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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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历代中原王朝的战略原则是：凡是事关国家安全的土地，要尽量抓到手里；于国防安全无关痛痒的土地，即便你主动给我，我也不一定要。
这是一种心理上的长城情结，我们可以称之为“长城”战略。中国这几千年来的疆域盈缩背后，一直都是在被这一指导思想所支配。
当初汉朝不惜靡费钜亿凿空西域，占领河西走廊，最强烈的动机，乃是为了从侧翼钳制匈奴，削弱对中原北部的威胁，维护丝绸之路不过是搂草打兔子。
终北宋一世，对燕云十六州的归属问题始终耿耿于怀，成为赵匡胤以降所有皇帝的心结；可同样是这批人，却对安南的丧失显得漠不关心。理由也很简单，燕云关系到中原兴衰，安南却是可有可无。
更典型的例子，是台湾岛，虽然与大陆只相隔一个海峡，可古代中国没有来自海洋的威胁，也就没有战略上的急迫需求——因此台湾要一直到明末清初才被中原王朝懒洋洋地收入版图。即便收下来了，还是有大臣屡次上书让台湾军民内迁，觉得这块蛮荒之地无甚价值。一直到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了海洋的藩篱，台湾对中国的战略价值才真正凸显出来。
明确了这个特点，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朝鲜半岛的地理位置，便会恍然大悟。
这一条西接辽东、东入黄海的狭长半岛，是深入太平洋的一座大陆桥。当海洋文明强盛时，会循这条通道进入大陆——比如日本；当大陆文明强盛时，则会利用这条通道进入海洋——比如元朝。
可东亚最强大的中原文明奉行的是“长城”战略，它既不需要借道朝鲜去进攻海洋文明，也不担心有海上的敌人通过朝鲜进入大陆——在工业革命之前，没有一个海洋文明有足够的资源和技术能力，能威胁到中原王朝的生存。
所以在中原王朝的战略框架中，朝鲜半岛的地位十分尴尬：占了吧，没多大意义；不管吧，又不太好。它无论是从形状还是战略价值，都象是一块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用。早期半岛与中原关系史中的政权更迭与领土纷争，与这种尴尬、混乱的战略不无关系。一边“怎么打都不服”，一边是“怎么打都打不过”，两边都没想明白该拿对方怎么办，陷入打打停停的怪圈。
经过了数百年的磨合、反复与拉锯，一直到了公元六七六年，中原与朝鲜半岛才算找准了两者关系的定位。大唐承认朝鲜半岛的独立治权，而新罗王国则称臣事大——所谓的“事大字小”。
这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从此以后，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便被体制化了。朝鲜半岛从此再不用担心来自大国的军事、政治压力，保持着独立发展；而中原帝国则为自己找了一个听话的小弟，可以替自己看守一个不太重要的门户，省了许多麻烦。
当日本即将入侵朝鲜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大明的文武百官还在以老眼光看待朝鲜，认为是一场无关宏旨的藩属之战。他们的观点很简单：日本是夷狄，朝鲜也是夷狄，夷狄跟夷狄打架，犯不上去掺和。要跟这些人解释出兵朝鲜的战略意义是很费嘴皮子的，再说朝鲜还没正式请援，贸然出兵会被扣一顶名不正言不顺的大帽子，凭空给那些言官们提供炮弹。
