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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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那么做是因为，如果我跟别人做过，那我的皮肤上就不会留着坎贝尔的气息，我的嘴里也不会再尝到他的味道。我会那么做是因为，我觉得我的体内好空虚，我怕我会飘浮，像充了氦气的气球飞得好高，你会连它可能是什么颜色都看不出来。

我感觉到我懒得记住名字的男孩在我身上喘息起伏，而空洞的我飘远了。我突然了解为什么那些气球都迷失了：它们是自我们的拳头中溜走的爱；它们是挂在每个夜空中茫然的眼睛。

“当我刚接下这份工作的时候，”我告诉法官，“我开始观察这个家庭成员间的交流方式，在我看来，他们曾作的医疗决定权似乎符合安娜的最大利益。可是随后我了解到，我和这个家庭的其他人一样，是怀着罪恶感来作判断——仅根据生理上的影响，而不是心理上的。这个决定容易解决的部分是，指出安娜有哪些医疗权利。底线是，捐赠器官和血液不是她最大的利益，安娜本身不会因此受惠，但能延长她姐姐的生命。”

我看到坎贝尔的眼睛发亮，我的支持令他惊讶。“很难提出解决之道，因为，虽然做她姐姐的捐赠者或许不符合安娜的最大利益，但她自己的家庭也没有能力作合情合理的决定。如果凯特的病是一列失控的火车，大家在危机一次又一次发生时的反应，都没能想出最好的方法把火车带入车站。用同样的类比，她爸妈的压力是岔道转辙器——安娜不管是在心理上或生理上，都还不够成熟，得去引导她自己作决定，去了解他们的希望是什么。”

坎贝尔的狗站起来开始发出低鸣。我因此分心，转头去看噪音的来源。坎贝尔把狗的鼻子推开，他的目光一直没离开我。

“依我看，费兹杰罗家里没有一个人能为安娜的健康作不偏不倚的公正决定。”我肯定地说，“她的父母不能，安娜自己也不能。”

狄沙罗法官对我皱眉头。“那么罗曼诺小姐，”他问，“你对本庭有何建议？”

坎贝尔

她要对这桩诉讼案投反对票了。

那是我第一个难以置信的想法——我的案件还没有被烈焰吞噬，即使在茱莉亚作证之后。第二个想法是，茱莉亚对这个案子的了解，和我跟安娜一样深，只不过她把她做过的功课展示出来给大家看。

我的狗选择在这一刻捣蛋。它的牙齿咬进我的外套，开始拖我，可是我如果不听茱莉亚讲完就要求休庭的话，那我就该死。

“罗曼诺小姐，”狄沙罗问，“你对本庭有何建议？”

“我不知道，”她柔声说，“我很抱歉。这是我担任诉讼监护人以来第一次无法提出明确的建议，我知道您无法接受这个答案。可是一方面，我认为布莱恩和莎拉·费兹杰罗从头到尾都没做错什么，他们只不过是以爱为出发点，为他们的两个女儿的生命做选择。这么说，好像他们当然没有作错误的决定——但是这些决定对他们的两个女儿而言，也不见得都是正确的。”

她转向安娜，我可以感觉我旁边的安娜坐得更直了一点，骄傲了一点。“另一方面，我认为安娜有权在顺从了十三年后，挺身为自己讲话，即使那样可能会失去她心爱的姐姐。”茱莉亚摇头，“这是所罗门王的判决，法官大人。只不过您不是要求我将一个婴儿切成两半，而是要求我将一个家庭切开。”

我感觉到我的另一只手被拉动，我正想再次推开我的狗，但随即意识到，这次拉我的人是安娜。“可以。”她耳语。狄沙罗法官让茱莉亚离开证人席。“可以什么？”我回以耳语。

“可以，我要讲话。”

我无法置信地凝视她。法官在低鸣，用它的鼻子拍我的大腿，可是我不能冒险在这个时刻要求休庭。安娜可能在下一秒钟改变心意。“你确定吗？”

她没有回答我的话。她站起来，吸引了法庭内所有人的注意。“狄沙罗法官，”安娜做个深呼吸，“我有话要说。”

