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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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自己国土上的经历令人宽慰。人们表现出真正高尚的宽宏大度。他们宽恕罪恶、放弃复仇的意愿实在令人敬佩。他们把自己从受害者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不再心怀怨言、死抱住创伤不放，从而开创出崭新的人际关系。他们给予罪行的制造者以机会，从内心的愧疚、愤怒和耻辱中解脱出来。这样便形成了双赢的局面。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做法，就像中东所发生的冲突，是如此的具有破坏性。这样做，和平与安全不可能真正到来。复仇和暴力只能生发出更多的复仇和暴力。

我理解中国人出于传统文化中保护面子的需要，对道歉可能感到为难。但是，夫妇之间发生争吵时会出现什么情形呢？难道他们不会和好吗？难道道歉的一方会有失面子吗？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的关系就不妙了。愿意道歉和宽恕的人是坚强而非软弱的人。纳尔逊·曼德拉是软弱或无足轻重的人吗？

中国如果能够妥善处理往昔的痛苦，就会成为一个更加伟大的国家。没有宽恕，真的就没有未来。

（鲁刚 译）

献 给

南非的妇女和“小人物”们

第一章 转折点

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

—乔治·桑塔亚纳

1994年4月27日—这是我们苦苦等待了多年的日子。为了这一天，我们进行了不懈的反种族隔离斗争；为了这一天，我们有那么多人遭受催泪瓦斯的毒害、遭受警犬的撕咬、遭受警棍与皮鞭的毒打；为了这一天，有那么多人被酷刑折磨、被隔离监禁、被处以死刑或被迫流亡。这一天终于降临了，我们终于可以投票，可以在生我养我的土地上参加第一次民主选举。等到有权投票的日子，我已经62岁，纳尔逊·曼德拉则已近76岁高龄。

充满兴奋、期待、焦虑乃至恐惧的气氛令人心惊魄动。是的，人们害怕那些发誓要破坏这最重要一天的右翼分子的邪恶阴谋可能得逞。东西南北到处都有炸弹爆炸事件。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竟发生了数起爆炸。什么都可能发生。

我和往常一样，清晨起身，静思和散步，进行晨祷，然后到主教廷的大主教礼拜堂领圣餐。我们热爱我们的国土，可是它已浸染了那么多儿女的鲜血，它是如此悲惨的一块国土，我们企盼着在它历史上这非同寻常的一天，局面能够尽可能保持正常。在南非历史上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前夜，暴力变成了一种瘟疫。直到那著名的最后时刻之前，M. 布特莱齐的因卡塔自由党（IFP）仍在扮演主角，威胁着不参加选举。我们全都下定了决心，准备面对最残忍的血腥屠杀，特别是在因卡塔自由党的堡垒夸祖鲁―纳塔尔省。因卡塔和纳尔逊·曼德拉领导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在该省的对抗演变成了骇人听闻的杀戮，政治上的极度不宽容令人震惊，已有无数人为此丧生。局势之严重，无以复加。我们几乎要透不过气来了，不知道这次又会有多少人死于非命。

万幸的是，在某个神秘的肯尼亚人的斡旋之下，布特莱齐终于同意放弃抵制，避免了一场令人不寒而栗的血腥杀戮。全国上下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于是，我们终于就要开始采取一项政治和公民行动了，这在那些正常的国家里不过是一次例行公事，他们通常担心的是选民的冷漠，而不是投票点的暴力和混乱。

我们既兴奋又紧张。我的内心深处怀着死结一般的忧虑。那天早上我们真诚地祈祷上帝保佑我们的国土，挫败被黑暗蒙蔽的子民的阴谋。在过去种族隔离猖獗的黑暗日子里，我曾经布道说：“这是上帝的世界，上帝是主宰。”有时当邪恶似乎就要压倒善良时，我只能紧紧抓住这一条教义，好像在黑暗中为自己壮胆，又常常忍不住想在上帝的耳边悄悄说：“我的老天，你就不能让你的主宰更明显一点吗？”

