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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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相当惊人，我们的一个女儿领我们进入法律危机，另一个在痛苦地与病魔对抗，然而，我们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知道凯特的肾病已经到了末期。这次是安娜丢给我们的难题。可是和平常一样，你总是会有办法解决，你总会设法想出两全其美之计。人类承受负担的能力就像竹子，它的弹性之大，是你第一眼看到它时一定无法想象的。

那天下午安娜在收拾行李时，我去医院。走进病房时，凯特已透析完毕。她挂着CD随身听的耳机睡着了。莎拉从椅子里站起来，手指压在唇上警告我别出声。

她领我到走廊。“凯特怎么样？”我问。

“还是一样。”她回答，“安娜呢？”

我们交换孩子的状况，就像亮出棒球卡来给对方瞧瞧，可还不想出让。我看着莎拉，不知该怎么告诉她，我做了什么。

“当我在抵御法官时，你们两个跑哪里去了？”她问。

如果你光是闲坐着，想火场有多热，你永远不能体会到个中滋味。“我带安娜去消防队。”

“那里出了什么事吗？”

我做个深呼吸，跳下我婚姻的悬崖：“没有。安娜要和我在那里住几天。我想她或许需要给自己一点时间。”

莎拉瞪着我看：“可是安娜并非独自在那里。她跟你在一起。”

走廊似乎突然变得太亮太宽：“那样不好吗？”

“是的，不好。”她说，“你真以为任由安娜耍性子，到头来是帮她的忙吗？”

“我没有任由她耍性子，我是给她空间，让她自己得出正确的结论。你在法官办公室里的时候，没有看到她坐在外面的样子。我为她担心。”

“这是我们的差异之处，”莎拉和我争执，“两个女儿我都担心。”

我看着她，只有在剎那间才看到这个女人以前的模样——一个知道什么时候该笑，而不是必须仔细翻找笑容的女人；一个即使陷入困境也能妙语如珠，依然笑得潇洒的女人；一个不费吹灰之力，也能迷得我头晕目眩的女人。我双手轻触她的双颊。喔，你在这里，我想。我俯身亲吻她的额头。“你知道去哪里找我们。”我说完走开。

午夜过后不久，我们接到一个需要救护车的电话。铃响的时候安娜在她的床上眨眼睛，房间里的灯光自动大放光明。“你可以待在这里。”我告诉她，可是她已经起身穿鞋。

我给她我们那位兼职女消防员的衣着和装备：一双靴子，一顶安全帽。她套上外套，爬进救护车的后面，自己扣上位于司机瑞德后面座位的安全带。

我们的车在上达比市的街道呼啸，抵达“阳光门疗养院”，它的会客厅有一尊圣彼德像。瑞德从救护车里抓出担架，我则提着辅助医疗救护袋。一位护士到前门来迎接我们。“她跌倒失去了一会儿意识，现在处于精神混乱的状态。”

我们被带到一个房间。里头有位老太太躺在地上，她瘦瘦小小的，骨架纤细如鸟，头顶渗出血来。闻起来好像她已经大便失禁。“嗨，亲爱的。”我立即倾身靠近，握她的手，她的皮肤如绉纱。“你可以捏我的手指吗？”我转而问护士：“她叫什么名字？”

“爱尔黛·布利基司。她八十七岁。”

“爱尔黛，我们会帮助你，”我继续评估她的状况，“她的枕叶区有个撕裂伤。我需要脊椎矫正板。”当瑞德跑回救护车上拿的时候，我给爱尔黛测量血压和脉搏——不规则。“你的胸部会不会痛？”老妇人呻吟，可是她摇头，然后抽搐。“亲爱的，我要帮你戴上护颈圈，好吗？你头部的伤势看起来似乎相当严重。”瑞德拿脊椎矫正板回来。我抬头，看向护士。“你知不知道她是因为跌倒所以意识不清，还是因为意识不清才跌倒？”

她摇头：“没人看到事情发生的经过。”

“喔。”我低喃，“我需要一张毯子。”