安娜

让我告诉你，关于我第一次必须在班上做口头报告的事：那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负责讲袋鼠。你知道的，它们是很有趣的动物。我的意思是，不光因为它们是只在澳大利亚才有的动物，像某种进化突变的物种——它们有鹿的眼睛和无用的暴龙的爪子。它们最迷人的地方当然是它们的肚袋。小袋鼠刚出生时小得像细菌，就会设法爬进妈妈的育儿袋，把自己安置在那里，即使它们愚蠢的妈妈在澳大利亚内地跳个不停。袋鼠妈妈的肚袋不像礼拜六早上的卡通片演得那样——是粉红色的，皱得像嘴巴里面充满了妈妈重要的管子。我敢打赌你不知道，袋鼠妈妈的肚袋一次不止装一只小袋鼠。不时会有一只犹如兄姐缩影的小袋鼠，当它的姐姐不安分地在袋里游走、到处弄出声音时，它小小的身子会凝成胶状般，舒适地窝在袋子的底部。

诚如你所看到的，我作了充分的准备。可是当快要轮到我时，史提芬·史卡皮诺拿着一只纸糊的狐猴模型出现，我知道我快吐了。我去找老师库伯特太太，告诉她如果我继续做这项功课，恐怕会出糗。

“安娜，”她说，“你如果告诉自己你觉得很好，你就会很好。”

所以当史提芬讲完，我站起来，做了个深呼吸。“袋鼠，”我说，“是只生活在澳大利亚的有袋动物。”

然后我狂吐起来，呕吐物波及坐在前排的四个倒霉的小朋友。

那一年剩下的上学的日子里，我被称为“呕吐的袋鼠”。不时会有小朋友搭飞机去度假，而我会去我的藏身处，找一个呕吐袋，别在我的套头羊毛衫的前面，权充有袋动物的肚袋。我是全校最大的笑柄，直到洪达伦在体育馆里抢旗子，不小心拉下了欧莉雅娜·伯塞姆的裙子。

我告诉你这些是要说明，我有多讨厌在众人面前讲话。可是现在，在证人席上，我有更多事情要烦恼。我不像坎贝尔想的会很紧张。我也不怕我开不了口。我是怕我会说太多。

我看向法庭，看到我妈妈坐在她的律师席上，看到我爸爸对我微微一笑。突然间，我不相信我曾以为可以这样渡过这个难关。我摸着椅子边缘，准备为浪费大家的时间道歉，然后逃走——可是我看到坎贝尔的脸色很难看。他在冒汗，瞳孔变得好大，像二十五美分的硬币嵌进他的脸。“安娜，”坎贝尔说，“你要一杯水吗？”

我看着他想，你要吗？

我要的是回家。我要跑到一个没人知道我名字的地方，假装我是百万富翁领养的小孩，牙膏制造王国的继承人，日本流行音乐巨星。

坎贝尔转向法官说：“我可以和我的当事人商量一下吗？”

“请便。”狄沙罗法官说。

坎贝尔走近证人席，靠得好近，用只有我听得到的声音说：“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我有个朋友叫约翰·巴兹[27]，”他轻声说，“想象诺医生嫁给他。”

我还在笑时，他已经退离证人席，我想他的笑话可能，只是可能，让我能在证人席上多待两三分钟。

坎贝尔的狗发狂了似的——看起来它才真的需要喝杯水或什么的。而我不是唯一注意到它的异状的人。“亚历山大先生，”狄沙罗法官说，“请你控制你的动物。”

“别这样，法官。”

“你说什么？”

坎贝尔涨红了脸。“我如您所要求的在跟狗说话，法官大人。”然后他转向我，“安娜，你为什么要提起这桩诉讼？”

你可能已经知道，谎言有它自己的味道。容易裂成一块块的会发苦的东西，味道一定不对。就像当你把一块精美的巧克力放进嘴巴，期望里头包着太妃糖浆，然而你却吃到柠檬味的。“因为她要求我。”这句话会像雪崩。

“谁要求你做什么？”

“我妈，”我看着坎贝尔的鞋子说，“要求我捐一颗肾脏。”我往下看我的裙子，用手指抓起一根线。我很可能把整件事情都揭穿。

大约两个月前，凯特被诊断出肾出了毛病。她很容易累，体重减轻，水肿，经常呕吐。她的病症有几个可能：基因异常、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以前凯特为了骨髓增生而打了不少生长激素的针，其他治疗产生的压力。她通过透析来除去血液里的毒物。然后，透析无效。

一天晚上，我妈在我和凯特都在房间时进来。她带着爸爸，那代表我们要聚在一起，讨论比较重大的事情，而不是“谁不小心没把水龙头关好”那种琐事。“我上网去看过一些数据，”我妈说，“典型的器官移植并不如自骨髓移植恢复过来那么难。”

凯特看看我，放进一张新CD。我们两个都知道妈妈的话会导向何处。“你又不能去凯马特大卖场采购一枚肾脏。”

“我知道。你的肾脏捐赠者只需要两三种人类白细胞抗原的蛋白质相配就行了，不必六种蛋白质都符合。我打电话问钱斯医生我的是否能跟你相配，他说在正常的情形下，我可能可以。”

