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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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符合法案规定的条件，大赦立即生效，罪犯的刑事和民事责任，连同国家对公职人员的责任，同时一笔勾销。大赦产生的是好像犯罪行为从未发生过的效果，因为犯罪行为的法庭记录将是白板，一张白纸。这意味着受害者失去向罪犯索取民事赔偿的权利。要求受害者付出如此代价的确过分，但是使我们从压迫到民主实现较和平过渡的谈判者认为，这是我们的民族必须要求受害者付出的代价。

我们的自由代价高昂。但要正确计算这一代价，我们应该比较一下我们所享受的高度稳定和前苏联在进行类似的变革时经历的剧烈动荡和骚乱，更不要说前南斯拉夫的可怕屠杀和不稳定了。国际社会正在追究前南斯拉夫一些人的滔天战争罪行。大部分种族隔离制度下违反人权行为的受害者，都有其默认的代表为他们讲话。考虑到当时的形势和现实，他们一般都会接受其代表作出的决定，认为那应该是达到其愿望的最好决定了。

1999年1月，我在耶路撒冷的一个犹太教堂向很多人介绍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像其他类似的集会一样，有人情绪激动地对我说司法有其道德要求，而我们的进程损害了这一点。他强烈认为（我猜想，那里和其他地方的大部分人也同意他的观点），从道义上讲，这样的安排只能由受害者本身作出，而不能是别人，无论其动机如何崇高。我希望我当时在这一点上给予了令他满意的回答，即那些为实现和平过渡而进行谈判的人，在解放运动的代表团中有人自身便是邪恶的种族主义的受害者。许多人曾被拘留、骚扰、监禁、拷打和流放，而这一切发生之前，他们都遭受过各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的不公和压迫。他们可凭亲身经历讲话。例如，直到难以忘怀的1994年4月，他们所有人都被剥夺了选举权：直到那一天，他们从未在生身的祖国投过一次票。他们遭受过极不公正的通行证法的侮辱，看到自己的人民流离失所，像垃圾一样被大规模强制迁徙计划扔掉，无数人受到极大的伤害。因此，我可以向那位提问的犹太人保证，谈判者并非自以为是，而是在诉说他们和亲人的亲身经历。

大选结果揭晓时，这些谈判者不仅没有被指责未能反映选民的意见和态度，反而得到了广泛支持，赢得了大选的压倒性胜利，使非国大执掌了民族团结政府。同样是这些人—现在已是当选的代表—给我们带来了新宪法，并根据宪法通过法案，建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这不是什么理想主义新星的杰作，而是老成务实的政治家的功绩。他们常常眼睛盯着下一次大选，一般不会做出疏远选民、让自己下台的事。这些政治家是在曼德拉和他的继任者姆贝基的领导下运作的。如果他们在法案上的行动有悖选民的情感，这早就该反映在民意测验中。真相与和解进程进行三年后，历经无数引起争议的大赦决定，在对政治领袖的民意调查中，曼德拉仍赢得了80%的高分，姆贝基则为70%。（他们最强的对手仅得30%。）这说明，尽管选民因为压迫时期之后的第一届新政府未能兑现其全部承诺，自然会感到失望，但是非国大仍然得到了认可。最近，支持建立委员会的政党在1999年的大选中赢得了90%的选民。用我在伦敦国王学院的老师一句令人难忘的话来说，“这样断言不无道理”，即那些参与谈判并建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人，实际上完全有资格代表受害者而且得到了认可。

当他们接受受害者必须不仅放弃其刑事诉讼权利，而且要放弃民事赔偿要求的权利，才能达到我们今天的局面的时候，他们可以说自己是以受害者的身份这样做的。形成这一立场并非轻而易举。这曾引起过极大的愤怒，但是显然，即使是民事赔偿，如果申请大赦的人知道尽管他们将免于刑事责任，但逃不了民事责任，很可能他们根本不会提出申请了。把他们吸引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面前的胡萝卜的魅力将大打折扣。可以说，如果不如此办理，更多的人会因此而冒可能被起诉的风险（就像马兰将军及其同案犯被无罪释放后许多人的行动一样），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曾经发誓保守秘密或与同党串通提供伪证，其罪行的内幕仍然是个秘密。找到的解决方案并不完美，但却是当时形势下的最佳选择，即以真相换取罪犯的自由。