递给我毯子的是一只颤抖的小手。在此之前，我完全忘了安娜跟我们在一起。“谢谢你，宝贝。”我对她微笑，“你想帮我的忙吗？你可以去布利基司太太的脚那里蹲下吗？”

她脸色苍白地点头，蹲伏着。瑞德调准脊椎矫正板：“爱尔黛，我们数到三就搬动你……”我们数到三，搬动她，用束缚带把她固定在脊椎矫正板上。这个动作使得她的头皮伤处又流出血来。

我们把她抬进救护车。瑞德开着救护车前往医院，我在狭窄的车厢里走动，照顾病人，挂氧气瓶。“安娜，拿一个静脉点滴包给我。”我开始剪爱尔黛的衣服，“布利基司太太，你听得到吗？我要给你打针。”我说。我把她的手臂放平，试着找静脉，可是它们好像模糊的铅笔字迹，或用明暗笔法画出的蓝图。我的额头冒出汗来。“安娜，我无法用二十号针头。你可以帮我找二十二号针头吗？”

病人在呻吟哭泣。救护车摇来晃去的，在我试着用更小的针头时，车子转弯、刹车。“该死。”第二根静脉导针掉到车厢地上。

我迅速地给她做心电图检查，然后拿起无线电，通知医院我们要送病患去。“八十七岁的病人，跌倒。清醒，能回答问题，血压一百三十六/八十三，脉搏一百三十，不规则。我试着插静脉软针，可是运气不佳。她的后脑有撕裂伤，不过已经控制得相当好了。我们在给她吸氧。还有什么问题吗？”

借助一辆接近的卡车照过来的强光，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安娜的脸。卡车转弯了，光线暗了，我发觉我女儿握着陌生老妇的手。

在医院的急诊室入口，我们把担架轮床拉出车厢，推进自动门。一组急救医生和护士已经在等待。“她还能跟我们讲话。”我说。

一位男护士拍拍她细瘦的手腕：“天哪！”

“对，她的静脉很难找，我无法插进静脉输注针，也无法量上臂血压。只能量她的脚踝血压。”

我突然想起安娜，她睁大眼睛站在门口：“爸爸，那位女士会死吗？”

“我想她可能会中风……不过会好起来的。你去那边的椅子坐下来等一会儿，我顶多五分钟就出来。”

“爸，”我停步听她说话，“如果每个急救病患都有惊无险的话，不是很酷吗？”

她看这件事的眼光和我不同——我看到的是，爱尔黛·布利基司是个救护员的噩梦，她的血管难以注射，她的情况还不明朗，这并非一次令人欣慰的急救任务。而安娜只要知道爱尔黛·布利基司会好起来就满足了。

我走进急诊室，继续向急诊小组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资料。大约十分钟后，我填完表格，到等候室找我女儿，可是她不见了。我找到瑞德，他给担架床换上干净的床单后，正在把枕头用皮带束住。“安娜在哪里？”

“我以为她跟你在一起。”我瞥向一边的走廊，再看向另一边，只看到疲惫的医生和其他救护员，还有零零散散几个人，他们精神恍惚地在啜饮咖啡，希望他们的家人平安。“我很快就回来。”

与急诊室紧张忙乱的气氛相比，八楼的病房从容不迫，井然有序。我朝凯特的房间走去，遇到的护士们都叫我的名字，跟我打招呼。我轻轻推开凯特的门。

安娜已经太大了，不适合坐在莎拉的腿上，但她现在就坐在那里。她和凯特都睡着了。抱着安娜的莎拉看着我走近。

我跪在我太太面前，把安娜额前的头发拨到她的耳朵后面。“宝贝，”我柔声说，“该回家了。”

安娜慢慢地坐直，让我拉着她的手，拉她站起来。莎拉的手沿着安娜的脊椎骨滑下来。“那不是家。”安娜说，不过她还是跟着我走出房间。

过了午夜，我靠近安娜的床，在她耳边轻声说：“快上来看。”她坐起来，抓起运动衫，穿上运动鞋。我们一起爬上消防站的屋顶。

夜色深沉。流星雨像烟火，快速地划破黑暗的苍穹。“哇！”安娜叫道，她躺下来，可以看得更清楚。

“那是英仙座流星群的流星。”我告诉她，“流星雨。”

