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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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应该更好地享受清晨的时光。我努力让自己的思绪平静下来，静坐着与安详、亲切、慈爱的主同在，分享或接受一份神圣的安宁。每日的圣餐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我通常在办公室或饭店的房间里，和我的私人助理、新闻总监及负责保卫我安全的警官一起享用。只要在开普敦，我们都会星期五到圣乔治大教堂去。知道有那么多南非和世界各地的人为我们热诚祈祷，令人无比欣慰。没有这一切，我知道我一定会垮下来，始终伺机破坏的邪恶势力，就可能阻碍愈合一个民族创伤的不凡之举。我们会被分裂和导致失败的势力压倒。我们幸运地一直保持着与善之源泉的联系，这不仅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更多的是靠许多人的爱心和关注。

《旧约》中说，一次，先知以利沙和仆人被一群敌人包围。先知出奇地镇静，泰然处之，而仆人却越来越不安。先知请上帝打开仆人的眼睛，于是他看到自己一边的人远远多于敌人。我们南非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就经历了这一切，即善的力量实际远比邪恶强大。我们在委员会也遇到过几次这样的情形，对那位委员会委员配偶的任命即是一例，一个原本可能闹翻天的事情，最终还是友善解决了。可我宁愿委员会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插曲。但看看委员会的组成，想想种族隔离给我们造成的恶劣影响，这样想未免天真。即使不是这个问题，也会有别的问题出现。这几乎是我们正视各自的过去、正视整个国家的过去的一个必经阶段。我们是航行在惊涛骇浪间，指望我们一帆风顺，未免太过乌托邦和超理想主义了。

还有一次，我接到报告说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在处理与比绍大屠杀相关的证人时有失公正，报界对此大量报道。我对媒体说，我们深知，法律要求我们不偏不倚，这样来自冲突各方的人们才能感到听证对他们是公正的，他们没有受到歧视。我说，我们不可能让人们认为我们偏向一方而破坏了我们事业的成功，我们破坏不起。

那个小组的成员认为我让他们当众出了丑。不久，他们在委员会的一次正式会议上提出此事，说他们不认为自己做了什么需要道歉的事。他们觉得，他们对曾支持种族隔离制度的人所提的问题和所抱的态度，是公平和恰当的。当然，他们也承认自己完全了解这些人帮助种族隔离制度给受害人带来的痛苦。我强调，他们完全有自由拥有自己的感觉，但必须谨慎地保证公允和不偏不倚地处理所有案件。我指出，对他们的批评，并非来自那些对委员会抱有敌意的记者，而是那些希望看到我们成功的人。我的同事们坚持认为自己没错，而且对所有并非一贯客观或支持斗争的媒体抱怀疑态度。这次会上，显然大家并非同声相应。抱有反对意见的委员写了一份书面材料，其中一段对我的原则性提出质疑。我对整个事件非常重视，我们的工作可能因此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于是，我说我不可能在我的诚意受到攻击的环境中工作。我还说，如果他们不重新考虑他们的声明并认识到其行为的严重性，我将提出辞职。最终我们还是找到了圆满的结局—那个段落被撤回，而这一次的内部危机和辞职威胁也没有透露出去。但是，我们为此事都付出了身心两方面的代价。

我们在努力学会相互信任，成为一个更为团结统一的整体。这中间我们遇到不少坎坷和波澜，但和涉及一位委员的指控相比，这一切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在一次大赦听证会上，一位委员被指控曾参与了听证所涉及的事件，即1993年12月30日阿扎尼亚人民解放武装对开普敦郊区瞭望区海德伯格酒馆的袭击，至少也是个同谋。事件中，两名武装分子对酒馆的客人开枪扫射，造成3名妇女死亡，6人受伤。他们还向人群中投去装满钉子的手榴弹，幸而没有爆炸，否则死伤人数还要更多。在被指控的6人中，3人被判长期监禁。正是审议这3人—汉弗里·卢杨铎·基昆发、维伊希勒·布赖恩·马达斯和祖拉·普林斯·玛巴拉时，一个证人认出了作为委员和调查部领导的杜米萨·恩彻贝扎先生。