但万历皇帝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以往鸡肋一般的“朝鲜”大陆桥，随着日本在东方的崛起，战略价值飙升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战争如对弈，必须要占得先机，方能有取胜之机。
可是大明这时候还不能动。
此时在宁夏，大明还在进行着一场国内战争。简单来说，宁夏之乱的起因是一个蒙古族的戍边明将哱拜与当地守军勾结，在万历二十年二月起兵叛乱。朝廷从四月份开始决定派兵平叛，战事已持续两个月，从辽东被调至宁夏的总兵李如松，正率领着辽东、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诸部，围着哱拜打得正热闹。
因此，万历皇帝煞费苦心地发布了这么一道谕令，事先布下一枚棋子，可谓是藏尽了机锋。
谕令里对辽东的出兵目的，用词很含糊，只说是“应援朝鲜”。这个词可解释的范围很宽泛：在鸭绿江接应朝鲜国王，算是应援；出兵平壤，也是应援；打到日本去，也是应援。用了这么一个微妙的词，实际上就给予了辽东这两支部队相当大的活动权限，不致被限制过死。
谕令接下来的部分更有意思。这两支部队还身负着一个具体目标：“仍发银二万两赴彼国犒军，赐国王大红纻丝二表里慰劳之”。
这两支部队进入朝鲜，是为了押解银子给朝鲜王室，给朝鲜国王带去赏赐礼品。这样一来，反对者的嘴就被堵住了。我又不是派兵去打仗，而是派兵去送礼啊，送礼你总不能拦着吧？送礼送到半路，碰到人来抢，那我反抗一下也是名正言顺吧？
一旦朝鲜局势陷入危急之时，让辽东部队便可以援引这条谕令，第一时间出手干涉。我去给国王送礼，现在国王被人打了，那我也得帮帮手不是？师出有名。
这正是万历隐藏在谕令中的真正用意。
就这样，万历在与群臣斗气建储之余，忙里偷闲地布了一招进可攻、退可守的闲棋。后来的战局发展证明，这一步闲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让壬辰战争在关键时刻发生了转折。
所以当我们研究这段时间的史料，会发现关于大明第一次出兵援朝的时间，与大明正式决定支援朝鲜的时间存在着矛盾，而且所有的史料里都语焉不详，遮遮掩掩。明军都打到平壤了，却还找不到皇帝或者兵部下达的任何明确命令，也看不出辽东地方哪里来的胆子竟敢擅自派兵出国。
现在我们明白了，万历早就作了出兵朝鲜的铺垫，只要拖到宁夏之乱平定，大明便能腾出手来收拾那只不知天高地厚的猴子。
这份命令很快通过兵部送到了辽东总督蹇达手里。蹇达看了半天，没体会到其中的精妙之处，皇帝的意思到底是让人揣着这两万两银子直接杀进朝鲜，还是等朝鲜人跑过来接济一下就算了？
他自己拿不定主意，便去找辽东巡抚郝杰商量。
郝杰是个神人，这个人最擅长的是督军，而且督得堂堂正正，教人只有佩服的份。隆庆年间，蓟州都督刘焘、巡抚耿随卿虚报战功，被他一本参倒；到了万历年间，他巡抚辽东，又跟辽东的地头蛇李成梁扛起膀子，把他的副将李宁折腾得灰头土脸。跟他过招的将领，没有不倒霉的。
最难得的是，郝杰是万历朝中，少数几个对日本人有兴趣的官员，没事搜集了许多关于日本的资料。后来他把这些资料攒在一起，跟别人合写了一本极其牛逼的书，叫做《日本考》。《日本考》比许仪后的报告要详尽得多，举凡日本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俗，不一而足。就连女人涂齿、种地节气之类的事，书中都有专题论述。书后头居然还附了一套完整的日文词汇表和日本诗歌选，其对日本国情研究功力之深，到了民国之前都没人能够超越。
在郝杰这种日本研究专家眼里，万历的这份谕令一看就透。他给蹇达解释了一下其中深意，蹇达恍然大悟，当即调派了手底下马步军一千多人，分成两部。六月七日派出第一部戴朝弁、史儒；又在六月十日派出了郭梦征、王守官一部。两部沿着鸭绿江附近游击，伺机而动。
六月十一日，日军跨过大同江。朝鲜人在平壤呆不下去了，一路仓皇逃亡。国王李昖痛感之前的求援力度太轻了，便任命礼曹参判兼大提学李德馨作为求援使，再赴大明。
