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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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在灞河边上,村庄离河岸不过二里地,未进学堂先在河滩学会割草拾柴,也在河水里耍水,逮鱼捉鳖是小孩子无师自通的耍活儿,未识字前就认识螃蟹黄鳝蚂蟥等水生物了。那时候灞河的常年水量比现在大,河边杨柳列岸,野草野花里藏匿着兔子野鸡,大片大片的芦苇地里,从早到晚都响着一种土灰色的鸟儿呱呱呱的鸣叫。沿着河岸,有大片的稻田,每到溽热三伏,男人女人挽着裤管在稻田里拔草,常常会在踩住一条黄鳝或被蚂蟥叮咬时发出一声尖叫,随之顺手从脚下抽出黄鳝甩到干滩上来,有时候就甩过来一只硬壳子螃蟹,小孩子们就用树棍儿挑着玩儿。灞河出山直到汇入渭河的百十余里流程中,两岸的湿地水田里滋养着的水生物不仅有螃蟹,无鳞的大嘴鲇鱼和长着两根硬如钢针的牙齿的刺鱼,还有鲫鱼鲤鱼,诸多叫不上名字的水生物,不知繁衍了多少万年,从未绝种,螃蟹算什么稀罕。

  有一个生活印记在我心中至今不泯。那是我读高中时,正遇着“三年困难”物资极度贫乏时期,学生吃不饱,老师也毫不例外地忍饥挨饿。学生饿得受不住时,还可以相互之间悄悄说几句俏皮话;老师为人师表,饿着肚子就硬扛着,还要给学生做思想政治工作。我看到的第一个因饥饿而患上浮肿病的人,是我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程老师。他刚刚从陕西师范大学毕业,一米八以上的大个头儿,家在关中西府的一个山区县,把粮票省下接济更艰难的家室儿女,自己便先浮肿了。我看见第二个浮肿起来的老师已忘记了姓名,那浮肿的脸上的灰黄色至今仍历历在目。他没有给我代课,他的办公兼宿舍的一间屋子和我教室的门斜对着,下课出门就能看见他和妻子孩子。那男孩子大约六七岁,常常蹲在窗台下的小火炉边,专心致志地焙烤着一只只小螃蟹。我就读的中学就在古人折柳送别的古灞桥桥头的河堤下,学校一面临着灞河,三面都是稻田和茭白地,自流水渠在宿舍后窗下和操场之间日夜流淌。这男孩的父母都是南方人,自小就承袭着南方人喜食水鲜的习性,自个到学校周围的稻田水渠里捉鱼抓蟹,自己洗刷开膛,在父母做饭的小火炉上烘烤焙熟,坐在小凳上吃那些变得黄灿灿的小鱼小蟹。我曾好奇地走到小男孩跟前,看他神情专注地剥着蟹壳蟹爪,津津有味地嚼着,颇为惊讶和好奇。这是我平生里见到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个在全民大饥饿年月里自我救助的南方男孩。他的父亲我的老师浮肿了,他却未见浮肿征象,许是得了小鱼小螃蟹的营养滋润。

  其实,何止灞河流域有鱼蟹。自古有八水绕长安的美妙景致,灞河只是绕着长安的八条河流之一支,其余七条河流流经的关中平原,两岸的景致大同小异,笔直的白杨和婆娑的柳林,夏天的小麦和秋日的苞谷,更兼着沿河两岸的水稻,是延续了三千多年的丰美的农耕图画。紧临长安的户县曾经长期生产一种进贡朝廷的上好大米,无尽的荷塘莲藕也是名传四方,鱼类螃蟹自在其中。柳青在《创业史》里描写的如诗一般的终南山下的水乡画面,可惜忘记了给螃蟹一笔文字。渭河自甘肃天水过来进入陕西宝鸡,一路浩荡横穿关中,出潼关汇入黄河进入山西,这关中平原也别称渭河平原,又称八百里秦川,有大小十三个封建王朝在这儿立都,姑且不说。渭河自西向东贯通关中,沿河两岸多种稻米莲藕,杂鱼草虾黄鳝和鳖,还有螃蟹,都得水而生生不息。再推到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半坡遗址,也是在绕着长安的浐河的东岸,那儿出土的早期先民绘制的人面鱼纹陶画,成为人类始祖最早的艺术品的标志性杰作,浐河岸边断然也缺失不了螃蟹。

  沈括的这则随笔所记述的笑话,是“闻秦州人家收一干蟹”而演绎出来的。是“闻”而不是沈括亲眼所看到。“闻”是听到,是听到的传说笑话。既是传闻传说的笑话,姑且甚至完全不必当真,只当它是笑话罢了。我又想起我生活的河边人给缺水的旱原上人编的笑话,说原上人为节省用水,每天早晨起来,夫妻面对面吐唾沫洗脸,晚辈的兄弟和姊妹皆仿效之。谁会相信它?如若沈括“闻”得,《梦溪笔谈》又多一则随笔了。然而,不能当作笑话则不究其真的是,沈括起首一句便断定“关中无螃蟹”。他还说“元丰中,予在陕西”。可见他在陕西做官时,大约很少下乡视察和访贫问苦,犯了点“官僚主义”,竟闹出“关中无螃蟹”这样的笑话。想说关中人笑话的大学问家沈括,自己倒闹出孤陋寡闻的笑话,倒是颇有教益的一则笔谈。

  你让我荡气回肠

  这是一组令我荡气回肠的石雕雕塑群。在我阅览的过程中,无意识间涨起关于一个民族的豪壮之气和骄傲的情怀,脊梁顿然挺直起来。

  我们的历史太过沉重。大小王朝的兴起和颠覆都演绎着杀戮,是以无数的生灵涂炭为代价的。以理性和情感的双重视角审视五千年的文明史,都是对国家和民族未来不容苟且的严峻。然而,我不想沉湎在明杀和暗陷的痛切之中,尤为珍惜更加敬仰历史进程中的阳光。世间一切有生命的物种都仰赖太阳,一个民族和国家文明的开创和推进,是由那些出类拔萃卓有建树的人实现的完成的。我看他们就是在我们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撒播阳光的人。这组群雕所选取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包括神话传说开天辟地的盘古,以及开凿架铺栈道的工匠,都是富于建设和创造意义的阳光英雄。我便心领神会,这组石雕的创作人与我看取历史的心情相吻合。