在调查这些大赦申请的过程中，调查组在过去警察的档案里，找到一个叫贝纳特·斯巴亚先生的书面陈述。陈述中说，斯巴亚在海德伯格酒馆袭击事件后不久，在开普敦的黑人小镇古古乐图，看到一群武装分子在一辆以恩彻贝扎先生名字注册的车里。斯巴亚先生说，他还见到一张纸，上面画着去海德伯格酒馆的路线草图。委员会调查人员和斯巴亚先生进行了面谈，他进一步证实了陈述中的内容。在1997年10月的听证会上，他就所作的陈述出面作证。当问到斯巴亚先生是否能够认出他在古古乐图看到的站在车边上的恩彻贝扎先生时，全场都屏住了呼吸。他缓缓地在屋子里走着，经过恩彻贝扎面前，然后又折回，说他就是那天晚上他见到的人。

与这一证词及指认相比，委员会内其他的事情都变得像周末野餐那样轻松。听证结束我回家时，心里多么希望这不过是一场可怕的噩梦，一觉醒来我们会看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仍是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地工作着。然而不是这样，这就是严酷的现实。报纸为此刊出大幅标题，电视连续播放斯巴亚先生在屋里缓缓走动最后停在目瞪口呆的恩彻贝扎先生面前的画面。值得称道的是，恩彻贝扎先生没有做出什么一时冲动的反应。我心怀忐忑地相信他是正直和无辜的。斯巴亚先生经受住了恩彻贝扎的律师穷追不舍的犀利盘问。许多人都说，他的表现非常出色。尽管他只是个没受过教育的花工，但却非常自信，不任人摆布。他似乎讲的是实情，我们的确遇到了大麻烦。几个月前，我们的调查人员就听说了这份陈述的事，但我们错误地认为，通过一种恩彻贝扎回避的内部调查，可以在听证进行之前解决问题。但我们没有做到，现在事情公开化了，整个委员会的工作都受到了威胁。

这个特殊案件如同委员会本身的O. J. 辛普森案，对工作人员来说尤其如此。他们几乎按种族分裂成相等的两个阵营。认为斯巴亚先生讲的是实情的人，觉得他太老实，不可能编造出他所讲的一切；只有一种解释，即他没有编造。斯巴亚的大部分支持者都是白人。同样，也有人深信恩彻贝扎的话，认为他是无辜的，而这些人大多是黑人。种族隔离真是贻害深远。

你可以想象委员会的敌人是什么感觉。当我们被头上的阴云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他们却在郊游。这件事从根本上动摇了我们。如果发生在委员会建立之初，我们必毁无疑。但两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建立了更多的相互信任。委员们几乎一致接受恩彻贝扎的正直不容怀疑，我们相信他的话。这里面有些值得庆幸的事，但更多的是矛盾和沮丧。

在指认恩彻贝扎引起轩然大波几天后，斯巴亚便惴惴不安地要找我谈话。他坦白说给警察的书面陈述和后来的证词都是假的。他说海德伯格酒馆袭击事件发生时，他恰好因非法贩卖小龙虾被捕。他被警察酷刑威逼作了伪供，陷害恩彻贝扎。当时，恩彻贝扎被警察认为与阿扎尼亚解放武装及泛非大有牵连，面临着一系列指控。他在数次政治审判中为他们担任律师，和1981年被杀的德班律师格里菲斯·姆先格一样，成了警察的眼中钉。

说我们如释重负，还不足以表达当年的情形。我们还争分夺秒地要让整个世界了解这一情况。我带着斯巴亚先生参加了记者招待会，他的辩护律师也在场。一场噩梦不可能有比这更好的结局了。对那些盯在我们身后恨不得现在就给委员会下讣告的人，这是最好的驳斥。这些日子里，可怜的恩彻贝扎如同生活在地狱里。虽然几个同事的支持可聊以自慰，但这哪里敌得过工作人员中半数和外面的大部分人都对你谴责呢！秃鹫在头顶盘旋，吃不吃掉你只是早晚的问题。