取消受害者要求民事补偿的权利，就产生了赔偿的问题。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工作常常为人忽视，但对建立和解的进程确是相当关键的。正如我们在《报告》中所说：

没有足够的赔偿和复原措施，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可能抚平创伤、实现和解……此外……赔偿是大赦的重要平衡。大赦的实施剥夺了受害者对罪犯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因此政府应承担赔偿的责任。

马霍麦德大法官在宪法法院的判决中清晰而雄辩地指出，“细致入微的针对每个人的赔偿”，要比让有可能胜诉的少数受害者对国家提起民事诉讼，对于解决种族隔离制度遗留问题将是更具创新性的方式：

那些基本人权被酷刑和迫害所践踏的人的家庭，不是唯一忍受许多人必须长期忍受的非人性种族隔离造成的“不可名状的痛苦和不公正”的人。多少代已经出生和即将出生的孩子，将遭受种族隔离制度造成并延续的、影响了无数人生活的贫困、营养不良、无家可归、文盲和能力的丧失。国家既没有资金也没有能力将一切扭转过来。我们需要付出多年的决心、理智和努力，才能“重建我们的社会”，让得到了真正成长机会的新一代实现他们的正当梦想。过去的几代人首先被种族隔离的实施，在这一制度死亡后又被其无情的后果，剥夺了梦想和机会。国家的资源必须创新、明智、有效和公平地加以利用，以促进重建进程，最大限度地给最广大的人民带来救助和希望，为整个民族的利益开发每一个人，包括那些直接或间接地为我们的种族主义过去背负耻辱或痛苦的人的内在潜力。

宪法的谈判者和民族的领导人要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不得不作出艰难的抉择。他们可以选择首先将国家的有限资金，用来赔偿那些遭受过国家公职人员谋杀、酷刑或殴打的人，与此同时挤掉本可用在诸如教育、住房和基本医疗这些关键领域所急需的资金。他们有权对问题所涉及的各种不同需求排定轻重缓急的顺序，可以决定将国家的民事赔偿责任加以限定，把那些……（发生时间过于久远、已无权要求赔偿的案件）和那些发生在最近、不能以法定期限进行限制的案件区分开来。他们也有权说这种方法没有道理而拒绝采纳。他们可以选择让国家背上保险公司赔偿要求的重负，因为这些公司为国家公务员的民事行为进行过机构赔偿，这样又会把急需的资金从为饥饿的人提供食品、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房、为争着挤进已经超员的学校的孩子提供黑板和书桌这些方面挪走。他们有权决定把这些学童、穷人和无家可归的人的需要放在首位。

宪法制定者所领导的大选，使议会赞成“社会的重建”，并在此进程中运用广义的“赔偿”概念，使国家既能够考虑到各项事业对其资金的竞争，又可顾及在过去的冲突中人权遭到侵犯的个人和家庭的“无可名状的痛苦”。有时给予这些家庭的最大赔偿，莫过于通过助学金或奖学金帮助他们的孩子最大限度地开发自身潜力；在其他情况下，最有效的赔偿可能是职业培训和恢复工作能力；有些人可能需要复杂的外科手术和医疗救助，另一些人可能需要住房补贴，以便不被从他们已经无法维持的住房中赶出来；在某些情况下，为故去的人竖起墓碑、公开表彰他或她的高尚和英勇，可能是对受伤的心的最大慰藉。即使两个人在同样的非法行为中遭受了同样的损失，对他们的赔偿也可能在形式和性质上有所区别，因为他们现在一个收益丰厚，另一个则生活拮据。[1]

