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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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惟忠、骆尚志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表明,戚家军雄风犹在,戚家军仍然是无敌的。南军皆着红衣,以至于日军在后来的战事中,一看到有红衫军出没,便顿时战意尽失,畏之如虎。旁观了这场战争的朝鲜大臣们对此赞叹有加,这些南兵的铁杆粉丝在自己的记录里,拼命赞美这些大明忠勇之士,说他们是解放平壤的真正功臣。
可是,有一个人不这么认为。
第十九章 南兵北兵
这个人自然是李如松。
如果在万历二十一年的朝鲜搞一次明朝将领选秀,那么冠军一定会被吴惟忠夺走,而不可能是李如松或其他什么人。
朝鲜人太喜欢这位沉默寡言的总兵了。他来自传说中的大明南方;他能力超群;他是戚继光的亲传弟子;他从来不象那些辽东人一样趾高气扬,对人和蔼可亲;他的部队军纪好到不得了,行军沿途不仅不骚扰百姓,而且还主动帮他们修缮房屋,接济老幼。
许多逃避兵祸的朝鲜人,听到是吴总兵的部队路过,都会纷纷走出来主动夹道欢迎,从义州到平壤一路上,都是赞颂吴总兵的碑颂。
吴惟忠的声望,在平壤之战后飚到顶点,他被子弹透胸而过的光荣事迹,通过休静大师的僧兵之口,广为传颂。以至于骆尚志先登城楼的大功,也被朝鲜人描述为“不愧是和吴总兵出身相同的南兵”。
在明朝,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党争,如果没有党争,那就不是明朝了。对朝鲜人这种大肆推崇南兵的行为,提督李如松大人心里非常不爽。
平壤之战结束以后,李如松开始论功行赏。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入城的头功分给了李如柏,理由是他负责主攻的南城是最先被攻破的。
这个举动搞得南军一片哗然。南兵在平壤之战中伤亡相当惨烈,三千死伤里大部分都是他们的人,劳苦功高。骆尚志最先登上城楼,这是多少双眼睛看到的事实,可李如松食言而肥,硬把这一份大功记在了李如柏的头上——更过分的是,吴惟忠和骆尚志此时重伤未愈卧床不起,根本无力辩驳。李如松这一手,真是太不地道了。
吴惟忠在病榻上听到头功分配给了李如柏,双目望天,默然不语。后来尹斗寿代表朝鲜君臣,去探望吴惟忠时,后者病势相当沉重,神色怏怏,一腔愤懑郁结于胸。他病得不能说话,便给尹斗寿写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就一句话:我估计自己是不行了,希望能看在我为平壤流血的份上,给我置一副柏木棺材。
尹斗寿一看,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赶紧派人去定州染源山上去找上好柏木。所幸吴惟忠和骆尚志都是武林高手,体格健壮,修养了一阵总算是恢复,逃过了一劫,得以继续在朝鲜战场上奋战。
不光是他们两位,另外一位南军将领钱世桢,也同样蒙受委屈。
钱世桢的经历相当传奇,他是嘉靖甲子科的举人,觉得当笔杆子不够过瘾,毅然转了专业,在万历乙丑科居然又考中武举,不折不扣的文武双全,在大明朝里也算少见。他这个人一生嗜马,在朝鲜的民间传说里,曾说钱世桢到朝鲜以后,碰到一匹凶悍的野马,当地人说这匹马不光吃草,还吃肉,把附近山里的飞禽走兽吃了个遍,连老虎都没剩下。钱世桢带着铜锤钢索,跟这匹马斗了一天一夜,终于将其驯服。