之前李德馨曾经负责在大同江与小西行长谈判，虽然土地该丢的一寸没少，至少面子上还算处置得当。这次李昖派他，也是看中他的外交才能。
从更深的层次来讲，李德馨出身南人党，与柳成龙向来交好。他前往联络大明，就等于为南人党加了重重的一个砝码。这个伏笔，柳成龙早在平壤接待大明官员时，就埋好了。
李德馨星夜疾驰，只花了五天时间就跑到了中朝边境的鸭绿江畔。在那里，他看到了一支朝思暮想的大明军队。
原来大同江失守以后，辽东很快得到消息。按照事先商定好的方略，总督蹇达下令一直在鸭绿江游击的部队立刻进入朝鲜。
把人放过去以后，蹇达心里还是没底，催着郝杰再问问上头意思。郝杰为了安抚他，便给兵部发了封确认函，问说朝鲜局势糜烂，咱们到底怎么处置，您给个准话儿。兵部尚书石星很快覆文：皇上点头了，让你自己定（《神宗实录》壬辰年六月乙酉）。蹇达这才算彻底吃了定心丸，挑了一名叫祖承训的副总兵，担负入朝支援指挥。
六月十五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大明军队终于渡过鸭绿江，开始了漫长的援朝征倭之旅。
初次渡江的戴朝弁、史儒部一共是一千零二十九人，马匹一千零九十三匹（《宣祖实录》壬辰年六月十七日乙巳）。这是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常年在辽东作战，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而且指挥官军纪严明，进入朝鲜以后也没动群众一针一线。
他们在路上迎面碰到了请援使李德馨。李德馨一见天军，欢喜得快要晕了，赶紧恳求说你们快去救救我们国王吧，不然平壤就撑不住了——他不知道自己说的有点晚了，就在同一天，小西行长刚刚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平壤城。
戴朝弁和史儒在入朝之前，也没接到过明确的作战训令。现在人家求到头上来了，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去义州，因为义州是距离大明最近的朝鲜城市，是朝鲜王室一早就计划好的逃亡地。
拜别了戴、史两位，李德馨继续一路狂奔，在跨过鸭绿江的时候，他碰到了祖承训。李德馨又求祖承训赶紧出兵，祖承训却表现得很冷淡，说现在粮草尚未齐备，我军主力驻屯在凤凰城。他看李德馨哭得伤心，宽慰了几句，说国王好生待在义州，那里有史儒在。万一有什么变故，只要一天我就能赶到。
李德馨一看祖承训态度坚决，当下也不浪费时间了，直奔辽东而去。
到了辽东以后，他找到郝杰，趴到衙门门口嚎啕大哭，一口气上了六次书，请求大明出兵援救。（《再造藩邦志》）
李德馨不算孤单，他在辽东哭，还有一位使者在北京哭。这位使者叫申点，是前一年那一系列辩诬使者中的一员，战争开始前一直在北京公干。开战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石星把申点叫来兵部，责问朝鲜为何败的如此之速，申点一听，哇哇大哭，从此眼泪就没干过，几天之内哭遍了北京的各大衙门，间接促成了明朝对出兵的暧昧态度。（《乱中杂录》）
面对李德馨的滚滚泪水，郝杰安慰说你别哭了别哭了，我帮你去催一下，啊。
在郝杰的斡旋下，继戴、史之后，大明的后续部队终于源源不断地开进朝鲜。
六月十七日，郭梦征、王守官两员参将，统领五百零六人，马匹七百七十九匹，渡过了鸭绿江。
六月十九日，援朝军最高统帅副总兵祖承训率领一千三百零十九名士兵，马匹一千五百二十九匹，渡过鸭绿江。（《宣祖实录》壬辰年六月十七日戊申）
至此，大明之前部署好的军队，全部进入了朝鲜，总兵力近三千人，全是骑兵。
