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书农小说网友上传整理德斯蒙德・图图作品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全文在线阅读，希望您喜欢，一秒钟记住本站，书农的拼音（shunong.com）记住本站加入收藏下次阅读。
在此我更应该引述马霍麦德大法官的精辟判断：
每一个正直的人一定都极不乐意接受这样的结局：邪恶行为的肇事者得以逍遥法外，其自由得到不受宪法制约的大赦的保护。但是使我们选择这条途径的各种情况值得我们仔细琢磨。在那些暴行和酷刑发生的年代里，有关监禁和犯罪调查的法律以及为调查提供信息的方法和文化，都不易进行公开调查、取证和纠正。在这个可耻岁月中发生的一切大都笼罩在神秘之中，不易展示事实和证据。亲人失踪了，有时不知原委，其中大部分已不在人世，不能再讲述他们的遭遇。其他人要么自由遭到侵犯，尊严受到打击，要么在留下深重创伤的内讧和冲突中，名誉受到极为不公的诋毁。恶魔与无辜常常同是受害者。秘密和专制掩盖了真相，把它们藏进了我们历史的阴暗旮旯中。记录难以获取，证人要么身份不明，要么死了，不能或是不愿出庭。最后剩下的，就只有对亲人的伤心记忆和本能的怀疑。幸存者因此承受着深重的创伤，但同时他们又无法将自身的感受转化成经得起法律考验的客观和确凿的证据……[6]
因此，很多案件缺乏证据，还有一些则因为诉讼时效、因为犯罪发生的时间过于久远而受到影响。马霍麦德大法官在其判决中也指出了这种司法僵局造成的后果：
如果不赦免犯罪的人，使其免于刑事诉讼，那么另一条出路就是为某些人保留抽象的诉讼权，但又没有足够的证据胜诉，继续让许多案件中受害者的家人不明真相，不知道他们的亲人究竟出了什么事，使他们对真相的渴求永远得不到满足，使他们永远无法平息心中的义愤和痛苦；与此同时，肇事者可能保住了自由之身，但却无法成为新秩序的积极、全面和开创性的参与者，因为他们内心混杂着迷茫、畏惧、内疚、不安，有时甚至是惊恐。[7]
因此，审判作为处理历史问题的各种可能方式中的极端方案，被否决了。
还有些人反对审判的方案，轻描淡写地说我们应该让过去的事就过去吧。这一方案是前政府及执行其命令的安全部队所竭力寻求的。他们吵吵着要一个一揽子方案或是全面大赦，就像在智利，皮诺切特将军及其追随者对自己实行大赦，并以此作为放弃军管、将政权移交平民政府的先决条件。尽管他们同意任命一个真相委员会，但委员会只能关起门来审案，而且不能审查皮诺切特将军本人及其政府和安全部队的档案，即使审查也不是为了定罪。皮诺切特将军以及政府和军官宽恕了自己：只有他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集被告、原告和法官于一身。由于智利大赦的宗旨不像南非那样是为了确定责任，我坚决支持最近对皮诺切特将军的引渡请求。我们不能容忍罪犯不仅可以决定是否赦免自己，甚至还不允许他人质疑他给予自己大赦的依据以及所赦免的罪责。
南非的情况则是不实行全面大赦。每一个参与迫害行动的人都必须单独提出申请，并接受一个独立小组的审查，由它决定申请人是否符合获得赦免的苛刻条件。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人们也强烈地感到普遍大赦等于遗忘，有人指出，我们任何人都无权说“让过去的事过去吧”，然后挥手间一切就真的过去了。我们的共同经验其实恰好相反—过去的一切不是消失了、沉寂了，而是令人尴尬地顽固存在着，它将不断回过头来纠缠我们，除非我们彻底地解决一切。我们必须直面禽兽，否则它就会反过身来要挟我们。