“真不可思议。”

流星并非星星。它们只是进入大气层与空气摩擦着火的陨石。我们看到它时向它许愿，其实它只是个太空碎片拖曳的光。

在天空的左上象限里，一个光点爆炸成一道新的火花光束。“我们每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也都像这样吗？”安娜问。

那是个很好的问题——当我们没注意的时候，所有的好事都在悄悄地发生吗？我摇头。就理论上来说，地球每年经过这种慧星沙砾的尾巴一次。但像今夜如此炫目的流星雨，可能一辈子才碰得上一次。

“如果有一颗星星落到后院，不是很酷吗？等天亮我们如果能找到它，把它放进鱼缸里当夜灯，或营地的提灯，那就太酷了。”我几乎可以看到安娜那么做，在草地上搜寻烧焦的痕迹。“你觉得凯特可以从窗外看到这些流星吗？”

“我不知道。”我撑起一只手肘，谨慎地看着她。

可是安娜的眼睛一直专注地看着如同倒扣的大碗的天空：“我知道你要问我为什么搞得我们家鸡犬不宁。”

“你不想说的话，什么都不必说。”

安娜的头枕到我的肩膀，躺着。几乎每一秒都有另一道银光一闪而逝，它们剎那间在夜空形成括号、惊叹号、逗号——仿佛用光书写出言语难以说出的话。

星期五

你可以怀疑星星是火焰；

怀疑太阳会移动；

怀疑真理是谎言；

但绝对不要怀疑我爱你。

——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坎贝尔

我在法官的陪伴下走进医院的那一分钟，我就知道麻烦又来了。一位安检人员——想象一下穿异性服装的希特勒，头发又烫得很难看——双手在胸前交叉，挡住我去搭电梯的路。“狗不能进来。”她命令道。

“它是看护狗。”

“你不是瞎子。”

“我有心律不齐的毛病，而它有心肺复苏术的执照。”

我朝彼德·柏根的办公室走去，他是个精神科医生，也是普罗维登斯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主席。我来这里是因为，我似乎找不到我的当事人，她或许会或许不会继续进行诉讼。坦白说，在昨天的听证会后我很生气——我要她来找我谈。可她没有去我的事务所，我移尊就教，昨晚到她家门口坐了一个钟头，但她家都没人出现。今天早上，我认为安娜应该跟她姐姐在一起，所以来到医院——可是我被告知我不能去见凯特。我也找不到茱莉亚，虽然我昨天满心期待，在法院的意外后我和法官遁走，她还会在门的另一边等待。我请她姐姐至少告诉我她的手机号码，但我相信我如果打她给我的号码401－GO2－HELL[15]，得到的回答一定是：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查明后再拨。

因为我没有别的事好做，所以我抱着渺茫的希望来此工作，希望这个案件还存在。

柏根秘书的胸罩尺码看起来比她的智商还高。“喔喔，小狗！”她伸手要爱抚法官。

“请你住手。”我开始在脑子里挑选我常用的备选回答，可是我何必浪费时间向她解释？我直接走向后面的门。

我在那里看到一个矮胖的男人，银灰色的卷发上绑着一块星条旗印花的大手帕，穿着瑜伽服在打太极拳。“我在忙。”柏根咕哝道。

“那是我们的共同点，医生。我是坎贝尔·亚历山大，要求取得费兹杰罗小姐病历的律师。”

精神科医生伸展双臂呼出气来：“已经送过去了。”

“你送的是凯特·费兹杰罗的病历。我要的是安娜·费兹杰罗的。”

“现在不是我谈话的好时机……”他回答。

“别让我影响你的健身运动。”我坐下来，法官躺在我脚边，“我刚刚说到安娜·费兹杰罗，医学伦理委员会有关于她的任何记录吗？”