法律以及委员会提交给曼德拉总统的建议均作出规定，给法案认定的受害者以赔偿。委员会委员尽量避免使用“补偿”这个字。我们认为，任何人、任何方式都无法对丈夫、父亲、一家之主遭到残酷杀害的家庭进行补偿。这种损失造成的伤害是无法计算的。此外，如果我们给予补偿，那么是不是所有受害者，无论其受害的情形有多么的不同，都应该得到同样的补偿呢？因此，我们向总统和议会建议，应该给认定的受害者相当可观的赔偿金，但必须说明这笔钱更多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补偿。国家实际在向受害者说：“我们承认你们的权利受到了严重践踏。没有什么能替代你们的亲人。但作为一个民族，我们说，我们非常抱歉，我们把你们的伤口揭开，希望能够清理干净；这些赔偿如同药膏，敷在伤口帮助愈合。”

法案要求据此建立起来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必须“对受害者友善”，以恢复受害者作为人和公民的尊严。但它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于，罪犯的申请一旦批准立即给予大赦，而委员会要到进程开始几年后向总统递交《报告》的时候才能就受害者的问题提出建议。总统同意后，再把意见提交议会；然后议会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讨论这些建议。议会通过委员会的建议后，受害者才有希望得到赔偿。可惜这个过程非常漫长，结果真相委员会成立后的三年内没有批准一项赔偿，而罪犯却一个接一个得到大赦。我们不难理解找到委员会的受害者的不满和怨气，也可以理解有些人对委员会的激烈批评和讽刺挖苦，说我们宣传的“对受害者友善”实际是对罪犯友善。

我们委员会也对法律的这个方面表示了不满。结果，在1998年10月29日向总统提交《报告》的时候，20万名左右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认定的受害者得到了所谓的“紧急过渡救济款”。这笔紧急救济标准统一，一般每个受害者最多得到2000兰特（330美元）。

除紧急救济外，我们在《报告》中还建议，国家应该支付“个人赔偿金”。我们希望，所有受害者最终都可以得到每年23000兰特（3830美元）、持续6年的赔偿金。我们估计国家总计要支付29亿兰特（4.77亿美元）。撰写本书时，政府共拨出相当于此数五分之一的预算，分三年支付。

我们的个人赔偿金建议引起了几个问题。能不能给痛苦设定一个价钱？在国家金库紧张的情况下，国家是否能支付得起这笔钱？如果种族隔离本身如五位高级大法官所谴责的那样，是对人权的严重违反，是对人类的犯罪，那么是不是每一个遭受这一邪恶制度之苦的人都应被认定是受害者呢？这一切中的公平何在？那些被强制迁徙的人怎么办？还有那些因为接受劣等教育而终生受损的人、那些由于种族原因没有得到足够的资金而罹患本来很容易预防的疾病的人，怎么办？我们根本列举不完。

委员会中没有人怀疑，法律在限定违反人权行为的含义时，是有一定武断性的。但是，立法部门显然感到有必要将处理的问题控制在可以应付的范围之内。赔偿本可以追溯到远远早于1960年的时期，比如到1948年，即国民党首次掌权，开始进行疯狂的种族主义立法，试图通过有系统地剥夺大部分南非人的基本人权，使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沦为二等公民的时候。然而，我认为议会的决定是极为明智的，为我们完成任务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机会。它也保证了避免整个国家长期被处理过去之事牵扯精力，不得脱身，最终影响和平过渡进程。

我们也根据同样的道理向政府建议，应实行我们所说的受害者“封闭式名单”，只有向委员会提出申请的受害者，才有资格得到赔偿金。我们指出，大规模宣传活动已经使人们了解自己有作证的机会，而得到赔偿的人应该是那些确实作过证或者提交了陈述的人。如果在无法估计究竟有多少受害者的情况下政府就承诺给予赔偿金，局面可能难以收拾。

