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书农小说网友上传整理曼德拉作品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全文在线阅读，希望您喜欢，一秒钟记住本站，书农的拼音（shunong.com）记住本站加入收藏下次阅读。
通过监狱这个暗中传递信息的渠道，我试图在他们的辩护方面提供一些帮助，并建议他们与哈罗德·沃尔培联系。我后来听说，沃尔培也遭到了拘留。这使我第一次感觉事情出了什么严重闪失。有一天，当我在放完风后被带离院子的时候，我见到了安德鲁·木兰基尼。我上次见他，是1961年9月份，当时他正准备出国参加军事训练。我在想，除了沃尔培和木兰基尼，还有谁遭到了逮捕？
1961年初，温妮被实施禁止2年。我从另一名犯人那里听说，最近温妮由于违反对她的禁止而被指控，这会使她坐牢或被软禁。温妮很固执，禁止只能是让她火上加火。我不怀疑她违反了对她的禁止令，我不会劝她不要那么做，但是，她有可能坐牢的消息却让我十分担心。
1963年7月的一个上午，正当我沿着走廊回牢房的时候，我看见了托马斯·马士法尼，他一直是立里斯里夫农场的工头。尽管我知道这毫无疑问是监狱当局故意领着他来到我牢房的走廊里，看我是否认识他，但我还是热情地与他打招呼。我别无选择，只能这样做。他的出现只说明一件事：当局已经发现了利沃尼亚。
一两天后，我被召到了监狱办公室，我在那里看见了瓦尔特、戈万·姆贝基、阿迈德·卡特拉达、安德鲁·木兰基尼、鲍勃·赫普尔、雷蒙德·穆拉巴——穆拉巴是民族长矛军最高司令部的成员，他当时刚刚从中国接受培训回国。其他还有伊莱亚斯·莫佐莱迪，也是民族长矛军成员；丹尼斯·戈尔德伯是位工程师，他是民主人士大会的成员；拉斯迪·波恩斯坦是个建筑师，也是民主人士大会的成员；吉米·坎特是位律师，他是哈罗德·沃尔培的内弟。我们都被指控犯有破坏罪，第二天将被送上法庭。这时，我5年的监禁生活刚刚过了9个月。
我零零星星地听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7月11日下午，一辆干洗店的面包车驶进了农场的汽车道，立里斯里夫没有人要送洗衣服。干洗店的面包车被一位年轻的非洲警卫人员拦了下来。但是，从车上下来了十几名武装警察和几条警犬，那个年轻的非洲警卫被他们的气势给压倒了。他们包围了房屋，几名警察冲进了主要建筑和主要附属建筑。在附属建筑内，他们发现有十几个人正围在桌子周围讨论一份文件。瓦尔特从窗子跳了出去，但是却被狂吠的警犬切断了去路。被逮捕的人中还包括阿瑟·戈德里克，在警察进行袭击的过程中，他正好开车来到了农场。
警察对整个农场都进行了搜查，没收了几百份文件和资料，但是，他们没发现武器。有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就在桌子上放着，文件的名称是“Operation Mayibuye”（《行动计划》），是一项关于在南非开展游击战的计划。警察一下子得到了民族长矛军最高司令部的全部资料。于是，大家都被按照《90日拘留法》逮捕了。
在这次袭击发生时，乔·斯洛沃和布拉姆·费希尔侥幸不在农场。但是，他们经常每天去农场两三次。从事后看，立里斯里夫是一定会暴露的，因为管理越来越严格，管理方式也越来越成熟。由于能实施24小时监听，窃听器成了普通的监听工具。对于政府来说，这次袭击是一次漂亮的行动。
开庭的第一天，我们没有任何机会把情况告诉律师。我们被带到一位地方法官面前，被指控犯有破坏罪。几天后，我们被允许与布拉姆、弗农·贝瑞奇、乔尔·乔菲、乔治·毕佐斯和阿瑟·查斯卡尔松见面，他们都是我们的辩护律师。由于我是已经判过刑的犯人，所以我仍然被单独关押，这些审理程序使我第一次有机会与我的同事们交谈。
布拉姆非常沮丧。他小声告诉我们，我们正面临着极其严厉的指控，政府已经正式通知他，会要求对我们依法实行最重的惩处——死刑。布拉姆说，根据现实情况，这种结局是十分可能的。我们都生活在绞刑的阴影之下，因为这种可能性使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从一开始，我们就认为死刑是审判的最有可能的结果，因为比我们轻得多的犯人最近都被判了死刑。
监狱官员时刻都在提醒你，你可能被绞死。那天夜里，一位狱警敲着我的牢房门说：“曼德拉，你不必为睡觉而担心，你将会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去睡觉。”我等了一会儿说：“我们大家，也包括你，都会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去睡觉。”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安慰吧。
55...