  这组名为《华夏龙脉》的雕塑镶嵌在秦岭腹地,恰切而又传神。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图腾。横亘在华夏大地中腰巍峨雄浑的秦岭,是相伴母亲河——黄河的父亲山,正恰如既威严持重又摇曳多姿的龙。秦岭把中华大地分隔为南北,形成北国岭南无限风物风情的万千气象,更哺育和影响着华夏悠久的可资骄傲于世界的文明的进程,造就了中华文明独立独秀于世界的个性与风采。一百一十五万年前的蓝田猿人,六千年前仰韶文化的半坡人,始祖炎帝和黄帝族居之地以及陵寝,都紧依着父亲山——秦岭的北坡。盘古当是后人创作的概括了他们精髓的神化了的英雄。石雕群中遴选的人物,都是对华夏文明具有开创意义和对中国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英雄,既是龙的传人龙的子孙,也是龙的精神的彰显和象征。他们组合在一起,镶嵌在秦岭,正构成一部简约的华夏文明史,也张扬体现着秦岭内在脉象——龙脉。

  巍峨雄浑的秦岭,史圣司马迁冷峻地视为“天下之大阻”,在中国第一浪漫派诗人李白眼里,竟然是一唱三叹为“难于上青天”。今有四万筑路专家和工人,以富于创造性的智慧和无坚不摧的成就事业的雄心和毅力,把一条最直接便捷的高速公路铺展在秦岭之间,成为岭南岭北人民的阳光坦途,也为秦岭这条华夏龙注入了新的血液,让这龙脉更富于活力和灵气。雕塑家无疑是深得古今神韵的大手笔,着力铆劲处可见刀锋利刃粗犷的刻痕,精雕细刻处显现着绣花裁纸的丝丝入扣的纹路,可以猜想艺术大家对民族精英的敬仰之情,也可感知洋溢着的才华。这样,就有了一组震撼人心的《华夏龙脉》的雕塑,与作为龙的象征的秦岭融为一体,铸成永久。

  我的秦腔记忆

  在我最久远的童年记忆里顶快活的事,当数跟着父亲到原上原下的村庄去看戏。

  父亲是个戏迷,自年轻时就和村子里几个戏迷搭帮结伙去看戏,直到年过七旬仍然乐此不疲。我童年跟着父亲所看的戏,都是乡村那些具有演唱天赋的农民演出的戏。开阔平坦的白鹿原上和原下的灞河川道里,只有那些物力雄厚而且人才济济的大村庄,不仅能凑足演戏的不小开销,还能凑齐生、旦、净、末、丑的各种角色。我们这个不足四十户人家的村子,演戏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我和父亲就只有到原上和原下的那些大村庄去看戏了。

  不单在白鹿原,整个关中和渭北高原,乡村演戏集中在一年里的两个时段,是农历的正月二月和伏天的六月七月。正月初五过后直到清明,庆祝新年佳节和筹备农事为主题的各种庙会,隔三岔五都有演出,二月二是传统习惯里的龙抬头日,形成演出高潮,原上某个村子演戏的乐声刚刚偃息,原下灞河边一个村子演戏的锣鼓梆子又敲响了,常常发生这个村和那个村同时演出的对台戏。再是每年夏收夏播结束之后相对空闲的一个多月里,原上原下的大村小寨都要过一个各自约定的“忙罢会”。顾名思义,就是累得人脱皮掉肉的收麦种秋的活儿忙完了,该当歇息松弛一下,约定一个吉祥日子,亲朋好友聚会一番,庆祝一年的好收成。这个时节演戏的热闹,甚至比新年正月还红火,尤其是风调雨顺小麦丰收家家仓满囤溢的年份。

  我已记不得从几岁开始跟父亲去看戏,却可以断定是上学以前的事。我记着一个细节,在人头攒动的戏台下,父亲把我架在他的肩上,还从这个肩头换到那个肩头,让我看那些我弄不清人物关系也听不懂唱词的古装戏。可以断定不过五六岁或六七岁,再大他就扛架不起了。我坐在父亲的肩头,在自己都感觉腰腿很不自在的时候,就溜下来,到场外去逛一圈。及至上学念书的寒暑假里,我仍然跟着父亲去看戏,不过不好意思坐父亲的肩膀了。

  同样记不得跟父亲在原上原下看过多少场戏了,却可以断定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看的戏种叫秦腔。知道秦腔这个剧种称谓,应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离开家乡进西安城念中学以后,我十三岁。看了那么多戏,却不知道自己所看的戏是秦腔,似乎于情于理说不通。其实很正常,包括父亲在内的家乡人只说看戏,没有谁会标出剧种秦腔。原上原下固定建筑的戏楼和临时搭建的戏台,只演秦腔,没有秦腔之外的任何一个剧种能登台亮彩,看戏就是看秦腔,戏只有一种秦腔,自然也就不需要累赘地标明剧种了。这种地域性的集体无意识就留给我一个空白,在不知晓秦腔剧种的时候,已经接受秦腔独有的旋律的熏陶了,而且注定终生都难能取代的顽固心理。