这次论功行赏,钱世桢也一直在被李如松有意无意地打击。在平壤之战中,他一直冲杀在前,和家丁杨文奎、徐大胜、郭子明等人率先登城。南军登城之际,那些不可一世的辽东军。磨磨蹭蹭地还没靠近城墙。等进城以后,他敛军整训,那帮辽东军人却闹哄哄地四处抢掠战利品。
这就够窝心的了,可还有更气人的事。他在小西行长离城以后,带兵追过大同江,路遇一个白袍日本将领,三两下砍死,割下首级,带了战袍回去讨赏。李如松问他这人叫什么名字,钱世桢一愣,这我哪儿知道。李如松摇摇头,这功劳没法给你算啊。
种种不公平,终于惹起了另外一位南军将领的反弹,他的名字叫做王必迪。
王必迪也是戚继光旧部,跟吴惟忠、骆尚志等人是同僚,级别略低。吴、骆两人重伤以后,能为戚家军撑场面的也只有他了。
李如松在一月二十五日进入开城,分派将令。按照规矩,游击以下的都要跪着接受命令,可李如松抬头一看,发现王必迪一个人站在那里没动。李如松皱着眉问他怎么回事,王必迪平静地说道:“李如松你不智不仁不信,这仗没法打。”
李如松有点生气,你给我说清楚,我怎么不智不仁不信啦?王必迪回答:“初八的平壤之战,你一大早把士兵轰起来打仗,连早饭都来不及吃,让我们饿着肚子攻城。这是不仁;围城的时候,我听见李提督你喊了一声‘先登城的赏银三百两,或者授都指挥佥使的官职。’结果那么多人奋勇杀敌,登城入围。现在银子呢?官职呢?这是不信;现在您把主力搁在平壤,自己带着先锋前进,若是出了什么事,大军便会动摇退却。这是不智。”
听完这三条,周围将官脸都绿了。王必迪这三条,条条打脸,一个小小游击敢对提督这么讲话,看来是豁出去了。(《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二月二十日)
奇怪的是,李如松听完以后,没有勃然大怒,而是挥挥手让他退下。散会以后,李如松找来手下,吩咐拨一部分银子给平壤、开城的南军队伍,对王必迪没有作任何处罚。
等到李如松从碧蹄馆死里逃生退回开城以后,找到王必迪,没有怪他的乌鸦嘴,反而拍着他肩膀说:“我知道南兵劳苦功高,这几天实在是辛苦了。”着手安排南军退兵。王必迪表示不愿后退,李如松点头说理解,理解,亲笔给他写了一份将令,准许他想留就留,想走就走。
以李如松的傲气,对宋应昌都毫不客气,怎么对一个小小游击前倨后恭?
李如松不是天生恶人,也不是反派,他也有自己的苦衷。
李如松代表的,不是自己,而是一个利益集团。他虽然是这个集团的核心,说一不二,但如果他不为这个集团谋取利益,很快便会被抛弃。
李如柏、李如梅、杨元、张世爵、祖承训、查大受、李宁这些人和更多的辽东系中下层军官,已经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辽东小集团。李如松在作战的时候,必须要同时考虑国家利益和这个小集团的利益。为了小集团的利益,李如松必须要安排南兵先攻,北军掩后;为了小集团的利益,他必须尽量避免辽东军的兵员损伤,为此不惜把小西行长放走。
平壤头功这件事,实际上是辽东系将领联合施压的结果。李如松对南军的功劳心知肚明,也不是没考虑过犒赏他们。可只要他稍微露出一点口风,称赞南军那么几句,李如柏、张世爵几位北军中坚便拼命诋毁,把南军骂得一文不值。
李如松若是秉公处理,恐怕从此辽东将领便会离心离德,让这个小集团分崩离析。因此,李如松对此别无选择。
不过在李如松的内心,对抢功这个可耻行也不无愧疚的,这有损于他作为一个军人的骄傲。因此,他对王必迪的直言不讳表现出了异常的宽宏大量,并尽量给予其安抚,把自己对南军的亏欠,从别的途径弥补一下。