1963年10月9日，我们被押上一辆加强了保安设施的警车。沿着车的中心线装有钢制隔板，把白人犯人和非洲人犯人相互隔开。我们将被送到比勒陀利亚的司法大厦，最高法院就设在那里。“政府对（民族长矛军）全国最高司令部及其他人员”的指控将在那里开庭。后来，这次审判被大家称作“政府诉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人”的审判，而更多的人把这次审判叫做“利沃尼亚审判”。在法庭附近，矗立着保罗·克鲁格的雕像，他是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总统，在19世纪曾经领导人民抗击过不列颠帝国主义的入侵。在这位布尔英雄雕像的下面，有一段从他的讲话中选出来的语句：“我们满怀信心将我们的事业置于全世界的面前，无论我们是获胜还是死亡，自由将像太阳一样从清晨的云雾中在非洲升起。”
我们的警车行驶在装满警察的卡车护送队中间。在护送队的前面行驶的是几辆坐着高级警察官员的豪华轿车，司法大厦周围到处是武装警察。为避开聚集在大厦前面的我们的支持者，我们被押解到大厦的后面，通过大铁门进入大厦。在审判大厦周围，虎视眈眈地站着手握机枪的警察。当我们从车上下来的时候，我们能听到群众的歌声。一进入大厦，我们就被关在法庭下面的牢房里等候开庭。这次审判被国内外的报纸描绘成南非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审判。
当我们从牢房里出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位被告都由两名全副武装的法警押解。当进入装饰华丽、天花板很高的法庭时，我们每个人都握紧拳头向人民群众致非洲人国民大会礼。在旁听席上，我们的支持者高呼“Amandla！Ngawethu！”和“Mayibuye Afrika！”这是鼓舞人心的口号，但同时也是危险的口号。因为警察把每个旁听者的姓名和住址都记录了下来，并且在他们离开法庭的时候，都被拍了照。法庭上有许多国内和国际记者，还有几十名外国政府代表。
我们就位后，警察在我们与旁听者之间形成了一条严密的警戒线。我为必须在法庭上身穿卡其布短裤和做工粗劣的拖鞋而感到气愤。作为一名已经判了刑的犯人，我不能穿正常人穿的衣服，许多人后来评论说，我当时看上去是何等的一副惨相。这不仅仅是由于我的那身打扮，还因为我几个月来被出出进进地单独关押，我的体重减了25磅多。当我步入法庭的时候，我痛苦地向旁听席微笑，看到我的支持者是我能得到的最大安慰。
安全防范特别紧，因为仅仅在几周前，阿瑟·戈德里克、哈罗德·沃尔培、摩西·穆拉和阿布杜雷·扎赛特贿赂了一位年轻狱警而逃出了监狱。阿瑟和哈罗德扮成牧师逃到了斯威士兰，然后又去了坦噶尼喀。当时，他们的出逃在地下组织中引起了一场兴奋，成为报纸上的头条新闻。这件事使政府十分尴尬，但是它却大长了我们的士气。
在利沃尼亚审判中，我们的法官是德兰士瓦的大法官夸突斯·德·韦特先生。他身穿红色长袍，坐在一片木制华盖下。德·韦特是在国民党执政前由合众党任命的最后一批法官之一，大家并未把他当成政府的走狗。他是一个不动声色、对蠢人没有耐心的法官。公诉人是珀西·尤塔博士。他是德兰士瓦的副检察长，当时正野心勃勃地要当南非的检察长。他身材矮小、秃头顶、衣冠楚楚，当生气或感情冲动的时候，他说话就会尖声尖气。他具有表演的天赋，或者用不很确切的话说，他天生就是一个夸大其实的人物。
尤塔站起身来向法庭发表讲话：“阁下，我把这个案子称作‘政府起诉（民族长矛军）全国最高司令部及其他人员案’。”我是第一号被告。尤塔递上了控告书，并被授权立即对我们起诉和即决审判。这是他们第一次向我们出示控告书，而公诉书则没给我们看。但是，他们却把公诉书给了《兰德每日邮报》社。该报社把它刊登在当天出版的报纸上，并四处散发。他们在控告书中指控我们11人共同密谋搞了200多次破坏活动，目的是促进暴力革命和对国家实施武装攻击。政府声称，我们是密谋推翻政府活动的策划者和参与者。
我们被指控犯有破坏罪和阴谋推翻政府罪，而没有指控我们犯有高级叛国罪，原因是法律对破坏罪和阴谋推翻政府罪不要求进行长时间的预审（预审程序对辩护是很有帮助的），而法律规定，叛国罪则必须进行长时间的预审。而且量刑标准是一样的，最高都可以判处绞刑。对于高级叛国罪，政府必须证明犯罪事实毋庸置疑，并且每项指控都需要有两人作证。按照《破坏法》，举证责任要求辩方必须证实被告无罪。
布拉姆·费希尔站起身来，请求法庭羁押候审，因为辩方没有时间准备辩护材料。他说，几名被告一直长期在监狱里被单独关押。政府已经准备了三个月，而我们则刚刚收到控告书。德·韦特给了我们三周的准备时间，案子推迟到10月29日开庭审理。
我发现第一天温妮未能到庭，并为此感到心烦意乱。因为她当时正处于禁止期，仅限于在约翰内斯堡活动。她若要到庭，则需要经过警察批准。她申请过，但遭到了拒绝。我还获悉，我的家遭到了袭击，警察拘留了温妮的一个年轻的亲戚。事实上，温妮并非唯一遭受这种烦恼的非国大人士的妻子。阿尔博提娜·西苏陆和卡罗丽尼·莫佐莱迪都依据《90日拘留法》被拘留，瓦尔特的小儿子马科斯也遭到了逮捕。这是政府施加压力时使用的最野蛮的伎俩，他们把自由战士的妻子儿女也投进了监狱。许多人在监狱里能忍受对他们自己所进行的任何打击，但是，想到政府对他们的家人也进行如此的打击则几乎是无法忍受的。
温妮后来上诉到司法部部长，部长批准她出席旁听，但条件是不能穿传统服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让我们保护家乡文化的政府却不同意温妮穿科萨民族服装进入法庭。
在接下来的三周时间里，我们被允许在一起准备辩护材料。现在我又回到了我的被告同事中间，与我的同事们在一起是令人振奋的。作为等候审判的犯人，我们每周有两次30分钟互访的权利，并且被允许每天从监狱外面送一次饭。吃着皮利太太做的可口的饭菜，我很快恢复了失去的体重。
在我们准备辩护材料的同时，政府企图把案情交给报社报道。正常情况下，尚未判决的案子是不能公布于众或在报纸上报道的。但是，既然在利沃尼亚遭逮捕的人都是被依据《90日拘留法》逮捕的，因此，无法从法律意义上判罪，只能把这项法律原则丢到一边。从司法部长以下，大家都说我们是暴力革命分子，报纸经常使用的标题是“用军事手段进行革命”。
