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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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什点点头：“嗯，这地方太乱了。”

　　大卫什么也没说，但接下来的路上他走得慢了点。他们在服务器机房背后的一个立式金属储物柜前停下。大卫把柜子推开，露出一扇银色的门及一块面板。扫描掌纹的红色光线从他的手掌上闪过，另一块面板打开来，进行面部和视网膜扫描。全都扫完以后，墙壁分开，露出一扇黑色的金属大门，看起来像是战舰上的舱门。

　　大卫又做了一次掌纹扫描，打开大门，带着乔什走进里面。里头的房间大约有半个高中健身房大小，这里仿佛一个四周都是水泥墙的洞穴，他们走到中心部位的脚步声在周围制造出响亮的回声。那儿放着一个不大的玻璃盒子，大约12英尺见方，吊在几根金属拧成的粗大缆绳下。玻璃盒散发着柔和的光线，乔什看不到里面，但他已经知道那是什么了。

　　乔什曾怀疑过楼里有这么个房间，但他自己从没亲眼看到过。这是个静室。整个雅加达站总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视为静室——在这里任何监听装置都会被屏蔽。在站里本没必要再采取更多的预防措施了——除非你不希望大楼里别的任何人听到你的声音。

　　应该会有某些谈话需要这样的地方。他怀疑站长跟其他的站长在这里通过电话和进行视频交谈，也许甚至还在这里跟中央机构进行联络。

　　当他们靠近这个小房间的时候，一小段悬空的玻璃楼梯伸了出来，等他们爬上去进入房间以后又迅速收了起来。在他们身后，一扇玻璃门关上了。在房间的另一头，墙上是一大排计算机显示屏，除此之外，这个房间空旷得让乔什感到意外：一张简易折叠桌，四把椅子；两部电话和一个话筒，还有一个老式的钢制档案柜。家具都是便宜货，跟这个场所有些不相称，倒像是你会在建筑工地上的活动板房里看到的那些货色。

　　“随便坐。”大卫说。他走到档案柜前，抽出几个文件夹。

　　“我有事要报告，这非常重要……”

　　“我想你最好先听我说。”大卫走到桌边，和乔什一样坐下，把文件放在他们俩中间。

　　“恕我直言，我必须报告的东西可能会改变你对全局的大观念，随后可能要来一次大规模的重新评估，重新评估雅加达站正在进行的每个行动，甚至要重新评估我们分析所有……”

　　大卫抬起一只手：“我已经知道你要告诉我的东西了。”

　　“你知道？”

　　“我知道。你要告诉我，我们这些年来正在追踪的恐怖威胁，包括正在发达国家进行的那些我们尚未明了的行动，绝大部分——并非像我们曾怀疑的，来自大约12个独立的恐怖分子和原教旨主义者的团伙。”

　　乔什沉默了，大卫继续说道：“你要告诉我，时钟塔现在相信，这些团伙其实都只是一个全球性的超级组织的不同面孔，这个组织的规模超乎任何人的想象，即便是最大胆的猜测。”

　　“他们已经告诉你了？”

　　“是的，但不是最近。我还没加入时钟塔之前就开始把各条线索拼凑到一起了。我当上站长的时候，他们就向我正式通报了这些。”

　　乔什转过头不看大卫。严格来说这算不上背叛，但意识到这么大的一件事一直都瞒着他——情报分析部门的头——真是让他很受伤。同时，他开始怀疑是否他早该把真相拼凑出来，怀疑大卫是否对他一直没能自己找出真相而深感失望。

　　大卫看起来发现了乔什的失望之情。“不管你信不信，我其实想把这事告诉你已经有段时间了，但这属于‘需者方知’20事项。另外还有些别的事情你应该知道。参加这次分析主任大会的240名左右出席者当中，142人再也没能回家。”

　　“什么？我听不懂。他们……”

　　“他们没有通过考验。”

　　“考验……”