可惜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李如松还未来得及对南军施展怀柔之术,南军背后的大佬们已经开始反击了。
这个世界,总是分成派系的。朝鲜有东人党,西人党;日本有文治派、武断派;而在大明的东征军里,南、北二军也早已泾渭分明,各自形成自己的基础力量与上层关系。辽东军靠得是李如松和李的家族势力,而南军依靠的,则是嘉善人袁黄和绍兴人宋应昌等浙籍朝廷大员。
一旦贴上了派系的标签,争端的性质便会发生转变,从唯对错论变成唯派系论,乃至、甚至是唯籍贯论。
李如松对南军玩出种种手段,是故意也罢,是不情愿也罢,总之对南军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势必会引起强烈的反弹。
最初的反弹,是些毛毛雨。
一月二十三日,朝鲜国王在返回平壤的路上,碰到了刚到朝鲜的宋应昌。宋应昌还带着朝鲜人民的老朋友黄应阳。几个人见面,相谈甚欢。
席间黄应阳说我当年推荐的浙兵表现如何?李昖说牛逼啊,可惜才了来三千多人,要是来一万,日本人就完蛋了。黄应阳嘿嘿一笑,一脸神秘地掏出一张纸。李昖问这是什么?黄应阳回答说:“李提督生性残酷,爱杀戮,这一路打下去,搞不好会屠杀平民。我这次带了许多免死帖,沿路散发,可以让老百姓免于死在辽东军屠刀之下。
黄应阳也属南军派系,是最早向朝鲜君臣介绍南军的人。他的话,朝鲜人信服得很,于是李如松在朝鲜人心目中,悄然变成了一头嗜杀的暴虐分子。李昖特意派了许多人前往各地,分发免死帖,告诉附近的人绕着李如松的军队走。
讽刺的是,这份免死帖的落款,还是宋应昌和李如松的联合签名。
这有点太埋汰人了,辽东军的军纪是不怎么样,但也不至于像防日本人一样防他们。
这还只是小手段,然后,厉害的反弹来了。
总参谋长袁黄在战后抵达平壤,偷偷告诉骆尚志等人:“你们的委屈,朝廷都知道。我给上头写的奏表里,你们的功劳一个都缺不了,稍安毋躁。”
过不多时,明、朝联军里开始流传起一则流言,说辽东军人喜欢滥杀朝鲜人冒充倭寇首级,经常偷偷跟着落单的朝鲜平民,到了没人的地方,手起刀落,咔嚓一下砍断脖颈,再把头发剃了,回来领功——当时中、朝男子皆蓄发,只有日本人要把脑袋剃秃——这流言传得有鼻子有眼,甚至传到了朝鲜王室耳朵里。
这则流言相当狠辣。这一招,确实是辽东军常用的伎俩。他们在辽东与鞑子作战时,经常砍杀沿途百姓冒领军功,当地御史弹劾辽东将领,这一条罪名是从来不会少的。加上之前黄应阳在朝鲜造起来的舆论,这流言一经流传,立刻得到许多人的认同,纷纷帮忙转发。
等闹得差不多到火候了。袁黄站出来,找到李如松,问他“老爷何为如此事乎?”李如松一听就怒了,我什么时候干过这么猥琐的事!他揪着袁黄脖子吼道:“可恶老和尚,何处得闻此语!”
解释一下,袁黄是个居士,有事没事都拿着佛珠念叨几句,他最出名的不是袁黄这个名字,而是他法号了凡。
面对李如松的怒火,袁黄面色平静:“这是公论,外头都传遍了,还能有假?”他手里一扬,说我已经上报给宋侍郎了,到时候朝廷会派人来调查的。”
这就是文官式的反击,阴柔无迹,转弯抹角,没有长枪大戈般的犀利,却于无声处陡出杀手。
无论袁黄还是宋应昌,在北京都有自己的同乡同窗,势力广大,不是李如松这等武夫可比。真想在官场上玩死李如松,手段可多着呢。
这个反击没吓着李如松,反倒把朝鲜君臣吓得不轻。李如松冤枉不冤枉他们不清楚,但他们知道,如果这件事捅到万历那里去,把李如松拽回去调查,明军势必要停止攻势,一来一去走马换将,怕不得三个多月。反攻大业,很可能就此失败。
朝鲜人没办法,赶紧派使节去为李大提督辩诬。辩诬这事,真成了朝鲜人的专业了…
那么滥杀这事到底是真是假呢?
