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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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1936年，汽车行业频频爆发罢工，但福特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和通用汽车公司没碰到这种麻烦。这三家公司都是由坚决反对劳资谈判概念的人领导的。它们一边防范罢工，一边为应对罢工做准备，一边还试图在媒体上赢得辩论战。在工人们一边，虽然慷慨激昂的说法不少，但没几个人不对罢工和示威的危险、出现工贼（不参加罢工的人）的可能性和通常与大罢工相伴的暴力感到担心。
1935年，一种新型罢工在俄亥俄州阿克伦的费尔斯通工厂爆发。一切都是从公司修订工资计算系统开始的。新系统由纽约的一些会计师制定。工厂工人抱怨说他们看不懂新规定，工厂主管也说他们看不通，但公司要求他们必须要服从。作为回应，工人们在倒班的时候拒绝回家，坚持让公司管理层认真考虑他们的委屈。由于哈维·S·费尔斯通和他的家族有信任员工的传统，管理层并没有阻止工人们占据工厂。他们知道工人们不会破坏机器设备。几天以后，静坐罢工开始了。
媒体没怎么报道阿克伦罢工，但这次罢工在劳动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因为它不仅提出了工人们在工厂中是否真的拥有财产权的理性问题，还创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停工斗争方式。静坐罢工也会使生产瘫痪，但对抗性不像示威游行那样强，而且不会给工贼留下任何空间。
1936年，沃尔特·鲁瑟在底特律轮胎制造商凯尔西-海斯公司（Kelsey-Hayes）组织了一次静坐罢工。罢工在UAW的支持下取得最终胜利后，曼哈顿西区地方组织的成员增加为30000人。1937年1月，UAW在鲁瑟的领导下又组织了一次大规模静坐罢工，这次的斗争对象是密歇根州弗林特的通用汽车工厂。罢工迅速蔓延到通用汽车公司的各个工厂，使通用汽车公司的生产彻底停止了。
“静坐罢工开始时，”劳工部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Frances Perkins）说，“同所有人一样，罗斯福也对这种新方法感到吃惊和迷惑。”大多数美国人都不赞同这种策略。约翰·刘易斯也认为静坐罢工是不道德的，但他还是与采用这种方式的本地工人站在了一起。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艾尔弗雷德·斯隆被本公司的罢工激怒了，他坚决拒绝与工人谈判，直到占据所有工厂的工人主动离开。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通用的工厂一直被占领，就连国民警卫队也整装待发准备强行驱逐工人。刘易斯向珀金斯保证，只要通用管理层显示一点儿诚意——至少是开始谈判，工人们就会马上离开工厂。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斯隆毫不让步。
最后，罗斯福总统亲自给当时的通用总裁威廉·克努森打了一个电话，请求他接受珀金斯的建议。不像斯隆那样保守的克努森同意了。在刘易斯和克努森开始商谈后，罢工者信守诺言，离开了工厂。最终，通用同意让UAW担任所有会员的劳资谈判代表，并且表示不会阻止其他工人加入UAW。
“从那时候起，我们就步入正轨了。”鲁瑟这样评论对通用汽车的胜利。克莱斯勒是下一个接纳UAW的公司，刚开始没多久的克莱斯勒罢工也因此平息了。
现在，只剩下福特汽车公司了。
