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书农小说网友上传整理曼德拉作品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全文在线阅读，希望您喜欢，一秒钟记住本站，书农的拼音（shunong.com）记住本站加入收藏下次阅读。
紧接着布拉姆·费希尔发表意见，他准备反驳政府提出的两个最要害的指控问题，即，我们实施了游击战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长矛军是一回事儿。尽管德·韦特说他相信我们没有开始实施游击战，但是，我们并不敢冒这个险。但是，当布拉姆谈到他的第一个问题时，德·韦特忽然有点不耐烦地插话说：“我想我的态度已经表明了，我承认在开展游击战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作出决定，或者说没有确定日期。”
当布拉姆开始谈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德·韦特又突然打断他的话说，他也承认两个组织是不同的这个事实。布拉姆准备得非常充分，但却几乎对德·韦特的回答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忽然坐了下来。法官竟然在他说这两个问题之前就已经承认我们的说法是正确的。我们感到高兴，也就是说，如果对于正在面临死刑的人来说可以算是高兴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高兴的。法庭宣布休庭三个礼拜，德·韦特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考虑对案子作出判决。
57...
全世界一直在关注着利沃尼亚审判。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为此而举行了彻夜的守夜活动，伦敦大学的学生们选举我为学生会的缺席主席，而联合国的一群专家要求为南非召开专门紧急会议，以敦促南非建立真正的代议制议会，并建议对所有种族隔离反对者实行特赦。在德·韦特准备判决的前两天，联合国（有4个国家缺席，包括英国和美国）敦促南非政府结束审判，并对被告给予特赦。
在我们即将重新走上法庭接受判决之前的几天里，我一直在撰写论文，以便通过伦敦大学的一系列考试而取得法学学士学位。我要在对我判决之前参加法律考试，这似乎有点荒唐。对关押我的狱警来说，这似乎也有点稀奇古怪。他们说我要去的地方不需要法律学位。但是，我在整个审判期间一直在坚持学习，我要参加这次考试，并专心致志地进行准备。后来我发现，这是使我消除杂念的一种好方法。我知道我很快就不能做律师工作了，但是我暂时不想考虑其他的事情。最后，我通过了这项考试。
6月11日星期四，我们又集中在司法大厦听候最终判决。我们知道，我们当中至少有六人没有定论却被判有罪。问题是判什么刑。
德·韦特没进入角色前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他低声而迅速地说：“我已经把我得出结论的理由记录在案，我建议不再宣读这些记录。第一被告被发现在四项指控方面都有罪。第二被告被发现在四项指控方面都有罪。第三被告被发现在四项指控方面都有罪。”对每一位主要被告，德·韦特都宣布在四项指控方面有罪。凯西被发现在四项指控方面只有一项罪名成立，拉斯迪被宣布无罪并被撤销指控。
“我建议今天不考虑量刑问题，”德·韦特说，“政府方面和被告明天上午10点将被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然后，他宣布休庭。
我们曾经希望凯西和穆拉巴能够逃过判决，但是，那就是另一个信号：如果必要的话，政府将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如果法官能以不多的证据判穆拉巴四项指控都有罪，那么，难道他还不能把我们这些有确凿证据的人判处死刑吗？
那天夜里经过讨论后，瓦尔特、戈万和我告诉律师，不管我们被判什么刑，甚至是死刑，我们也不上诉。我们的决定使我们的律师感到迷惑不解。瓦尔特、戈万和我相信，上诉将有损我们的道德立场。我们从一开始就坚持认为，不管我们干什么，我们必须问心无愧，必须坚持道德原则。我们现在不准备在上诉中发表我们的意见。如果我们被判死刑，我们将不再约束必然爆发的群众运动。根据我们一贯坚持的、大胆的、具有挑战性的路线，上诉似乎会表明我们虎头蛇尾，甚至表明我们是令人失望的。我们要传达的信号：为了自由，即使在斗争中牺牲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律师对我们的决定感到不满，想与我们谈谈上诉的事。但是，戈万、瓦尔特和我却要求讨论第二天判决程序的细节问题。如果我们被判处死刑，将会履行哪些程序？律师告诉我们，德·韦特宣布死刑后，他将问我这个第一被告：“你是否还有任何理由认为死刑不该被通过？”我告诉布拉姆、乔尔和弗农，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会有许多话要说。我将告诉德·韦特，我准备去死，并知道我的死将对我为之献身的事业是一种鼓舞。我的死，我们的死，都不会白费。如果作为烈士为我们的事业而死，比活着服务于我们的事业更好，那么，我们就会去死。律师说，这样的话对上诉起不到多大的作用，而我重申我们将不上诉。
即使是，或者说特别是，如果我没被判处死刑，我们也有现实的理由不上诉。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可能会失败。上诉法庭可能会认为德·韦特一直太宽容，判我们死刑是罪有应得。上诉将会有碍于国际社会为释放我们而继续施加压力。
对于政府来说，死刑可能是最现实的判决。我们听说，司法部长约翰·沃斯特告诉他的朋友们，总理史末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因为他的叛国而把他绞死。他说，国民党人将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我做好了被判处死刑的准备。一个人如果真正对某件事已经做好准备，他一定真的企盼这件事的到来。而一个人如果没能为某件事做好准备，他就会暗暗地相信这件事不会发生。我们都做好了准备，不是因为我们勇敢，而是因为我们注重现实。我想起莎士比亚的一句话：“能够抱着必死之念，那么活果然好，死也无所惶虑。”
58...
