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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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陈愚衷的惩罚是，打一百军棍，免死充军。
对杨元，先是拿下，关了一年多，然后跟沈惟敬一齐处死。
这种厚此薄彼的处置，十分蹊跷。且不说杨、陈二人的功过清清楚楚，毋庸置疑，就算杨元对南原惨负全责，也不至于要判到弃市这么严重。要知道，同为辽东军背景的祖承训当初在平壤城打的那么惨，都没受多大惩罚。杨元在辽东军地位比祖承训要高得多，怎么判决却如此之重？
对这种不对等待遇，朝鲜人也觉得莫名其妙。他们认为“杨总兵血战孤城，兵单援绝，则南原之败，势所然也。陈游击愚衷，拥师全城，坐视不救，则其罪固大矣。愚衷尚保首领，则总兵先就极刑，人莫不惜之。”
杨元之死，我猜测可能有三点原因：
第一点是党争之祸。蔚山之战后，军前赞画丁应泰弹劾率先逃跑的杨镐“丧师党欺”，把他和麻贵、邢玠乃至身后的大学士张位、沈一贯等人连到一起要追究责任。在这种情况之下，杨镐和麻、邢等人必须要把责任往外分，摘出去一点是一点。所以我们查阅史料时能看到，南原之战在万历二十五年八月打完，一直到万历二十六五月，兵部才正式提出处置杨元。关于杨元的责任追究，都是在杨镐被弹之后才纷纷冒出头来。
这个切割责任的运动是很有效果的。我们看到，在战后议论功罪的时候，麻贵因为稷山、青山、岛山的功绩而“免议”，杨镐也因为单骑入汉城，得了个“功亦难泯”的考语，没受多大罪，没人追究他们南原惨败的责任，这帽子自然而然就得扣到了杨元的头上。
第二点是政治影响。对大明来说，南原失守比全州失守更加难堪。全州影响的不过是朝鲜三道战局，南原却波及到了整个大明沿海的防务。南原一失，全罗南部沿海不保。至此日军可以从全罗道直入黄海，袭扰天津、山东、浙江等处，航程大大缩短。
所以在得到南原失守的消息以后，北京大为震惊，立刻下令让沿海各地修备军务，调集水师陆营加强巡防，防备敌人跨越黄海打过来——差不多半个东亚都因为南原这座小城的失陷而骚动不安。可见南原失守在政治上的影响非常恶劣，必须得有人出来背这个责任。
弃城而逃的杨元毫无疑问是最好的人选，他是直接责任人。再说，南原明军实打实地损失了三千人，伤亡如此惨重，在朝鲜战场还是第一次。不管杨元有多少苦衷，于法于理，杀他都说得过去。
第三点原因，是没人帮他。
当年祖承训大败之后，李如松出面维护，最后朝廷只轻轻打了一下板子。杨元在辽东军的地位很高，这一次怎么辽东军不说话了呢？
杨元的身份很奇特，他的军籍属于辽东，跟许多辽东将领沾亲带故；可他又是京营出身，是宋应昌从北京带出来的。第一次援朝的时候杨元出任中协大将，实际上是李如松和宋应昌两大派系的一个平衡点。
我们能看到，李如松打下平壤以后，带着辽东将领往前跑，杨元也跟着去了，说明他与辽东系关系很好；但是到了坡州以后，李如松让他原地驻守，自己带着辽东嫡系继续赶往汉城，说明还是把他当外人。
南原战败的时候，宋应昌已去职，石星也已经失势。援朝三巨头里，麻贵是宣大系统出身，不会出言相保；邢玠、杨镐等人虽然跟辽东军关系不错，让做顺水人情可以，下死力捞人可是强人所难——何况他们还得指望杨元帮他们承担责任。
结果在这三点原因的相互作用下，杨元稀里糊涂地被下狱弃市，与他亲手抓获的沈惟敬同时问斩。沈惟敬这一手报复，总算是见到了效果。
时间回到万历二十一年，《平壤续志》里记载：平壤之战结束之后。为了感谢李如松及麾下健将的光复之功，朝鲜派了一名叫李臣钦的画手，要为石星、李如松、杨元、李如柏、张世爵五个人画像，置于武烈生祠中四时祭拜。
李臣钦前往明军军营，说明来意。明军将领都挺高兴，李如松头一个画，他摆了个威猛姿势，用手在下巴做捋髯状，提醒李臣钦说：“我这人胡子短，面相太和善了，不够威猛，你记得给我多加点虬髯上去。”李臣钦点头称好。