“工会是迄今为止地球上所出现过的最糟糕的东西。”1937年4月，亨利·福特在一份公开发表的声明中说。而接下来的话几乎反映了他的全部忧虑，他解释说：“银行家们躲在工会的背后，他们的目的是消灭竞争以便降低工人的工资并最终发起战争。”这样的评论只是福特汽车公司试图用来瓦解工会组织者的方式之一。在荣格工厂和公司的其他工厂，工会运动的抬头之势已经非常明显。在评论该年早期发生在通用和克莱斯勒的罢工时，亨利·福特发誓他的公司绝不会承认任何工会组织。
“我知道亨利·福特不希望工会干涉福特汽车公司，”福特的老雇员阿尔·埃斯珀说，“我认为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他希望贝内特阻止工会干涉公司。我相信在这件事上，贝内特得到了亨利·福特的完全授权。”
作为名义上的人事主管，哈里·贝内特仍然控制着服务部。1937年，《纽约时报》称这个保安部门为“全世界最大的私人军队”。在贝内特的监视下，任何据说要成为工会成员（更严重的是讨论工会运动，不管是在工厂内还是工厂外）的人都会被立即解雇。而且他们还算幸运的：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已经接到数千份有关支持工会运动的员工在福特公司遭到责打的报告。福特汽车公司的大多数部门都安插有服务部的人，他们时刻监听和观察其他员工的动向。“在我看来，最高管理层中没有一个人能在贝内特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一件事情，”在贝内特手下任社会学部主任的H·S·埃布尔怀特说，“当时的控制确实严到了这种程度。”
贝内特对福特汽车公司的铁腕控制成功地预防了正在战战兢兢地靠近“迪尔伯恩堡垒”的UAW组织的任何活动。然而，也正是他的铁腕控制使劳工联合成为一种必然。
如果亨利·福特能营造一种更好的氛围，比如“一战”之前的那种氛围，那么劳工联合运动可能会推迟。但现实中，福特员工们太渴望帮助了。“考虑到工人们所遭受的虐待，”埃布尔怀特说，“工会已经迟到了很长时间。”
在20世纪30年代，员工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亨利·福特是否知道哈里·贝内特是怎样控制公司的。如果他不知道，那么他仍然与员工们站在一起，因为他和员工们都被愚弄了。但如果贝内特的行动得到了他的认可，那么员工们已经被老板出卖了。而在他们内心深处，他们一直是为老板一个人效力的。
“他是一个十足的恃强凌弱者，”安东尼·哈夫这样评论哈里·贝内特，“他让大家知道他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有福特先生的支持。有时候我们会怀疑，但是我们很少讨论这个。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敢去检验这一点。”
“不会有任何事情是福特先生不知道的，”埃米尔·佐尔林断言，“他完全清楚哈里·贝内特在做些什么。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要重用贝内特这样一个人……他说，‘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我让另外一些人担任他的职位，给他们几天时间，他们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很明显，他只认识到了人性的弱点。这是一个代价惨重的认识。”
曼哈顿西区地方组织的主席沃尔特·鲁瑟对福特汽车公司采用了蚕食政策。作为总攻的预备，他首先在福特汽车的许多零部件供应商那里组织了罢工。起初，福特汽车公司拒绝从有工会的公司采购零部件。但没多久，这就不可行了。1937年中期，鲁瑟瞄准了荣格工厂。以占地面积、劳动队伍和产出量衡量，荣格工厂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工厂。“在沃尔特·鲁瑟的曼哈顿西区地方组织的努力下，许多工厂都采纳了新工资标准和新工作条件。而福特汽车公司的劳工联合运动对捍卫这些新标准和新条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传记作家内尔森·利希滕斯坦写道。