10月29日，我们又一次走进了司法大厦，这里仍然有大批群众，还是那样一种令人激动的场面。安全防范还是特别严格，法庭上也有许多来自国外使馆的重要人物。与我们的同志们在一起生活了三周之后，我感觉精神焕然一新，甚至感到在法庭上远比住在一个套房里舒服。我们的律师反对法官让我们穿着囚服走上法庭，我们因此获得了在法庭上穿我们自己服装的权利。我们向旁听席挥拳致意，当局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再这样无理取闹就强迫我们穿着囚服上法庭。为了避免暴乱，当局一改让被告先上法庭的正常次序，开庭那天，法官首先进入法庭，这样，当我们走上法庭的时候，法庭就已经进入了审判程序。
我们立即发动攻击，布拉姆·费希尔批评政府的控告书是卑劣的、胡编滥造的。控告书竟然断言我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坐牢的时候参加了破坏活动之类的荒唐事，尤塔被搞得乱了方寸。德·韦特法官指望他回答布拉姆的质疑，但是，他不但没有提供特别说明，而且开始发表演讲，法官把他的演讲嘲笑为“政治性演讲”。德·韦特对尤塔的支支吾吾很不耐烦，并且直接告诉他：“你的论点的全部基础，据我理解，应该是希望被告有罪。”德·韦特然后撤销起诉，把木槌一敲，宣布闭庭。
当时，我们在法律意义上仍然是自由的，法庭上一片沸腾。但是，没等德·韦特法官离开他的座位，我们就又被逮捕了。斯瓦尼普尔中尉拍着我们每个人的肩膀说：“我们准备按照破坏罪指控重新逮捕你。”这样，我们就又被带回我们的牢房。尽管如此，这仍然是对政府的一次打击。因为，当时不得不回到本案的起步阶段，所有的审判都要停下来。
政府撤回起诉后，我们直到12月初才又回到法庭上。我们都感觉德·韦特法官在休庭期间对我们敌意渐深。我们怀疑，他先前的秉公执法招致了政府的不满，政府因而对他施加了压力。新的指控是，我们被认为招募人员进行破坏活动和开展游击战，以便发动暴力革命。根据他们的断言，我们计划帮助外国军队入侵南非共和国，以支持共产主义革命。为此，我们争取并接受了资金援助。尤塔耸人听闻地说，被告订购的弹药足以把约翰内斯堡炸掉。
然后，书记员要我们进行第一次答辩。我们已经同意不按传统方式进行辩护，但是，我们将利用这种机会说明我们鄙弃这种诉讼程序。
“第一号被告，纳尔逊·曼德拉，你服不服罪？”
我站起来说：“阁下，受审的不应该是我，而应该是政府。我是无罪的。”
“第二号被告，瓦尔特·西苏陆，你是否服罪？”
西苏陆说：“政府应该对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负责。我是无罪的。”
德·韦特法官说他对政治演讲不感兴趣，只要求我们表示服罪或不服罪。大家对他的要求不予理睬，每位被告都在表示不服罪之前说政府有罪。
为了加强诉讼程序的宣传效果，政府安排通过南非广播电台现场转播尤塔的讲话。公诉人和法官面前都放了麦克风。正当尤塔清理一声嗓子准备讲话时，布拉姆·费希尔站起来申请法庭把麦克风拿掉。因为这种转播会使人们对案子产生偏见，并且有失法庭的尊严。尽管尤塔声嘶力竭地要求保留麦克风，但是，法官德·韦特还是命令把麦克风拿掉了。
尤塔在他的讲话中争辩说，自从非洲人国民大会被赶入地下后，该组织就着手实行暴力政策，准备以游击战的形式进行破坏，直至对国家进行武装侵害。他声称，我们计划在全国部署数千支经过训练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准备担任暴动的先锋，然后让外国军队武装入侵。“在造成混乱、动乱和无序之后，”尤塔声称，“被告计划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接管和控制这个国家。”实施这个计划的引擎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共产党政治领导下的、司令部设在利沃尼亚的民族长矛军。
在其夸夸其谈的演讲中，尤塔描述了我们如何招募民族长矛军成员，如何计划在1963年举行全国起义（这里他把我们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混淆了），如何在利沃尼亚建立强大的无线发射系统，以及我们如何应该集体对222次破坏行动负责。他说，伊莱亚斯·莫佐莱迪和安德鲁·木兰基尼负责招募人员，丹尼斯·戈德堡在开普开办了招募人员的专门学校。他详细描述了各种炸弹的制造和到国外募集资金的情况。
在后来的三个月中，政府提供了173名证人，收集归档了数千份文件和照片，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著作、游击战争史料、地图和大卫·莫扎马义的出国护照。第一位证人是一名警察摄影师，他拍摄了利沃尼亚的照片。然后是戈德里克家的佣人们，他们当时一直被拘留，尽管他们与户主在政治上没有任何联系。这些佣人对我们多数被告都算是熟悉，但是，老杰利曼先生试图保护我，当他被要求指认第一号被告时，他假装不认识我。公诉人说，再仔细看看，请认真端详每一位被告。“我认为他不在这里。”杰利曼平静地说。
我们不知道政府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有罪。在实施利沃尼亚计划期间，我大多数时间都在国外和监狱里。当我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见到瓦尔特的时候，我已经被判刑，我催促他一定把我的所有书籍和笔记都从农场转移出来。但是，在审理的第一周，当拉斯迪·波恩斯坦申请保释的时候，珀西·尤塔突然出示了我在福特监狱坐牢时画的福特监狱草图和关于越狱逃跑的笔记。尤塔声称，这就是我们所有被告企图越狱逃跑的证据。这说明，我的东西都没有从利沃尼亚转移出来。后来我被告知，我在利沃尼亚的同事决定保留我画的逃跑路线草图，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草图具有历史价值。但是，现在，拉斯迪·波恩斯坦却因此而不能获得保释。
