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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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医院的肿瘤科，我感觉自己是这个俱乐部的一员，居然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安慰。从好心的停车场管理员问我们是不是第一次来，到看见许多小孩腋下夹着粉红色的呕吐盆像在夹玩具熊——这些人都比我们早来这里报到，人多势众，他们仿佛来这里帮我们壮胆。
我们搭电梯到三楼，进哈里森·钱斯医生的办公室。光是听到他的名字就令我迟疑。为什么不是维特医生？“他迟到了。”我第二十次看表时，对布莱恩说。窗台上一盆凋萎的紫露草，叶子已呈干褐色。我希望他医治病人的本事比照顾植物强。
为了逗无聊得萎靡的凯特打起精神，我往橡皮手套里吹气，打结后变成鸡冠花气球。在靠近水槽的手套自动贩卖机那里有张明显的牌子，警告家长不要这么做。我们拿鸡冠花气球当排球，来来回回地打，直到钱斯医生终于出现，他却没有为他的迟到致歉。
“费兹杰罗先生、太太。”他相当高，瘦得像电线杆，蓝眸在厚镜片后面放大，发出光芒，嘴巴紧闭。他一手抓住凯特凑合着玩的气球，对它皱眉，“我看得出已经有问题了。”
我和布莱恩对望一眼。这个冷淡的家伙要领我们打这场战争吗？他是我们的将军，还是我们的英雄？在我们找借口撤退之前，钱斯医生拿出一支三福牌的油性笔，在乳胶制的手套上画了一张脸，然后给画好的脸加上一副和他戴的一样的金属框眼镜。“喏。”他微笑着把气球还给凯特，这一笑改变了他。
我与我姐姐苏珊一年只见一两次面。她住在离我不到一个小时车程远的地方，我们的人生信念却有千里之遥。
就我所知，苏珊喜欢指挥别人。那是说，理论上，她以训练员工的方式来训练我。我们的爸爸四十九岁生日那天，在推除草机时过世；我们的妈妈一直没有从爸爸猝死的哀伤中恢复过来。大我十岁的苏珊接下管教我的责任。她监督我做好功课，填妥法学院的申请书，梦想成为大人物。她既聪明又美丽，不管何时何地都知道该说什么话。她可以承受任何灾难，找出逻辑的对策来减少损失，所以她的事业非常成功。她在董事会的会议室里，和在沿着查尔斯河慢跑时一样轻松自在。她让每件事看起来都很简单。谁不想做那样的模范角色？
我的第一个打击是嫁给一个没有大学学历的家伙。我的第二和第三个打击是怀孕。我没有继续努力，做第二个起诉迈克尔·杰克逊骚扰男童的检察官格洛里亚·阿尔里德，苏珊就认定我是个失败者。然而直到现在，我并不认为我就是个失败者。
别误会我的意思，苏珊爱她的外甥和外甥女。她会从非洲寄雕刻品，从巴厘岛寄贝壳，从瑞士寄巧克力给他们。杰西希望长大后有间像她那样的玻璃办公室。我告诉他：“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像苏珊阿姨。”其实我的意思是，我不可能像她。
我不记得我们谁先开始不回对方的电话，不过这样也好。沉默总是不会太糟，像挂着贵重的项链那样绷紧神经小心翼翼地谈话，会令人疲惫。所以过了一整个礼拜我才拿起电话，直拨她的专线。“苏珊·克罗夫顿的专线。”一个男人说。
“呃……”我吞吞吐吐地说，“她能接电话吗？”
“她在开会。”
“那……”我做了个深呼吸，“请你告诉她，她妹妹打过电话来找她。”
一会儿后，那个悦耳平静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莎拉，我们很久没联络了。”
当我初次来月经，她是我第一个求助的人；当我初次为情心碎，她是帮我修补创伤的人；当我半夜里想不起爸爸的发线分在哪一边，或妈妈的笑声听起来像什么，她是能给我温暖抚慰的人。不管她现在是什么身份地位，在我们疏离之前，她是我心里认定的最好的朋友。“苏珊，”我说，“你好吗？”