由于福特汽车公司的大多数雇员都对UAW知之甚少，鲁瑟买下了底特律和荣格工厂之间所有主要道路上的几乎所有公告栏，在上面贴满了工会运动宣传信息。为了直接与工人们交流，鲁瑟和UAW同事理查德·弗兰肯斯登（Richard Frankensteen）准备在1937年5月26日带领一批工会志愿者到工厂门口散发传单。
工厂知道了这个计划。埃兹尔·福特就这个问题与父亲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讨论，他知道，在《瓦格纳法案》颁布之后，劳工联合运动已经是不可避免。克拉拉·福特也同意儿子的观点，但是亨利·福特不以为然，他更相信哈里·贝内特的承诺：让工会的人和他们的传单远离荣格工厂，不管使用什么方法。
鲁瑟、弗兰肯斯登和其他同事小心翼翼地沿公共道路走向荣格工厂，在工厂附近，他们选择了横跨米勒路的人行天桥。在1932年3月的反饥饿游行中，福特服务部、迪尔伯恩警察和失业的工人们就是在这座天桥上爆发冲突的。
“我们在那座天桥上站了几分钟，”沃尔特·鲁瑟回忆了他到达天桥时的情况，“这时候，突然出现了35~40个人。他们把我们团团围住，开始殴打我们。”鲁瑟和弗兰肯斯登都受了重伤，但他们还是突破重围，逃上了米勒路上的一辆汽车。其他许多工会志愿者，包括女士，也遭到了攻击。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因为新闻记者拍下了当时的场景。这起被称作“天桥之战”的事件激起了公众的极大愤怒，影响远远超过了有4人牺牲的反饥饿游行事件。同游行事件不同的是，工会志愿者的行动有《瓦格纳法案》的保护。在镇压反饥饿游行者后，福特汽车公司的个别员工有罪。而在天桥之战后，有罪的是整个福特汽车公司。
埃兹尔·福特厌恶暴力，而且对自己的意见竟然被贝内特的意见压过感到极度失望。福特·R·布赖恩在他的《克拉拉》（Clara）一书中说，天桥之战对福特太太的打击同样很大。“她知道丈夫选择了贝内特而不是儿子的建议，她愤怒地吼道，‘这个人是谁？他有什么权力控制我的丈夫，破坏我儿子的生活？’”同样的问题将会再次出现。
5月26日的事件发生后，面对福特汽车公司所受到的指责，贝内特狡辩说攻击工会志愿者完全是他手下职员的个人行为——因为他们对工会理念感到愤怒。亨利·福特有所让步，他表示从今往后允许工会在荣格工厂附近散发传单。哈里·贝内特甚至做出了开始与UAW谈判的姿态。
福特汽车公司阻挠了工会联合运动，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汽车工人所处的环境已经大大改变。1939年，福特汽车公司被判违反了《国家劳动关系法案》。公司提出了上诉，但被辛辛那提巡回上诉法庭驳回，1941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也拒绝重审此案。成员超过300000的UAW开始占据上风。
但就在小胜福特汽车公司的同时，UAW也因派系斗争分裂了。UAW主席霍默·马丁（Homer Martin）是这场斗争的中心人物。“通用汽车使用雇用间谍和内奸的方式都没能让UAW分裂，”维克托·鲁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霍默·马丁却让他们得逞了。”在马丁被免去UAW主席一职后，哈里·贝内特仍然与他保持着对话。1940年，两人最终达成协议，马丁和他的新工会组织将代表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人。但工人们反对这项协议，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哈里·贝内特加入了这样一个条款：马丁可以使用福特服务部来维持工会的秩序。工人们不想看到服务部的人。
