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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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护人员在翻着瓦砾堆。突然，一个人叫道：“在这儿了！”随后他又说：“倒大霉啦，是无所畏惧的克里斯琴！”

　　布劳格斯冲到那人身前。克里斯琴在一大堆砖头下面。可以看得见她的脸；她双眼紧闭。

　　那个救护人员叫着：“吊车，哥儿们，赶快。”

　　克里斯琴呻吟了一声，动了动。

　　布劳格斯说：“她还活着！”他跪到她身边，把手伸到一块大砖垛的下面。

　　那个救护人员说：“你抬不动的，孩子。”

　　但那块砖垛却被抬了起来。

　　那个救护人员说：“天哪，你会砸死自己的。”一边说一边赶紧弯腰来帮忙。

　　大砖垛抬起离地面两英尺高时，他们用肩膀扛住了它。现在重量不再压住克里斯琴身上了。又来了一个人，再来了一个。四个人一起把大砖垛撑了起来。

　　布劳格斯说：“我把她抬出来。”

　　他爬到斜坡砖顶的下面，把妻子搂在怀里。

　　有人叫道：“该死，往下滑啦！”

　　布劳格斯把克里斯琴紧紧搂在胸前，赶紧往外爬。他刚刚出来，那几个救护人员就松开了砖垛，跳到了一边。砖垛落在地上，发出震耳欲聋的轰响。布劳格斯意识到，这块大砖垛刚才就是这样落到克里斯琴身上的，心里明白她是没救了。

　　他把她抬到救护车上，车子马上开走了。她死前又睁了一次眼，并且说：“你们只好靠自己来赢这场战争，我可帮不上忙了，孩子们。”

　　一年多后，当他从海格特顺着下坡走到伦敦市区时，泪水又涌了出来，和落到脸上的雨水交织在一起，他想起刚才女主人说的那句至理名言：战争会引起一个人的恨意。

　　十八岁的比利·帕金，本该在他父亲开在斯卡伯罗的皮革厂中当学徒，却因为战争的需要被军队按二十一岁接收，并一路被提升为中士。现在，帕金正受命率领他的先遣班穿过一座燥热的树林，向一个尘土飞扬的意大利村庄前进。

　　意大利人已经投降，但德国人还没有，正是德国人在意大利抵御着英美联军。联军在向罗马挺进，对帕金中士这个班来说，这是一次长途行军。

　　他们在一座山顶上走出树林，卧倒在地，观察位在山脚下的村庄。帕金取出他的望远镜，说：“我现在他妈的要是能喝上一杯茶该有多好。”他学会了喝酒、吸烟、睡女人，说的话和其他当兵的人没两样，也不再参加祈祷会了。

　　这些意大利的村庄有的有设防，有的没设防。既然不知道哪里有设防哪里没设防，在接近这些村庄时就一概得小心翼翼。这得消耗掉不少时间。

　　山的下坡上没有多少隐蔽之处——只有几片灌木丛。村子的外围有几栋白色的房合，然后是一条河，河上有座木桥，然后是更多的房子，中间有个小广场，边上有镇公所和钟楼。从钟楼到木桥视野开阔：如果这里驻有敌人，一定在办公所里。周围的田地里有几个人影在干活。天晓得他们是谁：可能是地道的农民，也可能是法西斯党徒、黑手党分子、游击队员、共产党人……甚至可能是德国人。在没有开火之前，你根本无法知道他们会站在哪一边。

　　帕金说：“上吧，下士。”

　　五分钟之后，瓦特金斯下士踏在通往村庄的土路上，头上戴了一顶便帽，军装外面裹了一条肮脏的旧毯子。他肩上扛着一个包袱，里面装的什么东西说不上，从一口袋洋葱到一只死兔子都可能。他跌跌撞撞地，不像是在走路。到了林边，消失在一座低矮的农舍黑乎乎的屋里。

　　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贴墙站着，这样从村子方向便看不到他了。他向山顶上的士兵们望过去，挥起手：一次，两次，三次。