《宣祖实录》里记载了这起冲突的结局,十分很耐人寻味:“其后黄谢以闻之误。”意思是袁黄向李如松道歉,说我的消息来源有问题。看起来他承认自己是诬告了。
但紧接着这句,实录里又追了一句:“则北将亦口头谢罪云耳”辽东将领叩头谢罪,说明这事还真有,而且被人抓了一个正着。
也就是说。滥杀确有其事,但组织上认为属于个别现象,不能证明辽东军有组织地干过这些事情。最后的处理办法是:让袁黄道了个歉,把肇事军官抓出来申饬一番了事。
“滥杀朝人”事件以南北双方打了一个平手相互妥协告终。李如松向宋应昌证明,东征军说得算的始终还是姓李的;宋应昌也向李如松证明,你最好也别太嚣张,咱朝中有人,想整你也是有办法的。
南北之争一直持续了很久,后来李如松与袁黄交恶,上书弹劾袁黄十大罪状,这个诬告之事还成了其中一枚炮弹,可惜这万历朝最出色一文一武不能相容,不过这就是后话…现在暂且让我们把镜头再拉回到万历二十一年正月。
平壤的夺还,是一场极大的战略胜利。日军在整个北部朝鲜的势力,因为这场胜利摇摇欲坠。这让李昖和朝鲜大臣们喜出望外,在义州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摆驾回城。
可自从平壤被占领之后,粮食危机越发严重起来。战线的前移,让本来就脆弱的补给线更加雪上加霜。联军从日军撤退后的平壤城只搜出了三千石补给,根本撑不了几天。附近的村寨早已因为战乱而沦为废墟,更不指望有什么补充。朝鲜君臣凑到一起,每天都谈论粮草补给话题,说来说去都是唉声叹气,除了打催粮官的板子,再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为了筹粮,他们甚至打算以黄海之上的江华岛为中转站,一南一北,北从义州,南自全罗道、忠清道运输粮食过来,再经江华岛运到陆上,直接输送到汉城前线。自从被李舜臣教训了几次以后,日本海军已经可以忽略不计,朝军的粮船应该很安全。
宋应昌也知道朝鲜的窘迫情境,他特意又从辽东追加了六万石运抵朝鲜。可粮草再多,运不走还是白扯。大明的下一步计划,是再增援四万人,包括两万南军,两万北军。如果在这之前不能解决补给问题,军队将不战自乱。
这个时候,乱象的迹象已经出现,许多明军伤员在转运的路上,吃不到饭,喝不到水,李如松急了眼,派人持他旗牌去沿路敲打朝鲜官员,勒令他们必须优先考虑照顾明军伤员。大明方面的后勤官们也全都急了眼——前方武官拿下了平壤,朝中接了大捷报告,这个时候如果后方文官连伤员都保不住,真是后患无穷。一旦辽东军团随便哪位将领因此发难,文官们就全完了。因此户部主事艾自薪甚至不顾会引发外交问题,以联军司令部的身份连续杖责了中枢府事金应南、户曹参判闵汝庆和义州牧使黄进三名朝鲜高级官员…(《宣祖实录》二十一年二月一日)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李如松唯一的选择,是继续前进。他不得不进。
后方没粮,那么就只能去前方找,前方有开城与汉城。汉城附近的龙山仓里就储积着大量粮草,只要占领汉城,补给危机迎刃而解。
更何况,李如松也不太想留在平壤,整日面对着南军将领怨愤的眼神。
就在平壤城陷落的第二天,他的弟弟李如柏已经马不停蹄地向东做了试探进攻。初九日李如柏进占黄州,初十抵达人去城空的凤山。随即李如柏又带了一百多名家丁,前往查探釰水,结果没找到敌人,只得回到凤山,旋即进据平山等地。
初十一日,李如柏所部开始进攻驻守白川的黑田长政军团。小西行长在此前劝黑田长政一起走,黑田长政说你们先走吧,我一枪不放就撤退,实在说不过去。小西行长只能先自己撤退。