1941年早期，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召开了调查福特汽车公司反工会行为的特别会议。经证实，福特汽车公司的“恐怖主义”活动包括30多起人身伤害事件，其中最严重的是在得克萨斯州对一名UAW的律师的几乎致命的攻击。委员会命令福特汽车公司在工厂内用告示声明不再反对UAW，还勒令公司把1937年以来被解雇的近千名工会支持者重新雇回。贝内特竭力阻挠判决的执行，最后，他用他唯一擅长的方式回应了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在UAW某申诉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他不仅没有听取工人的抱怨，还怒气冲冲地把该委员会的8名福特员工统统解雇了。
UAW再也不能软弱下去了。1941年4月1日，亨利·福特最大的噩梦降临了：工会开始号召荣格工厂工人全面罢工。这一次，工会领导人们不会再毫无准备地被迪尔伯恩警察的催泪弹和哈里·贝内特的武装暴徒攻击，但他们必须要说服工人们加入罢工——福特汽车公司的第一次罢工。一开始，沃尔特·鲁瑟来到荣格工厂4号门，要求与哈里·贝内特对话。他想避免流血冲突，但是贝内特的人让他滚出福特的地盘。作为摊牌前的准备，UAW建起了流动厨房、医疗帐篷和通信中心，旨在瓦解“资本主义独石碑”的根基并鼓励工人们坚持罢工的传单撒遍底特律地区。大批工人走出家门，走出荣格工厂，向迪尔伯恩的地方工会大厅进发。没有一个人确定工人们将做何反应。他们之中只有1/3的人是工会成员，而且他们全都知道亨利·福特对罢工和罢工者的态度。工厂中的每一个人都承受着极大的风险。但这一次，工人们的团结意识非常明显。一名工会领导人后来说，福特汽车公司的普通员工就像“从濒死中苏醒一样”。毫不奇怪，哈里·贝内特替公司说话，他将罢工称作政治行动，还给罢工者扣上了叛国者的帽子，因为罗斯福政府刚刚提出要与公司签订军工生产合同。
另外，贝内特还让霍默·马丁到黑人团体中举行“重返工作”集会。贝内特的计谋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多年以来，亨利·福特一直特别喜欢黑人员工，荣格工厂的黑人员工比例也出奇地高。在拒绝参与罢工的人中有大约200人是黑人。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秘书沃尔特·怀特（Walter White）前往底特律，试图说服留在荣格的工人们离开工厂，加入UAW的队伍。然而在罢工的前一两天中，这一小股反工会力量与罢工纠察员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维克托·鲁瑟发现，罢工似乎蒙上了浓重的种族色彩。为了避免种族分裂，他花了大量时间提醒工会的成员们：已经有8800名福特汽车公司的黑人工人加入了罢工。
但在4月2日，罢工仍然呈现出种族冲突的迹象。许多黑人穿越纠察线返回了工作岗位，荣格工厂内的数百名黑人也手持长刀和轮胎装卸撬杆以防罢工者冲入工厂。《底特律新闻》摄影记者米尔顿·布鲁克斯（Milton Brooks）也在现场，他小心翼翼地躲避着福特汽车公司打手队的视线，因为照相机一旦被发现就会被没收。他想为荣格工厂大罢工捕捉一个具有永久纪念意义的镜头。布鲁克斯所拍的照片确实是让人难忘的：8个满脸怒容的罢工者用棍棒和拳头痛打一个所谓的工贼。其中一名罢工者头戴UAW的帽子，舌头伸出嘴外，正准备猛击那名福特支持者的背部。“我迅速拍下那个镜头，然后把照相机藏到大衣下，躲到了人群之中，”布鲁克斯回忆说，“因为会有很多人想毁掉那张照片。”因成功地反映荣格工厂冲突的精髓，布鲁克斯第一次获得了普利策奖。福特汽车公司最终设法缓和了局势，为了保证种族和睦，它敦促那些守卫工厂的工人回到家中。