任何人都没有对赔偿的重要意义抱任何幻想。司法部长杜拉赫·奥马尔领导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他在我们提交《报告》后的辩论中正确指出，我们是一个受害者的民族，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一个幸存者的民族。他还建议考虑给予集体赔偿，因为有时受到更大伤害的不是个人而是群体。大部分理智的人都会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我坚持认为，应尽一切可能保证有权得到个人赔偿的人不被遗漏。毕竟，他们已经放弃了损害赔偿的诉讼权利，不能让他们再作出过分的牺牲了。

我们委员会的人往往对来到我们面前的人备感惭愧，因为他们的期望和要求常常是那么谦卑。“我能不能给我的孩子立块墓碑？”“委员会能不能帮忙找到我儿子的尸骨，哪怕是一块骨头，让我们为他安葬？”“能不能帮我让我的孩子上学？”如果我们让他们失望，连这些可怜的要求都不能满足，那该是多么悲哀的事。我们深知政府资金承受的压力，但必须作出令人痛苦的艰难选择。

委员会也建议用倒下的英雄命名街道和学校，修建具有纪念意义的公共设施，如诊所、社区中心和娱乐场所。现在这一切已经开始。我们还认为应该建立纪念碑和纪念堂，缅怀为我们带来自由的人们。这些建筑应尽量具有包容性，应帮助我们积极地而不是怀恨地记取过去；纪念堂不应离间我们中的一些人，而应促进恢复与和解的进程；应该让记忆在我们忍受了旨在分裂我们、散播敌意与不合的一切后，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我希望当我们发现我们的确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国度时，我们能学会庆祝让我们团聚一堂的时刻和事件，庆祝历史性的大选、曼德拉就任总统或是我们在世界杯或非洲国家杯足球赛中的胜利。

[1] 南非宪法法院，案卷CCT 117/96号（1996年7月25日）。

第五章 开始行动

1995年9月，我以为可以作为大主教退休了，但是在我参加的倒数第二次主教会议上，我得到提交给总统的、担任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员的一致提名。我是从最初的200人缩减到45人的候选人之一。我们在南非的几个中心进行的听证会上，接受了多党小组的面谈。小组把25个名字提交给总统，总统经与民族团结政府内阁商榷后，选择其中17人组成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我被任命担任主席，埃里克斯·伯莱恩（Alex Boraine）博士担任副主席。

既然总统发话，下面的人便没有什么选择了。谁会对曼德拉说“不”呢？我等待已久的喘息告吹了。在此后的三年中，我们将投身委员会既令人心碎又催人振奋的工作，聆听对滔天罪行的可怕陈述，又为我们同胞表现出的非同寻常的宽容精神而振奋不已。这的确是难得的殊荣。

总统在1995年12月15日的《政府简报》中宣布了委员会的成立，第二天，即12月16日，我们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如果有人要寻找什么征兆的话，那么我们能在今天叫做和解日的公共假日聚集一堂，的确是个好兆头。这个假日经过了有趣的演变过程。它曾经被叫做丁干日（Dingaan’s Day），但不是为了纪念同名的祖鲁国王，而是带有沙文主义色彩地纪念一小撮阿非利卡殖民者的侥幸胜利。19世纪30年代，他们被英国似乎要平等对待“本地人”和白人的政策激怒，愤愤不平地离开了开普。他们取道后来被称为“非常之路”（Great Trek）的小径，想象自己在重演上帝的选民出埃及的大逃亡。他们是上帝的新的选民，逃脱的是英帝国主义的枷锁。1883年，Voortrekker人的一支小队伍在开始与祖鲁军团的战役前，疯狂地祈求上帝在随后敌众我寡的战斗中给他们佑福。他们还在盟约中发誓，如果上帝保佑他们战胜了当地蒙昧的乌合之众，他们和子孙后代都会庄严纪念这个日子。他们采用新战术，将篷车围成一圈，如同流动的堡垒—laager—他们可以藏身其后，赶跑敌人。奇迹发生了。上帝被他们的祈祷感召，他们以决定性的胜利打败了强大得多的敌人。从此之后，阿非利卡人便开始庆祝他们在12月16日血河之战中取得的胜利。他们认为，这一胜利清楚表明他们跟那些异教徒黑人相比，是高出一筹的。这一公共假日变得臭名昭著，南非黑人都害怕丁干日的降临。我还记得小时候大人吓唬我们说，如果在那一天离开贫民窟到白人的镇上去就会发生可怕的事。实际上大部分黑人在那一天都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免进城。常常可以听到有些不听劝告的愣头青，如何被打、被嘲弄和被谩骂的令人毛发倒竖的事情。据说有的黑人的山羊胡简直就是从脸上被连根扯掉的，因为白人认为山羊胡子是殖民者的典型特征，不能容忍黑人这样仿效他的主子。