尽管斯巴亚先生进行了坦白，委员会还是决定请曼德拉总统紧急任命一个司法调查委员会进行彻底调查。总统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任命了德高望重的宪法法院法官理查德·戈德斯顿，并要求他尽早提交报告。我认为在法官的报告出来之前，恩彻贝扎暂时回避委员会的工作是明智之举。但他拒绝了，因为他说这等于承认自己有罪，而他完全是清白的。

戈德斯顿法官行动迅速，很快就提交了报告。他认为指控是错误的，恩彻贝扎无罪。他批评委员会没有在指控刚出现时就要求进行独立调查。我应该对此负责，因为我的确希望通过内部调查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我想另一个动机是我希望尽量避免委员会出丑，尽量庇护同事。这不是明智的决定，也表明保持透明是多么重要，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但是，这段经历再次表明旧制度即使寿终正寝，也会想方设法拔除身上的肉中刺。如果不能排除这种影响，我们还会为那个时代的警察系统付出代价。

前总统曼德拉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再说就有点陈词滥调了。他知道恩彻贝扎会坐卧不安地等待戈德斯顿的报告。因此，一拿到法官的报告，他就急切地要让恩彻贝扎知道他完全无罪，打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但是，我对这一不顾礼仪的举动却感到不快，于是打电话给总统秘书，说她应该告诉总统我不高兴，因为作为委员会的主席，我应该第一个了解报告的内容。我刚挂掉几分钟,总统就来了电话。他说：“姆彼罗［我的非洲名字］，你是对的。我应该先告诉你，但我为那个年轻人担心。我道歉。”像他这样如此屈尊的大人物，我所知道的没有几个，但他在全世界都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人。

每次我想低头认输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真和善终于占了上风,而我又一次意识到能参与如此非凡的试验是何等的荣幸。于是我又抖擞精神继续前进，直至遇到下一次迎头打击。

还没有来得及说“种族隔离”之前，又一次危机在1998年10月29日我们向总统提交《报告》前夕意外地发生了。现在我更明白了什么是“鸡没孵出来前先别忙着点数”。

建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所依据的法令规定,委员会意在对个人、机构或组织进行不利调查时，必须书面通知调查对象。这类通知送达过个人，也送达过各种党派。每个调查对象都有机会向委员会提供进一步证据，修正不利调查的结果。所有得到通知的一方，都有机会与委员会对话，但只能书面进行，因为根本就没有时间听取为数众多的可能被指控为罪犯的人的口头陈述。在非国大的案件里，各种问题已经在三次涉及其政治和武装领导人的听证会上得到明究细查，他们也得到了充裕的时间对通知予以答复。

非国大要求和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讨论通知里的内容。我必须说，我们中有些人对此十分吃惊，因为对非国大来说，通知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几经推敲的调查结果，都是以非国大自己递交的翔实、全面、坦诚的材料为依据的，其中包括为违反人权行为表示遗憾。这些行为有时是解放运动的特工在执行非国大的政策，有时是因为他们没有完全遵守非国大的指示，还有一些则是干部对种族隔离当局的报复行动。

比如，非国大为在地雷战中造成的平民伤亡（地雷战也因此而终止）以及比勒陀利亚教堂街爆炸事件中伤害了无辜，而表示歉意。非国大还承认，有些女性成员在设在安哥拉和其他地方的军营被奸污，领导层为此承担起了道义和政治责任，不愧为表率。这一原则立场在非国大的最高领导层身上得到合乎逻辑的表现，他们集体象征性地请求大赦。这一姿态高尚、可敬，充分说明他们没有抛弃自己的队伍，而是情愿代为受过。可惜《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中没有集体申请大赦的条款，但是这一举动背后的动机是值得称道的。因此，我们没有想到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