　　“这次大会是一场考验。从你抵达的那一刻，直到你离开，你都处在声音和视频监控中。就像是我们在这儿审讯嫌犯一样，大会的组织者在测量说话者的声调、瞳孔的大小、眼球的转动，还有其他十几个特征。简而言之，全程观测着分析主任们在会议中的反应。”

　　“来确定我们是否能保守情报？”

　　“是的，但更重要的是找出那些预先就知道了会上公布的事情的人。说明白些，就是那些已经知道幕后存在一个超级恐怖集团的那些分析主任。这次会议是全时钟塔范围内的一次挖鼹鼠行动。”

　　这一刻，乔什觉得周围的玻璃房间似乎都消失了。他能听到大卫还在说话，但他已经沉入了自己的思绪中，那些声音仿佛只是些背景。这次会议是为一个圈套所做的完美掩护。所有的时钟塔雇员，包括分析员，都曾受过标准的反侦察课程训练，骗过一个测谎器就是个标准科目。把一个谎话说得跟真的似的，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但要伪装出听到一个意外的消息，并且一直保持这种反应，全身各处都表现出可信的参数指标——这根本不可能。这是对每一个分析主任进行考验啊，言下之意……

　　“乔什，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乔什抬起头来：“不，我很抱歉，要接受的东西太多……时钟塔被渗透了。”

　　“是的，而且我现在希望你能集中精神。形势发展很快，我需要你的帮助。对分析主任进行考验是时钟塔防火墙措施的第一步。就在现在，全世界范围内，那些从会上回来了的分析主任都在和他们的站长在跟这里一样的静室里会面，努力找出拯救他们所在的分站的办法。”

　　“你认为雅加达站也被渗透了？”

　　“如果不这样那才要吓我一跳。更甚于此，对分析主任进行清洗是一系列进程的开端。那个计划，防火墙计划，是要把分析主任里面的鼹鼠筛掉，然后剩下的分析主任们和站长们合作，确认出所有可能造成麻烦的人。”

　　“听起来行得通。”

　　“本该如此，但我们低估了我们遭破坏的程度。现在我得告诉你一点关于时钟塔的组织结构的事。你知道一共有多少分支机构：200到250个，随时间有所变化。你得知道，我们会前就已经确认有些主任分析员是鼹鼠了——大约60个。他们压根儿就没能出现在会议上。”

　　“那会上那些是——”

　　“演员。大部分是以前做过分析员的外勤人员，或者别的什么能装得像模像样的人。我们不得不这样。有些分析主任已经知道时钟塔分支结构的大概数量了，另外这些演员在行动中还有额外的贡献：他们能协助进行这场为期三天的测谎。问些尖锐的问题，诱导回答，得到反应。”

　　“难以置信……我们怎么会被渗透得这么深？”

　　“这正是我们必须要解答的问题之一。还有更多的问题，并非所有地方组织都像雅加达站这样。大部分比监听站大不了多少，他们那儿只有少量办事员，把他们收集到的人工情报和信号情报送到中央处理。一个被渗透的监听站是有害的——这意味着不管这个全球性的敌人是些什么人，他们可以利用这些站来收集情报，甚至还有可能利用它们把假数据发给我们。”

　　“我们可能实际上是睁眼瞎。”乔什说。

　　“正是如此。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情况是这个敌人只是在借鉴我们的情报收集系统，在准备一次大规模袭击。现在我们知道那还不及真实情况的一半，还有几个大分站也被渗透了。这些站跟雅加达站一样，有情报收集系统，还有相当可观的秘密行动能力。我们是20个大分站之一。这些分站是最后的防线，把那些敌人正在策划的阴谋，不管什么阴谋，阻挡在这个世界之外的一条单薄的红线。”

　　“有几个大站被渗透了？”

