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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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晨跑后返家，看到伊莎坐在客厅里。“你还好吗？”她问。

“好呀。”我脱掉运动鞋，擦拭额上的汗水，“你怎么会这样问？”

“因为正常人不会清晨四点半就去跑步。”

“我必须去发泄一些精力。”我走进厨房。事先设定好的百龄牌咖啡磨豆机现在应该磨好咖啡豆了，结果事实不然。我检查咖啡机“伊娃”的插头，试着压压她的几个按键，可是整个显示面板全无反应。“可恶。”我把电线拉出墙上的插座，“她还没有老到故障的年纪。”

伊莎来到我身边，胡乱摸弄伊娃：“她还在保修期吗？”

“我不知道。我不在乎。我只知道当你付钱买下这个东西，它就应该给你一杯咖啡。你理应喝到一杯该死的咖啡。”我用力放下空的玻璃咖啡壶，将它在水槽里摔碎。然后我滑下流理台开始哭。

伊莎跪到我旁边：“他做了什么？”

“同样的事情，伊莎。”我哭道，“我该死的蠢毙了。”

她搂抱我。“要把他丢进油锅？”她建议，“还是让他肉毒杆菌中毒？或是阉掉他？随你挑。”

她的话令我莞尔：“你也会和我一样犯同样的错误。”

“只因为你也会帮我报仇。”

我靠在我姐姐的肩膀上：“我以为雷不会打在同一个地方两次。”

“它当然会，”伊莎说，“你笨得不移动就又会被打到。”

第二天，第一个在法院里跟我打招呼的不是个人，而是那只叫法官的狗。它垂着耳朵，悄悄地从角落里溜过来，显然想逃离它主人高声叫嚷的声音。“嘿。”我抚摸它，可是法官不想被人如此对待。他咬我的套装下摆——我发誓会叫坎贝尔付这件衣服的干洗账单——它把我拖向吵架的地方。

还没有转弯我就听到了坎贝尔的声音：“我浪费了时间和人力，你知道吗？那还不是最糟的。我浪费了我对一个客户的正确判断。”

“对啦，嗯，你不是唯一一个判断错误的人。”安娜反驳，“我雇用你是因为我以为你有勇气。”她匆匆经过我身边。“混蛋。”她忿忿地低喃。

那一刻我想起在船上独自醒来时的感觉：失望。茫然，气自己又陷入那种状况。

我为什么不对坎贝尔生气？

法官趴到坎贝尔身上，用爪子拍打他的胸部。“下来！”他命令。然后他转身看到我。“你不该听到我们的谈话。”

“我相信你不想让我听到。”

他重重地坐到会议室的椅子上，手抹过脸：“她拒绝上证人席。”

“看在上帝的份上，坎贝尔。她连在她家客厅都无法面对她妈妈，更不可能在交叉询问时面对她。你指望什么？”

他抬头看我，仿佛想看穿我。“你要怎么告诉狄沙罗？”

“你是为安娜问的，还是为了怕输掉这场官司问的？”

“谢了，不过我的良心留在四旬斋节忏悔去了。”

“你不问问你自己，为什么一个十三岁的女孩会激怒你呢？”

他故作夸张地苦笑：“你为何不走开，茱莉亚，毁掉我的案子，就像你一开始打算的那样？”

“这不是你的案子，这是安娜的。我能清楚地看出你为什么不那么想。”

“那是什么意思？”

“你是个懦夫。你们两个都在拼命逃避自己。”我说，“我知道安娜害怕落得什么结果。你呢？”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不懂吗？你的俏皮话呢？或者快打到要害时你就很难开玩笑了？每次有人接近你，你就退后。安娜如果只是一个客户还可以，可是当她变成你关心的人，你就感到困扰了。至于我，上床没关系。可是要牵扯到感情的依恋，那就不可能了。跟你唯一有关系的是你的狗，即使如此，你们之间也藏着了不起的国家机密。”

“茱莉亚，你太过分了……”

“不，事实上，我可能是唯一一个有资格让你知道你有多么奇怪的人。不过那没关系，对不对？因为如果大家都认为你是个怪人，就没有人会费心去打搅你。”我瞪视着他很久，“你很失望得知有人能看穿你，是不是，坎贝尔？”

他起身，表情冷漠：“我还有案子要处理。”

“尽管去，”我说，“要确定你把公平正义和需要它的当事人分离。否则，上帝会禁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你可能真的发现你有颗只关心工作的心。”

我在我使自己变得更加尴尬前走开，听到坎贝尔的声音追上来：“茱莉亚，不是那样的。”

我闭上眼睛，背弃我的理智，转过身看他。

他犹疑：“那只狗。我……”

不管他预备说什么，都被在门口出现的弗恩警官打断。“狄沙罗法官已经去法庭了，”他插嘴，“你们迟到了，还有小卖场的咖啡牛奶已经卖光了。”

