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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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难过的是，我们一直未能争取到阿非利卡人中叫嚷得最凶的那些人，他们坚持透过变色眼镜看待能够表明我们严守公允的事实。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勾勒出由于既往的政治冲突在我国发生的严重违反人权的状况。我们在确定罪责轻重时，也是为了培养有责必负和尊重人权的文化。我们下定决心毫不畏惧、毫不偏袒地完成这一重要使命，而全世界和大部分讲道理的南非人似乎都认为我们干得不错。

如前所述，我们对南非社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种代表性既是至关重要的特点，但也给我们带来不少烦恼。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后来我们发现种族隔离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我们所有人。我们懊恼地发现，我们是南非社会的缩影，受伤的程度远远超出我们当初的想象。我们发现彼此之间常常猜忌，不易建立相互的信任。只是到了后来，我们才意识到，我们都屈从于一种强大的条件反射，使我们用成见对待属于其他群体的人，尽管我们大部分人都会激烈申辩自己不怀成见。

第一年中召开的会议简直如临深渊。每个人都想辟出自己的地盘、建立自己的空间，要达成一致意见，谈何容易。黑人委员总是琢磨白人同事会不会对其他白人作出同样的反应，反之亦然。有些委员因为是白人的自由派—“自由派”在南非是骂人的话—而被指责为企图左右事态以出人头地。我们任命的第一批工作人员都是白人，于是警钟四起，有些委员甚至立刻害怕委员会将被白人掌握、执行白人的议程。对这样的气氛，我准备不足，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我们教会的会议，特别是大家都翘首盼望的主教大会。这些会议是那么和谐、那么积极向上，完全没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会议上的明枪暗箭、含沙射影。我们的确原原本本地反映了作为种族隔离社会基本特征的隔阂、分裂和猜疑。我们可以成为整个国家的标尺，如果我们最终能够凝聚成一个团结、和解的有机整体，那么南非就有希望了。

有意思的是，总统任命担任委员会主席的是一位大主教，而不是法官或其他，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一个准司法机构。委员中七人是律师，因而法律界拥有最强的代表性。但是，也有三位活跃的牧师，而且三人都是其教派的全国性领袖。此外，伯莱恩博士在辞职从政之前，曾是循道宗大会最年轻的主席。因此，可以说我们当中有四位牧师，而这必定会影响我们的审议和工作方式。

总统一定以为我们的工作属于深邃的精神世界。毕竟，宽容、和解和赔偿，并非政治辞令中的流行语言。政坛上的惯例，是要争取心满意足，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并坚信我们的世界是你死我活的世界。大部分政治家并不是在那里疗治创伤、恢复平衡或是消除分歧。宽容、忏悔与和解在宗教领域才能找到更合适的安身之地。

尽管我们存在分歧，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上还是接受了我的建议，闭门谢客，以便我们提高精神境界，敏锐视听。无论我们对各自的圣灵如何认识和称呼，我们都坐在我的精神导师法兰西斯·古尔的身边，将身心敞开，聆听超凡圣灵的启示和教诲。在委员会任期将满时，我们又一次闭门谢客，在罗本岛经历了感人至深的反省。我们首先游览了小岛，从一个监牢走到另一个监牢，深深沉浸在历史和愤懑之中，并意识到我们国家走到今天这一步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然而，我们彼此也更加贴近了。

委员会还接受我的建议，在会前和会后进行祷告，并在会间小憩时祈祷和整理思绪。在违反人权案件专门委员会，我们议定当受害者或幸存者到委员会的受害者听证会上陈述他们的辛酸经历时，我们应该营造庄严的气氛，应该有祷告、赞美诗和燃烛仪式，纪念在斗争中死去的人们。在东开普进行的第一次听证会前，我问我主持会议时，是否应该穿上作为我公共形象一部分的大主教紫色教袍。委员会认为应该，印度教同事甚至态度极为坚决。

我被任命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后，立即要求全世界圣公会联盟秘书处告知我们教派的所有修女和修士，在委员会存在期间，我们急切需要他们为我们定期祷告。这样，我们知道我们至少经常被这些基督徒热切的祈祷所包围。从其他人那里我也了解到，全世界许多人用他们的爱和祈祷支持着我们。我要为他们的出色表现致以深深的谢意。无论我们取得了什么成绩，都要归功于笼罩我们、支持我们的这片祥云。我们大部分人都认为，我们所承担的是深刻的宗教和精神使命。