政府的重量级证人是布鲁诺·姆陀罗，或者如法庭上称他那样叫他“X先生”。在介绍“X先生”的时候，尤塔告诉法庭，审问将历时三天，然后，他用表演的腔调说，这位证人正处于“致命的危险”中。尤塔请求以照片的形式提供证据，但是，假如他们不讲明证人是谁，媒体将不可实名报道。
姆陀罗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具有出色的记忆力。他是一位来自德班的祖鲁人，已经成为纳塔尔民族长矛军地区司令部的领导人。他是一个有经验的破坏专家，曾经去过利沃尼亚。我只见过他一面，当时我刚从非洲大陆其他国家回来，并在纳塔尔为那里的民族长矛军干部发表了一次讲话。他专门针对我的证词使我意识到，政府必然会判我有罪。
他的证词从说他是一个民族长矛军破坏专家开始，他曾经炸过政府的办公室、电力塔和电力线。他非常精确地说明了炸弹、地雷和手榴弹的使用方法，并描述了民族长矛军是如何在地下开展工作的。姆陀罗说，虽然他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理想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但是，当他意识到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长矛军变成了共产党的工具时，他确实对组织丧失了信心。
他的证词简明扼要，看起来似乎是直率而公正的。但是，姆陀罗在对他的证言所作的润色方面却有点儿过头，这显然是按照警察的要求做的。他告诉法庭，在我向纳塔尔地区民族长矛军发表讲话期间，我曾经说过所有的民族长矛军干部都应该成为优秀的共产主义者，但不能公开自己的观点。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他的这段证词不过是想把我与民族长矛军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他的记忆力似乎太准确了，以致任何普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认为他说的话是真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姆陀罗的背叛使我不知所措，因为无法排除甚至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高级成员在警察的折磨下也会屈服的可能性。但是，根据各种流传的消息，姆陀罗从来就没有被警察触及过。他却超出寻常地把案中没有涉及的人都牵连了进来。我知道，他可能改变了自己的信仰，但是，背叛那么多人，而且他们许多都是无辜的，这对我来说是不可原谅的。
在反诘期间我们得知，姆陀罗在加入民族长矛军之前曾经因盗窃被监禁过三次。尽管有这些新发现，他仍然是一个有杀伤力的证人，因为法官认为他是靠得住的和可以信赖的。他的证言几乎牵连到我们每一个人。
政府指控我们的全部依据是在利沃尼亚突击搜查时没收的一份6页纸的《行动计划》。当警察袭击利沃尼亚农场时，民族长矛军最高司令部官员正在开会研究这个文件。该《行动计划》在整体上勾画了开展游击战的可能性和如何发动群众举行反抗政府的武装起义的情况。其中设想在南非4个不同的地区建立小股游击队，并对预先选出的目标进行攻击。该文件提出在全国招募大约7000名民族长矛军战士，以便与经过培训的120名游击队骨干相配合。
公诉书以很大的篇幅强调《行动计划》已经经过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研究通过，并且已经成为民族长矛军的具体行动计划。我们坚持认为，《行动计划》并没有被正式采纳，在我们被捕的时候，它仍然处于讨论之中。我坚持认为，《行动计划》只是一个草稿，它不仅没有得到批准，而且其目标和行动方案都完全是不现实的。我指出，游击战在当时的那个阶段是一个不可实施的方案。
《行动计划》是我不在场的情况下起草的，因此，我对这个文件知道得很少。即使是在这些被审判的人中，是否把它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项政策进行采纳也仍然存在着分歧。戈万与乔·斯洛沃起草了这个文件，戈万坚持认为大家意见是一致的，我们在法庭上争论这个文件仍然处于讨论之中是错误的。但是，其他被告认为，这个文件尽管由最高司令部完成了草稿，但却没有被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批准，鲁图利酋长连见都没见到过这个文件。
尽管死刑审判往往是令人恐怖的，但是我们的情绪仍然十分高涨。我们中间出现了许多关于绞刑的幽默故事。丹尼斯·戈德堡是我们被告中最年轻的一位，他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幽默感，常常使我们在不应该笑的时候禁不住大笑。当一位公诉方的证人描述雷蒙德·穆拉巴如何装扮成一位牧师的时候，丹尼斯从此之后就称呼雷蒙德·穆拉巴为穆拉巴牧师。
在楼下的咨询室里，我们经常互相传递纸条，我们看后就把纸条烧掉并丢进垃圾桶。负责看管我们的特警斯瓦尼普尔中尉，是一个高个子红脸大汉，他觉着我们总是背着他干什么事情。一天，当斯瓦尼普尔正在门口注视着我们的时候，戈万·姆贝基故意鬼鬼祟祟地写了一个纸条，然后又鬼鬼祟祟地把纸条递给我。我看后谨慎地点了点头，然后把纸条递给了凯西。凯西故弄玄虚地掏出火柴，似乎要把纸条烧掉。这时，斯瓦尼普尔突然闯了进来，一把就把纸条从凯西手中抓了过去，嘴上嘟囔着说，在房间里点火是很危险的。然后，他走出房间去欣赏他的战利品。几秒钟后，他气冲冲地回来说：“我要找你们算账！”原来戈万用大写字母写了一句“难道斯瓦尼普尔不是一个英俊的伙计吗？”
我们被关在牢房里，并且政府要判我们死刑。但是在监狱外面，新的生命正在诞生。吉米·坎特的夫人不几天就要分娩了。吉米是一位律师，他仅仅因为是哈罗德·沃尔培的内弟就被政府抓来受审。
一天上午，我们正坐在被告席上，从被告席的另一端传给我一张纸条：
芭芭拉和我详细讨论了教父的人选，我们得出了结论，不管婴儿是男是女，如果你同意接受这个职务，作为你过去拥有的名声欠佳的职务的一种附加，我们将认为这是一种光荣。
作为答复，我给吉米回了一个纸条：
我将比什么都高兴，光荣是属于我的，并非婴儿的光荣。现在，他们不敢把我绞死了。
56...