  在瓦沟里的残雪尚未融尽的古戏楼前,拥集着几乎一律黑色棉袄棉裤的老年壮年和青年男人,还有如我一样不知子丑寅卯的男孩,也是穿一个冬天开缝露絮的黑色棉袄棉裤,旱烟的气味弥漫不散。伏天“忙罢会”的戏台前,一片或新或旧的草帽遮挡着灼人的阳光,却遮不住一幢幢淌着汗的紫黑色裸膀,汗腥味儿和旱烟味弥漫到村巷里。我在这里接受音乐的熏陶,是震天轰响的大铜锣和酥脆的小铜锣截然迥异的响声,是间隔许久才响一声的沉闷的鼓声,更有作为乐团指挥角色的扁鼓密不透风干散利爽的敲击声,板胡是秦腔音乐独有的个性化乐器,二胡永远都是作为板胡的柔软性配乐,恰如夫妻。我起初似乎对这些敲击类和弦索类的乐器的音响没有感觉,跟着父亲看戏不过是逛热闹。记不得是哪一年哪一岁,我跟父亲走到白鹿原顶,听到远处树丛笼罩着的那个村子传来大铜锣和小铜锣的声音,还有板胡和梆子以及扁鼓相间相错的声响,竟然一阵心跳,脚步不自觉地加快了,一种渴盼锣鼓梆子扁鼓板胡二胡交织的旋律冲击的欲望潮起了。自然还有唱腔,花脸和黑脸那种能传到二里外的吼唱(无麦克风设备),曾经震得我捂住耳朵,这时也有接受的颇为急切的需要了;白须老生的苍凉和黑须须生的激昂悲壮,在我太浅的阅世情感上铭刻下音符;小生和花旦的洋溢着阳光和花香的唱腔,是我最容易发生共鸣的妙音;还有丑角里的丑汉和丑婆婆,把关中话里最逗人的语言做最恰当的表述,从出台到退场都被满场子的哄笑迎来送走……我后来才意识到,大约就从那一回的那一刻起,秦腔旋律在我并不特殊敏感的乐感神经里,铸成终生难以改易更难替代的戏曲欣赏倾向。

  我记不得看过多少回秦腔戏了。有几次看戏的经历竟终生难忘。上学到初中三年级,学校在西安东郊的纺织工业重镇边上,住宿的宿舍在工人住宅区内。晚自习上完,我和同伴回宿舍的路上,听到锣鼓梆子响,隐隐传来男女对唱,循声找到一个露天剧场,是西安一家专业剧团为工人演出,而且有一位在关中几乎家喻户晓的须生名角。戏已演过大半,门卫已经不查票了,我和同学三四个人就走进去,直到曲终人散。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比乡村戏台上那些农民的演出好得远了,我竟兴奋得好久睡不着觉。第二天早上走进学校大门,教导主任和值勤教师站在当面,把我叫住,指令站在旁边。那儿已经站着两个人,我一看就明白了,都是昨晚和我看戏的同伴——有人给学校打小报告了。教导主任是以严厉而著名的。他黑煞着脸,狠声冷气地训斥我和看戏的同伙。这是我学生生活中唯一的一次处罚……

  二十多年后的1980年,我被任命为区文化局副局长的同时,新任局长就是训斥并罚我站的教导主任。我和他握手的那一刻,真是感慨“人生何处不相逢”灵验了。从和他握手直到我离开这个单位,始终都不曾提及此事。他肯定不记得这件事了,他训斥过可能就置诸脑后了,又忙着训导另一位违纪的学生去了。不过,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半老,依然严厉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微笑,大笑的时候很爽朗。一张棱角严厉的脸无论畅怀大笑还是微笑,尤其生动感人,甚为可爱。

  还有一次难泯的记忆。这是“四人帮”倒台不久的事。西安城里那些专业秦腔剧团大约还在观望揣摸文艺政策能放宽到何种程度的时候,关中那些县管的也属专业的秦腔剧团破门一拥而出了,几乎是一种潮涌之势。他们先在本县演出,又到西安城里城外的工厂演出,几乎全是被禁演多年的古装戏。西安郊区的农民赶到周边县城或工厂去看戏,骑自行车看戏的人到傍晚时拥满了道路。我陪着妻子赶过二十里外的戏场子。我的父亲和村里那几个老戏友又搭帮结伙去看戏了。到处都能听到这样一句痛快的观感:“这才是戏!”更有幽默表述的感慨:“秦腔到底又姓秦了!”这种痛快的感慨发自一个地域性群体的心怀。“文革”禁绝所有传统剧目的同时,推广十个京剧“样板戏”,关中的专业剧团和乡村的业余演出班子,把京剧“样板戏”改编移植成秦腔演出,我看过,却总觉得不过瘾,多了点什么又缺失了点什么。民间语言表达总是比我生动比我准确:“这是拿关中话唱京剧哩嘛!”还有“秦腔不姓秦了”的调侃。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的经济状况初得改善,便买了电视机,不料竟收不到任何节目,行家说我居住的原坡根下的位置,正好是电视信号传递的阴影区域。我不甘心把电视机当收音机用,又破费买了放像机,买回来一厚摞秦腔名家演出的录像带,不仅我把包括已经谢世的老艺术家的拿手好戏看了个够,我的村子里的老少乡党也都过足了戏瘾,常常要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才能满足越拥越多的乡党。我后来又买了录音机和秦腔名角经典唱段的磁带,这不仅更方便,重要的是那些经典唱段百听不厌。大约在我写作《白鹿原》的四年间,写得累了需要歇缓一会儿,我便端着茶杯坐到小院里,打开录音机听一段两段,从头到脚、从外到内都是一种无以言说的舒悦。久而久之,连我家东隔壁小卖部的掌柜老太婆都听上了戏瘾,某一天该当放录音机的时候,也许我一时写得兴起忘了时间,老太太隔墙大呼小叫我的名字,问我“今日咋还不放戏”,我便收住笔,赶紧打开录音机。老太太哈哈笑着说她的耳朵每天到这个时候就痒痒了,非听戏不行了……在诸多评说包括批评《白鹿原》的文章里,不止一位评家说到《白鹿原》的语言,似可感受到一缕秦腔弦音。如果这话不是调侃,是真实感受,却是我听秦腔之时完全没有预料得到的潜效能。

  我看过听过不少秦腔名家的演出剧目和唱段,却算不得铁杆戏迷。不说那些追着秦腔名角倾心倾情胜过待爹娘老子的戏迷,即使像父亲入迷的那样程度,我也自觉不及。我比父亲活得好多了,有机会看那些名家的演出,那些蜚声省内外的老名家和跃上秦腔舞台的耀眼新星,我都有机缘欣赏过他们的独禀的风采。然而,在我久居的日渐繁荣的城市里,有时在梦境,有时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眼前会幻化出旧时储存的一幅幅图景,在刚刚割罢麦子的麦茬地里,一个光着膀子握着鞭子扶着犁把儿吆牛翻耕土地的关中汉子,尽着嗓门吼着秦腔,那声响融进刚刚翻耕过的湿土,也融进正待翻耕的被太阳晒得亮闪闪的麦茬子,融进田边沿坡坎上荆棘杂草丛中,也融进已搭着原顶的太阳的霞光里。还有一幅幻象,一个坐在车辕上赶着骡马往城里送菜的车把式,旁若无人地唱着戏,嗓门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甚至拉起很难掌握的“彩腔”,在乡村大道上朝城市一路唱过去……