委员会代理主席杜米萨·恩彻贝扎委员和非国大进行了频繁的联系，指出所有收到通知的人都应立即以书面形式就相关问题向委员会作出答复。非国大秘书长许诺向委员会提交该党的书面答复，因此他觉得问题已经妥善解决。但是，非国大直到超出了我们规定和他们许诺的最后期限，才递交了答复，然而《报告》已经付梓。

这一切发生时，我和伯莱恩博士都在美国做访问学者，他在纽约大学法学院，我在埃默里大学坎德勒神学院。我们原计划回国参加委员会交接之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交接仪式本该是一次盛大的活动，到会的将包括受害者代表、外交使团以及各宗教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南非广播公司届时将在电视和电台进行实况转播。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将登台亮相。

最后一次会议差不多就是例行公事。我们已经变得非常亲密并共同经历了那么多难熬的日子，在最后一次正式会议上，大家不免情绪激动，依依不舍，甚至黯然神伤。我们首先宣布，大赦专门委员会的两位委员已被任命担任全国副总检察长的要职，而两位也非常称职。然后，又讲了些闲杂事项。接着，犹如晴天霹雳，一位委员提出重新审议非国大要求召开一次会议的要求，因为有些委员认为应该召开这样一次会议。重新审议开始时已经是11点钟。我和其他委员力图说明，这样做只能让大祸临头，因为这可能被解释为向执政党献媚，任何其他个人或组织都没有得到过类似的待遇。有些委员敦促说我们应该审议非国大迟交的书面回复，而两天后共5卷、2700页之巨的《报告》就将印好，并提交曼德拉总统。

审议非国大在我们的宽限期后才迟迟提交上来的答复，甚至可能带来更为灾难性的后果。即使他们能有理有据地说明为什么委员会应该修正其调查结果，我们修改《报告》的最终结果，只能是让几乎所有的人都说，有充分的证据说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不过是非国大的马屁精和吹鼓手。这一点似乎不言而喻，但那些敦促重新审议整个问题的同事们却固执己见，坚持与非国大举行会议或审议其答复，即使《报告》提交在即，也毫不动摇。

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委员会的信誉和声望明摆着受到了威胁。任何理智正常的人都不会愿意冒险抹杀委员会的卓越成就，破坏民族和解的工作。我想盲点之所以称为盲点，大概确实有看不到的地方。即使伸出手在眼前晃，不愿或不能看见的人也还是看不见。我看到整个进程将毁于一旦，脑子里一片空白。对那些不幸的受害者来说，这莫过于最大的恶作剧。他们为了民族那么慷慨、那么高尚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利，而现在我们却要朝他们脸上吐唾沫，以此作为对其宽广胸怀的回报。

我们很少投票表决，但这一次却必须在紧张的气氛中投票作出决定。赞成与非国大开会的一方以微弱之差失败。然后，我们投票表决是否审议非国大的书面答复。结果，7票赞成，7票反对。僵局。我从未使用过自己决定性的一票，但这次我投了非国大的反对票。本该亲切友好、完全不存在争议的最后一次会议，竟搞得剑拔弩张。

有些同事似乎知晓非国大决定如果不开会就将我们告上法庭的意图，可能是想避免这种尴尬局面的出现。得知这一消息后，我肝胆俱裂。在按期提交《报告》的前一天，非国大居然做出这种事—他们居然请求最高法院下令阻止我们发表《报告》中任何涉及非国大违反人权行为的部分，除非我们审议其答复材料。一切都那么不可思议。德克勒克也提出申请，要求删除对他不利的调查结果。他的行为我们尚可理解，甚至可以说这是他的一贯特点。但是，一贯支持和解进程的非国大做出这样的事，却是大出意料，而且完全有悖其特性和态度。

从开普敦到即将举行交接仪式的比勒陀利亚途中，我心情十分沉重。我们的法律部和律师委员通宵达旦准备提供给法院的有关材料。法院将在仪式前不久宣布其判决。我们继续着各项准备工作，好像头顶没有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我们为世界各地的记者开辟了专门场所，使他们能在仪式开始前的三四个钟头里阅读长达5卷的《报告》，准备头版消息。