早餐后，我们驱车出了开普敦大主教“官”邸—主教廷（1990年2月11日纳尔逊·曼德拉在此度过了他获释后的第一个自由之夜），离开了周围绿树成荫的富人郊外居住区。我已决定要到贫民城镇去投票。这样做有着很强的象征意义：我要表明，我是和那些长期被剥夺了选举权、日复一日生活在贫困和肮脏的种族隔离贫民窟中的人民站在一起的。毕竟，我本来就是他们的一分子。1986年我就任大主教时，根据种族分隔居住区的“社团区域法”仍在执行。即使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当时又担任了南部非洲圣公会的大主教和都主教，我也不能和家人住进主教廷，除非首先得到特许证，使我免于社团区域法的管辖。但是，在我当选大主教后，我已宣布我不申请这样的特许证。我说我是大主教，应当住进大主教的官邸，种族隔离政府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我并未因违反了这一可憎的法令而遭到起诉。

我去投票的地方叫古古乐图，是一个典型的黑人小镇，火柴盒式的房子一排接着一排，单调乏味。那里已经排起了等待的长队，人们兴高采烈，但也得有极大的耐心和相当的幽默，才能忍受得了漫长的等待。我的第一次民主投票是新闻热点，很多海外的朋友也亲临现场，作为观察员监督选举是否公正和自由。但他们所做的还远不止于此。他们就像接生婆，帮助着一个稚嫩的新生命—一个自由、民主、非种族主义、无性别歧视的新南非的诞生。

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折好手中的选票，投进了票箱。啊！我忍不住叫了出来：“好啊！”我感到晕眩，如同堕入情网的一刹那，天空变得更蓝更美了。我看到人人都焕然一新，如同脱胎换骨一般。我自己也脱胎换骨了。简直像梦境一样。我们真担心会被从梦境中唤醒，睁开眼时又回到了种族隔离的严酷现实中。有人陶醉于这种梦境般的幸福之中，他告诉妻子：“亲爱的，不要叫醒我。我喜欢这梦。”

投票后我走了出来，人们欢呼雀跃，载歌载舞，像是欢度节日。这是一个极好的证明，说明那些生来就备受压迫的人，那些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变成了无名氏的人—变得无名无姓、无声无息、身在自己的祖国却被忽略不计、每时每刻都在遭受欺侮的普通民众—是无辜的。他们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塑造出来的，但是他们的尊严却被种族隔离制的奴才们、被声称反对种族隔离却不惮享受种族隔离为其带来的巨大特权和好处的人粗暴践踏，原因仅仅是他们偶然的出身，一个毫不相干的生理因素，即他们的肤色。

我决定驱车在周围转转。所见所闻令我惊叹不已。人们成群结队走上街头，排成长长的队。这些长队如今已是举世闻名，但在当时却又是那么脆弱。警察和保安部队可能非常紧张，但他们并不惹人瞩目。只消几个疯狂的极端分子、几支AK-47冲锋枪就足以造成巨大的混乱，但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几乎各处都遇到了这样那样的磕磕绊绊，不是选票不够了，就是缺了印台，还有些官员在规定的投票时间几小时后方才到场。人们的耐心令人叹为观止。全局性的灾难似乎一触即发。但是并没有发生。

这是一幅令人惊异的场景。各种族的人们可能是平生第一次站在同一个队伍里。专业人士、佣工、清洁工及其女主人—所有的人都排在长长的队伍中，慢慢走向投票箱。可能发生的灾难看来却是一个福音。这些队伍在南非创造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身份象征。人们后来夸耀说：“我站了两个小时才投上票”，“我等了足足四个钟头！”