  秦人创造了自己的腔儿。

  这腔儿无疑最适合秦人的襟怀展示。

  黄土在,秦人在,这腔儿便不会息声。

  龙湖游记

  踏上游艇,在清湛湛的湖面上划行,一缕缕清凉湿润的风迎面拂过,把满身三伏酷暑的溽热顿时荡涤光净,从头到脚从外到里都是一种期待里的舒服。我似乎还不尽兴,忍不住撩起水来,搓了胳膊又搓洗了脸,便融入这水天一色的湖了。

  水是湛蓝湛蓝的水。天是湛蓝湛蓝的天。眼前的水看不到边际,远处的水被灰白的水汽遮住了蓝色,与目力所能及至的同样呈现着灰雾的蓝天相接相融。一叶小艇泛在这水天相接的水面上,很容易让人产生海的迷幻,尤其是对我这样意识和习惯里储存着黄土高原和杂生着荆棘野草榆树枸树的坡岭的人,漂浮在这样无边无际的水面上,往往会产生风平浪静的海的错觉。然而,这确凿是湖。

  真正让我不再发生湖与海的混淆性错觉,是进入这湖独有的生动到超出想象的景物。湖里生长着大片大片的蒲苇,小艇在蒲苇丛中的狭窄水道上缓缓划行,不时有鸟儿从蒲苇丛中飞出,又有鸟儿沉落其中,偶尔能听到幼雏混乱一团的叫声,可以猜想是争夺食物的颇为激烈的本能的叫声。无法想象,这密不透风的蒲苇丛林里,有多少双鸟儿在自由地繁衍后代。这种鸟在我并不陌生,我的家乡灞河边的苇子林丛是它们的福地,叫声不大优美,是比较单调的“呱呱呱”的粗声,当地人就因其叫声称作“苇呱呱鸟”。一个苇字,标明了它生存繁衍的独特领地——苇丛。这湖里的苇丛更是难得的一方自由领地了,首先不担心安全,没有如曾经的我一样捣乱的孩童掏取鸟蛋。

  在蒲苇丛里相间着的大块水面上,有通体白亮的鹭鸶悠然浮游,它们总是成双成对,一会儿游远了,一会儿又聚拢并行了。我无意间捕捉到一个瞬间即逝的画面,一只鹭鸶张开翅膀从水面跃起,不偏不倚落在另一只鹭鸶的背上,又滑落到水里去了,被踏了一下的鹭鸶抖一抖身子,似乎没有在意,又并头游动着。还有几只野鸭,显然缺乏鹭鸶的优雅风度,却洋溢着活泼的天性,不时把头伸入水中又冒出来,争先恐后,左右穿梭,自然都是在水里捕捉小鱼小虾等食物。几种叫不上名字的小鸟,从空中掠过,有一种背上是一抹鲜艳的红色,瞬间就消失了。

  小艇从苇丛中出来,又进入野生的荷花丛中。许是得了这好水和好水下的好泥的滋养,硕大的荷叶遮罩着水面,红色白色粉红粉白的荷花竞相开放,开放的荷花和含苞待放的花蕾都是出奇的硕大。浓郁的香气弥漫在水面上,真有仙境里的沉醉了。我便想到,无论密不透风的苇丛,无论花香扑鼻的荷花,当是适宜所有职业所有年龄的男女驾舟散漫的好去处。进入苇丛和荷花丛中,得意的事和烦恼的事都会被荡涤出心胸,获得一分娴静和爽快。我便想着约一二好友,在这苇丛和荷丛中自在游荡,既不说马尔克斯也不说网络文字,只看蓝天白云,只听“苇呱呱鸟”哺食引发的幼稚的叫声,把记忆里的往事和昨天刚发生的事统统扫除,装进鸟叫声和撩拨清水的声音,储入白云和苇丛荷花,还有鹭鸶和野鸭……

  直到我如此沉迷的时候,仍然不敢相信这一方好水是在河南淮阳大地上。不单是我孤陋寡闻,更在我多年来偏颇的心性,以为和我住地相邻的省份大同小异,就把兴趣偏向于那些自然景观奇特的边远地域,大漠荒原、海洋冰山、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寨、野狼游走的草原、寸草不生蠓虫难觅的生命禁区的盐湖……此刻,我甚至有某种懊悔,竟不知和我相邻的中原河南淮阳,有这样一方好水——龙湖。

  湖以龙命名,也是这一方好水所系的悠远到神话时代的神秘历史。传说伏羲氏从我的家乡渭河边来到这里寻求更广阔的发展天地,神农氏也在这里教民稼穑,陈胜在这儿建立第一个农民政权,更有诸多文人墨客如李白苏轼等都留下不朽诗篇。在我尤为惊喜的收获,是陈姓氏族的源头就在这里。这龙湖在夏代称为陈,到商汤时把舜帝的后裔分封到陈地,到西周时周武王把女儿嫁给舜的后世嫡孙妫满,就在这龙湖上建城立国为陈国。随之以国名为姓氏,便有了陈姓。妫满传二十世,历六百四十三年,陈姓便繁衍了不知多少万子孙,到现在大约七千万人,遍布中国南北和海外华侨之中。十多年前我在广州的陈氏家谱园里获悉,陈姓源自舜的后裔所在的陈国,却不知具体方位,今天竟然一脚踏进陈姓始祖所在的陈国的门槛了,无意间完成了一次最久远的寻根,顿然觉得和淮阳亲近到有亲情相系了。

  龙湖有好水。《诗经·陈风》有赞美龙湖的诗章:“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彼泽之陂,有蒲与茼;彼泽之陂,有蒲菡萏。”把龙湖上这些水生花草融铸进《诗经》,可以猜断肯定是这龙湖的风景激发了作者的诗兴,留下这生动的诗章。我在龙湖蒲苇丛荷花丛中的忘情和沉醉,和几千年前《诗经·陈风》的作者相通,只是我笔拙,吟诵不出一首诗来,仅留笔记一篇,聊以尽兴。