很少有人反对委员会对精神特别是对基督教的倚重。当有记者对此提出疑问时，我回答说，我是宗教人士，也是因此被选出来的。我无法装扮成另一个人。我按照本来面目行事，并得到了委员会的接受。这就意味着，神学和宗教的思想理念将成为我们所作所为的依据。我们也不无欢欣地接受了委员会中从事医学的成员所给予的适当指导，心理学家、医生和护士为我们提交给总统的赔偿和复原政策的制定，立下了汗马功劳。

随着年事的增长，我惊喜地发现神学对我们的整个生活是多么意义重大。特别是在委员会的工作中，我们欣慰地发现我们其实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当上帝申斥亚当违反禁令偷吃禁果时，亚当不愿承担抗旨不遵的罪责，把责难推到夏娃身上。而上帝指责夏娃时，她也一样地推卸责任。（我们不知道蛇是如何为自己辩解的。）因此，大部分人不情愿承担种族隔离暴行的责任，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他们否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指责他人他事而不是自己，正说明他们是亚当和夏娃的真正子孙。

哈佛大学神学家哈维·考克斯在题为《勿归咎于蛇》（On Not Leaving It to the Snake）一书中，对我们归罪于他人的倾向进行了颇有教益的驳斥，大大有助我避免轻率判断和对他人的不幸而幸灾乐祸。这在委员会接触犯下最为十恶不赦罪行的罪犯时尤为重要。委员会常常为人可以邪恶到这种地步而深感震惊，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说，具有这种行为的人是魔鬼，因为他们的行为就如同魔鬼。我们必须区分行为和罪犯、罪孽与罪人：痛恨和谴责的是罪孽，而对罪人则要满怀热诚。如果罪犯被当做无可救药的魔鬼，那么我们就谈不上什么追究责任了，因为他们被宣布为不能对其行为负责的非正常人。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我们放弃了他们改过自新的希望。神学认为，尽管他们的行为可憎，但他们仍然是上帝的孩子，能够忏悔、能够改变。如若不然，我们委员会就必须关门大吉，因为我们运作的前提是人可以改变，可以认识到并承认其行为的错误，经历痛悔，或至少感到歉疚，并最终迫使自己坦白罪行，请求宽恕。但是，如果他们被蔑视为魔鬼，便理当无法参与宽恕与和解这一触动人心的进程。

在这门神学中，我们不能放弃任何人，因为我们的上帝为罪人保留了特别柔软的心肠。在耶稣讲述的故事中，牧人宁可将99只温顺听话的绵羊抛在荒野，也要去寻找那只离群的羊—不是毛茸茸的可爱羔羊，因为可爱的羔羊不会离开妈妈，而是桀骜不驯、惹是生非的老公羊。牧人正是在这只羊身上颇费心血。等找到时，它很可能已没有漂亮的羊毛，浑身污秽，也可能跌到了污水沟里，搞得臭气熏天。牧人找寻的就是这样一只羊，而且找到之后，绝不会厌恶地侧身掩鼻。不，他会将它轻轻抬起，扛在肩上，回家后盛宴庆祝，因为他找到了迷途的羊。耶稣说，一个悔过的罪人，比99个无需忏悔的人，可以给天堂带来更大的欣喜。

基督徒受到这条福音—与世俗常理相悖的偏向罪人的福音—的约束。耶稣基督得罪了循规蹈矩的大多数和正统的宗教领袖，因为他与之为伍的不是受人爱戴的社会精英，而是处于社会边缘的渣滓糟粕—是妓女、罪人和被摒弃的人。在我遵从的神学中，任何人都不能将他人定为不可救药而打入地狱。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陪伴他的是两个小偷。其中一个表示忏悔，耶稣向他保证，他们将一起进入天堂。故事的主旨，是说我们任何人都不能断言某某人已经万劫不复，因为我们任何人都不知道，即使最为十恶不赦的罪人是不是在最后的时刻也能忏悔并得到宽恕，因为我们的上帝首先是慈悲的上帝。

我们之所在，我们之所有，甚至于我们的灵魂得到拯救，都是一份礼物，不是我们争取到的，而是馈赠给我们的礼物。据说上帝对罪人的偏向巨大无边，以致我们在天堂会碰到我们根本料想不到的人物。（反过来说，我们也会因为应该遇到的人没有出现而吃惊。当然我们自己得先进天堂才行！）总之，根据这一神学，任何人、任何事都不是毫无希望、无可救药的。