1964年6月12日礼拜五，我们最后一次来到法庭上。自从在利沃尼亚遭到逮捕，将近一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安全防范依然特别紧，我们的护卫队鸣着汽笛穿过大街。通往法院的路都被封锁了，不准正常通行。对任何企图走近司法大厦的人，警察都要检查其身份。他们甚至在当地的公共汽车站和火车站设立了检查站。尽管有种种威胁，仍然有2000人打着旗帜和条幅聚集在法院前，写着“我们支持我们的领袖们”之类的标语，法院里面旁听席上坐满了人，本地媒体和外国媒体的记者只有站着的空间。
我挥手向温妮和我母亲致意。看到她们在场，我十分高兴。我母亲是从特兰斯凯赶来的。来到法庭看自己的儿子是否被判处死刑，一定让她心情十分沉重。尽管我猜想我母亲不了解将要发生的全部情况，但是，她的支持绝不会动摇。温妮也一样坚定，她的支持给我增添了力量。
书记员高声喊出案子的名称：“政府诉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人员案”。在宣判前，收到了两份减刑申请。一份是哈罗德·汉森提交的；另一份则是作家艾伦·佩顿提交的，他也是自由党的全国主席。汉森口才很好，他说全国上下的不满情绪不能被压制，人民总是要找到申诉不满情绪的途径。“犯罪并不是他们的目标，”汉森说，“只是他们所采取的斗争方式。”汉森说法官应该很好地回想一下，他自己的人民，非洲白人，为了他们的自由也曾顽强地进行过斗争。
尽管佩顿本人不支持暴力，他说只有两种选择：“低头屈服，或以暴力对抗。”被告应该得到仁慈，他说，不然南非的前途将是没有希望的。
但是，德·韦特似乎对两个人的申诉根本没有听进去，在他们两个申诉时，他既不抬头看，也不做记录，他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索当中。他显然是已经作出了决定，他仅仅是在那里等待宣布他的决定。
他点头让我们站起来，我试图盯住他的眼睛，但是，他连看都不向我们这个方向看。他的两眼盯在法庭正中的前方，脸色苍白，粗粗地喘着气。我们相互看了看，似乎知道将被判死刑，不然这位通常冷静的人为什么那样紧张？然后他开始讲话。
在审理这个案子期间，我听到很多关于非欧洲人不满的事情。被告告诉我，他们的律师告诉我，这些被告都是非欧洲人的领袖，他们是在希望减少不满情绪的动机的驱使下而变成罪犯的。我完全相信被告的动机，就像他们希望法庭相信的那样他们是毫无私心的。组织革命的人往往试图取代政府，个人野心不能排除在动机之外。
德·韦特中间停顿了一会儿，好像是为了缓口气。他的声音以前就很低，但现在仅仅是可以听得到而已。
这个法庭的功能，正如任何其他国家的法庭的功能一样，旨在加强法律和秩序，并且加强其所在国的所有法律。被告被判的主要罪名是阴谋叛国罪，实际上是高级叛国罪。政府决定不以高级叛国罪提起公诉。考虑到这种情况，并对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之后，我决定不使用最高刑罚，像这样的案子通常是应该判处最高刑罚的，但是，按照我的职责，这个判决是我能表示的唯一从宽惩处。这个案子的被告将全部被判处终身监禁。
我们相互看了看，脸上露出了微笑。当德·韦特宣布他不判处我们死刑的时候，法庭上的群众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但是，在一些旁听者中，有的感到惊惶，因为他们没能听清德·韦特的宣判。丹尼斯·戈德堡的夫人叫着他的名字高声说：“丹尼斯，是什么刑？”
“终身监禁！”他回答说，脸上堆满了笑容，“终身监禁！没有判处死刑！”
我回头面对旁听席，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四下搜寻温妮和我母亲的面孔。但是，法庭内太乱，人们在喊叫，警察不知所措地对群众指手画脚，我无法找到她们。当许多旁听者冲出法庭向外面的群众通报宣判结果的时候，我向他们伸出拇指行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礼。押解我们的警察开始把我们从被告席上驱赶出来，并押解着我们朝通向地下的门口走去。我又一次寻找温妮的面孔，但是在我低头穿过那个通往下面牢房的门口之前仍然没有看见她。
我们戴着手铐，待在法院下面的牢房里。面对外面的人群，警察们十分紧张。他们让我们在地下的牢房里待了半个多小时，希望人群散去。我们被从司法大厦的后面押送上囚车。我们能听见护送的摩托车在我们两边行驶的声音。为了躲避人群，囚车选择了另外的路线行驶，尽管如此，我们仍能听到群众高喊“Amandla！”的口号声和高唱“Nkosi Sikelel’ iAfrika”那节奏缓慢、曲调优美的歌声。我们通过加了防护条的囚车窗子挥动拳头，希望群众能看到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看到了我们。
我们都成了判过刑的囚犯。我们与丹尼斯·戈德堡分离关押，因为他是白人，他被带到了另外的牢房。我们其余的人都被关押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的牢房里，与其他囚犯隔离开来。在这里，我们无法听到呼喊声和歌唱声，现在只能听到牢房门和监狱大门的吱呀咣当声。
那天夜晚，当我躺在铺在地板上的席子上的时候，开始思索德·韦特作出这个判决的原因。毫无疑问，南非的全国性示威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使他难以承受。国际商会对审判提出了抗议。全世界码头工人联合会威胁不再装卸南非的货物。苏联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给沃尔沃德博士写信，要求对我们宽大处理。美国国会议员们提出了抗议。英国议会的50名议员在伦敦举行了游行。有传言说，英国外交大臣亚历克斯·道格拉斯－霍姆在幕后支持我们的事业。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艾德莱·史蒂文森写信说，他的政府将尽一切努力阻止我们被判死刑。德·韦特曾经承认，我们还没有开展游击战，并且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长矛军是两个独立的组织，因此，对他来说，判处我们死刑是有难处的，似乎显得太过分。
沃尔沃德告诉议会，判决并没有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抗议电报和呼吁的影响。他吹嘘说，他把所有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电报都扔进了垃圾桶。
在审判快要结束的时候，德·韦特法官顺便对布拉姆·费希尔说，辩护在这个案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宣传作用。这可能是他自己承认受到压力影响的一种方式。我知道，如果我们被判死刑，那么大多数人将会把他视为杀害我们的凶手。
他也受到了来自他所属种族的巨大压力。他是一个南非白人，是一个受南非体系影响的人，也是一个有思想倾向的人。他不想违背自己的信仰体系去行事。他屈服于让我们生的压力，而顶住了判我们死的压力。
我对德·韦特给卡特拉达、莫佐莱迪和木兰基尼的刑罚感到吃惊和不满。我原来期望他会解除对凯西的指控，并给伊莱亚斯和安德鲁较轻的刑罚。后两位是民族长矛军职位比较低的成员，他们三人的罪过加在一起也没有我们其余任何人的罪过大。但是，由于没有上诉，我们深信凯西、安德鲁和伊莱亚斯为此付出了代价：上诉法庭可能会为他们减刑。
每天晚上熄灯前，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都会回荡着非洲囚犯歌唱的自由歌曲。我们也加入了这支情绪激昂的大合唱队伍之中。但是，每天晚上，人们似乎是遵循一个无声的命令，大家在熄灯前的几秒钟，都会立即停止歌唱，整个监狱会变得一片寂静。然后，从整个监狱的十几个地方，人们会高呼“Amandla”，从而引来数百人高喊“Ngawethu”！我们经常自己喊这个应答式的口号，但是，在那天晚上，其他所有不知名姓的囚犯带头喊这个口号还是第一次。来自监狱四周的声音似乎特别响亮，好像在鼓励我们坚强地迎接面前的考验。
第八部 罗本岛：黑暗的岁月
59...
