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宗教的想像力与文学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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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我去纽约的时候，一位精通战后日本状况的美国知识分子对我说，最近有一本就历史教育问题向文部省提出异议的书很畅销，你听了是不是很高兴呀。我回答他说，不，我不特别高兴。

　　不久前对文部省审定的中学教科书、特别是历史教科书提出异议的各位专家并非畅销书作家。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总有一些出了书却不能畅销的作者，其中也包括我这样的并非专家的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继续发出如下所述的批评。

　　在日本旧宪法之下，超国家主义体制对亚洲做了些什么？太平洋战争给外国带来了怎样的悲惨命运？日本国内从广岛、长崎及冲绳到东京，人民遭受了怎样的苦难？教科书中并没有详细记述这些历史事件的细节，因此必须把它们修改过来。

　　然而，现在持相反观点的人的论调占上风。我们知道战争期间，日本人在包括朝鲜半岛、中国、菲律宾等地逼迫当地少女当“从军”慰安妇。而有些人认为应该把慰安妇内容从历史教科书中删除，他们甚至为此组织起市民运动。幸而人们为了抗议删除慰安妇问题也掀起市民运动，才让这个历史事实至少在今年使用的教科书里被写了进去。尽管有人会为此感到难受，但是为了不让历史重演，日本年轻一代应当学到真实的历史知识。

　　然而，正如那位日本通的美国人观察的一样，现在在日本出版界里，与教科书问题有关系的国家主义论调非常盛行。最近，某大报纸所作的调查显示，大多数国会议员赞成为修改宪法进行讨论。可以说日本现在即将迎来战后最大的体制转换期。

　　因此，我要重新阅读一下日本国宪法。尽管我现在还没有参加媒体的宪法讨论或者写畅销书的心思，但无论如何，宪法在日本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后还是给我们带来重生的希望，因此我要从维护宪法的角度出发思考各种问题。尽管我至今已经多次提及宪法里有关天皇的条款，但还是对此耿耿于怀。

　　不过，在此我并不打算深入讨论宪法的问题，我想谈一谈日本人的想像力。但我还是觉得宪法里“天皇是日本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这句话会给日本人的想像力——无论是宗教的想像力，还是文学的想像力——带来一种决定性的制约。

　　问题在于“象征”这个词。战后的日本人每当在教科书中接触到“象征”这个词的时候，首先浮现在脑海里的一定是有关天皇的条款。如果用肯尼斯·伯克的话来说，日语中“象征”一词已被宪法、或者现在宪法下的国家体制涂上了战略色彩并被文体化了。既然宪法在现实生活中如此深入人心，诗人以及小说作家就不能随便用这个词了。

　　虽然这么想，但看到外语文章中“象征”一词被赋予了紧张、丰富的含义时，我总是印象深刻。每当此时，我就又会想到日本宪法里“象征”一词是否用得太正规了。

　　在此我想引用一下最近读到的关于“象征”的精彩的定义，尽管它稍微有些长。因为这个词确实已被我经常使用，所以我觉得就不必再加括号了。据我所知，最近出版了肖勒姆①散文集的英译本，下面这段话引自该散文集中的一篇②。

　　①肖勒姆(GershomScholem，1897-1982)，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犹太神秘主义研究学者，出生于德国柏林，在德国受教育并获得博士学位，1923年迁居巴勒斯坦，死于以色列——译注。

　　②《犹太教里的救世论》(TheMessianicIdeainJudaism)，ShokenBooks出版——译注。象征群产生并成长于人类感情富饶的土壤上。具有精神意义的一个独立的人的世界，围绕他的世界的一切与他有关系的事物都被赋予有意义的内容时——此时，也只有此时，这种意义就结晶了，并在象征中证明自己。无凝聚力的现实、人们的眼睛里看不到任何特别的意图的现实，是不能用象征的语言谈论的。作为沉默的不成形的事物留下来。为了使这个世界的各种现象结晶为单纯的、简单的、表现特性的形状，确实需要非常高度的紧张。人类的秘密的某些东西被集中到它的象征群中。它存在的本身就要求具体的表现。伟大的象征群在表现它的世界的统一中起着作用。

　　①以色列国旗上的五角星形状——译注。在这篇散文里，肖勒姆所谈的所谓的象征具体指的是“大卫之星”①。他用充满顽强的信念和感情的一段话结束了散文，而我们这些非犹太人仅仅引用就需要有勇气。肖勒姆在辩文中驳道，“有人说，比起‘大卫之星’来，代表灭绝和通往煤气室的路标这些生命的符号才更符合做新国家的象征。”

　　“可是，也有可能考虑和上述观点完全相反的问题。我们的时代里，将痛苦和恐怖神圣化的符号具有照耀生命和指出重新建设之路的价值。在它高高升起之前，道路会把我们引向深渊。也有受到最后的侮辱并获取伟大的一种象征。”