上帝不会抛弃任何人，因为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从现在直至永远，他爱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好坏，直到永远。他的爱不会遗漏我们任何人，因为上帝的爱是不变的，也是不可改变的。有人说我无法让上帝更爱我，因为他对我的爱已经尽善尽美了。但同样，我也无法让上帝爱我少一点。上帝爱的是原原本本的我，他帮助我成为我所能够成就的人。当我意识到上帝对我的深爱时，我会尽一切努力为了爱去做能让我的爱人欢愉的事。如果有人认为这为道德堕落打开了方便之门，那么他一定没有爱过，因为爱比法律要求得更多。一个疲惫不堪的母亲本该就寝休息，但为了看护生病的孩子，她可以毫不犹豫地彻夜不眠。

我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听取违反人权的罪犯讲述他们的罪行时便意识到，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能够做出最可怕的邪恶行为—我们全体。谁也无法预见，如果受到同样的影响，处在同样的境地，我们会不会成为和罪犯一样的人。这并不是纵容或原谅他们的行为。这是要让心中充满更多的上帝之爱，为看到他所爱的人走上这样的悲伤之路而哭泣。我们必须从内心深处而不是出于虚假的虔诚对自己说：“为了上帝的慈悲我向前行。”

不幸中之万幸，当我聆听受害者的陈述时，我对他们的宽宏大度感到了惊讶。经历了如此深重的苦难之后，他们不是渴望复仇，而是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宽容意愿。于是我感谢上帝，让我们所有人，甚至于我，都具有行善、宽容和大度的不凡能力。

神学帮助我们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人认识到，我们身处一个道德世界，善与恶都是现实，而且关系重大。道德的世界就意味着，尽管有不少现实不尽如人意，但邪恶、不公和压迫无论如何不会最终占上风。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耶稣基督的死去与复生，就证明了爱比恨强大，生命比死亡强大，光明可以战胜黑暗，欢笑、快乐、热情、温情和真诚，都远胜于其对立面。

在委员会，我们亲眼看到这一切在我们面前展开。那些在种族隔离岁月中趾高气扬，随意抛撒死亡、不公和种族隔离各种虐政的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们在阴暗世界中参与的暴行也有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一天。他们原本得意地认为自己想主宰天下多久，就可以多久。如今一切都已大白于天下，而且不是什么推测或者无根无据的指控。不，完全是罪犯亲口道出的事实：他们如何绑架、如何枪杀、如何掩埋尸体或抛到河里喂鳄鱼。他们帮我们找到50具被他们秘密绑架、杀害和掩埋的尸体。如果这不是一个道德的世界，真相必将大白于天下的话，那么这些令人不寒而栗的秘密将永远被掩盖。

在斗争最艰难的日子里，人们面对猖獗的邪恶势力常常士气低落。这时我会说：“这是一个道德的世界—种族隔离的捍卫者已经失败了。”我也曾向我们的南非白人同胞呼吁：“我们在善待你们，加入必胜者的行列吧！”我们这些为反对种族隔离而斗争的人得到了最为辉煌的胜利。而胜利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同属于白人和黑人—上帝的彩虹子民。

[1] 《南非的精神》（The Mind of South Africa），Bollantine丛书，1991年纽约出版。

第六章 受害者，抑或幸存者的国度？

设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所依据的法律中所规定的参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武断的。我们完全有理由回溯到范·里贝克的年代，或者宣布凡不是白人的人都自动具有受害者的资格，因为他们都遭受过种族隔离的折磨。但这就意味着要处理几百万人的问题。显然，无论如何应付，都无助于创巨痛深、四分五裂的人们的复原与和解。再者，如果所有受害者都是黑人，就太过偏颇，使这一进程从一开始就不可能起到弥合裂痕的作用。

为从压迫到民主的艰难过渡而进行谈判的人们，明智地选择了有限但可应付的规模。他们规定的时间限度并非完全武断。1960年3月21日的沙佩维尔大屠杀的确是一个分水岭，因为此后重要的黑人政治团体被禁，并转化成解放运动，不得不放弃非暴力，进行武装斗争。1994年5月10日这个截止日也非常重要，因为那是曼德拉就任总统的日子。如果说有什么事件可以标志新制度的开始的话，那么正是这一天表明了我们与冲突、分裂和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过去的彻底决裂。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在较短的时间内—两年，后来延长到三年—解决这一段历史中尚可应付的问题。为了使全国不至于长期陷入追究过去这一分裂人心的过程，我们在1998年10月提交了《报告》，但大赦过程在委员会其他工作宣布“暂停”后一直持续到1999年。