英国人和阿非利卡人（荷兰、德国或法国胡格诺教派的白人定居者）在南非的历史就是一个恰如其分的实例。在20世纪初的英布战争中，英国人把20万布尔人，包括布尔妇女、儿童和在布尔人农场上干活的黑人劳工，关进了当时英国人的新发明—集中营，这在后来希特勒疯狂推行纯雅利安血统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时变得臭名昭著。大约5万名囚犯在非人的条件下死去。战争结束后，交战双方都没有坐下来讨论战争这个方面的问题。当时留下的创伤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抚平，英国和阿非利卡的定居者似乎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但是，在表面的友好下面，他们的关系实际上并不稳定和轻松。1998年，我从慕尼黑去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会议。陪伴我的是一个年轻的阿非利卡人，他说他还清楚地记得祖母对他讲述的在集中营里发生的种种悲剧，一想起这些故事，他就觉得愿再打一次英布战争。
在纽伦堡附近的前达豪集中营建有一个纪念馆，纪念当时在这里发生过的一切，可以看到毒气室和火化犹太人尸体的焚尸炉。毒气室看上去平淡无奇，好像普通的浴室，直到你看到将致命毒气注入浴室的喷头。纪念馆里的一些照片显示，囚犯们跟在铜管乐队后面将难友送去处决—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默。德国人是那么有章法、有系统。他们将一切记录在案，包括他们进行的人类忍受力实验—当然实验品是“劣等的”、非雅利安的犹太人囚犯。照片将一切都摆在我们眼前，一张张痛苦万分的脸扭曲成了怪兽的模样。
纪念馆入口处上方，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的话发人深省：“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那些在南非为我们的未来而谈判的人懂得，除非我们承认过去并加以妥善处置，否则过去就可能毁掉我们的未来。
全民遗忘之有害无益，还有另一个显著的原因。选择这条路无异于让种族隔离的受害者再次成为受害者。这意味着否认作为其自我重要部分的那段经历。智利剧作家阿利埃尔·多夫曼写过一个题为《死亡和少妇》（Death and the Maiden）的戏。少妇的丈夫刚被任命为国家真相委员会的成员。她正在厨房忙碌的时候，有个人的车抛了锚，进来求助。少妇看不到他，但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并认出他就是几年前自己被拘留时折磨和强奸她的那个人。下一幕中那个人被绑了起来，无助地等待她发落。她举枪对着他，真想一枪把他打死，因为他拒不承认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来，而且不断地找出借口证明自己不在现场。僵持很久之后，他终于承认他就是肇事者，但奇怪的是，她把他放了。他的矢口否认击破了她的心底、她的完整性和她的自我，而这一切都是和她的经历、她的记忆密切相关的。否认颠覆了她的人格。她其实就是她的记忆，犹如一个早老性痴呆症患者不再是那个我们曾经熟悉的同一个人。
我们的民族力图恢复和肯定那些长期被迫缄默不语、被变成了无名氏和边缘人的受害者的尊严和人格。现在，通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他们将有能力叙述自己的故事、唤醒自己的记忆，并在公开的诉说中，使其个性和不可剥夺的人格得到承认。
当听取受害人的证词时，由于我们不是刑事法庭，我们是依据平衡各种可能性来确定事实的。既然立法赋予我们权利，让我们恢复受害者的人性和公民尊严，于是我们允许那些前来作证的人用自己的话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们尽了一切努力来证实这些故事，但我们很快发现，正如宪法法院大法官奥比·萨克斯所指出的，真相也有不同的种类，而且并不相互排斥。既有可验证、可记录的法医鉴定的事实性真相，也有“社会性真相，通过交流、讨论和辩论达成的经验真相”。[8]个人的真相，即马霍麦德大法官所说的“受伤的记忆的真相”是可以抚平创伤的真相，而真正的法庭则往往可能让许多没有受过教育、头脑单纯的证人，更加困惑，创痛更深。但是，很多人都可以证明，来到委员会面前陈述对他们都起到了明显的医治功效。我们是在不经意间从科拉多克四人帮成员之一的弟弟那里了解到这一点的。科拉多克四人帮是支持非国大的积极分子，他们离开科拉多克的家到伊丽莎白港参加政治集会，被警察残酷杀害，再也没能回家。那个弟弟在其亲戚到委员会的第一次听证会上作证后，在负有责任的警察坦白并申请赦免之前，对我说：“大主教，我们在几个场合向许多人讲过我们的故事，对报纸、电视都讲过。但这是我们讲述后第一次感到卸下了肩上的重担。”