顺便提一句。在朝鲜人的史料记录里，把祖承训出兵的功劳算到了李德馨的头上。他们的记载里说天朝本来没有出兵的打算，是李德馨靠哭泣感动了郝杰，辽东都司这才在未请示朝廷前毅然派兵援助——这个，只能说算是朝鲜人民的美好想象了吧。
六月二十四日，国王李昖千辛万苦抵达了义州，与等候在此的大明军队会合。此时除了祖承训的主力还在路上，其他部队都已经集结完毕。
这一次的会面非常有趣。
明明是大明军队先到，可按照礼节必须是朝鲜国王出迎。所以明军先搬出城去，朝鲜王室搬进去，然后李昖再亲自去西门迎接天军到来。
他一看到郭梦征就哭了：“皇恩罔极”，意思是说万历皇帝对我实在太好了。郭梦征赶紧说：“朝廷的命令还没下来，我先过来帮忙。”说完先把两万两银子递过去：“陛下托我带给您的，您数数？”李昖连忙摆手：“数什么数，大明作事我还不放心嘛。”郭梦征说：“不行不行，您还是点点吧。”
于是这一位国王、一员参将就跟生意人似的，头碰头开始点钱。等把银子数齐了。郭梦征又说了：“日本人若是打过来，我们就迎战。你们准备好粮草就行了。”又问李昖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李昖玩了个小心眼儿：“我在义州，就等着天兵到达。至于接下来去哪里，我也没定呢。”（《宣祖实录》壬辰年六月二十四日）
其实他心里早就下决心了，只不过还没到说的时机。
等到第二天，李昖又跑到郭梦征跟前，劈头就是一句：“请天将帮忙，把满洲一半的船只调到鸭绿江这边，我打算投奔大明去啦。”（《宣祖实录》壬辰年六月二十三日）
郭梦征有点傻了，他接的命令是应援朝鲜，没听说过有内附这事儿啊？
再一问，才知道还真有这么回事。
原来早在六月十四日，李昖仓皇逃离平壤，半路上在宁边又跟大臣们开了一次会。
此时的李昖，已经彻底对局势失望，在会上又提起了内附大明的事儿。大臣们照例强烈反对，都说朝鲜还有大片土地可以去，干嘛投靠大明！但这一次李昖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谁劝也不听。
最后宁边会议作了两个决策，一是朝鲜正式致函辽东都司，咨询内附之事；二是让世子光海君率领一部分大臣，前往咸镜道作为分朝。李昖的用意很明显，我把儿子留在朝鲜，李朝也不算无主，我再去大明，该没人拦着了吧？
这篇写给辽东都司的咨文写得好：“…愿率宫嫔，内附上国。”江山社稷、大臣百姓、儿子儿媳妇，这些李昖一个都不要了，只打算带着几个后妃就走了，真是一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君王。
所以这次碰到郭梦征，李昖忍不住又提醒了一句。
郭梦征心想，这事我哪儿管得了，就把皮球踢给了守在鸭绿江旁的宽奠副总兵佟养正。佟养正把这份咨文转给了辽东都司。辽东都司一算时间，觉得这朝鲜人也败得太快了，大明调查团刚回来没几天，平壤就又丢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于是辽东都司的官员在咨文后头加了几句告诫：日本人一向很狡猾，如果他们藏在朝鲜内附的队伍里渗入大明，就麻烦了。转发给北京兵部。
在北京回复之前，辽东都司在六月二十六日先给李昖递了一句话，说如果时局真是糜烂不可收拾，国王可以暂时在宽奠堡驻跸休息。
李昖听到这句话，放心了，便在义州眼巴巴地等着北京的回复。他等的实在无聊，居然还写了一首诗，这诗写得合辙押韵，也算是有几分风骨，诗曰：国事苍黄日，谁能李郭忠。去邠存大计，恢复仗诸公。痛哭关山月，伤心鸭水风。朝臣今日后，宁复更西东。
结果李昖等来等去，北京的回复还没到，到了七月一日，却来一个调查团。李昖一听，差点喊了一句：“怎么又来了！”
为什么要说又呢？
原来在六月十八日，朝鲜君臣逃亡的车驾到了宣川，被人给拦住了。拦他们的人，叫宋国臣。他不是朝鲜人，而是辽东巡按御史李时孶派来的调查员。
辽东到处都在疯传，说现在的朝鲜国王是假的，其实是日本内奸，打算潜入大明内部。宋国臣以前曾经跟着大明使节出使过朝鲜，见过李昖，所以这次被派来验明正身。