法院的裁决下来了，非国大败诉，并承担全部费用。消息传来，我们不事声张地庆祝着。我禁不住感谢上帝，我们终于没有让受害者失望。整个仪式尽管比原来增加了悲哀的色彩，但却非常隆重，既庄重，也不无欢庆，悲哀与欢笑、泪水和狂舞交织在一起。在我们的顶级唱诗班悠扬的歌声中，总统和我翩翩起舞，跳起了后来被称为“马蒂巴漫步”的舞步。

当我把真皮装帧的《报告》递交给曼德拉总统时，心中充满感激之情。我感谢上帝这样善待我们，让我们挺过了许多艰难的时刻；感谢让我们能够竭尽所能揭示真相；感谢我们这个机构能够为人们带来了结、安慰与和解；感谢我们能够正视魔鬼；感谢上帝给了我出色的同事；而最应当感谢的还是那些来到委员会向我们、向世界敞开自己的人们。他们置自身于不顾，在恢复自己尊严的同时，也帮助我们重新获得了人性。

正如圣保罗所说，我们是名副其实的、脆弱而有缺陷的土陶。至高无上的荣耀无疑是属于上帝的。

[1] 《创世记》，2 : 18。

第十章 “我们原来不知道”

正常、体面、敬畏上帝的南非白人，何以能够对一个剥削、压迫和践踏与他们共享一块土地、共有一个家园的人们的制度视而不见呢？如果没有这些少数特权阶层的支持，种族隔离一天也不可能存在。如果像他们许多人后来所称，他们“原来不知道”，为什么白人中又有人不仅知道官方政策的毒害，而且谴责这一邪恶政策，并努力结束这一政策呢？如果那些大大受益于种族隔离的人不是在纵容或听之任之的话，那么这些人又为什么会遭到其他白人的排挤和敌视呢？

应该指出，许多白人生长在这一制度中，他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制度，对此抱着默认的态度，因为这种现状给他们带来莫大的舒适。这个制度并不幼稚，而是极为精密复杂的。黑人城镇往往设在白人的视野之外，眼不见自然容易心安理得。如果是白人，就必须愿意费上些周折，才能见到黑人城镇。有些人确实这样做了，但大部分人更愿意待在郊区安闲、富有的舒适窝里。我们—南非的黑人和白人—罹患了精神分裂症，我们在身心两方面都生活在两个分割的、相异的世界里。我任主教时，住在绝对是开普敦高档郊外社区的主教廷。这个区的富足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地方相媲美，有的是豪宅大院、花园泳池。即使离像兰加或古古乐图这样最近的黑人城镇，也有相当远的距离，而其他方面就更是大相径庭了。如果不是真的想要亲眼看一看黑人城镇，白人一般不会涉足这里，甚至不愿打此经过。一个正常的白人为什么要找这个麻烦呢？

不过今天却找不到一个曾经支持过种族隔离的人。但是，委员会想要搞清楚为什么这样一个不可接受的制度竟存在了这么久。《法案》要求我们搞清严重违反人权状况发生的“先例、条件、因素和背景”。为有利工作，我们进行了所谓“机构听证”，由主要社会机构的代表陈述其与种族隔离的关系。

法律界、医疗部门、商界、宗教界、工会及媒体，对我们的邀请作出了积极反应。有些机构允诺前来陈述，但未能守信。其他机构则断然拒绝，其中包括代表白人农场主的南非农业联盟和白人的矿工联盟。在南非进行大规模投资的跨国石油公司没有答复。我们就青年、征兵、监狱等问题举行了听证，还专门召开了妇女听证会。