我迎向坎贝尔的目光，等他说完他的话。“你是我的下一个证人。”他平静地说。那个时机在我还不记得它存在过之前就消失了。

坎贝尔

要做个讨厌鬼越来越难了。

我进入法庭的时候双手在颤抖。部分原因当然是老毛病发作。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坐在我旁边的当事人像一块没有反应的石头，此外还有我即将要把我迷恋的那个女人送上证人席。法官进来时，我瞄向茱莉亚，她刻意把目光转开。

我的笔从桌子滚下地：“安娜，可以请你帮我捡起来吗？”

“我不知道哎。我会浪费时间和人力，不是吗？”她说。那支该死的笔仍躺在地上。

“亚历山大先生，你预备好传唤你的下一位证人了吗？”狄沙罗法官问。我已经做好下一回合的攻防准备，当然不会让对方的律师失望。可是，在我说出茱莉亚的名字之前，莎拉·费兹杰罗要求到法官席前商议。

“我请来当证人的精神科医生今天下午在医院里有个预约。庭上可否允许她先作证？”

“亚历山大先生？”

我耸肩。对我而言那如同暂缓执行死刑。因此，我坐到安娜旁边，看着一个深色头发、圆发髻盘得过紧的矮小女人走上证人席。“请说出你的名字和地址以供记录。”莎拉开始说。

“毕塔·诺医生，”精神科医生说，“翁沙克特市，欧瑞克路1250号。”

诺医生[24]。我放眼看去，我显然是法庭里唯一的詹姆斯·邦德迷。我拿出一本标准的拍纸簿，写了一张纸条给安娜：如果她嫁给钱斯医生，那她就成了没机会医生。[25]

安娜的嘴角绽开笑意。她捡起掉到地上的那支笔，在纸条上写了一句话回我：如果离婚再嫁给巴斯特先生，那她就成了没机会老兄医生。[26]

我们两个都开始发笑，狄沙罗法官清清喉咙，用目光谴责我们。“法官大人，对不起。”我说。

安娜递给我另一张纸条：我还在生你的气。

莎拉走向她的证人：“医生，可以请你告诉我们你的工作性质吗？”

“我是个小儿精神科医生。”

“你是如何开始认识我的孩子的？”

诺医生瞄向安娜：“大约七年前，你带你行为偏差的儿子杰西来。从那时候起在不同的场合中，我见过你所有的孩子，跟他们谈过不同的话题。”

“医生，我上礼拜打电话给你，请你准备一份报告提供你专业的意见，关于，如果凯特过世，安娜的心理会受到怎样的伤害。”

“是的。事实上我做了一些研究。马里兰州有个类似的案例，一个女孩被要求做她双胞胎姐妹的捐赠者。精神科医生检查过这对双胞胎，发现她们彼此有强烈的通感，如果手术如预期的成功，那对捐赠者有莫大的益处。”她看着安娜，“在我看来，现在这个案件的状况非常类似。安娜和凯特很亲密，她们不只是有血缘关系，她们住在一起，常常在一起玩。说她们唇齿相依也不为过。如果安娜捐出一个肾脏能救她姐姐的命，那会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礼物——受惠的不只是凯特。因为如此一来，安娜会继续拥有一个没有受伤害的家庭，而不是一个失去了成员的家庭。”

这堆莫名其妙的心理学屁话真叫我听不下去，可是令我震惊的是，法官似乎很认真地听进去了。茱莉亚也在侧耳倾听，眉毛间还因此皱起一道小纹路。我是法庭里唯一一个大脑还能正常运转的人吗？

“再者，”诺医生继续说，“有些研究指出，作为捐赠者的小孩自尊心比较强，也感觉自己在家庭结构里比较重要。他们当自己是超级英雄，因为他们做了其他家庭成员没办法做到的事。”

那是我所听过的对安娜·费兹杰罗最离谱的陈述。

“你认为安娜有能力做她自己的医疗决定吗？”

“绝对没有。”

哈！真是大惊喜！

“不管她如何作决定，对整个家庭都会有深远的影响。”诺医生说，“当她做决定的时候，她应该会想到这点，所以她绝不可能真的独立作决定。再说，她才十三岁。她的智力发展还未成熟，没办法看得太远，所以她作的任何决定都只是根据她目前所看到的、离眼前不远的事情，而不会考虑到长期发展。”

“诺医生，”法官插嘴，“针对这个案件，你如何建议？”

“安娜需要一个比较有人生经验的监护人……某个会为她着想的人。我很乐意和这个家庭一起工作，但是这个个案，家长必须做家长该做的事——因为这个孩子没有自主的能力。”

莎拉把这个证人交给我，我准备痛斥她。“你要求我们相信，安娜捐出一个肾就会赚到所有这些珍贵的心理上的奖赏。”

“没错。”诺医生说。

“照你那么说，如果她捐出你希望她捐的那颗肾——结果她姐姐在换肾时过世——那么安娜岂不是会遭受极大的心理创伤？”

“我相信她父母会帮助她克服。”

“事实是安娜说她不想再做捐赠者了，她的意愿不重要吗？”

“当然重要。可是就像我说的，安娜目前的心智只看得到短期的结果。她不知道这个决定会演变成什么样的后果。”

