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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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象在庐江意外地被李术杀死，种辑接替了他的位置，这条线仍旧维持着运作。

曹操对于严象的被杀，态度很是暧昧，证明他对于严象的效忠程度，心存怀疑。这也从一个反面证明，严象究竟效忠的对象是谁是个问题。

于是，经过严象的联络，二桥游走于许都与庐江之间，按照夫君（可能是周瑜）定下的策略，积极筹划与北方保皇势力的联系，最终促成了袭许与刺曹的终极计划。

问题来了，如果二桥与孙策关系如此亲密，为何还要寻求焦仲卿和李术的协助呢？

二桥留在庐江这件事，对于孙策来说，应该是绝对的机密，不能轻易泄露。于是二桥在联络时便隐瞒了自己的身份，种辑也罢，董承也罢，严象也罢，他们只知道居住在庐江的“秦罗敷”，而不是孙策、周瑜的妻子“二桥”。如果“秦罗敷”自己亲自为许都联系孙策，无异于自曝身份，为了不暴露真实底细，如我前面推测的那样，“秦罗敷”只能大费周章地通过焦仲卿－李术，来为许都与孙策牵线。

这是二桥自我保护的措施，同时也为最后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当孙策被刺之后，计划彻底夭折，二桥便彻底从人们视野里消失了。无论是《魏书》还是《吴书》，对这一对姐妹的下落都讳莫如深，只留下了极少的资料，这恐怕是当权者为了掩盖她们身后秘密的缘故吧。

最后很堪玩味的，是当时的太守李术的态度。

焦仲卿同时为两条线奔走，忙得一定脚不沾地。他是个有公职在身的人，长久不履行职责，居然没有遭到任何责罚。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李术本人也参与了针对孙策的刺杀，并默许了焦仲卿在水底下的一系列活动。这从李术在孙策死后立刻据兵自立的举动来看，不无可能。他盼望自立太急切了，急切到已经无法等待。

而李术杀严象，也变得顺理成章。

严象忠于汉室，来到庐江的真实目的是希望能与孙策联手，这是李术所不愿意见到的。而最妙的是，严象本人的官方身份，又是曹操委任的扬州太守，于是李术便可以毫无顾忌地杀死严象，对外则可以解释说是防止曹操势力在江东的扩张，不必招致怀疑。

由此来看，李术替自己儿子向刘兰芝求亲，不过是为了控制焦仲卿的一个手段罢了。他用这种方式告诉焦仲卿：“你的老婆在我手里，可不许出去乱讲话。”这实在是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李术以自己的心思去揣摩焦仲卿，却永远理解不了这些“为主守节”义士的决心。

※※※

等到三月三十日，焦仲卿安排完刺杀，赶回庐江，满心以为大仇得报，可以安心过日子了。可等待他的，却是李术的屠刀。李术为了灭口而杀掉了他，为了掩人耳目又杀掉了刘兰芝，把现场伪装成自杀，对外宣布两人是殉情自杀。

而这时候，周瑜已经把二桥及时转移出了皖城，否则孙权将面临极大的被动。

老百姓们不知道其中险恶的内幕，一般更倾向于相信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于是，通过对《孔雀东南飞》和《陌上桑》两首诗结合历史上若干疑点与矛盾的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真相。

建安年前，孙策攻破庐江，太守陆康因此病死。忠心耿耿的府吏焦仲卿决意为陆康报仇，却一直有心无力，只得隐忍不发。在这期间，他娶到了新婚妻子刘兰芝，两人相敬如宾。只是焦仲卿偶尔会向妻子透露自己的心愿，感叹不能酬志。

建安四年，孙策二度攻破庐江，任命李术为庐江太守。这时候，孙策或者周瑜见到了桥家的两位女儿，大张旗鼓地娶走了她们，然后又偷偷送回到庐江，以“秦罗敷”的身份隐居下来，两人共饰一角，以便可以随时外出联络。

在许都，曹操的势力和汉献帝的势力都为江东突然崛起的孙策而感到惊讶。汉献帝阵营认为这是制衡曹操的好机会，而曹操以郭嘉为首的幕僚们则认为孙策将会是个潜在的巨大威胁。在这两方面的努力下，扬州太守严象前往庐江，而为两家结亲的报聘使者也络绎不绝。