在大部分听证中，观点通常都因种族界线而歧异。黑人自然而然对这些机构在支持和维持种族隔离中的作用持批评态度，而同一机构中的白人则为维持压迫现状申辩。一个人的观念的确要视其人及其所在而定。许多白人支持征兵—在种族隔离制下只限于白人—因为他们相信政府的观点，认为文明生活的最后堡垒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威胁。大部分白人视希望废除征兵的白人青年为懦夫和叛徒，而反对派则认为征兵无异于参与保卫他们所憎恶的制度。有人提醒我们要警惕以偏概全，情况比乍看起来复杂得多，需要进行慎重和细致的分析。

机构听证揭示出，在这个国家里，大部分人被有系统地、蓄意地排斥在政治决策进程之外。这继而意味着他们被排斥在任何权力和有影响的领域之外，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无所不包。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在社会生活中没有一个非白人担任要职，保证了他们的声音能被听到，他们的观点受到重视。大部分白人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这也不足为奇。他们的价值观被认为是四海皆准的，所有人都应该符合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否则就是下贱的异类、怪胎和被驱逐的对象。大部分白人对此不假思索就接受了，而这些观点又得到有效保护白人利益的现状的鼎力支持。

许多机构在种族隔离制下的运作方式，在媒体听证会上可见一斑。白人掌握报纸的所有权。新闻从白人的角度报道。即使自认为是自由派并可称为反种族隔离的报纸，也长期认为形容一场事故中“一人和四个土民”受伤，无可厚非。白人记者和编辑似乎从来没想到，这恰好揭示了其内心的态度。尽管没有明言，但潜意识里，他们认为黑人不像白人一样也是人。可能有人对此说法大为光火，但听者所得之意的确如此。

整个国家其他事情的规范，也证明种族主义深深侵入了南非人的生活秩序。因而，这些同样的报纸一贯使用政府偏爱的说法，将被黑人称为“自由战士”的人说成“恐怖分子”，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本来可以使用较为中性的词汇，如“造反派”或“游击分子”。南非政府懂得必须以恐怖主义置解放斗争于不义，因为他们知道这会引起白人及国际社会中许多人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式的反应。

号称反种族隔离的报社，在其新闻采编室里却实行着这一制度—诸如饭厅、厕所之类的公共场所均按种族进行隔离。黑人员工无论是进修机会还是工资，总是非常背运。报社亦不反对进行自我新闻检查，以免触怒政府，并美其名曰规避法律控制。当种族隔离政府关闭黑人报纸《世界报》（The World）后，属于同一家报业公司的白人报纸进行了不冷不热的抗议，还旁敲侧击说《世界报》是在玩火，结果烧了自己。白人记者的报道往往比黑人的更受青睐，即使后者的第一手经验更多也无济于事。黑人记者报道安全部队对黑人的残暴行为时，其稿件一般都以有诽谤之嫌被修改得语气较为缓和。我们现在当然知道，黑人记者是如实报道的。编辑也会气愤地抗议，说自己不是种族主义分子。不，他们要的是“客观描述”。他们并不在意从谁的角度定义“客观”二字，因为他们的标准被认为是普遍标准。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者，会令他们大惊失色，但事实上，如果黑人一词和他们对自己人的认识及其“正当标准”相冲突时，他们便拒绝接受。黑人中无人能够旗鼓相当地与其抗争。这些报社甚至出版了城镇版，似乎要显示他们承认对什么有新闻价值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认识。许多黑人对此态度颇为矛盾，因为城镇版的存在似乎正是遵循了政府各种族各自发展的旨意。

政府威胁要严办那些“没有纪律”、惹是生非、鼓动黑人的报纸。这一招的确奏效。那些报纸的业主们乖乖就范，做了政府的帮凶，甚至关闭了一家勇敢地拥护被压迫者斗争的报社。这家报社就是拥有一些出色编辑的《兰德每日邮报》（Rand Daily Mail）。它一直是政府身上的芒刺，在同业的压力之下，只好关闭。政府懂得既相对自由又顺从听话的报业的价值。这可以起到很好的对外宣传作用：“南非没那么坏吧？至少其新闻业是自由的，有批评精神的。”阿非利卡新闻界则大言不惭地颂扬和支持种族隔离政府。阿非利卡报社对此毫不讳言。他们坚定地站在国民党和政府一边，大部分是党的喉舌。