  老君台记

  到鹿邑城东北不远处去看老君台,传说是老子升天的地方。尽管我基本不信神更不信鬼,却仍然兴致高涨,纯粹在于神话传说超乎常人想象的那种神秘而又神奇的魅力,已不介意有或没有,也就不存在信或不信的心理障碍。老子有创立并铸就中国道教教义的经典著作《道德经》,是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老子就出生在今属河南的鹿邑东太清集,姓李名耳,字伯阳,号老聃。我列举这两件确凿无疑却也几乎人人皆知的事实,仅仅只是要证明老子曾经是一个大活人,不属我们远古洪荒时期那些神话传说里的人物。一个真实的老子被神化了,演绎出一个升天的神话,尽管我信不下,反而更来兴致,想看看老子的崇拜者给他创造出怎样一个神秘莫测到可以沟通天上人间的老君台。

  在如注的大雨里走到老君台前,我稍觉失望,一个让老子成神升天的地方规模很小,似乎甚为简陋,几乎感觉不到仙气神韵。细看了,是一个圆柱形高台,比我想象中的高度差得远了,不过十多米,仅有三十二三级砖铺台阶。构筑这个圆柱形高台的砖头显得陈旧,倒是泛着某种历史的沧桑,却还是让我不能发生仙风神韵的神秘感。踏着被踩踏得溜光的青砖台阶拾级而上,台顶有几间庙宇式的房屋,也比我想象里的建筑规模相差甚远,甚至觉得粗糙,太不精细,太不讲究,这是老子升天的地方啊!老子的塑像端坐房中,无法判断像与不像,却泛不起任何神秘的气氛,须知老子本身早已笼罩着半人半神的神秘色彩了。企望领受神话神秘的心理似乎没有满足,便平静地走下高台来,一个意料不及的神秘到令人震惊的事件摆到眼前——

  一位朋友把我引到圆柱形高台的西侧,那儿载着一个注释盘,盘里有一排业已生锈的炮弹。听了这些炮弹的来龙去脉,岂止神秘,已经使我发生头发竖立头皮发紧的生理反应了。

  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已经沦陷。日本侵略者一个榴弹炮班组,对着这个传说中老子升天的圆柱形高台发炮轰击,尽管这高台里不仅没有抵抗力量,而且空无一人,只有一尊老子的色彩脱落的泥塑彩绘塑像端坐其中。几个操着榴弹炮的日本鬼子,要把它轰击垮塌,夷为平地,其得意和狂妄的姿态可以想象。然而,谁也始料不及的奇迹发生了。一发榴弹炮炮弹发射过去,击中本已有些老朽的砖墙,而且穿进墙内,却未发生爆炸。鬼子炮手以为是哑弹,接连发射,仍然是炮弹钻进砖墙,没有墙倒屋塌的效果,也没有爆炸声响。鬼子炮手再发炮弹,都是如同陷入沙堆不见响声,倒是发炮的鬼子惊诧莫名了。惊诧的鬼子炮手在气急败坏的失控状态里,连续发射了十多发炮弹,竟然一颗都未发生爆炸,全部钻进砖墙成了哑弹死弹。几个鬼子莫名其妙,随之得知这是老子升天的老君台,吓得扛起榴弹炮筒和炮弹溜走了。没人能猜准他们当时的心态,是恐惧,抑或是触犯人道也触犯天道的罪孽感?

  半个多世纪过去,这个老君台天天迎来又送走如我一样的观光者,也少不了海外洋人,除了对老子的崇拜以及对神化老子的好奇心,还多了一种对日本鬼子十余发榴弹炮炮弹不响不炸的真实故事的迷惑莫解,然而谁也不会永久放到心上。某一日,一个年过七旬的日本老者专程找到老君台,在圆柱形的砖砌台墙下跪倒了,连连忏悔,连连谢罪。他公开自己的身份,就是当年用榴弹炮轰击老君台的炮手。那场罪恶的侵略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游人和观光客把榴弹炮炮弹不炸不响的故事也只当作奇闻逸事传说,倒是这个当年发射炮弹的士兵背上了解不开放不下的心灵负担。他作为榴弹炮炮手,在中国的土地上不知发射了多少枚炮弹,炸死了多少生灵炸毁了多少房屋,他已经完全无记,而只有发射到老子升天的老君台上一颗都未炸未响的榴弹炮炮弹,压在他的心上,不仅不能忘记,而且年龄愈老愈清晰,负罪感愈深重。他向有关人员毫不含糊地说,一共发射了十三颗榴弹炮炮弹,一颗都未响未炸。他说这话之前,在老君台发现并找到十一颗未炸响的炮弹,后来果然又找到两颗,可见当年这个日本炮手的记性。现在,这十三颗未炸响的榴弹炮炮弹,就展示在老君台,供国内国外的游人观赏,再由各人自己去解这个神秘神奇的真实的神话。

  我至今解不开。

  初看时本不觉得神秘的老君台,在我一下子神秘起来,直到现在依旧神秘莫解。

  我猜断那个当年发射榴弹炮的炮手,即后来跪倒忏悔的那个日本老人,已经解开了这个真实的神话。

  难忘一渠清流

  在村子里的初级小学校念书到四年级期满,算是毕业了。要继续深造,需要通过升学考试,到所辖学区的高级完全小学接着读五、六年级。严峻的前提是,必须通过考试得以录取。初级小学是复式教学,一个教室里四个年级的三四十个男女学生,由一位既是教师也兼校长的青年老师独统这一方乡村教育领地。他很负责任,在我们毕业前夕已经打听到准确的招生消息,属于西安市辖区离我家最近的两所高级小学都不招生,却有蓝田县辖的一所高级小学招生。我家所在的地域属西安市辖的最东头一个村子,再往东就属蓝田县辖的地域了;往北是灞河,河北边也是蓝田县辖地,正对着我们村子的灞河北边的油坊镇上有一所高级小学,距家不过三里地。我和同村的两个同班同学搭伙儿涉过灞河,抱着碰运气的心理找到那所小学,再找到管招生的老师说明来意,竟破例允许不属蓝田县辖的我们报名应考……考试的结果,我们三人有一个落榜,我竟有幸得中。这是1953年的事,我十一岁。