凯特听出玄机。“在正常的情况下？”

“你不是在正常的情况下。钱斯医生认为你会排斥来自捐赠库里普通捐赠者的肾脏，因为你的身体已经经历过太多折磨。”我妈往下看地毯，“他不建议做肾脏移植手术，除非那颗肾脏来自安娜。”

我爸爸摇头：“那对她们两个来说都是侵入性手术。”

我开始想这件事。我必须住院吗？会痛吗？人只剩一颗肾脏也能活吗？

要是我到七十岁的时候，我剩下的那颗肾坏掉了呢？我要去哪里找备用的肾？

在我发问之前，凯特先开口：“我不要再做了，好吗？我烦死了。住院、化疗、放疗，和所有这些那些奇奇怪怪的治疗。不要再烦我了，行不行？”

我妈脸色泛白：“好，凯特。那你就任性地自杀吧！”

凯特戴回她的耳机，把音乐开得好大声，连我都听得到。“如果你已经快死了，”她说，“那就不是自杀。”

“你有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你不想再做捐赠者了？”坎贝尔问我。他的狗在法庭里原地团团转。

“亚历山大先生，”狄沙罗法官说，“我要叫一个法警来带走你的……宠物。”

那只狗真的已经完全失控。它吠叫着跳起来，前爪扑到坎贝尔身上。它被坎贝尔推开，又狂乱地兜圈子。坎贝尔两个法官都不理会。“安娜，你是自己一个人决定要提出这桩诉讼案的吗？”

我知道他为什么这样问。他要大家知道我有能力作像这么困难的决定。而我甚至想说谎，紧张得牙齿打颤。可是我想说的和我说出来的话并不完全相同：“我可以算是被别人说服的。”

这个信息我爸妈当然是第一次听到，他们目光如锤地砸到我身上。茱莉亚听到这个新闻，不自觉地发出一个小小的声音。坎贝尔一只手抹过他的脸，显然被这则新闻打败了。这正是为什么还是保持沉默的好，那比较不会毁了你的人生和别人的人生。

“安娜，”坎贝尔说，“是谁说服你的？”

我在这个孤单的星球、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座位里是如此渺小。我双手抱胸，想抱住我设法不让它溜走的唯一情绪：后悔。

“凯特。”

整个法庭变得死寂。在我能再开口之前，期待中的闪电打来了。我缩成一团，但是发现，我听到的声音不是地球裂开来要把我整个人吞进去。那是坎贝尔发出的声音，他倒在地上，他的狗站在旁边，用一种很人性的眼光在说：我早就警告过你了。

布莱恩

如果到太空旅行三年回来，地球上已经经过四百年。我想象自己是个航天员，并没有实际经验，可是我有个奇怪的感觉，我似乎刚刚旅行回来，回到了一个没有一件事合乎逻辑的世界。我以为我一直都在听杰西讲话，可是结果我根本没把他的话听进耳朵里。我小心地听安娜讲话，可是好像缺了一个片段。我试着回想她说的话，追踪它们，试着将它们合理化，就像古希腊人不知怎的发现天空的五个点，觉得它们看起来像女人的身体。

然后我醒悟了——我看错了地方。举例来说，澳大利亚的土著望着涂黑了的天空中希腊和罗马之间的星座，发现一只鸸鹋藏在南十字星下面没有星星的地方。黑暗的天空也有许多故事可说，和明亮的地方一样。

总之，当我女儿的律师倒在地上，癫痫症痛苦地发作时，我就是在想这些。

急救三步骤：维持呼吸道畅通、维持呼吸、维持心跳。维持呼吸道畅通对僵直性阵挛发作非常重要。我跳过围栏的矮门，必须把狗推开才能接近坎贝尔。它像个警卫，站在坎贝尔面前，看守他正在抽搐的身体。律师进入强直期，因为呼吸器官肌肉挛缩，发出用力呼吸的声音。他僵硬地躺在地上，四肢伸直。然后阵挛期开始了，他的肌肉呈现不规则的、连续性的抽搐。我将他的身体翻成侧卧，以防呕吐，然后我开始找能防止他在无意识时咬掉自己舌头的东西。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那只狗把坎贝尔的公文包撞倒，拖出某样看起来像是橡胶骨头的东西，但那其实是个咬合垫，狗把它放进我手里。我隐约察觉到法官在封锁法庭。我喊弗恩打电话叫救护车。

茱莉亚立即来到我身边：“他还好吗？”

“他会好起来的。只是癫痫发作。”