电子媒体情况亦然。南非广播公司掌握在阿非利卡兄弟会这一秘密社团手中。该会成立于1918年，旨在促进阿非利卡人的利益。其触角无所不在，深入到教会、学校、商业、文化界、大学、专业人士、国防军、体育和媒体之中，当然还包括政府的政策。它的政策成了政府的政策。如果不是这个强大无比、无所不在的秘密社团的成员，要想在阿非利卡人世界中的任何一个领域出人头地，机会等于零。违背其戒律和决定，就休想取得成功。

于是，南非有了一致的最高德行：不要与制度作对。最高德行的基础，就是对兄弟会言听计从。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人们没能培养出提出尖锐问题的能力的原因。对大部分人来说，只要某个权威人士发话了，事情就有了定论。就算并非不可能，至少他们觉得很难区分什么是权威、什么是专断。最后连最为奇怪的事情也可以接受，因为他们已经培养起从众的本能。由于日元的巨大能量，来访的日本商人被尊为“荣誉白人”。在南非出生的华裔是“非欧洲人”，而出生在中国的中国人却自然而然地被归入欧洲人之列！好在这一切并未产生重大影响，否则真是荒唐至极。有些人甚至因为被错误地划归到其他种族而自杀，因为种族归类关乎所有的自身价值和特权。它决定了你可以住在哪里、可以和谁结婚、孩子可以上什么学校、你可以做什么工作，甚至死后可以葬在哪里。

南非广播公司的主席一度是兄弟会的头目，而阿非利卡人大权在握，甚至监督为非白人提供各项服务的咨询委员会都由清一色的白人组成。我们得知，广播公司雇用的黑人，无论培训或使用的设备，都要次人一等，工作时间也安排得别别扭扭。他们被禁止目视白人妇女，违规就要受罚。不可思议的是，员工纪律条例中规定，员工可以在解雇和受鞭刑之间作出选择。在我们的媒体听证会上，人们才第一次得知这惊人的内幕。黑人员工成了这种野蛮政策的受害者。

这一切之所以可能，完全因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盛行。如果总统不喜欢电视新闻中的某个词，就可以中断新闻，必须立即修改。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这就是过去的南非，政府掌管一切，没人敢提出质疑。身为国家总统的博塔是个刚愎自用、喜怒无常的人。他脾气暴躁，据说七尺的汉子、他的内阁大臣竟让他尖酸刻薄地训斥得哭起来。没人敢惹他，他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

在听证过程中，宗教界比其他机构都更诚实地坦白自己的错误和与种族隔离现状合作的事实。他们承认，他们的确公开和尖锐地批评种族隔离，但在机构的运行中却实施着种族隔离。有些机构分裂成种族集团。弗兰克·契卡尼博士就曾被同一教派—使徒信心会的白人成员所带领的安全警察审讯并拷打过，而那个人结束拷打后竟径直到教堂做礼拜去了。（这个教派的两个阵营在一次感人的弥撒中和解，白人教徒请求黑人教徒宽恕。）在真相与和解进程中，宗教界认为他们在帮助人们抚平创伤、鼓励信徒的和解与补偿方面，肩负着特殊的责任。

白人农场主和从事商业性农业的人不仅是最初占领土地之行为的受益者，而且得益于臭名昭著的1913年《土地法》，获得了大片土地。他们以极为优惠的条件，首先从国家，后来从土地银行得到补贴和贷款。他们有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因为通行证法禁止黑人在粮食生产上与备受宠幸的白人农场主竞争。实际上，黑人曾一度成长为成功的农民，对白人造成了现实的威胁。政府把黑人赶离土地，让他们去做矿工。有人建议，教会应该仔细审查其土地的获取方式，如果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取得了土地，就应该物归原主。人们也敦促教会研究如何缓解无地农民对土地的渴求。