漫长的等待让我们南非人重新找回了彼此。人们传阅着报纸、分享着三明治、遮着同一把阳伞，等级在他们的眼中消失了，南非人找到了南非人同胞，意识到了我们曾费尽心力想要告诉他们的东西，即他们有着共同的人性，民族、种族、肤色本来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发现的不是一个有色人、一个黑人、一个印度后裔或是一个白人。不，他们发现的是人类同胞。白人认识到黑人、有色人（常常是混血）、印度后裔原来也是人，也和他们一样，同样有情感，有忧虑，有期待，这是多么重大的科学发现啊！这些人也想有个像样的家、一份好工作，也想家人有个安全的环境、孩子有个好学校。他们中间没有人想把白人赶到海里，而只想得到自己在阳光下的一席之地。

无论在哪里，选举都是世俗意义的政治事件，但我们的却远不止于此。我们的选举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思想历程，一种登临顶峰的精神感受。走进投票站时黑人是一个人，走出来时已经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新人。走进去时，她满怀仇恨、背负着压迫的重担，她无法忘记自己曾被视为粪土，这种记忆像强酸一样侵蚀着她的心。她重新出现时，知道自己已经自由了，头昂得那么高，背挺得那么直，脚步是那么轻快。你如何传达那种如同第一次尝到蜜糖滋味一样的自由的感受呢？你怎么跟生来自由的人形容这种感觉呢？不可能，就好像无法跟一个天生的盲人讲清什么是红色一样。

这是一种令人欢笑又禁不住流泪的感觉，它让我们欢欣雀跃，手舞足蹈，又让我们不敢相信这一切真的发生了，害怕这一切会烟消云散。这可能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彻底打败纳粹和日本人后胜利者在欧洲胜利日和抗日胜利日的感受，人们从村庄、乡镇、城市冲上街头，和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拥抱、亲吻。这就是我们的感受。

白人走进投票站时，则为自己曾享受过压迫和非正义的果实而满怀负罪感。他走出来时也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新人，他放下了负担，获得了自由。白人体会到自由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在种族隔离压迫的黑暗岁月，我一直在说，如果黑人没有自由，南非白人也永远不会有真正的自由。许多人认为这不过是图图的另一条口号，和其他口号一样靠不住，而今天这却变成了人们亲历的现实。我常常提起一部由西德尼·波蒂埃主演的引人入胜的老电影《逃狱惊魂》（The Defiant Ones）。片中两个囚犯—一个白人、一个黑人—从被铁链拴在一起的囚犯队伍中逃脱出来。他们铐在一起，掉进了一个沿壁很滑的深沟。其中一个费力向上爬，几乎爬到了沟顶，但却无法爬出去，因为他和仍在沟底的同伴拴在一起。要想成功，他们就必须同心协力，一起向上爬，最终爬上沟壁，逃脱出去。

因此，我要说，我们南非人只有一起生存和成功，被环境和历史绑在一起的白人和黑人只有共同努力，才能一起向上爬出种族隔离主义的深渊。任何群体都不可能单独取得成功。上帝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在实践马丁·路德·金说过的话：“我们必须学会像兄弟一样共同生活，否则我们就会作为傻瓜一起灭亡。”

4月27日这非同寻常的一天，竟是在没有我们所害怕或他人所预期的破坏行为的情况下结束的。选举被宣布为公正和自由的。赞美上帝，我们欣喜若狂，我们成功了！我们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5月9日，纳尔逊·曼德拉在新南非第一届民主选举的国民议会上当选为总统。然后，我们参加了开普敦市政厅外的大游行。街上人如潮涌，与迎接纳尔逊·曼德拉出狱时相比也毫不逊色。