她看起来好像快掉眼泪了：“你不能帮他做什么吗？”

“只能等待。”我说。

她想碰触坎贝尔，我挡掉她的手：“我不明白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我不知道坎贝尔自己明不明白。我明白有些事情，没有先兆，便直接发生。

两千年前，夜晚的天空看起来和现在完全不一样，所以当你到那个时空，你会发现古希腊人认为星座和出生的日期有关，可是对照现今的星座和生日显然不一致。那叫作岁差：那时候人们认为太阳不是在金牛座，而是在双子座。一个人9月24日出生并不表示他是天秤座，而该是处女座。而且应该有十三个黄道星座，在射手座与天蝎座之间，有四天属于蛇夫星座。

这个说法可靠吗？地球的轴不稳定。生命也不像我们希望的那么稳定。

坎贝尔·亚历山大吐在法庭的地毯上，然后咳到清醒，进法官的办公室休息。“放轻松，”我说着扶他坐起来，“你刚才发作得很严重。”

他用手扶着头。“出了什么事？”

在发作前后出现失忆症是相当平常的事。“你失去了知觉。看起来像是癫痫发作。”

他瞄向我和恺撒帮他插上的点滴管：“我不需要那个。”

“你不需要才怪，”我说，“你不摄入抗癫痫药物的话，随时都会再倒到地上。”

他放松下来，背靠回沙发上，眼睛望着天花板：“我刚才有多糟？”

“很糟。”我说。

他轻拍法官的头——他的狗一直形影不离地跟着他。“好家伙。抱歉，我没听你的话。”然后他看向自己的裤子——湿了，发出尿骚味，那是癫痫症发作时的常见现象。“糟糕。”

“差不多。”我递给他一条我的制服裤子，那是我请恺撒顺便带过来的，“你需要帮忙吗？”

他摇头，试着用他没打点滴的那只手脱裤子。我一声不吭地帮他拉下拉链，帮他换裤子。我不假思索地这么做，就像我掀开需要救助的女人的衣服帮她们做心肺复苏。不过，我知道他尴尬得要命。

“谢谢。”他费劲地自己拉上拉链。我们安静地坐了一会儿。“法官知道吗？”他问。我默认，坎贝尔把脸埋进手掌里。“上帝！我就在众人面前出丑了？”

“你隐瞒多久了？”

“从一开始。我十八岁车祸后就开始这样了。”

“头部创伤的后遗症？”

他点头：“医生是这么说的。”

我双手在膝盖之间交握：“安娜很害怕。”

坎贝尔揉揉额头：“她……在作证？”

“嗯。”我说。

他抬头看我：“我必须回法庭。”

“还不行。”听到茱莉亚的声音，我们两个都转头看。她站在门口，两眼直盯着坎贝尔，好似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我相信她一定没见过他这么狼狈的模样。

“我去看看我的队员报告填好了没有。”我呢喃地说道，留下他们俩。

事情并不总是像表面上呈现的那样。以一些星星为例，它们看起来像明亮的针孔，可是当你拿天文望远镜看它，你会看到球状星团，光是那一团就有几百万颗星星。比较不那么戏剧化的有三合星，像半人马座α就是这种聚星系统，但它看起来只是一对星星与一颗接近它们的红矮星。

非洲有一个土著部落，他们说生命是来自半人马座的第二颗星星，那颗星不用高倍数天文望远镜是看不到的。想到这里，古希腊人、澳大利亚土著、平原印地安人，他们都分别住在陆地上，彼此没有关联，他们同样看着昴宿星团的七姐妹星群，相信她们是七个年轻的女孩，要逃离威胁要伤害她们的人。

随你想象杜撰这个故事吧。

坎贝尔

唯一能和癫痫症发作后相比的感觉，是在参加完最好的兄弟会派对后，宿醉在人行道上醒来，然后马上被一辆卡车碾过。重新考虑后，我认为癫痫发作胜出。当茱莉亚走向我时，我一身的臭味，吊着点滴，快崩溃了。“它是一只癫痫狗。”我说。

“不是开玩笑吗？”茱莉亚伸出一只手让法官闻。她指向我旁边的沙发，“我可以坐下来吗？”

“癫痫不会传染，如果你是想问这个。”

“不是。”茱莉亚坐下来，只离我几英寸，近得我可以感觉她肩膀的热度，“坎贝尔，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上帝，茱莉亚，我连我爸妈都没说。”我试着越过她的肩膀看向走廊，“安娜在哪里？”

“这样已经有多久了？”

我想站起来，但只设法起身半英寸就没了力气：“我必须回法庭去。”

“坎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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