在凯特正式被诊断出罹患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三十六小时后，我和布莱恩才有机会提问题。在我们与一组医生、护士和精神科医生会谈的同时，一位戴着闪亮饰品的儿童生活专家正在设法跟凯特混熟。我已经明白，护士才是会回答我们渴望明白的一些问题的人。医生总是烦躁得像他们必须赶往别的地方，而护士会耐心地回答我们，好似我们是他们接待的第一组罹患这种病的病人家属，而不是第一千组。“白血病是一种特殊的疾病，”一位护士解释道，“我们还没把第一次治疗的针插入，就必须想到接下来的三次治疗要怎么做。这种病通常预后并不理想，所以我们得在下个情况发生前，事先想到可能会如何演变。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比较难处理的地方在于，它是个有化疗抗性的疾病。”
“那是什么意思？”布莱恩问。
“通常骨髓性白血病，只要是器官承受得了，每一次发病，都可以再次诱导病人的病况进行缓解。这样会使得他们的身体疲惫不堪，可是你知道身体会对一次又一次的治疗有反应。不过，APL却不一样，你治疗过一次，并不能指望下次会缓解。到目前为止，我们针对APL的治疗只能做到这种程度。”
“你是在说，”布莱恩吞咽口水，“你是在说她会死？”
“我是在说我们不能做任何保证。”
“那你们会怎么做？”
另一位护士回答：“凯特开始会做一个礼拜的化疗，希望能因此杀死一些她生病的细胞，使她的病情缓解。她会恶心呕吐，我们会给她止吐药，尽可能减轻她的不适。她会掉头发。”
听到这里，我发出轻轻的哭泣声。这虽然是小事，却是会让大家都知道凯特出了什么事的标志。就在六个月前，她第一次剪头发。剪下的金色卷发，像超级剪美发连锁店地上的金币。
“她可能会拉肚子。而且由于她的免疫系统机能降低了，她感染其他疾病的可能性很高，所以她必须住院。化疗也可能会引起发育迟缓。她还得做两个礼拜疗程的巩固性化疗，然后是几个疗程的维持性治疗。确切的次数会根据我们定期抽取骨髓的结果来决定。”
“然后呢？”布莱恩问。
“然后我们会观察她，”钱斯医生回答，“APL这种病，你要警觉它复发的征兆。如果她有任何出血的现象，或是感冒、咳嗽或感染，都必须来急诊。至于更进一步的治疗，可以有一些选择，目的是让凯特的身体制造健康的骨髓。不太可能的情况是，我们事先采集凯特自己的造血干细胞，等到用化疗完成生物缓解，再输回到她身上，那叫自体采集。如果她复发，我们或许可以试着将别人的骨髓移植到凯特的身体里去制造血液细胞。凯特有兄弟姐妹吗？”
“她有一个哥哥。”我说，一个突然萌发的问题吓到我，“他也会得这种病吗？”
“不太可能。不过可以安排他做个同种异体移植配型的检测。如果他的配型不相同，我们会去全国的骨髓库登记，把凯特的配型送去跟所有的非血缘骨髓捐赠者比对。不论如何，接受陌生人配型相同的骨髓移植，还是比有血缘关系配型相同者的骨髓移植危险——它失败的风险相当高。”
与白血病有关的信息多到无穷无尽，像一阵飞镖雨射过来，快得令我不再感觉刺痛。我们被告知：不要想，把你们的孩子交给我们治疗，否则她会死。他们给我们的每个答案，我们都还有另一个问题。
她的头发会再长出来吗？
她还能再去上学吗？
她能跟朋友玩吗？
她会生这种病跟我们住的地方有关吗？
她会生这种病，是我们遗传给她的吗？
我听到自己说：“如果她会死，有什么征兆？”
钱斯医生看着我。“那得看是什么原因。”他解释，“如果是因为感染，她会呼吸困难，必须戴呼吸器。如果是出血，她会流血到失去意识。如果是器官衰竭，得看她是哪个系统恶化，各种器官状况不同。通常会有所有这些并发症。”