我们国家的谈判者选择了“第三条道路”，避免了纽伦堡审判和一揽子大赦（或全民遗忘）的两个极端。这第三条道路就是赦免具体个人的罪责，以换取对与赦免相关的罪行的完全披露。以可能获得自由之胡萝卜换取真相，而大棒则是已捉拿归案的将面临长期监禁，仍逍遥法外的则面临着被捕、起诉和牢狱。
委员会的重点和大部分工作都和严重违反人权案的受害者及幸存者相关—听取他们的陈述，调查他们的证词，让他们其中一部分人有机会公开讲述他们的故事，起草补偿与和解建议书提交政府。但是，政治家们就大赦达成的协议，使大赦和为处理赦免申请而成立的委员会，成为我们运作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第三条道路也提出了一些重大问题，例如，这种方法会不会让人觉得可以得到大赦，因而鼓励了犯罪呢？罪犯仅仅抱歉并当众受辱就够了吗？正义怎么办？由于大赦一笔勾销了申请成功的人的民事和刑事责任，那么剥夺受害人向罪犯和国家要求民事赔偿的权利是否公平？
我在后面会谈到这一点，但结束本章时我想指出，有条件大赦的第三条道路符合非洲式Weltanschauung（世界观）的中心特点。这在恩古尼语族中叫ubuntu（乌班图），在索托语中叫botho。是什么驱使这么多人选择了宽恕而不是要求赔偿，选择了宽宏大量而不是复仇呢？
Ubuntu很难用西方语言表达。它表述的是人之为人的精髓。当我们高度赞扬一个人时，我们说“Yu, u nobuntu”，即“嘿，某某人有ubuntu”，意思是说这个人慷慨、好客、友好、体贴和热情。他把自己的所有与他人分享。这也意味着我的人格和他的人格紧紧相连，密不可分。我们绑在一种生活中。我们说：“一个人的为人是通过他人表现出来的。”不是“我思即我在”，而是“我之为人因为我有归宿”。我参与，我分享。一个有ubuntu的人开朗而乐于助人，他或她肯定别人，不因他人的能干和优秀而感到威胁，因为他或她懂得自己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并由此具备了充分的自信；当其他人被侮辱、被贬损时，当他们被折磨、被压迫或被低人一等地对待时，他或她也会感到这种屈辱。
和谐、友谊和共享都是善行。社会和谐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善行。任何颠覆或破坏这一为人神往的善行的事，都应该像躲避瘟疫一样极力避免。气愤、反感、复仇的渴望，甚至于通过恶性竞争获得的胜利，都会侵害这一善行。宽容不只是利他，也是最好的利己形式。使你失去人性的东西必然使我也失去人性。宽容使人们坚韧，使他们在经历种种剥夺其人性的行径后能够生存下来并保持自己的人性。
Ubuntu意味着即使种族隔离的支持者，也是其实施和狂热支持的制度的受害者。无论种族隔离暴行实施者愿意与否，其人性和遭迫害的人的人性纠缠在一起。在以非人的方式对待他人、给他人施加无以名状的痛苦时，施行者也必然失去了人性。我曾说压迫者人性的损失如果不是超过也绝不亚于被压迫者，而许多白人都认为这不过是那个他们恨之不及、不负责任的图图煽动仇恨的另一个口号。然而，吉米·克鲁格先生谈到史蒂夫·比科之死时令人胆寒的冷言冷语却为我们提供了精彩的例证。他在一次集会上开玩笑说，史蒂夫·比科是死于绝食抗议，这说明他在南非有自由，他如果愿意，就可以自由地把自己饿死。他说史蒂夫·比科的死“让我无动于衷”。你不能不问，能这样随便谈论另一个人类同胞之死的人，他的人性哪里去了？