　　全班爬下山坡，进了村子。

　　瓦特金斯说：“所有的房子都是空的，中士。”

　　帕金点点头。

　　他们从房子之间运动到河边。帕金说：“该你了，哈德森。把这条小河当作密西西比河游过去吧。”

　　二等兵哈德森把他的装备整齐地堆放在一起，摘下钢盔，脱下皮靴和紧身军上衣，溜进窄窄的溪流。

　　他在对岸露出水面，爬上岸去，消失在房舍中间。这次等候的时间长些，因为要察看的范围更大。最后，哈德森走回木桥这边。“要是这儿有德国人，他们也都藏着呢，”他说。

　　他重新装备整齐，全班通过木桥，进入村子。他们靠着街道两侧，向广场前进。一只鸟从一间屋顶上飞起，惊动了帕金。他们经过一座座房舍时，有人踢开了一些房门。里面没有人。

　　他们站在广场边上。帕金向办公所点了下头。“你到那里边去过了吗，哈德森？”

　　“去了，长官。”

　　“这样看来，这村子是我们的了。”

　　“是的，长官。”

　　帕金向前走，准备通过广场，这时，猛烈射击爆发了。随着枪声大作，子弹冰雹般落在他的周围。有人尖叫了一声。帕金躲闪着，弯腰低头地奔跑着，在他前面的瓦特金斯用手掐着腿，痛得直叫；帕金把他抱了起来。一颗子弹“砰”的一响，掠过他的钢盔。他冲向最近的一间房舍，撞开门，摔进了屋里。

　　射击停止了。帕金冒险向门外窥视。有一个人受伤倒在广场上：是哈德森。真不公平。哈德森动了一下，跟着就响了一枪。随后他便不动了。帕金说：“这些该死的杂种。”

　　瓦特金斯叫着：“唔！”随后龇牙一笑，举起了什么东西，“不在里面了。”

　　帕金又向外面看去。“他们在钟楼里，”他说，“那儿没大空间，不会有很多人的。”

　　“不过他们可是会开枪的。”

　　“是啊，他们把我们困在这儿了。”帕金皱了皱眉，“有炸药吗？”

　　“嗯。”

　　“咱们看看。”帕金打开瓦特金斯的背囊，取出了炸药。“有了。给我装一支十秒钟的引信。”

　　其余的战士在街道对面的那栋房子里。帕金向他们叫着：“哎！”

　　那门口露出一张脸。“中士？”

　　“我打算扔个番茄。我一声令下，你们立刻开枪掩护我。”

　　“好的。”

　　帕金点燃一支香烟。瓦特金斯递给他一包炸药。帕金大叫：“开火！”他用香烟点着引信，跨到街上，抡开手臂，把炸药投向钟楼，然后立即转身，钻回屋里。自己人的火力在他耳中轰轰作响。一个子弹擦过门框，激起的木屑擦着了他的下巴。继而是炸药的爆炸声。

　　没等他看，街对面就有人喊：“炸个正着！”

　　帕金走出屋外。那座古老的钟楼坍塌了。就在烟尘落到废墟上时，听到了一声不合时宜的钟声。

　　瓦特金斯说：“你以前是打板球的吧？那一下掷得可真他妈的准。”

　　帕金走到广场的中央。看来，那些被炸得七零八碎的尸体拼凑起来刚好是三个德国人。他说：“这钟楼也实在太不结实了。就算我们一块朝它打喷嚏，大概也会震塌的。”他转过身去，说道：“多活一天，多赚一天的美金。”这是美国大兵的俚语。

　　“中士，您的电话。”通讯员说。

　　帕金走回来，从他手中接过话筒。“喂，我是帕金中士。”

　　“我是罗伯茨少校，中士。从现在起解除你的实际职务。”

　　“为什么？”帕金的第一个念头是他们发现了他的真实年龄。

　　“上面要你回伦敦。别问我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把你的班交给你的下士负责，返回基地来。路上有车接你。”