我极为荣幸地将新总统和他的两位副总统—塔博·姆贝基和F. W. 德克勒克—介绍给了已等得不耐烦的人群和整个世界。当我将曼德拉引向主席台，把他交给人民时，人群中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今天，我们正在这个划时代的事件中体会这一点。选举之后，许多南非人发现民主和自由来到了他们的土地上，帮助他们打开了过去曾经紧闭的大门。曾把我们当成贱民一样对待的国际社会，此刻向我们敞开了胸怀。我们重新回到了英联邦，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的仪式和祈祷感人至深，新南非的旗帜被举上圣坛，加入了英联邦国家的行列。曾在许多赛事上抵制我们的体育世界向我们展开了迎宾的红地毯。南非人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经历。他们的国家如今尝到了新生的滋味。南非人以往在国外旅行总是鬼鬼祟祟，总是尽量掩饰自己的国籍，生怕被人拒之门外。而今他们则昂首挺胸，把国旗骄傲地别在衣领上、卡在行李上，向所有人宣示他们来自南非这块土地，告诉大家他们已经打破了末日将临的一切预言，并且不同寻常地实现了从压迫和非正义向民主与自由的和平过渡。

当5月10日纳尔逊·曼德拉就任南非第一任民主选举的总统时，可能整个世界都为之停止了运转。即使没有停止，本来也是应当停止的，因为几乎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领导人都齐聚比勒陀利亚，所有的重要人物都到场了。在这个历史性的就职日中最令人难忘的时刻之一，是南非空军战机释放着代表国旗颜色的烟雾从空中掠过向新总统致敬。我禁不住泪流满面。在场的南非人，我想特别是南非黑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我们似乎在同一瞬间意识到，这些长期以来在我们头顶耀武扬威的战争机器，现在是我们的而不再只是他们的了。这的的确确是最深刻意义上的我们的国家了。

纳尔逊·曼德拉在他的大女儿陪伴下到场时，保安部队、警察、监管机构的首脑正步走到他车前，向他敬礼，然后护卫着他们的国家首脑继续行进。这一时刻真是让人百感交集。仅仅几年之前，他还是他们的囚犯，而且被当做恐怖分子遭到追捕。这是怎样天翻地覆的改变啊！他邀请他的白人看守作为嘉宾参加了就职典礼。这是他以自己的惊人方式做出的许多姿态的第一个，展示了他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襟。他将敦促同胞们为和解而努力，他将成为推动和解的强大力量，而和解将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职责，他已经指定由这个委员会来处理我们国家的过去。这个曾经被污蔑诋毁、被当做危险逃犯遭受追捕的人，转而成了宽容与和解的化身，让那些曾经仇恨他的人心悦诚服。囚犯变成了总统，为全世界景仰、赞美和当做英雄般崇拜，成了国际上最受尊敬的国家元首。南非从未像1994年4月以后那样接受过如此众多的国事访问。几乎每一个国家元首都希望和我们的总统合影留念。

然而，我们还是不由得担心，这一切会不会在我们眼前破灭。我们害怕国内某个地方的某个狂人可能会肆意妄为，颠覆整个谈判进程。但是没有发生。有很多事情出了问题，有些明显是蓄意破坏整个计划，但是没有发生能够阻止国家前进步伐的事件。

是的，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奇迹出现在眼前。他们见证了这个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件。多少人担心和预言的恐怖血洗没有发生，这些令人吃惊的南非人—白人和黑人—共同成就了相对和平的过渡和权力的转移。

我们在对非正义、压迫和邪恶的抗争中大获全胜，我要在此对国际社会说，没有你们的帮助、祈祷和对我们事业的支持，这样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以极大的荣幸代表千百万同胞说：“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胜利真正就是你们的胜利。谢谢！”在英国剑桥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我曾说：“现在对南非产品的抵制已经解除。”讲话后，一位中年妇女凑过来对我说：“大主教，我听了您的讲话，的确心悦诚服。但从小我的父母就教育我要抵制南非货，我也教育自己的孩子抵制南非货。所以即使现在买南非货时，我还是感到惴惴不安，因为我的整个人都在说我做了什么错事。”我想恐怕没有哪一种事业能像反种族隔离那样唤起那么巨大的热情、那么无畏的献身，也没有哪个国家像我的祖国那样得到那么多人、那么长期的祈祷祝福。在某种意义上，如果真有奇迹要发生，则非南非莫属。