等轮到杨元坐过来的时候，李臣钦抬头一看，不由发一声赞。杨元天生一副络腮胡，胡髯从鼻下开始，一路斜上脸侧，直到耳后再折下来，绕一圈到下颌处止，两边都是如此，煞是好看。杨元的儿子恰好在侧，偷偷跟李臣钦说：“我爹这个面相，有人说是贵不可言，有人说是凶不可测，都不知道该听谁的好。”
南原之战后，朝鲜人想起这段事迹，都纷纷感叹说想不到这一部好胡须的征兆，居然应在了南原。朝鲜国王特意下旨，为杨元在平壤设了牌位祭祀，总算让这位辽东大将不至魂无所依。
第十四章 骑兵的胜利——稷山大捷
日军在八月二十五日占领了全州以后，死性不改，又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屠城。这一次屠城相当之惨烈，整个全州城为之一空，不逊于晋州大屠杀。
事实上，日军在丁酉之乱的表现，和以往大为不同。壬辰期间，他们好歹还会打起安民的旗号做做样子，这一次连样子都不做了，无论是左路军还是右路军，在全罗道的行军路上都是一路烧杀一路血痕，以至于联军都可以从村镇被焚的烟火来判断日军部队的动向。在各方史料中，“尽焚家舍”、“入山抄掠”、“屠戮村所”之类的记载比比皆是，被屠杀的军民，鼻子都会被割掉作为军功送回日本。日军随军的僧侣在日记里感慨，说整个全罗道简直变成了“赤国”。
这种残暴行径只说明一件事：无论秀吉是怎么做梦的，日军的将领和下层士兵们对朝鲜战争的前途早已经丧失了信心，他们不再考虑日后占领的问题，只是单纯地趁机会发泄兽欲，掠夺军功，为日后归国张本。
这是壬辰战争与丁酉再乱决定性的不同之处。一个是处心积虑地占领，甚至还有兴趣搞八道国割，建立统治秩序；一个则是彻底地丧心病狂，纯以破坏为目的。这个特点，就注定了日军的攻势不会持续太久。
闲话少提。且说日军占领全州以后，按照事先制订好的方略，让小西行长停止北进，转向全罗道沿海地区，彻底扫清朝鲜水师势力；其他日军则兵分两路，同时向京畿道和忠清道进军，务必在九月中旬前拿下汉城。
日本人杀气腾腾的攻势，让朝鲜君臣回忆起了壬辰战争中的惨剧。他们吓的手忙脚乱，打点行李又要往平壤跑。麻贵当时在汉城手里只有八千兵马，自度防守太难，也有弃守的打算。
杨镐当时在平壤筹粮，听到朝鲜人又要跑，当即快马加鞭，在九月三日单骑闯入汉城。李昖一听杨镐来了，不喜反惊，低着头嘟囔着说这兵荒马乱的，杨经略您跑汉城来多危险啊，万一有个闪失可怎么办，还不如回平壤呆着呢。李昖嘴上说的是杨镐，心里想的其实是自己安危。
杨镐到了汉城以后，先找到麻贵，批评他消极避战，还带来了邢玠的命令，要求明军不许从汉城后退半步。麻贵心里很火大，还有些委屈：不是他不争气，而是朝鲜人实在不配合。整个全罗道就靠明军撑着，朝军连影子都看不到，前头溃败的溃败，投敌的投敌，后头哭哭啼啼整天无心防守，光靠他手里头八千多人，这仗真没法打。
很快麻贵不委屈了，因为他发现有一个人比他还惨。杨镐给李昖带来一封来自邢玠的咨文，李昖打开一看，脸色登时变了。
在这封咨文里，邢玠一改从前客客气气的态度，把朝鲜君臣从上到下骂了一个狗血淋头，尤其是对李昖的小聪明骂的格外狠：‘若自亲社稷，窜伏草莽，求缓须火，中国岂得代为尔戍？即当还师境上，自固定封疆，尔东西南北自在也。该国自计归着之地，务吐由衷，从实详答，勿持两端，误我军机”。
我们大明为你们浴血奋战，你们就这么配合的？再说逃跑的屁话，我们回国，你爱滚哪儿凉快滚哪儿凉快去！
可见杨镐申饬麻贵，不过是个铺垫，只是为邢玠痛斥李昖张本。这一篇咨文骂将下来，把堂堂朝鲜国王骂的无地自容，羞愤交加，捂着脸说：“予何以堪支？唯欲入地而已，55555555”。
一个大明官员在咨文里用这种口气骂外藩首脑，十分罕见。邢玠之所以敢这么说，一定是出自北京的授意。这个小细节表明，北京的万历皇帝对朝鲜如此无能的表现，也已经很不耐烦了。
李昖想通了这一点以后，不敢再提什么北逃的事儿，乖乖跟明军配合，打一场汉城保卫战。