当肯尼亚迎来自由和独立时，很多人都认为毛毛将发起运动，通过疯狂的复仇把肯尼亚变成白人的坟墓。然而，肯雅塔总统那么受人爱戴，因此他的去世引起了不小的担忧。人们担心肯雅塔之后肯尼亚会变成什么样子。独立后的肯尼亚ubuntu无所不在。在津巴布韦，经过极为残酷的丛林战后，穆加贝在1980年赢得大选前夕，大谈和解、恢复和重建，让众人大为惊异。这也是ubuntu在起作用。在纳米比亚，当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第一次民主选举中取胜后，努乔马用他迷人的笑脸讨好着每一个人。对白人没有复仇。这是ubuntu在显形。
当然，情况并非都是如此。20世纪60年代初的比属刚果，ubuntu哪里去了？1994年为什么卢旺达人忘记了ubuntu，而是相互残杀，让可怕的种族杀戮笼罩其美丽的国土？我不知道，只是要说ubuntu不是一个机械、自动和必然的过程，我们南非人幸运地拥有一批不只是黑人而是各种族的卓越人物。比勒陀利亚的约翰·史密特先生之子死于非国大搞的一次爆炸事件。史密特先生是阿非利卡人，人们大都认为，他一定会对被种族隔离政府称为共产党煽动的恐怖分子满腔愤慨和敌视。当史密特谈到他儿子的死时，他的一番话让人肃然起敬。他说他不气愤，如果气愤，也是针对种族隔离政府的。他相信他儿子的死，为我们从压迫和非正义到民主和正义的过渡作出了贡献。变革的时候到了。
[1] 指梵蒂冈。—译注
[2]《图片中的南非历史：真实的故事》（Illustrate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The Real Story），开普敦，读者文摘出版社，1988年。
[3]Out of the Shadows of Night: The Struggle for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马尔文·弗兰克尔与艾伦·赛德曼著，纽约，Delacorte出版社，1989年。
[4] 南非宪法法院，案卷CCT 117/96号（1996年7月25日），“阿扎尼亚人民组织（AZAPO）等VS南非总统等”。
[5] 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在与罗马军队的一次会战中虽获胜，但代价同样十分惨重。“皮洛式的胜利”遂成西方谚语。—编注
[6] 南非宪法法院，案卷CCT 117/96号（1996年7月25日），“阿扎尼亚人民组织（AZAPO）等VS南非总统等”。
[7] 同上注。
[8] A. 博莱恩（Alex Boraine）与J. 列维（Janet Levy）合编：《一个民族的康复？》（The Healing of a Nation?），1995年。
第三章 时机已到
为什么南非在此时而非彼时出现了转折呢？
《新约·加拉太书》中圣保罗在给新使徒的信中使用了一个妙语：“时机已到。”[1]保罗讲耶稣诞生的时机恰到好处，一切都各就各位，诸种前兆都已具备，一切都在恰当的时刻发生了。提前一点会过早，拖后一点又会太迟，当一切发生时，就只有此刻，没有彼时。
20世纪90年代，自由在最为意想不到的地方爆发了—1989年柏林墙倒塌，共产主义大厦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开放而倾覆。在其强硬派前任如勃列日涅夫的时代，所有这一切变化都不可能发生；如果当时全球的地缘政治图景没有变化，那么其后的一切要么不可能发生，要么会付出惨重得多的生命代价，造成更大的动荡和不安。
在南非，强悍凶恶的共产主义帝国—即里根所说的“邪恶帝国”—的瓦解是促成我们多灾多难的国家发生变化的因素之一。种族隔离政权成功地哄骗了轻信和听话的西方，让他们相信南非的确是非洲对抗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了。到1990年，种族隔离政府再没有理由声称必须使用压迫手段根除共产主义的泛滥，因为共产主义已经根除。