在我当选为大主教时，我为自己在任期内确定了三个目标。其中两个与圣公会（新教）内部工作相关。其一即接受妇女担任牧师职位，这在1992年得到批准，我们的教会也因此更为充实，更为祥和。另一目标是将大而无当的主教教区分解为较小的传教单位（我未能得到教会的支持）。第三个目标就是解放我们的人民，无论白人还是黑人，我们在1994年做到了。

因此，我的妻子丽雅和我可以欢欢喜喜等着我1996年退休养老了。我们非常幸运，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看到的事情，看到了我们的土地和人民从种族主义的镣铐枷锁中解放出来。

1975年我成为约翰内斯堡教长后，就以公开明确的立场参与了斗争。1976年我曾致信时任首相的沃斯特先生，警告他黑人社区的愤怒情绪正在日益高涨。他对我的信不屑一顾。几个星期后，索韦托发生了暴动，南非从此再也不是从前的面貌了。我在公共舞台上活动了20年之久，现在政治进程已经实现正常化，我也该退出中心舞台了。

我实在太向往老公民的退休生活了，但却没有料到，我们的主教会议、总统以及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合力打破了我们尽善尽美的退休计划。

第二章 纽伦堡还是全民遗忘？

—第三条道路

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少数白人独霸政治权利，并因此而得到了其他各种权力和特权。他们用邪恶与卑劣的手段维持着高压统治。这些白人利用所谓“单肤色统治”制度，声称人的价值在于其特定的肤色、种族特性和人种。既然具有这些特质的人为数不多，单肤色统治也就只能属于全体人类中有限的少数人了。

在古希腊，本来聪明睿智的亚里士多德也犯下了同样的错误。他认为人的特性并非每个人都普遍拥有，因为奴隶就没有这样的特性。奇怪的是，亚里士多德居然没有注意到其观点的无比荒谬。他的主张一定让奴隶主大感宽慰，因为既然奴隶不像他们一样是真正的人，那么奴役奴隶也就谈不上残酷，而是心安理得的了。（如此说来，重获自由的奴隶会突然间得到人性！）古人相信如此不合理、不道德的思想尚可原谅，但种族隔离的实施者却不是蒙昧的异教徒，因此不能以无知来开脱。他们声称自己是西方人，和西方人一样文明，更有甚者，他们还是基督教徒。这是他们在反对制裁时竭力强调的一点。他们还成功地说服了轻信的西方，使其相信南非实际上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对抗苏联共产扩张主义蹂躏的最后堡垒。他们读《圣经》、去教堂—他们居然去教堂！我记得有一次和我的岳母驱车经过一个荷兰新教教堂。她是家庭佣工，文化程度不过小学。教堂外的停车场上泊着几十辆车，我指着这些车说，布尔人显然是群敬畏上帝、虔诚礼拜的人。我的岳母笑了笑，轻声说：“我的孩子，如果上帝像对待他们一样对待我，我也会经常来做礼拜的。”

我们的人民常常对这不可思议的现实感到大惑不解，那些如此恶劣地对待他们的人居然不是未开化的异教徒，而是自称为基督徒、和他们读同一本《圣经》的人！因此，种族隔离的鼓吹者真的无法为其怪异的主张找到借口。他们和我们同读的《圣经》讲得非常明确，赋予人类—每个人都不例外—以无限价值的，不是这个或那个生理或其他外在特质。不，我们的价值在于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这是与生俱来的，是一个整体。它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化身、上帝的总督、上帝的代表。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任何人就是名副其实地亵渎上帝，就是向上帝的脸上吐唾沫。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怀着满腔热情为正义和自由而战。激励我们的不是政治动机，而是《圣经》的信念。在非正义和压迫的情况下，《圣经》成了最具颠覆性的书。