此时在一线的明军，只有两万不到，汉城附近不过一万，多是宣大、保定蓟镇、延绥遵化的部队，李如梅、李芳春、祖继训等辽东军还在赶来的路上。面对日军的虎狼之师，联军只有先行固守，才好伺机反攻。
此时朝鲜军所谓的“精锐”都被甩在了庆尚道，留在汉城附近的只有数千人，算上平安、黄海两道的勤王部队，也没超过一万人。他们战斗力有限，麻贵不敢把他们派往前线，只能将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交给李元翼，通过鸟岭靠近清州地区，保护汉城侧翼；另外一部分交给柳成龙，负责把守汉城附近关隘津口与汉江上游。说白了，就是干警察的活。
至于主战任务，还得靠明军自己。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这次的援朝明军总司令麻贵。
麻贵，字西泉，回族，大同人氏。麻贵的父亲和哥哥，都官至总兵，所以他和李如松一样，也是将门世家子弟，是明朝中晚期的重要军事将领。
事实上，当时的大同麻家多出将才，后人称其为“麻家军”，当时和辽东铁岭的李家，也就是李成梁一族齐名，有“东李西麻”之称。这一东一西两家，都擅长骑兵战，在与游牧民族的交战中也都屡屡获胜，是大明九边与北方游牧民族作战的中流砥柱。前阵的宁夏之战，麻贵也是主要参战将领。麻家军战功赫赫，单从朝廷给他家立的牌坊上就可以看出来，光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有名帅石牌坊、都督坊、忠节双全坊、敕赐坊、父子元戎坊、镇海元戎坊、四代一品石牌坊、五代一品石牌坊等等，可见其武功之盛。
作为当时与李如松齐名的大将，麻贵的军事素养及谋略当然不会差。他很清楚，如果等到敌人杀到汉城城下，一切都完了，因此必须守住汉城。但固守不是死守，不是龟缩在汉城等敌人悠哉游哉地过来。明军必须主动出击，及时遏制敌人的攻势，才能打乱其部署，给后续部队集结争取到足够时间。这点上，他和李如松很相似，这两位优秀的大将无论什么情况下，第一时间想到的总是主动出击，不管什么招，文也好武也好，总之一定要抢先手，而不是被动防守。
在十六世纪，全罗道连接忠清道与汉城只有一条坦途大道，即从全州一路往北，经公州至忠清道的天安，再向北至平泽、鸟山、水原，最终连接到汉城。天安位于这条枢纽大道的中间，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如果日军攻克天安，那明军的活动空间将被极大压缩，别无选择的麻贵只能在水原背靠汉江御敌。
针对这种不利状况，麻贵斟酌再三，派出了解生、牛伯英、杨登山、颇贵四员骁将，连夜秘密南下，前往天安驻屯。而作为一员惯将，麻贵当然不会不准备预备队，因此他又派了摆赛带两千骑兵从后接应，前往葛院、介川一线。
这次他派出去的五员将领中，解生、杨登山、颇贵、摆赛这四个都是蒙古人，号称“宣大四将”，是麻贵的嫡系部队，被他一口气全派出去了。
把宣大四将撒出去之后，麻贵又亲率明军主力（号称主力，其实已没多少人了），进军水原以为汉城屏护。他的思路非常清晰，要在汉城以南打一场运动防御战，利用宣大系明军骑兵强悍的战斗力及机动力，在稷山、介川、水原之间设置多道机动防御战线，对日军进行层层阻击。
明军经略杨镐当然也不会袖手旁观。为了配合麻贵的军事行动，他甚至打算请李昖御驾亲征，也去水原鼓舞士气，这个建议吓得李昖抱着柱子死活不放手，最后只得作罢。于是杨镐把自己的大帐搬上了南山，张军乐布号令，搞得声势汹涌，总算勉强镇住了汉城周边的人心。
就在明军心急火燎地南下时，日军也在心急火燎地北上。
走在最前面的，是第三军团黑田长政。在左路与右路军全州会师以后，黑田担当北上先锋，一直追着陈愚衷屁股后面穷追猛打，一路占领了公州，渡过锦江，逼近天安。在壬辰战争初期，黑田没参加军中二宝的那场极速狂飙，走的正是从天安到水原这条路，这次也算是故地重游。