　　在日本国宪法中，“象征”这个词并非像上述文章那样用得切合实际。况且战后时期日本仍处在危机之中，人们也没能想起足以表现日本人世界的统一、有区别于宪法上条文的更伟大的象征。产生于人类感情富饶的土壤的成长的象征，作为与这个世界密切相关的东西表现我们所具有的鲜活的精神意义的象征，只有在充满紧张感的现实社会里才能产生的象征，这样的象征是不是日本国宪法里的“象征”呢？我们必须重新认真考虑。

　　如果一种语言使象征这个词失去其本真意义，在那里也很难培养出真正的宗教想像力和文学想像力。我认为难以期望产生一种国民想像力，特别是能照亮生命和重建之路的国民想像力。

　　作为一个日本人，我受到奥姆真理教的恐怖主义的打击是很大的。一部分日本人倾向于利用宗教团体来进行犯罪活动，我几乎是与此同时围绕日本年轻人参与宗教的形式等构思、动笔、并已经写完了一本小说。在这一点上，创作和现实对我来说就发生了双重意义。我在经过数年笔记积累工作后，于1991年下半年开始动笔写《燃烧的绿树》。

　　在爆发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事件的这一年，奥姆真理教在富士山脚下建设了后来成为沙林制造厂的地下活动指挥部，即所谓的基地。我将这个教团自那以后的扩大和激进化概括为如下大事记：1992年，预言1997-2001年之间将要发生最后的世界战争。在混乱的莫斯科设立支部，暗示准备生物和化学武器。同年，麻原教主亲自和干部们一起赴莫斯科推进教团的武装化。1993年，用沙林毒气攻击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失败。1994年，在松本市施放沙林毒气，武装化的势头有了进一步发展。1995年，阪神大地震，在警方统一行动查找奥姆组织之前，于东京地铁施放沙林毒气，死伤者超过五千人。正是这一年，我发表了一直在写的长篇小说。

　　《燃烧的绿树》讲的是年轻人因为对日本社会的宗教团体的教理以及实践不满意，为拯救灵魂创建有混杂宗教性质的新教会的故事。他们的宗教领袖在学生运动革命党派斗争中参加过恐怖主义活动。新创建的教会与社会对立，后来又因其内部矛盾导致分裂。我想要描写的是从接连发生悲剧的痛苦经验出发走向新岸的过程。

　　与这部长篇的创作情况相同，我还曾经经历过在写小说期间碰到真实发生的事件和我小说的主题及故事情节重合的事。那是1972年，所谓的“联合赤军”因内部执行私刑，杀人被曝光而被警察追究，赤军在日本列岛中部的高地上与警察的快速部队进行了枪战。在1969年全共斗运动及大学斗争失败后，一部分活动家们要转移到以保护环境运动为首的市民运动方针上，另一部分活动家则转化为革命激进派。这年组成的“赤军派”与主流派的“京浜安保联合斗争团”在超越所谓大众街头斗争界限的问题上意见一致，它们互相联合，于1971年创立了“联合赤军”。

　　我从1969年起构思《洪水触及我的灵魂》，花费数年时间继续创作，写下这样的情节：政治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年轻人集体钻进作为商业样品制造的面向民间的核避难所，被快速部队包围后与之枪战。在写作期间的一天早晨，从电视的新闻速报中我看到武装起来的一个活动家团体占领了别墅、并与快速部队进行枪战的情景。

　　我被称为战后民主主义一代，属于过激的政治党派冷嘲热讽加以批判的人，所以也没有与他们直接接触的机会。那么为什么我会在他们的武装力量引发了真正枪战时，构思出年轻人集体与警察进行的枪战的情节，并且很具体地写下去呢？也许那是因为正如同一个时代迫使革命党派的青年们要面对警察进行枪战一样，我自身的文学想像也被这个时代逼迫，构思出不得不进行枪战的青年。

　　当我听到奥姆真理教不加区别进行攻击的恐怖主义报道时，感受到的打击和思考“联合赤军”枪战问题时别无二致。我与奥姆真理教的成员们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我笔下的想建立新教会的年轻人为什么最后却成为不得不直接与社会对立呢？

　　我是这样考虑的，与上次“联合赤军”的枪战与我的小说创作重合的情况相同，和当今时代追逼现实的宗教集体成为反社会的恐怖组织一样，自己的文学想像力也被这相同的时代追逼到了那里。

　　可是事实上发生的事件与我的文学作品之间也有很明显的区别。我一面构思自己的小说继续往下写，一面探寻这样的课题——这个宗教集体为突破不得不撞的南墙而发生了悲剧性事件以后，这些当事者有多大可能性才能根据其经验度过困境抵达新的出发点呢？

　　然而，我感觉在奥姆真理教的事件上，他们起初就没有设想他们要超越即将陷入的危机。在活动以不幸的恐怖主义和教团的崩溃告终之后还留下了很多年轻的信徒。在这一事件审理过程中，无论是宗教领袖还是任何干部都没有明确指出这些人的新的出发点。留在社会上的干部也无法表示，它们现在只能从外围打探消息。一个被称作奥姆真理教的宗教团体就以这样的组织形式仍然存在着。