政府的审判在1963年的圣诞休假期间继续进行，到1964年2月29日结束。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我几乎没有时间检验证据和准备辩护材料。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同等地受到证据的影响，例如就没有针对詹姆斯（吉米）·坎特的证据。他连我们组织的成员都不是，根本就不应该受审。对于拉斯迪·波恩斯坦、雷蒙德·穆拉巴和阿迈德·卡特拉达，证明他们与阴谋叛国有牵连的证据也不多。我们决心不让他们受到牵连。在拉斯迪的案子中，证据是微不足道的。他仅仅被发现曾经在利沃尼亚与其他人在一起过，我们其余的六个人也将只承认在某些指控方面是有罪的。
布拉姆十分悲观，他宣称，即使是我们证明没有批准实施游击战，而且我们的破坏政策不足以判处死刑，政府也仍然会判我们死刑。被告方按照是否找人作证划分成两派，有人断言，如果我们找人作证，将对我们不利。乔治·毕佐斯认为，除非我们提供证据使法官相信我们没有决定实施游击战，否则法官肯定会判我们死刑。
从一开始我们就很清楚，我们的目的不是把这次审判作为法律上的审判，而是把它作为宣传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平台。例如，我们将不会否认我们对破坏活动负有责任，我们也不会否认我们这伙人已经不再坚持不使用暴力。我们并不是想逃避或减轻对我们的惩处，而是想通过这次审判增强我们大家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为我们的事业而斗争的决心。我们将不从法律意义上对我们自己进行太多的辩解，而是更多地从道德上进行辩护。我们把这次审判看作斗争的继续。我们承认政府知道的一切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将拒绝提供任何我们认为会涉及其他人的情况。
我们将抗拒政府关于我们着手游击战的核心指控。我们承认，我们的确制订了如果破坏不成功则开展游击战的应急计划。但是，我们坚持认为破坏并没有失败，因为破坏活动本来就没有得到充分地实施。我们将否认政府所声称的我们杀害或伤害无辜旁观者的指控。这种指控完全是一派谎言，要不然，这些事情就是其他人所为。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让外国军队介入。为了辩护，我们认为不得不就《行动计划》向法庭作出说明。
在我自己的案子中，法庭已经对刑事定罪有了充分证据。我的亲笔文件可以证明，我非法离境、安排军事训练和支持组建民族长矛军都是事实。还有一份我亲笔写下的文件手稿，题目是《如何做一个优秀的共产主义者》，政府认为这个文件证明我是一个正式的共产党党员。事实上，这个文件的题目源自一位名叫刘少奇的中国理论家的著作，是我为了向摩西·考塔尼证明一个观点而写的。我们一直在辩论，普通南非人是否对共产主义感兴趣。我老早就坚持认为，共产主义文献多数是难懂的、深奥的和以西方为中心的，而这些文献本应该简单、明了，并适合南非群众阅读。但是摩西坚持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就拿了刘少奇的一篇文章为非洲读者进行了改写。
我将是第一位证人，因而能够确定辩护方的基调。在南非法庭上，证人席上的证言只能以回答问题的方式提供。我不想局限于这种模式。我们决定不提供证言，而是在被告席上宣读一个声明，其他人则对此提供证据并进行盘问。
对于被告席上的证人作证，法官不能反诘或提问。因此，这种证言没有普通证言那样的法律分量。选择这种方式作证的人通常是为了避免遭到反诘。我们的辩护律师提醒我，这样会使我在法律上陷入更危险的境地。我在作证期间所说的任何关于我是无辜的话都会被法官大打折扣。但是，那不是我们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用陈述我们的政策和理想的方式进行辩护才是最重要的问题，这将为随后而来的一切建立上下联系。我很想与珀西·尤塔过过招，不过，更重要的是，我想利用这个平台申诉我们的冤枉。
通过协商，我们达成了一致意见。由于咨询室安装了窃听装置，我们是通过相互传递纸条的方式进行协商的。我们甚至利用政府的窃听器向政府提供虚假信息。我们尽量表明我将作证，这样他们就会花费时间准备反诘。在故意安排的交谈中，我告诉我的辩护律师乔尔·乔菲，我需要上次的叛国审判资料来准备证词。看到尤塔专心致志地阅读上百卷叛国审判资料，我们感到好笑。
我大约用了两周的时间准备我的证言，我的证言主要是在牢房内利用晚上的时间完成的。当我完成了我的证言讲稿的时候，我首先宣读给我的被告同志和同事们听。他们基本同意我的讲话稿，只提了几条修改意见。然后，我又请布拉姆·费希尔过目。布拉姆阅后非常担心，他又请一位名叫哈尔·汉森的非常令人尊敬的辩护律师过目。汉森告诉布拉姆：“如果曼德拉在法庭上宣读这个讲话稿，他们可能会直接把他带到法院后面送上绞刑架。”他的话使布拉姆更加担心，第二天他来到我面前，督促我修改讲话稿。我认为不论我们说什么，我们都有可能被绞死。因此，还不如索性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当时的气氛特别令人感到恐怖，报纸天天都在猜测我们何时会被判处死刑。布拉姆请求我不要读最后那段话，但是，我仍然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4月20日礼拜一，在最严格的安全防范下，我们被带到了司法大厦，这次我们将进行辩护。温妮和我母亲都来到了法庭，当我们走上法庭的时候，我向她们点头示意。法庭上又挤满了人。
布拉姆宣布，被告将承认政府的某些证言，法庭上立即出现了嘁嘁喳喳的交谈声。但是，他继续说，被告方将对政府提出的几项指控予以否认，其中包括民族长矛军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军事组成部分的说法。他说，民族长矛军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尽力使两个组织保持完全独立。虽然他们在这方面并非总是成功的，但是他们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个目标”。他坚决否认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共产党的指令。他说，辩护方将否认关于戈德堡、卡特拉达、波恩斯坦和穆拉巴是民族长矛军成员的说法。他说，辩护方将表明，民族长矛军事实上没有采纳《行动计划》，民族长矛军也没有着手准备实施游击战。
“要否认吗？”法官德·韦特有些怀疑地问道。
“要否认，”布拉姆说，“证言将表明，虽然准备实施游击战，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采纳过这个计划。我们自始至终一直希望避免走这一步。”