这样一个帮派的、沙文主义的假日居然叫做丁干日，真是荒唐至极，纪念的倒像是那个祖鲁国王，而不是他的败仗。因此，国民党政府将节日更名为盟约日。当时政府正引诱祖鲁人接受班图斯坦黑人家园的政策，重揭祖鲁人败仗的旧伤被认为是不明智的。根据这一政策，黑人在按部落画地为界的小国内享受自治，自封的独立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南非及其卫星国外再无人承认。在这种天方夜谭式的情境中，南非黑人将在生养自己的土地上变成外人，无法在南非要求自己的政治权利。这一政策被国民党大肆宣扬为南非参与非殖民化的新进程、帮助人民取得民族独立的举措，而实际上仍是分而治之的老政策，鼓励部落主义，阻挠将南非黑人作为非洲人而不是各个不同部落的成员团结起来的运动。白人至上论者无论何等愚蠢和不道德的事都愿意做。

节日更名后的庆祝活动以宗教为重点，即作为宗教仪式永远纪念殖民者在上帝赐予胜利的大战前夜向上帝许下的诺言。这一新的含义，使我们又向促进创伤的愈合、和解及承认南非迈进了一小步，用1955年解放运动通过的《自由宪章》的话来说，这个南非“属于生活在南非的所有人”。

这个节日逐渐体现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思想，即越来越多的南非人将找到他们的共同点，它将把一个多样的民族凝聚在一起，它将是包容性的而不是帮派性的，它也不会通过贬低某些人而抬高另一些人。这样的秩序，对人民被长期离间、不公正和歧视又加深了相互仇恨的社会来说，绝非易事。但是，如果我们要作为一个丰富多彩的民族生存下去，这一进程就不容失败。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是在这一和解日召开的。

我们聚集在开普敦圣公会大主教的圣邸主教廷。这也颇有意思，因为这里曾叫做布舍维尔，是1652年到达南非的第一个白人定居者扬·范·里贝克的故居。他从荷兰被派到开普为船队建立东行的中转站。他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种植了一道苦杏树篱笆，把当地的科依人挡在定居点外。在主教廷附近，至今仍可看到篱笆的残余。用记者阿利斯特·斯帕克斯的话来说，这道篱笆不愧是有了它之后南非的生动象征。[1]范·里贝克把欧洲带到了非洲，而本地人却成了被挡在外面的异类。这道篱笆最终结出的苦果，就是南非充满冲突的那段历史以及白人和其他种族之间的仇恨，而我们委员会正是为处理这段历史而建立的。尽管要求我们处理的是1960—1994年这34年间的问题，但我们真正面对的却是我们美丽的祖国自1652年以来的历史。

对我来说，在主教廷开会，更是有切肤的感受。20世纪80年代末期，这里越来越经常成为反对日益加深的种族压迫的抵抗运动领导人的开会场所。正是在其中的一次会议上，他们策划组织了1989年9月13日的大游行。其后连续几个星期，全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最终促成了1990年2月2日德克勒克先生宣布的划时代变革。游行号召人民抵制1989年9月6日的大选。在开普敦，几个和平示威的人被安全部队杀害。伤亡者中也包括孩子—他们站在自家庭院里竟也挨了枪子。我记得，当工作人员报告说已有20人被杀时，我悲伤地走进主教礼拜堂，流着泪质问上帝：“你怎么能让这样的事发生？你怎么能允许他们对我们这样做？”我不能声称拥有通向天堂的热线，但跟上帝争辩一番后，我知道了上帝希望我们游行。我向有些吃惊的工作人员宣布，我们也要去为和平游行，表达开普敦大部分居民都感到的义愤，他们必须有个办法宣泄他们的愤怒。