在这世界和南非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得到了无限的祝福，德克勒克替代顽固不化的博塔担任了南非总统。1985年，博塔错失良机，在本该破釜沉舟宣布改革的时候，却把本来是响炮的重要讲话变成了一记蔫炮。很难设想顽固如磐石的博塔会像德克勒克那样，于1990年2月2日在议会宣布让整个世界既震惊又不敢相信的大胆举措：南非的政治进程将实现正常化，解除对政治团体的禁令（1960年沙佩维尔大屠杀后实行的禁令）；非国大、泛非大和南非共产党将被允许作为合法团体开展活动，南非将努力走出种族隔离不公正和压迫的牢笼。
德克勒克当时的言行为他带来的巨大功绩，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抹杀的。他在南非的历史上为自己找到了一席之地。无论他这样做出于何种动机，无论我们如何评说他后来的所作所为，我们都应该为他在1990年的作为而向他致敬。
我相信，如果他没有做出他已做的一切，我们就会历经许多人预测的、使南非在劫难逃的血腥屠杀。要说服白人社会，让他们接受通过谈判交出其独揽的政权，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很少有选民会拥戴要把政权交给世仇，并以此为政纲的候选人。德克勒克先生当然没有这样直言不讳。他讲的是权利分享，让本来不中听甚至不可思议的事情，变得对选民来说不那么刺耳。他是在拿自己的政治生涯冒险，我们如果不因此赞扬他，就太过失礼了。他本来也许希望通过谈判为白人找到一个位置，使他和追随者得以行使否决权。他也可能希望以三驾马车的方式，轮流当政。但无论怎样，在我们历史的关键时刻，出现了他这个敢于冒险、勇于前进的人物，这就是我们的幸运。
当然，如果他的对手不能够顺应时代的挑战，这一切也毫无意义。如果德克勒克先生遭遇的是一个身陷囹圄、满腔仇恨、誓死复仇的人，他很可能不会宣布其改革计划。幸而他遇到的是被造就成有良知和卓越品质的人。纳尔逊·曼德拉在狱中赢得了无比的声望，以至许多人担心如此圣人只会让那些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大失所望。实际上，有传言说其运动内部已有人策划谋杀他，因为他们害怕整个世界会因为他不能与形象相符而深深失望。他们担心，非国大可能失去因整个世界为其狱中领袖勾画的高于生活的形象而赢得的巨大国际支持。
我们没必要担心。德克勒克先生遇到的不是一个一心复仇，誓死让白人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人。他看到的是一个有着高风亮节、宽宏大量的人，是一个渴望献身于让种族隔离、不公正和种族主义苦痛离间了的人们实现和解的人。纳尔逊·曼德拉出狱时不是满口声言仇恨和复仇的人。他成了和解与宽容的英雄化身，让我们所有人惊异不已。谁也不会因为他大谈和解与宽容而指责他。被捕前他就受过长期骚扰，无法过正常的生活，1990年2月11日被释放出来之前，他已在监狱度过27个春秋。谁也不能说他不懂得何谓痛苦。
在一张著名的照片里，他在罗本岛和沃尔特·西苏鲁以及背景中的其他人，坐成一行，在庭院里敲石头。这种完全徒劳的苦役，可以以其毫无意义而毁掉意志稍弱的人。我们也知道，他的视力因在采石场做苦役暴露在强光之下而受到严重损伤。一切手段都用上了，就为摧毁他的意志，让他充满仇恨。但是，制度灰溜溜地败下阵来。他再次出现时，仍是完整的人。
说这27年纯粹是令人痛心的浪费并不难：想想他本来可以为南非、为世界作出多少贡献啊！但我不这样认为。这27年和其中的种种苦难是淬炼钢铁、去芜存菁的熔炉。或许没有这种痛苦，他还不能像现在这样激情满怀、胸襟博大。痛苦和其他因素一起让他获得了其他任何方式都无法赋予的权力和威信。一个真正的领袖必须有机会向他或她的追随者表明，他或她的整个事业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而是为了他人的利益。而最具说服力的莫过于痛苦。