罢工一直延续到了5月。查尔斯·索伦森后来说，亨利·福特宁肯永远关闭工厂，也不愿意让UAW代表他的工人。罢工也加深了福特家的内部矛盾。亨利·福特曾命令埃兹尔不得插手此事，让哈里·贝内特全权负责。但是当全面冲突的可能性日复一日地加大，埃兹尔无法坐视不理。他建议父亲与工会谈判，指定工会投票的日期。但亨利·福特仍然坚信哈里·贝内特能控制罢工，能把工会彻底消灭。克拉拉·福特不同意亨利的观点。她一生中第一次毫不妥协地反对丈夫的做法，甚至提出离婚作为威胁。亨利·福特难过夫人关，立刻做出了让步。
5月26日，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人就谁来代表他们进行了投票。反工会票只占3%，霍默·马丁的美国劳工联合会（AFL）认可的工会组织得到了20354票，而隶属于工业组织大会的UAW得到了51886票。对维克托·鲁瑟来说，这是一个辉煌的胜利。“这是共产党、范·瓦格纳（Van Wagoner）州长和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的伟大胜利。”哈里·贝内特气鼓鼓地说。1941年6月20日，福特汽车公司与UAW签订了一份里程碑式的协议。亨利·福特最后的惊人之举在于协议本身，因为他所提供的自由甚至比工会所要求的自由还要多。亨利·福特一旦接受一个观点就会想做得漂亮一点儿，他希望福特汽车的工人能比通用和克莱斯勒的工人享受更好的待遇。“在谈判中，公司同意建立一个几乎完全不招非工会成员的工厂，同意向4000多名被不正当解雇的工人支付解雇期间的工资，还接受了工人申诉程序。”2001年，UAW和福特汽车公司为共同庆祝协议诞生60周年而出版的一本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另外，公司还同意支付业内最高水平的工资，工会的应缴纳活动费用从工资中扣除。这些都是工业关系史上最慷慨的条款。”
不了解亨利·福特的人对他的转变感到迷惑，了解亨利·福特的人并不会对他的任何举动感到迷惑。最后，亨利·福特同意与维克托·鲁瑟会面，祝贺他成为汽车工人的新代言人。“让UAW进入工厂是哈里·贝内特所做过的最正确的事情之一。”福特对鲁瑟说。
“没错，我是这么想的，但我不认为你是这么想的，”鲁瑟回答说，“你究竟有什么意图？”
“哦，你曾经对抗通用汽车和华尔街那帮人。现在你来到了我们这里，而我们给了你一家工会工厂，比他们给你的东西多。你已经站在我们这边，不是吗？让我们一起对抗通用汽车和华尔街，怎么样？”
21 墨丘利
1935年早期，通用汽车公司的产品包括6大系列：从低档到高档依次是雪佛兰、庞蒂亚克、奥尔兹、别克、拉塞尔（LaSalle）和凯迪拉克。通用汽车的管理者们把过去的12年全部用在了产品系列的精细划分和他们所说的“产品政策”上。所谓产品政策并不仅仅是为每一种消费者提供适宜的产品，还包含一种长远策略：让一名顾客从购买一辆新雪佛兰的兴奋逐渐过渡到拥有家用奥尔兹或庞蒂亚克的亲切感、拥有别克或LaSalle的尊严，以及拥有凯迪拉克的至高成就感。
沃尔特·克莱斯勒以特征鲜明的5大产品系列紧跟通用的步伐，在低价格的普利茅斯之上依次是德索托（DeSoto）、道奇、克莱斯勒和全世界最好的品牌之一克莱斯勒帝国（Chrysler Imperial）。“1933年，克莱斯勒的产量第一次超过了福特汽车公司，从1936年再次实现这一点开始，它在15年内一直是汽车业产量第二的公司。”文森特·柯西奥（Vincent Curcio）在2000年出版的沃尔特·克莱斯勒传记中写道：“一直到今天，这还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成就。一个起步很晚的人藐视所有的差距，在大约10年之内就把他的公司提升到了世界第二的位置。难怪《财富》将其1933年12月30日的克莱斯勒专刊命名为《10年之内的百年进步》。”