　　“我们不知道。但有3个大分站已经陷落了——卡拉奇、开普敦和马德普拉塔都有报道，那些分站本身的特种部队横扫了他们的总部，杀死了大部分的分析员和站长。好几个小时没有从他们那边得到信息了。阿根廷上空的卫星检测证实了马德普拉塔站总部已被破坏。开普敦的叛乱者还得到了外部力量的协助。我们谈话的当间，首尔、德里、达卡拉和拉合尔正在交火。这些分站也许能顶住，但我们最好是当它们已经失陷来考虑。现在我们自己的特种作战部队也可能正准备接管雅加达站，也许此刻房间外面正在发生这种事情，虽然我怀疑会这样。”

　　“为什么？”

　　“我相信他们会等你回来。考虑到你所知道的太多，当他们发动攻击时，你会在目标列表的最前头。早上的简报会将会是发动攻击的理想时刻：他们可能在等着那一刻。”

　　乔什觉得他的嘴里有些干。“这就是为什么你把我从电梯里劫了出来。”他想了一下，“那现在要做什么？你希望我在简报会之前辨识出员工里面的危险分子？我们发动一次先发制人的攻击？”

　　“不，”大卫摇头说道，“最初的计划的确如此，但现在不是了。我们得假定雅加达站将会陷落。如果我们和其他那几个大分站被渗透的程度一样严重，那就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们得总揽全局，试着找出我们的对手的最终目标。我们必须假设，一个或者更多个分支会幸存下来，他们将会利用我们找到的东西。如果无人幸免，或许某个国家机构可以做到这点。但有一个问题你还没有问我，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乔什想了一下，“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从分析主任开始？为什么你们不先清理外勤特工队伍？”

　　“很好。”大卫飞快地摊开一个文件夹，“12天以前，一个匿名情报员和我接触，说了两件事。第一，一次恐怖袭击即将发生——其规模我们之前闻所未闻。第二，时钟塔被渗透了。”大卫翻过几页，“他给了我们一个名单，上面有60个他说是被渗透了的分析员。我们暗中观察了他们几天，确认他们在使用死信箱21，进行未经批准的联络。这就对上了。情报员说可能还有更多人。接下来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其他站长和我组织了这个分析主任大会。我们隔离和审讯了那些被渗透的分析主任，用演员替代他们出席会议。无论情报员是什么人，他要么是不清楚外勤特工那边的情况，要么是出于他那边的什么原因对我们隐瞒了。情报员拒绝会面，我也再没从他那边得到其他信息。我们推进会议进程，还有之后的清洗。情报员一直保持静默。然后，昨天深夜，他再次和我接触了。他说他希望把答应过的另一半情报交给我，里面是一次代号‘多巴计划’的大规模袭击的细节。我们预定今天早上在芒加莱车站见面，但他没出现，出现的是一个带着炸弹的不明身份的人。但我认为他是想去的。在袭击之后不久，一个小孩给了我一沓报纸，里面是这个信息。”大卫把一张纸从桌子上推过来。

　　多巴计划是真实的。

　　4＋12＋47=4/5；琼斯

　　7＋22＋47=3/8；安德森

　　10＋4＋47=5/4；埃姆斯

　　“某种密文。”乔什说。

　　“是啊，令人惊喜。其他的情报都是直来直去的，但现在这个才合理。”

　　“我搞不懂。”

　　“不管这密文里究竟说的是什么，但都应该是真实的信息——这就是我们整个安排的目的。信息员希望清洗分析员，这样他就能把加密的消息在恰好的时间点送过来——让他能确信解开它的人不会是个双面间谍——比如说你就不会是。他希望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对分析员的清理上，延迟交火，直到他能送出整个信息。如果我们之前就知道我们被渗透得多彻底，我们就会先隔离外勤特工，让时钟塔进入完全封闭状态。那样我们现在也不会在这里谈话。”

　　“嗯。但为什么要费这个劲加密？为什么不像之前那次联络一样，送出明码信息？”

　　“问得好。他一定也处于监视下。在联络中明文告诉我们他想说的话必然会引起某些后果：可能会导致他的死亡，或者会加速这次恐怖袭击。所以在监视他的人，不管是谁，现在应该认为我们还不明白这条消息在说什么。这可能就是他们还没有攻陷更多分支机构的原因——他们仍然认为他们能控制住时钟塔。”

