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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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折腾，是比从前赚钱多了，可整个五脉牵扯到的利益太广太复杂，就不纯粹了。现在社会上总说一切向钱看，但咱们学会可不能一时眼热，为了眼前利益把招牌给毁了不是？五脉这么干，成了下场踢球的裁判，早晚得出事呀。现在社会上老说，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我一直愤愤不平。想不到咱们五脉也要向钱看了…”郑教授晃晃酒瓶子，“哎，不说了，不说了，说说你吧，你怎么想起来要关心《清明上河图》，这不是你的专业啊？”
“我不是跟您说了嘛，想提高一下文化修养。”
郑教授看了我一眼，把酒瓶子重重一搁，大为不满：“我虽然迂腐，但不傻。你真想研究这个，书店里的书多了去，何必追着要问鉴定者名单？”
“哎…这个…”我一下子没词儿了，最后无奈地叹了口气，看着他道，“我不想跟您说谎，这事儿现在还不能说。”
“跟许一城有关系？”郑教授眼神一凛。
我点点头，这不算撒谎，但我不能继续说下去了。素姐特意嘱托过我，暂时不可惊动五脉。老朝奉在里面不知道安插了多少眼线，所以我一个人都不能彻底信任。
以郑教授的智慧，应该能看穿我的难言之隐。他无言地看着我，先是嘴角嚅动几下，末了却什么都没说，只是拍了拍我肩膀，哑着嗓子说我不问了，等到时机成熟了你再告诉我吧。我知道他是想起药不然了，他最喜欢的学生，最后却成了叛徒，这对他的打击是相当大的，让他没法对我开口说你可以信任我。我歉疚地看了他一眼，举起杯子。
我们俩在沉默中碰了一下，各自喝了一杯，又嚼了几粒花生。大概是觉得气氛有些尴尬，郑教授开口道：“其实那份名单，也未必弄不到。”我抬头看着他，心里一阵感动。即便我不肯吐露真相，郑教授还是打算帮助我。我不知道这算是一种赎罪，还是一种信赖。
“郑教授，您不必勉强…”
郑教授一抬手阻住我的话，表示不必在意，然后说道：“想知道名单里都有谁，这个很难。但反过来想，你若心里有一个人选，想知道他在不在名单里，这个就相对容易点。”
我眼睛一亮，郑教授的话没错。如果我有特定目标，想知道他是否参与《清明上河图》的鉴定，可以有多种办法去求证，不一定通过名单。最简单的，是去问他本人，或者去查他当时的行程，或者询问他身边的人，总之手段多多。
“那你有人选吗？”
我想了一下，回答说：“嗯…没有特定的，不过应该是五脉中人。”郑教授放下酒杯，思考片刻：“书画鉴定肯定是刘家的事，而他们家有资格进专家组鉴定《清明上河图》的，就那么有限的几个人。这个你别管了，我去帮你打听——不过你想看《清明上河图》实物，这个我就没办法了。”
“这个我自己想辙，哪能老是麻烦您呢。”我赶紧说。不过心里却十分失望。这次返回首都，我要查出老朝奉的身份，也要验证素姐的猜想。两者缺一不可。钟爱华的报道，还在郑州压着，可等不了我太久。
“非得看实物不可吗？书店里也应该有高清画册卖吧？或者琉璃厂弄一卷原大尺寸复制品，问题也不大。”
我摇摇头，这就和鉴宝一样，不可能对着张照片就妄下结论，得亲眼看见东西，才能定真伪。再说，那些所谓的高清图册和复制品，清晰度都不行，看不到细节——而重要信息往往就隐藏在细节里。
“不是实物，哪能看得那么清楚啊。”我喃喃道。这是我计划里最关键的一环，不容出错。
郑教授见我一脸失望，把杯中啤酒一饮而尽，打了个酒嗝，嘿嘿一笑：“你有没有试着找过‘图书馆’？”
“哪个图书馆？北图还是国图？”
“都不是，‘图书馆’他是个人。”
郑教授的表情变得有点神秘莫测。