很快严象来到庐江，他表面属曹党，却忠心汉室。他与“秦罗敷”建立了联系，并商定出了袭许刺曹的计划雏形。很快李术发现严象的真实企图，心怀野心的他将严象杀掉，而“秦罗敷”则幸运地逃脱了，并与长水校尉种辑重新设立了管道。

与此同时，曹操派来江东报聘的使者团也路过庐江。其中一个人是郭嘉暗藏的密使，他成功地联络上了一心想为陆康报仇的焦仲卿。

“秦罗敷”应种辑的要求，以采桑为名，与李术做了第一次接触。李术身份敏感，没有亲自前往，而是派出了焦仲卿与之联络。“秦罗敷”向焦仲卿和盘托出了董承、种辑的计划，希望他能联系孙策，与董承配合反曹。可她（们）没想到的是，焦仲卿一听到孙策这个名字，复仇的火焰熊熊地燃烧起来。

在李术的默许下，焦仲卿一面与“秦罗敷”虚与委蛇，为孙策和董承的配合穿针引线，一面与许都联系，向郭嘉汇报了这件事。郭嘉将计就计，委托焦仲卿联络江东豪族，准备刺杀孙策。焦仲卿还从“秦罗敷”那里得到许都密谋的详细情报，他把这些都传给了郭嘉。

到了建安五年初，曹操根据郭嘉的情报，先发制人，董承等人被杀，刺曹计划夭折。这个消息传到江东，让太守李术有些惊慌，他唯恐孙策知道自己暗中的勾当，就故意唆使焦仲卿的母亲挑拨焦仲卿和爱妻刘兰芝的关系。不明真相的焦母这时还想为“秦罗敷”和焦仲卿说亲，反被焦仲卿一口拒绝。“秦罗敷”意识到，形势已经恶化到了一定程度。可她们还没意识到焦仲卿的异心已经对孙策产生了威胁。

李术故意为自己的第五个儿子求亲，并定了婚礼的日期，三月三十日。李术通过这种方式，暗示焦仲卿要尽快杀掉孙策，否则妻子难保。李术并不了解，即使他不胁迫刘兰芝，焦仲卿要为故主报仇，也会全力以赴。

到了三月三十日，焦仲卿获得了孙策前往丹徒的确切情报，他让许贡门客埋伏在指定地点，然后心急如焚地赶回庐江，希望能赶上婚礼，向李术讨回爱妻刘兰芝。

李术见暗杀计划已经发动，焦仲卿再无用处，便先伪造了刘兰芝自杀现场，然后让焦仲卿“自挂东南枝”，以此掩盖自己在这起谋杀中的作用。他甚至有意识地在皖城开始传播焦、刘二人坚贞地爱情故事。

皖城百姓，听到这故事无不潸然泪下。而深悉内情的“秦罗敷”听到这个故事时，立刻意识到大局已败。此时无论她们做什么，都无法挽回孙策的危机了。

建安五年四月初，孙策在丹徒遇刺身亡，至此江东威胁曹操的计划彻底破产。而李术则借孙策之死举兵自立，“秦罗敷”或凭借自己的才智，或出于周瑜的接应，顺利地逃出了皖城。

皖城旋即为孙权所攻破，城内军民或屠或徙，星流云散，再没有人注意到“秦罗敷”的消失，也没有人能够回想起焦仲卿这几年的异常举动。

“秦罗敷”回到江东，恢复了大桥、小桥的身份。可她们的经历实在太过敏感，孙权湮灭了几乎全部的证据，大桥被安置在不为人知的隐秘角落，不见于任何史书，而随周瑜的小桥也被警告要三缄其口。

等到周瑜病死之后，小桥携遗孤回到庐江这个伤心地，并安静地死在了故乡。至今庐江县城西郊尚有小乔墓，旧称乔夫人墓，俗名瑜婆墩，与城东周瑜墓遥遥相望。

而《孔雀东南飞》与《陌上桑》，未尝不是这两位才貌双全的女子，在被人遗忘前所创作的诗篇，试图通过这种隐晦的方式，向后世之人传达着自己曾经存在的证据。

谁能想到这一个伪造的爱情故事背后，还隐藏着如此波谲诡诈的政治纷争呢？

认真你就输了。

风雨洛神赋

『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京兆金祎、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人在许都发动叛乱。曹操的心腹王必身死。一个帝国的政治中枢居然发生了近臣叛乱，而且还是发生在刘备与曹操在汉中大战之时，关乎曹魏的生死存亡，这已经不能用警卫疏失来解释。