　　“有道理。”

　　“是啊。但是还有个问题让我困扰：为什么找我？”

　　乔什想了一下，“是啊，为什么不是时钟塔的领导，其他任何一个时钟塔分站站长，或者是直接向全世界的情报机构发出警告？他们拥有更多的远程打击力量，足以制止袭击。也许是向他们做出提示会让袭击提前发生——跟明码发送信息一样。或者……你所处的位置特别适合制止袭击？”乔什抬起头，“或者你知道某些信息。”

　　“很好。我先前提过，我在加入时钟塔之前就开始调查这个超级恐怖集团了。”大卫站起身来，朝着档案柜走去，又拿出两个文件夹，“我要给你看点东西，我花了十多年在这上头了，之前从没给任何人看过——连时钟塔的人都没。”

　　CHAPTER 13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雅加达西区警察局拘留中心

　　C审讯室

　　凯特往后翘着椅子，考虑着自己要做何选择。她大概只能告诉调查员这个试验项目开始时的情况。即便他不相信，她也得让这些被记录在案，他们控告她的时候有用。“停一下。”她说。

　　那男人在门口停了下来。

　　凯特让椅子腿落地，把她的胳膊放在桌子上，“我的试验项目收养这些孩子是有很正当的理由的。有些东西你必须明白，当我到雅加达来的时候，我本打算用美国在此的办事方式来进行试验。这是我所犯的第一个错误。我们失败了——然后我们改变了我们的做事方法。”

　　那个小个子男人从门口转了回来，坐下，听着凯特描述她是怎么花了几个星期准备雇用病人的。

　　凯特的团队原本通过一个合同研究组织（CRO）来运行他们的试验项目，就跟他们在美国做的一样。在美国，制药公司专注于开发新的药物或者疗法，当他们发现某些有潜力的项目时，他们通常就把试验项目的管理工作外包给CRO们。CRO们会去找到对试验项目感兴趣的诊所。诊所或者是站点之后会让病人们登记参加试验，使用新疗法、新药物，然后定期检测他们是否出现健康问题——是否有不良反应。CRO对项目中的每个站点保持密切监视，向赞助商研究机构报告结果，后者再向FDA 22或者是世界其他国家的管理部门提交报告。最终的目标是试验出具有想要的治疗效果、又没有任何负面作用或者不良反应的结果。这是条漫漫长路，实验室里的新药只有不到1%最后能出现在药店里的货架上。

　　只有一个问题：雅加达，说大点，整个印度尼西亚，都没有自闭症诊所，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处专家门诊关心发育紊乱。这些诊所对临床研究缺乏经验——这对病人来说是很危险的状况。印度尼西亚的医药产业非常弱小，这主要是因为市场太小了23，所以很少有医生曾接触过药物研发过程。

　　那家CRO最后采用了新方法：直接去跟患儿的父母签约，自己运营一家诊所实施治疗。凯特和试验项目的首席研究员——约翰·赫尔姆斯医生一起跟CRO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想找出别的选择，但没有成功。凯特力劝赫尔姆斯医生推行这个方案，最终他同意了。

　　他们列了一张名单，罗列了雅加达周围100英里范围内有自闭症患儿的家庭。凯特在城里一家最好的宾馆订了一间礼堂，邀请名单上的家庭出席。

　　接连几天她都在写项目宣传册，重写，再修订。最后，本冲进她的办公室，告诉她如果她再拖延下去，他只好退出项目了。凯特让步了，项目宣传册被送到道德委员会，然后送到印刷厂，而他们开始为活动做准备。