李昖挺生气，再怎么说他也是一国之君，怎么能接受这种待遇。但辽东咨文口气十分严厉，他看了有点害怕，而且正一门心思想内附，不愿意在这些细节上惹大明生疑，就耐着性子让宋国臣左端详又端详。端详完了，宋国臣确认这是真的国王，不忘宽慰了一句：“放心吧，咨文里说的都是假设，不是真的责问（《宣祖实录》壬辰年六月十八日）。然后赶回辽东汇报去了。
所以在七月一日当李昖听到又有调查团来了，心里就有些烦，你们有完没完啊。大臣们赶紧劝慰，说这个使团级别很高，天朝相当重视，如果敷衍应对，恐怕会有不好的后果。
李昖一听，咬咬牙，忍了，接见。
这个调查团级别真的很高，首席差官是兵部派来的，叫黄应阳，他还有另外一重身份，乃是锦衣卫都指挥使。他的身边带了一名指挥徐一贯、一名游击夏时，都是直接从北京派来的官员，代表了大明兵部的意志。
黄应阳还有另外一重背景。当年谭纶与戚继光在江浙对付倭寇的时候，黄应阳曾任参谋，经验丰富，因此被选中前往朝鲜调查。
他们抵达义州以后，迎上来的是礼曹判官尹根寿。他是尹斗寿的弟弟，懂中文——不，应该说是会讲中文，这时候的朝鲜官吏和文化人个个都懂中文，使用的也是中文——尹根寿之前曾经主动请缨接待林、崔调查团，没被准许。现在朝中无人，李昖只好委任他来负责接待事宜。
尹根寿见到调查团，还没开口说话，黄应阳便直接开口说：“我们是来调查朝日合谋的事情。义州我们不呆了，直接去平壤，会会那些倭寇。你们想证明自己清白的话，找个大臣跟我们一块去。”尹根寿吓了一跳：“别啊，我们两国交兵，派大臣去了，岂不是羊入虎口？”黄应阳想想也是，便回答道：“那算了，你们不用去了，我们自己去。”
这事尹根寿也不敢答应，万一天使们有个三长两短，朝鲜可要背黑锅的。他赶紧从袖子里拿出两封信：“您看，这是倭寇写给我们的书信，您验看一下，不就知道真伪了么？”
这两封信都是小西行长写的，一封是给李德馨，一封是给朝鲜高层，都是劝降书。要说小西行长，还真是挺帮忙的，在这两封信里他自吹自擂，把从釜山登陆到平壤陷落的过程写的无比详细，最后还完完整整交代了日本驻朝鲜军团的分布表。
黄应阳久在军旅，熟于戎事。他把这两封信与大明得到的情报稍微一对照，便知道这些事是编不出来的。但他还想诈一诈朝鲜人，就说：“你这书信是假的。”尹根寿大惊：“不能！你看这纸和这字，都是日本人的。”黄应阳说你再拿一封出来，我就信。朝鲜朝廷赶紧翻箱倒柜，找出一封小西行长给李恒福的信件，赶紧送过去。
黄应阳把这三封信都收进袖中，说看来朝鲜果然是清白的，看来平壤我也不用去了。你们赶紧写一道文书，我尽快回去禀报石大人，早日派兵过来。尹根寿如释重负， 以为没什么事了，黄应阳又挥挥手，叫来身旁一个人：“还有件事得麻烦你，这是辽东来的画师，有人说你们国王是假的，我们想给殿下画个像带回去查验。”
尹根寿：“…”
第二天，李昖接见了这三位调查官员。甫一见面，李昖就哭开了：“你们看了日本人写的信么？”然后解释了一通，说朝鲜是又苦又惨，但真没和倭寇勾结。黄应阳听完以后，按着胸口感慨说：“一边挨着打一边受着委屈，你们可真不容易。”结果一句话说出来，李昖哭的更厉害了，身边大臣也都纷纷哭起来。黄应阳没想到他们反应这么大，赶紧说：“别哭了，我回去肯定跟朝廷汇报，把你们的委屈辩清楚。”（《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二日）
黄应阳不是什么坏人，还挺热心的。他见到朝鲜军兵败如山倒的战报，颇有同仇敌忾之感，主动把自己在浙江抗倭的经验给朝鲜人介绍了一番，说想要对付倭寇，不请浙军来是肯定不行的。说者无意，听者有意，朝鲜君臣记下了这句话，到后来就惹出了不少事非。（《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一日）
调查团走后，李昖望眼欲穿，盼啊盼啊，盼着内附大明的一天。结果到了七月十一日，大明的正式答复终于出炉了，一共有三点意见：一， 给我顶住。