这种叛乱，必然是经过了长期酝酿、筹备和组织。所以它虽然爆发在建安二十三年，策划却应该是在更早的时候。

比如建安二十二年。

在那一年，邺城的太子妃恰好正因为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即将完成而变得特别高兴。这两者之间，很难说没有什么因果联系。』

公元二百二十二年，魏黄初二年。曹植从邺返回封地鄄城的途中，写下了一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曹植说自己在途经洛水时邂逅了传说中的伏羲之女洛神，极尽描摹这位佳人的风采神姿，字里行间充斥着强烈的倾慕之情。他就像是一位陷入疯狂热恋的年轻诗人，把所能想象得到的最美好的词汇，都毫不吝惜地加诸在这位女子身上。

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洛神赋》。其中诸如“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之类的描绘，已成为千古名句。

很多人都知道，在《洛神赋》的背后，还隐藏着一段众所周知的曹魏宫闱的公案。据说曹植对曹丕的妻子甄妃怀有仰慕之情，《洛神赋》里的洛神，其实就是暗指甄妃，曹植借着对洛神的描写，来释放自己内心深处最为炽热却被压抑已久的情感。

唐代李善在《昭明文选》后的注解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最初想娶甄妃的是曹植，结果却被曹丕抢了先，曹植一直念念不忘。在甄妃死后，曹植入朝去觐见曹丕，曹丕拿出甄妃曾用过的金缕玉带枕给他看，曹植睹物思人，大哭一场。到了晚上，甄后之子曹叡摆宴请自己叔叔，干脆把这个枕头送给他。曹植揣着枕头返回封城，途经洛水时梦见甄妃前来与之幽会，有感而发，写成此篇。

从文学角度，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可惜的是，它终究无法取代真实的历史。

这个故事破绽很多。历史上的曹丕，是个出了名的小心眼，对自己的弟弟向来欲除之而后快，七步成诗的故事人人皆知。曹植被他死死囚禁在封地大半辈子，最后郁郁而亡。其他兄弟如曹彰、曹衮、曹彪等人，处境也是一样凄惨。

曹丕这种防兄弟如防贼的态度，就连陈寿著史时都有点看不下去，评论说“待藩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

这样一个男人，如果知道弟弟觊觎自己老婆，不怒而杀之已属难得，怎么可能还会把老婆遗物拿出来送人呢？——何况送的还不是寻常之物，而是暧昧之极的枕头。后世李商隐揶揄这段典故，写了一句诗：“宓妃留枕魏王才。”可见枕头这东西，是很容易让人产生不良联想的。曹丕再缺心眼儿，也不会这么主动把一顶绿帽子戴在自己头上。

由此可见，李善这个故事，有太多他自己想当然的发挥。

不过，这个故事也并非空穴来风。读过《洛神赋》的人都知道，赋中有着情真意切的心绪和细致描摹，让人很难相信曹植只是一时兴起去歌颂一位虚无缥缈的仙子，而不是在寄情隐喻。

曹植对甄妃的感情，不是妄谵之言。这份感情，虽然史无明载，但却可以被史料间接证实。而这个证实的契机，就是《洛神赋》的原名。

根据史料记载，《洛神赋》的原名叫做《感鄄赋》。历代许多研究者认为，曹植在黄初二年被封鄄城侯，次年升为鄄城王，因此赋成此篇，以兹纪念。

这看起来言之成理，可惜却是不正确的。汉赋之中，以地名为篇名的并不少见，如《二京赋》《两都赋》《上林赋》等等，却从来没有任何一篇是以“感＋地名＋赋”的格式命名。

更深一步分析。鄄城在今山东西南，曹魏时属衮州济阴郡；而洛水则是在陕西洛川，两处相隔十分遥远。曹植在一篇名字叫《感鄄赋》的文章里，却只字不提鄄城，反而大谈特谈渡过洛水时的经历，这就好像在《北京游记》里只谈黄浦江一样荒谬。

除非《感鄄赋》醉翁之意不在酒，别有所感，这个鄄字另有含义。

心细的人可能会发现。在《三国志》里，这个地名一律直书“鄄城”，如《程昱传》载“张邈等叛迎吕布，郡县响应，唯鄄城、范、东阿不动”。可到了范晔写《后汉书》的时候，每提到鄄城，却都写成了“甄城”，其下还特意标明注解“县名，属济阴郡，今濮州县也。‘甄’今作‘鄄’，音绢”。

