是今天才想到要用你的。很多人不了解你，以为你只会做学问，不会干实事。

王安石说：学问是用来干实事的，否则有什么用！

宋神宗问：不知爱卿如果执政，先做什么？

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

宋神宗点点头：很好！[65]

这时，能够对抗王安石的，就只有司马光。

可惜司马光同样有固执己见的毛病，两个老朋友也很快就处处针锋相对。王安石进京这年秋，京师发生地震，河北发生水灾，宰相曾公亮等人便提出，祭天大礼后请不再按照惯例进行赏赐，至少是中书省和枢密院的官员不赏。

接到提案，皇帝要翰林院拿出意见。

司马光赞成。他说：省下的钱不多，意义却重大。朝廷财政困难，原本就该减薪，正好以此为契机。更何况，治国之道是“义褒君子，利悦小人”，宰相的提案应该肯定。

王安石反对。他说：赏赐大臣能花几个钱？犯得着小里小气不成体统吗？如果财政困难，那是宰相失职，他们该辞的就是官，不是赏。何况钱不够用也不是当务之急。

奇怪！财政困难不是当务之急，什么是？

王安石说：找到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拍案而起：说得好听！历朝历代所谓理财，不过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罢了，必然是税外加税，费外加费。民众不堪盘剥，只能流离失所落草为寇，这难道是国家之福？

王安石反唇相讥：你懂什么！税费岂是生财之道？不加赋税而国库充盈，那才叫作善于理财。

司马光嗤之以鼻：无稽之谈！天地所生万物所长，总共就有那么多，不在民间就在公家，这边多了那边就少。你要增加国库收入，不从老百姓那里拿，请问跟谁要？[66]

两位翰林学士吵成一团，谁是谁非？

都只说对了一半。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王安石当然是对的。因为增加国库收入，确实可以不靠增加税种和加大征税比例，而靠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把蛋糕做大。可惜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并不容易。王安石虽然也有办法，比如兴修水利等等，但能不能立竿见影，却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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