午夜时分，我醒来并注视着天花板，审判的情形仍然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脑海里浮现，此时我听见走廊里有脚步声。我被单独关在我的牢房里，和别人不在一起。忽然有人敲我的牢房门，我能从栅栏门认出是奥卡木博上校。“曼德拉，”他用沙哑的声音小声说，“你醒着吗？”
我告诉他，我醒着。“你是一个幸运的人，”他说，“我们准备把你带到一个你可以享有自由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四处走走，能看见海洋和天空，而不是每天只能看见灰墙。”
他并不是故意嘲笑，但是我十分清楚，他所指的那个地方并不会给我我所渴望的自由。然后他神秘地说：“只要你不惹麻烦，你将要什么就得到什么。”
然后，奥卡木博叫醒了其他犯人并命令他们收拾东西，他们都在独立的牢房里。15分钟之后，我们直接向比勒陀利亚地方法院的钢铁迷宫走去，铁门的叮当声不绝于耳。
一走出牢房，我们七个人就都被戴上手铐，押上了警车的后车厢。其中有瓦尔特、雷蒙德、戈万、凯西、安德鲁、伊莱亚斯和我。午夜已过，但是我们却没有人感到疲倦，气氛一点都不忧伤。我们坐在满是尘土的车厢地板上，唱歌、聊天，重新回顾审判的最后时刻。狱警给我们提供了三明治和冷饮，中尉范·威克与我们一起坐在后车厢内。他是一个乐呵呵的人，在唱歌的间歇，他主动就我们的前途谈了他的看法。“好，”他说，“你们这些家伙不会在监狱里待多久。释放你们的要求太强烈了，一两年你们就可以从监狱里出来，将作为国家的英雄归来。群众将欢迎你们，每个人都想做你们的朋友，女士们会希望嫁给你们。嗨，你们这些家伙真行。”我们听他唠叨着，没作任何评论。但是我承认，他的话让我非常高兴。不幸的是，他的预言过了将近30年才得到证实。
深更半夜，我们在警察的押解下静悄悄地离开了比勒陀利亚。我们不到半小时就来到了市外的一个小型军用机场，然后被押上了一架达库塔（Dakota）大型军用运输飞机。飞机上没有暖气，我们在飞机里冻得瑟瑟发抖。有的人以前从来没有坐过飞机，他们似乎对坐飞机比对我们的目的地还要惧怕。飞机在15000英尺的高度突然上升和下降，似乎比关押在高墙里面的牢房里还要危险得多。
大约在空中飞行了一个小时，飞机下面的大地开始出现了黎明的曙光。飞机上有舷窗，我们刚刚能看到飞机外面那柔和灰暗的光线，同志们就立即纷纷把脸贴在玻璃上向外看。我们是朝东南方向飞行，越过了奥兰治自由邦那干旱的平原和翠绿而多山的开普半岛。我也伸长脖子通过舷窗向外看，但是，我并不是作为一个旅游者观看风景，而是作为一个战略家进行观察，看游击队在哪里能找到隐藏自己的地方。
自从组建民族长矛军以来，关于南非的农村是否适合游击战，一直存在争论。多数最高司令部成员都认为不适合。当我们飞过开普地区一个叫默里斯堡的山林的时候，我向同志们说，这里是我们可以进行战斗的地方。大家感到十分高兴，都伸长脖子想看个明白。真的，这片茂密的山林看起来完全可以隐藏一支新生的游击队。
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到达了开普敦郊外的上空。我们很快就看到了开普平原上那火柴盒式的房子、市中心闪烁灯光的高楼和桌山的平顶。然后，在桌湾、在大西洋那湛蓝湛蓝的碧水之中，我们模模糊糊地看见了罗本岛。
我们降落在位于罗本岛一端的飞机跑道上。那是一个阴暗多云的日子，当我们走出飞机的时候，寒冷的冬风刺透了我们单薄的囚服。我们受到了带自动武器的狱警们的迎接，气氛十分紧张，但非常安静，不像我两年以前到达这个岛上所受到的接待那样喧闹。
我们被押送到老监狱区，那是一个孤零零的石头建筑物，在那里，我们被命令脱光衣服站在外面。监狱生活侮辱性的仪式之一就是当你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时，第一件事就是脱下原监狱的囚服换上新监狱的囚服。当我们脱光衣服时，他们扔给我们每人一套罗本岛监狱的平纹卡其布囚服。
种族隔离甚至也体现在着装方面。除凯西之外，我们每人都是一条短裤、一件质地很差的紧身上衣和一件帆布夹克。凯西是我们当中的一个印度人，他领到了一条长裤子。一般情况下，非洲人会领到一双用汽车轮胎做的拖鞋，但是，这次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双鞋。只有凯西一人还额外领到了一双短袜。给非洲人发短裤子的意思只不过是在提醒我们是“男仆”。那天我穿上了那件短裤子，但是，我发誓不会长时间穿它。
狱警用枪指了指我们要去的地方，用简单的单词发号施令：“走！”“静！”“停！”他们不像我们以前在这里的时候那样虚张声势地威胁我们，而是不再表露任何感情。
老监狱区仅仅是我们的临时住所，当局正在为政治犯建一座完全隔离的、结构最安全的新监狱。当时，新监狱正处于收尾阶段。在那里，不允许我们到外面来或与其他囚犯有任何接触。
第四天上午，我们戴着手铐被押上了一辆封闭的卡车，前往另一个狱中之狱。这个新监狱是一座长方形的单层碉堡式建筑，中间有一个院子，是一片大约长100英尺、宽30英尺的水泥地。它的四周三面是牢房，另一面是20英尺高的墙，墙上有狭小的通道，狱警带着德国牧羊犬在通道上巡逻。
三排牢房分别叫做A、B、C区，我们被关押在B区，位于四边形庭院的最东侧。我们每人住一间单独的牢房，分布在长长的走廊两侧，只有一侧牢房的窗户面对着院子。总共大约有30间牢房，而单个牢房里的囚犯通常有24个。每间牢房有一个窗户，大约有一英尺见方，用铁棂子封着。牢房有两道门：里面是铁门或叫铁栅栏门，外面是厚厚的木门。白天，只有铁栅栏门是锁着的，而夜间外面的木门也要上锁。