“医学伦理委员会从来不曾为安娜·费兹杰罗召开会议，她姐姐才是病人。”

我注视着他弓起背，然后向前推：“你知不知道安娜做过多少次这家医院的门诊病人和住院病人？”

“不知道。”柏根说。

“就我所知有八次。”

“可是那些程序不需要送交医学伦理委员会。只要医生同意病人的要求就没有冲突，反之亦然。我们甚至没理由得悉他们做了什么。”柏根医生放下他刚刚举到空中的脚，拿过一条毛巾擦他的腋下，“亚历山大先生，我们的委员会是由精神科医生、护士和其他医生以及科学家和医院的牧师组成的。我们都有全职的工作，不会主动去找麻烦。”

我和茱莉亚倚着我的储物柜，争辩圣母玛丽亚。我在抚摸她奇迹般的纪念章——事实上我要摸的是她的锁骨，她的纪念章挡在那里。“要是，”我说，“她只是那种惹上了麻烦，巧妙地想为她自己脱罪的小孩呢？”

茱莉亚差点呛到：“坎贝尔，我想光凭你刚才那句话，圣公会教堂就会把你踢出去。”

“想想看——你十三岁，或不管那个年代人们是几岁开始发生关系——你和约瑟夫在干草堆上亲热了一番，在你还没心理准备之前，你的验孕棒呈现阳性。你要么面对你爸爸的怒火，要么就得编个好故事。如果你说是上帝使你怀孕的，谁敢反驳你呢？你不觉得玛丽亚的爹会想，‘我可以把她关在家里……可是万一得罪上帝引起瘟疫呢？’”

就在那时，我打开我的置物柜，一百个保险套撒了出来，一群帆船队的家伙从他们藏身的地方冒出来，个个笑得像土狼。“我们想你大概需要这些补给品。”他们其中一个说。

我该怎么做？当然是微笑。

在我注意到之前，茱莉亚已经走开了。对一个女孩子来说，她跑得该死的快。我没能追上她，直到我们跑了一段路，在我们身后的学校因为距离远了而模糊。“茱儿，”我说，虽然我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那不是我第一次害女孩子哭，不过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心疼，“我应该把他们几个全部痛扁一顿吗？你要我那么做吗？”

她突然责骂我：“你为什么要在更衣室里告诉他们我们两个的事？”

“我什么都没对他们说。”

“你是怎么对你爸妈说我们的？”

“我没说。”我承认。

“去你妈的。”她说完又跑了。

电梯门在三楼打开，茱莉亚·罗曼诺就站在那里。我们面面相觑了好一会儿，然后法官站起来摇尾巴。“要下去吗？”我问。

她走进电梯，按楼下大厅的钮，那个钮早已经亮了。按钮的动作使得她倾身越过我，我因此闻到她的发香——香草和肉桂的味道。她问：“你来这里做什么？”

“表达对美国的医疗保健制度非常失望。你呢？”

“和凯特的肿瘤科医生——钱斯医生见面。”

“我想那表示我们的诉讼案件仍然存在。”

茱莉亚摇头：“我不知道。他们家没人回我的电话，除了杰西，而他纯粹是少男青春期心态。”

“你有没有上去……”

“凯特的房间？有。他们不让我进去。她在透析。”

“他们也这么对我说。”

“如果你跟她谈话……”

我插嘴：“我必须假设我们会在三天内开庭审讯，除非安娜告诉我她改变主意了。如果那样，你跟我必须坐下来讨论，这个小孩的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想喝杯咖啡吗？”

“不想。”茱莉亚转身要走。

“等一下。”我抓住她的手臂，她的身体变得僵硬起来，“我知道这种情况让你有点尴尬，我也是。可是不能因为我跟你不够成熟，就让安娜丢掉她的机会。”我用乞怜的目光凝视她。

茱莉亚的双臂在胸前交叉。“你要不要把刚才的话写下来，以后可能还用得上？”

我发笑：“上帝，你可真难缠……”

“喔，得了吧！坎贝尔。你如此油嘴滑舌，可能每天早上都在嘴巴上抹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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