在我眼前，是一条僻静混乱的小路，两侧都是些洗发店、杂货铺和几家小饭馆，旁边还有一个砖砌的临时厕所，用白灰歪歪扭扭写着“男”和“女”，阵阵味道从砖空里散发出来，和洗发屋里声嘶力竭的录音机声混杂在一起，构成一场怪味交响乐。路面坑坑洼洼的，坑底堆积着颜色不一的垃圾，车一过就会掀起一阵灰尘。远处一列绿皮的火车鸣笛，然后从这些低矮的建筑群中呼啸而过。
这里是首都南城的一个小村，离丰台不远。京城素有东贵西富北贫南贱的说法，有说是清朝以来的传统，有说是四九城的风水。如今北边已经有所改善，唯独南城，发展始终不阴不阳，往南边稍微走上几里，京城的富贵气就陡然收敛，怎么都脱不了破落二字。
我要去的地方，是在这小胡同的尽头。那里有一个小院，院门是铁皮包裹，锈迹斑斑，此间主人显然没怎么尽心打理过。我推门进去，先吓了一跳。在这方院子里，除了停着一辆人力三轮车以外，只有书，铺天盖地的书，几乎没落脚的地方。我粗粗扫了一眼，古今中外什么书都有，花花绿绿眼花缭乱。
“图书馆在吗？”我扯着脖子喊了一句。
“在。”
在书山之中站起一人来。这人穿着身褐色的夹克衫，叼着烟卷，腰上还绑着一个旅游腰包。我仔细端详，这家伙跟我年纪差不多大，人长得跟中学几何题似的，特别规整，脸是标准圆形，两个三角眼，一个梯形鼻，嘴唇薄似一段线段。
“你就是图书馆？”
“有话快说，我正忙着呢。”图书馆不耐烦地回答，顺手从旁边扯来一段纤维绳，弓下腰，手里一翻，一摞书在一瞬间就被捆好了。
郑教授昨天说过，这人脾气不太好，但却是个奇人。从他的外号就能看出来——图书馆，里头全是书。这家伙是倒卖二手旧书的，只要是旧书，管你是善本孤本还是大路货，无所不收，门类极杂，没他弄不到的书。北京搞学术的，都知道图书馆，有时候大学书库里查不到的冷僻资料，到他这来问，往往能有意料之外的收获——“只要你问对问题。”郑教授临走前这么叮嘱我。
于是我也不跟他客气，开门见山：“你这儿有《清明上河图》吗？”
图书馆停下手里的活，站在书山顶居高临下鄙夷地望了我一眼：“话都不会问。我这儿《清明上河图》有几百种，书上的、杂志上的、谱上的、海报上的，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清明上河图》的真本。”
图书馆像看白痴一样看着我，一挥手：“你走吧，我这儿没那玩意儿，你得去故宫偷。”
我换了一个问题：“你这里有没有和真本完全一样的复制品？”
“没有。”他连想都不想就回答道。
我一阵失望，忽然想起郑教授的叮嘱，又问了第三遍：“我能不能在你这里看到真本？”
这次图书馆一点也没犹豫：“能。”
我糊涂了，这三个问题，根本就是彼此矛盾。他这里没有真本，又怎么给我看到真本？我正迷糊，图书馆从书山上跳下来，拍拍夹克衫上的灰，朝我伸手。我也伸手过去，跟他握了握。图书馆先是愕然，然后愤怒地甩开：“谁他妈说跟你握手了？钱！老子说的是钱！”
我知道这事肯定不会毫无代价，但没想到他这么直截了当地提了出来。
“多少？”
“两万，让你看见真本。”图书馆吐出个数字。
我差点没抓起本书去砸他，拦路抢劫啊这是！两万块，这还只是看真本的价，漫天要价也不是这么个要法。图书馆见我犹豫，抓了抓鼻子：“有钱就拿，没钱就滚，别耽误老子做生意。”
“你这也太贵了吧？能不能便宜点？”
“你想要看的东西，就我这儿有，你还非看不可。我不赚你的钱赚谁的钱？对不起，一分不降。”图书馆一点也不忌讳，大大方方地说道。他看我脸色铁青，从腰袋掏出一迭票子，伸了伸舌头，蘸着口水数了起来。点了一回，他拿个橡皮筋套好，在我面前扇了扇：“你们这些读书人，平日里假装挺清高，好像书一沾钱就俗了，说白了还不是舍不得出钱？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只有钱才是最美好的东西，藏书的都是傻逼。”
在我的印象里，和书接触的人，要么是姬云浮那样的带着儒雅，要么就像郑教授那样带点痴气，哪怕本性贪图富贵，也多少会遮掩一下。我来之前，还在想图书馆对藏书如此精通，说不定是一个嗜书如命的疯子，却实在想不到居然是这么一个人。