　　我想，这是一个无论与宗教的想像力还是与文学的想像力都毫无关系的可怕而没有结果的事件，这个团体也只能说就是这样的宗教团体。而且面对期待用宗教方法拯救灵魂的年轻的日本人，能明确伸出援助之手的其他宗教的想像力也没有形成。再者还必须承认，通过文学的想像力能给他们带来精神解放的作品也还没有写出来。这其中也包括写《燃烧的绿树》的作者的自我批评。

　　接下来我考虑的是这样的事情。在自己构思的、实际上已经完成的小说里面，考虑到了年轻人组成的宗教集体的内部斗争，导致分裂，最后崩溃；然而却没有考虑他们对外彻底实施进攻性的恐怖主义这一要素。既然奥姆真理教事件确实做出了这样的示范，今后考虑日本年轻人的宗教集体时，就不能忽视这个要素。

　　①ElainePagels，美国宗教历史学家——译注。

　　②《灵知派的福音书》(TheGnosticGospel)，VintageBooks——译注。佩格尔斯①教授在对可以称为新古典的灵知主义进行研究时谈到关于耶稣基督的复活，教会初期的思考方法中可以看到的根本对立以及它的政治作用②。照本宣科地相信耶稣肉体复活的人们——也就是代表教会权力的人们——与被他们视为异端加以否定的人们产生对立。

　　在此引用代表前者的东正教教父特鲁托·里阿努斯的话如下：正因不合理我才应该信。日本战后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之一埴谷雄高稍微改变了一下这句话的形式，把它作为他初期代表作的标题——《因为不合理我才相信》。

　　他的这种想像力是宗教的想像力。当时正值教会大肆建设、发展期间，也是大危机降临的最盛期，想像力也因此增强。从而也可用文学的想像力来理解，无信仰的日本文学家们也把它作为自己思想的范例。

　　另一方面，作为异端人士的代表，佩格尔斯教授所谈的内容是关于灵知主义基督教徒的(即早期基督教徒相信神秘直觉的学说)。他们中好像也有过激的人，把期待书本上的耶稣复活的看法叫做蠢人的信仰。

　　他们主张，复活不是历史上的单一事件。取而代之的应是象征化，将现在怎样才能体验基督的实际存在当成大事。问题是似乎不应照本宣科，而应做灵魂的展望。

　　我认为这种思考方式近似于文学的想像力。而且也是表现出作为异教被排挤的人们出于危机性紧张感而发的极高的宗教想像力。我每当接触到战后日本社会陆续发生的、有宗教动机的事件，就会感到事件中无论是宗教的想像力，还是文学的想像力都很薄弱。特别是从未感觉到他们的领导层因为宗教的想像力高度集中而焕发出的紧张感。他们在文学想像力方面也往往表现得很涣散。

　　奥姆真理教宗教领袖的说教就是其典型代表。宗教领袖对信徒的号召力也仅仅是源自教祖和干部的政治权力，以及由封闭的日本年轻人集团具有的特殊的内部压力。

　　我们在媒体上可以看到很多报道说教祖及干部们——其特征是后者中的多数不但是主谋犯，而且还是执行犯——被逮捕后，他们手下的每个信徒都感到很茫然，脑子里只有空虚的印象。这说明信徒个人内心自发的宗教想像力原本就很薄弱。

　　为了提高这些信徒们的紧张感，教祖在首先强化内部政治框架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外部社会对这个封闭的集体进行攻击的可能性，以此当做世界末日到来的预言。即使干部们比下属的信徒有更多的思考自由，但因为他们已经成为罪犯的帮凶，所以已无法脱离教祖勾勒的神话。

　　在这些干部中，好像还有因为被所谓“有搞科研的机会”和能满足权利欲等诱饵引诱而误入奥姆真理教的人。但是绝大多数下层信徒还是因生活在日本现代社会而深感不安、不满及孤立才求助于奥姆真理教的。

　　日本的文学想像力在制止这些年轻人向封闭的教团靠拢方面无能为力。再重提一下，在“地铁沙林事件”和教祖及干部们被逮捕以后，还未看到有人试图用文学的想像力召唤茫然而空虚的年轻人。其他宗教团体的宗教想像力好像也无法对他们起到现实的作用。

　　但是，“奥姆真理教事件”是个明确的标志，它表现了日本大都市有那么多除了当教团手下的信徒之外别无选择的深受不安、不满及孤立感之苦的年轻人。地方的小城市、面临被消灭的境地的农村地区也潜存着这样的年轻势力。

　　我不由得想起詹姆斯·邦德经常在纸条上写下的“下一次是火”这句话。我们的社会的底层暗藏着也应称为巨大岩浆的脆弱层。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世纪末-新世纪很难彻底清算少数人操纵的可能性。这是不是意识形态行将终结之后仍会继续燃烧的新的课题呢？

　　(庄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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