相比之下，福特汽车公司的产品太过单调，而且仅有的两个系列也差别过大：除了低档的福特V-8汽车就是超豪华的林肯汽车了。由于没有中间档次可供选择，V-8用户在几年后想升级汽车时只能转到福特的竞争对手那里寻找符合自己需要的产品。
执拗的亨利·福特没有改变产品组合的意图。从亚历山大·马尔科姆森和其他股东手中夺走控制权之后，他在近30年里一直坚持认为大规模生产自然应该以单一产品为核心。收购林肯汽车公司似乎是拓展生产线的一个征兆，但他并没有这么做。不管亨利·福特为什么收购林肯，丰富产品种类肯定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他把豪华产品的事务几乎全都推给了埃兹尔，自己的兴趣只在福特汽车上。
今天，人们对温文尔雅的埃兹尔·福特的印象只集中在他对父亲的恭顺屈从上：他一直在忍受尊严的丧失，忍受哈里·贝内特和查尔斯·索伦森的侵扰，身为公司的正式总裁，他的决策常常遭到贝内特和索伦森的抵制。在车身设计管理上获得一点儿机会之后，埃兹尔把公司带到了行业最前沿，避免了公司的毁灭，甚至没让迪尔伯恩遭受任何直接冲击。然而，埃兹尔仍然是公司复杂状况的牺牲品。亨利·福特既不会对自己的公司撒手不理，也不会费心去理解自己的儿子。他后来明确表示，之所以要削弱儿子的权威，是为了让儿子生气。很明显，他希望儿子摆脱文雅的外壳，展现出一种激情。正是激情让他自己获得了手下员工的拥戴。然而，发脾气和虚张声势都不是埃兹尔的性格。在亨利·福特看来，有埃兹尔这样一个儿子是一种不幸，因为他文雅睿智而不是自高自大，诚实忠诚而不是自私自利。然而，对整个福特汽车公司来说，埃兹尔的忠诚是最大的财富，因为正是忠诚让他留了下来。在障碍重重的职业生涯中，他不仅没有退出，还留下了公司据以发展为全领域汽车制造商的宝贵遗产。
1935年，埃兹尔已经42岁，他的孩子们也步入了少年期。4个孩子中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热爱汽车，但他和他的妻子埃莉诺都不在乎。最小的儿子威廉擅长体育。安静、冷淡、矮胖的老大亨利二世没有太突出的特点，但根据弟弟妹妹们所说，他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无须多说话就能让人感觉到他的影响力。总的来说，埃兹尔允许孩子们有出身富裕家庭的骄傲感。同时，他还让孩子们知道，福特汽车公司是他们所有特权的源泉，是有朝一日可能需要他们来负责的家族企业。“埃兹尔从未真正质疑将孩子们与福特汽车公司连在一起的宿命，”彼得·科利尔（Peter Collier）和戴维·霍罗威茨（David Horowitz）在《福特家族：一部美国史诗》（The Ford: An American Epic）中写道：“公司就像一种家族宗教：它把意义灌输到他们的生命之中。不管埃兹尔有什么疑问，他从未停止信仰。”
20世纪30年代中期，汽车外观设计的潮流在定制化车身市场上兴起并蔓延到了汽车生产中。美国有大约12家生意红火的车身制造商。虽然每一家都独具特色，但他们的设计总的来说比欧洲那些最知名的同行要保守一些。正因如此，对埃兹尔·福特来说，伦敦和巴黎的街景比新港滩和棕榈海滩的漂亮。欧洲人很想把他们的设计转化为吸引眼球的艺术形式，这部分是因为被称作典雅大赛的汽车展示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非常流行。旨在把最新潮设计置于万众瞩目之下的车展是为那些好炫耀的大富豪们准备的。通常，厂商们关心的不光是车身制造本身，还有车主们所获得的时尚感。美国没有这种意识，它的定制化汽车和它的廉价小汽车一样是为道路设计的，注重的一般是实用性。
