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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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康拉德生于波兰南部当时沙俄统治下的别尔吉切夫，童年生活十分不幸。一八六二年，康拉德的父亲由于参加波兰民族解放运动，被流放到俄罗斯的沃洛格达。康拉德的母亲带着孩子随他前往流放地。三年后，康拉德的母亲去世。一八七〇年，他和父亲迁往克拉科夫，他的父亲就死在那里。一八七三年，康拉德第一次看到了海。一八七四年秋天，他离开大学，来到法国马赛，开始了他的海员生涯。一八七八年六月，康拉德第一次去英国。他在英国商船上当水手，以后逐步当上了三副（1880）、二副（1881）、大副（1883），直至船长（1886）。他的足迹遍及南美、南洋群岛、马来半岛及澳大利亚。一八八六年，他取得英国国籍。一八九〇年，他航行至非洲。同年，他开始用英语写作。一八九五年，他的第一部小说《阿尔迈耶的愚蠢》问世。从此，康拉德开始了写作生涯。一八九六年，他同一个英国女人结婚，两年后便在英国南部肯特定居，直至一九二四年逝世。

康拉德的一生充满了变化，而每一个重要的变化都与民族问题有关。康拉德的足迹遍及全球，他不是走马看花式地漫游世界，而是以全部身心扎根于四个民族文化之中。四条民族文化之线在康拉德的一生中融合，纠缠，抵触和互相影响着。这四种民族文化的对比不仅是种族的对比，而且是不同社会结构，不同生产方式的对比。这种生活经历是康拉德特有的，它不仅包括实践还包括思想、文化和文学本身的洗礼。这一切不能不全面影响康拉德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

这四大民族文化区是：波兰、俄国（斯拉夫）→法国（拉丁）→英国（盎格鲁–撒克逊）→亚非地区（殖民地各民族）。波兰给了康拉德爱国热忱和对沙俄的仇恨；法国为康拉德准备了文学素养；英国为康拉德提供了写作语言，使他接触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形成了政治观点，亚非地区则构筑了康拉德海洋小说的背景。波兰使康拉德的作品深沉凄婉，充满“黍离”之情，法国使得他的作品细腻感人，大有福楼拜之风，英国使得他眼界开阔，在沉着刚毅中隐现着自信和讥讽。亚非地区则检验和激发了他的上述风格，在悲凉之外加上了苍茫的大海和壮丽的原始风光。

评论家对康拉德的作品的主题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他的创作的中心是海洋，还有人强调他的“悲观遁世”思想。这些说法固然不无道理，但都没有全面反映出康拉德作品的主题的内在意义。首先，康拉德的确着力描写海洋，但他显然与斯蒂文生等“海洋作家”不同，他在写海洋的时候，把陆地当作了对应物，并把海洋与陆地的对立引申到自然与社会对立的高度。其次，康拉德并不厌恶或企图逃避整个世界，他在批判文明世界的同时，强调了与其相对立的原始的尊严。

康拉德的父亲是一个为民族独立奋斗终生的志士，但康拉德与父亲不同，他并没有采取实际的爱国行动，反而离开了祖国，后来加入英国籍。对此，康拉德一直耿耿于怀，未肯稍忘。A. 纪德（André Gide）把康拉德这种心理状态称为“失根”（déracinement）。康拉德的绝大多数小说都有着流荡异乡的游子的羁旅之思。以东方为背景的小说的主人公总是背起行囊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前进，而以欧洲为背景的小说的主人公则向西方退去，与日落的方向一致。总之，这些主人公们都是向远离波兰的方向走去。许多评论家都说孤独与忧郁是康拉德作品的主要特征，殊不知孤独与忧郁与“有国归不得”的流亡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沉痛的亡国之音也许只有《诗经》中的《黍离》才能表达吧。

波兰三次受到瓜分，沙俄是始作俑者。康拉德以欧洲为背景的著作大都流露出与沙俄对立的情绪。这方面从《罗曼亲王》中可略见一斑。

沙俄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宪兵，当时波兰摆脱沙俄的斗争不只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而且是民主对专制的斗争。俄罗斯帝国自东向西生产力水平依次提高。马克思认为俄属波兰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比沙俄本土先进，他说：“只有民主的波兰才能获得独立……波兰的解放将成为欧洲所有民主主义者的光荣事业。”(2)但康拉德把波兰解放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西方的援助上。他认为波兰文化是古罗马的拉丁文明通过法国插入日耳曼（德国）和斯拉夫（俄国）两个“蛮族”中间的楔子。

康拉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极深的成见。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喜欢说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相似之处，这使康拉德极为不满。不管康拉德自己是否承认，俄国文学的影响在康拉德著作中屡见不鲜。俄国终究是与波兰关系最密切的一个国家，康拉德对俄国的感情也是复杂而微妙的。

波兰文学本身自然也深刻地影响了康拉德。密茨凯维支的《克里米亚十四行诗》富有东方色彩，流露出对祖国的怀念，可以说开了康拉德流亡主题的先河。康拉德·瓦伦罗德（Conrad Wallenrod）的灿烂诗篇是赞美爱国并痛诋专制的，约瑟夫·康拉德的心与他是相通的。