　　“是的，长官。”

　　“命令还说，你绝对不准以任何理由拿你的生命冒险。懂了吗？”

　　帕金咧嘴一笑，想到了钟楼和炸药。“懂了。”

　　“好吧。上路吧。你这个走运的小子。”

　　布劳格斯想，别人之所以都叫帕金小子，是因为他们认识他，都是在他参军之前。毫无疑问，帕金如今已道道地地是个男人了。他迈着优雅和自信的步伐，用锐利的目光四下张望，与上级军官在一起不卑不亢。布劳格斯知道他在年龄上撒了谎。倒不是因为他的模样和举止，而是由于每当提及年龄时他流露出来的细小反应——那种小反应，像布劳格斯那样经验丰富的刑讯官，会出于职业习惯一下子注意到的。

　　他们刚告诉他要他看一些照片时，他还挺开心。现在，他到米德温特先生在肯辛顿布满灰尘的地下室里的第三天，那种开心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乏味。最让他烦恼的则是不准吸烟的规定。

　　其实，布劳格斯更烦，因为他不得不坐在旁边看着帕金。

　　有一天，帕金说：“你们不会把我从意大利叫回来帮着破一宗四年前的谋杀案吧？那完全可以等到打完仗再说。还有，这些照片大多是德国军官。要是这宗案子需要我守口如瓶，你们最好告诉我。”

　　“你的确该守口如瓶。”布劳格斯说。

　　帕金又回去看照片了。

　　那些照片全是些旧照片，大多数都已发黄、褪色，许多还是从书籍、报刊上剪下来的。有时候，帕金还要使用米德温特先生周到地提供的放大镜，更仔细地辨认合影中的小面孔；每逢这种时候，布劳格斯的心就怦怦直跳，直到帕金把放大镜放在一旁，拿起另一幅照片时，他的心跳才缓和下来。

　　他们到附近的一家酒馆去吃午饭。和战时的大多数啤酒一样，这儿的啤酒很淡，但布劳格斯依然认为，应该明智点，只让年轻的帕金喝上两品脱——要是任他喝，他会一口气灌下个一加仑的。

　　“费伯先生是个不爱多说话的人。”帕金说，“你不会认为他有那种动机。跟你说，女房东长得不错，而且她还想干那种事。回想起来，要是我当时懂得怎么上手，搞不好我自己就会把她占有啦。嘿，我当年只有——十八岁。”

　　他们吃了面包和起司，帕金吞下了一打腌洋葱。他们回去时，在大门外停留了一阵子，以便帕金再抽一支香烟。

　　“他是个大个子，长相漂亮，谈吐优雅。但我们都没怎么重视他，主要是因为他的衣着很差，骑着一辆自行车，而且也没钱。我猜想这可能是一种巧妙的伪装。”他带着询问的意味，扬起了眉毛。

　　“可能吧。”布劳格斯说。

　　当天下午，帕金足足找出了三张费伯的照片。

　　其中一张是九年前才拍的。

　　米德温特先生把这几张照片翻拍了。

　　海因里希·鲁道夫·汉斯·冯·穆勒－古德（“咱们还是叫他费伯好了。”高德里曼说着，笑了一声）于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六日出生于西普鲁士一个叫做奥伦的村子里。他家世代都是当地殷实的领主，父亲是家中的次子，他本人也是次子。次子都是要做军官的。他母亲是第二帝国一位高级军官之女，生来就受到教育，要做贵族夫人，也果真如愿以偿。

　　他十三岁的时候，进入了巴登的卡尔斯鲁赫军校，两年后转入柏林附近更有名望的格罗斯－李奇特菲尔德军校。两所军校都以艰苦训练、纪律严明著称，学员的思想是靠藤条、冷水澡和粗劣的食物来磨炼的。海因里希在那里学会了讲英语和法语，还学习了历史，最后以本世纪以来的最高分通过了毕业考试。在他就学的经历里，只有另外三条记录：在一个严寒的冬天，他反抗当局，直至半夜溜出校门，步行一百五十英里到了他姑妈家；在一次训练中，折断了他的摔跤教官的手臂，还因为不服从上级挨过鞭子。