二， 如果真是顶不住了，内附也可以，但不许呆在北京，只许留在鸭绿江的宽奠堡。人也不能多带，几百人顶天了。
三， 一旦朝鲜光复，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宣祖实录》二十五年七月十一日；《神宗实录》二十年七月；《再造藩邦志》）
在鸭绿江负责两国联络与粮草运输的总兵杨绍勋唯恐朝鲜人看不明白，特意又附了一封信给李昖，提醒说你是国王，你跑了朝鲜就全乱了，必须就地组织抵抗，千万别过江。
李昖接到答复，倒并没特别失望。他选择内附，是因为自觉穷途末路。现在大明天军已经奔赴平壤，复都计日可待。退一万步说，就算局势糜烂到不可收拾，大明不是也答应可以来附嘛，最多是住的地方偏僻点，身边的人少了点而已。
于是，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内附”争议，便在朝鲜大臣们撕心裂肺的反对和络绎不绝的大明调查团中平息了。李昖安安心心呆在了义州，作着诗，看着风景，再也不去考虑“内附”的问题，只等天朝大军帮他光复国土。
很快，他又收到了两个好消息，还有两个坏消息。
第八章 明军始动
就在朝鲜紧锣密鼓地迎接大明援军的时候，日本方面正痛并快乐着。
壬辰年整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大概是在名护屋的秀吉了。从第一军团登陆釜山开始，就不断有捷报传到日本。这些雪片般飞来的好消息就象是一块块上好的燃料，把秀吉本来就很虚荣之火燃烧得更加旺盛，让他彻底沉醉在自己的美梦之中。
他也确实有理由这么自信。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朝鲜已经完全落入日本的手中。此时朝鲜八道，都已经被日军的八大军团所占据。
其中毛利辉元的第七军团控制着庆尚道，这里距离对马岛最近，是侵朝军团与日本国内关键的联络通道；毛利辉元的叔叔小早川隆景在全罗道的崇山峻岭中继续奋斗着，之前日军推进的太快，这里还没来得及被完全控制，此刻成为了日本人的天敌——李舜臣的反攻基地。小早川隆景的第六军团肩负着扫清心腹大患的重任。
在全罗道上方的忠清道，福岛正则的第五军团有些郁闷地分散在各地。他与加藤清正同为日本战国著名军旅组合“贱岳七本枪”成员，加藤在前头攻城略地高声歌唱，他却只能在后头拾人牙慧做和声。
和他同样郁闷的，还有盘踞在江原道的第四军团毛利吉成。毛利吉成又叫毛利胜信，是跟着秀吉打天下的嫡系人马，论起亲疏来不在加藤、福岛之下。现在他也只能郁闷地跟在加藤屁股后头，半是羡慕半是庆幸地进行着伴奏。
宇喜多秀家的第八军驻留在京畿道，他坐镇朝鲜的故都汉城，把这里当成日军的总指挥部和未来的朝鲜总督府所在地。这一年秀家刚刚二十出头，还是个年轻人，整天在汉城胡作非为，连历代国王的陵寝都不放过，让朝鲜人又气又恨。
此时围绕在宇喜多秀家身旁的，是秀吉派遣来朝鲜的七位参谋：增田长盛、石田三成、长束正家、木村常陆介、前野长康、加藤光泰，他们七个人组成一个类似于长老团的团体，负责朝鲜军政两道的管理。
宇喜多秀家年纪太轻，只是挂一个总指挥之名，实际权柄均由这个长老团掌握。他们最急迫的任务，就是将朝鲜八道的土地按照日本的方式重新丈量、统计，以方便分封给诸位功臣，稳固日本在朝鲜的统治。
这事在日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八道国割”，意思是将朝鲜八道重新划分。
在更接近中朝边境的地方，日军三个先锋军团各自忙着各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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