然后，布拉姆轻声说：“阁下，辩护将以被告席上第一号被告进行说明开始，他本人参与了民族长矛军的创建，他能告诉法庭该组织的创建情况。”
这时，尤塔忽然从席位上站起来：“阁下！阁下！”他对我们不作证感到失望，因为他毫无疑问已经做好了反诘的准备。“阁下，”他相当失望地说，“在被告席上作陈述没有发誓作证那样的分量。”
“尤塔博士，我认为，”德·韦特法官干巴巴地说，“不需要你的帮助，被告律师有足够的经验劝说他的委托人。”尤塔于是坐了下来。
“我们和我们的委托人都不知道刑法的规定，”布拉姆说，“我们可以仰仗纳尔逊·曼德拉。”
我站起身来，面对法官慢慢地照着我的讲稿念起来。
我是第一号被告。
我拥有文科学士学位，与奥利佛·塔博先生合伙在约翰内斯堡从事律师工作数年。我是一个被判了刑的犯人，因为我未经批准离境出国和煽动人们在1961年5月底举行罢工而被判处了5年监禁。
我直接承认，我是组建民族长矛军的人员之一。直到1962年8月被逮捕，我一直在民族长矛军事务中担任重要角色。
首先，我要说政府在开庭时关于南非的斗争受外国人或共产党人的影响的指控是完全错误的。作为个人，同时也作为我们人民的领导，我做了我所做的一切。这些完全是缘于我在南非的经历和我自身引以自豪的非洲背景，而不是因为任何外界可能说过的什么原因。
在特兰斯凯我的青年时期，我曾经听我们的部落老人们讲过过去发生的故事。在故事中，他们向我讲述了我们的祖先为捍卫祖国而进行斗争的事迹。丁冈和巴木巴塔、辛沙和马卡纳、斯广提和达拉希勒、莫肖伊休和塞库库尼的名字被全非洲民族引以为骄傲和光荣。当时，我希望生活为我提供服务于我的人民并为他们的自由斗争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的机会。这就是本案指控我所干的一切的动机。
说了这些以后，我必须对暴力问题多说几句。在法庭至今所了解的事情中，有些是真实的，有些则是不真实的。但是，我并不否认我策划了破坏活动。我并不是因为不计后果或喜欢暴力才策划这些破坏活动。我之所以策划这种破坏活动，是清醒地分析了白人多年的专制、剥削和压迫之后出现的政治形势的结果。
我想给法庭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我们的行动并不是不负责任的或没有考虑采取暴力行动所带来的后果。我特别强调了我们不想对生命造成伤害的决心。
我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主张不分种族的民主政治，我们避免采取任何导致加剧现有种族隔阂的行动。但是，无情的事实是，50年的非暴力斗争给非洲人带来的是更严厉的立法，从而使非洲人的权利越来越少。让这个法庭理解这种情况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这又的确是事实。多年来，人民一直在谈论暴力，谈论他们将有一天与白人开战并夺回他们的国家。而我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层总是试图说服他们避免使用暴力，而采取和平方式，尽管我们中的一些人在1961年5月和6月曾经进行过讨论。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我们努力以非暴力方式使政府放弃种族歧视的政策并没有获得任何结果，我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群众开始对这种政策丧失信心，并产生了采取恐怖活动的念头……
民族长矛军是在1961年11月创建的。当作出这个决定之后，我们立即制订了计划，我十分重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非暴力传统和种族和睦政策。我们感到，这个国家正在滑向黑人与白人之间的一场内战。我们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内战将意味着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张毁于一旦，将使种族之间的和解更加难以实现。我们南非历史上已经有过战争的经验教训，用了50多年才消除了南非（英布）战争造成的伤疤。这种种族之间的内战会造成双方大规模的牺牲，由此而留下的伤疤又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消除呢？
我说，破坏活动也许可以为将来的种族关系带来最好的希望。白人统治者对我们的努力作出的反应是迅速而残酷无情的：破坏活动被宣布为一种可以判处死刑的罪过。我说，我们不要内战，但是，我们需要做好内战的准备。
经验让我们相信，暴动将为政府提供无限的滥杀无辜人民的机会。但是，正是因为南非的土地已经洒满了无辜非洲人的鲜血，我们才认为做好长期准备，用暴力反对暴力来捍卫我们自己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希望战争在最有利于我们的人民的条件下进行。对我们来说最有可能、双方牺牲风险最小的战争形式就是游击战。因此，在准备将来开展的战争中，我们首先考虑了游击战的可能性。
白人都经历过强制性军事训练，但政府却不给黑人这种训练的机会。因此我们认为，建立一个训练有素的核心层是绝对必要的。一旦游击战争爆发，这个核心层将能够起到游击战争所需要的领导作用。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应对这种形势的准备。
我介绍了在我们讨论的这个阶段我出国参加“东非、中非、南部非洲泛非自由运动大会”和接受军事训练的情况。我说，我接受军事训练，是因为如果发生游击战争，我希望能够与我的人民站在一起，并同他们并肩战斗。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采取破坏行动的可能性没有消失，应该努力坚持下去。
我告诉法庭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民族长矛军之间的不同之处，并说明我们如何诚心诚意地把两者分开。这是我们的政策，但是，在实践中并不那么简单。由于禁止和监禁，人们常常不得不参与两个组织的工作。尽管这样有时会混淆两者的界限，但是，界限仍然存在。我反驳了政府关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共产党的目标是完全相同的论断。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思想路线过去是并且一直是非洲民族主义，它与“把白人赶进大海”的呐喊所表达的非洲民族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坚持的非洲民族主义是非洲人民在自己土地上实现自由。非洲人国民大会所认可的最重要的政治文件一直是《自由宪章》。它绝非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蓝图……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其历史上的任何阶段从未在国家的经济结构上发动过革命性的变革，并且就我记忆所及，也从未谴责过资本主义社会……