　　一九二〇年，他作为见习军官在韦塞尔附近的腓特烈菲尔德中立区短期服役，一九二一年在梅兹的军校接受军官训练，并于一九二二年被授予少尉军衔。

　　（“你那次用的什么字眼？”高德里曼问布劳格斯，“‘相当于伊顿和桑赫斯特的德国贵族学校’，对不对？”）

　　随后的几年里，他在五六处地方短期执勤。他也是个成绩出众的田径运动员，尤其是在长跑项目上。

　　他和人从不深交，从未结过婚，还拒不参加纳粹党。由于国防部一位中校军官的女儿怀孕这件事不明不白地牵连到他，他晋升为中尉一事被延迟了，但最终在一九二八年他还是当上了中尉。他和上级军官谈话时仿佛是同级，这一习惯之所以得到接受和原谅，是因为他是个步步高升的年轻军官，而且是普鲁士的贵族。

　　二十年代末，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校成为海因里希的伯父奥托的挚友，并多次在他家的奥伦庄园中度假。一九三一年，还没上台当总理的阿道夫·希特勒曾是那里的座上客。

　　一九三一年，海因里希晋升为上尉，并到柏林执行秘密使命。这是他最后一张照片拍摄的时间。

　　大约从那时起，他似乎就不复存在了。

　　“剩下的我们可以推测，”珀西瓦尔·高德里曼说。“德国情报机构训练他掌握了无线电发报、使用密码、测绘地图、盗窃、讹诈、破坏和暗杀。他在一九三七年前后来到伦敦，有充分时间为自己弄到可靠的掩护身份也许是两个。他的孤独习性是间谍生涯磨炼出来的。战争一爆发，他就认为已获准杀人了。”他看着他办公桌上的照片。“他是个挺帅的家伙。”

　　那是第十汉诺威狙击营长跑队的合影。费伯的位置居中，举着一只奖杯。他有着高高的额头和长长的下巴，蓄着短短的头发，一张小嘴上缀着窄窄的胡须。

　　高德里曼把照片递给比利·帕金。“他变化大吗？”

　　“他的样子要老多了，不过也可能是他……装的。”他沉思着端详着那照片，“他的头发现在长多了，胡须也不见了。”他隔着桌子把照片递过去。“不过这就是他，没错。”

　　“档案里还有两条，都是推断。”高德里曼说，“第一，他们说他可能在一九三三年进入了情报机构——一名军官的履历没有明显的原因而中断时，一般都会这么猜测。第二条是谣传，未经任何可靠来源证实，说他当过几年的斯大林亲信顾问，用的名字是瓦西里·赞可夫。”

　　“这难以置信。”布劳格斯说，“我不相信。”

　　高德里曼耸了耸肩。“在希特勒上台的那段时间，有人劝说斯大林处决了他的军官中的精英。”

　　布劳格斯摇了摇头，换了个话题：“我们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呢？”

　　高德里曼想了想。“咱们把帕金中士调过来。他是我们所知唯一一个亲眼见过‘针’的人，他了解的情况很多，我们不能让他在前线冒险了。另外，把这幅照片好好复制一下，由一位修版师把他的头发加厚，把胡须去掉。然后我们就把照片分发下去。”

　　“我们要大张旗鼓地通缉他吗？”布劳格斯疑惑地说。

　　“不，目前我们要悄悄地动手。如果我们一登报，他就会闻风而遁。当前只要把照片送到警察部队就可以了。”

　　“只做这些？”

　　“我想就这些。除非你另有主意。”

　　帕金清了清喉咙。“长官？”

　　“嗯。”

　　“我当真宁愿回部队去，我不适合做行政工作。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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