最先抵达天安地区的，是机动能力出众的明军。不过他们到了位于稷山山麓的素沙坪（也叫金乌坪）之后，就不走了，没急着进天安城。因为领头的解生知道自己这点兵力如果跟杨元那样据守一城去和日军死嗑，是无法抵挡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日军兵锋。因此与其在城内呆着，不如利用稷山的险要地形与敌周旋。这个决定，也完全符合麻贵的动态防守策略。
解生勘察了一圈地形，跟几位同僚一合计，觉得稷山是个适合打埋伏的地方，应该把战场选在这里。于是他们把位置摆在了素沙坪以北，将部队分成三协，左右两协分别埋伏在西山附近的柳浦、灵通，中间一协当大道而立。素沙坪以南是一条小河，叫弓溪，倭寇只能通过河上小桥通行，才能进入素沙坪。如果能派别动队把桥砸断，那就是瓮中捉鳖。实在是个打埋伏的好地方。
这虽不符合兵力集中的原则，不过解生等人的兵力本来就十分有限，集中了也无大用，还不如分散以壮声势。
明军刚摆完阵势，日本人就到了。
九月初七清晨，黑田军出现在稷山南侧的全义馆，他对于天安小城毫不放在心上，扔给后队毛利秀元去解决，自己引军北上，先派遣了在日本赫赫有名的黑田二十四骑中的三员大将——黑田图书助、栗山四郎右卫门、毛屋主水去稷山，带领两千人先期抵达素沙坪。
这支日军先锋都穿着白色军服，当道的明军士兵冲眼这么一看，还以为是从战场上溃退下来的朝鲜士兵，不以为意。栗山四郎倒是第一时间反应过来了，吓了一大跳。不过他再定睛一看大道上明军的那一协兵力，不由得松了一口气，也懒得回报黑田长政，下令士兵举枪射击，驱散这一小撮挡道的家伙。
一听到铁炮声响，明军顿时跳起来了。这不是朝鲜军，是如假包换的倭寇！
怎么办？
打！
解生一声号令下，中路明军开始了炮火还击，摇旗呐喊，弓弩雨下，还用预先设置好的各种口径大炮对大道上的日军进行轰击。日军刚刚还放着铁炮挺得意，这下被明军密集的火力轰了一个猝不及防，队形登时大乱。在遮天蔽日的炮火压制下，日军士兵只能趴在地上瑟瑟发抖，根本顾不上反击。
硝烟尚未散尽，急促的马蹄声又由远及近地传来。日军惊恐地抬起头，发现有数百名骁勇骑兵从大道正中冲了过来，凭借着强大的突击力，一下子就突破了日军的队形。明军骑兵领头的正是大将解生，他亮出武器一马当先，率部与凶残的倭寇展开白刃战。
宣大明军的武器配制，与先前在碧蹄馆恶战的辽东军稍有不同。辽东军的肉搏武器多为刀，而他们大多配备的却是铁鞭、棍这类硬砸猛抡的兵器，一时间鞭棍齐下，使用长枪和日本刀的日军应手而倒，伤亡惨重。
面对明军的突击，黑田军毫无心理准备，在大道上乱成一团，进不能进，退不能退。黑田图书助和栗山四郎右卫门号称是黑田八虎，此时也都傻了眼。多亏了毛屋主水脑子反应快，一把抓起面大旗跑到高坡上，拼命摇晃，给混乱的部队一个明确信号。总算黑田军士兵纪律性也不错，虽乱不溃，依照毛屋主水的指挥勉强收拢了队形，向后退去。
这一次接触战中，这支日军先锋伤亡比较大，明军胜得干净利落。
日军三员将领带着残兵败将退却之后，商量不如赶紧与黑田本队合流再打。毛屋主水却有不同意见：“我参加过许多次战役，见过人数最多的就是信长公对胜赖公的长筱之战。我们刚才遭遇的兵力，比长筱之战的人数还多！敌军人多势众，咱们要撤的话，肯定要被他们追歼。我看不如一齐出动，拼死一战，说不定还有胜机。”
黑田与栗山忙问怎么打，毛屋主水大手一晃：“明军都配备有铁盾，用铁炮造不成多大伤害。咱们应该用铁炮队齐射来吸引敌人注意，再派主力趁乱突入排盾的守备范围，砍脚不砍脑袋。”黑田与栗山一拍大腿，说咱们打！
日军开始按照毛屋主水的战术进行了反扑。面对日军的新战法，明军一下子没适应过来，暂时往后撤了撤。不过这种退却是暂时的，解生很快就重整了阵形，他很清楚日军是外强中干，于是派出了一支小分队，绕过三名日将的队伍，把素沙坪南的弓溪小桥给堵上了，然后两面夹击发动了攻势。这一下子，日军先锋陷入了被包围的危险境地，在明军的猛烈攻势下，濒临崩溃。
远处的黑田长政，在战斗一开始就听到了枪炮声，问左右到底是碰到敌人了，还是在打鸟？探子很快回报，是在打人…