日方资料《黑田家记》里说一月十一日进攻白川的明军共计三万人,这个数字是不准确的。除去之前的损失和平壤附近诸城的驻留部队,明军此时能动员的兵力总数,大概也就是三万多人,不可能在十日全扑向白川。按宋应昌在《报石司马书》,也就是给石星的信中所说,明军此刻有三部未到朝鲜,既后来播州叛乱的杨应龙带的五千人,刘綎的川军五千人,而延绥游击高彻一千七百人又留驻防虏,因此明军在朝鲜的数量为“已到兵丁三万八千五百三十七名,且内多疲弱不堪,临阵所选精锐不过二万”。所以满打满算,能够给李如柏的进攻兵力理论上最多能有一万人,但鉴于当时平壤的粮草储备及明军状况,我认为很可能有七、八千就不错了。
此时黑田长政在白川只有六千多人,只及李如柏兵力的一半多,但他还是决定打上一仗。
在江阴寨,明军首先遭遇了黑田所部粟山四郎右卫门的殊死抵抗,互有伤亡。当李如柏的先锋部队突入到白川城下的时候,黑田长政集中了优势铁炮兵力,猛烈还击。明军唯恐伤亡过大,遂后退结营,双方转入相持。
但是这种相持肯定不能长久。明军的主力军团已经在路上,当大明的火炮部队赶到,以白川这种小城的城防,恐怕比平壤还惨,连一个上午都支撑不住。
但黑田长政也是个牛脾气,就是不走。
不肯走的不只是他,还有第六军团的军团长小早川隆景。这个老头子驻屯在白川以东的开城,可战之兵有一万人,自忖也能与明军掰掰腕子。
他自诩为智将,却屡屡在朝鲜吃瘪,老人的自尊心有点受不了,决定在开城跟明军打一仗,挽回自己的声誉。
他们不走,自然有人叫他们走。
平壤失陷之后,日军汉城总部相当震动。宇喜多秀家和三奉行商议之后,作出战略收缩的决定,命令平壤以北的日军全部集结到汉城。
可如今黑田长政和小早川隆景这两个犟种不走,会严重影响日军的行动计划。秀家没办法,只能请安国寺惠琼前往游说。
安国寺惠琼是个和尚外交家,口舌灵便。一月十四日,他先去找黑田长政,劝他早日退回汉城在宽阔地域与敌人进行决战。长政脑袋摇的像是个拨浪鼓,说看到敌人就跑,别说个人名誉了,国家都会因此而遭遇耻辱。安国寺惠琼在长政这里碰了一鼻子灰,又去开城找老上级小早川隆景。
想不到隆景的回答是:我自从渡海过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今日与明军交战而死,也算老兵死得其所!
安国寺惠琼无功而返,秀家只得又请出了大谷吉继前去游说。
大谷吉继是三奉行之一,身份尊贵,朝鲜战区的任何决定,都必须经过他与石田、增田两位奉行与秀家的认可,才能执行。对待大谷,隆景不可能像对待自己老部下那么不客气,不能拂了人家面子。
经过一番劝说,隆景最终同意退回汉城,但他提出了一个条件:“吾见其进可进,子等指挥令诸将为后继。”意思就是,我如果觉得能打,就掉头来打,你们还得帮我。对于这个要求,大谷自然是满口答应。
小早川既然要退,黑田长政在白川坚持也没有意义,也随即退去。李如柏见敌人主动撤退,自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长政前脚刚走,他后脚就进了白川城,并在一月二十日占领了空无一人的开城。
李如柏还想一鼓作气渡过临津江,结果到了江边看到对岸有三、四千日军。日军也看到李如柏了,很快派来一个朝鲜妇女,对翻译官说这些日本人急着回汉城,因为明军追得紧,才在此驻营。如果你们追击能稍微慢一点,日军会自行退去,这样两家就皆大欢喜。
李如柏此时正气势如虹,压根没听这一套,下令杀过江去。但他忽然发现日军动向诡异,又担心临津江冰面不牢固,为求谨慎,他马上又取消了渡江的命令。李如柏派了几个斥候,去看看清楚,日军到底有多少人。
斥候很快回报,日军总数为一万六千人…(《宣祖实录》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这一万六千人,恰好是小早川隆景和黑田长政当时的合兵之数。他们刚刚撤离开城,正在一肚子不情愿地朝汉城走去。恰好明军追将过来。隆景偷偷摆了个示弱的阵势,只要明军冲过来,便有借口回军一战。可惜李如柏不上当,隆景只得悻悻离开,心头愤恨不已。