牢房建得很仓促，墙仍然是潮乎乎的。当我把这个情况反映给监狱长时，他刻薄地告诉我，我们的身体可以吸潮气。我们每人发了三条毯子，但都很薄，也很旧，几乎是透明的。我们睡觉的地铺只有一片剑麻席或草席。后来，我们又领到了一个毡垫子，有的人把毡垫子放在剑麻席的上面，以增加一些柔软度。那年月，牢房里很冷，毯子又不暖和，所以我们总是穿着衣服睡觉。
我被关押在走廊头上的一个牢房内。它的窗户面对着院子，高度与眼睛齐平。我三步就能从牢房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当我躺下的时候，我的脚和头都能触及水泥墙。牢房的宽度大约有6英尺，而墙的厚度却至少有2英尺。每间牢房外面都有一个白色的卡片，上面写着囚犯的名字和牢房号。我的卡片上写着：“N.曼德拉466/64”，意思是说我是466号囚犯，于1964年来到罗本岛。我当时46岁，是一个被终身监禁的政治犯，这个小天地就是我不知还要住多长时间的“家”。
在普通监狱区里关押的几位犯人很快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们原来被关押的地方离B区不远，是一个低矮的砖结构建筑。普通监狱称F区和G区，关押着大约1000名最普通的囚犯。他们中有四分之一是政治犯，只有少数人在B区与我们关押在一起。我们因为两个原因被与普通犯人隔离关押：从安全角度看，我们被认为是危险人物，但是，从政治角度说，我们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当局认为，我们会把我们的政治观点“传染”给其他犯人。
与我们关押在一起的有乔治·皮克，他是南非有色人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叛国审判的涉案人员，最近刚刚成为开普敦市政府的成员，因在开普敦监狱的外面安装爆炸物而被判刑；还有丹尼斯·布鲁特斯，他是一位有色人政治活动家，也是伊丽莎白港的诗人和作家，因违反禁止令而被投进了监狱；另外，比利·奈尔也与我们关押在一起，他是纳塔尔印度人大会的老会员，因参加民族长矛军从事破坏活动而被判刑。
几天后，我们有了更多的伙伴，其中有内维尔·亚历山大，他是一位杰出的有色人知识分子，是“非欧洲人团结运动组织”的成员，他在开普组建了一个名叫“游击战俱乐部”的激进支部，专门研究游击战术。内维尔在开普敦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在德国图宾根大学获得了德国文学博士学位。与内维尔一起的还有斐济莱·巴姆，他是开普敦大学法律专业的学生，也是“游击战俱乐部”的一个成员；泽法尼·马托朋则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他一直在奥兰多西任教，是班图教育制度的坚决反对者，并且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领袖中头脑最清醒的一个；来自特兰斯凯的三位上了年纪的农民因策划袭击特兰斯凯自治政府总理K. D.马叹兹玛，也被判入狱同我们关在了一起。
这些人组成了我们大约20名囚犯的核心团体。他们当中，有的我认识，有的只是听说过，其他人则根本不认识。正常情况下，监狱里很少有的节假日，往往是看望老朋友和新朋友的机会。但是，头几周气氛非常紧张，我们甚至不能相互打招呼。狱警的人数与囚犯的人数一样多，他们以威胁和恐吓强化着每一项狱规。
我们第一周就开始工作，在随后的几个月内，我们将一直干这项工作。每天早晨，院子的入口处都堆放着大量排球般大小的石头，我们必须用独轮车把它们运到院子中间。监狱为我们配备了4磅重的铁锤，或是用来砸碎较大的石块的14磅重的铁锤。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石块粉碎成石子。我们被划分成四排，彼此相间1.5码，大家双腿叉开席地而坐。我们每人发了一个用轮胎做的厚橡胶圈，用来把石块围在中间，以防碎石飞溅。
狱警在我们中间走来走去，不准我们相互说话。在开始的几周内其他监狱区的狱警，甚至其他监狱的狱警都来看我们，好像我们是一群被关在笼子里的稀有动物。这项工作是单调而艰苦的，它不是多么费劲就能使我们感到暖和，但却使我们浑身肌肉酸疼。
在罗本岛上，6月和7月是最冷的月份。空气寒冷，雨季刚刚开始，似乎从来没有到过华氏40度以上。就是在太阳底下，我穿着卡其布衬衣也冻得直打寒战。这时，我第一次懂得了“透骨寒”这个被用得再滥不过的字眼的含义。中午，我们停下来吃午饭。第一周，我们的伙食全是汤，而且味道很不好。下午，我们被允许在严格的监督下活动半个小时。我们排着队，轻快地绕着院子散步。
在开始砸石子的头几天里，有一次狱警吩咐凯西推着独轮车为停在院子入口处的汽车运石子。凯西身体比较单薄，不适合干重体力活，推不动独轮车。狱警们高声吆喝着说：“Laat daardie kruiwa loop!”（使劲往前推！）当凯西用力推的时候，独轮车眼看着就要翻车，狱警们幸灾乐祸地笑起来。我看得出来，凯西决心不让他们看笑话。我会推独轮车，于是赶忙站起来过去帮他。在狱警命令我坐下之前，我设法教凯西慢慢地往前推，并告诉他，那是一个掌握平衡的问题，而不纯粹是一个力气问题。他点头称是，然后小心翼翼地推着独轮车穿过了院子。狱警们总算是停止了嘲笑。