“鄄”字与“甄”字形几乎一样，从垔（yīn）。“鄄”字读成绢，而“甄”字在当时并不读“真”，按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记录，甄字居延切，与“鄄”的发音基本一样。《史记》里，既可以写成“晋伐阿、甄”（《司马穰苴传》），又可以写成“膑生阿、鄄之间”（《孙膑传》）。可与《后汉书》同为例证，证明甄、鄄二字，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可以通用互文的。

曹植既然志不在鄄城，“鄄”又和“甄”通用，那么《感鄄赋》其实等于是《感甄赋》。而这个“甄”字究竟指的是什么，指的又会是谁呢？

黄初元年，甄妃触怒曹丕，因此失宠；就在同一年，曹植莫名其妙地写了一篇《出妇赋》，中有“痛一旦而见弃，心忉忉以悲惊……恨无愆而见弃，悼君施之不终”之句，句句暗扣。其时曹植本人没遭遇什么变故，突然发此感慨，又是意有何指？

黄初二年，甄妃在凄惨中去世；就在同一年，曹植的监国谒者灌均给曹丕上了一份奏折，密告“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于是曹植被贬为安乡侯，次年又被远远地撵到了鄄城。到底是什么事情能让曹植心神大乱，以至于醉酒闹事到“劫胁使者”这么失态？

如果这些证据都还是捕风捉影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事实，却是板上钉钉：曹丕与甄妃的儿子曹叡即位之后，下诏改《感鄄赋》为《洛神赋》。若不是怕有瓜田李下之讥，对自己母亲名节有损，我想曹叡也不会特意去关注一篇文章的名字。

可见曹植写赋借洛神之名缅怀甄妃一事，基本可以定案，只是没有李善说得那么夸张罢了。他利用自己的才华玩了个鄄、甄互换的文字游戏。也许这时候会有人要问，你绕了一大圈，除了论证出曹植确实对甄后怀有感情以外，岂不是一无所得吗？

并不是这样，这只是一个开始。

证实《洛神赋》中的洛神为甄妃后，另外一个巨大的矛盾便缓缓浮出水面。

曹丕是识字的，文章写得极好，与曹操、曹植在文学史上并称三曹。曹植在甄、鄄二字上玩的这么一个浅显的文字游戏，曹叡尚且看得出来，何况曹丕。前面说了，曹魏对藩王的限制，是极其严苛的，稍有举动就会被无情打击。面对这么一个小心眼的哥哥，曹植还敢写这种东西，莫非他不要脑袋了么？

事实比猜测更为离奇。《感鄄赋》面世之后，史书上没有记载曹丕对此有任何反应。要知道，在前一年，明明曹植只是喝醉酒，监国谒者都要打小报告给曹丕，曹植这次公然调戏到了自己媳妇头上，曹丕居然无动于衷，实在太不符合逻辑。

当两段史料产生矛盾时，要么是其中一段史料是错误的，要么是两者之间缺乏一个合理的解释。

《三国志》的记载是可信的，而《感鄄赋》也是真实的。既然两者都没问题，那么只能是解释方法的错误。也就是说，围绕着《感鄄赋》，甄妃和曹丕、曹植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夫妻二人加一个精神第三者这么简单。

简单介绍一下甄妃的生平。她是中山无极人，名字不详，后人因为《洛神赋》里洛神别名宓妃的缘故，把她叫做甄宓。严格来说，这是不对的，不过为了行文方便，下文姑且如此称之。

甄宓生得极为漂亮，十几岁就嫁给了中原霸主袁绍的儿子袁熙。袁绍失败后，曹军占领邺城，曹丕闯进袁氏宅邸，一眼就看中了甄宓，欣然纳入房中。甄宓为曹丕生下一儿一女，即曹叡和东河公主。后来曹丕称帝，宠幸郭氏，甄宓年老色衰备受冷落，屡生怨谤，竟被赐死。死时被发覆面，以糠塞口。再后来曹叡即位，杀郭氏以报母仇。

表面来看，甄宓与曹植之间没什么纠葛，两人年纪相差十岁，最多是后者对一个成熟女性的青春期憧憬罢了。

好在曹植是个文人，文人总喜欢发言议论，所谓言多必失。在反复查阅中，我终于在曹植写给曹叡的一封书信中，发现了一条微弱的线索。这条线索非常晦涩，可当我们把它从历史尘埃中拎起来时，它所牵连出来的，却是一连串令人瞠目结舌的真相。