  即将开学的时候,天降暴雨,灞河涨起洪水,多日不退,我几乎天天乃至一天三次跑到河边,看河水落下去的情状。直到水落到我可以蹚过的时候,开学已过一周了。父亲送我上学,他肩头扛着一袋面粉,我背着一捆被卷,走进学校大门时竟然忍不住心跳。学校给北边岭上和南边白鹿原上的远路学生安排住宿,并设有学生灶,把自家磨好的面粉交来,再交大约一元人民币的副食费,只有盐和醋两种调味品,酱油属于奢侈品,不供,更谈不到蔬菜或肉了。

  父亲回家之后,我进入教室上课,陌生是不消说的,麻烦发生在晚上。作为我们五年级新班的教室是新建的一幢房子,房内用木板铺楼,作为睡觉的宿舍,尚未完全做好,工匠正在赶做尾巴活儿,把我们班临时安排在一个既老又低矮的教室里,晚上就睡在桌子上过夜。我初来乍到,不知底里,天尚未黑,课桌被人并拢占定了,连长条坐凳都被合并各有其主。我把剩下的三条木腿活络的板凳并拢起来,铺开被子,自然是一半做褥一半做被,又找来一块旧砖做枕头,睡下了。睡到不知什么时候,我有从悬崖跌下的恐惧,惊醒后半天反应不过来,迷迷蒙蒙还以为在自家炕上,摸到左右的木板凳,才顿时醒悟,我是从以凳做床的板凳上掉到地上了。我爬起来,眼前黑咕隆咚,那时候尚未通电,照明需学生自备油灯。我刚来一天,还未来得及买油置灯。摸着黑把掉在地上的被子拎起来,才发现三条并拢做床的长条凳分开了,我掉到地上时夹在木凳之间,也就明白是木凳的腿子太活络而难以固定,才造成这场虚惊。这是我第一次离家出门在外过夜的经历,竟铸成永久记忆。

  到第二或第三四天,我的紧张心情才逐渐缓解,也才敢把这个学校的前院后院走了一遍看了个明白。大门朝南临街,将一排作为教室的房子中间留一间作为通道。进入校内,西边一排低矮的房子,是老师的餐厅和学生灶,还有储藏杂物用房;北边是一排教室,中间夹着校长和几位教师宿办兼用的单间房;东边就是新建成的即将启用的我们班的教室了。四面被连排房子连接,中间是一方甚为宽敞的空地,下课后便被拥出教室的学生渲染得生动活泼。最令人难忘的一景,是从围墙外引进一渠清流,从北边那一排教室前折拐到我们的教室门外,再向西折拐到大门通道,从石板铺盖的地下流出学校,穿过街道流进对面的村子。这条水渠的水一年四季都清澈无浑,是地下渗出的一股颇为丰盛的清泉,大约流过许多许多年了,渠边上粗大的小叶杨树即可见证。北排教室外的水渠边,有小块竹林,是冬天里校园内的一抹绿色。竹林边,还有一大丛玫瑰花。北排房子中间也有一条通道,出去后便是偌大的操场,只有一副木制篮球架,再无任何体育设施。操场东北角还有两座教室,供低年级学生学习。操场西边是土打围墙的厕所。北围墙紧靠着一条沙石出路。我出围墙门站在公路边上,平生第一次看到大卡车。那些从北岭和南原上来的同班同学,晚饭后常不约而同走出北围墙后门,站在公路边等待过往的汽车看风景。那时候汽车很少,往往等半个多小时,未必能看到一辆汽车,小车几乎没见过。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关中通中国南方的唯一一条公路。

  我很快便和同学混熟悉了。大约是年龄造成的不同兴趣,我和那些年龄接近个头也相差不多的小同学很自然地聚拢为友。我的学习不是太用功,把老师讲的课本内容听懂了,很顺利地做完作业,就不再翻揭书本了,课余便尽着性情玩。那时候尚未使用钢笔,必备一支大字毛笔和一支小楷毛笔,一个砚台或墨盒,每天写一张大字,两天写一页小楷字,连算术作业的洋码字也是用小楷毛笔书写。我现在还后悔那时候把大仿字和小楷字只当成作业去完成,没有认真用心地练习书法基本功。我们班有一位个头不高却很老气的同学,毛笔字写得好到被老师划归为柳体,即大书法家柳公权的笔体风格。我常见他在课余独自写毛笔字,用粗糙的黑麻纸钉成一个大厚本子,一张一张地写,左手边就放着一本柳公权的字帖,做临摹。我第一次听说大书法家柳公权的名字,第一次见到字帖,皆缘于此。我和不少同学写毛笔字还处于描“影格”的初始阶段,“影格”是班主任杜老师写的,放在纸下,再在上面白纸上照着描摹。杜老师后来把给学生写“影格”的事转嫁到那位同学身上,他在全班同学面前说,谁要用“影格”,别找我,让×××同学写,他比我写得好。可惜,我忘记了这位同学的名字。

  学校最火的体育运动是篮球比赛。班级之间搞得热火朝天,却是那些年龄大个头也高的学生。如我一样年龄小个头又矮的同学,流行一种小皮球的玩耍,比赛人数和规则与篮球完全一致。我曾经热衷到入迷的程度,一个篮球场,很难有给玩小皮球的学生尽兴的机会。我在闲余时就踢毽子,仅仅一条灞河之隔,我们河南边的村子里的小孩,几乎人人会踢用鸡毛扎的毽子,女孩也踢,而河北岸的同学却把我的毽子当作稀罕物,无人会踢,许多同学竟然没见过。不过,他们好奇地试踢几回之后就索然了,我一个人玩不出兴趣,就又找机会和他们一起打小皮球了。

  我是顶着“毛盖”发型走进这所高级小学的。还有北岭南原偏僻乡村的同学也蓄着这种乡村未成年男孩传统的发型,即前脑上蓄留一绺长发,苫住了前额。在已经普及了所谓“一边倒”和“平头”等文明发型的学校里,常常遭到讥笑。班主任杜老师倡议男同学每人交一毛钱,买回推子、剪刀和梳子,亲自动手,把我和其他所有蓄着“毛盖”发型的同学的头发剪掉了,一律变革为新式文明发型。他随之培养了两个心灵手巧而又热心服务的男同学做理发师,给全班男生义务理发。我后来由此番发型革命约略可以感知当年辛亥革命男人剪辫子的心理。