第二天早晨，监狱当局在院子内停放了一辆很大的运石子的翻斗车，要求我们到周末完成半车石子的工作量。我们努力地干，最终完成了定额。第二周，狱警要求我们完成四分之三车的石子。我们卖命地干，也完成了定额。第三周，狱警要求我们完成满满的一车石子。我们知道根本无法坚持长时间的拼命工作，但是，我们也没有说什么。我们甚至一直埋头苦干。但是，狱警激怒了我们，于是我们悄悄地低声喳咕了一个主意，那就是不要定额。接下来的一周，我们开始在岛上第一次进行消极怠工：我们的工作速度比以前放慢了一半还多，以此抗议对我们过分的、不公平的要求。狱警立即发现了我们的意图，并对我们进行威胁。但是，我们就是不加快速度，我们在院子里一直坚持这种消极怠工的策略。
从我1962年在罗本岛待了两个星期之后，罗本岛就发生了变化。1962年没有几个囚犯，罗本岛与其说是个监狱，倒不如说是一个试验基地。两年后，罗本岛俨然成了南非监狱体系中最严厉、最残酷的监狱。它不仅对囚犯来说如此，对监狱管理人员而言也是最艰苦的地方。过去曾经为我们提供香烟、向我们表示同情的有色人狱警都走了。现在的狱警都是白人，都说南非荷兰语。他们要求与囚犯保持主仆关系，命令我们称他们老板，对此我们予以拒绝。罗本岛上的种族划分是绝对鲜明的：没有黑人狱警，也没有白人囚犯。
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总是需要一段调整时间。来到罗本岛，就像来到了另一个国家。孤立的地理位置使得它不仅仅是另外一个监狱，而且与我们原来的监狱相比，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我们离开比勒陀利亚的那种欢快心情完全让罗本岛严酷的气氛窒息了。我们面面相觑，知道我们面对的生活将是严酷的。在比勒陀利亚，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与我们的支持者和家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岛上，我们感觉这种联系被割断了，而且是实实在在地被割断了。我们相互安慰，而且这是唯一的一种安慰。我的失望之情很快被一种新的、完全不同的战斗即将开始的感觉所代替。
从第一天起，我就对被强迫穿短裤提出了抗议。我要求见监狱长，并且起草了一个意见清单。狱警对我的抗议置之不理，但是，到了第二周周末，我发现一条旧卡其布裤子被随便丢在了我的牢房的地板上。这种不带条条的三件一套的衣服从来没有让我如此高兴过。但是，在我穿上这条裤子前，我还要看看我的同志们是否也发了这样的裤子。
他们没有发。我告诉狱警把裤子拿回去，并坚持每个非洲囚犯必须都有长裤子。狱警嘟嘟囔囔地说：“曼德拉，你说你要长裤子，我们给你长裤子你又不要。”这个狱警拒绝碰黑人穿过的裤子，最后，监狱长亲自来到我的牢房，把裤子捡起来。“很好，曼德拉，”他说，“你就等着跟其他囚犯穿同样的衣服吧。”我说，如果同意给我长裤子，那么为什么不给每一个人发一条呢？他没有回答。
60...
在岛上住了两周之后，有人告诉我们，我们的律师布拉姆·费希尔和乔尔·乔菲第二天将来罗本岛访问。当他们来到罗本岛的时候，我们被押到会见地点同他们见面。他们来罗本岛访问有双重目的：看看我们在监狱里生活得怎么样，并确认我们是否仍然不想就我们的判决提出上诉。离上次我们见面只过去了几周，但是，我们却感觉好像分别了很长时间，他们似乎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访问者。
我们坐在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一位少校就在房外监视我们的谈话。我很想与两个律师拥抱，但是，由于那个少校的存在，我们受到了限制。我告诉他们，我们大家都很好，并且说明，因为以前我们列举的那些理由，我们仍然不想上诉，其中包括事实上我们不想因为我们的上诉而影响到其他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被告。布拉姆和乔尔似乎赞成这个意见，尽管我知道布拉姆认为我们应该上诉。
当我们的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我顺便向布拉姆询问了他夫人莫莉的情况。没等我说完莫莉的名字，布拉姆就站起来走出了房间。几分钟后他又回来了，他还是那么镇定自若，并重新开始谈话。但是，他最终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们的会见紧接着就结束了，当我在少校的监视下回我的牢房的时候，他对我说：“曼德拉，你注意到布拉姆·费希尔的举动了吗？”我说，我注意到了。他告诉我，莫莉在上周发生的车祸中遇难了。他说，布拉姆驾驶着汽车，为了躲让马路中间的一只动物而不幸冲进了河中，莫莉是被淹死的。
我们为这个消息感到震惊。莫莉是一位特别好的女士，她慷慨、无私、没有偏见，一直从多方面支持布拉姆。她是他的夫人、同事和同志。布拉姆一生已经历过巨大的不幸：他的儿子因患囊肿性胰腺炎而少年早逝。当我问莫莉的时候他转身离去，这是布拉姆的典型性格。他坚韧不拔，是一个不把自己的痛苦和麻烦留给他的朋友的男子汉。作为一个南非白人，他的良心使他不得不反抗自己的血统，并为此而受到了南非白人的排斥。他显示出一种勇气和牺牲精神，而这种勇气和牺牲精神本身就是一种大家风范。我只需反对不公正，而不用与我自己的人民对立。