“又有谁知道呢？”我问，“费兹杰罗太太或许不是十三岁，可是她活着的每一天都在焦急地等待凯特的健康出状况，你不觉得吗？”

精神科医生勉强地点头。

“你可以说，她给她自己下的好妈妈的定义是，保持凯特的身体健康。事实上，如果她的决定能使得凯特活命，她自己会在心理上获得莫大的利益。”

“当然。”

“费兹杰罗太太会在这个包括了凯特的家庭里，地位更加崇高。喔，甚至可以说得更远一点，她这一生中作的决定全都不够独立，而是根据一些经过医生渲染的对凯特的健康建议。”

“可能。”

“那么按你自己的理由，”我推论，“莎拉·费兹杰罗看起来、感觉起来，还有她的表现，都像是凯特的捐赠者，对吗？”

“呃……”

“除了她没有供应她自己的骨髓和血液，而是安娜的。”

“亚历山大先生。”法官警告。

“如果莎拉符合近亲捐赠者心理上的人格表征，可是她自己并不能独立做决定，那么她为什么会比安娜更有能力来做这个决定？”

我从眼角看到莎拉愣住了。我可以听到法官敲他的小木槌。“你说得对，诺医生——家长必须做家长该做的事，”我说，“可是有时候那样还不够。”

茱莉亚

狄沙罗法官宣布休息十分钟。我放下我的危地马拉编织背包，在洗手的时候，厕所的一扇门打开。安娜从里面走出来，迟疑了一下，然后拧开我旁边的水龙头。

“嗨。”我说。

安娜伸出双手放在烘干机下面。但是烘干机没有感应到她的手掌，没有吹出风来。她又在烘干机下挥挥手指，然后瞪着她的双手看看，好似在确定她是不是隐形的。她拍打金属的烘干机。

我靠过去，一只手在烘干机下面一挥，热风吹到我的手掌上。我们分享这小小的温暖，像牧民围着圆形火炉在取暖。“坎贝尔告诉我你不想作证。”我说。

“我真的不想谈这件事。”

“有时候为了你最想做的事，你必须做你起码该做的事。”

她靠着厕所的墙，双手交叉。“谁死了让你变成孔夫子？”安娜转身，然后帮我拿起背包，“我喜欢这个。色彩缤纷。”

我接下背包，背上我的肩膀。“我去南美的时候，亲眼看到老太太编织这种背包。编这个图案需要二十种不同颜色的线轴。”

“就像真理那样。”她说完便离开厕所，或者我没听清楚，以为她那样说。

我注视坎贝尔的手。当他在讲话的时候，手势很多，几乎在用他的双手打标点符号。可是他的手在轻微地颤抖，我将之归因为他不知道我要讲什么。“至于诉讼监护人，”他问，“你对这个案件有何建议？”

我做了个深呼吸，看向安娜。“我在这个案件里看到的是一个年轻女孩，她这一生都觉得自己背负着救助她姐姐的巨大责任。事实上，她知道她是扛着这样的责任来到这个世界。”我瞄向坐在席位上的莎拉，“我想这个家庭，当他们决定要孕育安娜的时候，他们是心存善意的。他们想拯救他们的大女儿，他们相信安娜会是这个家庭受欢迎的额外成员——不只是因为她会提供基因，也因为他们要爱她，看着她好好地成长。”

然后我转向坎贝尔：“我也完全了解，这个家庭在尽任何人道的可能性去救凯特时，可能遭人批评。但是当你爱着某个人，你会竭尽所能地留住他。”

我还是个小女孩时，常常半夜醒来，我会记得我最狂野的梦——我在飞；我被锁在一家巧克力工厂里；我是加勒比海小岛上的皇后。我醒来，闻到头发有鸡蛋花的味道，或者意识混乱地抓着我睡衣的折边，直到我意识到我只是做了一场虚幻的梦。而不管我多努力地尝试，我可能再睡着，可都不能驱使自己回到刚才那个梦的架构里。

有一次，我跟坎贝尔一起过夜，我在他怀里醒来，发现他还在睡。我跟踪他脸上的地形：从他的颧骨到他耳朵的漩涡，再到他唇边的笑纹深沟。然后我闭上眼睛，有生以来第一次回到之前的梦中，接续刚才未完的梦。

“不幸的是，”我在法庭里说，“也该有个终点，这时你必须退后说，该是放她走的时候了。”

坎贝尔抛弃我后，我整整一个月没下床，除非必须去望弥撒或坐到晚餐桌前。我不梳洗，黑眼圈非常明显。那时别人第一眼看到我和伊莎时，完全不会联想到我们是双胞胎。

我凭着自己的意志力鼓起勇气下床那天，我去了惠勒学校，到船坞那附近溜达，小心地躲起来，直到我发现一个帆船队里的男孩，他是暑期班的学生，正从船坞里搬出一艘学校的小艇。他是金发，而坎贝尔是黑发。他矮胖，而坎贝尔高瘦。我假装需要搭便车回家。

不到一个小时，我便在他的丰田汽车后座跟他胡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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