　　那天终于到来的时候，她站在门口，准备欢迎每个到来的家庭。她希望她的手能停止出汗。每隔一两分钟，她就得在裤子上擦擦汗水。第一印象最重要。自信，信任他人，专业。

　　她等待着。他们的宣传册够多吗？他们手头有1000本，尽管他们发出的邀请函只有600份，可父母双方可能都要来出席。别的家庭可能也会来——在印度尼西亚，没有对患病家庭进行可靠的登记，也没有可靠的数据库。他们该怎么应对？她让本去准备在必要的时候使用宾馆的复印机：在她讲话的时候他可以准备好宣传品的复印件。

　　预定开始时间过了15分钟了，有两个母亲首先到来。凯特再次擦干她的手，大力握手。她说话的嗓门有点太大了，“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谢谢光临——不，就是这儿——随便坐，我们随时可能开始……”

　　预定开始时间之后30分钟过去了。

　　预定开始时间过了1个小时。

　　她把来了的6位母亲聚在一起，聊了一会儿。“我不知道怎么了——你们是哪天接到邀请的？——不，我们还请了其他人——我想肯定是邮政系统出了问题……”

　　最后，凯特把这6个出席者带到了宾馆里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好让大家都不那么尴尬。她做了一个简短的介绍，然后每个母亲都找借口溜走了，说是她们要去接孩子啊，回去工作啊，等等。

　　宾馆楼下的酒吧里，赫尔姆斯医生已经喝成了只醉猫。凯特过去坐在他身边，随即这个头发花白的男人就侧过身子靠近她说：“我早告诉你这行不通了吧。我们在这个城市里永远都雇不到人的，凯特。为什么——嘿嗬，酒保，哈，这儿，给我再来一杯，呣，一样的，好人啊——我说到哪儿了？啊，是的，我们得打点行装了，快点。牛津大学给了我一份录用函。上帝啊，我好想念牛津啊，这儿可真他妈的太潮湿了，每时每刻都感觉像在洗桑拿。可我得承认，我在这儿做出了生平最好的成绩。说起来……”他又靠近了些，“我不想说出那个词，说出来也许就不灵了。可……诺贝尔奖。我听说啊，我被提名了——今年会是我的幸运年，凯特。我等不及要忘掉这次惨败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乖点呢？我觉得只要遇到有正当理由的事情，我就变成了软心肠。”

　　凯特真想指出软心肠的他可是提出了一份苛刻的协议——他的薪水是她的三倍，任何出版物或者专利上他的名字都在第一位，尽管整个研究事实上都建立在她博士后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但她收住了自己的舌头，喝完了杯中的莎当妮酒24。

　　那天晚上她给马丁打了个电话：“我做不……”

　　“打住，别再说下去了，凯特。只要你下定决心，你什么都做得到的，你一直都可以的。在印度尼西亚有两亿人，这个小小的世界里有大约70亿人。大约有0.5%的人都患有程度不同的自闭症——这就是3500万人——跟得克萨斯州的人口一样多。你才给600个家庭发去了信件。别放弃，我不允许。我明早会给伊麻里研究院里管赞助的头打个电话，他们会继续资助你的——不管那个老混蛋约翰·赫尔姆斯在不在研究项目里。”

　　这个电话让凯特想起了那个她从旧金山给他打电话的晚上。那时候他向她承诺，雅加达对于她重新出发，继续她的研究会是个很合适的地方。也许他终究是对的。

　　第二天早上，她走进实验室，告诉本去订制更多的项目宣传册，还要去找些翻译来。他们要到农村去，他们要广撒网——也不会再坐等那些家庭上门来。她炒掉了CRO，她无视了赫尔姆斯医生的抗议。

　　两周以后，他们往3辆卡车上装上了4个研究员、8个翻译，还有一箱一箱的项目宣传册，上面印着5种文字：印尼马来文25、爪哇文、巽他文、马都拉文，还有巴达维文26。选择哪几种文字让凯特煞费苦心：在印度尼西亚有超过700种不同的语言在被使用，但最终她还是选择了在雅加达和爪哇岛最常用的5种。尽管有些滑稽，但她可不想让她的自闭症疗法项目因为交流问题而失败。