为了确定委员会的工作坐标，建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法案必须定义何谓“对人权的严重违反”。这被限定为杀害（无论是否有预谋）、绑架、酷刑和严重虐待。这一相当武断的定义至少有两点好处。首先，将罪行限定为这四类，使委员会的工作有一定限量，有望在期限内完成。接替曼德拉担任非国大主席、后来成为南非总统的塔博·姆贝基，向委员会热切地呼吁，不要给新政府留下尾巴，特别是大赦的尾巴。1996年他代表非国大在委员会作证时说：

委员会在其任期内结束大赦过程，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民主国家不必承担刑事调查和对在本应由委员会负责处理的期限内犯罪的人进行起诉……我们认为，委员会应尽快结束其工作，使我们的确能够让过去成为过去，尽管我们不敢淡忘。

但法案的定义之所以重要，还有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它意味着委员会的确可以不偏不倚地认定受害者，因为罪犯的党派背景在确定其行为或罪行是否构成对人权的严重违反时不在考虑之内。如果一个国民党人绑架、折磨或杀害了某人，则构成对受害人人权的严重违反；如果这是过去冲突的结果，则属委员会的法定职责之内。如果非国大党员犯下同样的罪行，根据法案的定义，亦构成对人权的严重违反。因此，不论是种族隔离的支持者还是推翻者，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我们费尽心机说明法律上的平等不等于道义上的平等。一个女子开枪打死企图强奸她的人，行为本身构成他杀。抢劫犯杀死他所劫持的汽车的主人，这也是他杀。女子的行为可以被宣布为正当防卫，她的勇敢甚至会得到赞誉。而抢劫犯则犯下了杀人罪，会得到相应的惩罚。

有人批评我们“把解放斗争变成了罪责”，侮辱了参与斗争的人，因为我们把他们和种族隔离的捍卫者放到了同一平台上。最违背真相的言论也莫过于此。我们遵从的是法案的规定。无论谁是凶犯、出于什么动机，严重违反就是严重违反。国民党实施酷刑是严重违反，解放运动成员实施酷刑同样是对人权的严重违反。

我们明确声明，种族隔离是对人类的犯罪。我们也同样坚决地声明，解放运动开展的是正义的战争，因为他们有着正义的事业。但是，《日内瓦公约》和正义战争的原则都清楚地指出，战争中必须有正义。正义的事业必须通过正义的手段进行斗争，否则它就可能严重变质。

非国大对其阵营中在南非境外的犯罪行为进行了调查，并为揭露出的罪行公开道歉。如果解放运动可以使每一个打着其名义的行为成立，这样做就没有道理了。

尽量与更多的南非人接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目标实际上是要接触到所有的南非人；让他们加入委员会的工作进程，任何人都不应被缺省在外，每个人都应知道他们有机会讲述自己的经历，并可能得到赔偿。我们的宣传重点放在最容易为文盲群体接受的广播上。我们散发小册子、张贴招贴画，上面印着鲜明的标志和诸如“真相令你痛苦，但沉默让你死亡”之类的口号。我们得到了各宗教团体的大力帮助，他们的网络深入到了南非的各个角落。我们对与我们合作的非政府组织亦深表感谢。国际社会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慷慨相助。没有这些帮助，尽管我们和其他类似的委员会相比资金已经相当可观，但也不免会捉襟见肘。我们的确特别幸运。整个世界都惊喜异常，希望能从南非学到些经验，帮助解决其他地方的冲突。

我们雇用经过专门训练的采录员，奔赴全国各地。他们在志愿者的协助下，记录下那些认为自己可能在法案规定范围之内的人的叙述。最后，我们一共收到两万份陈述，超出了所有类似的委员会。有些陈述记录了不止一起违法事件，涉及不止一个受害人。

第一次听证会于1996年4月在东伦敦举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区别于其他地方类似委员会的另一特征是其公开性。最初有人建议大赦委员会的工作秘密进行，但遭到非政府组织的强烈反对，最终他们的意见占了上风，使委员会的工作具备了令其他国家钦佩的公开性。让这场大戏如此迅速地拉开大幕，需要大量艰苦的工作。举行一场听证会的后勤工作令人咋舌。先要得到陈述记录，但谁也不能保证人们会走上前台。他们或许会受到曾迫害过他们的人的恐吓；或许自认为是参加斗争的战士而拒绝被视为受害者；他们也可能感到灰心失望，不再相信那些敏于承诺缓于行动的人能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来。