我告诉少校我想给布拉姆写一封信，他说我可以写。当时，关于写信的规定十分严格。我们只被允许给直系亲属写信，并且每半年才允许写一封不超过500字的信。所以，当少校不反对我给布拉姆写信的时候，我感到既吃惊又高兴。但是，他并没有遵守我们的协议，我写了信并交给了监狱当局，但是，那封信根本就没有寄出。
几个月内，我们的生活总是遵循一个模式，监狱生活千篇一律：每天都与昨天一样，每周都与上周一样。这样，月份和年份有时就被相互混在了一起。任何有违这个模式的事情都会使监狱当局感到不安，因为千篇一律是监狱管理完善的标志。
千篇一律对囚犯也是一种安慰，这就是监狱之所以被看作牢笼的原因。千篇一律就像是一个难以忍受但却又令人愉快的家庭主妇，因为千篇一律能够让时间过得更快。手表和任何计时物品在罗本岛上都被禁止使用，所以，我们绝对不知道什么是准确时间。我们依靠钟声和狱警的口哨及吆喝声生活。每周都与上一周雷同，你必须记住那是哪一月哪一天才行。我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我的牢房的墙壁上填日历。没有时间感会很容易使一个人失去注意力，甚至失去判断力。
监狱里的时间过得很慢，正所谓度日如年。时间过得慢通常与不得不闲散和没有生气相联系，但是，在罗本岛却不是这样，我们几乎总是忙于工作、学习和解决争端。然而，时间仍然过得很慢。部分原因是，在外面花几小时或几天就能解决的事，在监狱里要花上几个月或几年。请求发一个新牙刷可能要六个月或一年的时间才能实现。阿迈德·卡特拉达曾经说过，在监狱里几秒就像监狱外几年，而年却像分秒那样流逝。在院子里砸一下午石子可能感觉时间无限长，但是，一年的时间又感觉忽然就结束了，你不知道那些岁月都是怎么过的。
对每一位囚犯的挑战，特别是对政治犯的挑战，是如何完好地在监狱里生存下来，如何完整地从监狱里走出来，并如何保持甚至加强自己的信仰。为了应对这个挑战，我要完成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做一些为了生存而必须做的事情。为此，你必须知道敌人的目的，然后再采取策略去破坏敌人的图谋。监狱就是要摧毁你的精神和决心，为此目的，监狱当局企图利用你的每一个弱点摧毁你的所有念头、消灭你的全部个性。他们就是想扑灭我们每个人保持人性和本来面目的火花。
我们的生存有赖于知道当局打算对我们作何处理，并且在我们之间共同分享这些信息。任何个人的反抗，就算不是不可能的，那也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我一直是孤家寡人，我就不能做这件事。但是，当局最大的错误就是让我们生活在一起。因为在一起，我们增强了决心和信心。我们互相支持、互相鼓励，不管我们知道什么情况和获得什么消息，我们都一起分享。通过一起分享，我们个人的勇气得到了提升，但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对我们遭受的困难的反应是完全一致的。人的能力有差别，对压力的反应也不一样。但是，强者要帮助弱者，使强者和弱者在这个过程中都变得更强。最终，我们不得不在监狱里创造自己的生活，以监狱当局认可的方式去创造，秩序不是由监狱当局维持，而应该由我们自己维持。
作为一位领导人，他有时要采取不受欢迎的行动，或是那些多少年后方见效果的举措。有时候，成功的荣耀仅仅在于取得这些成功的人知道这些成功。这对监狱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在监狱里，你必须在忠于你的理想之中寻求安慰，哪怕是没有任何人知道。
我现在是在外围，但是，我知道我将不会放弃战斗。我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比较小的角斗场，其观众只有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压迫者。我们把在监狱里的斗争作为整个斗争的一个缩影。我们将如同在监狱外坚持进行战斗一样，在监狱里进行战斗。种族歧视和镇压没有什么不同，但我们将不得不在不同的条件下进行战斗。
监狱及其当局阴谋剥夺每个人的尊严，但我完全有信心生存下去，任何想剥夺我的尊严的个人和团体都将会失败，因为无论以任何代价或在任何压力下，我都不会放弃生存的希望。对于我将终身被监禁的可能性，我决不会太看重，我决不认为终身监禁就真的意味着在监狱里待一辈子，并必然死在监狱里。也许我否认这样的前景，是因为这样太令人不愉快，也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不过，我总是相信，有一天，我将再次作为一个自由人感受走在阳光下的草地上的心情。
我基本上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说不清这种乐观主义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起来的。这种乐观部分地来自迎着太阳勇往直前的勇气。有许多黑暗的时刻，人道主义信仰一时经受了痛苦的考验，但是，我将不会也不可能向悲观低头。向悲观低头就意味着失败和死亡。
61...