曹植是一个有雄心的人，他对自己被软禁而无所作为的境况，感到非常郁闷。史书上说他“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意思是曹植觉得自己的才干没有得到发挥，上书希望能为朝廷做点事。

曹丕是指望不上了，侄子曹叡也许还有得商量。于是，在曹叡即位后的第二年，曹植给曹叡上了一道疏。在他的这份疏里，曹植挥斥方遒，慷慨激昂，嚷嚷着要杀身靖难，以功报主，实在是一篇文采斐然的好文章。其中有这么一句：

〖臣闻明主使臣，不废有罪。故奔北败军之将用，秦、鲁以成其功；绝缨盗马之臣赦，楚、赵以济其难。〗

这句话不太好理解，里面一共用了四个典故。“奔北败军之将用，秦、鲁以成其功”典出秦将孟明视和鲁将曹子，这两个人屡次打了败仗，却始终受到主君信赖，后来发愤图强，一战雪耻。“绝缨盗马之臣赦，楚、赵以济其难”中盗马典出秦穆公。秦穆公的一匹马被山贼偷走，他非但没生气，反而说吃马肉不喝酒容易伤身体，于是送了坛酒给这些偷马人。山贼们很受感动，在秦、晋交战中救了秦穆公一命。因为前句已经用了秦，而秦君为赵姓，所以这里用了赵字互文。

以上三个典故，都是古籍里常见的。真正有意思的，是第四个典故：“绝缨”。

绝缨这个典故出自楚庄王。据《说苑》记载，楚庄王有一次宴请众将，日落不及掌灯，席间漆黑一片。有人趁机对楚庄王的姬妾动手动脚，姬妾情急之下扯下他的冠缨，告诉楚庄王说只要点起灯来，看哪个头上无缨的，就是骚扰者。楚庄王却吩咐众将把冠缨都扯下来，然后再点起火把。数年后，楚庄王表彰一位杀敌极其勇敢的将军，将军坦诚就是当年绝缨之人，为了报答主君宽厚之恩，方舍身杀敌。

臣子给主君上书的时候，典故是不能随便乱用的，否则就是诸葛亮所说的“引喻失义”，让人怀疑你对主君老婆起了不良念头。曹植对甄宓的感情，性质上与绝缨一样，都是对自己主君的老婆心怀不轨。对此曹叡心知肚明，还亲自改过《感鄄赋》的名字以避闲话。现在曹植突然不避嫌疑，堂而皇之地甩出了这个典故，颇有点向曹叡示威的意思。

紧接着这个典故，曹植又写道：“臣窃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臣独何人，以堪长久！”这句话就近乎赤裸裸的威胁了：“我兄弟曹丕已经死了，曹彰也挂了，我算什么人，居然能苟活到现在。”重点就在于“臣独何人”四个字的正话反说，明明是在向曹叡强调：我是因为有特殊理由，才能活到现在的。而这个理由，曹叡应该是十分清楚的。

曹植怕自己这份奏章不被通过（原文“植虽上此表，犹疑不见用”），不忘最后补了一句：“呜呼！言之未用，欲使后之君子知吾意者也。”这句话表面上是递进关系，其实是一个伪装了的虚拟语态。不是“就算我的奏章没被采用，也好歹能让后世之人知道我的心意”，而是“如果我的奏章未被采用，那么后世之人可就会知道我的心意了”。

在这封信里，曹植用“绝缨”这个典故，明里暗里是在提醒曹叡：我和甄宓之间发生过类似“绝缨”的事情。对照接下来那两句语带威胁的口吻，所谓“绝缨”事件恐怕不是什么儿女私情，而是不能宣诸于口的极秘之事，这件事不仅牵扯到曹丕、曹彰之死，而且还是曹植这么多年来的保命符，是足以掀动曹魏朝野的大炸弹。

所以曹植才在最后来向曹叡开出条件：如果“言之未用”，那么我可就要“使后之君子知吾意者”。

曹植不愧是一代文豪，这封信是一个相当有技巧性的隐晦暗示。在其他任何人眼中，它不过是篇言辞恳切辞藻雅驯的文章，唯独曹叡才能读懂其中的微言大义。

而曹叡是如何回答的呢？曹叡的回信没有记载，不过他很快就下诏，把曹植从雍丘徙封到了东阿。用曹植自己著作里的描述，雍丘是“下湿少桑”，而东阿则是“田则一州之膏腴，桑则天下之甲第”。可见这一次的徙封，是破格优待。