图书馆斜着眼，咧开嘴道：“我知道你嘴上怕得罪我不说什么，心里把我鄙视得要死。甭担心，只要你出钱，就算把我骂得狗血淋头，这生意我也跟你做。”
“就算做生意，也讲究个等价交换。你这两万，开得太离谱了。”
图书馆耸耸肩：“我认钱，可不代表我不识货。《清明上河图》是什么东西，搁到国外，卖个几百万都没问题。”
“但我只是看一眼而已。”
“所以才收你两万。”
“你先告诉我怎么看。”我不肯相让。图书馆鼻子里喷出一声，不再理睬我，转身要往屋子走。我大喝一声：“你若是不告诉我，我就举报你去！”
图书馆停下脚步，转回头来：“举报啥？我的书都是正路收来的。”
“这本也是吗？”我从旁边的书堆里拿起一本《龙虎豹》。这本书和阎山川床底下发现的那本差不多，混在一大堆杂志里，估计是图书馆收上来以后，还没时间挑拣。
“这是别人打包卖给我的。”图书馆眼睛盯着封面，然后又挪开了。
“你说我去派出所举报你私藏淫秽书刊，警察会信谁？我可告诉你，最近可正严打呢。”
图书馆没想到我来这么一手，两个三角眼都快瞪成四边形了。我俩这么对峙了一分钟，他终于恨恨一跺脚：“你够狠，跟我来吧！”果然要对付这种唯利是图者，就得打其软肋。我跟着他进了屋子，屋子里同样摆满了书，四面墙有三面都是接天连地的大书架，上面乱七八糟摆放着大量书籍。
图书馆也不给我让座，自顾自走到书架前，摇头晃脑，指头在虚空中一排排书架点过去，嘴里还念念有词。我问他干吗呢。他说检索。
我随他的目光去看，这书架上的东西可够杂的，从画报杂志到《毛主席语录》，从脏兮兮的《推背图》到民国小学课本，从商务印书馆译名著再到《芥子图画传谱》，琳琅满目。在中间有四个大书架，上面的东西以黑、黄、褐等颜色为主，没有封面，灰扑扑的。
“你这儿还真是什么书都有啊…”我大为感慨。
“书有什么稀奇，我告诉你，我之所以这么牛逼，是因为我除了书以外，还收各种档案。”图书馆说。
“档案？”
“人们对书挺尊重，对档案却不怎么重视。一出动乱，就丢得到处都是。盛宣怀牛不牛？留了一批盛档，多贵重哇，结果现在星流云散，十不存一。我专收这类东西，你想找什么银号的账本、赫德的海关档案、张学良的电报密码本，咱这都能给你挖出来。原先这些档案没人问津，现在倒值钱了，那些研究历史的老先生们，都得过来求我。嘿嘿，钱可不少收。”
他一边絮叨着，一边来回检索，最后把目光落到了一个书架的最上端。他搬来几摞书，高低摆成一个台阶，然后踏上去，伸手在书架上掏啊掏啊。忽然一阵灰尘响动，上面一叠东西噼里啪啦地掉了下来。有八几年的挂历，有黑乎乎的碑拓，甚至还有两张发黄的《人民日报》。图书馆跳下台阶，从里面翻找出一个大牛皮纸袋子。
这牛皮袋子是典型的机关档案袋，颜色有些发暗，估计很久没打开了。图书馆拿给我看，我看到封面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局”几个正楷大字，下面还有一行手写的毛笔字：“《清》鉴图档馆存第一号乙备。”上面还盖着一个大大的文物局红戳，不过略有褪色。
我的心脏咚咚跳了起来，看来这是《清明上河图》鉴定组的工作档案。不知道这里面，会不会有我想要的东西。
“呐，你看到了？”图书馆没好气地抖了抖档案袋。
“这里装的是什么？”
“你不认字啊？这是《清明上河图》在文物局留的资料备档，里面都是实物照片。”
“又是照片啊…”我叹息一声，看来这趟又是无用功。《清明上河图》的照片在市面上铺天盖地，能用的话，还用得着跑来这里查？
图书馆把档案袋一收，不屑道：“你懂什么？我收的档案，能和别人一样么？我告诉你，这是鉴定时用的原始资料。古画不能长时间曝光，所以当时在鉴定前，用专门设备从多个角度拍了几十张高清照片，细节纤毫毕现。大部分鉴定工作，其实是对着照片进行的。鉴定结束以后，这些照片也就存档入馆，放在文物局做备份。前几年文物局清理档案，不知哪个白痴把它扔了出来，被我捡了个大便宜。市面上那些复制品的精度，能跟这母本比？”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图书馆说他没有真本，但却可以让我看到真本了。既然这些原始照片可以满足鉴定组的专家们的要求，那么对我来说，一定也足够了。我想到这里，兴奋地要去拆档案袋，图书馆却轻轻一撤，把它收了回去。