　　结果和在雅加达市中心宾馆里的那次一样，她的准备完全徒劳无功。一进入第一个村子，凯特和她的团队就大吃一惊：那儿没有自闭症患儿。村民们对宣传册毫无兴趣。翻译们告诉她，这儿没人曾看到过哪个孩子有这些问题。

　　这完全不合逻辑。在每个村子里面至少也该有两个到三个可以请去参加试验的对象，还可能更多。

　　在下一个村子里的时候，凯特注意到有个年纪比较大的男翻译，当其他的翻译和团队成员们去挨家挨户探访的时候，他靠在车厢边上。

　　“嘿，你为什么不去工作？”凯特问。

　　那个男人耸耸肩：“因为做不做都一样。”

　　“该死的，才不一样呢。你最好现在就——”

　　那个男人抬起手来：“我无意冒犯您，女士。我只想说，你们问的问题不对，问的人也不对。”

　　凯特打量着他：“是吗？如果是你会去问谁？你会问什么？”

　　男人从车旁一跃而起，对凯特打了个手势，示意她跟上。他一路朝村子深处走去，跳过了那些看着比较好的屋子。在村子边上，他第一次敲响了一户人家的大门。一个矮个子妇女出来回应的时候，他用急促的语调飞快地说话，时不时朝着凯特指指。这场景让她十分尴尬。她有些难为情地把白大褂的翻领拉上来。她不嫌麻烦地穿好全套行头，完完全全把做出一副可信的、冷静的外表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情。她早该想到她在村民们看来是什么样子了：他们穿着的衣服大多是他们用从血汗工厂里拿回家的边角料自己做的，要不就是已经破烂不堪的旧衣服。

　　凯特发现那个女人离开了，便走上前去想向那个翻译发问，但他举起一只手阻止了她。那个妇女回到门口，推着三个小孩，站到他们俩面前。孩子们盯着自己的脚尖，沉默地站着，犹如雕像。翻译从一个孩子走向另一个，上下打量着他们。凯特移动了一下重心，开始揣测他下面要怎么办。这些孩子是健康的，没有任何哪怕最轻微的自闭症症状。翻译在最后一个孩子面前弯下腰，又喊起话来。那个母亲飞快地说着什么，但他对她大喊大叫，然后她陷入了沉默。那个孩子紧张地说了三个词。翻译又说了些什么，然后那个孩子重复了一遍。凯特怀疑，那是不是谁的名字，或者是地名？

　　翻译站起身来，又开始指着那个女人叫喊。她猛力摇头，反复地说着一句话。被翻译纠缠了几分钟之后，她低下了头，语调也变低了，她朝另一间窝棚指了一下。那个翻译的语气头一次变得温和了些，看样子他的话让那个女人轻松了些。她把那些孩子赶回了屋里，飞快地关上门，差点把最后一个孩子夹成两半。

　　在第二间窝棚发生的事情和在第一家很像：这位翻译大声喊叫，指指戳戳，凯特尴尬地站在一旁。那个村民紧张地把她的四个孩子带了出来，然后等在一旁，眼神焦虑。这次翻译向一个孩子提出他的问题的时候，那个孩子说了五个词，凯特觉得应该是几个名字。那个母亲表示反对，但翻译无视她，继续给那个孩子施压。他回答以后，这个高大的男子蹿了起来，把孩子们和他们的母亲推到一边，冲进门去。凯特手足无措，但当母亲和孩子们跟进家里去的时候，她也跟了过去。

　　窝棚里有三个房间，拥挤不堪，简直是牲口棚。她差点在里面绊倒。在窝棚深处，她找到了翻译，他正在和那个女人争论着，语气比先前更加激烈。在他们脚边是个小孩子，骨瘦如柴，被拴在一根撑着天花板的木头横梁上。他的嘴被塞着，可凯特能听到他嘴里发出些有节奏的细微声音。他前后摇晃着身体，把脑袋一下下往横梁上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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