与共产党不同，非洲人国民大会只接纳非洲人作为自己的成员。它的主要目标过去是并且现在仍然是为非洲人民赢得统一的和全部的政治权利。而共产党的主要目标却是消灭资产阶级，用工人阶级的政府取代资产阶级政府。共产党强调阶级划分，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则寻求阶级之间的和谐。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共产党之间经常进行密切合作也是事实。但是，这种合作仅仅说明彼此之间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消灭白人霸权，而不能说明利益完全一致。世界历史上充满了类似的例子。最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大不列颠、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之间在反对希特勒时的合作关系。只有希特勒才敢说，这种合作把丘吉尔或罗斯福变成了共产党人或共产党人的工具，或者说英国和美国正在致力于建立一个共产主义世界。
对于对共产主义具有根深蒂固的偏见的南非白人来说，要理解为什么有经验的政治家那么愿意把共产党人作为朋友可能是困难的。但是，对我们来说，理由则是十分显然的。在反对压迫的那些党派之间进行理论上的区分是一种奢望，现阶段我们还做不到。特别是几十年来，共产党人是南非唯一把非洲人当做人类并予以平等相待的政治党派。他们愿意与我们一起吃饭，一起谈话，一起居住，一起工作。因此，现在有许多非洲人把自由等同于共产主义。
我告诉法庭，我不是共产党员，我总是把自己视为一名非洲爱国者。我并不否认，无阶级社会的思想对我产生了诱惑，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我产生了影响。这对许多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来说都是事实，他们承认需要社会主义的某些方式使他们的人民能够赶上西方先进国家。
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和与马克思主义者交谈，我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人认为西方的议会制是不民主的和反动的。但是，与他们相反，我却是这种制度的崇拜者。
《大宪章》、《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都是全世界民主人士奉若神明的文献。我对英国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十分欣赏。我认为英国的议会制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政治制度，其司法制度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将永远令我羡慕。美国国会、国家权力分立理论，以及司法独立也使我产生了相似的激情。
我详细论述了南非黑人与白人生活中的巨大差别。在教育、卫生、收入以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黑人仅仅处于维持生计的水平上，而白人却处于世界最高的生活水平，并且还准备继续维持这种状况。我说，白人常常声称南非的非洲人比非洲大陆上的其他非洲人富裕。我们的抱怨不是说我们与非洲大陆上的其他非洲人相比是贫穷的，而是说与我们国家的白人相比我们是贫穷的，而且法律剥夺了我们平等致富的权利。
非洲人缺少人格尊严是白人霸权政治的直接结果。白人霸权政治意味着黑人只能是次等公民。企图保留白人霸权的立法制度让这种状况得以维持。在南非，卑贱工作不可变更地要由非洲人去做。有什么要搬运的或要清理的活，白人可以在周围随便找一位黑人去为他做，不管这个非洲人是否被他雇用……
贫穷和家庭生活崩溃是第二种后果。孩子们在大街上到处闲逛，因为他们没有学上，或者因为他们没有钱上学，或是没有家长留在家中照管他们的学习，因为他们的父母（如果父母都在）不得不都去工作，以维持家庭生活。这就导致了道德标准的崩溃，使不法事件和暴力事件日趋频繁，到处滋生，而不仅仅是政治性暴力事件……
非洲人要求在南非这个整体中得到公正。他们要求在社会中得到安全保证和居住场所。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求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因为没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我们将永远无能为力。我知道这种声音在这个国家的白人听起来像是革命的言论，因为多数选民将是非洲人。这使白人害怕民主……
这就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为之战斗的目标。他们的斗争是真正的民族斗争。这是非洲人民的斗争，是非洲人民在他们自己的遭遇和自己的经历鼓舞下所进行的斗争，这是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
我一直在念我的讲话稿，谈到这里，我把我的讲话稿放在了辩护席的桌子上，转脸面对法官，法庭变得特别静。当我脱稿说出最后几句话的时候，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德·韦特法官。
在我过去的生活中，我已经把自己献给了非洲人民的斗争事业。我反抗了白人专制，我也反抗了黑人专制。我抱有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理想，希望大家在这样的社会里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享有平等的机会。我希望为这个理想而生活，并努力把它变为现实。如果需要，我愿意为了这个理想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这时法庭上下鸦雀无声。在我的讲话结束之后，我直接坐了下来。我没有回头向旁听席上致敬，尽管我感到他们的眼睛都在看着我。寂静似乎持续了老长一段时间，但事实上大约只持续了不到30秒。然后，我从旁听席上听到长长的一声叹息，紧接着就是女士们呜呜哭泣的声音。