我们没必要担心。人们当然想要道出他们的经历。他们被迫沉默得太久了，几十年来，他们被邪恶的制度、不公正和压迫挤到了边缘，成了无名无姓的隐形人。许多人的情感压抑已久，一旦得到宣泄的机会，就如同打开了泄洪的闸门。但是，令我们沮丧的是，没有多少白人站出来；能站出来的都是了不起的人。

我们有幸窥视到许多同胞灵魂的秘密，他们在那里深藏着最为隐秘的愤怒和痛楚。在他们讲述了各自的经历后，我总是禁不住感叹，这些人看上去是那么正常、那么普通。作证之前，他们谈笑自如，就像其他健康人一样毫无包袱地生活着。但听了他们的故事后，你就会惊异地问他们，怀着尊严和纯真、默默地忍受着如此沉重的痛苦和愤怒，究竟是怎么活过来的。被我们倨傲地视为“普通人”的人们，在面对足以摧毁意志薄弱者的巨大挑战和困扰时，表现出了令人肃然起敬的坚忍。我已经说过，在我遵从的神学中，不存在什么普通人。我们每一个人，由于是上帝的代表，都是非常特殊的人—是比通常的“重要人物”远为重要、远为普遍的“非常特殊的人物”。

我们亏欠这些人的，远远超过了我们所知道或能够承担的。我们必须保证他们的确愿意作证，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会成为公共财富。我们根本无法预知媒体和公众对这些不得不把自己的痛苦公之于众的人会作出什么反应。我们给那些将要作证的人提供了心理咨询，帮他们度过无论如何都非常难熬的时刻。

我们还给证人提供了“陪同员”，负责陪伴证人。作证时，他们坐在证人身边照顾，在他们痛哭流涕时递上一杯水、一片纸巾。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有些人嘲讽我们是Kleenex[1]纸巾委员会）。我们对座次安排慎之又慎。最好的座位是保留给证人的。我们必须避免任何他们在受审的印象，因此证人和听证的委员会成员坐在一条水平线上。

证人必须感到舒适自在，因此我们坚持他们用自己选择的语言作证。这就意味着必须使用同声传译，进一步增加了听证安排的复杂性。证人作证时还允许亲属陪伴。为所有这些可能前来参加听证会的人安排交通食宿，如同一场噩梦。所幸我的同事及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非常能干，即使在设备极为短缺的小镇和乡村，也能有条不紊地将一切安排就绪。听证会使用过许多不同的场所—市政厅、公共活动中心，特别是教堂大厅。宗教界在这方面予以的协助，值得热烈赞扬。

委员会并未得到普天下的一致欢迎。有些人表示强烈反对，特别是那些害怕委员会揭露其罪恶过去或是坚信委员会其实是追杀阿非利卡人的一个聪明伎俩的人。我们担心这些人会破坏委员会的会议，因而安全成了重要问题。第一次听证会就被炸弹恐吓打断，听证不得不中止，让警犬嗅遍全场。幸而是闹剧一场，但我们不能拿人命当儿戏，更何况我们任务的圆满完成事关重大。委员会的任何闪失，都会让反对和解进程的人幸灾乐祸。

我们希望人们感到有充分的时间讲述其经历，并得到了应有的认可。因此，委员会只能在特定的领域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证人进行听证。在进行陈述的人当中，十分之一的人得到公开听证的机会。那些未被允许作证的人多少感到失望，但他们得到保证，我们会像对待公开证词一样，认真对待他们陈述的经历。

人们如此重视听证会，或许可以视为对我们的赞许。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媒体发挥了出色的作用。广播、电视和报纸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受害者及大赦听证，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南非广播公司电台用11种南非语言对听证会进行的实况报道因经费不足停播后，立刻引起轩然大波，甚至很少参加听证但显然非常关注的白人，也叫苦连天（后来恢复了报道）。海外专家对我们如何利用电视镜头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们把镜头放在不显眼的固定位置。摄影师则抱怨说，让他们把设备固定在一个地方太受拘束，难以施展。

第一次听证会上气氛庄严凝重。我们深知此举意义重大，第一次的成败与否，会对今后听证会造成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我们有些忐忑不安。第一次听证会在东伦敦附近的贫民小镇姆丹查尼举行。我们首先进行了感人的多宗教祈祷仪式。有记者问我在第一次听证会前夕有何感受，我说：

我的心里当然是七上八下的。但能从事这项事业，能看到这么多人表现出的宽宏大度，我又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他们希望这件事成功，知道自己的经历必须倾诉出来，这一进程也必须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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