黑田长政一听，赶紧带着本队三千人匆匆赶了过来。他赶到战场一看，完蛋，前锋被明军给包围了。这时手下大将黑田三左卫门跳出来大声嚷道，如果让敌人把先锋歼灭再过桥来打我们，咱们兵力太少，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他一马当先率军冲上桥头，驱散了正在毁桥的明军小分队，及时打通了道路。
黑田长政又命令后藤基次循西山一侧前进，他自己则大张旗鼓登上东山以迷惑敌人。这个策略起到了效果，明军主力被吸引到了东山附近。黑田三将的先锋部队在主将率领大批生力军到场后，士气大振，后藤基次、母里太兵卫两员猛将也乘机突击，与突击在前的解生所部开始了激烈的肉搏战。依仗兵力优势，解开了解生对日军先锋的包围攻势。
而这会的黑田长政，在山上仔细地观察了一会战场局势后，长叹一声，发出了“敌兵十倍而我无后继，不可不死战”的感慨。
就在这个时候，第二拨明军，杨登山、牛伯英的两协兵马赶到了战场。他一看形势，也不打话，驱军直入敌阵，明军两处合兵一顿猛攻，重新把后藤、母里队打了回去。
黑田长政一看战场形势又再度恶化，无奈之下只好率身边的全部兵力杀进了战场。在黑田身边嫡系强军的冲击下，明军三将渐渐抵挡不住，开始转换阵型，缓缓向后退去，最后脱离了战场。
黑田紧绷的心终于放了下来，长出了一口大气，下令重整队形。
谁知道没一会儿，黑田自己都还没收拾干净呢，手下又急急忙忙来报：明军那个讨厌的和小强一样的解生，他…又卷土重来了。
原来明军的第三拨援军，乃是李益乔、刘遇节两人所带的后继部队。双方又是一番恶战，这次在战场锋线上呈胶着状态，开始了艰苦的拉锯战，谁也没能占据优势。
这时另外一员将领竹森新右卫门建议说，敌人数量太多，硬拼难以支撑。不如我带一支部队从敌人右翼转过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您再带本队攻击其侧翼，才有胜机。
黑田同意了这个提案。果然明军阵形的锋尖被竹森的诱敌部队成功地吸引走，整个阵形向右侧旋转，把左侧暴露给了黑田本队。一番冲突之下，明军不得不再次后退重新调整阵形。这时赶上太阳落山，而后路的毛利秀元率大部队也赶到了战场，双方结束了在稷山的这一场战斗。
在这次战斗中，明军四将中的颇贵自己斩落三级，杨登山和解生也各自获得两级，主帅收获都如此之丰，可见当时战斗之激烈，也说明明军在战场优势不小。
历史在这里，又一次呈现出了它特有的魅力。
以上对这场战役描述的主要部分，也就是战斗过程，全取自于《黑田家记》，这是诸多史料里描述最为详尽的一份记载。其中关于明军将领姓名的部分错误，我们做了必要的修正。根据这本书的记录，整个稷山之战可以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黑田图书助、栗田四郎、毛屋主水与明军的遭遇战，不敌后退。黑田图书助、栗田四郎听从毛屋主水的建议，用铁炮吸引注意，主力自侧翼逼近作战，打破了明军的排盾阵，明军被迫后退。
第二阶段，黑田长政本队三千人听到枪炮声，催马急进。此刻明军派遣别动队截断了素沙坪以南的小桥，把日军先锋堵在素沙坪，使后续部队不能前进。黑田图书助、栗田四郎、毛屋主水三将则在明军猛攻下，行将崩溃。
第三阶段，黑田三左卫门强行渡河，重新占领小桥。后藤基次与黑田长政分据两侧山头，母里、后藤队与解生所部激战，击退之。
第四阶段，牛伯英与解生、杨登山等人会师，再度发起突击。日军被击退。
第五阶段，黑田长政本队投入战场，明军后撤。
第六阶段，明军李益乔、刘遇节援兵抵达，再次回身向日军发动进攻，双方胶着不下。黑田长政采用竹森新右卫门的策略使明军暴露出左翼，发动攻击。正好天色已晚，明军全线后撤。
毛利秀元所部同时赶到战场。
而明、朝史料对于九月七日这场战斗的过程，记载都不是特别详细，只是简单地记录为“察贼未及成列，纵突骑击之”和“一日六合，贼势披靡，日暮各歇兵屯聚”等等。