我们常常试图指出种族主义的荒谬，希望我们的白人同胞能够感到羞愧，并放弃这荒唐可笑的东西。例如，我会说我们不妨用大鼻子来代替肤色，因为我自己有个大鼻子。假设某大学不是像种族隔离制度下专为白人而开，而是为大鼻子设立的，首要的要求是鼻子要大，而不是学业。如果你不幸天生有小鼻子的残疾，就必须向小鼻子事务部申请批准进入专为大鼻子开设的大学学习。大部分听了我这个故事的人，都会为它的荒唐和愚蠢笑得前仰后合。如果现实也只是个笑料就好了。

我父亲是小学校长。尽管做佣工的母亲几乎没有文化，家庭收入也微薄得不值一提，但在种族隔离被国民党政府制度化、系统化之前，我们还是得到了一定的庇护，免受了南非种族主义最严酷的迫害。我没有什么政治意识，甚至认为种族主义的秩序是上帝的旨意。事情就是这样，你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地接受，不要多事。实际上，大部分人都极好地调整了自己，适应了哪怕是极端恶劣的环境。我们住在芬特斯多普。这个约翰内斯堡西边的小镇，后来因成为新纳粹布尔人（AWB，或阿非利卡抵抗运动，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反对对种族隔离的有限改革）的总部而臭名昭著。我常常从贫民窟到白人镇上为父亲买报纸。我总是能看到流浪儿在白人学校的垃圾桶里翻腾，并常常能够找到白人孩子丢掉的完全可以食用的苹果和三明治。白人儿童更喜欢妈妈为他们准备的食品，而不是政府为他们（不包括黑人儿童）提供的免费午餐。种族主义的畸形特性之一，就是那些没有需要、自己可以负担得起食品的学生可以得到免费食品，而那些急需高质量食品但买不起的孩子反而得不到免费午餐。这或许仅仅因为他们的父母无权无势，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是隐形人，只有让他们干活时，而且常常是做仆人时，才被人想起。我注意到了这种待遇上的差别，但不敢说那给我留下了什么不可磨灭的记忆。只是很久以后维尔沃德博士对黑人实施所谓“班图教育”的劣等教育制，并停止在某些黑人学校发放免费食品后，我儿时的记忆才重新被唤醒。当被问及为什么停止这种相当经济但可有效帮助最贫穷的人们战胜营养不良的做法时，维尔沃德博士的回答令人瞠目结舌，尽管他的话完全符合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无理逻辑。他说，如果不能人人有饭吃，那么就谁也别吃。这真是登峰造极了！我们为什么不去救治那些患了肺结核的人呢？不行，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如果不能救治所有病人，我们就不该只救治其中一部分病人。之所以有这样肆无忌惮的一派胡言，就是因为受害者没有政治权利。他们无法把你选下台。

在罪恶的通行证制度下，黑人的行动自由受到极大限制，每天都有许多人因此被捕。16岁以上的所有黑人都必须携带通行证。如果警察要求出示通行证而你恰好没有带在身上，就被视为违法，即使解释你只是出来买包烟，通行证忘在办公室的西装口袋里，也无济于事。整个制度就是要剥夺你的自我价值。黑人没有权利进入城区，能进城完全出于其主子的慈悲和恩惠。每天都必须出示通行证，否则就得加入蔚为壮观的戴上了手铐的违法者的长队，而警察则等着凑满足够的人然后把他们塞进一辆辆军车。这一切带来的日复一日的当众侮辱是难以言表的。这种军车叫做载人面包车或Kwela-Kwela（来自警察用科萨语向他们的俘虏叫喊的“上来，上来”）。堂堂正正的人被关进惯犯的囚室，第二天又被法庭上办案的出奇速度搞得大惑不解：每人两分钟，一种“载人传送带”式的正义。未及他们叫出“纳尔逊·曼德拉”的名字，这些人就已经被认定有罪，并判处了过重的罚金或监禁。这种违反人权的遭遇是几乎每一个黑人都曾经历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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