我们每天早晨5点30分由值夜班的狱警叫醒，他总是在走廊头上敲着铜铃喊：“Word wakker! Staan op!”（醒来！起床！）我一贯起得比较早，这个时间起床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负担。尽管我们5点30分起床，但是，直到6点45分才让我们从牢房里出来，我们在这段时间打扫牢房，并卷起我们的席子和毯子。我们的牢房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卫生间，但是有被称作“ballies”的马桶。这种马桶直径有10英寸长，上面有中间凹的陶瓷盖，盖子上面可以盛水。盖子上的水是用来刮脸、洗手、洗脸的。
6点45分，当我们被允许走出牢房的时候，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走廊头上的洗涤槽内彻底清洗马桶，不然会产生一种臭气。在早期的那些日子里，清洗马桶唯一令人开心的就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小声与我们的同事说句话。清洗马桶的时候，狱警不喜欢在旁边逗留，所以是相互说话的一种机会。
有那么几个月，早饭由普通监禁区的囚犯负责送到我们的牢房。早饭是玉米片粥，是用玉米加工而成的食物。普通囚犯笨手笨脚地把玉米片粥舀到碗里，然后，从牢房栅栏门递进牢房。这是一个技术活，要想不把粥洒在外面，手必须灵巧些才成。
几个月后，我们的早饭被用旧金属油桶盛着送到院子里，然后我们用简易的金属碗自己盛饭。我们每人发了一袋被叫做咖啡的饮料，实际上只是一种烤糊了的玉米粉而已，我们可以用热水冲着喝。后来，当我们能进入院子为自己打饭的时候，我会在院子里绕着院子散散步，直到早饭送到为止。
像在监狱里的一切事物一样，伙食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有色人和印度人的伙食比非洲人的伙食好，不过差别并不大。当局总是说我们的伙食是均衡的，也的确是均衡的——介于不可口与不能吃之间。伙食是我们许多次抗议的原因，但是，在那些日子里，狱警说：“伙计，你们卡非尔人在监狱里吃的比在家中吃的都好！”
在吃过早饭后，狱警吆吆喝喝地说：“Val in! Val in!”（集合！集合！）我们都要站在牢房外面接受检查。监狱当局要求每个囚犯，必须把卡其布夹克上的三个扣子扣好，当狱警走过时还要求脱帽。如果我们的扣子没扣、没脱帽或者牢房内部不整洁，我们就因违反了狱规而受到惩罚，不是被罚单独监禁就是不让吃饭。
检查过后，我们就在院子里砸石子，一直干到中午，中间也不休息。如果我们慢下来，狱警们就会喊着让我们加快速度。中午，监狱里会响起午饭的铃声，盛午餐的金属圆桶将被运进院子里。对于非洲人，午餐有煮玉米，即煮粗玉米粒。印度人和有色人的午餐则是玉米片，或玉米饭，这种玉米饭只不过是用一种磨过的玉米做成的粥。玉米片有时还给配上蔬菜，而我们的煮玉米则只能干啃。
我们午饭常领到一份phuzamandla，意思是“健力饮”，是一种用玉米片加少许发酵粉做成的粉状物。它需要用水或牛奶冲起来喝，如果浓一点，味道还不错。但是监狱当局只给一点点儿，仅仅能改变一下水的颜色而已。我通常把我的那份省下来，直到积攒几天后，足够冲一碗地地道道的饮料才把它喝掉。如果当局发现你积攒饮料粉，就会把它没收，你也会受到惩处。
午饭后，我们一直工作到下午4点，当狱警们吹响刺耳的哨子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排队报数和接受检查。然后，我们被允许有半小时的洗漱时间。我们的走廊头上的洗澡间里有两个海水淋浴喷头，一个咸水水龙头和三个用来洗澡的大电镀金属桶。没有热水，我们只能站在或蹲在桶里用咸水打打肥皂，洗掉一天的灰尘。当外面很冷的时候，用冷水洗澡不怎么舒服，但是我们洗得还是很开心。有时，我们边洗边唱，这样感觉水就不那么凉。在那些日子里，这是我们唯一能说话的时间。
正好4点30分，走廊头上会响起咚咚的敲门声，这意味着晚饭已经送来了，普通犯人给我们打饭，然后我们回到牢房里吃。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份玉米片粥，有时，玉米片粥里面有少量的胡萝卜、卷心菜或是甜菜，但通常是少得可怜。我们一旦吃上一种蔬菜，通常是连续几周都吃同样的蔬菜，直到胡萝卜或卷心菜不再新鲜或者发霉，我们彻底吃够为止。每隔一天，我们的粥里面会有一小块肉，那块肉通常大部分是软骨。
晚餐时，有色人囚犯和印度人囚犯每人有一块面包（通常叫katkop，即“猫头”，因面包的形状而得名）和一块人造黄油。一般认为，非洲人不喜欢吃面包，因为面包是“欧洲食品”。
通常，我们得到的食物比本来规定的那点不多的食物还要少，这是因为伙房里盛行克扣之风。伙夫都是普通犯人，他们往往把最好的食物留给自己吃或给他们的朋友吃。他们还常常把最可口的放在一边留给狱警，用来换取狱警的好感或优待。
晚上8点，值夜班的狱警会把自己锁在走廊里与我们在一起，钥匙则通过门上的小孔递给外面的狱警。然后，值班狱警就在走廊里来回走动，命令我们睡觉。在罗本岛上从来不喊着让关灯，因为我们牢房里的带网罩的灯泡白天黑夜都亮着。后来，那些攻读更高学位的囚犯被允许学习到晚上10点或11点。
走廊上的传音效果不错，所以我们睡觉前总是设法相互聊几句。但是，如果我们能十分清晰地听见低声说话，那么狱警也就能听见，他就会喊“Stilte，in die gang!”（走廊里不准说话！）狱警一般会来回走上几趟，以确定我们不再读书或写字。几个月后，我们沿着走廊撒上了一些沙子。这样，我们就能听见狱警的脚步声，也就有停止说话或隐藏非法物品的时间。只有当我们都静下来的时候，他才在走廊头上的小办公室里坐下来，一直瞌睡到第二天早上。
62...