但在1933年，美国的豪华汽车制造商们把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纪进步世界展览会（Century of Progress World's Fair）变成了一种典雅大赛。福特汽车公司不愿意为车展或其他展览会扩展自己的生产线，因此，虽然林肯汽车公司为芝加哥展会送去了一些标准车型，但它们之中没有一款车型是专为展会设计的。芝加哥展会的第一个新闻热点是一款由迪特里希（Dietrich）设计车身的帕卡德大型豪华轿车。它的设计总的来说是传统风格的，但发动机盖的伸展长度几乎达到了总长143英寸的车身的1/2。由于它的内部装置都是镀金的，它也被称为“金色帕卡德”。印第安纳波利斯附近的厂商杜森伯格展出了它的“两万美元”（Twenty Grand），这个名字得自这款车的价格。该车的华丽车身由长岛车身制造商罗尔斯顿（Rollston）设计。凯迪拉克的展品是一款高速轿车，车身制造商是德勒姆（Derham）。引起最大轰动的展品是皮尔斯-埃罗的银箭（Silver Arrow），这款车看起来就像雨滴一般平滑，后斜式的散热器和前挡泥板与发动机盖紧密结合在一起，整个流线型车顶轮廓平缓而又柔和。遗憾的是，银箭只生产了4辆。举步维艰的皮尔斯-埃罗将于1938年破产。但银箭汽车所展示的流线型设计让其他汽车制造商大饱眼福。
埃兹尔·福特带全家参观了1933年的世界展览会，毫无疑问，银箭汽车对他的触动很大。银箭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触动也很大，1934年，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以新车气流（Airflow）击败了其他向流线型靠拢的高产量汽车公司。气流的崭新设计引人瞩目，后斜式的发动机盖线条自然，像是被风吹拂一样。这时候，埃兹尔·福特已经以约翰·雅达所绘制的图纸为基础设计出了他自己的超现代汽车。
约翰·雅达是福特的主要车身供应商布里格斯制造公司（Briggs Manufacturing）的设计师。埃兹尔急于制造像世界展览会那样的影响，他委托布里格斯为福特汽车公司制造新款汽车的两辆原型车，然后组织了名为“进步展览”的新车全美旅游。当世纪进步展览会的组织者于1934年重开展会时，福特的这款新车和风（Zephyr）和其他许多精彩展品一起出现在芝加哥展会。对埃兹尔来说，展览是一种策略，是为了让父亲更容易地接受推出低级别林肯系列的主意，因为展会将证明这种产品是受大众欢迎的。但为了避免激怒亨利，新车仅是作为布里格斯公司的一个项目展出的，名义上并不涉及现在或未来的“福特”产品。
1935年问世的林肯和风型汽车装有12缸发动机，这并不是林肯K型车的那种发动机，而是福特汽车公司自己设计的林肯发动机变更版。这种发动机也存在种种问题，特别是燃油方面的问题，但林肯和风相对它的尺寸来说非常轻，而且极为结实。在开发林肯和风的过程中，埃兹尔·福特使用了一些旨在减少噪声、振动和其他可观测设计缺陷的新设备和新程序。比如，为了进行实验，埃兹尔命令荣格工厂建造了一个风洞。
林肯和风型汽车的价格是1250美元，远低于林肯K型车的4000美元。它一经问世就小获成功，1935年卖了17725辆，次年卖了25243辆。低档新林肯汽车没有对老款K型车的销量造成多大影响，但却使林肯汽车从赔钱的产品转变成了利润中心，而且它是最现代化汽车外观的起点。另外，它是填补福特产品线巨大空白的一个步骤。在林肯和风型汽车之后，埃兹尔·福特又开始计划一种更重要的新产品，这种产品正需要福特汽车公司的大规模生产。