“她会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我问。我真正的意思是，我怎么能躲过这一切？
“费兹杰罗太太，”他仿佛听到了我没说出口的问题，“今天在这里治疗的二十个小孩，有十个会在几年内过世。我不知道凯特属于哪一类。”
为了挽救凯特的性命，她的一部分必须死掉。那是化疗的目的——歼灭所有的白血病细胞。到后来，一条静脉导管插入凯特的锁骨下面，一个三叉接口用来作为管理多重给药、点滴输液和抽血的入口点。我看着像是自她窄小的胸部发出芽来的管子，想到科幻电影。
她已经做过心电图扫描，确定她的心脏受得了化疗。她已经滴过可缓解发炎的皮质类固醇眼药水，因为其中一种药会引起结膜炎。医生从她的静脉导管抽血，检验肾功能和肝功能。
护士把点滴袋挂上点滴架，然后抚摸凯特的头发。
“她会有感觉吗？”
“不会。嗨，凯特，看这里。”她指向一袋柔红霉素，它用一个深色的袋子保护着，以免照到光线。袋子上鲜明的彩色贴纸是我们在等待时，她帮凯特做的。我看到一个少年袋子上的贴纸写着：耶稣救世。化疗得分。
开始流进她的静脉的有：五十毫克的柔红霉素加在二十五毫升的葡萄糖点滴里；四十六毫克的抗代谢剂阿糖胞苷，加进葡萄糖里，连续二十四小时点滴；降尿酸的别嘌呤醇九十二毫克，加进点滴液里。换句话说，那些都是毒药。我想象在她体内一场大战正在展开。我想象甲冑鲜明的敌军伤亡惨重，经由她的毛孔蒸发。
他们告诉我们几天内凯特很可能会很不舒服，可是她两小时之后就开始呕吐。布莱恩按铃，一位护士跑进房间。“我们会给她一些灭吐灵。”她说完就离开了病房。
当凯特没有呕吐时，她就哭。我坐在床沿，抱着她半坐在我腿上。护士没有时间照顾她。因为人手不足，他们把灭吐灵加进点滴液里。他们只在病房里待一下子，看看凯特的反应——然后他们不可避免地被更紧急的事情叫去别处，于是其余的事落到我们身上。通常我们的孩子之一得肠炎，都由布莱恩照顾，他是个有效率的典范：擦她的额头，握住她瘦弱的肩膀，用卫生纸抹净她的嘴。“你熬得过去的。”她每一次呕吐，他都如此呢喃，他可能只是在对自己说话。
而我，也令自己惊讶。以坚强的决心来回穿梭在病床和浴室之间，清洗呕吐盆再拿回去。如果你集中精神在滩头堆沙包，你会忽视接近的海啸。
试着用别的方法，那你会发狂。
布莱恩带杰西到医院验血，简单地刺一下手指。他必须由布莱恩和两位住院医生抓着，尖叫声响彻整间医院。我双手在胸前交叉，袖手旁观，不期然地想到凯特，她两天前已经停止在治疗中哭泣。
几位医生将会看到这些血液样本，而且会分析六种肉眼看不见的血中悬浮蛋白质。如果这六种蛋白质和凯特的相同，那么杰西会是个HLA配型——一个他妹妹的潜在骨髓捐赠者。几率会有多小呢？我想。要比对六次呀！
和得白血病的几率一样小。
抽血者取得血液的样品离开，布莱恩和医生们放开杰西。他飞快地跑进我的怀抱：“妈咪，他们刺我。”
他举起手指，那里已经贴上印着卡通人物淘气小乒乓的创可贴。他泛着汗光、潮湿温热的小脸贴着我的肌肤。
我把他搂进怀里，喃喃地说些安慰他的话。但事实上，我很难对他赋予同情。
“很不幸，”钱斯医生说，“你们的儿子配型不符。”
我的眼睛盯着盆栽，它依然凋萎枯褐地坐在窗台上。有人该把它拿掉。有人该换上兰花或天堂鸟，或其他不像真花的花。
“在全国的骨髓库中有可能找到非血缘关系的捐赠者。”
布莱恩倾身向前，姿势僵硬紧张：“可是你说非血缘关系的移植危险性很高。”
“是的，我是说过。”钱斯医生说，“可是有时候我们只好如此。”
我看向他：“要是在骨髓库里找不到配型相同的人呢？”
“那么，”肿瘤科医生揉揉他的前额，“我们会试着维持她的生命，等待合适的配型。”
他在谈我的小女儿时，却仿佛是在谈某种机器：一辆汽车的化油器有毛病，一架飞机的起落架卡住了。不想面对这一切，我转头，刚好看到盆栽里一片可恶的树叶自杀似的飘落到地毯上。我没有解释就站起来去拿盆栽。我走出钱斯医生的办公室，经过接待员和其他陪同病童在等待、看得目瞪口呆的家长。我见到第一个垃圾桶，就把枯萎的植物连同它干硬的土扔了进去。我望着我手上的陶盆，正想把它往瓷砖地上砸的时候，听到背后的声音。