主教廷也是1990年2月11日曼德拉和温妮度过第一个自由之夜的地方。在接听了各国总统、国王包括白宫的电话后，他就是在这里与最亲密的同事讨论未来战略的。我走进会议室，开始吟唱几乎成为第二国歌的赞美诗：Lizalis’idinga lakho（实现你的意志，啊，与真理同在的上帝）。所有的人都跟着放声高唱，仿佛他们的生命就取决于此。我进行了祷告，感谢上帝的仁慈带来的奇迹，请求他保佑在座的各位和我们的祖国。然后，我告辞，让他们继续讨论。第二天，曼德拉在主教廷的花园里召开了获释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也是在主教廷，教会领袖召开了一次重要的黑人政治领袖会议。其中一些激进分子第一次表示愿意和颇有争议的班图斯坦黑人家园领袖坐在一起。这些人由于和种族隔离政府合作而被视为不可接触的人。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主教廷召开的会议，聚集了可以想象得出的形形色色的南非人。共到会16人，一人因故缺席。其中10名黑人、6名白人，包括两个阿非利卡人。政治上，我们代表了从左翼到白人保守右翼的各种派别。有基督徒、穆斯林、一个印度教徒、几个没有信仰的人，也不乏一两个不可知论者。

副主席伯莱恩博士曾是议会的反对党成员，其观点受到支持种族隔离的议员的激烈攻击。他在20世纪80年代愤然辞职，开始创建议会外组织，继续为实现民主奔波。玛丽·伯顿女士是“黑色腰带”（Black Sash）这一为南非黑人争取权利的妇女运动的中坚人物之一。克里斯·德杰格，资深律师，曾是极右翼党派的成员和执行法官。伯格尼·芬卡牧师是东开普反对种族隔离的著名教会领袖。希西·坎佩培小姐是一个深度介入劳工权利斗争的律师。理查德·莱斯特先生是曾在事端不断的纳塔尔省工作的人权律师。怀纳德·马兰先生是律师，曾代表当政的国民党担任议员，后来脱离出来，参与建立了一个白人的反对党。科萨·姆格佑先生是循道宗教会前会长、南非教会理事会主席以及为争取纳塔尔省实现和平的著名纳塔尔教会领袖团体的成员。贺兰吉维·姆吉泽女士是心理学家，曾担任政府的精神卫生专家。

经常为我或伯莱恩代行职责的杜米萨·恩彻贝扎先生，曾是东开普的政治犯和著名人权大律师。温迪·奥尔医生在担任国家医生时，因找到被拘留者遭受酷刑的证据、成功获得法庭对警方的强制令而名扬天下。丹泽尔·伯基埃特先生是资深律师，曾在开普敦的政治审判中担任辩护律师。马普勒·拉马沙拉医生是临床心理学家，曾被流放，并在医学研究理事会担任要职。法泽尔·兰德拉医生长期活跃在反种族隔离斗争中。雅思明·苏卡也是律师，曾率南非代表团参加世界宗教与和平大会。格兰达·维尔舒特女士是精神科护士及开普敦暴力受害者康复中心的领导，在处理酷刑和冲突受害者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在主教廷的会议上（后来我们将会议移到我们自己的办公地点），我们把委员分配到下设的三个专门委员会。17名成员中的15名分别进入了我担任主席的人权违反案件专门委员会和赔偿与复原专门委员会。委员会有权任命并非委员会正式成员的人进入下设委员会。在任命时，我们特别注意到地区、性别、政治和宗教的代表性，以填补委员会组成上的空白。例如，我们保证了至少有一个犹太人和一个白人荷兰新教教会的领袖参与。