“我只答应告诉你怎么看，可没答应让你看。你现在看到东西了，可以放心了吧？两万块，我把它卖给你。”
“可两万实在是有点太多了…”
“你可以不看嘛。”图书馆笑眯眯地把档案袋搁到身后，然后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凶光，“你别打举报的主意，你敢去派出所，我立刻就把它扔炉子里烧了烤肉串用。”
我陷入两难境地。不是我舍不得出这两万块，而是这价格实在太离谱了。这些照片，只是要拿去验证一个未确定的猜想而已。我望着图书馆贪婪的眼神，突然想到，我从来没告诉过他我找照片的目的。他之所以敢叫两万的高价，是观察到了我进院以后的急切神情，觉得一定能吃定我。
这在古董行当，叫作见人敬茶。有经验的老店主，就算对这客人背景一无所知，只要观察他看一件古玩的表情，就大致能判断出他是真心想要还是聊胜于无。据此报价，无有不中。
想到这里，我伸出两个指头：“两万我是真出不起。两千块，我在这里看完，您再拿回去，如何？”
这下轮到图书馆犹豫不决了。两千块不算少，能买下几车书了，而我要求的，仅仅只是看一眼照片，等于说这两千块他是白拿。可他又有点不甘心，从两万变到两千，落差有点大。不过当图书馆看到我摆出一副“谈不成老子就走了”的表情后，终于还是妥协了。与其开一个把买主吓走的天价，还不如赚这两千块来得实在。
图书馆犹豫再三，总算勉为其难地答应了。这一场博弈，双方都用了心思，总算是皆大欢喜。他是白赚，而对我来说，花两千块换来老朝奉的软肋，也是极划算的。
我身上没带那么多钱，出去银行提了现。等我取钱回来，图书馆已经收拾出了一个小书桌，把档案袋搁在上头，还配了一把剪刀、一枚放大镜和一盏橘黄色的小台灯，居然还有一杯冲好的橘子水。这家伙市侩归市侩，服务精神真是没得说。
我把钱交给他，图书馆唾沫星子横飞地数完，下巴一摆道：“那你就自己在这儿看吧，我不打扰你，爱看多久看多久。那杯橘子水是白送的，饿了想吃东西就得另外掏钱了。”说完推门出去，把我一个人留在屋子里。
屋子重新恢复了安静，无数本破败的旧书环伺四周，颇有一种“乌衣巷内老雕虫”的感觉。我扭亮台灯，用剪子仔细剪开档案袋的封口，从里面哗啦啦倒出几十张彩色照片。这些照片大部分都是十二英寸的规格，少数几张七英寸的，相纸很厚，摸上去有一种麻皮感。
当时彩色照片在国内还很罕见。1949年开国大典的时候，当时担任筹备委员会秘书处处长的童小鹏从香港拿到一卷彩色胶卷，拍下了开国大典唯一一张彩照，然后还要千里迢迢送到香港才能冲洗。而《清明上河图》的鉴定是在1951年，居然已经用了彩色冲印技术，可见国家的重视程度。
这套照片都是在自然光下拍摄的，每张的右下角都用墨水写着一个号码。我排了排顺序，编号为1的照片是《清明上河图》画卷的平铺全景；下面的十几张是俯拍的画卷分段特写，细节清晰，笔触纤毫毕现，还附了一把尺子。这些照片联在一起，恰好就是一幅完整的《清明上河图》。再往下，则是各种角度的特写，就连题跋、隔水、天头、地头这些画面以外的东西都没遗漏，甚至还有几张是举起原图，让阳光透射过来，以便看清其中绢层纹理。
拍摄者对书画显然很内行，镜头涵盖到了方方面面。看完这一整套照片，对《清明上河图》真本的情况基本就可以了然于胸了。这幅画在照片里保持着原始状态，绢色发灰，上头残缺、漏洞之处不少，还有些污渍，可见在东北没少受苦。
可惜我不是红字门出身，对书画的了解有限。大部分照片对我来说，除了赞一声足够清楚以外，也说不出其他什么门道。好在我不是来鉴定古董的，而是按照素姐给我的指示去验证几个疑点罢了。