这里的 “一日六合”，应该就是《黑田家记》里提到的六个阶段。
在《黑田家记》的描述里，对整个过程中日军的英勇极尽描摹之能事，对明军的反击却是寥寥几笔带过，轻描淡写。这是日本史料一贯的夸大其词，不算什么新鲜事。可我在阅读这段史料的时候，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再仔细一想，终于发现了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这段记载将黑田长政与麾下众将在稷山的表现，描绘成是一场日军以寡敌众、几度濒临绝境、最后依靠勇气才击退敌人的惨烈胜利。
前面提到了，毛屋主水赫然以长筱之战的规模来比拟明军阵容。而长筱之战织田军是三万人出阵，武田军是一万五，也就是说毛屋认为对面的明军总兵力至少是数万人的规模。
接下来在反复六次的拉锯战中，日军将领也多次发出“大兵胜逾桥，我恐难支，是吾死所也”、“敌军十倍而我无后继，不可不死战”、“彼多兵而我寡”的感叹。一直到天黑，黑田军也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即使是黑田家自己的描写，也仅仅只说明军“扰乱不能成备”，最后还是全靠毛利秀元后军赶到，才使“敌余军不敢战而退”，这才罢兵。
要特别注意的是，日方说明军是不敢战而退，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破绽。因为哪怕按这记录，也说明即使毛利援军赶到时，明军还是处于攻击状态的，在毛利军抵达战场后，明军才放弃攻击而退去。
日方记录，包括《黑田家记》在内的各种“家记”史料对战争的记叙有个显著特征，或者说是个规律：如果是日军取得胜利的场合，会极力夸耀杀伤明军数量之多，明军如何一溃千里；如果是日军战况不利的，就极力扩大明军兵力，然后夸耀日军将领之武勇。说白了，赢了就是“屡战屡胜”，输了就是“屡败屡战”。
以前有个解放战争时期的笑话，说地下党从严密封锁的国统区报纸上，仍旧可以判断出内战局势。只要看到哪里国军“英勇奋战”，就意味着国民党在这里吃了亏。如果是“不顾牺牲英勇奋战”，就意味着有一场大败；如果是“不顾牺牲英勇奋战匪不敢追”，就意味着有一场大溃败。古今一辙，可以互相印证。
明白了这个规律，再回头看《黑田家记》，会发现主笔者不遗余力地赞美黑田诸将多么勇气十足，多么骁勇善战，多么能在逆境中保持战意。这本身就暗示了一个关键问题：稷山之战对黑田长政来说，确实是一场恶战和苦战。
与之相反的是，主笔者一提到稷山之战中的明军，则只是淡淡地形容说“惊顿”、“败走”、“不敢战”云云，这恰好反证了明军损失很小，小到一贯擅长夸大其词的《黑田家记》都没法吹牛，不然他们早就吹嘘杀得明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了。
应了那句话，没有态度，也是一种态度。
问题在这里出现了，明军到底有多厉害，能把一代名将黑田长政逼到如此地步？
无论讲什么战斗，总要先了解双方兵力配制。那么就让我们先看一看双方参战人数吧。
黑田长政的第三军团在壬辰战争时期的总兵力是两万五千人，经历了战争损失，再加上原属三军团的岛津义弘被分出去独立成军，到了丁酉再乱开战时总兵力下降到一万人。这一万人里，包括了黑田长政的五千人本队，毛利吉成的两千，还有岛津忠丰、高桥元种、秋月种长、伊东佑兵和相良赖房的三千人。
丁酉再乱的日军虽然仍以军团区分，但大多数时候却是随意调配。全州会师以后，毛利吉成和岛津、高桥、秋月等部没有跟随黑田成政北上，而是分散到了全罗道和忠清道的其他几路中去。跟随在黑田长政身后的，只有八军团的毛利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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