面对一位藩王的威胁，皇帝非但没有采取报复手段，反而下诏优容待之。如果曹叡不是圣人的话，那只能说明他是心虚了。这样一来，也能够解释为何曹植写成《感甄赋》之后，曹丕明知其情，却毫无反应，他是不敢反应，因为他和自己儿子一样心虚。

曹植一提甄宓的名字，这两位帝王就讳莫如深。可见曹植和甄宓之间，绝非毫无交集，而这个交集，就是奏章里所谓“绝缨”之事。

史书上没有曹植和甄宓接触的记载，不过却可以通过两人的履历来加以印证。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年底，曹操东征孙权，当时随他去的有卞夫人、曹丕，还有甄后的两个孩子曹叡与东乡公主。甄后却因为生病，留在了邺城。而同时留在邺城的，还有曹植。

本来这也没什么，你住你住的太子府，我住我的藩王邸，两不相涉。可曹操在出征之前，却对曹植说了一番奇怪的话：“我当年做顿丘令的时候，是二十三岁，回想起当时的所作所为，至今仍然无愧于心。你今年也二十三了，可要自己加油啊。”（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

曹操二十三岁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大造五色棒，巡游街道，看到有犯禁之人，无论有无背景，一律活活打死。显然，曹操是希望曹植也这么做。

这就奇怪了。曹操当时所处的环境，是汉末混乱时期，豪强横行，有此一举理所当然。可建安二十一年的邺城，治安相当良好，能出什么事？

除非曹操嘱咐曹植留神的，不是什么治安事件，而是政治事件甚至叛乱。所以曹操拿自己在顿丘令任上的所作所为做例子，勉励曹植拿出狠劲来，该出手时就出手。曹植在此时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内务部或者安全局的最高领导，在曹操和曹丕远征期间确保大后方许都、邺等几个重镇的安全。

而这时候甄宓在做什么呢？《魏略》记下了这样一件小事：曹操在这一次东征时，不光带着自己老婆卞夫人，还带走了甄宓的一儿一女。一直到次年的九月，大军才返回邺城。卞夫人回来以后看到甄宓光彩照人，很奇怪，问她说你跟你儿女离别这么久，应该很挂念才对啊，怎么反而容光焕发更胜从前呢？甄宓回答说：“有您照顾他们，我还担忧什么呢？”（自随夫人，我当何忧！）

这个心态是很可疑的。儿行千里母担忧，儿女随军出征，就算是有可靠的人照顾，当母亲的最多是“不担心”罢了。可史书上描述此时甄宓的状态，用的词是“颜色更盛”。注意这个“更”字，说明甄宓的面色，比与儿女离别时更加光彩照人。换句话说，自从建安二十一年她公公婆婆丈夫儿女离开以后，甄宓非但毫不担忧，反而一直很高兴。

人逢喜事精神爽，人的心理状态会如实地反映在生理状况上。本该“不担心”的甄宓，却变得“很高兴”，说明甄宓高兴的，并不是儿女出征一事。那么她到底在高兴些什么呢？

在这之前，曾经有一次卞夫人随军出征得了小病，甄宓听说后彻夜哭泣，别人告诉她只是小病，已经痊愈了，甄宓继续哭，不相信，说这是卞夫人安慰自己。一直到卞夫人返回邺城，甄宓望着她的座位哇哇大哭，说这回我可放心了，把卞夫人感动坏了，连连称赞她是孝妇。

这两件事都是相当高明的马屁，高明到有些肉麻和做作，很有些王莽式的谦恭。就连裴松之都质疑说：“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因此这些行为说明不了甄宓是孝妇，只能证明她有智慧，工于心计。她越是处心积虑地讨好卞夫人，越证明她是在掩饰些什么，图谋些什么。

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京兆金祎、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人在许都发动叛乱。曹操的心腹王必身死。一个帝国的政治中枢居然发生了近臣叛乱，而且还是发生在刘备与曹操在汉中大战之时，关乎曹魏的生死存亡，这已经不能用警卫疏失来解释。

这种叛乱，必然是经过了长期酝酿、筹备和组织。所以它虽然爆发在建安二十三年，策划却应该是在更早的时候。

比如建安二十二年。

在那一年，邺城的太子妃恰好正因为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即将完成而变得特别高兴。这两者之间，很难说没有什么因果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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