两名律师委员被任命为大赦专门委员会成员。不久，总统任命的3名法官使委员会增至5人，随后又增至19人，以加快对7000件大赦申请的审理。（大赦专门委员会在真相委员会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委员会由总统任命的法官领导，他们并非真相委员会成员，拥有自主决策权。我或者真相委员会的任何成员，都无法对其是否准予大赦的决定产生影响。法律禁止真相委员会审议其决定。）

委员会在一次早期会议上，还决定按地区分片运作。于是，我们在德班、东伦敦、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都开设了办事处，开普敦是总部所在地。我们很快就招募了350名工作人员，并投入了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伯莱恩博士，他在安排办公设施和任用工作人员上大显神通。

我真担心我们无法应付这项白手起家、后来证明是规模巨大的任务。不过，我们努力做好了，到完成任务时已经锻造了一支由认真、勤奋的委员和工作人员组成的出色队伍。能担任这支杰出队伍的领队，乃是极大的荣幸。带领一支必胜的队伍并不难，而我们恰恰就是这样的队伍。我要向他们表示深挚的谢意。在我们递交《报告》之前，两位委员辞职：拉马沙拉医生被任命为德班―韦斯特维尔大学的总监和副校长，而曾是保守党成员的德杰格律师感到无法继续再与其意见相左的委员会一起工作，但留任大赦专门委员会，于是我们就剩下一个阿非利卡委员了。

我在早期的另一次会议上建议，所有委员一律退出现有的政治党派或组织。有人完全正确地指出，我们之所以被提名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政治派别。人们预料我们将把个人和团体的包袱、把我们的政治偏见和观点、把我们的见识和盲点，都带进这个重要委员会的工作中。大部分委员认为，如果退出所属党派，我们只能弄巧成拙。如果我们假装脱离政治，就会显得不那么坦诚和透明。我们可能会不偏不倚，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还在“究竟种族隔离是邪恶的还是政策不错只是执行时走了样”这样的问题上纠缠不清。我们大部分人谴责种族隔离是彻头彻尾的邪恶制度的言论，都是记录在案的。也正是这一立场使我们赢得了声望，并被任命为委员会成员。

我们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但成立伊始，阿非利卡新闻媒体和政治领袖就指责委员会存在缺陷，挤满被他们蔑称为“好斗”型（指反种族隔离斗争）的人物，而且偏向非国大。他们呼吁建立一个支持种族隔离的人数与其对立面相等的委员会。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其要求是何等傲慢，典型地体现了当这块土地上的绝大部分人对治理方式毫无发言权时他们的行为方式。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旧制度的支持者，仍然希望一切率由旧章。他们空口无凭地（因为我们甚至还没有开始工作）宣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建立，是为了追杀旧秩序，特别是阿非利卡人。

我们对此进行了反驳，指出我们中的一些人很久以来，早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想法产生之前，就热诚地投身于和解事业。我们致力于为受到伤害的人们抚平创伤，这种热诚使我们不仅不会破坏这一进程，反而会更加力求公允。我对一群抱有类似想法的白人新教领袖说，你们只要看看我既往的记录，就知道可以倚重我的个人品格了。我提醒他们，尽管我反驳过，很多人还是认为我反对种族隔离是出于政治原因，并理所当然地以为我会三缄其口，不对非国大领导的政府提出批评。他们几乎肯定我会接受一个政治职务，公开进入政坛。我指出，恰恰相反，我没有寻求也未接到担任政治职务的邀请。非国大执政不久，我就批评他们接受过高的薪金。我建议他们看看我们究竟会提出一个什么样的报告，再评头论足不迟。

（他们即使看到事实，我也不认为他们会对我们大加赞扬。我们的确信守诺言，不偏不倚，非国大甚至因此抱怨我们，想要阻挠《报告》的公布，声称《报告》所言并非事实，指责我们用同样的道德准则评判与种族隔离斗争的人和实施种族隔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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