一天上午，我与布拉姆和乔尔见面后不几天，我们被带到了监狱办公室。这里距离我们的牢房大约有四分之一英里远，是个与我们的监狱十分相似的石结构建筑物。一到了那里，我们就排着队按手印，这是监狱里的惯例。但是，在等候的时候，我看见一旁有一个拿相机的狱警。按过手印后，狱警吩咐我们排队照相。我示意我的同事不要动，并向狱警说：“我希望你出示监狱管理局局长让我们照相的文件。”根据规定，给囚犯照相要有授权。
熟悉规定总是有好处的，因为狱警也常常不知道这些规定。当你知道的比他们知道的多时，他们就多少有点儿胆怯。狱警对我的要求感到吃惊，但却不能提供任何说明或书面文件。他威胁说，如果我们不同意照相，他将控告我们。但是我说，如果没有授权，就不能为我们照相，这就是问题所在。
作为一条原则，我们反对在监狱里给我们照相，因为，身为囚犯照相是不体面的。但是，有一次我确实同意照了一张相，那是我在罗本岛上同意照的唯一一张相片。
几周后的一个上午，狱警队队长不是发给我们铁锤在院子里砸石子，而是为我们每人发了针、线和一堆破囚衣，让我们缝补。但是，我们发现这些衣服多数已破得无法缝补，因而认为这是一个不好干的活儿。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给我们换了工作。大约到了上午11点钟，前门开了，我们发现监狱长带着两个穿西装的人进了院子。监狱长说，这两位来访者，一个是记者，一个是摄影师，他们来自伦敦《每日电讯报》。他说话的语气，好像国际媒体的访问对我们来说将是常有的事。
尽管这两位是我们的第一批官方访问者，我们仍然对他们有所怀疑。首先，他们是在政府资助下来访问的；其次，我们知道《每日电讯报》是一份保守报纸，不可能同情我们的事业。我们十分清楚，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处境十分关注，因此，政府很想证明我们没有受到虐待。
两位记者慢慢绕院子转了一圈，仔细对我们的情况进行了考察。我们低着头，一直集中精力地工作。他们转了一圈之后，一位狱警拽着我的肩膀说：“曼德拉，来，你来谈谈。”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代表狱友们讲话。监狱当局的规定很清楚，每个囚犯只允许代表自己讲话。这样做的目的是削弱组织的作用，分散集体的力量。我们对这一规定提出过异议，但是没有多大改善。当局不允许我们使用“我们”这样的词。不过在头几年，当监狱当局需要一个囚犯代表其他囚犯说话时，那个囚犯通常就是我。
我与那个名叫纽曼的记者谈了大约20分钟，直率地对监狱和利沃尼亚审判谈了我们的意见。他是一个很爽快的人，在我们的交谈就要结束的时候，他说想给我照张相。我不愿意照相，不过在这种场合下我却有些宽容。因为我知道，照片将只在国外发表，只要文章稍显友好，也可能对我们的事业有所帮助。我告诉他，如果西苏陆先生和我一起照，我将同意。那张照片表现出我们两个人在院子里谈话的场景，到底谈的是什么内容我已记不清楚了。不过，我后来一直也没看到过或听到过那篇文章。当狱警们把旧囚衣拿走并把锤子还给我们的时候，那两位记者几乎已经不见影儿了。
在最初的几个月中，来自《每日电讯报》的两个记者是小批量来访者中的第一批。当利沃尼亚审判的阴影仍然在人民心中产生共鸣的时候，政府急于向国际社会显示我们得到了公正的对待。媒体上一直有关于岛上的非人类状况和我们如何被殴打、被折磨的报道。这些报道使政府十分尴尬，为了进行反击，他们让许多局外人士来岛上考察，用意是反驳来自舆论的批评。
一名英国律师对我们进行了简短的访谈，这位律师曾经在国际法庭为纳米比亚独立作过辩护。他访谈后不久我们就被告之，美国律师协会的代表海宁先生将来看望我们。当时，整个非洲对美国人还有些新奇感，我很想与这样一个令人敬畏的律师组织的代表见面。
在海宁先生来访的那天，我们被召集到院子里。他是在监狱管理局局长斯特恩将军陪同下来到罗本岛的。斯特恩很少在罗本岛上露面，所以他的露面在监狱事务中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他是一个举止高雅、处事老练的人。他总是穿着质地优良、裁剪时髦的衣服。他对人客气，称我们“先生”，甚至脱帽向我们致意，这在监狱里是绝无仅有的事情。但是，斯特恩将军是用忽视而不是用权势来对付我们，对岛上所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他不经常露面，使残酷无情的监狱官员们更胆大妄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位将军以最和善的态度向我们的客人作了介绍，并对我们说：“先生们，请选出你的发言人。”许多囚犯喊出了我的名字。
斯特恩将军朝我点了点头，于是，我站起身来。与斯特恩将军相比，海宁先生则是一位粗壮、不修边幅的人。我感谢他对我们的访问，并说，他的来访使我们感到非常荣幸。然后，我概括地向当局提了我们的意见。我首先谈了一些核心的、最重要的问题。我说，我们是政治犯，不是刑事犯，我们应该受到政治犯的待遇。我一一详细列举了我们对伙食、居住条件和工作方面的不满。但是，当我在讲话的时候，海宁先生老是插话。当我说我们工作时间太长时，他说，作为犯人必须要工作，不然就会变得懒散。
当我开始说我们的牢房问题时，他突然插话说，美国监狱里的条件远比罗本岛的条件更差，相比之下，罗本岛算是天堂。他补充说，对我们的判决是公正的，没被判处死刑我们应该感到幸运，因为按罪过可能该判死刑。
海宁先生信口胡言，我们中的有些人因此认为他一点儿也不稳重。他说话的口音，在我看来似乎是一种噪音，并且，他说话时特别喜欢吐唾沫，我们过去谁也没见过如此“大雅”之举。
最后，我再也不愿听下去了，于是打断了他的讲话：“不，先生，你误解了我所说的话。”海宁生气地说我是在顶撞他，而斯特恩将军则只是在一旁一边观察一边听，没有发表任何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很难保持冷静，纷纷对海宁先生的话表示不满。大家气愤地说，根本不应该让他来看我们。正常情况下，任何一种访问都会使我们感到高兴，但是，海宁先生的访问却使我们感到沮丧。或许，这正是当局所希望的。与一个倾向如此明显、知识如此贫乏的人会见是令人不愉快的。海宁最后连“再见”都没说就扭头走了，我们对此一点都不感到遗憾。
随后的几年中，我们经常议论起海宁先生，我们许多人都模仿他说话的方式进行取乐。我再也没有听见过他的消息，他当然也不会在罗本岛上为美国律师协会赢得任何朋友。
63...
在狱中，所有的囚犯都被当局划分成A、B、C、D四类当中的一类。A类为最高级别，享受最好的待遇；D类是最低的级别，享受最差的待遇。一切政治犯，即被当局称作“治安犯”的犯人，自然被划归为D类。与这些类别划分有关的待遇包括探视、书信、学习和购买日用品的机会，所有这一切对每个犯人的生活来说都是必需的东西。一个政治犯一般要花几年的时间才能从D类升为C类。
如果觉得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小说不错，请推荐给朋友欣赏。更多阅读推荐：曼德拉小说全集：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 点击左边的书名直接进入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