外人很容易认为，既然曼德拉是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道德巨人，他只消说句话就能让众人蜂拥相随。这是错估了非国大的性质和他作为党员的无比忠诚。非国大和其他类似的政治集团一样，其实是不同政治、哲学、主张、观点的大联盟。它1912年成立，团结了一大批非洲人领袖，联合抵制新成立的南非联邦对他们在政治上的排斥以及白人联邦政府对黑人控制的扩张。在整个斗争历程中，党内始终存在着各色人物、各种派别和组织，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彻底的自由主义者，无所不包。有一声令下便会冲向巴士底狱的土耳其青年，也有老成持重、温文尔雅的学者。1990年解除党禁时，其领导人是奥利弗·坦博，他为团结处于流放期间的运动成员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和其他领袖人物必须把大家凝聚在一个组织里，他们中既有流放者和在南非境内的地下积极分子，也有刚从多年的监禁中放出来的囚徒。能把这样一个由各路英雄组成，而且以协商一致即所谓“接受使命”为信条的党聚拢在一起，的确是了不起的功绩。看到人们如此认真地对待参与式的运作，对他们中间最不起眼的小人物的意见也给予同样的重视，的确令人欣慰。但是，这也可能妨碍主动性，使整个组织不得不迁就最为迟缓的人的步调。（我渐渐认为，曼德拉先生对党的忠诚的确可嘉，但是有些过分，并成为他的主要弱点。他一般不愿在党内未达成协商一致之前采取行动，他们在狱中就是这样运作的，在狱外他也要照旧如此。这使他在内阁中甚至保留了被公认为是榆木疙瘩的人物。也许他担心自己出身贵族，容易倨傲武断，因而努力避免表现得独断专行。）
在这样的一个政党内，不可能保证心平气和地就所有问题达成一致。在经历了如此深重的苦难后，所有党员能够同意违反人权的罪犯可以免予起诉、逃脱严惩，这显然不是自动的行为。非国大甚至在究竟要不要谈判的问题上都必须认真决策。许多年轻党员常常头脑发热，极易迎合同龄人的愤怒情绪。我记得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指控博塔先生蔑视传票，拒不到庭。一天，一个场场审判必到的年轻人在午间休息时对我说：“大主教，这个老头［指博塔］该送进监狱，哪怕几天也行。”当我反对说博塔年事已高时，他反驳道：“他应该感受一下我们的领导人经历的一切。再说，他们不是也关押了奥斯卡·姆佩塔吗！”（姆佩塔先生是西开普的一个领导人，尽管他当时已80多岁高龄且患有糖尿病，但还是被拘留了。）
还有其他政治组织力图表现得比非国大更为激进，反对任何与“敌人”谈判的建议，并视此为软弱的标志。泛非大及其武装组织阿扎尼亚人民解放军甚至在谈判进行期间仍在坚持武装斗争。非国大内部也有人对此表示同情。曼德拉必须和所有这些人进行竞争。
他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技巧和权威，才能领导其组织与他同行。幸运的是，他和其他领导人都认为应该走这条路。曼德拉先生也得到了党内对年轻党员具有号召力的一些激进分子的帮助和支持。例如，颇受尊敬的共产党总书记乔·斯洛沃就坚决支持整个谈判、妥协与和解的进程。他为说服狂热分子接受所谓“夕阳条款”，保证前政权的政府官员或公务员在过渡时期不失去工作，作出了主要贡献。只有具备斯洛沃这种威望的人，才能说服那些想要惩罚种族隔离仆从的人接受这一妥协方案。毫无疑问，贯穿于整个谈判过程的这种精神正是来自非国大一方。
在历史性大选前夕被暗杀的克里斯·哈尼，在城镇的激进青年心目中享有不可撼动的地位。他曾是非国大武装组织“民族之矛”的领导人之一，并接替斯洛沃担任了共产党总书记。因此，他有无可指摘的威信，大部分年轻人对他一呼百应。作为一个搞军事的人，如果选择对抗谈判进程、与希望继续武装斗争的人站在一边，他本可以把很多人吸引到自己周围。相反，他以自身的威望，走遍全国，敦促年轻人今后成为“和平战士”，并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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