  从教室门口流过的清湛湛的水,是我们寄宿学生洗脸的再好不过的水了。因为是地下涌泉,夏天清凉,冬天又显得温热,洗手洗脸是一种享受。半夜从楼上宿舍下来小解,出门便对着水渠撒个痛快,尿被水流冲走,不留任何遗味。记得某年初夏,我似乎睡醒后还有点迷糊,下楼后刚站到水渠边,看到前方站着一个没有脑袋的人,吓得折身跑上楼去,躺进被窝再无法入睡。第二天早晨起来在水渠边洗脸时,才看出那个无头的“鬼”是那丛含苞待放的玫瑰。我把这场虚惊写成作文,受到杜老师的表扬,不仅在全班通篇读完,而且对几处生动描写做了点评。这是我的作文获得的第一次评论,而且以阅读的形式公开“发表”在全班同学面前,难以忘记。

  在油坊街高级小学的两年寄宿生活,几乎记不起任何不愉快的事。唯一的缺憾,春末初夏时节遇到暴雨,灞河涨起洪水,周六回不了家。寄宿的同学和学校老师都回家了,只留下我和灞河南岸三五个同学,好生凄惶。我常站在河边,看着南岸走动的大人和小孩,清晰到可以辨认出张三李四来,却总无法回到母亲身边,忍不住滴泪。尤其是升中学考试的关键时候,遭遇洪水,不能回家,不仅口袋无钱,关键是我穿着一双鞋底快要磨透的布鞋,踏上行程三十华里的沙石公路,很快就把脚后跟磨破流血了……

  人生九问(代后记)

  一、请在一百字以内写出自己的特点、身份和成就。

  从来似乎都没有总结过我有什么特点,至今仍然说不清楚。

  我的社会身份是作家,家庭身份是儿子、丈夫、父亲和爷爷。我出版过二十八种版本的小说、散文书籍,其成色自然不能以获过多少次什么级别的奖项来评说,我更看重读者的阅读印象。我只是做到了截至目前的种种努力,包括社会、人生和文学的思考和探索。

  二、你是怎样看待人生机遇的?

  首先承认人生存在着机遇,且不止一回。

  机遇应该是在较宽泛的社会层面上对一茬子人同时存在,才具有意义的。能否抓住机遇,首先是要有敏锐的思维和切实的判断。更重要的是实力,即成就某项事业的实力,才可能在这项事业上有所作为,有所创造,有所成就,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体现自己的生命价值。不具备成就某项事业的实力,即使抓住了机遇,哪怕是天赐良机,机遇仍然会流失。

  当然,这个实力自然包括物质的和智力的两个方面,未必都是一次性具备齐全了的。物质有一个积累扩大的过程,智力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尤其是后者,要不断地更新知识结构,要博览博采一切人类优秀的成果,以扩展自己的视野,开启思维疆域,不断地冲破思维定式,才能实现一次突破又一次突破,才能完成新的创造,取得属于自己的在某项事业上的成就。

  三、你认为什么才算成功?

  一个人对上帝赐予他的或多或少的智慧,通过不懈的努力而发挥到了极限,甚至超极限发挥了,都是成功。一个具备创造原子弹的智慧的人创造了原子弹是成功,如果创造一个普通的常规炮弹,就浪费了智慧也浪费了生命。

  在正常的合理的社会环境里,能否走向成功,靠科学的方法,也要有科学的态度。首先是科学的态度,有了科学的态度才能遵循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态度在我看来还是一句老生常谈的话,实事求是。任何虚妄的投机的行为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延误走向成功的路程,造成智慧的浪费。

  四、你是如何处理身边的各种干扰的?

  我用主动的方式坚决排除了一些干扰,譬如截至目前依然无止无休的各种媒体的采访,先是劝说对方,申明对我的宣传已经够了,没有再宣传的必要了。劝说不下就反诘一句:你总不能宣传到让观众(包括读者)一看见我的脸就想吐唾沫吧!十有十回就把好心的采访者噎住了。

  我也选择比较被动的逃躲的办法,排除连续不断的各种挂着文化名义而另有所谋的研讨会、新闻发布会之类,我在这些场合仅仅只是一块招牌,连任何文化的气味也闻不到的,常有一种悲凉的心理感受,便在无奈时逃躲起来。

  五、你向往什么样的生活?

  以至诚和尊重为基调的生存环境,比物质的多寡更重要,比环境的污染更迫切。我无法承受一边工作一边又要提防老鼠偷咬脚后跟的境遇。

  六、你喜欢的座右铭是什么?

  从青年时代起,一直喜欢把“不问收获,但问耕耘”的字牌放在墨水瓶旁边。近十年以来,偏重于这样一种意思,只说自己想说的话,尽量不说自己不想说的话。用一句民间俗语来概括:自己的头由自己摇。对于我这样经历的中国人,能意识到自己的头由自己来摇,既是人生立世的启蒙,也是自己活人成事的基本之点。这句蕴含着哲理也蕴含着民间智慧的谚语,启示我努力地体验社会和人生,然后发出自己的声音,且不管它宏大或微渺,只求是自己的就足以心地踏实了。

  七、你尚未实现的人生梦想是什么?

  我无梦想,我只有文学理想。我的理想从来都是文学创造。我不喜欢“梦想”这个词,因为它太虚幻。我想以自己的新的创作不断展示自己的独立体验,直到拿不起笔的那一天。

  八、你的业余爱好是什么?

  独自坐下来喝茶,哪怕什么也不想,进入一种无思的恬静,是最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看体育竞赛,我在那种激烈的竞争中感到的是一种无所企及的酣畅淋漓,心理舒展了,精神张扬了,情绪亢奋了,完全是一种享受。当然,在我看来,体育竞赛是最公平的,尽管球场有过黑哨,其他项目也有过黑分,但总体来看,仍是人类所有具有竞争意义的活动中,最具透明度也最公平的一种。我尤其喜欢看高水平的足球比赛,但涉及到国家队的重要国际比赛,涉及到陕西队的命运的比赛,哪怕水平不高,我仍然喜欢看。在体育竞争中,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甚或是一个地方主义者。当然,工作之余,与孙子逗玩也令人忘乎所以。

  九、你是如何看待名利和金钱的?