我很快挑拣出一张照片，这张拍的这段画面，位于汴梁闹市后排一处轩敞瓦房，看样子像是个赌坊，四个赌徒围着一张台子在扔骰子。我想起王世贞的那个故事，拿出放大镜，却发现台上骰子清晰可见，四个赌徒的脸部却模糊不清，五官涂污，根本无法分辨口型是张是合。
我拿着这张照片端详了半天，然后从怀里取出一张《清明上河图》的印刷品。这是我在美术商店买的《中国历代名画集》中的一页，铜版纸印制。这是市面上最通行的版本，无论是中学历史课本、美术史学术专著还是旅游图书，都是用的这版。该画下面有一个标注，注明此画是复制自故宫收藏的真本——当然，画面是远不及这套照片清楚。
在这个版本里，我把放大镜挪到同样位置，立刻顿住了。我看到那个赌坊里的赌徒们五官清清楚楚，口型撮成圆形。
我一瞬间口干舌燥。
当年汤臣之所以能看破《清明上河图》赝品的破绽，是靠赌徒的口型。真本口型为撮圆，赝本口型为开口。
1951年的真本原始鉴定照片里，赌徒五官已被污损；而在通行版本里，同样部位却恢复了原状，变成了撮圆口型。技术上，这不难做到，故宫有专门的技师对画幅进行修补。但修补恰好发生在这一关键部位，是不是有点过巧？看起来就好像是故意遮掩些什么。
修补之前，赌徒到底是什么口型？撮圆还是开口？
我觉得喉咙有些干，拿起杯子将里面的橘子水喝了一半，继续翻找照片，很快翻到专拍题款特写的那几张。
中国的古代收藏家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在自己收藏的画卷上留下钤印或题跋，写写心得体会什么的，跟现在去旅游景点随手乱刻“某某到此一游”性质差不多。后人只要查看这些印记，就可以看出书画的大致传承，和看一个人的履历差不多。
《清明上河图》的第一个收藏者是宋徽宗，他亲自题了画名，还钤了双龙小印。可惜这部分的绢布已遭人盗割，早就看不到了。好在其他的题跋都在，一个个数下来，从张著到明代大学士李东阳，再到陆完、严嵩，一直到溥仪盖的三印，历历在目，清清楚楚，记录了这一幅国宝的坎坷历程。
可我从头到尾数了三遍，有一个人的题款却始终找不到。而这个人的，本该是不可或缺的。
就是这幅画的作者，张择端。
准确地说，张择端的名字在画卷上出现过。但那是在一个叫张著的金朝人的题跋中提到的：“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金明池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
据素姐的老师说，鉴定组就是凭这一点认定张择端是作者，进而确认为是真本的。严格来说，这种手法属于循环论证。张著说作者是张择端，所以这卷画是真的；因为这卷画是真的，所以张著说的作者是对的。
作者本人在呕心沥血的作品上不留名字，却要等百年之后由一个金人说出来历，这岂非咄咄怪事？
而且我之前做过一点功课，台北故宫藏有一卷《清明上河图》，是清代画院五位画家在乾隆朝临摹仿制的，其上有“翰林画史张择端呈进”的题款。仿本尚且有此，真本岂会遗漏？
我把照片和放大镜都放回到桌子上，身子朝后一靠，闭上眼睛，思绪万千。
素姐说得没错，这两点仅仅只是疑点，还不足以盖棺定论认定《清明上河图》是假的。但这些质疑，足以掀起一阵大波澜，引起全国媒体关注。只要让《清明上河图》重新公开接受鉴定，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到时候老朝奉以及他那些罪恶勾当，一定会被迫曝露在阳光下。
这就好像警方不一定有犯罪分子的确凿证据，只要寻个足够将其羁押的理由，再慢慢审出真相来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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