李如柏暗自庆幸,他派了李宁、张应种两员大将带了六千多人,尾随日军渡过临津江。在距离临津不远的坡州,明军与日军发生了小规模冲突,斩杀数十人,其他日军逃回汉城。李如柏建立起一个前进基地,然后火速派使者通知平壤的李如松。
消息传到后方,朝鲜一片欢腾。坡州的进驻,标志着敌我的军事分界线已经南移到了临津江。至此,朝鲜的黄海、平安、京畿、忠清四道、平壤、开城两终于全部光复,回归李朝治下。
这是一场辉煌的胜利,所有人都认为彻底赶走侵略者计日可待。可真实情况是,日军是主动放弃这一片统治不稳固的区域,除了平壤之战以外并未损失太多有生力量。而且随着日军退却和明军的追击,两者之间的补给优势悄然发生了转换——可在这个时间点,还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隐忧。
黑田、小早川他们两个在一月二十三日回到汉城,发现其他人早就在等他们了。除了加藤清正和锅岛直茂的一万三千人仍旧留在咸镜道以外,日军在此地的总兵力约为四万,与明军总兵力大体相当。
小早川隆景想打仗没打成,带着一肚子情绪到了汉城,死活不肯进城。秀家派人来劝,老头子瞪起眼睛,说明军马上就打来了,我在外头准备迎战还方便点,进城干嘛。诸将好说歹说,把他弄进城里,讨论如何守城。隆景拼命唱反调,说咱们这么多人这么点粮食,死守就是个死!明军从平壤出发,路上需要花十天时间,士气肯定大不如前。现在不痛痛快快进行决战,还守城干毛啊!
他的意见得到了少壮派的赞同。比如号称西国第一勇将的立花宗茂,就举双手赞同隆景的意见,他认为一旦汉城被围,釜山的补给线就会被掐断,不是良策。敌人刚攻下平壤,肯定对我们极端轻视,应该出其不意出兵决战,肯定能赢。
秀家一听,行啊,那就麻烦你出去巡逻吧。于是立花宗茂担任汉城外围巡逻,率领部下随时监视明军动静。同时,其他部队还在东大门、南大门的沙汉里、汉江等处演习,汉城周围遍插鹿角。为了防止汉城内有间谍向朝鲜通风报信,日本人竟然还残忍地对汉城百姓进行了一轮屠杀。一时间汉城内外腥风血雨,人头滚滚。
在日本人紧锣密鼓地备战时,李如松在平壤一直密切关注着前线局势。他希望在汉城的日军,也能像在平壤和开城一样主动撤退,这样明军不必付出太大代价便可完成此行任务。
这时候,一个姓张的日军通事——很可能又是那个汉奸翻译官张大膳——对李如松说:“日军的精锐,都在平壤。平壤一败,其他日军根本就不足为惧。”
人一般会倾向于相信那些自己内心希望的言论,李如松也未能免俗。他按捺不住心中喜悦,当即传令,派了高升、孙守廉、祖承训两万人先行出发,他自领中军在后,只留下了高策、梁心的三千人守卫平壤。
李如松的主力部队在一月二十五日抵达开城。在前一天,他在路上接到朝鲜哨探传来的消息,说前方汉城已经空了。这次李如松没有轻举妄动,兹事体大,他得谨慎从事。此前他已经指派查大受作为前锋,前往汉城进行侦查。
查大受是个傻大胆,在二十四号他带了数百骑兵渡过临津江,随行的还有朝鲜军高彦伯所部,实际就是向导和翻译。他们一口气跑了八十里路,途经原平、碧蹄馆、成均馆,在二十五日清晨摸到了慕华馆。
在朝鲜,所谓的“馆”,特指明朝使者沿途歇息的驿馆。官道每隔几十里,都会设有一处专馆。比如朝鲜国王李昖在义州,接待明朝往来使臣的地方便是在义顺馆。在定州有林畔馆;在顺安有安定馆。而平壤的规格比较高,叫做大同馆。在许多朝鲜史书的时候,作者有时候干脆就把这些馆的名字当作地名来使用。
慕华馆属于汉城的迎宾馆,查大受走到慕华馆,等于是摸到了汉城的城墙。
在这里他遭遇了日军的巡逻队。这支一百左右的巡逻队不属于立花宗茂的外围巡逻兵,而是秀家的直属城防部队,隶属于秀家的军事高参前野长康、加藤光泰。
他们看到明军身影,十分震惊,难道说明军主力这么快就抵近汉城了?为何外围巡逻部队毫无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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