“莎拉，”钱斯医生说，“你还好吗？”
我慢慢地转身，泪水涌出我的眼睛：“我很好。我很健康。我会活得很久，很久。”
我把陶盆递给他，向他致歉。他点头，从口袋掏出手帕递给我。
“我以为杰西或许可以救她。我要杰西救她。”
“我们都希望杰西能救她。”钱斯医生回答，“你听着。二十年前，存活率甚至更低。我知道很多家庭某个兄弟姐妹的配型不符，另一个却能完全相同。”
我正要说，我们只有两个孩子，然后我了解到，钱斯医生说的是凯特的另一个手足——我没打算要的孩子。我转身面对他，问题已到口边。
“布莱恩会怀疑我们到哪里去了。”他开始走向办公室，手里拿着陶盆，“什么植物最不会被我种死掉？”
当你的世界完全停滞时，你很容易假设别人的世界也是如此。可是收垃圾的人还是每天收走我们的垃圾，和平常一样把空桶留在路上。有一张来自油罐车的账单被塞进前门。整齐地叠在流理台上的是积了一个礼拜的邮件。很奇妙，人生在继续前进。
做了诱导缓解化疗，住院整整一个礼拜后，凯特出院了。静脉导管仍穿出她的胸部，使她的衬衫鼓起如钟口状。护士对我说了一番加油打气的话，和一长串注意事项：什么时候该去急诊，什么时候不需要；什么时候要再去做化疗；在凯特的免疫系统虚弱的时期，该如何小心地照顾她。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们房间的门开了。尽管我和布莱恩在门打开的一瞬间都已醒来，凯特还是蹑手蹑脚地走向我们的床。“什么事，宝贝？”布莱恩问。
她没说话，只是把手举到头上，手指穿过她的头发。头发一丛丛地飘落到地毯上，像经历一场小型的暴风雪。
“吃完了。”几天后凯特在晚餐时宣布。她的盘子还满满的，她没有碰豆子和碎肉饼。她离开座位去客厅玩。
“我也是。”杰西推开椅子，“我可以走了吗？”
布莱恩叉起满满一叉子食物。“要等你把所有的绿色食物都吃完才行。”
“我讨厌豆子。”
“它们也不怎么喜欢你。”
杰西瞟了凯特的盘子一眼：“她就可以不必吃完。不公平。”
布莱恩把他的叉子放到盘子旁边。“公平？”他的声音平静到发冷，“你想要公平？好，杰西。下一次凯特要抽取骨髓时，我们让你也去抽。我们给她冲洗静脉导管时，也让你尝尝同样痛苦的事情。下次她去做化疗时……”
“布莱恩！”我插嘴。
他突然停住，就像开始那么突然，他用颤抖的手抹过眼睛。然后将目光落到杰西身上，杰西已经吓得躲到我的腋下避难。“我……我很抱歉，杰西。我不……”不管布莱恩要说什么，那些话都消失了，他走出厨房。
我们沉默地坐了很久。然后杰西怯怯地问我：“爸爸也生病了吗？”
我想了一下才回答。“我们都会没事的。”我说。
在凯特出院返家一周纪念日那天，我们半夜被一个撞击声吵醒。我和布莱恩赛跑般冲进凯特的房间。她躺在床上，颤抖得很厉害，以至于把床头柜上的灯都打落了。“她在发烧。”我把手按在她额头上对布莱恩说。
我怀疑我该不该在这个时候去找医生，我不知道凯特是不是又出现了什么怪症状。我凝视着她，不敢相信自己怎么会如此愚蠢，竟会不能马上决定该如何处理，她明明就在发病。“我们必须带她去急诊。”我宣布。布莱恩已经把凯特用毯子包起来，将她抱离小床。我们匆忙上车，发动引擎，才想到我们不能把杰西一个人丢在家里。
“你带她去。”布莱恩看穿我的心思，“我留在家里。”可是他的眼睛离不开凯特。
几分钟后，我们火速冲向医院，杰西在后座他妹妹旁边，问我们为什么天还没亮就必须起床。