很难说埃兹尔·福特更重视的究竟是丰富的产品种类还是创建一个独立的车身设计部门。但在20世纪30年代，当车身外观成为可以与机械性能比肩的产品卖点时，这两个目标是互补的。1935年2月，在林肯和风就要投入生产的同时，埃兹尔·福特感觉到成立福特第一个设计部门的时机来到了。考虑到亨利·福特对外观设计的一贯反感，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正是出色的外观设计让V-8在1933年出彩，使公司在1935年复兴。但并不是所有的新型设计都出自公司内部。比如，1935年的外观更新是布里格斯制造公司的设计队伍负责的。福特汽车在20世纪30年代的销售大战中唯一一次小胜雪佛兰正是得益于这次更新。1935年，福特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正春风得意。
在1930~1933年间损失1.2亿美元之后，福特汽车公司终于扬眉吐气，连续迎来了两个盈利年。成功的外观设计对大逆转功不可没，但埃兹尔在设计管理上一直感到束手束脚，因为他既没有全职的设计人员，也无法进行提前计划。了不起的是，埃兹尔的“杂牌军”居然可以与通用汽车的工艺和色彩部（有75名设计师）相抗衡。埃兹尔知道，要让好势头维持下去，福特汽车公司需要组建永久性的设计队伍。汽车外观正在成为汽车制造商的私有财富，埃兹尔不想再依赖外部人员，比如布里格斯。
“工程实验室的整个地板呈箭尾形，是柚木的，非常漂亮，”亚当斯继续说，“总有人会把它擦得锃亮。但我每次走进设计部都会觉得那里还有舞会的痕迹。（亨利·福特经常在那里教人跳舞。）天花板上用电线悬挂着一个该死的黑乌鸦充气模型。所有东西都属于亨利·福特，没有他的指示，谁也不敢乱动那个模型。所以，满是灰尘的旧乌鸦就一直挂在那里。”
在前10年中，设计部只有不到24个全职设计师和少数学徒。加上支持人员，整支队伍大约有50个人。考虑到这样的规模，队伍的工作成绩是令人赞叹的。格利高里任首席设计师，爱德华·A·马丁（Edward A.Martin）负责制图，沃尔特·克鲁克（Walter Kruke）负责车内装饰。还有一些职员的任务是改进汽车的特定性能，比如沃尔特·瓦格纳（负责保险杠）。
1937年，福特汽车公司把V-8产品线一分为二，除了标准的60马力V-8，还生产85马力的高档版。V-8借鉴了林肯和风的一些特点，而可选择性也成功促进了销售。于是，埃兹尔感到推出全新福特品牌的时机来到了。同父亲截然相反的是，埃兹尔在20世纪30年代的决策并不空泛和反复无常。他的行动一环扣一环，都是整体规划的一部分。15年总裁生涯所受的挫折已经让埃兹尔学会了很多。
埃兹尔·福特几乎是通过诡计让公司推出林肯和风的，林肯K型车是一种掩护。他的新计划则是一个全新的计划。此前，亨利·福特从未接受这样一种观点。但埃兹尔还是成功了，1937年，他正式建议公司在平均价格750美元的高级V-8和平均价格为1250美元的和风之间添加一种新产品。“换句话说，”格利高里回忆说，“我们也需要同庞蒂亚克或DeSoto竞争。”
福特经销商们是最了解公司产品线空白的人，在来自他们的压力下，亨利·福特同意开发一款庞蒂亚克杀手汽车。有了他的支持，开发工作顺利地于1937年7月开始。按照预期，新产品将在1938年秋季推出。
一旦埃兹尔启动了一个项目，他就成了这个项目的唯一负责人。上百个可选择品牌名中包括一些带有神话色彩的名字，埃兹尔挑中的是“墨丘利”。墨丘利是罗马神话中的速度之神，对汽车来说，这是一个吉利的名字。而墨丘利也是商业之神，这个相对不太引人注意的事实也是新车以此命名的重要原因。
负责技术的谢尔德里克和负责设计的格利高里很快就意识到，埃兹尔想让人们牢记墨丘利是一款福特汽车。对墨丘利的最简明描述是“加强的高档V-8”，它比高档V-8长几英寸，功率大10马力，时速快10英里，最高速度是每小时90英里。“墨丘利实际上没有多少新东西，”鲍勃·格利高里说，“它就是福特的变形版。它的线条比福特稍微漂亮一些，在我们看来，它在很多方面就是一款加强的福特。”格利高里对埃兹尔不让他进一步改变墨丘利感到失望。但对埃兹尔来说，这正是关键之所在：他正在为自己的赌注做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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