医疗部门也是按种族分裂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南非没有培养过一个黑人医生。1990年以前，医学院对黑人学生存在严重的歧视。他们常常单独上课，几乎被禁止在白人身上做解剖实验，而且几乎从未在妇科和产科做过临床诊断。得到同样的资历后，他们却挣不到和白人同事一样的工资。但医疗界最可憎的表现体现在其与安全警察的合作中。一些地区的医生完全违背医德。在检查被拘留者时，他们根本不遵守医生和病人的保密原则。他们总是在有警察或狱官在场的情况下检查病人。他们屈从于警方的压力，在未经病人许可的情况下，就将检查报告交给警方，根本置病人的利益于不顾。最为臭名昭著的例子，当然是前面讲到的史蒂夫·比科一案，医生们将病人的死活交给了警察。有些医生教警察如何不留痕迹地进行拷打，告诉他们犯人还能承受多久。另一些医生则拒绝给受伤的激进分子治疗，理由是警察需要从他们身上得到更多的消息，或者他们不能帮助恐怖分子。

法律界也好不到哪里。直到1990年，一些地区的律师协会仍拒绝黑人加入，使黑人律师难以从业。种族隔离时期的一条法律禁止黑人在白人区设立事务所。现任大法官伊斯梅尔·马霍麦德曾不得不钻到白人同事事务所的厕所里吃午饭，而白人则在专用的白人餐厅用餐。他要工作时，必须搞清哪位白人同事出庭，以便暂时借用其办公室。种族隔离制将他划为印度裔人，因此他不得在过去最高法院的上诉庭所在地布隆方丹过夜。于是，当他在南非最高法庭辩护时，不得不在开庭期间日行400英里，往返于约翰内斯堡和布隆方丹之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作为大法官，他的官邸就在布隆方丹！）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负责审理的时间段里，几乎所有法官都是白人男性，无论承认与否，他们都为自己的职责打上了白人的烙印。

不幸的是，南非的法官高高在上，几乎被奉为圣人。他们极少有人能真正进入站在面前的被告的世界，因为那些人是黑人，而种族隔离制下黑人的经历，黑人所遭受的屈辱、剥削和压迫，对他们来说是个未知世界。因此，很少有法官会理解或同情黑人的政治抱负。法庭之外，他们见到的黑人只有家里的仆人，也不可能问这些人黑人究竟有何感受。黑人因政治罪受审时，作为赋予白人特权与霸权的统治阶层一部分的白人法官，几乎无人同情试图推翻他们已习以为常的制度的人。因此，大部分黑人将其视为压迫制度的组成部分。法官和律师不假思索地参与了极为不公的司法体系。大部分的法律甚至不加掩饰，毫无公正可言。

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南非白人混淆了“合法”和“道义上正确”这两个概念。因此，当我和另一些人指出不公正的法律并不一定要遵守时，他们大为恼火。他们对教会和大众民主运动及其所领导的抵制不公正法律运动，非常不满。许多南非白人认为非法等于不道德。如果向他们指出世界上存在着禁止夫妻同床共枕的法律，他们似乎不明白基督徒的义务是要服从上帝的法则，而不是哪个人的法则。上帝的法则告诉我们，上帝结合的人，任何人都不能拆散。（在控制黑人人身自由的法律下，如果妻子到丈夫做合同工的白人城镇找他，并同宿在男性宿舍，就是违法。）

当我们问法官和律师为什么与违背正义的种族隔离制合作时，他们往往说最高权力在议会，给司法部门留下的回旋余地很小。当被问及为什么不辞职，拒绝与不公正的制度合作时，他们说他们害怕政府会任命更不具正义感的人，保住一点正义的机会总比没有好。我认为，议会的最高权力只有在真正的民主国家，议会确实代表人民时，才能实现。南非显然不在此列。能有相对坚持法治的法官在位当然不错，但是如果他们辞职，或许种族隔离的丑恶可以更早更深刻地暴露在世人面前。这样的立场可以加速种族隔离制的灭亡。南非政府利用了司法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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