  坦率地说,文坛本身就是一个名利场,任何一个身在其中的人,都不可能摆脱名和利的诱惑。这情形有如磁场,除非你脱离文坛,兴趣转移甚至改走他途。

  我向来不说淡泊名利的话,我以为这样说法总带有某些勉强或做作,或者如身在磁场内还要摆脱磁场的辐射一样。不断地过分地表白自己的淡泊,反而使人容易产生虚伪的印象。

  作家写小说是给读者看的,喜欢读你的小说的读者多了,作家不可避免地就出名了,知名度也就高了。你写的小说读者不喜欢,或者读者很少,知名度自然就小,这是很自然的事,合乎情理的事。这个道理和演员的演出效果是一样的,赵本山和黄宏靠自己的演技赢得了观众,被观众所喜欢,这是很好的事呀。他还有什么必要再三再四地表白自己淡泊出名这样的蠢话呢!反之,如果不是靠杰出的表演技艺,或者说不具备这样的技能,他们两人即使斥巨资在全国媒体上做一年自我标榜自我吹嘘的广告,也是难以达到今天这样几乎家喻户晓的知名度的。

  作家靠作品赢得读者,也体现自己的创造价值。作家依靠自己的作品造成了在读者中间的知名度,是顺理成章的,不仅无可指责,而且应该得到鼓励。中国早应该多出几位享有盛名的作家,像托尔斯泰之于俄罗斯,歌德之于德意志,马尔克斯之于拉美,鲁迅之于中国,这已经不是个人的名誉的事,而是一个民族的财富和骄傲。

  文坛上时不时地流行一些自吹自捧的风事,他吹他捧的风事,更如早就有人讥讽过的哥们姐们互吹互捧的风事,确也能在文坛奏一时之效,然而一到真实的读者层里,就很难奏效了,更不要说严峻的文学史了。

  同样,利与名是捆在一起的,作品发行量大,就可以获得优厚的酬金,可以改善生活也改善工作条件,这是合理的。我基本上遵从以自己的劳动(创作)获得生存和生活的物质。至于金钱,如果脱开名利中“利”的含义,而单纯去论述金钱,话题就太大了,超出这篇小文的范围了。

  编后记

  我和陈忠实先生虽未曾谋面,但在约稿出书的过程中交往益深。

  2015年初,我向陈忠实先生约稿,说明想出版一部他的短篇小说集,先生慨然应允:“可以。”我问先生对稿酬有什么要求,他说:“你定。”至于小说集的具体篇目,先生让我先选。先生说普通话,带一点陕味。话语简洁,声音厚重,却让人感觉温暖。

  有一次我给先生打电话,先生没有接到。几分钟后便回电给我,我恰又离开办公桌,接电话的是同事小王美女。我回来后,小王美女说:“刚才有个人给你打电话,他的声音好严厉的。”我耳边立即响起先生略带陕味的厚重的声音。我对她说:“是陈忠实老师,他是很和蔼的人。”

  我又打先生的电话,先生这次接到了。我大致汇报了我们组织稿件的一些想法,也罗列了一些备选的书名,先生觉得《白鹿原纪事》不错,但是书稿篇目要寄给他过目确认。我请先生写一篇序,先生说:“写不了了,身体不好。现在在医院,抱歉了。”

  2015年8月,《白鹿原纪事》出版后,我问先生稿费怎么支付,先生说就寄到陕西作家协会。其实之前的合同、信件都是寄到陕西作家协会的,但是我这次居然没有听清楚,先生便又一字一字地重复:“陕,西,作,家,协,会。”尽管仍然不是很清晰,但是我听懂了,只是不知为什么先生突然吐字不清楚了。

  2016年初,我又向先生约稿一本散文集,就是《白鹿原头信马行》。先生也同意了,并且说“篇目由你来定”。但我不敢擅定,还是将篇目寄给先生过目。这一个阶段,我感觉先生说话比之前清楚了许多,因此又提出请先生作一个短序。先生答应了我。

  后来先生寄来书信,说“短序待后,争取写成。化疗使我失却记忆,也失去思维……我再争取,请您谅解”。我看到书信后只觉得自己太残忍了,但又不能对先生说“不要写了”,便在3月8日的回信中安慰他“照顾好身体,保持好心情”。

  虽然看到“化疗”这两个可怕的字,但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病魔会如此无情,丝毫没有意识到灾难会这么快来临。直到2016年4月29日早晨,那个消息让我浑身冰冷。

  这个令人悲痛的消息让原本还在等待短序的我倍加自责:我们一直只知道向先生索取,却不知道先生身体遭受着怎样的折磨。先生是个坚强的人,在病魔缠身之际,仍然尽力满足我们的要求,甚至在病床上仍在为我们的社会写寄语,而始终没有提出个人要求。

  痛定思痛,我所能做的就是把《白鹿原头信马行》这本散文集出版好。这本集子收录了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30年间创作的70多篇散文。作品中既有对于一草一木一虫一鸟的精细描绘,也有对于自己所到之处的速写;既有对于关中大地、西安古城的建议和辩证,也有对于白鹿原下老宅生活的记录和对自己内心的剖析;既有入选教材、教辅资料的典范作品,也有之前传播不很广泛的优秀文章……整部作品展现了先生30年间的生活和创作的整体面貌,是读者了解先生的一面镜子,也是我们纪念先生的珍贵资料。

  只是,短序未成。尽管没有序言并不妨碍图书出版,但我知道先生是严谨的人,我知道他心里装着这件小事。因此我选出《原下的日子》代序。这篇文章记录了先生2000年后再回乡下投入创作时的情景,既是先生写作生活的一个缩影,也借用白居易被长安官场蝇营狗苟的龌龊倒了胃口的事表明自己“白鹿原头信马行”的心境。

  是的,白鹿原头信马行!有了这样的心境,相信先生自会一路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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