我念了4个多小时，当时是下午刚过4点，通常应该是休息的时间。但是法庭刚刚静下来，德·韦特就立即请下一个证人到庭。他决心减少我的讲话对法庭产生的影响。他不想那天就此结束，只让我一个人作证。但是，他的努力并没有见效。当我讲完话并坐下来的时候，德·韦特最后看了我一眼。
我的讲话在本地和外国媒体上得到广泛的关注，并且被逐字逐句地刊登在《兰德每日邮报》上。他们忽视了我所说的话都是被禁止的这一事实。这个讲话既显示了我们的辩护思路，又消除了控方对我们的伤害，因为控方预计我将提供否认对破坏活动担负责任的证言，并完全是在这个预测的基础上准备的指控材料。他们现在明白，我们不想利用法律技巧避免承认对我们的行动负责。我们以自己的行动为骄傲，并且也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第二号被告瓦尔特·西苏陆是下一个发表证言的人。瓦尔特不得不首当其冲地面对尤塔为我准备的反诘。瓦尔特顶住了一系列不怀好意的提问。他摆脱了尤塔的雕虫小技，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对我们的政策作了说明。他说，《行动计划》和游击战政策并没有作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被采纳。事实上，瓦尔特告诉法庭，由于这个计划还不成熟，他本人就反对采纳《行动计划》和游击战政策。
戈万在瓦尔特之后走上了证人席，他自豪地告诉法庭，他长期以来一直是共产党党员。公诉人问戈万，如果他承认对他的几项指控中的许多行动，为什么不干脆认罪？“首先，”戈万说，“我认为我应该在这里如实说明一些导致我加入这些组织的原因，这里面有道义上的责任感。第二，简单的原因是，认罪则说明心中认为道义上有罪。而我不承认在我的回答中存在道义上的罪责。”
像戈万一样，阿迈德·卡特拉达和拉斯迪·波恩斯坦都证实自己就是共产党党员，也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尽管拉斯迪是在警察袭击期间在利沃尼亚被逮捕的，但是政府起诉他唯一的直接证据是他在农场帮助架设过无线电天线设施。凯西在证言中聪明地否认了参与和煽动别人进行破坏活动。但是，他说，如果他们采取这样的斗争行动，他将给予支持。
当第八被告詹姆斯·坎特被逮捕并与我们关押在一起时，我们大家都感到吃惊。除了是哈罗德·沃尔培的内弟和法律合伙人之外，他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或民族长矛军都没有任何牵连。哈罗德通过他的办公室曾经为我们办过几件事，但事实上并没有起诉他的证据。我推测，政府坚持在监狱里起诉他的目的是恐吓进步律师。
在德·韦特法官准备审理吉米一案的那天，我们等候在法庭下面的牢房里。我对吉米说：“为了吉利，我们交换一下领带。”当他接过我那条又宽又旧的领带并与他给我的那条漂亮的丝绸领带相比较时，他可能想我仅仅是企图改善一下自己的着装。尽管吉米有点讲究穿戴，但他还是戴着我的那条旧领带上了法庭，当德·韦特法官撤销对他的指控时，作为一种告别的礼节，他向我举起了那条领带。
雷蒙德·穆拉巴是东开普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长矛军的领导人，但是政府并没有多少起诉他的证据。他否认他是民族长矛军的成员之一，也否认知道有关破坏活动的任何事情。我们认为，第九号被告伊莱亚斯·莫佐莱迪和第十号被告安德鲁·木兰基尼都不应该作证，他们是民族长矛军的低级成员，他们不能对已经说过的事情增加多少新的内容。伊莱亚斯·莫佐莱迪尽管在监狱中遭到了毒打和折磨，但是他并没有屈服。安德鲁·木兰基尼是最后一个被告，他发表了一个违背誓言的声明，承认曾经为民族长矛军传送过信息和指令，并为了便于做这个工作而把自己化装成了牧师。他还告诉法庭，他在监狱里的时候曾经遭到过殴打，并被使用了电刑。安德鲁作完证后，辩护方就停止了辩护。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最终的合议判决。
5月20日，尤塔向媒体提交了他最后讲话的皮面精装本，并给了辩护方一个副本。尽管装帧漂亮，但尤塔的讲话是对起诉书篡改性的归纳，并没对控告书作任何的说明或对证言作任何核实，其中充满了对人身的侮辱和攻击。“被告的欺骗性是引人注目的，”他说，“尽管他们几乎代表不了班图人口的百分之一，但是他们却自以为有责任告诉世界，南非的非洲人是被镇压的、被压迫的和被征服的。”就连德·韦特法官也似乎被尤塔的讲话搞得迷惑不解。有一次，他打断尤塔的讲话说：“尤塔先生，你确实承认你没有证实被告决定开展游击战，对不对？”
尤塔愣住了，因为他认为正好相反。我们也感到吃惊，因为法官的提问为我们提供了希望。尤塔吞吞吐吐地告诉法庭，关于开展游击战的准备工作确实已经展开了。
“是的，我知道，”德·韦特不耐烦地说，“辩护方承认。但是，他们说在他们被捕之前并没有决定开展游击战。我认为你没有证据推翻这种说法，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随阁下的便。”尤塔用从喉咙里挤出的声音说。
尤塔最后说，这个案子不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高级叛国案，而且还是一个在控告书里没有提及的杀人和故意杀人案。他气势汹汹地宣布：“我不无冒昧地说，控告书中每一项指控都已经被证实。”他知道，即使是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话也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辩护律师阿瑟·查斯卡尔松第一次站起来就控告方提出的法律问题进行交涉。他反驳了尤塔关于此次审判与杀人有任何关系的说法，并提醒法庭，民族长矛军的政策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当阿瑟开始说明其他组织进行的破坏活动也被强加给了被告的时候，德·韦特插话说他已经作为事实予以承认。这是另一个意想不到的胜利。
如果觉得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小说不错，请推荐给朋友欣赏。更多阅读推荐：曼德拉小说全集：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 点击左边的书名直接进入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