在急诊室里，杰西睡在我们用外套给他布置的应急床上。我和布莱恩看着医生们围住凯特发热的身体，像蜜蜂们盘旋在花朵上面，讨论他们该拿她怎么办。她现在是泛培养菌，医生们毫无头绪地试着分析她感染了什么病，他们要给她做脊髓穿刺，以排除脑膜炎的可能性。一位放射科技师带来一部手提X光机，为凯特拍胸腔X光片，看她的肺是否遭受感染。然后，他把洗出的X光片放在门外的看片箱上。凯特的肋骨细得像火柴杆，就在靠近中央的地方有一大块灰色的污渍。我的膝盖虚软，发现自己正抓着布莱恩的手臂。“这是肿瘤。癌症转移了。”
医生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费兹杰罗太太，”他说，“那是凯特的心脏。”
再生障碍性贫血是个富有想象力的名词，它的意思是凯特的身体没有保护她不受感染的能力。钱斯医生说它的意思是，化疗奏效了——凯特的身体里大部分的白细胞已经被消灭掉。它的意思也是，白细胞降到最低点可能引发败血症——那是化疗之后容易感染的病——不只是有可能性，而是可预见的事实。
她服用镇痛解热剂泰诺来退烧。她的血、尿和呼吸道分泌物都拿去做细菌培养后，医生才能给她合适的抗生素。过了六个小时，她才不再打寒战——每当她打一回寒战，都猛烈得有跌下床的危险。
几个礼拜前的一个下午，一位护士为了逗凯特开心，帮她把头发绑成许多像玉米穗的细小辫子。她帮凯特量体温，然后转身面对着我。“莎拉，”她柔声说，“你现在可以放心了。”
凯特的脸看起来很小很苍白，像布莱恩喜欢用望远镜观察的遥远的月亮——沉静、孤寂、冷淡。她看起来像一具尸体……甚至更糟，但总比看着她痛苦让人心里更舒坦一点。
“嗨。”布莱恩摸摸我头顶。他的另一只手臂夹着杰西。接近中午了，我们都还穿着睡衣，来医院之前我们都没想到要换衣服。“我带他去楼下餐厅吃午餐。你要点什么吗？”
我摇头，靠近凯特的床，抚平盖着她双腿的被单。我握着她的手，比较我俩体温的差异。
她的眼睛睁开一道缝。有那么一会儿，她挣扎着，不确定自己在哪里。“凯特，”我柔声说，“我在这里。”她转头，集中目光的焦点看我，我举起她的手掌放到我唇边，亲吻她的掌心。“你真勇敢，”我对她微笑，“我长大后要像你一样。”
出乎我的意料，凯特用力地摇头。她的声音轻得像羽毛，像细丝。“不要，妈咪，”她说，“你会生病。”
在我的第一个梦里，点滴液输进凯特的静脉导管时输得太快，生理盐水打气似的把她的身体撑大，使她膨胀得像个气球。我试着拔掉点滴，可是它牢牢地固定在中央导管里。在我的注视下，凯特的五官变得柔和、模糊、淡去，直到她的脸只剩下一个白色的椭圆形，那可能是任何人的脸。
在我的第二个梦里，我在产科的病房里生产。我的产道收缩，心跳微弱。突然有一阵压力，然后婴儿闪电般迅速地生了下来。“是个女孩。”护士眉开眼笑说着，把新生儿交给我。
我将遮着她脸的粉红色毯子拉开，愣住了。“她不是凯特。”我说。
“当然不是。”护士说，“不过她还是你的。”
天使抵达时，穿着阿玛尼的时装，对着手机吼叫，她走进病房。“卖掉。”我姐姐命令道，“彼得，我才不管你是不是必须去法尼尔市场摆摊卖柠檬水，我说卖掉。”她按了个挂机键，向我张开手臂。我顿时大哭。“嘿，”苏珊柔声抚慰，“你叫我不要来，你真的以为我会听你的话？”
“可是……”
“利用传真机和电话，我可以在你家工作。不然还有谁能照顾杰西？”
我和布莱恩对望一眼，我们还没想那么远。布莱恩站起来，尴尬地拥抱苏珊代替回答。杰西歪斜着跑向她。“莎拉，你领养的这个小孩是谁？杰西不可能长这么大了……”她松开靠着她膝盖的杰西，倾身到凯特睡着的病床上。“我打赌你不认得我，”苏珊说，她的眼睛明亮，“可是我认得你。”
苏珊就是这么容易掌控局势的人。她和杰西玩在纸上画“OX”的井字棋游戏，接着霸道地要求一家本来不外送的中国餐厅送午餐来。我坐在凯特旁边，乐得让我能干的姐姐安排。我让自己假装她可以办好任何我办不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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