波兰文化与法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波兰知识分子一向寄希望于法国。许多波兰人心中怀有波兰迟早要在法国的帮助下摆脱俄国的愿望。而且事实上，拿破仑为了法国自身的利益也曾建立过独立的波兰国。波兰国歌《波兰还没有灭亡》就是源于拿破仑麾下波兰军团的军歌。康拉德登上了一艘法国船开始了他的航海生活，也是离开了一艘法国船结束了他的航海生活。康拉德受法国文学影响之深是惊人的。他推崇巴尔扎克和莫泊桑，不过他的创作风格与福楼拜最为接近。

康拉德在英国船队服务近二十年。他是百分之百的波兰人的子孙。他的生活方式、感情和举止莫不如此。而同时，他又是正统的英国公民。他选择了法国文学，却看中了英国语言。尽管最初的时候他的法语比英语好，但他后来却屡次说如果他当初不用英语写作，他终生不会有一行字被印出来。不过这两个国家在他心目中都与波兰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他说：“我走上世界，从法国到英国，在这两个国家我从未感觉自己是陌生人，从思想到制度丝毫没有不适应的感觉。”(3)

一经与英国的先进生产力和资产阶级民主相结合，康拉德久积在心头的爱国热忱就腾空而起了。伦敦成了他声讨沙俄的场所。马克思说过“应该在英国解放波兰，而不是在波兰解放波兰”(4)。英国的经济、文化、政治状况，读者和编辑的鉴赏力等都为康拉德提供了抒发爱国热忱的机会。

同时，英国式的保守也影响了康拉德。他喜欢秩序和常规，讨厌混乱和分裂。与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不同，他对英国尖锐的社会矛盾比较冷漠，也不企图进行激烈的社会改革。

最令人惊讶的是康拉德直到二十岁时还不认识一个英文字，但他居然成了英语文体家，这是文学史上的奇迹之一。

亚非地区是康拉德表现“原始——文明”和“陆——海”主题的背景。原始古朴的亚非地区的风光和永无休止地喧嚣的大海对于生长在“文明”的北国的康拉德有着无穷的魅力。原始与文明的对立，陆与海的冲突在这种环境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分明。

在康拉德的著作中，文明与原始的冲突，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西方强国与亚非地区的矛盾。从康拉德创作之初，他就注意到十九世纪的历史性场面：东西两大文明的交锋。西方依靠“船坚炮利”取攻势，东方从印度到中国节节败退。但康拉德认为，东方人的精神文明自有一种古朴庄严的伟力，可以清除西方文明中的浊气。

在亚非两洲，康拉德作为海员有长期与海接触的机会，海与原始一样，成了洗濯文明的污浊的神圣的东西。康拉德笔下的海员对陆地和陆上人有一种微妙的心理，他们既向往着陆地，又深深地感到陆上的社会存在着一种压抑、束缚他们的力量。陆地的阴影不时映射到船上来，使本来应该圣洁无瑕的航船布满了阴霾，结果船成了小社会，社会成了大船。

在陆与海的矛盾中，康拉德倾向海，在文明与原始的冲突中又左袒原始，这两个主题线索是互为表里的，是同一思想的不同反映，都是反抗“社会对自然的歪曲”，都是康拉德把亚非地区和欧洲进行了对比之后的思想产物。人们一向所说的康拉德的悲观主义观点或遁世思想实质上就是这种思想的表现。这种思想是当时和在此之前流行的意识形态在艺术上的独特转化，即感到文明世界的历史徒然循环，个人孤独，人类价值荒谬，只有转向自然才能在原始的朴实中发现人生的真实意义。

康拉德生在西方世界，受到社会的种种束缚，自然的情感，内在的厚望，被民族压迫和官僚政治束缚得动弹不得。只有在东方异国他乡的纯朴人民之间，在茫茫的大海里，久居心头的郁愤才得以舒展。极端的痛苦之后则是抛弃身心的束缚，放浪形骸，驰心于自由理想之邦。说康拉德悲观，或有其事，说康拉德厌世，决无道理。他对祖国的怀念，对大海的尊崇，对于海员在质朴劳动中建立的感情的信任，对于忠诚的无比尊重，对于专制、阴谋和压迫的厌恶，以及晚年（！）表现出来的对于爱情的珍视，说明他是爱这个世界的。

在艺术手法方面，康拉德自称受巴尔扎克的影响甚于受福楼拜的影响，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巴尔扎克关心影响人的环境，康拉德则关心受环境影响的人。康拉德很少通过人物的社会经济地位来突出人物性格，他的主人公不受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的约束，他们大多是处于特殊环境中的异常人物，往往被迫和固有环境分离，与原先的社会割断联系，在新的环境中追寻解脱。他们悔恨自己的过去，怀疑现存的一切，但对如何改造自己或环境又无把握。他们喜欢俄国式的沉思，反反复复，有时显得重复断续，但康拉德极少运用意识流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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